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抗戰文學中“東北意義”的重估

　　——談蕭軍、蕭紅創作與抗戰文學的關系

　　作者：楊洪承，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本文出處：《社會科學戰線》2016年第11期

　　我們在這里談論蕭軍、蕭紅二位東北重要的現代作家與魯迅的關系，與中國抗戰文學的關系，應該不僅僅是80年前他們因魯迅的提攜而成名，也不僅是現代文學史似乎已經約定俗成的定論，“二蕭”是抗戰以來東北作家群的領軍人物。今天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多數也只是在順著魯迅的評價，將他們的創作歸為最早書寫抗戰主題的小說，或者女性作家“細致的觀察”“越軌的筆致”以及寫法上的新奇這些方面。如果重讀以《八月的鄉村》《生死場》為代表的“二蕭”的全部創作，以及端木蕻良、駱賓基、李輝英、羅烽、白朗等一批東北作家的創作，尤其是納入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世界文學的視閾中來考察這些作家作品，將會發現20世紀的中國現代文學中占據14年之久的抗戰文學，不但因這批作家作品而開啟，而且由他們拓展了抗戰文學的書寫空間，推進了抗戰文學歷史的現實的美學的有機融合。重估中國抗戰文學除了要樹立大的抗戰文學觀外，一個重要的地域概念“東北”所具有的多重意蘊值得重新解析。中國抗戰文學在1931年東北“九一八”事變引發的抗戰中應運而生，面對外敵侵略、民族危亡、山河破碎、民眾生與死的煎熬、苦難的生活，從東北聚合了一支五四新文學從未有過的作家群體。他們不是為了打出一個什么文學的旗號，提出什么文學主張，不是什么志趣相投因緣際會，在一起辦刊物堅守文學陣地，也不是有一個固定場所始終圍繞著一個精神領袖。在他們身上，可以說一切文學社團流派的固有特征并不存在。但是，他們切切實實地作為作家群體存在著，一個個作家的身影活躍于抗戰的文壇，一部部流傳至今的文學作品載入文學史。無論是對作為文學流派的東北作家群特殊成因的考量，還是對蕭軍、蕭紅等代表的單個作家文學特性的評價，均沒有就其本質的“東北意義”予以完整的還原。即“東北”不只是蕭軍、蕭紅等作家聚合的地緣，或抗戰文學寫作不可少的背景。“東北意義”的構成就在于立足東北地域又不固守東北，“東北”隨作家遷徙而漂泊，“東北”因抗戰而衍生擴展。蕭軍、蕭紅等作家書寫的“東北”是民族國家生養的土地和家園，更是不屈者與寂寞者交融的魂靈，這是抗戰文學的一種精神底蘊。

　　蕭軍的《八月的鄉村》敘述了人民革命軍第五小隊隊長蕭明帶領6名從舊軍隊反叛出來的士兵組成游擊小隊，經過艱苦跋涉，終于同駐守王家堡子的鐵鷹小隊會合。正面描寫了一支抗日游擊隊伍的成長，刻畫了陳柱司令、鐵鷹隊長、游擊隊員李三弟、崔長勝等新農民形象，表現了東北人民誓死保衛家園的堅定決心。作品以犀利的速寫、力透紙背的素描，隨同關東大地的莽莽森林、繁密的槍聲，拉開了民族抗戰文學厚重的序幕。蕭紅的《生死場》描寫的是哈爾濱附近的東北農村“九一八”事件前后的生活，著力于對農民苦難生活的悲劇命運的訴說，尤其是對女性命運的關注。小說將二里半、金枝、王婆、月英等一群貧困的普通百姓，尤其是不幸女性的悲苦人生，置于對自身的生存狀況完全渾然不知中，麥場、菜園、屠場、荒山、墳場在作家筆下鋪展，與一個個普通人物，一個個悲歡家庭的麻木痛苦生活渾然一體。前者不僅直接反映東北抗戰初期的戰斗生活，而且將自己生活經歷和生命體驗融入其中。后者通過描寫普通民眾的生與死，描摹東北抗戰生成的內在生命紋理，從另一個側面揭示了東北抗戰演進的真實文化形態。兩部作品的共同之處還包括都是起筆于東北而最終完成于青島，出版于上海，典型地反映了抗戰文學生成的動態寫作，文學密切地聯系著遷徙的生活方式和漂泊的精神狀態。顯然，作品敘述東北抗戰和民眾生活，是實際家園的東北和記憶的東北的雙重疊合，更是被迫離開故土漂泊者的東北之情思。1933年在哈爾濱出版的蕭軍、蕭紅合著《跋涉》短篇集的名字選擇，實際已經使無法割舍的“東北”意蘊初露端倪了。

　　我們發現80年前魯迅給這兩部作品寫的序中，涉及作家作品的地域并沒有用“東北”這個概念，而是“北方人民”“東三省”“哈爾濱”這樣更大范圍或更為具體的區域地名概念。魯迅是南方人，此時正居住于上海的租界里，閱讀小說雖然使他了解到許多十分陌生的正在北中國發生的人與事，但是最重要的是激起魯迅想到“近如東三省被占以后，聽說……”①的種種，以及蕭紅筆下哈爾濱發生的事情，“記得已是四年前的事，時維二月，我和婦孺正陷在上海閘北的火線中”②，即1932年發生的“一·二八”上海戰爭。無疑，地域的南北已經并不重要了，而重要的是從南到北都面臨著國破家亡，“眼見中國人的因為逃走或死亡而絕跡”。這就是戰爭，一場外來侵略者發動的殘暴戰爭正在中國大地肆虐蔓延。那么，我們的人民需要怎樣面對侵略戰爭呢，我們的文學又能夠做什么呢?在蕭軍敘述農婦李七嫂被日軍凌辱，情人唐老疙瘩被殺，她背上唐老疙瘩的槍，翻山越嶺去尋找游擊隊;鐵鷹隊長率領義勇軍伏擊了日軍運給養的火車，奪得了大批火藥，敵軍聞訊襲擊了革命軍的根據地，大肆搶掠，進行圍剿等一個個戰斗場景中，在蕭紅講述月英因生病被丈夫折磨致死;年輕的媳婦因難產和受虐待而喪生;王婆因耐不住生活的痛苦而服毒自盡;而金枝的孩子因為丈夫一時氣憤而被摔死……以及農民們自發組織了“鐮刀會”進行反抗地租加價的斗爭故事里，魯迅超越于東北視閾對這些真實而生動的剛剛發生的抗戰事實之褒貶，一起筆就抓住了這場戰爭需要我們思考的一系列問題。在《八月的鄉村》的序中，首尾都在強調“一方面是莊嚴的工作，另一方面卻是荒淫與無恥”的兩種對立的姿態。而在《生死場》的序里，同樣開篇結尾都在陳述著不是“逃走或死亡”就是“堅強與掙扎”的兩種截然不同的生存狀態。魯迅對小說的解讀，深入于戰爭本質形態的主題提煉，侵略與反侵略，戰爭帶給人民的是無法擺脫的苦難、屈辱與義無反顧的抗爭。戰爭形式簡單而殘酷，別無選擇。這與其說是魯迅的深邃，倒不如說是樸實而逼真質感的蕭軍、蕭紅的創作提供了最重要的思想資源。兩位青年作家的東北敘事是來自一線戰斗經歷的生活，是感同身受的苦難體驗，其鮮活的生命存在就包孕著一種姿態和立場。為此，他們的創作彰顯出多面豐富而復雜的“東北意義”精神底蘊，開創了抗戰文學書寫苦難史、屈辱史，更是憤史、斗爭史的先河。

　　蕭軍、蕭紅最初合著的《跋涉》短篇集，收錄了三郎的《桃色的線》《這是常有的事》《瘋人》《下等人》和悄吟的《王阿嫂的死》《小黑狗》《夜風》《看風箏》等11篇小說。這是東北淪陷后出版的第一部小說集，其影響力如當時哈爾濱的《國際協報》為此書所做的廣告中所說：“在那每頁上，在那每字里，我們是可以看到人們‘生的斗爭’和‘血的飛濺’給我們怎樣一條出路的索線。”但是，這部合集的價值，遠不止于作家寫出了東北在侵略者鐵蹄下，生死不怕的硬漢形象，如那被日偽逮捕的“長了白胡子的瘋子”(《瘋子》);塑造了有鮮明政治傾向的職業革命者劉成(《看風箏》)，以及力圖追求描摹恢宏壯闊的東北斗爭生活，而是小說中飽滿的真情實感，濃烈的摯愛，兩個年輕人發自心靈深處的對美好人性的追求，對美麗家園國土淪喪的現實苦難的深切感懷和由此爆發的原始強力。這些構成了蕭軍、蕭紅的創作濃重的精神底色，也是東北抗戰文學的最重要的意義所在。《跋涉》短篇集是他們的成名作《八月的鄉村》和《生死場》寫作的前奏曲，東北抗戰文學的先聲。如與同期少被人關注的(1932-1935)蕭軍寫作的詩文集《綠葉底故事》對讀，更能發現其深沉的情感中包孕的思想之光。

　　一是起步期小說描摹“王道”統治下偽滿洲國的黑暗，一面是百姓貧困和流離失所的人生，一面是平民身上不失純真的人性善良、熾熱的愛之品格。他們與時代的巨變互相參照，深刻揭示了普通小人物的不幸命運。蕭紅在《夜風》里寫道，小村之夜時時傳來“焚房屋，屠殺貧農”的戰亂風聲，“御敵是當前要作的”。村民中地主與佃戶雇農相濡以沫的度日。張老太太一次次給洗衣婆咳嗽藥的救助。蕭軍的短篇小說《這是常有的事》中，兩位貧苦老人相依為命，以劈柈子砍柴為生的雇農，受傷后也得到同樣貧困的雇主吟的照料，而他們離開后發現主人多給了工錢又回來退還。蕭軍在《跋涉》的“書后”中說：“惟有你同一階段(級)的人們，才能真的援助和同情你。”“我們自己早有了最高格的評價——微薄的意識劃分——但我們是要更努力的進前，進前……”③作者已有了很明確的階級意識，在抗戰大背景下受外來侵略者壓迫的中國人唯有患難與共，不失真情真意，甚至真愛的互相攙扶。蕭軍在《桃色的線》里，書寫兩個失業的青年星與朗的流浪生涯，描寫星與敏子姑娘起伏的愛情，中間交織著愛的延伸，雖然生活艱難，但是星在當掉了唯一值錢的毛衣后也不忘救濟乞討孤兒。這中間多少有作家自己生活經歷的影子，真實地傳達了受難受苦中生活的本色。蕭軍、蕭紅隨后不斷顛簸漂泊的生活和坎坷人生，在他們的大量文學創作中，自始至終保存這份純真情懷，在戰亂動蕩中沒有間斷給普通貧民愛的溫暖和關照。李健吾曾評價蕭軍，“他以兵士的單純的信仰從事文學”。那是因為蕭軍對真實、真愛的唯一信奉，“我愛‘真實’，不過，微小的，只要無傷于大的真實的‘撒誑’我也愛”④。后來，蕭軍的短篇小說集《羊》《江上》，蕭紅的長篇小說《呼蘭河傳》等均可以看到他們在殘酷的戰爭現實中，從心靈里傳出的不滅的精神之光。這來自東北之鄉，也奠基了東北抗戰文學的精神之魂。

　　二是同期蕭軍詩歌散文中交織著失去家園，流離他鄉異地的切膚之痛的鄉愁和亡國之恨，每一篇散文、詩歌的字里行間都流淌著血與淚，傳導著抗戰文學一種無法抹去的最沉重的故鄉情。蕭軍無比深情地愛著自己的家鄉：“我是在北滿洲生長大的，我愛那白得沒有限際的雪原，我愛那高得沒有限度的藍天;我愛那墨似的松柏林，那插天的銀子鑄成似的樺樹和白楊標直的軀干，我愛那濤沫似的牛羊群，更是那些剽悍而爽直的人民……但是：我沒有家了!”⑤詩言志，他的詩篇也不止一首地訴說著無家的悲痛，“我沒有了家——我的家在滿洲：我的家現在住滿了惡霸，他們的戰馬拴在門前的樹上，那樹原先是大家乘涼的，畜生卻啃光了她們的皮，明年她們不會再綠葉森森……我的家在滿洲，我沒有家了!那一切不久也就是炮火的灰燼!我也不要家了，也再顧不了所有的親人……”(《我家在滿洲》)詩人說“你常常問我，‘思念故鄉嗎?姐妹，爹娘，幼年時候愛著的姑娘’我能答什么呢?媽媽早死了，爸爸何處去流亡!”(《你常常問我》)當然，誠如李健吾所言“蕭軍先生不屬于這類頹唐的唯我主義者”⑥，“我咬緊顎骨，走過他們的身旁，悲哀變成鐵的憤恨，眼淚變成黑的血漿”;(《咬緊顎骨》)“鞭撻我自己”，“像一頭憂傷的奴隸，像一面暴雨里的孤旗!鞭撻我自己——沒有停止也沒有憐惜”。(《鞭撻我自己》)讀這些詩文，其中抒發的何止是蕭軍個人對東北淪陷的悲憤情懷。因為生于斯長與斯，詩人對東北融注了全部的愛和痛，所以濃重的“東北”情愫渲染了東北抗戰文學的底色。而端木蕻良的《爺爺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鴜鷺湖的憂郁》《大地的海》，駱賓基的《北望園的春天》，李輝英的《最后一課》，舒群的《沒有祖國的孩子》等一大批作品，不論是否直接寫東北，已經流亡到了關內的作家都對故鄉有了深沉的不了情——東北既是個體的情結又是群體聚合的魂靈。“東北意義”就這樣滲透流淌于中國抗戰文學的精髓里。茅盾說，鄉土文學除了有“特殊的風土人情”外，“應該還有普遍性的與我們共同的對于運命的掙扎”⑦。魯迅正是在《八月的鄉村》中讀到了一顆不被“征服的中國民族的心”，首肯這是“很好的一部”作品，從而樹立了中國抗戰文學的標桿。

　　蕭軍、蕭紅的創作與抗戰文學的關系，由其“東北意義”的尋找和闡釋，可以發現他們創作的富有質感的戰爭敘事，是抱有極大的熱情，投注了最真實的生命來書寫的文學，從而賦予了表層滿是血與淚的抗戰文學“健全的”精神(魯迅語)。為此，蕭軍、蕭紅創作的這一“東北意義”值得我們重視，他們融入生命的創作對東北抗戰文學的傳播與后世影響有著重要作用，理應在世界文學中占有一席之地。魯迅序言的一些話，過去我們多認為有對蕭軍、蕭紅作品不足的委婉批評，如說《八月的鄉村》小說的結構和人物，“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毀滅》”;《生死場》對更早哈爾濱現實的記述，“還不過是略圖”，“敘事和寫景，勝于人物描寫……”前者魯迅的“不能比”恰恰是一種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視野的閱讀提示，后者魯迅所言“略圖”和人物刻畫的單薄，是深入文本內部的比較解讀。立足小說結構內外向度延伸的評點，其旨意自然超越作品本身意義的尋求。為此，我認為魯迅的敏銳和深邃，正是發現了蕭軍、蕭紅的創作，乃至東北抗戰文學中潛隱著一個高的平臺和掘進深度的目標。《八月的鄉村》能迅速地在世界文學中傳播，《生死場》一直在抗戰文學中獨樹一幟，對這些方面的意義認知，我們做的還很不夠。

　　最早呼應魯迅在世界文學視閾中談論《八月的鄉村》與《毀滅》之間接受、影響關系的是印象主義文學批評家李健吾。他直接點出蕭軍的《八月的鄉村》的構思和故事多少“參照法捷耶夫的主旨和結構”，受到《毀滅》的影響，并且正是通過與《毀滅》的對讀，李健吾指出，蕭軍刻畫人物喜歡用驚嘆號傳達“他的熱情，卻也顯出他的浮躁”，而在藝術上，“缺乏一種心理的存在，風景僅僅做到一種襯托”，存在“心理的粗疏”“情感比理智旺”等具體的欠缺與問題。但是，他更清楚“我們無從責備我們一般(特別是青年)作家”。“時代和政治不容我們具有藝術家的公平”。就創作風格比較，法捷耶夫“藝術達到現實主義的峰頂”，“是樂觀的，一種英雄的浪漫的精神……”而蕭軍“微笑的鮮嫩和他的心情的嚴肅，加上題旨的莊嚴……”“一種浪漫的現實主義，最后把微笑和生機撒在荊棘的原野。蕭軍先生的希望含有絕望的成分”。蕭軍小說的模仿和受到蘇俄文學影響的成敗得失，這里已經說得很清楚了。重要的是，20世紀30年代初，中國左翼文學運動中以魯迅、瞿秋白、馮雪峰等為代表，系統地對蘇俄文學理論和文學作品進行翻譯介紹，推動了新興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建設。魯迅此時就翻譯了法捷耶夫的《毀滅》、果戈理的《死魂靈》等作品。與此同時，以蕭軍、蕭紅為代表的一批東北作家本著直面現實，面對“九一八”事變以后，故土淪陷，家園不在，百姓受到侵略者的蹂躪，苦難、奴役、血淚與掙扎、抗爭、悲憤交織的黑土地之子們以迅疾的民眾生活實錄，粗線條勾勒出時代剪影，急切地傾訴離散漂泊的苦痛。除了《八月的鄉村》，端木蕻良的《科爾沁旗草原》《大地的海》，駱賓基的《邊陲線上》、李輝英的《萬寶山》等長篇小說，在內容和形式上，自覺與不自覺地受到蘇俄小說中法捷耶夫的《鐵流》《毀滅》和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等作品的影響。比如，魯迅《八月的鄉村》序言開篇就借用蘇俄作家愛倫堡“一方面是莊嚴的工作，另一方面卻是荒淫與無恥”的話，引出對小說精神的評述。還有胡風寫的蕭紅《生死場》“后記”里也談到蘇俄文學的影響。他說：“我看到過有些文章提到肖洛霍夫的《被開墾了的處女地》里所寫的農民對于牛對于馬的情感，把它們送到集體農場去以前的留戀、惜別，說那畫出了過渡期的某一類農民底魂魄。《生死場》底作者是沒有讀過《被開墾了的處女地》的，但她所寫的農民們底對于家畜(羊、牛、馬)的愛著，真實而又質樸，在我們已有的農民文學里面似乎還沒有見過這樣動人的詩片”⑧。東北作家的這些作品很多最后完成和出版是在1930年代的中后期，客觀上1930年代初是他們創作的進行時。在當時的文壇環境中，作品就是模仿蘇俄文學作品都是十分難能可貴的。他們在文壇刮起了一股具有蘇俄現實主義史詩品格的“東北風”小說流，地域性的東北抗戰文學有了世界文學的意義。他們對于1930年代左翼文藝蘇俄文學思潮的接受，不自覺的實踐性呼應，遠遠地超越了抗戰文學的范疇，為現代中國1930年代文學創作的實績添上了厚重的一筆。

　　蕭軍、蕭紅等東北作家作品較早的世界性傳播，據蕭軍自己說，《八月的鄉村》“竟也蒙國際友人們譯成了幾國文字。首先是蘇聯友人，當這小說出版后不久，約在1937、1938年間就譯成了俄文。接著聽說也有了英文和日文的譯本”⑨。而具體可查到的英譯文本應該是1936年出版的埃德加·斯諾小說英譯選集《活的中國：現代中國短篇小說》，其中節譯了《八月的鄉村》第三章的“第三支槍”的部分，小說全譯本1942年和1943年分別由美國紐約史密斯·達雷爾出版社和倫敦柯林斯出版社在英國、澳大利亞出版。作者很清楚，“國際友人們之所以翻譯這小說，首先是關心著那時期——‘九一八’以后，中國人民的解放斗爭和抗日斗爭吧”，可見西方讀者是將她作為理解中國正在進行的偉大抗日戰爭的最重要的讀本。實際上，其世界性的影響，最應該歸功于西方中國紅色革命文學的權威話語者，那個1937年出版《紅星照耀中國》最早向西方介紹中國共產黨的長征和毛澤東的斯諾，在《活的中國：現代中國短篇小說》的序言中將《八月的鄉村》與斯托夫人的《湯姆叔叔的小屋》，雨果的《悲慘世界》，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菲律賓反抗西班牙殖民統治、爭取獨立自由的民族英雄作家黎剎用西班牙語寫的《社會之癌》等世界各國民族斗爭的重要作品置于同等的地位。為此，他認為這部小說的出版正值中國人民團結起來抵抗日本侵略者之際，并且推動了與之相關的政治事件的發生，他稱其是“一部中國偉大的戰爭小說”。后來夏志清在他的《中國現代小說史》里也呼應稱“《八月的鄉村》是第一部以反日斗爭為主題的成功的共產主義小說”。⑩盡管斯諾的英譯本還只是這部小說的節選，并且翻譯中也多有保留和過濾，但是他畢竟最迅疾地將東北抗戰的實況介紹到了西方，也使得中國抗戰文學最早的與正在進行的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有了密切的聯系。蕭紅作品的翻譯相對晚了許多，20世紀70年代中期，才有美國學者葛浩文撰寫博士論文《蕭紅評傳》，開始了蕭紅作品的翻譯和研究;端木蕻良等其他東北作家作品受到國外關注和譯介，也基本是1980年代以后的事了。為此，以《八月的鄉村》等作品為代表的東北抗戰文學，率先將中國抗戰的前沿狀況在蘇俄和歐美世界范圍內廣泛傳播，并且使得中國抗戰文學一開始就在吸收和借鑒外國文學中成長，這一“東北意義”不應該被遮蔽，尤其放眼于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中國抗戰文學更值得珍視。

　　注釋：

　　①魯迅：《蕭軍作〈八月的鄉村〉·序》，載《魯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286頁。

　　②魯迅：《蕭紅作〈生死場〉·序》，載《魯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409頁。

　　③三郎(蕭軍)：《跋涉·書后》，載黑龍江省文學藝術研究所：《跋涉》復印本，1979年。

　　④李健吾：《八月的鄉村》，載郭宏安編：《李健吾批評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年，第87頁。

　　⑤蕭軍：《綠葉底故事·序》，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第1-2頁

　　⑥李健吾：《八月的鄉村》，載郭宏安編：《李健吾批評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年，第89頁。

　　⑦茅盾：《關于鄉土文學》，《文學》1936年第6卷2期。

　　⑧胡風：《生死場·后記》，載《文學與生活密云期風習小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第140頁。

　　⑨蕭軍：《八月的鄉村·后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第190頁。

　　⑩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王銘銘等譯，香港：香港友聯出版社有限公司，1979年，第2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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