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教科書乃是私營綜合出版社最大的收入來源。而1949年后，意識形態、政權結構、教育體制等條件使得中國共產黨拒絕繼續視教科書為一門“生意”，但由于受能力所限，在1952年秋之前仍有少量私營出版社獲準出版教科書以作補充。開明書店便是其中代表。本文以開明書店這一私營書業為代表，審察了教科書最終實現的“國營化”歷史過程，以期對當下教育改革有所裨益。

　　2010年《開明國語課本》的再版發行不僅引發了民國教材的熱銷，更是引發了對教科書的熱議。今年國家還專門成立了教材委員會，力圖進一步加強對教材的管理。教育優劣影響著國之興衰，教書育人必有所依，教科書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自1951年秋編定的第一套人教版全國通用的中小學教材到如今的第十一版，在人教版教科書內容不斷的調整、更新的同時，我們確實也應重新審視民國的教材，在教育改革的道路上眼界放得更寬，務必踏實前行。

　　本文原載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7年4月，感謝邱雪松老師授權保馬發文。

　　從“生意”到“政治”

　　——以建國初開明書店教科書為中心的討論

　　邱雪松

　　在民國時期，各屆政府受限于實際控制力的不足，對中小學教科書基本采取“審定制”，即私營出版社自行編印，國家相關機構審定后再予以發售的制度。(1)教科書因之成為私營綜合出版社最主要的收入來源。1949年中國共產黨執政之后迅即確立了教科書必須“國營”(2)的目標，只是囿于經濟、環境、能力的等多重限制，目標一時無法達成，新政權只得有所妥協，取“國定本”與“審定本”并行的權宜之計。即使如此，新政府還是逐步通過限價、壟斷發售、圖書評論等手段，對私營教材嚴加控制。1952年秋，教科書最終實現了全面“國營”，而最大經濟支柱被斬斷的私營出版業則順理成章地走到了社會主義改造的路口。

　　目前，學界關于此問題的探討，多從宏觀角度，做行業整體論述。(3)“頂層”與“全局”固然重要，但全景式考察往往流于簡略的線性目的論敘事，忽略歷史細節，導致其結論過于生硬。有鑒于此，本文選取開明書店，以個案深究這段復雜的緩沖期。民國時期的中小學教科書市場，開明書店與商務、中華、世界、大東鼎足而立，時人稱之為“商中大世開”。(4)但與其他四家出版社不同，作為周恩來親自點名的“第三線書店”，(5)1949年后開明人(6)與開明書店頗受優待，所出教科書行銷全國。不過隨著中共教科書政策的收緊，出版社生存愈加艱難，最終于1953年被團中央直屬的青年出版社吞并，組建為中國青年出版社。它的結局在1949年后的私營出版社中可謂極具代表性。筆者依據出版社內部檔案、開明人日記，結合彼時黨政領導人的講話，主管機構的文件，還原建國后開明書店的教科書業務興衰歷程，希冀由此更為清晰地呈現教科書的“國營化”之路，并對私營出版業在中共建政初期的真實境遇和“國有化”的緣由做出解釋。

　　一

　　對于教科書，新政府思路非常清晰。1949年2月，中宣部出版委員會成立，在22日第一次會議上周揚如此談到：“出版上的第一件事首先應該做到是統一，……由出版計劃來說，首先應談統一的是出版，如教科書，馬恩列斯的著作，毛主席的著作都是要趕快做到統一出版，只有先求得出版的統一，業務才能統一。”(7)周揚將教科書與革命領袖著作并置而談，可見此項工作的重要性與迫切性。7月10日，中宣部再次指示：“今后全國各地用教科書，除一部分小學教科書有的確之差別外，均應在可能條件下要求一致。”但百廢待興之際，新政權除能編訂部分歷史、地理科目外，尚無力完成所有科目，該文件也提出了解決方案：“關于其他各科，在這份意見書中，大多是已從解放區原有的教科書或私營書店所出舊教科書中選擇了一些暫可采用的本子，望你們斟酌情況，令各學校采用。”(9)除此之外，考慮到教科書的印刷發行任務重，時間緊，出版委員會于1949年7月在北平聯合新華書店、三聯書店與私營出版社成立華北聯合出版社，(10)上海市軍管會新聞出版處參照同樣做法成立上海聯合出版社，充分調動私營出版社的印刷、發行力量來做好教科書發售工作。如上情況正如出版總署的總結“在國定教科書還不能全套編出的時候，一部分(如自然科學)只能先從私營書店的教科書中加以審核采用。這是就編審工作而言。至于教科書的出版發行工作，目前一部分是交華北和上海聯合出版社辦理的。”(11)

　　在同行業中，開明書店的情況又格外特別。開明政治上是值得信賴的“同人書店”，出版社大股東邵力子、鄭振鐸、胡愈之、葉圣陶、宋云彬等早在國共內戰尚未結束期間就選擇北上，新中國成立后他們作為統戰對象，大量任職于新中國部門，其中尤以出版部門為多。由于他們的推薦，盧芷芬、章錫琛、丁曉先等開明人也選擇離開出版社到新政府任職，可以想見建國初的出版領域里“開明人”的話語權是不可忽視的。1949年4月華北人民政府成立教科書編審委員會，專司審定中小學教材，葉圣陶、傅彬然、宋云彬等任職其中，葉圣陶出任主任。10月教科書編審委員會、中央宣傳部出版委員會和新華書店編輯部三個部門聯合組成出版總署，胡愈之、葉圣陶分任正副職。出版總署下設編審局，第一處負責全國教科書編審工作，葉圣陶兼編審局局長，宋云彬出掌第一處。(12)受益于上述因素，開明書店的教科書業務，并未因政權更迭受到太大影響。在局勢尚未平穩的1949年，其收益仍占出版社收入的62%。1950年上半年，教科書銷售占出版社銷售額的55.3%。(13)1950年秋季，教育部和出版總署聯合發布中小學教科用書，對比商務和中華只有7種和8種，三聯僅有3種，開明入選達15種，46冊之多，個中優待不言而喻。(14)此外，開明書店同時參股了華北聯合出版社和上海聯合出版社，這兩家機構因為有國家政權的強力保障，業務開展順利，僅僅是1950年春福州地區開明書店就從中預領純益1億元。(15)解放后的如此待遇，讓出版社上下滋生了樂觀情緒：“總認為在最近一兩年內，開明還不會遭遇到像偏重教科書營業的別家同業那樣的困難”。(16)

　　雖然私營書業可以繼續經營，但國家進入教科書業務帶來直接致命沖擊是不可否認的。這可證之于開明書店的營業變化，社內教科書銷貨基價1948年上半年為5，477，260，000元，1949年上半年降為4，512，472，000元，1950年上半年跌至3，614，383，000元。(17)1949年10月7日，中央宣傳部出版委員會曾邀請在京出版行業人士舉行茶會，開明書店代表盧芷芬直言：“民營書店走什么路，感到很彷徨。”章錫琛明確地點出關鍵所在：“中國出版業集中在上海，最大的只有四五家，主要營業是靠教科書，占全部營業額60%。他們的分店只賣自己的書(教科書)，現在最困難的問題，就是原來賣教科書的書店，就要無業可營了，而這幾家書店，歷史很久，希望政府幫助他們解決困難。”(18)結合盧芷芬與章錫琛的話可以得出結論，對于私營出版業來說，“走什么路”與教科書發售是密切關聯的。雖然私營書業面臨困難，但“國營化”絕對是新政府立意實現的，其中統一書價是首先要考慮的問題。10月19日，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做了明確表態：

　　教科書要由國家來辦，因為必須如此，教科書的內容才能符合國家政策，而且技術上可能印刷得好些，價錢也便宜些，發行也免得浪費。國民黨反動派統治的時期中，教科書定價最高有到印刷成本2000%的，這對于學生是極重的剝削。過去的書店黑幕重重，魯迅先生曾非常憤慨過。上面所說的教科書的書價，不過是其中的一例。現在由新華書店發起，組織了教科書的聯合出版社，京、津、寧、滬教科書的定價為印刷成本的250%，如果不是紙價高漲，現在比以前低之多，就可以解除學生的一些痛苦。這顯然是一大進步。將來教科書的價錢還要逐漸減低，到國家財政允許的時候，還要減到成本以下，賠貼的部分由國家負擔。只有教科書價格非常低廉，才可能消滅文盲，否則是不可能消滅文盲的。總之，教科書對于國計民生，影響特別巨大，所以非國營不可。(19)

　　翌年6月7日，出版總署的綜合報告中再次議及該話題：“書價之貴已到了十分嚴重的地步。許多學校學生買不起教科書，北京中學校三四個學生合用一本書。當然，紙貴是書貴的主要原因，但發行工作做得不好，不能節省浪費，也是一個原因”。(20)7月5日出版總署就會同教育部聯合發文《關于1950年秋季教科書減低并劃一售價及供應辦法的決定》(21)，從教材的用紙、開本、封面、最高限價，到郵運費、折扣比例、甚至庫存損耗比例，巨細靡遺，一律做了硬性規定，國家降低書價的決心之大可見一斑。政策出臺后，書價直接降低了20%—40%。(22)私營書業因此遭遇了滅頂之災，章錫琛就說：“(決定出臺后)不免使開明同人突然像碰到晴天霹靂，幾至于手足無措。……此后決不能再像從前的‘做一季，吃半年’乃是十分明白的事實”。(23)11月，管理層在遞交出版總署的報告里，悲觀地做了總結：“一九五〇年下半年的教科書，我們應該認為這是應負任務而非營業，預計售貨所得僅夠成本，如果其他本版書的銷數不能增進，則本版書實際營業數字，與一九四八年半年的營業總額比較，其降低程度達百分之八十強”。(24)內中語氣與1950年上半年的心態相比有著云泥之別。

　　發售“國營化”的步伐并未因私營書業遭遇的困難而有所減緩，總署下轄的出版總局曾專門發文強調“教科書供應決定，正是改進教科書發行工作的一種新方向，不論關于供應，關于售價，都是極為重要的決定，都是應該做到而且可能做到的。”(25)書價降低直接導致出版社收入大幅滑坡，開明在各大城市的分店更成為嚴重經濟負擔，“在十一個分店里(昆明分店不包括在內)除了成都、北京幾個分店略有盈余外，其余都是虧損，而廣州分店竟要虧損到一億二千萬元，幾乎占全部分店虧損兩億七千多萬元的一半。杭州分店的營業只有一千七百萬元，虧損卻到五千二百六十萬元，南京的營業一千三百萬元，虧損到二千九百萬元，這真可算是十分嚴重的現象。”(26)出版社領導層據此向總署報告：“分店機構，本來是為了教科書的發行工作而設的，今后決不能再依靠教科書，必須從基本上創造生存的條件，發展事業。否則惟有減少發行分店，以期集中力量來做好為人民大眾服務的出版工作。”(27)作為資方的管理層，在新時代背景下敢提出減少分店、裁汰冗員的“大膽”申請，我們可以想見出版社彼時處境的困難。11月11日，出版總署發出《關于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書店組織聯合發行機構的通報》，開明書店相應政策剝離各地分店，由此退出了教科書發行業務。

　　二

　　即使在印售渠道上逐步實現了“國營”，但各方面的條件限制決定了建國伊始中小學教材“國定本”與“審定本”并行的權宜之計仍然得沿用一段時間，不過政府內心對私營書業教材并不完全信任。建國伊始出版總署考慮通過設立圖書評論制度來加以整肅私營出版業，葉圣陶對此事略有記錄：

　　(1950年3月28日)同人將在《人民日報》辦一評論圖書之雙周刊，期提倡認真出版，推進出版事業。分頭擬撰稿件，余觀已成之數篇，頗不愜意。評論確不易為也。(28)

　　葉圣陶內心認為“評論確不易為也”，但出版總署著意強力推進，而私營出版社的教科書更是重點，很快在第三期《圖書評論》就登載了金燦然《中學地理教本的幾個政治思想問題》的批評文章。

　　出版總署專門為金文寫了按語，為此事定調：“現在各地中學地理教本大半是舊時在國民黨統治區內各家私營書店所出版的。……這幾種本子中雖然有在解放后由出版者自行修訂過的，卻仍舊包含著許多原則性的重大的缺點。”金燦然開篇明言：“地理科是進行政治思想教育的有力武器……我們過去重視得很不夠。這從我們選擇了三種地理教本可以看出。現在就把那三種中學地理教本，分別在幾個政治思想觀點上加以分析和批判。那三種教本是：一、王成組編商務印書館發行的《復興高中本國地理》(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改編本)，田世英編的《開明新編本國地理》(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四冊修訂本)，韋息予編的《開明新編初級外國地理》(一九四九年八月平一版本)。”文章隨后從“關于兩個陣營”、“關于中蘇友好”、“關于民族平等”、“關于地理環境與人口問題”、“關于經濟建設”、“關于選用材料”等六個方面對三種教本的 “許多原則性的重大的缺點”展開嚴厲批評，金燦然據此斷定：“這三種教本，雖然本來是在解放以前寫的，但是作者和出版者沒有根據新中國的國策與立國精神，將自己的舊出版物加以必要的檢查修改，這就表示，對人民負責的精神是不夠的。”(29)

　　在金燦然批判的三種教本中開明書店獨占兩本，出版社絲毫不敢怠慢，馬上做出檢討，全文刊發于5月13日的《人民日報》：

　　開明書店自我檢討

　　看了貴刊第三期刊載的《中學地理教本中的幾個思想問題》，我們誠懇地接受金燦然同志對于我們印行的《開明新編初級本國地理》和《開明新編初級外國地理》的批評，并且進行了深刻的自我檢討。《開明新編初級本國地理》的初稿是抗戰時期在后方完成的，勝利后曾在上海修改過一次。《開明新編初級外國地理》是勝利后在上海編成的。當時因為不愿意受偽教育部的審定，兩種教本都用補充教材的名義印行。去年上海解放之后，兩種教本被推薦為暫用教本。我們因為急于要造貨供秋季開學應用，沒有來得及審閱修改。到了秋天，我們把《開明新編初級本國地理》各冊先后修訂改編。但是我們的政治水準不夠，仍舊留下了一些錯誤。至于《開明新編初級外國地理》，本來打算停印了，后來為了供應少數學校的需要，又重印了一些。這樣做法多少是為了單純的營業利益，確實不是嚴格的向人民負責的態度。我們檢討的結果，決定把《開明新編初級外國地理》停止發售，把《開明新編初級本國地理》徹底重編。

　　還有一點要說的：解放之后，我們已經把出版的書籍檢查過一遍。有些基本觀點有錯誤的，已經停止發售了。但是我們自己知道，受了能力的限制，我們的檢查工作做得不夠正確精密。因此想通過《圖書評論》向全國讀者請求：愿讀者們幫助我們，隨時把我們的書籍上的錯誤告訴我們，使我們能夠逐步改進，認真做好出版工作。

　　此致敬禮!

　　開明書店謹啟五月十二日(30)

　　在檢討里，開明做出停售《開明新編初級外國地理》，重編《開明新編初級本國地理》的斷腕決定，并態度謙卑地向讀者請求繼續監督。兩教本同被批評，命運卻大不相同，其中另藏隱情。《開明新編初級外國地理》教材編者韋息予，即丁曉先，原是商務印書館職員，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后參加了1927年的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和南昌起義，革命失敗后回到上海任職于開明書店。對丁曉先這段經歷，相關部門是知悉的，所以在上海解放之初擬具的《開明書店概況報告》中，他被定性為“叛黨分子”，(31)不難推測在主管領導看來他所編教材必然含有惡劣政治影響。從檢討里“本來打算停印了”一語可見出版社方面也知個中利害，在遭致批評后，開明遂停止發售，希望一勞永逸解決問題。田世英的《開明新編初級本國地理》是他1944年應開明書店之請為國民政府教育部所編，該書因不合部頒標準被棄，出版社遂改為《開明新編本國地理》自行發售，廣受歡迎，在解放區也被采用，在1948年7月中宣部發布的《中小學教科用書審讀意見書》中還被正式推薦為中等學校地理課本，可見該教材是值得信任的。(32)所以針對批評，出版社認為原因是“我們的政治水準不夠，仍舊留下了一些錯誤”，承諾“徹底重編”。對于開明書店的表態，上級領導部門是認可的。在同年秋教育部發布的教科書推薦表中，出版社被選用的教材書目，從冊數和種數上，仍占了三分之一強，田世英的《開明新編初級本國地理》依舊在列。(33)雖然暫時未受太大沖擊，但對于包括開明書店在內的私營書業來說，金燦然的文章無疑是一記警鐘，明確表明即使審定通過，但私營出版社教材內容上仍然有與現政權教育目標存有齟齬之處。

　　1950年9月15—25日，第一屆全國出版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確定了“公私出版事業分工專業化的總方針”，會議決定“中小學教科書的出版工作則以原有華北與上海聯合出版社為基礎，成立人民教育出版社。” 私營出版社則一律退出教科書業務，開明的主營方向被設定為應用社會科學，文史和中級讀物，(34)開明書店正式結束了教科書業務。

　　三

　　1949年之后，“出版”不可能再是一門“生意”，正如胡喬木所言“出版物和紙煙、火柴等商品不同，那些東西不好，黨委雖然也應該負責，但責任還小，而出版物是思想方面的東西，雖也是商品，但是是政治的商品，黨對這方面應當負最大的責任。出版中發生的問題，最后就要找到黨的機關”。(35)在出版物中，教科書尤為重中之重。只是因為教科書的“國營化”無法一蹴而就，需要一個過程，私營教材才會在1948至1952年這短暫的緩沖期得以繼續發售。但，對于新政權來講，教科書從“生意”變為“政治”是必須完成的目標，只是先后步驟有別。從上文例子可見，新政權選擇以書價為突破口，來率先實現教科書發售“國營化”。1950年底，教育部與出版總署聯合發文：“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之中小學教科書，全部由各地新華書店負責供應”。(35)配合以國家對教科書的定價權控制，可以說在1950年底新政權就全面控制了教科書的發行。至于教科書的編審，在人教社成立一年半內國營和民營教材暫時共同流通的局面后，到了1952年5月，教育部與出版總署聯合發布《關于1952年秋季教科用書的規定》，所附用書表中的45種95冊教材均來自人民教育出版社，教科書最終實現了國家統一編審、印行、發售。(37)教科書作為出版物，除了作為大眾教育的載體外，它更是承載政黨意識形態，構形國家認同的最有效工具，今天看來在新生政權剛建立彼時特定的國內外時代背景下，教科書“國營化”的決定是正當的。

　　建國之初民營教材得以流通，是客觀條件使然，而在諸多民營出版社中，開明書店獨受優待，人脈于其中至為重要。在中國共產黨即將掌握政權之際，開明的“同人書店”性質就率先得到了承認和尊重。1948年底，中共中央頒布《對新區出版事業的政策的暫行規定》，對新解放區的出版機構有如下重要指示：“民營及非全部官僚資本所經營的書店，不接收，仍準繼續營業，如開明、世界、北新屬之。”(38)兩月后，中宣部更致電中原局，要求停止翻印開明書店書籍，保障出版社權益。(39)中共對開明人更是禮遇有加。事實上，早在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不久，開明書店內部商議“公私合營”，并于1950年2月同行業首家向出版總署提出，其中部分原因就是總署開明人的謀劃建議。本文所論及的個案，也說明在絕對的“政策”下，各種人情倫理仍然會錯落其間，這必然會在剛性的“體制”打開彈性空間，歷史的多義性與繁復性才得以呈現。隨著教科書“國營化”的展開，私營出版業的生存空間逐步消弭。對私營書業而言，沒有了教材業務，在當時的背景下惟有“公私合營”一途。開明就選擇了共青團旗下的青年出版社，兩家出版社于1953年4月15日掛牌為中國青年出版社。(40)此舉可謂拉開了私營出版業改造的序幕，12月5日出版總署發布了《關于1953年出版工作和今后方針任務的報告》，翌年1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轉了這份報告，并著重指出：“對于私營出版業、發行業和印刷業，必須積極地、有計劃地、穩步地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改造的重點首先放在出版業方面。”(41)到了1956年6月，出版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扮演過重要角色的私營書業最終退出了歷史的舞臺。

　　正是因為教科書的“國營化”，新中國初期教育才得以迅速普及與展開，時任開明書店編譯所主任呂叔湘認為“現在，教科書基本上是由公營書店去發行了——這一措施，無論從提高教科書的水準來看，或是從減輕學生的負擔來看，都是十分應該的。”(42)這句話中的真誠與反應的事實是無法否認的。但不可諱言，“國營化”后，教科書長時間為“政治”所左右，甚至在非常歷史階段偏離了教育的本義。如今，關于該話題有了更多的討論空間。2010年，《開明國語課本》再版發行，引發了民國教材的熱銷，甚至引發熱議。(43)但人們在對民國教材現行教材的對比褒貶之際，卻有意無意中無視了民國教材“生意”的另一面，甚而落入“民國范兒”的思維陷阱，實際上是不利于討論的深入展開。事實上，正如相關研究者指出的“教科書不僅是‘事實’的‘傳輸系統’，它還是政治、經濟、文化活動、斗爭及相互妥協等共同作用的結果……它的出版和發行受到政治和經濟領域中市場、資源、權力等因素的制約”。(44)只有真正理解了這一點，在“事實”、“生意”與“政治”中尋求三者的最佳平衡點，我們今天的相關教育改革才能取得真正進展。

　　注釋

　　(1)教科書“審定制”通行于中華民國時期，不過歷屆政府曾數次意欲實行“國定制”，并頒布相關政策，編輯了各科教材，但從實際效果上講，“國定制”并沒有得到真正貫徹。關于中華民國時期教材編審情況請參見鄭鶴聲：《三十年來中央政府對于編審教科圖書之檢討》，載《教育雜志》，1935年第25卷第7號;李華興主編：《民國教育史》里“第三篇 管理篇”中的“第六章 教科書的編寫與審定”，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

　　(2)本文討論的教科書“國營”，指“大出版”概念下的國營，包括編輯、發行、印刷三個方面。不過1937年淞滬會戰導致美成印刷廠被炸毀后，開明書店不再自設印刷部門，所以本文側重編輯、發行。

　　(3)就筆者所見，對私營出版業改造討論較為深入的著作是朱晉平：《中國共產黨對私營出版業的改造》，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8年;對新中國教科書制度研討以華東師范大學2011屆刁含勇的博士論文《新中國中小學教科書制度的形成及其影響(1949—1954)》為代表。

　　(4)朱聯保回憶：“解放以前，書業中人對規模較大的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大東書局、開明書店這五家，簡稱為：‘商中世大開’。這是以印售中小學教科書數量之多寡而排列次序的。”，見《漫談舊上海圖書出版業》，《出版與發行》1986年第5期，第53頁。

　　(5)據胡繩回憶：“一九四六年內戰爆發，恩來同志安排上海的工作，他要我把出版界和雜志分成第一線、第二線、第三線三類。第一線像《文萃》那樣的雜志，是很快就會被國民黨查禁的。第二線是一些還可以維持一個時期，到了某種時期，是很快就會被國民黨查禁的。《中學生》和開明書店屬于第三線，應該盡可能存在下去。恩來同志這個安排，我和葉圣老談過，請圣老盡力維持開明書店，維持《中學生》”。載胡繩：《我和〈中學生〉》，《讀書》1985年第11期，第136頁。

　　(6)本文的“開明人”既指1949年后在開明書店繼續任職的員工，還包括握有開明書店股票，但已在新政府任職的葉圣陶、胡愈之、宋云彬、傅彬然、章錫琛、邵力子、鄭振鐸、周予同等，通過各種方式為開明書店出謀劃策的大股東。

　　(7)《出版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記錄》，《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949)》，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編，中國書籍出版社1995年，第24頁。

　　(8)《中共中央宣傳部關于中小學教科書問題給武漢市宣傳部的指示》，《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949)》，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編，中國書籍出版社1995年，第170頁。

　　(9)張景輝，崔宗緒：《回憶華北聯合出版社》，《北京出版史志》第1輯，北京出版社1993年，第151~152頁。

　　(10)呂君樸：《上海聯合出版社瑣憶》，《書店生涯六十年》，濟南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內部出版物，1996年8月，第101~117頁。

　　(11)《出版總署三個月(1949年11月至1950年1月)工作簡報》，《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950年)》，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編，中國書籍出版社1996年，第63頁。

　　(12)《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暫行組織條例(草案)》，《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949年)》，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編，中國書籍出版社1995年，第506—508頁。宋劍行：《深深的懷念》，《紅塵冷眼》，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頁。

　　(13)《第一次全國出版會議開明書店報告》，1950年9月，第22頁。

　　(14)《一九五〇年秋季中小學教科用書表》，《1949—1952年教育文獻法令匯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辦公廳，1958年，第216~220頁。

　　(15)《出版局為執行教育部、出版總署關于1950年秋季中小學教科用書的兩個決定的指示》，《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950年)》，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編，中國書籍出版社1996年，第397頁。

　　(16)章錫琛：《教科書與開明書店》，載《開明通訊》1950年第1期，第19頁。

　　(17)《開明書店致出版總署報告》，1950年9月，第22頁。

　　(18)《中共中央宣傳部出版委員會邀請北京市同業茶會記錄(摘要)》，《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949年)》，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編，中國書籍出版社1995年，第463~465頁。

　　(19)《陸定一在全國新華書店出版工作會議上的閉幕辭》，《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949年)》，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編，中國書籍出版社1995年，第445頁。

　　(20)《出版總署工作綜合報告(節錄)》，《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950年)》，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編，中國書籍出版社1996年，第300頁。

　　(21)《關于1950年秋季教科書減低并劃一售價及供應辦法的決定》，《教育部法令匯編(1949—1952年)》，第220~221頁。

　　(22)《出版總署1950年工作總結和1951年工作計劃要點》，《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951年)》，，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編，中國書籍出版社1996年，第105頁。

　　(23)章錫琛：《教科書與開明書店》，載《開明通訊》1950年第1期，第19頁。

　　(24)《開明書店致出版總署報告》，1950年11月，第22頁。

　　(25)《出版局為執行教育部、出版總署關于1950年秋季中小學教科用書的兩個決定的指示》，《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950年)》，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編，中國書籍出版社1996年，第398頁。

　　(26)章錫琛：《教科書與開明書店》，載《開明通訊》1950年第1期，第19頁。

　　(27)《開明書店致出版總署報告》，1950年11月，第24頁。

　　(28)葉圣陶：《葉圣陶集》第22卷，江蘇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01頁。

　　(29)金燦然：《中學地理教本中的幾個政治思想問題》，載《人民日報》1950年5月3日，第5版。

　　(30)《開明書店自我檢討》，載《人民日報》1950年5月13日，第5版。

　　(31)《開明書店概括報告》，上海市檔案館藏，Q431—1—144。

　　(32)田世英：《一位令人景仰的老編輯——憶葉圣陶先生在成都二三事》，《山西大學學報》1984年第1期，第114~115頁。

　　(33)《一九五〇年秋季中小學教科用書表》，《1949—1952年教育文獻法令匯編》，第216~219頁。

　　(34)《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第一屆全國出版會議綜合報告》，載《人民日報》1950年11月1日，第3版。

　　(35)《改進出版工作的幾個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951年)》，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編，中國書籍出版社1996年，第258頁。

　　(36)《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出版總署聯合發出關于一九五一年春季教科書的售價及生產供應辦法的決定》，載《人民日報》1950年12月31日，第3版。

　　(37)《一九五二年秋季中小學教科用書表》，《1949—1952年教育文獻法令匯編》，第233~236頁。又據人民教育出版社網站之“大事記1952年”條：http://www.pep.com.cn/rjs/rjgl/rjls/dsj/201012/t20101206_982067.htm，2015年10月9日。

　　(38)《中共中央對新區出版事業的政策的暫行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949年)》，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編，中國書籍出版社1995年，第1

　　頁。

　　(39) 《中共中央宣傳部關于寄送樣本及不要再翻印開明等書店的書籍致中原局宣傳部電》，《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949)》，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編，中國書籍出版社1995年，第78頁。

　　(40)《中國青年出版社今日成立》，載《人民日報》1953年4月15日，第3版。

　　(41)《中共中央批發出版總署黨組關于1953年出版工作情況和今后方針任務的報告》，《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954年)》，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編，中國書籍出版社1999年，第1~2頁。

　　(42)呂叔湘：《祝賀第一屆出版會議成功》，載《開明通訊》第2期，1950年9月15日。

　　(43)《語文教材，從民國到現在》，載《南都周刊》2010年11月15日。隨后，報道陸續出現于騰訊、新浪等主流門戶新聞網站，中央廣播電臺、中央電視臺、各省市電視臺等的加入，使得該報道演變為一場媒體熱潮。

　　(44)M·阿普爾，L·克里斯蒂安—斯密斯：《教科書政治學》，載《教科書政治學》，侯定凱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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