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毛澤東始終重視解決好群眾關心的“小問題”，探索和構建解決民生問題的“好制度”，注重確保民生治理“更公平”，經過長期的探索和實踐，逐漸形成了一套解決民生問題的“大民生”理念和模式。所謂“大民生”理念，就是要始終堅持用群眾觀點解決民生問題，把民生問題的解決寓于各項建設之中，要以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發展作為解決民生問題的目標，著力解決好關乎群眾切身利益的“小問題”，解決好群眾普遍關注的熱點難點問題，樹立“好制度”理念，著力構建完善的民生制度體系，同時要處理好解決民生問題中的公平公正的問題，充分保證改革和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解決民生問題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也是黨從建立到執政的莊嚴承諾，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中始終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重要位置，堅持把解決好關乎群眾切身利益的“小問題”和群眾普遍關注的熱點難點問題作為民生工作重點。從群眾的生存、生活到群眾發展機會和權益保障等問題，毛澤東都會事無巨細地進行思考和探索。毛澤東還注重探索和構建民生工作制度體系，力求解決保障和改善民生中“更公平”的問題。經過長期的探索和實踐，逐漸形成了包括著眼大民生、解決小問題、建構好制度、探求更公平的民生思想和模式，并把這些民生思想運用到實踐中去，做到了保障和改善民生與黨的建設工作同步、與生產力發展相適應，更好地保障了人民生存和生活的權益，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為中國共產黨解決民生問題提供了寶貴的經驗。今天深入研究毛澤東的大民生理論與實踐對于完善黨的民生制度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一、著眼“大民生”

　　所謂大民生就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群眾觀點解決民生問題，把民生問題的解決寓于各項建設之中，要以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發展作為民生目標。民生問題是人民群眾的生存、生活和發展的問題，也是關乎政權興衰的重大政治問題。中國古代就有孔子提出的民本思想:“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荀子則提出“下富則上富”的哲學命題。由此，中國自古以來就將“民生”與“國計”相提并論，將二者統一于國家建設的層面，其中蘊含著樸素的大民生理念。馬克思有一段著名的論斷:“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可見，人類的一切實踐活動，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活動都必須以人的生活需求為前提和動力，必須以民生為出發點和落腳點。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在講話中引用了中國古代“利民之事，絲發必興;厲民之事，毫末必去”的話語，再次強調群眾利益無小事，服務群眾決不能忽視那些所謂的“小事”，這體現的正是一種大民生觀。

　　中國共產黨始終把群眾利益放在首位，高度重視民生問題，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堅持黨的根本宗旨，秉持為民情懷，將大民生理念貫穿于黨的各項工作中去。毛澤東曾多次提醒全黨:“一切群眾的實際生活問題，都是我們應當注意的問題。”把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上升到黨的根本宗旨的高度，闡明了人民群眾的幸福就是黨和國家一切行為的目標追求，這些論述構成了毛澤東“大民生觀”的核心內容。

　　為什么要著眼“大民生”，為什么一切工作都要“落實到群眾生產生活的實際利益上”，因為群眾始終是黨和人民事業的依靠力量，是勝利之本。在革命實踐中，毛澤東始終把為群眾爭取利益作為革命的目的。毛澤東早年的革命理想就是想通過高舉新文化運動的大旗，通過思想啟蒙來改造中國的思想，實現倫理秩序的重建，以建立符合人民利益和中國社會發展方向的倫理秩序，力圖使人民過上美好生活，真正擔當起歷史創造者的責任，成為解放自己解放中國的主導力量。經過實踐和思考，毛澤東認為，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實現這一理想，是解決中國社會問題“可以預計效果”“最宜采用”的方法。后來，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通過調查群眾的生產生活和思想狀況，撰寫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必須注意經濟工作》、《我們的經濟政策》等緊貼民生的作品。在革命遇到經濟困難的時候，毛澤東要求“要把革命戰爭和經濟建設的關系講明白”，“要改良群眾的生活”1934年，毛澤東在第二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上總結講話，集中圍繞革命中的民生問題發表了意見。講話中，毛澤東提出革命戰爭是群眾的戰爭，要想擴大革命陣線，必須依靠群眾，“我們對于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問題，群眾的生活問題，就一點也不能疏忽，一點也不能看輕。”后來，這次講話被編入《毛澤東選集》第1卷，即著名的《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是一篇直觀體現黨的宗旨和大民生觀的光輝文獻。

　　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同樣重視把抗戰任務和群眾生產生活結合起來，不因抗戰任務艱巨損害或忽視群眾利益，始終強調解決好抗日過程中的民生問題。在抗日根據地的“模范”——陜甘寧邊區，為了鞏固和擴大抗日統一戰線，為了解決邊區群眾生活和根據地困難的生存局面，毛澤東提出了減租減息、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等革命時期的民生保障方式，還動員邊區軍民開展了改善生活、保障抗戰的大生產運動。尤其1941年之后，陜甘寧邊區遭遇國民政府停發經費和嚴重的經濟封鎖，嚴重影響了軍民基本生活需要。鑒于此，毛澤東認為發展生產是解決軍民的生活問題的根本手段，也是解決邊區財政困難的當務之急，并據此提出“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方針。他還專門寫了《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提出:我們的任務“就是組織人民、領導人民、幫助人民發展生產，增加他們的物質福利”。在毛澤東“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的工作導向下，在“組織起來，集體互助”的號召下，邊區軍民生產和斗爭熱情高漲，既粉碎了敵人的封鎖，又發展了生產，支援了抗戰，為抗戰勝利奠定了群眾基礎和物質基礎。這種革命任務和群眾生活相融合的方式既達到了動員和依靠群眾的目的，又保護和實現了群眾利益。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認為，民主政治是保障人民利益的制度基礎，只有用民主的方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用政治的方法實現人民生活改善，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為此，毛澤東不斷探索能夠充分體現人民群眾利益的人民民主政權的形式，在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領導創建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將改善民生以國家政體的形式固定下來，并將其確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政治制度。在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等方面，毛澤東強調“社會主義經濟法則就是發展生產，保障需要，這是主要的、基本的，是起領導作用的經濟法則。”如果忽視生產發展，忽視人民群眾物質生活，黨就會失去廣大人民群眾的真心擁戴。毛澤東認為要建立和鞏固社會主義制度，必須發揮集體的力量，實行大聯合，首先就要在改善人民生活上下功夫，這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根基，進一步闡明了改善人民生活與社會主義的關系。一是改善人民生活離不開社會主義制度的保障，如果不靠社會主義，解決糧食問題，解決國計民生的大計，那真是難上加難。二是解決社會主義國家的民生問題必須注重統籌協調的工作方法，他在《論十大關系》中強調:“面對教育、糧食、就業等問題，統籌兼顧、適當安排是我們應該堅持的原則。統籌兼顧就是從國家、集體的全局角度考慮，適當安排就要結合群眾的具體生活，協調各方面的關系，維護人民群眾的利益。”也就是說，要把提高人民生活質量作為革命斗爭、政權建設和生產發展的出發點、落腳點和導向。

　　正因為如此，無論在革命年代，還是和平建設時期，毛澤東都把民生與政治相結合，把民生問題的解決作為密切聯系群眾的重要途徑。毛澤東把民生提到政治的高度，并不是束之高閣，而是只要與人民群眾生產和生活相關的，都是要著手解決的問題。只有在思想上重視民生問題，樹立“大民生”觀，真正把“體現和滿足群眾貼身利益”作為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的思路，才能夠找到解決民生問題的途徑，從而贏得廣大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和大力支持。

　　二、解決“小問題”

　　群眾利益無小事，所謂小問題就是要從群眾的吃穿住行用等方面著手，把關系到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小問題當成黨和國家的大事情來看待和解決。比如群眾的柴米油鹽的問題要當大問題來解決，群眾的就業、就醫、就學、基本保障等問題是最急需解決的問題也是民生大事。此外，“小問題”還應該包括群眾的情緒、矛盾、糾紛問題等，也要處理好。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論述中多次提到“人民群眾的生活需要”的問題。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是人們“創造歷史”的首要條件“生活需要”就是指每個人必需的生存條件，它作為馬克思民生理論中最普通、最基本的要求，是民生問題最集中的體現。馬克思把人類的生存、生活和發展狀況作為思考問題的出發點。毛澤東繼承并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民生思想，同樣把解決人民群眾生存、生活和發展中的民生“小問題”作為黨制定方針政策的出發點，也樹立了黨在各個時期改善民生的基本思路。

　　毛澤東是一位革命的實干家，他的“大民生觀”是以具體務實的民生實踐作保障的。早在1919年7月，他就提出了“世界上吃飯問題最大，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的著名論斷。生存的需求是人的基本需求，這些問題的解決會推動生產的發展，如果生產力得不到發展，就沒有充足的物質作支撐，改善民生就成了一句空話。毛澤東關心民生“小問題”的思想生動地體現在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

　　中央蘇區時期，蘇維埃政權建立后，毛澤東就開始強調經濟工作的重要性，他強調:“只有開展經濟方面的工作……才能使我們的廣大群眾得到生活上的滿足。”他要求從“群眾的切身利益”入手，解決群眾的生產和生活中的具體問題，不僅包括吃、穿、住、行、用，還細到柴、米、油、鹽，甚至結婚生子、疾病衛生等問題。他要求黨員干部與群眾生活打成一片，引導他們思考和關心群眾一切生活困難。例如，在第二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上，毛澤東語重心長地說:小孩讀書上學、人們的吃穿住行、群眾的生老病死，一切這些群眾生活上的問題，都應該提到我們的議事日程上。從講話中可以看出，毛澤東無時無刻不把群眾生活的“小問題”當成“大事情”來解決，體現了“群眾利益無小事”的民生思想。

　　抗日戰爭時期，針對邊區群眾生活負擔過重影響了抗戰熱情的問題。毛澤東提出了給人民群眾“以物質福利”的政策，強調通過改善他們的生活來提高群眾的抗戰積極性。他從爭取抗日戰爭勝利的政治高度論述了解決民生問題的重要性，將群眾生活條件的改善作為爭取人民團結抗戰的重要前提，將群眾民生問題的解決作為調動廣大人民抗戰積極性的基本保障，這是在充分認識到民生作用的基礎上而提出的。1937年8月，毛澤東把“改良人的生活”寫進抗戰救國十大綱領，并部署了一系列具體措施。1942年2月，毛澤東在《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一文中強調:“一切空話都是無用的，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利益。他還批評那些忽視群眾生活的傾向，常提醒黨員干部，只有群眾的衣食住行、柴米油鹽、生老病死等“小問題”真正解決了，群眾才會真正投入到抗戰中去。

　　新中國成立前夕，黨的工作重心由農村轉移到城市，毛澤東強調，這個轉變首要的任務就是要恢復和發展生產。新中國成立初期，發展經濟、擺脫貧困、改善民生是國家治理面臨的首要問題，這時候要贏得廣大群眾的傾力支持，更是要堅持“群眾利益無小事”的民生理念，將為民解困、為民解憂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此后，毛澤東領導了土地改革、治理失業、治荒救災、發展醫療衛生事業等工作，致力于積極保障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和身體健康。比如，在醫療資源分配方面，他認為醫療資源應實現城鄉的均衡分配，而不能成為城市人或少數特權人士的專有資源，在他這種為全民醫療問題考慮的思路引導下，農村醫療事業發展迅速，為解決農民看病難等問題發揮了重要作用，從而推動建立了巡回醫療制度。1957年，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指出:“我們的方針是統籌兼顧、適當安排。”毛澤東重點強調例如糧食問題、災荒問題、就業問題、教育問題等民生大事都要作出適當的安排。1959年，毛澤東再次強調“要把衣、食、住、用、行五個字安排好”。毛澤東的民生思想體現在落實改善百姓生活的實際行動中，體現在黨和國家的各項方針、政策中，時刻將改善和保障民生作為解決問題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在這樣的“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路的引導下，逐漸改變了新中國成立初期一窮二白的現狀，解決了數億人的溫飽問題，為中華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三、建立“好制度”

　　所謂好制度就是要建立剛性的、以民生改善為目的的具體制度，有了好理念，有了好做法，沒有法律和制度保障，即使能見到短期的效果，也不是長久之計。要利用制度的剛性，保障人民群眾的生活持續健康發展，保障國家長治久安。民生問題就是人民生存、生活的權利問題，具有規定性和長期性的特點，所以民生公平、民生民主和民生權利歸根結底是要靠制度作保障。

　　民主的政治制度是解決民生問題的重要保障。毛澤東認為發展生產和改善民生要依靠法律制度推進，在遵循客觀規律、制度規律的基礎上制定出最符合廣大人民利益的政策。早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就領導制定了一系列改善民生的法規和制度。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領導建立了基本政治制度，保證人民享有治理國家的權利，保證各項發展成果惠及廣大人民群眾。在民生制度建設方面，毛澤東重點主張推動分配方式改革，實行按勞取酬的原則，要著力幫助農民增加收入，他說:“如果我們沒有新東西給農民，不能幫助農民提高生產力，增加收入，共同富裕起來，那些窮的就不相信我們”。

　　毛澤東重視困難群眾的基本生活、醫療衛生、就業保障等問題，新中國成立前，中共中央就發出了《關于新解放城市職工工資薪資水平問題的指示》、《關于私營企業中勞資糾紛問題的指示》，以及召開了中央財政經濟工作會議等，統一財政、穩定物價、維護權利、保障生活。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領導制定了很多細致的社保制度。1949年12月召開了關于保護婦女權利、生產救災、教育工作等一系列會議，制定了切實可行的民生制度。1950年，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關于救濟失業工人的指示》、《關于救濟失業教師和處理學生失學問題的指示》等制度或文件，確保人民基本民生需求得到保障。1951年，正式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1953年又對該條例進行了修改和完善，適時調整了勞動保險的使用范圍和標準，這個條例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解決了職工養老問題的制度性文件。1956年國家頒布了《職工生活困難的補助辦法》，《辦法》明確了城市困難職工補助的原則、辦法、經費來源等。對于農村困難人群采取了“五保供養”的救濟方式。1957年中共中央召開黨的八屆三中全會擴大會議，通過了《關于工人、職員的勞動工資和勞保福利問題的規定(草案)》等民生文件。1958年，中央先后頒布實施了《關于工人、職工退休處理的暫行規定》、《關于工人、職員退休處理的暫行規定實施細則(草案)》等一系列法律法規，使企業職工和職員的退休人員的養老問題得到了初步解決。在醫療衛生保障方面，早在抗戰時期黨就在根據地探索建立了保健藥社和衛生合作社。毛澤東非常鼓勵和支持這種形式的醫療衛生組織，這一組織采取合股合辦經營或民辦公助的形式，為邊區群眾提供送醫上門、看病免費、藥價低廉的醫療服務，深受群眾歡迎，這也成為了新中國重要的醫療制度。此外，針對衛生資源分配不均的狀況，毛澤東提出了批評意見，責成衛生部工作要抓住重心，要把工作重點放在農村，工作策略要向占全國人口85%的農村人口傾斜，使廣大城鄉居民普遍享受到黨的醫療政策帶來的實惠。

　　新中國成立后，就業問題成為了非常棘手而緊迫的重大民生問題。當時就業問題主要有三種情況:一是城市工人失業和再就業問題;二是城鎮知識分子的失業和再就業問題;三是原國民黨黨政軍人員的就業問題。三種情況涉及人員眾多，且情況復雜多樣，一旦處理不當，就會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為了對失業人員進行及時救濟和妥善安置，毛澤東主持制定了一系列相關的社會救濟制度法律法規，從制度上對失業人員和就業人員進行了保障。1950年，頒布了《關于救濟失業工人的指示》、《救濟失業工人暫行辦法》、《關于失業救濟問題的總結及指示》和《關于救濟失業教師和處理學生失學問題的指示》等，確保人民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初步建立了失業工人救濟制度，確立了以工代賑為主、生產自救、發放救濟金等為補充的失業救助模式。1952年7月25日，通過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于勞動就業問題的決定》。在全國建立了失業工人救濟委員會，具體負責失業登記、崗位培訓和救助工作，同時協調各方，向全社會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保證了人民生活和社會穩定。除上述之外，毛澤東還在教育、交通等關系國計民生的眾多領域進行了不懈的探索，形成了一系列的制度規定，為保障和改善民生狀況、提高人們生活水平提供了制度保障。毛澤東構建制度，解決民生問題的實踐啟示我們要高度關注教育、就業、分配、醫療等民生領域的制度建設，以完善的制度體系來保障和改善民生。

　　四、實現“更公平”

　　所謂更公平就是要處理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問題中的公平公正的問題，民生問題與社會的公平正義密切相連。當前的民生一個重要的節點就是解決公平問題，目前社會財富的總量，即可供分配的民生資源是充分的，所以，新時期保障和改善民生，重點是民生資源的一個再分配的問題，再分配過程中既要以更公平為目標，又要防止落入平等主義的俗套。恩格斯認為人的權利起源于他們的經濟生活條件，而衡量自然法權的標準就是，公平也是法權本身最抽象的表現。所以，有保障的民生供給，是人的基本去權利。

　　民生公平是馬克思主義公平思想的根基，馬克思認為民生需要是衡量群眾生活水平的前提，而民生需求是一個不斷提升的指標。另外，在滿足不斷提高的社會需求時，要以社會為尺度，即從社會公平角度出發實現群眾的民生需求。恩格斯設想建立一種不僅可以使社會的每一成員參加社會財富的生產，而且能保證每個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不斷地得到滿足的制度。可見，公平正義不僅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毛澤東民生思想的顯著特征。毛澤東自幼生活在農村，深刻了解百姓疾苦，同時受封建禮教和家庭環境的影響，毛澤東很早已經具有了強烈的追求公平的意識，隨著他對社會狀況認識程度的不斷加深，他深入透視了中國傳統社會的基本機構，認為舊中國最大的不平等來源于體制的金字塔結構，深刻指出:“政權、族權、神權、夫權，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繩索。”自此，毛澤東把實現社會公平正義作為終其一生的理論追求與實踐，毛澤東的基本出發點就是要使中國人民徹底擺脫貧窮落后的生活狀態，為人民締造一個公平正義的新世界。他曾多次引用馬克思恩格斯《哥達綱領批判》中的著名論斷來闡述未來社會的構想:“生產者的權利是同他們提供的勞動成比例的，平等在于以同一尺度———勞動———來計算。”在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就提倡“紅軍人員的物質分配，應該做到大體平均。”很早就提出了自己關于養老和社會保障的構想，毛澤東指出:“一個人在老少兩段不能做工的時候應該都有一種取得保存他生命的食物的權利，這就是生存權。”新中國成立后，在設計和建設社會主義基本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制度時，毛澤東傾注了其對公平正義理想的追求。毛澤東民生公平思想重點體現在分配領域，他繼承馬克思、恩格斯以“勞動”作為分配尺度的原則，保證人民公平地參與社會產品的分配。但是，在具體實踐中，毛澤東更加關心基層人民群眾的生存和生活問題，關心弱勢群體的經濟地位和生活處境。毛澤東追求一種堅決保障人民群眾的基本生存權利，在物質利益分配中盡量做到公平合理，社會保障覆蓋均衡有效，廣大群眾平等地享有各項民生權利的民生觀。1954年，毛澤東在主持起草新中國第一部憲法時，把這些民生理念寫了進去，1954年《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勞動的權利，國家通過國民經濟有計劃的發展，逐步擴大勞動就業，改善勞動條件和工資待遇，以保證公民享受這種權利。”

　　毛澤東所追求的民生公平，不只是規則的平等，也不只是分配結果的相對均等，而是實質上的平等。例如，20世紀50年代，有人提出農民的收入比工人低，是一種不合理的現象。針對這種看法，毛澤東則解釋道:“工人收入一般是比農民多，但是他們生產的價值比農民大，生活必需品的支出也比農民多。”總體來說，毛澤東民生公平的實踐很好地保障了人民民生權利的實現。毛澤東公平思想在民生領域的實踐和發展，不僅推動了革命和建設時期普遍的民生問題的改善，也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民生思想和公平思想，為持續改善民生提供了有效范式。

　　(作者簡介：韓喜平——吉林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吉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鞏瑞波——吉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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