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是個原則性非常強的人，原則就是他的生命，在原則問題上，他強硬的就象一塊石頭，一點商量的余地都不留。他很看重原則性，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羅榮桓去世，毛澤東在當日聽取聶榮臻關于十年科學技術規劃問題的匯報會前提議為羅榮桓默哀，他評價羅榮桓說：“羅榮桓同志原則性強，表里如一，對黨忠誠。”在毛澤東的眼里，原則是一種品格，是一種信念，是一種理想的堅守。他曾跟衛士李銀橋說過：“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在路線問題上，從來就沒有調和的余地。”他還曾表示：“在原則問題上，我歷來的態度就是完全、徹底、干凈地沒有調和的余地。”

　　從歷史上看，毛澤東又是一個主張以理服人的人，一個主張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的人，這跟一個自稱“沒有調合余地”的人好似判若兩人，然而這些看似矛盾的理念就這樣辯證統一地存在于毛澤東的精神世界里，存在于一個辯證法大師的政治生涯里。

　　讓毛澤東沒有調和的余地的，是一些什么樣的原則和底線呢?

　　這從毛澤東建國后的幾次發火中，可以探知一二。毛澤東的這幾次發火，不僅廣為人知，而且成為影響和改變中國的大事件。

　　對一九六二年全國刮起的“單干風”發火。一九六二年，全國上下刮起了一股很大的“單干風”，越往上刮的越大，受三年自然災害的影響，不少人對集體經濟的前途感到一片黑暗，把擺脫國民經濟困境的希望寄托在分田單干上。如一九六二年七月，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在匯報自己的調查結果時就說：“現在全國各地已經實行包產到戶和分田單干的農民，約占百分之三十，而且還在繼續發展。在這種情況下，，與其讓農民自發地搞，不如有領導地搞。將來實行的結果，包產到戶和分田單干的可能達到百分之四十，另外百分之六十是集體的和半集體的?，F在搞包產到戶和分田單干，是臨時性措施，是權宜之計，等到生產恢復了，再把他們重新引導到集體經濟。”毛澤東在聽報告時一言不發，顯然他不贊成這種單干的觀點。田家英的觀點，顯然不僅僅是一個人的觀點，持這種觀點的大有人在，而且在高層也很普遍，成了一股很大的風。如領導財經工作的陳云就在上海找姚依林談恢復農業生產，認為包產到戶還不徹底，與其包產到戶，不如分田到戶，用重新分田的方式，刺激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陳云還跟毛澤東當面闡述分田到戶的意見，毛澤東沒有表態，但據陳云后來回憶，陳云陳述分田單干的時候，毛澤東很生氣。毛澤東后來找中辦主任楊尚昆談話，主要圍繞著走集體道路還是走個人經濟道路這個要點，楊尚昆在當天的日記里寫道：“我覺得事態很嚴重!!十分不安!”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日，毛澤東召集中共中央局第一書記開會，問：“你們贊成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當然不會主張搞資本主義，但有人主張搞包產到戶?，F在有人主張在全國范圍內搞包產到戶，甚至分田到戶。共產黨來分田!對農民，要讓他自愿，如果有的人非包產到戶不可，也不要采取粗暴態度。問題是要分析農民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我們如何領導。有人似乎認為我們和農民搞了幾十年，現在好像不行了，難道我們就這樣脫離群眾?有人說恢復農業要八年時間，，如果這行包產到戶有四年就夠了，你們看怎么樣?難道說恢復就那么困難?這些話都是在北京的人說的。下邊的同志說還是有希望的。”在這一年里，毛澤東對單干問題談得非常密集，也談得十分嚴重，他從單干風這一現象，看到的是兩條道路的實質。在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的北戴河中心小組會議上，毛澤東說：“階級分析要認真注意，遇到困難和波折時，這方面容易忽視。……現在有兩種人，一種是只講黑暗，一種是講大部黑暗，略有光明。任務是從分析形勢提出來的，既然是一片黑暗，那任務的提法就不同，就證明社會主義不行，因而就要全部單干。認為大部是黑暗，略有光明，采取的辦法就是大部單干，小部集體。然后雙必然反映到方針、措施和世界觀上來。搞單干，兩年都不要，一年多就會出現階級分化，其中有共產黨的支部書記，貪污多占，討小老婆，放高利貸，買地;另一方面是貧苦農民破產，其中有四屬戶、五保戶，這恰恰是我們的社會基礎，是我們的依靠。你是站在三分之 的富裕農戶的立場上，還是站在三分之二的基本農民群眾的立場上?問題就是這樣擺在我們的面前。……黨內有相當多的同志，對社會主義革命缺乏精神準備，所以去年提出重要的問題是重新教育干部。”對于六二年的單干風，毛澤東在之后的幾年里一直念念不忘，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一日的政治局常委會議上，他再次說起：“我曾經說過，人長了個頭，頭上有塊皮，歪風來了，就要硬著頭皮頂住。六二年刮歪風，如果我和幾個常委不頂住，點了頭，不用好久，只要熏上半年，就會變顏色。許多事情都是這樣，領導人一變，就都變了。”這件事對毛澤東的觸動太深了，它直接促成了后來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再后來因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將劇中“退田”、“平冤獄”同一九六二年的“單干風”、“翻案風”等聯系起來，又成為文革的導火索。

　　對“不管文化”的文化部發火。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毛澤東對意識形態方面存在的問題格外重視，他認為“凡是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搞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無論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而當時意識形態領域的文學藝術戲劇等諸方面充斥著帝王將相之類的內容，這令他十分不滿。一九六三年九月他在主持中央工作會議時說：“意識形態方面，除了文學之外，還有藝術，比如歌舞、戲劇、電影等等，都應該抓一下。……要推陳出新。過去唱戲，凈是老的，帝王將相，家院丫頭，保鏢的人，黃天霸之類，那個東西不行。推陳出什么東西呢?陳就是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東西。要把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東西推出去，出社會主義的東西，就是要提倡新的形式。舊形式要搞新內容，形式也得有些改變?？偠灾?，老是帝王將相，劉、關、張，凈是那一套，我看不成功。……現在經濟形式已經改變了， 是社會主義經濟了;上層建筑應該適應這個經濟形式，上層建筑的形式也應該有所改變，內容也應該有所改變。”毛澤東的勸說和苦口婆心的倡導，并沒有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對于社會主義新文藝，“大家口頭上也都講，但演起戲來，還是帝王將相。”毛澤東經于發火了，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他對《戲劇報》、文化部接連進行了兩次嚴厲批評：“《戲劇報》盡宣傳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將相的、才子佳人的東西很多，文化部不管。在文化方面特別是戲劇大量是封建落后的東西，社會主義的東西很少，在舞臺上無非是帝國將相、才子佳人。文化部是管文化的， 應當注意這方面的問題，要好好檢查一下，認真改正，如不改變，就改名‘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國死人部’。”時過不久，他在審閱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處編印的《文藝情況匯報》刊載的《柯慶施同志抓曲藝工作》上批示：“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不能低估電影、新詩、民歌、美術、小說的成績，但其中的問題也不少。至于戲劇等部門，問題就更大了。社會經濟基礎已經改變了，為這個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筑之一的藝術部門，至今還是大問題。這需要從調查研究著手，認真地抓起來。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在之后的幾年里，毛澤東對意識形態文化方面的關注日益加深，對意識形態方面的資產階級傾向的批評日益加劇，最終決心要“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這場革命是讓工農兵占領舞臺的革命，是“打倒閻王，解放小鬼”的革命。

　　對當官做老爺的衛生部發火。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由于舊的官僚主義思想影響，醫療資源逐步向城市以及官僚階層匯集，而廣大農村卻存在著無醫無藥的嚴重局面，一九六五年五月，毛澤東回井岡山，當他聽到老區茨坪人民公社的社員反映說農村缺醫少藥、一旦生了病得不到及時冶療后，毛澤東非常愧疚地說：“是我們的工作沒有做好呢，主要是我，對不起鄉親們，以后，相信我們的黨會認真做好農村的醫療保健工作。”這次井岡山之行對毛澤東的觸動非常大，促成了他“六·二六指示”，在這個著名的指示里，他嚴厲地說：“告訴衛生部，衛生部的工作，只給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務，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還是老爺。而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農村，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老爺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他跟醫務人員歷數了當前醫療衛生方面存在的諸多問題：“現在醫院那套檢查治療方法，根本不適合農村。培養醫生的方法也只是為了城市，可是中國有五億多人是農民。那種做法脫離群眾，中國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農村，不為農村服務，還叫什么為人民服務。工作中，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所謂尖端，高、難、深的疾病研究上，對一些多發病、常見病、普遍存在的病，如何預防，如何改進醫療，不管，沒人注意，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的問題不是不要，只是應該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應該放在農村，重點在農村。還有一件怪事，醫生檢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么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傳染給別人?我看主要是怕別人有病傳染給自己。要分別對待嘛，干什么都戴，這首先造成醫生與病人之間的隔閡。今后城市的醫院應該只留下畢業一兩年的醫生，本事不大的醫生，其余的都到農村去，把好的都放在農村。……把醫療衛生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嘛，把這些都告訴衛生部。”這次談話之后，“把醫療衛生的重點放到農村去”成為當時社會的一股主流，醫療衛生資源開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流向農村，農村貧瘠的醫療衛生狀況得到了較大改觀，數字顯示，六十年代發展起來的農村合作醫療，到一九七五年全國覆蓋率達到84.6%，一九六五年的時候，城市平均每千人的醫院床位是農村的7.7倍,專業衛生技術人員數目是農村的3.7倍,而農村人口是城市人口的4.6倍，醫療經費農村只占25%，城市則占75%，到七十年代中期的時候，農村醫院床位比重已提高到60%，全國活躍著180多萬赤腳醫生，國家有60%的衛生預算花費在農村。這是一場被譽為“衛生保健革命”的中國大事件，衛生經濟學家北京大學教授李玲曾在一篇專訪中說：“前30年中國創造了一個奇跡，因為沒有哪個國家可以花那么少的錢就解決了老百姓的基本醫療問題。”

　　在建國之后，毛澤東的發火當然不止這三次，但這三次發火能夠較真實而深刻地體現出毛澤東思想的核心理念，從中可以看出毛澤東所傾力堅守的原則和不可碰觸的底線，那就是：在路線上必須堅持以集體主義為基礎的社會主義道路;在文化精神上必須堅持以工農兵為主導的文藝方針;在施政上必須堅持為最廣大的人民大眾服務。毛澤東所堅持的這些核心原則，構筑起了毛澤東時代的基本框架和基石，也是區別于毛澤東時代與其他時代的分水嶺，是今天的人們對于什么是毛澤東思想、什么是社會主義的基本認識?，F在社會上各種各樣的思想流派讓人眼花繚亂，各種非毛澤東思想的東西以毛澤東思想的面目出現，各種非社會主義的東西以社會主義的名號招搖，造成人們難辯真偽，思想混亂，其對毛澤東思想、社會主義的聲譽侵害是無法估量的。我經常發現一些年輕人將在生活、工作或者社會中受到的不公所產生的怨氣發泄到毛澤東思想上面，發泄到社會主義方面，而造成他們產生怨氣的那些因素， 比如被老板壓榨剝削、被克扣工資、收入分配不公等等，都是毛澤東所傾力批判的、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所排斥的東西，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局面?其根本原因就是大量的“李鬼”已經讓人辨不清是非了。

　　這是個思想大裂變、大碰撞的時代，常常需要我們對一些社會問題做出自己的觀察和解答，當面對那些紛繁蕪雜的矛盾的時候，不妨拿來放到毛澤東所堅持的那些原則面前照一照，我們就會不被表面的現象所迷惑，我們的心就會豁亮很多，我們就不會在最容易迷路的時代里迷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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