對上海工人來說，從五四運動(1919年)到三次工人武裝起義(1926-1927年)是動蕩不寧的歲月。中國城市居民對世界大勢的了解日益加深，有助于將工人運動與國內及國外政治經濟形勢聯系起來。當時國人最關注的問題——國恥、軍閥主義、通貨膨脹——為原本分散的工人隊伍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合作條件。促使工人斗爭政治化的因素乃是新生政黨的活動，其成員多為在“新式”學校受過教育的愛國學生。然而，正如這些活動家們將要發現的那樣，工人們由于文化傳統和斗爭經歷各不相同，其行為方式千差萬別，只有部分人對外來干部的動員作出積極反應。

　　共產黨、國民黨和西方學者一樣，都認為五四運動乃中國近代史的分水嶺【1】，在1919年命中注定的那一天，成千上萬的中國學生走上北京街頭，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簽訂的凡爾賽和約發出憤怒的抗議。和約中關于將中國北部省份山東實際上變為日本殖民地的條款激怒了學生。示威者抗議政府屈服于日本侵略的行徑，一股熾熱的民族主義浪潮奔涌而出，迅速流遍于中國大地。

　　知識分子不是惟一的被愛國情緒感染的群體。6月5日，北京大規模逮捕學生的消息傳到上海，有6萬名工人舉行了罷工，各商店隨之關門，全城陷于癱瘓。首先受影響的是日屬棉紡織廠，但工人罷工不久便波及到造船、市政、印刷、煙草、運輸等行業。這個中國最大工業城市為期5天的癱瘓迫使北京政權對為時一個月、僵持不下的學生抗議行動作出讓步，政府作了公開道歉，釋放了被捕學生，解除了3位與巴黎和談有關官員的職務，拒絕簽署凡爾賽和約。【2】

　　盡管政治家與知識分子被工人階級政治斗爭的新景觀搞得一籌莫展，上海的“五四”罷工并不意味著工人綿延不息的行動和組織傳統有了新突破。罷工期間，人們熟知的城市團體在迅速動員工人階級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

　　在工匠中，同鄉會、行會和原始工會起著領導作用。寧波同鄉會在推動甬籍工商業者抗議方面尤為積極，其激發愛國熱情的舉動可以追溯到半個世紀前與法國人斗爭一事。[1]各行各業的熟練技師包括鐵路機匠、自來水廠工人均在其公所行會的支持下舉行罷工，商務印書館的印刷工人也在同義會的激勵下大量卷入【3】。原籍上海、寧波、紹興和蘇州的印刷工人迅速加人。不久，建筑工人也接踵而至。【4】坐落在老城咸瓜街的參業公所在罷工開始時正準備慶祝其行業神的誕辰，聚餐的分子錢都捐獻給了這場愛國事業。【5】

　　對缺少技術的工人而言，工廠工頭起著關鍵的中間作用。有十多名在外國棉紡織廠工作的工頭號召工人結成團體(約有200名工人)，抵制洋貨。[2]青紅幫的表現尤為突出。6月5日，兩幫頭子開會，決定讓他們控制下的所有小偷扒手參加總罷工。乞丐們也被命令在罷工期間暫停乞討;乞丐們的日常飯食由丐幫頭子提供。甚至有報道說，有些妓女唱起愛國歌曲，“停牌歇業”。【6】

　　技術工人與非技術工人的差別也反映在他們的公開示威行動上。6月10日發生的兩件事可以做個比較。在滬東，約有500名普通工人聚集在一個鄰近的小廟準備出發。大多數參加者都手執木棍和方布，一如農村抗議者的習慣。當廟里的人為他們在布上寫好字后，他們就像農民起義者那樣將布扎在木棍上。但當工人們看到警察排列在通往公共租界的路上阻擋他們前進時，其首領便叫大家解散回家。這群抗議者立即丟棄了他們剛剛準備好的旗幟，四散回家。【7】相反，同日在老城由工匠舉行的一場罷工中，每位工匠手執一面自制的旗幟，昂首闊步，行進在所有的主要大街上。正如一家報紙帶著明顯的驚訝口吻所說的：“盡管他們是匠人，他們的演講極得人心，他們懂禮貌，有紀律。”【8】

　　這種抗議方式上的差異并不妨礙技術工人與非技術工人在此民族危機時刻采取一致行動。而且，許多工人甚至對開展持久合作表示出興趣。6月12日，當罷工浪潮漸息之時，有2000多名技工、工頭和普通工人聚集在四明公所，即寧波旅滬同鄉會。在那里，他們決定成立一個工人組織，將罷工進行到底。【9】

　　當時的觀察家們也許未曾充分認識到這一工人行動主義發生發展的深層原因，但他們無一不被覺醒了的工人階級的政治潛力所震撼。早期共產主義工人運動的領導者李立三在罷工爆發后不久寫道：“在五四運動以前幾乎沒有認識群眾力量，到了五四運動以后，一般進步青年，便受了這個浪潮的沖擊，認識國民革命前途，必須喚起廣大的群眾來參加，尤其是工人群眾。”【9】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像他們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兄弟一樣，上海工人階級很容易被喚起。正如詹姆斯·克羅寧(James Cronin)評論的那樣：“自相矛盾的是，這場戰爭是以國際主義的消亡為開端的，又以國際范圍的罷工浪潮結束。”【11】就像在歐洲一樣，遍及中國的罷工浪潮部分地是極度通貨膨脹的產物。【12】但是，無論是歐洲工人還是中國工人所要求的遠非增加工資;他們還提出了組織上的和政治上的要求。

　　歐洲與中國的罷工戰略具有類似之處并非偶然。一戰期間，約有l萬多名中國工人被歐洲工廠招募，以取代那些上戰場的人們。戰爭結束，從戰場歸來的歐洲人重新取代了中國人，后者回到中國時已經掌握了很好的斗爭技巧。[3]

　　舊的罷工方式與新的世界性意識相調和在這一時期的罷工中表現明顯。該市油漆工人于1919年10月舉行罷工時，他們首先在公所里舉行由來已久的儀式，在神祇面前焚香禱告，然后發表聲明稱：“全世界的工人都在要求增加工資。而且，許多國家的工人每日僅工作8個小時，不像上海漆工，從早上一直干到晚上。”【13】

　　對世界其他地方的工人運動了解得越來越多，促使上海工匠采取了越來越勇敢的行為。工會組織的不斷增加便是這一進程的結果之一。1920年初，在藥王廟舉行了一次總集會后，該市5000名中醫藥劑師成功地舉行了一場要求增加工資的罷工。爾后，為了保衛勞動成果，他們仿效外國人的樣子，成立了一個“友誼聯合會”。【14】

　　上海的戰后罷工浪潮使左翼知識分子感覺到有必要深入到工人階級中去。【15】與此精神相符合，陳獨秀——未來的共產黨締造者——在1920年初來到上海。至當年5月，在第三國際使者維經斯基的指導下，陳獨秀發表了對該市工人狀況的綜合調查報告，并聚集一批年輕的激進分子，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準備發起一場進步的工人運動。【16】

　　來自浙江省的學生——浙江旅滬學會在五四罷工中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成為這一中國共產黨先驅團體的主要成員。【17】到年底，這些富有朝氣的組織者已經在共產主義旗號下建立了兩個工會。也許并非巧合的是，這一突破發生在機器業和印刷業，兩者均以來自浙江的工匠占絕對多數。【18】新工會反映了江南工匠長期以來的愿望。上海機器工會，最初的參加者約有70人左右，都來自造船、紡織等行業。他們在其成立宣言中宣稱，堅持學徒制和互助的傳統。【19】

　　上海，既是中國的工業都會，又是工人罷工傳統的溫床，回顧起來，似乎還是新型中國共產黨的當然發源地。但對當事人而言，情況遠非如此。正如陳獨秀在中共一大于該市召開的近一年前所寫的關于上海社會情況的系列論文中所指出的：

　　上海社會，分析起來，一大部分是困苦賣力毫無知識的勞動者;一部分是直接或間接在外國資本勢(力)底下討生活的奸商;一部分是賣偽造的西洋藥品、賣發財票的詐欺取財者;一部分是淫業婦人;一部分是無惡不作的流氓、包打聽、拆白黨;一部分是做紅男綠女小說、做種種寶鑒秘訣、做冒牌新雜志騙錢的黑幕文人和書賈;一部分是流氓政客;青年有志的學生只居一小部分，——處在這種環境里，僅僅有自保的力量，還沒有征服環境的力量。……我因此聯想到國民大會如果開得成，總以不在上海開會為宜(著重號為引者所加)。

　　上海社會是哪一種人勢力最大?從表面上看來，政治的、經濟的大權不用說都在西洋人手里，但社會的里面卻不盡然。大部分工廠勞動者，全部搬運夫，大部分巡捕，全部包打聽，這一大批活動力很強的市民都在青幫支配之下。去年學生運動時(指五四運動——引者)的大罷工已經顯現出他們的威信……他們老頭子的命令之效力強過工部局……消滅他們之根本辦法，惟有使各業工會在法律上都公然成立……在這一點看起來，上海工會發達不發達，不僅是勞動界利害問題，簡直是上海全社會治安問題。【20】

　　無論陳獨秀的意見如何，上海仍然成為1921年7月中共成立大會的召開地。這個新型政黨頒布的第一個綱領開頭便寫道：“本黨的基本任務是成立產業工會。”【21】次月，為了實踐綱領內容，中共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書記部里最積極的成員、一個名叫李啟漢的學生，業已顯示出組織工人的極大才能，他在此前一年即已協助創立機器工會和印刷工會。但是這些工會是建立在早有框架的行會的基礎上的。為了打破只在有文化的工人中打轉轉的局面，在比較缺少技術的廣大無產階級中開展工作顯得尤為迫切。正如一位早期活動家所指出的：

　　工作的開始，是遇到了不少困難的……(最難對付的是青紅幫)。最后我們決定把幾個同志設法加入青幫或洪幫;但是在當時我們同志都是學生出身，如果要上臺去講一套，下臺來寫一套，倒還有人;如果要到青幫里去拜老頭子，到洪幫里去做小兄弟，先要低首下心去學他們的清規戒律，然后再轉彎抹角，開展工作，那真是誰也沒有那個耐心，而且也不容易找到那個門路。【22】

　　幸運的是，在共產主義工人運動的發展過程中，李啟漢(也許值得注意的是，他來自湖南省)有著極大的耐心，在幫會中開展工作。作為一名共產黨創辦的工人補習學校的教師，李與一名紡織女工建立了密切聯系，后者是一名幫會成員。她將這位年輕的馬克思主義者介紹給了她的青幫師傅，后者歡迎李啟漢加人青幫。在其深入紡織和煙草工人中開展工作時，這種關系證明具有極大的幫助。到1921年底，李在這兩個產業部門已站穩腳跟，建立起左傾工會。【23】

　　保守派的挑戰

　　并不只是共產黨人在尋求組織上海的工人階級。國民黨政治家和工廠工頭為了其自身利益同樣熱衷于打通工人行動主義的渠道。五四運動后的次年，這類人物在上海成立了十多個工會。【24】盡管他們的努力是有限的，卻表現了“五四”總罷工以后激發起來的對組織工人的普遍興趣。在改良主義的影響下，還出現了自立“工會”，如“實業振興會”，由一位紡織廠工頭和一位學校校長發起，接受大生鐵廠老板的指導。該團體在一家新式紡織廠發行股份，但最終只有一架織機投入生產。【25】這類團體的另一個是上海職工聯合會，該會在1919年10月的一場罷工中遭到干涉，此次罷工發生在三新紗廠，罷工者要求增加工資，工人應擁有每周休息的權利。【26】第三個是中華全國工界協進會，該會每周發表演講，發行了一份報紙，辦了一個工人業余學校。在該會成立儀式上，國民黨顯要如胡漢民、戴季陶和廖仲愷均發言表示支持，該會負責人是一位與粵籍政客有著密切關系的資本家。該會還有更雄心勃勃的設想，如建立工人診所和信貸部等，但終于未能實現。【27】

　　在一定程度上，上海剛剛出現的共產主義運動可以與這些保守派合作。例如，陳獨秀就曾參加過幾個“招牌工會”——正如后來中共正統史學的稱呼一樣(又叫“冒牌工會”一譯者注)——的成立儀式。【28】對保守的勞工團體提出的于1920年5月1日在上海聯合慶祝第一次國際勞動節的倡議，共產黨也表示支持。盡管警察局關閉了預定的慶祝場所，但仍有約5000名工人聚集在附近的一個公園里，高呼“勞工萬歲”以及關于三班制、八小時工作制等要求。【29】

　　共產主義革命家可從改良團體提出的改善工人權利的主張中獲益，但兩者并非不存在緊張關系。在幾位招牌工會領袖的操縱下，1921年11月召開了一次大會，討論將全市工會在一個單一組織的保護之下加以合并的可能——包括那些中共支持下的工會。雖然李啟漢和另一位共產黨代表參加了這次會議，但是，當他們提出的幾項要求遭到拒絕時，他們便離開了會場，以示抗議。【30】

　　“五四”以后上海工人運動的特征是：激進派與保守派之間的合作與沖突方式不斷轉換。即便是在這早期階段，黨派之間的對立在由不同的成分組成的工人中間也有著鮮明的表現。1922年，一場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由外來組織者掀起的罷工浪潮席卷該市。工人斗爭非同尋常的水平——因為緊接在勞動組合書記部成立之后——往往被說成是正在壯大的共產黨影響的結果。【31】確實，有許多證據來支持這種觀點。例如，當年持續最久的罷工(堅持達27天之久)是由金銀器業工人發動的，具有共產黨員身份的工匠成立了一個俱樂部，工人們要求資方予以承認。【32】此次罷工的一位參加者后來回憶道，罷工的中堅力量是工匠(90%來自寧波)，他們對自己的待遇不像那些銷售其產品的白領職員感到不滿。[4]雖然l922年這場由技術工匠發動的罷工歷時最久，但在規模上不是最大的。規模最大的罷工是由1萬名非技術性繅絲女工發動的，領導者不是共產黨，而是與國民黨政客關系密切的幫會中人。

　　對共產黨人來說，不僅保守派的挑戰令人煩惱，軍閥的鎮壓更是他們控制工人運動的障礙。1923年2月7日，軍閥對勞動組合書記部領導的京漢鐵路工人罷工進行的血腥鎮壓嚴重危害了全國的共產主義事業。正如書記部領導成員之一的鄧中夏后來回憶的那樣：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便在上海做職工運動，但是，總做不起來，做起來一點，便又覆滅。1922年冬，日華紗廠、英美煙廠與金銀業的所謂三角同盟罷工失敗以來，什么也沒有，僅僅還保有很小一部分的印刷工人和機器工人，再加上一部分店員。“二七”失敗的消沉期中，簡直沒法活動。【33】

　　二七罷工中，有35位罷工者在軍閥吳佩孚及其盟友的三次主要襲擊中喪生，那以后，勞動組合書記部停止了活動。工運主導權再次落到保守的工會領袖手里，其中的許多人喜歡與幫會和國民黨右派保持密切聯系。【34】

　　統一戰線

　　1924年初，國民黨與共產黨宣布結成統一戰線，政治氣氛煥然一新。統一戰線允許共產黨人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并在新成立的國民黨中央工人部的統一領導下恢復工運活動。兩個政治競爭者的正式合作使上海工人階級很快動員起來。1924-1925年間，上海有國民黨黨員4448名，其中職業為“工人”者幾近1/3(1482人)。在那些標明身份者中，來自寧波和其他江南地方的機器工人、木匠、技工、印刷工人和男性紡織工人的數量很大。學生在上海國民黨黨員中占了絕大多數，其中有很多著名的共產黨工運領導人。【35】

　　在很大程度上，推動工人運動新高潮來臨的動力大部分來自上海大學。上海大學成立于1922年10月，校長是于右任，一位參加過辛亥革命的同盟會會員;副校長是邵力子，身兼國民黨黨員和共產黨黨員。該校從一開始就是國共兩黨的一項冒險事業。該校很快就贏得了行動主義的名聲，吸引了全國各地有抱負的青年。來自浙江的學生最多，他們也是校園中出現的許多同鄉會中政治觀點最激烈的。【36】

　　1923年夏，上海共有43名共產黨員，分為4個小組，其中之一就在上海大學。上海大學的黨小組有11名黨員，包括鄧中夏、瞿秋白等有影響的黨的中央委員，他們擔當起了領導工人運動的重任。1924年1月的國共臺作宣言為這類活動提供了更多的支持和保護。該小組據此指示所有的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加入國民黨，并同意國民黨在該大學成立一個地方支部。【37】

　　在統一戰線的保護下，上海大學的師生開始關注勞工界。新成立的社會學系引人注目，瞿秋白和鄧中夏要求學生們將課堂中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與工人運動實踐相結合。這些學生中的一位便是楊之華，她很年輕，來自浙江，當過小學老師。進上海大學不久，她與瞿秋白結婚，后來成長為上海工人運動中的一名著名人物。動員工人的最初渠道是工人夜校。到1924年夏，中共上海大學小組為工人們踴躍入校的熱情所鼓舞，開辦了滬西工友俱樂部，作為進步的工人一學生的聚會場所。【38】

　　上海大學工人夜校辦得成功的最初例子是劉華，他是中華書局的一位印刷工人。在中華書局當了3年學徒后，劉華進人上海大學工人夜校，3個月里，鄧中夏和瞿秋白發展他加人中國共產黨，幾個月后，他當上了滬西工友俱樂部的主任。俱樂部設于紡織廠集中的小沙渡地區的中心地段，他將工作重點放在該地區各日屬棉紡廠的工人身上。

　　中共組織紗廠工人的一個關鍵人物是內外棉廠的工人陶靜軒，陶既是俱樂部成員，又是共產黨員。與絕大多數共產黨組織者不同的是，陶靜軒出身于苦力勞動者——他原籍湖北，還當過碼頭工人。陶首先著手在廠內聯絡五大幫口首領(安徽幫、湖北幫、蘇北幫、山東幫和紹興幫)，最終讓他們盡棄前嫌，在廠后的一座小廟里舉行結拜儀式。在互換帖子、喝過雞血酒后，五人共拜陶靜軒為“大哥”。【39】他們的工作成效很快得到證明。1925年2月，內外棉八廠發生罷工，抗議廠方用女工取代50名男工，其中有幾位是俱樂部成員。【40】工人們四出聯絡，使俱樂部得以將罷工擴大至22家日商工廠，并領導成立了一個總罷工委員會，組織糾察隊，向罷工工人發放補貼。【41】

　　與在他前面的李啟漢一樣，陶靜軒發現，要有效地動員無產階級，就必須借助人們熟知的團結方法，甚至包括一些“封建性”習俗，諸如結拜盟誓之類。李、陶二人都不是江南人，但都能利用非技術性工人——大多不是江南人——的同鄉忠誠。【42】近年，中國學者開始承認，初期共產黨組織者在吸引婦女加人自己的事業時遇到了很大困難，他們認為：“由于封建傳統的束縛，女工都帶有依附性，缺乏戰斗精神。”【43】然而，從19世紀以來紡織女工的斗爭傳統(參見本書第三章)來看，此種解釋缺少說服力。盡管其行動的步調很少被共產黨干部提及，實際上有許多女工卷人了20世紀20年代的罷工浪潮。由于只是注意到婦女特殊的條件和關系，如在煙草業中開展女工工作的楊之華(參見第七章)，故非技術性工人看起來對中共沒有多大熱情。

　　所以，盡管統一戰線使共產黨人在工人運動中獲益很多，但仍存在許多缺點。國共兩黨的合作并未消除雙方所有的分歧，即便當共產黨已成為國民黨的一部分時也是如此。國民黨“右派”反對兩黨合作，極力阻撓激進工人運動的發展。這種阻撓往往直接采取卷人勞工事務的方式——通常是通過支持保守工會表現出來。幫會控制的勞工組織如南洋煙草公司的工會或是繅絲女工中的工會往往是最有可能插手的。1923年8月，上海工團聯合會成立，將32個這類工會團體緊密聚合在國民黨右派的周圍。【44】這種組織給激進的勞工運動帶來阻礙，在2月的紡織工人罷工中即已暴露出來——當時聯合會的一位領袖將罷工消息告訴了日本方面。[5]

　　來自國民黨右派的威脅是當時共產黨人必須面對的一個問題，1925年1月，中共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通過的職工運動決議案中指出：

　　民族革命運動時期中職工運動里，尤其在現時工會有公開的可能的時候，不但是對于國民黨的關系應當非常注意，便是普通的工會里也很容易發現各種反動派……國民黨右派現在有集中這些反共產派于自己之手的陰謀……此種階級斗爭的進行，必然能打倒工會各種反動派，尤其是國民黨右派的勢力……我們應竭力設法到國民黨的工人部里去工作，以便借此改造國民黨之工會為階級斗爭的工會，而80筑成統一的工人運動。【45】

　　這種努力到1925年5月1日召開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時取得了成效。與三年前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相比，此次會議遭到了國民黨右派的抵制。保守派的缺席(以及國民黨在其領袖孫中山去世后陷入混亂的情形)使得共產黨得以放手準備此次會議。結果，大會批準了全國總工會的成立。總工會表面上是國民黨的一個機構，但實際上掌握在共產黨的手中。【46】

　　統一戰線在中共的嚴密控制中得到鞏固，進而更加強了馬克思主義組織者按照自己的政治意圖領導工人運動的力量。這一結果很快就在上海紡織業中得到了驗證。1925年2月的罷工剛剛結束，李立三就在滬西工友俱樂部召開上海紗廠工會聯合辦事處和各紗廠工會負責人聯席會議，決定組建上海紗廠工會聯合辦事處委員會，項英為主任，劉華為副主任兼宣傳主任。該組織領導了1925年5月爆發的、富有歷史意義的罷工。5月15日，即新一輪罷工開始的次日，內外棉七廠的一名男工顧正紅(2月罷工中俱樂部的一位積極分子)在工人與廠方的對峙中被日本大班槍殺。此次事件被共產黨干部很好地利用起來，極大地激發起人們對工人烈士的同情。5月24日，劉華發起有數千工人參加的顧正紅烈士追悼大會。【47】有位記者估計參加者達1萬多人。他說：“我敢說，此次上海無產階級大集會可以說是史無前例的。參加者十分之九是工人。”【48】5月30日，廣大同情者——絕大部分是工人和大學生——聯合舉行大游行。一位親身經歷此次事件的郵政工人(也是一位黨員)回憶道：

　　我們這支隊伍一共有三十來個人，絕大多數是職工，有郵局的職工，有雕花工人，有鐵廠工人、搖襪工人、紅木工人和其他手工業工人，還有估衣店員和洋行職員，此外，就是中小學教員。其中多數是“大學”(共產黨員)、“中學”(共青 團員)和靠攏我們黨的積極分子。也有一些是國民黨員，但右派分子一個也沒有來，還制造緊張空氣，說什么“去不得”，“去了一定會出毛病，不要上共產黨的當”。我們有好幾個同志，一面咬著大餅，一面談笑，大家在譏笑那些右派嘴上講得漂亮，實際上進行破壞的無恥行為。每個人都作好了犧牲的準備，準備被捕關起來，可是絕未想到會有別的意外發生。【49】

　　然而，出乎人們意料的事發生了，英國巡捕向示威者開槍射擊，造成10人死亡，50人受傷——五卅運動就此爆發。[6]

　　“五卅”慘案為共產黨人打開工運新局面、反擊右派勢力提供了一個絕妙的機會。5月31日，即南京路慘案發生的次日，上海總工會——作為全國總工會的分支——迅速宣告成立，李立三為委員長，劉華為副委員長，劉少奇為總務主任。在他們的領導下，上海總工會成立了10個辦事處(后來增加到30個)，擔負起指導全市各行其是之各業工人的重任。

　　首先站到總工會旗號之下的是上海印刷總工會，它是在浙江旅滬工會(之所以叫這個名稱，是因為上海的絕大多數印刷工人都來自浙江)的衍生機構上海印刷工人聯合會的基礎上成立的，該工會是兩年前由來自杭州的共產黨人幫助建立的。【50】其他各業工會接踵而至，不久，上海總工會即號稱擁有117個工會、20多萬工人。【51】當劉少奇在幕后默默無聞地處理各種繁瑣事務時，李立三在臺前扮演了一個風風火火的形象。李立三又高又胖，坐著汽車，在幾名身強力壯的保鏢的護衛下，穿行于全市各處。李立三的表現給許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中有一位澡堂老板兼青幫頭子要李立三做自己的徒弟。經過黨的批準，李立三——像他前面的李啟漢一樣，他也來自湖南——正式加入了青幫。【52】在共產黨領導的工人運動中，幫會關系再次發揮了重大作用。當時一份英國警務處的報告稱：“青紅幫與工運鼓動者相聯合……效忠于李立三。”【53】

　　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為有了幫會方面的關系，上海總工會得以將五卅運動發展成為一場史無前例的罷工。【54】單是在上海一地，就有200多家企業、20多萬名工人參加了這場大罷工。【55】工廠里的拿摩溫——絕大多數都是幫會分子——在支持總罷工上起著關鍵作用。到7月時，日本廠主用上利誘一法：只要男女工頭每日在廠里轉悠兩小時，停止向工人發放補貼(絕大部分的罷工基金來自上海總商會的捐獻)，就給他們發全額工資。拿摩溫們以當時罷工情形為借口，說如果日方不能壓迫總工會就范，自己的生命就要受到威脅。【56】

　　幫會的支持在上海大規模罷工中是必不可少的條件，但這種支持并非唾手可得。滬西有位極有勢力的穆斯林幫會分子在吃了總工會花錢請的兩頓宴席后仍在不斷制造麻煩。只是在不下10位共產黨工運領袖同意與之拜把以后，他才安分下來。即便是“五卅”烈士顧正紅(原籍蘇北)，也有一位在幫的親戚惹是生非，背著總工會與日本廠主就賠償的事情討價還價。直到40來位總工會糾察隊員在一個晚上沖入這位幫會分子的家中，將他從床上拽出，拖到總工會的一個辦事處，狠狠揍了他一頓，此事才算了結。【57】

　　對共產黨人的行動更為關注的是幫會控制的上海工人聯合會。盡管這個保守組織的能量由于五卅運動的爆發而遭到削弱，但并投有消除。整個夏天，該聯合會一直都在發布消息，內容尖酸刻薄，把總工會及其領袖說成是非法的，都是些暴發戶，根本無法擔當領導上海工運的重任。李立三盡管有著幫會身份，仍是這次攻擊的主要目標：“罷工開始的時候，李某乘一次黃包車已經是奢侈的享受了，可是現在他有汽車，兩個老婆，好幾個橫行霸道的保鏢。”總工會也毫不客氣地加以回擊：“工會是人民的組織，不是衙門……它能隨便抓人嗎?”【58】至8月22日，此種緊張關系演至極致。近100名歹徒手執刀棍，襲擊了總工會的辦公場所。危急時刻，李立三從后門逃出，但有8位工會干部被歹徒打傷。事情很快被證明，工人聯合會是此次事件的主謀。【59】

　　幫會與右翼工會不是李立三及其總工會面臨的惟一難題。“五卅”罷工期間，心懷不滿的工人也在不斷制造麻煩。作為堅持罷工的重要杠桿，罷工生活補貼的發放由總工會各下設辦事處負責，對饑餓者而言，辦事處不啻是一塊磁石。辦事處人員很快發現，不少工人重復排隊，重復領取罷工補貼。為了加以控制，總工會要求工人從其包工頭或拿摩溫那里開出證明，憑證發放一周補貼。此種方法對于那些有比較固定的職業、在有同情心的工頭手下工作的人來說，當然不成問題，但對于那些打零工的人(如“野雞”碼頭工人)來說就不那么簡單了。當罷工進行之時，心懷不滿的碼頭工人開始對總工會及其經費支持者采取暴力行動。8月12日，大約2000名碼頭裝卸工人沖進上海總商會，抗議商會拖欠罷工經費。當時商會正在辦宴席，抗議者將酒飯嚼食一空，叉將杯盤桌椅摔壞砸爛。隨后又有乞丐和上海下層社會的其他各色分子卷入進來，這群人又一窩蜂地襲擊了上海總工會。【60】

　　即便是普通的紗廠工人——盡管他們被稱為典型的無產階級革命者——也并不總是與共產主義鼓動者保持一致。有位工人就曾這樣回憶五卅運動：

　　有些學生來到我們廠里，我們不知道他們是共產黨。我們知道的只是他們是來幫助我們工人的。他們要我們起來罷工，并允諾在罷工期間會付給我們足夠的生活費。對此我們很高興，就開始罷工。每隔兩個星期，我們就可以領到我們的生活費……我曾被警察逮捕關押過一段時間。當時人們都很迷信，認為我出獄后會交壞運道。所以，我去洗澡、剃頭，然后焚香驅邪。【61】

　　在來自幫會和心懷不滿的、或是不受約束的工人的壓力下，總工會決定平息事態。經與日本總領事談判，日方同意給予烈士顧正紅家以撫恤，保證改善日商工廠的工作條件。盡管日方的讓步沒有什么價值，但總工會還是決定結束罷工。至8月下旬，即距罷工開始約三個月以后，這場歷史性罷工終于宣告結束。

　　五卅運動規模之大，持續時間之久，充分顯示了這一時期共產主義運動的力量，雖然激進分子的行動并非一帆風順。當然也有人不這樣看，有人就曾這樣說：

　　五卅運動使得好戰的共產黨人和當地雇主及國民黨右翼培養的團體之間在上海無產者中開展了數年的爭取主動、擴大影響的激烈斗爭宣告結束……在這些群眾斗爭中，整個工人階級站在總工會一邊，后者一直控制著上海無產者的經濟政治斗爭，直到1927年4月。【62】

　　五卅運動并不是共產黨單方面取得的完全勝利，將它歸為一個結構松散而脆弱的聯盟的產物可能更為貼切。在一定程度上，共產黨人可以和幫會及其他有勢力的代理人一起在工人階級中開展共同的事業，他們可以發起一場強有力的、具有深遠政治影響的抗議運動。[7]這種聯合使他們在五卅運動中得益匪淺，并且在后來的三次工人武裝起義中也再次發揮作用，但其內部的緊張關系也確實存在，就像1927年四一二政變所暴露出來的那樣。

　　同時，上海總工會還受到來自軍閥方面的高壓。10月，總工會所在地被查封，11月，工人領袖劉華被逮捕。1925年12月17日，這位出身印刷工人的上海總工會副委員長被秘密殺害。【63】另一位來自商務印書館的印刷工人被選為總工會負責人，后于1926年4月被捕。【64】

　　盡管遭受了如許挫折，上海激進的工人運動不久便被來自遠方的政治勢力所挽救。當蔣介石領導的北伐軍取得了一系列軍事勝利之時，孫傳芳軍閥政權的地位開始傾斜。在國民黨勝利形勢的激勵下，共產黨工人領袖開始振奮精神，動員上海工人階級。盡管還處在秘密狀態，上海總工會——與江浙中共黨組織步調一致——開始領導民眾反對孫傳芳政權。在1926年一次流產的起義之后，周恩來被派到上海，直接領導上海工人斗爭。1927年2月，緊接在一次卷入35萬名工人的大罷工之后，第二次武裝起義爆發。部分的原因是因為未能將工人罷工與起義結合起來，但最主要的還是由于孫傳芳的鎮壓，這次起義仍歸于失敗。陳獨秀反對繼續組織起義，他在向黨中央提交的一份報告中指出，用“組織時代代替罷工時代”。周恩來則贊成作第三次嘗試。3月21日，上海總工會發動總同盟罷工(估計全市有8萬工人參加罷工)，隨即罷工轉為起義，工人起義軍最終驅逐了軍閥隊伍，迎接北伐軍進入上海。【65】

　　在第三次武裝起義成功進行之時，商務印書館的工人在戰斗中起了主導作用。此種行動主義反映了這些在上海最大出版行業工作的、受過教育的江南工匠的激進傾向。早在五卅運動時期，商務印書館的雇員中就有大約170名共產黨員，主要集中在編譯所。【66】其中著名人物如陳云(后來成為人民共和國的經濟主管)和左翼作家茅盾，此時在商務印書館成立工會和發動罷工中表現積極。【67】到1926年10月，商務印書館的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增至約400人，約占該館雇員的10%。站在第三次武裝起義最前線的大約100多名糾察隊員都來自商務印書館。全市工人糾察隊的隊部即設在商務印書館的俱樂部內。【68】該館工人的戰斗性無疑與他們的文化背景和世界觀有關。正如有位老工人回憶的那樣：“我們商務印書館是個教育程度高的地方，我們當中有不少知識分子，其中很多人能說英語……我們的有些同志與外國人聯系，而另外一些人則組織糾察隊。”【69】

　　在規模和能量上僅次于商務印書館糾察隊的是上海郵政局糾察隊，這是另一個集中了受過較好教育、待遇較高的工人的部門。此處的激進主義傳統也是根深蒂固。一位前郵政糾察隊負責人回憶道：“我曾參加過辛亥革命，懂得一些軍事知識。看到其他工人沒什么作戰經驗，我就教他們列隊。”【70】

　　機械工人也為這次成功的起義做出了很大貢獻。楊培生便是其中的一個典型。楊是一位很有技術的銅匠，他出生于上海市郊川沙的一個鄉紳家庭，他在1914年進人祥生鐵廠之前曾在上海鐵工廠做過多年學徒。五年后，五四運動爆發，他協助建立機匠工會。楊培生盡管政治上很激進，但由于技術過硬，在1921年被提拔為裝配車間的監工。工人們都稱他“楊師傅”。他于1923年加入寧波同鄉會，兩年后加入共產黨。1927年2月，穿著中式上裝、戴著緞帽，一副名流打扮的楊培生主持了上海金屬總工會的成立大會。在接下來的一個月里，他主要依靠金屬工人的支持，負責領導浦東地區的工人糾察隊。隨著第三次武裝起義的勝利，楊培生被選為上海總工會副委員長。次月他又當選為委員長。【71】

　　和印刷工人一樣，郵政工人和機器工人也對第三次武裝起義的成功做出了重大貢獻，因為總罷工需要各行業廣大工人的參加。事實再次表明，共產黨在團結整個工人階級的過程中，幫會的合作是一個重要因素。第一次武裝起義前夕，汪壽華(當時的上海總工會委員長)從上海商界首領虞洽卿那里得知，“法界華捕‘麻皮金榮’(即青幫大亨黃金榮)與其他主要幫會頭目之間的談判已經完成，他們都很愿意合作。”就在第三次武裝起義爆發前兩天，中共上海區黨委召開了一次秘密會議，汪壽華向周恩來報告說：“(幫會大亨和鴉片大王)杜月笙請求我們予以幫助……他要求我們不要提出鴉片問題。同時，他希望將所有青紅幫重新組織起來，交由我們指揮。”【72】黃金榮和杜月笙提供了有效的幫助;中共方面可靠的資料證實，幫會向中共支持的工會提供資金，為釋放被關押的工人奔走活動，傳遞軍閥當局行動的消息，為在租界外面活動的中共干部提供保護……共產黨人能夠領導這次暴動，在兩天之內控制了這座全國最大的城市，部分地要感謝來自幫會方面的這種幫助，至3月22日，5000名工人糾察隊員——其中數百人是有武裝的——占領了警察局、鐵路局、江南制造局，以及法院和監獄。在很多情況下，軍閥部隊只是棄械逃跑，但在閘北區發生了激烈戰斗，約有200名工人犧牲。一個星期后，新的市政府成立，其成員包括共產黨、國民黨、青幫及商界人物。【74】正如五卅運動時期的排外主義將激進派和保守派溶入一個強有力的合作關系(盡管還存在沖突、派別)一樣，北伐時期的反軍閥主義又將這些原本互相對立的派別重新組臺起來。政治危機——無論是由國家存亡的因素引起，還是由要求國家統一而引起——有助于使陌生的同盟者走到一起。[8]

　　所以，對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來說，從五卅運動到北伐的“激進主義的”全盛期，他們并沒有取得絕對勝利。雖說工人階級中的世界主義已經萌生，但他們仍然采取傳統的團結方式。只有通過艱苦的工作——往往要取得他們不喜歡的中間人的同意——共產黨人才能將工人的戰斗性納入到自己的軌道中來。盡管可以用革命的階級斗爭之類的言辭來標榜，但要將工人組織起來，就必須依靠“封建”組織的協助。雖然行會之類組織在共產黨的工作中提供了最初和最可靠的幫助，但是大規模地發動工人還必須依靠國民黨和幫會的合作。這個時期，中共取得的成功令人激動，但他的每一步勝利都離不開一些臭名昭著且朝三暮四的盟友的參與。這種聯合是多么的不可靠，以至第三次武裝起義勝利后不過數星期，悲劇便出現了。[9]后來的事實證明，幫會大亨黃金榮和杜月笙找到了一個更可靠的為其違法的鴉片買賣撐腰的支持者。

　　(作者：裴宜理[美]劉平[譯]。來源：《上海罷工——中國工人政治研究》激流網整理錄入，如有轉載，請注明出處。責編：畢非)

　　注釋：

　　【1】關于這一事件的經典研究，仍然要推周策縱(Chow Tse-tung)：The May Fourth Movement (Cambridge , Mass,1960)。

　　【2】Joseph Chen,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 Shanghui(Leiden,1971)。

　　【3】《五四愛國運動資料》，北京，1979年，第461頁、第463-464頁、第466頁、第475-476頁、第487頁、第514頁;《五四運動在上海史料選輯》。北京，1980年，第328頁、第356-357頁;《新聞報》1919年6月7日。

　　【4】《申報》1919年6月9日;《新聞報》1919年7月11日。

　　【5】《五四愛國運動資料》，第494頁。

　　【6】同上，第496頁、第514-515頁、第531頁。

　　【7】《五四運動在上海史料選輯》，第372頁。

　　【8】《時事新報》1919年6月11日。

　　【9】同上，1919年6月13日。

　　【10】李立三：《中國職工運動概論》，1919年，轉引自王建初、孫茂生：《中國工人運動史》，沈陽，1987年，第53頁。

　　【11】James E.Croni,“Labor Insurgey and Class Formation，”Social Science History4(1980)：

　　【12】見《民國日報》1919年10月12日，其中的討論將歐洲和中國的工人斗爭的潛在原因歸于戰時通貨膨脹。

　　【13】《時報》1919年10月20日、21日。

　　【14】《新聞報》1920年1月3-4日、6日、10日、19日。

　　【16】參見Arif Dirlik,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New York, 1989)，其中，討論了關于五四運動對于知識分子和工人之重要聯合的決定性作用。

　　【16】調查報告發表在《新青年》第7期(1920年5月)，第1143-1245頁。關于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參見《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上海，1988年，第6-12頁。關于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參見《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上海，1988年，第6-12頁。

　　【17】《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上海，1988午，第1O1頁;DirliK,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p.I01.關于浙江旅滬學會參加五四運動的情況，可參見《五四愛國運動資料》，第459-460頁。

　　【18】邵維正：《建黨前后的上海工人運動》，載《黨史資料》1983年第3期，第76-80頁。俞秀松，一位馬克恩主義研究會的成員，也來自浙江--在1920年4月的一封信里說，他剛離開北京來到上海，在一家機器廠十活。見俞秀松信函，1920年4月4日，存上海中共一大紀念館檔案室。

　　【19】《勞動界》第9期和第19期;《上海機器工會開發起會紀略》，轉引自《中國工人運動史參考資料》，北京，1980年，第1卷，第43-47頁;該宣言還宣稱擺脫資本家、政客或同鄉會的控制，因而不同于傳統的公所組織。

　　【20】陳獨秀：《上海社會》，載《新青年》第8卷第1-4期(1920年)，轉引自《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第67-71頁。

　　【21】《中共中央關于工人運動文件選編》(上)，北京，1985年，第1頁。

　　【22】《包惠僧回憶錄》，北京，1983年，第67頁。

　　【23】同上;包惠僧：《二七回憶錄》，載《二七大罷工資料選編》，北京，1983年，第605-623頁;Chang Kuo-t'ao，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snistPary (Lawrence,Kan,1971);蔡少卿，Secret Societves and Labor Organizations in the,Early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in Working Papers inAsian/Pcific Studies(Durham,N.C.1986)，p.11.

　　【24】姜沛南等：《上海招牌工會的興旺》，載《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6期，第46-47頁。其中對這類工會中比較重要的幾個進行了敘述。

　　【25】《民國日報》1919年6月16日、30日，7月7日、14日，8月4日、11日、18日，9月8日、29日。

　　【25】同上，1919午9月l5日;《申報》1919年10月16日。

　　【27】《民國日報》1919年8月5日、8日、21日，9月16日;馬超俊：《中國勞工運動史》，臺北，1959年，第1卷，第139頁。

　　【28】《新聞報》1920年3月6日、4月3日;馬超俊：《中國勞工運動史》第1卷，第139頁。

　　【29】《新聞報》1920年4月5日。

　　【30】史兵：《中國工人運動史話》，北京，1985年，第1冊，第68頁。

　　【31】陳衛民：《1921年上海罷工運動的興起》，《史林》1986年第1-2期合刊，第126-135頁;Jean Chesneaux，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1919-1927(Stanford.Calif,1968),chap.8.

　　【32】《民國日報》1922年10-11月。

　　【33】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北京，1949年，第136頁。

　　【34】蘇啟明(音)：《北伐期間工運之研究》，政治大學碩士論文，臺北，1984年，第94-100頁;Jezm Chesneaux，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1919-1927,p.225.

　　【35】“上海市黨員調查表”，黨史文獻館，臺北，案卷號：435/218，435/232。

　　【36】王家貴、蔡錫瑤編:《上海大學》，上海，1986年，第16頁。

　　【37】同上，第1-20頁。

　　【38】同上，第20-22頁。

　　【39】《劉華》，載《上海英烈傳》，上海，1987年，第45-70頁;《陶靜軒烈士》，載《上海黨史資料通訊》1985年第5期，第39-41頁。

　　【40】《民國日報》1925年2月6日、12日;任建樹、張銓：《五卅運動簡史》，上海，1985年，第37-40頁。

　　【41】劉貫之：《關于1924-1925年上海工人運動的回憶》，《中國工運史料》1960年第1期，第34-82頁。

　　【42】EmilyHonig,Sisters and Strangers: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tn Mills,1911-1949(Stanford,Calif.1986)，p.98.

　　【43】陳衛民：《中國共產黨建立初期的上海工人運動》，《史林》第4卷第11期(1988年)，第78頁。

　　【44】蘇啟明：《北伐期間工運之研究》，第94頁;Jean Chesneaux，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1919-1927,pp.223-227,252.

　　【45】《中共中央關于工人運動文件選編》(上)，北京。1985年，第48-49頁、54頁。

　　【46】《中國歷次全國勞動大會文獻》。北京。1957年，第8-35頁。

　　【47】王家貴、蔡錫瑤：《上海大學》。第31-36頁。第54頁。

　　【48】《民國日報》1925年5月26日。

　　【49】沈孟先：《關于五卅反帝宣傳示威的回憶》，載《五卅運動史料》，上海，1981年，第1卷，第663頁。

　　【50】朱邦興等：《上海產業與上海職工》，上海，1984年，第543頁;《上海工人運動歷史大事記》，上海，1979年，第1冊，第78-79頁。

　　【51】《民國日報》1925年8月6日、7日。

　　【51】《民國日報》1925年8月6日、7日。

　　【52】姜維新：《從二月罷工到五卅運動》，《文史資料選輯》1980年第3輯，第48-49頁;張維楨：《張維楨同志談上海五卅運動》，《黨史研究資料》(四川)，1982年第1期，第304-312頁。李立三與幫會打交道的情況可以追溯到1922年安源煤礦工人罷工的時候，當時他與洪幫建立了密切聯系。參見Cai Shaoqing,“Secret Societies,”p.11-13.

　　【53】Politics Daily Repon,Aug.3,1925,Shanghai Municaipal Arehives,no.l-l-1147.

　　【54】五卅運動時李立三依靠青幫力量的情況，可參見朱學范：《上海上人運動與幫會二三事》，載《舊上海的幫會》，上海，1986年，第1頁。

　　【55】《五卅運動史料》，上海，1986年，第2卷，第70頁。

　　【56】 Politics Daily Report,July-August 1925.

　　【57】張維楨：《1928年以前上海工運的一些情況》，載《革命史資料》1980年第1期，第47頁;張維楨：《張維楨同志……》，第304-312頁;PoliticsDaily Report,July 9,1925.

　　【58】 Politics Daily Report,July 16,28.1925;《民國日報》1925年9月l日。

　　【59】 Poliucs Daily Report，Aug.23，25.1925;劉貫之：《關于1924-1925年……》，第71頁。

　　【60】Politics Daily Report，July 29，Aug.12,13,1925;《上海罷工的真相及其影響》，載《現代評論》第2卷第35期(1925年)，第7頁。

　　【61】“朱連科訪談錄”，1958年5月6日。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人運動檔案。

　　【62】Jean Chesnenux,Chinese Labor Movement,P.282.

　　【63】王建初、孫茂生：《中國工人運動史》，第124頁。

　　【64】 Jean Chesneaux, Chinese Labor Movement,p.284.

　　【65】《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研究》，上海，1987年，第61-72頁;《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的組織領導結構概況》，《文史資料》1985年第3期，第73-76頁;黃逸峰：《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的前前后后》，《文史資料選輯》1978年第1期，第1-5頁;王建初、孫茂生：《中國工人運動史》，第136-137頁。

　　【66】“徐洪生(音)訪談錄”，1957年4月27日;“蔣仲林(音)訪談錄”，1957年5月2日，上海杜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人運動檔案。

　　【67】馬超俊等：《中國勞工運動史》第2卷，第622頁。

　　【68】任其祥等：《追記商務糾察隊的斗爭》，《上海工運史料》1987年第2期，第10頁;馬超俊等：《中國勞工運動史》第2卷，第643～645頁。

　　【69】“謝青齋(音)訪談錄”，1925年2月25日，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人運動檔案。

　　【70】《上海郵政職工運動史料》，上海，1986年，第1卷，第56頁。

　　【71】《楊培生烈士小傳》，《上海工運史料》1984年第2期，第34-37頁;黃河之：《楊培生》，載《上海英烈傳》，上海，1987年，第21一34頁。

　　【72】《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研究》，上海，1987年，第156一157頁、209頁。

　　【73】上海市檔案局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上海，1983年，第220頁、262頁、273頁。當然并非所有的幫會分子都像黃和杜那樣采取合作態度。有報道說，在三次武裝起義期間，有些幫會成員為外國資本家所雇用，另一些人則裝扮成總工會的糾察隊，暗中劫掠，破壞總工會的名聲。參見《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業聯合會》，上海，1983年。

　　【74】Jean Chesneaux,Chinese Labar Movement,chap. 14.

　　參考資料：

　　[1]《五四愛國運動資料》北京，1979年，第454頁、458頁、468頁、473頁。可以肯定，愛國熱情后面還隱藏著經濟利益。例如，“五四”總罷工之前的幾十月，該市制傘工人為了抵制進口日本洋傘而舉行罷工。參見古屋氏;《五四時期上海的社會條件和人口》，載(五四運動史再檢討》，東京，1986年，第226-227頁。

　　[2]《五四愛國運動資料》，第467頁。在決定工廠工人是否參加罷工上，性別顯然也是一個重要因景。據一份英國警務處報告稱，在公共租界參加罷工的兩萬名紡織 工人中，有2/3系男性(盡管女性占了紡織工人的絕大多數)。見 Joseph Chen，The May Fourth Momente in Shanghai(Leiden,1971)，p.150.

　　[3]單是在法國，中國工人在1916年11月至1918年7月就舉行了25次罷工。

　　他們還至少兩次作為工賊破壞了法國碼頭工人和煤氣工人的罷工。參見陳三井;《華工與歐戰》(臺北，1986年)。第142-144頁。當回國工人抵達上海時，他們常常在碼頭上受到法租界捕頭、青幫大亨黃金榮的迎接，在法租界當局的授權下，由黃金榮向回國工人發放安家費，黃便借此機會為其正在擴張的幫會網絡吸納新成員。參見《民國日報》1921年1月24日，2月12日，5月4日。

　　[4]“楊孟言訪談錄”，1959年5月30日，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人運動檔案。共產黨的影響并不意味著從根本上打破了傳統的斗爭方式。金銀業工人的罷工最終是在寧波同鄉會的調解下解決的。后者堅持工人必須為其罷工之魯莽行為道歉--罷工期間，一個商店在騷亂中被毀，工人們在其處焚香，燃放爆竹。見《民國日報》1922年l1月2日。

　　[5]據日本外務省檔案顯微膠卷(#S-350)有關檔案顯示，南洋煙草職工會的負責人兼上海工團聯合會的王光輝，1925年2月利用前往北京的機會向日本方面報告了上海日商紗廠將要舉行罷工的捎息。見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五卅運動史料》(二卷本，上海，1981年、1986年)，第1卷，第394~395頁;王以前曾在湖南領導工運，他在1923年長沙一家紡織廠的罷工失敗后，為了躲避迫害，逃到上海，被吸收進人保守派上會。另一位絲繭女工領袖穆志英，也曾在2月罷工時警告工人們不要被外來黨派所利用。見《申報》1925年2月24日。

　　[6]此次事件中，當時及后來因傷而亡者共有13人，有9人為工人，其中有一位是廣東籍廚工，其余8人均為江南籍。參見《五卅運動史料》，第1卷，第720-721頁。

　　[7]該聯盟留存下來的一個小型組織是“打狗隊”，由商務印書館一名加入共產黨的印刷工人、兩位其他行業的工人及一位紅幫大哥領導。這支武裝隊伍專門嚴懲工賊和其他反對激進工人運動的人。據它的一位領導人回憶，該組織一直很活躍，延續至1936年。見徐梅坤：《憶起義前后》，載《上海工運史料》1987年第2期，第1頁。1933年，英國警務處的報告說，上海共產黨的“打狗隊”用斧頭鐵棍來對付他的對手，在工廠里挑起事端，旨在全城發動總罷工。見上海工部局警務處檔案，存美國國家檔案館(華盛頓特區)，案卷號：D-2554/36.

　　[8]當然，三次武裝起義時期，排外傾向并未消失。一個紗廠工人在回憶中曾提到了一件排外逸聞：第三次武裝起義時他和工友們抓獲了一名留胡子的年輕人，把他當成是日本人。在遭到一頓痛打之后，這位被抓者最終被證明是個中國人，工人們斥問道：“既然你真的是中國人，你就不該學日本人的樣子留胡子。”這位倒霉蛋回答說：“實際上，我是模仿孫中山的樣子。”參見“吳順林訪談錄”，1958年5月5日，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人運動檔案。

　　[9]1927年4月，總工會委員長汪壽華被杜月笙派人暗殺一事表明，幫會會隨時背叛其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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