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在網絡上看過一個視頻：老年的習仲勛坐在椅子上，隨著音樂的節拍唱著《東方紅》，唱到情深處，用手不住地拭眼淚。習家人說，他最愛聽的就是這首歌。看過這個視頻，我的感觸很深，《東方紅》是一首歌頌毛主席的民歌，習仲勛在毛澤東時代，從一九六二年到一九七五年，十幾年的時間里，是受到審查和監禁的，為什么不但沒有對毛澤東心生怨懟，反而對毛澤東表現出這樣深厚的眷愛呢?類似習仲勛這樣的革命老人在經歷“挨整”后對毛澤東依然“癡心不改”的并不少見，象彭德懷將軍臨終遺言說“毛主席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羅瑞卿大將出獄后第一件事是到天安門向毛主席敬一個標準的軍禮;黃克誠大將在文革后面對毛澤東的若干非議大聲疾呼“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和國家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再象戚本禹在文革中被投進監獄，晚年卻著書立說為毛澤東辯護;再象被人稱為“中國最后一個儒家”的梁漱溟于一九五三年跟毛澤東的一樁“公案”后，仍把自己引為毛澤東的諍友，并深刻地反省自己當年的沖動，對毛澤東的故世，“感到深深寂寞”。

　　也許人們很難理解，他們這是怎么了?中國自古講“有仇不報非君子”，為什么在毛澤東面前，這些“古訓”在他們面前都統統失效了呢?原因或許有很多，他們之所以做出這樣的態度抉擇，每個人或有完全不同的解釋，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毛澤東的“公心”，無論他的“對”抑或“錯”，他都不是為了他自己，他的“公”成為征服人心的無窮力量，也是習仲勛這些革命老人們拋棄個人恩怨的根本原因。

　　我們不妨僅從毛澤東對待犯錯誤的同志的態度上，看看毛澤東是有怎樣的一顆“公心”的。

　　文革時期的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毛澤東召集林彪、周恩來、王任重開會，他從劉少奇談到了張國燾，集中強調了一個對待犯錯誤的同志的原則問題，他主要的講話要點是：“關于少奇同志的生活會，不要再開下去了。越開調子越高，一定要說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再講下去就是彭羅陸楊一幫了。……我們從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五年一直采取團結、批評、團結，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李立三、王明，七大還是選舉他們為中央委員。請大家想一想，我們是怎么對待張國燾的?張國燾另立中央，另立中央也算了，難道說其中沒有好人?有好人，如徐向前、李先念，還有四方面軍的一大批干部。張國燾不走，現在還是會坐在這里開會的。我們歷來采取這種政策，看來是有效的。一、一個不殺。二、團結犯錯誤的人，改正錯誤。懲前毖后、治病救人。……世界就是這樣的，永遠沒有清一色。”張國燾的錯誤不可謂不大，分裂紅軍，另立中央，將中國共產黨人的前途和命運置于危險的境地，即便錯誤如此嚴重，但毛澤東仍然認為還是可以團結的，如果張國燾不跑到蔣介石那邊去，還是可以坐在一起的。他是用張國燾作例子，提醒對劉少奇的錯誤不要把調子定得高了，仍要以團結為重。文革結束后，劉少奇的家人與毛澤東的家人沒有因為文革中兩位曾經的戰友之間的路線之爭而結下怨締，這足以證明劉家人是心胸寬廣、識大體的，能夠正確理解毛、劉兩人之爭的實質，這給了那些認為毛劉之爭是權力之爭并以此來否定、丑化、抹黑毛澤東的人或勢力以最大的回擊，他們沒有給后毛澤東時代那些自私狹隘的反毛集團以任何口實，這是劉家人對于中國革命做出的歷史性貢獻。

　　也許有人會懷疑，假如張國燾不走，毛澤東真的會跟他坐在一起嗎?會的，這從毛澤東對待王明的態度上完全可以得出這樣肯定的回答。王明的錯誤有多大?他的“左”傾路線幾乎喪送了中國革命。一九四一年九月，毛澤東為政治局會議起草的《關于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認為王明、博古路線“在思想形態上，在政治形態上，在軍事形態上，在組織形態上，色色具備，無奇不有，超過陳獨秀與李立三”，白區黨的組織力量(除了北方與文化界還保存一點極小的力量外)，差不多損失了十分之十，在蘇區與紅軍方面則損失了十分之九的力量，僅剩下陜北一個蘇區和到達陜北的3萬多紅軍及南方幾個據點的幾百名游擊隊員。然而怎么樣呢?在一九四五年的“七大”中央委員選舉中，毛澤東積極做工作要投王明的票。后來有人回憶說，那次投票后，毛澤東又來到計票現場，向計票的同志問洛甫(張聞天)和博古(秦邦憲)得票情況，特別問王明得票多少，他說“最好能選上……‘七大’是一次團結的大會，犯了錯誤的人也有代表性，我們不要把犯過錯誤的人推出去，而要團結他們。犯了錯誤，改了就好。”他靜靜地坐在那里，耐心等待計票員把票統計完畢，當他看到秦邦憲(中委最后一名)，王明(中委倒數第二名)最終被選上中央委員時，臉上露出了笑容。關于這段歷史，毛澤東自己在后來的多種場合都提起過，例如他在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的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預備會議第一次會議上所作的報告中說：“七次大會的時候，我們說服了那些同志，選舉了王明、李立三。那末，七大以后這十一年來，我們有什么損失沒有?毫無損失，并沒有因為選舉了王明、李立三，我們的革命就不勝利了，或者遲勝利幾個月。是不是選舉了他們，犯錯誤的人得到獎勵了呢?犯錯誤的人當了中央委員，那我們大家一齊犯錯誤好了，橫直有當中央委員的機會，會不會這樣呢?也不會這樣。你看，我們七十幾個中央委員，他們并不故意犯幾個錯誤以便再當中央委員。沒有當中央委員的，‘三八式’以前也好，‘三八式’也好，‘三八式’以后也好，會不會就學王明、李立三，也搞兩條路線，變成四條路線，以便爭取當中央委員呢?不會，沒有人這樣，而是鑒于他們的錯誤，自己更謹慎一些。”一九六六年一月五日，他在同楊尚奎、方志純、劉俊秀等談話時說：“七大的時候，有些人就‘左’的很，堅決反對王明他們入選新的中央委員會。其實，選上他們，無非一個是改，一個是不改。不改也沒有什么壞處。”這些談話是毛澤東在談到羅瑞卿時帶出來的，一九六五年，受林彪、葉群的陷構，羅瑞卿被調離軍委工作，毛澤東就談了對羅的看法，他說：“這個人就是盛氣凌人，鋒芒畢露。黨也是一分為二的，十個指頭，分一個小指頭出去，也是一分為二;分一個大指頭出去，也是一分為二。一分為二，不要怕，黨還是要發展的。就是領袖壞了，也不要怕。我同羅瑞卿談過，要他到哪個省去搞個省長，他不干。軍隊工作他是不能做了，要調動一下。可以到地方上去做些工作。”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澤東在參加中央軍委全體會議時，對自己當初整了羅瑞卿表示了道謙，他說聽了林彪的一面之詞，整了羅瑞卿，做點自我批評。一九七五年八月，羅瑞卿被任命為中央軍委顧問，重返軍界。

　　還有對待彭德懷的態度，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毛澤東與彭德懷因路線分歧搞得很僵，彭德懷也一度被打成反黨集團，但毛澤東并沒有只是一手推開，平日里也多次派人看望彭德懷，“三線”建設的時候，還力主彭德懷為“大三線”副總指揮。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毛澤東跟彭德懷見面時說：“我們共事幾十年了，不要廬山一別，分手分到底，我們都是六七十歲的人，應當為后代多想事，多出力……廬山會議已經過去了，是歷史了，現在看來，也許真理在你那邊。”當天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毛澤東看到信后高興得睡不著覺，早早地起來等著再跟彭德懷談話，談話的時候彭表示想去新疆搞農業，毛澤東勸慰他說：“彭德懷同志去西南區，這是黨的政策。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同我來談。我過去反對彭德懷同志是積極的，現在要支持他也是衷心誠意的。對老彭的看法應當是一分為二，對我自己也是這樣。在我的選集上還保存你的名字，為什么一個人犯了錯誤，一定就要否定一切呢?”

　　這就是毛澤東，整人而不治人，不會因為政治上的分歧和矛盾把人置于死地，不會把人一棍子打死，不會讓人沒有出路。這是他的一貫思想和做法，是他哲學思想的閃光，是他崇高的革命理想的體現。一九六五年，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關于“是非問題”這樣點明對犯錯誤同志的做法：“對于犯了錯誤的同志，有人說要看他們改不改。我說單是看還不行，還要幫助他們改。這就是說，一要看，二要幫。人是要幫助的，沒有犯錯誤的人要幫助，犯了錯誤的人更要幫助。人大概是沒有不犯錯誤的，多多少少要犯錯誤，犯了錯誤就要幫助。只看，是消極的，要設立各種條件幫助他改。是非一定要搞清楚，因為黨內的原則爭論，是社會上階級斗爭在黨內的反映，是不允許含糊的。按照情況，對于犯錯誤的同志采取恰如其分的合乎實際的批評，甚至必要的斗爭，這是正常的，是為了幫助他們改正錯誤。對犯錯誤的同志不給幫助，反而幸災樂禍，這就是宗派主義。……好意對待犯錯誤的人，可以得人心，可以團結人。對待犯錯誤的同志，究竟是采取幫助態度還是采取敵視態度，這是區別一個人是好心還是壞心的一個標準。‘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是團結全黨的方針，我們必須堅持這個方針。”

　　在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會”期間，毛澤東曾跟一些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書記講過一個秦穆公的故事：秦國進攻鄭國，被晉國抄了后路，秦國軍隊全軍覆沒。晉國俘虜了三個秦國將軍，這三個將軍在晉國都有私人關系，晉國的人把這三個人放走了。三個將軍跑回秦國，秦穆公穿著孝衣去迎接他們，并且說打了敗仗不怪你們，這是我的責任。秦穆公仍然重用這三位將軍。三年以后，秦國攻打晉國，晉國全軍覆沒。毛澤東講這個故事的目的，是因為在中共的歷史上，“過去我們犯錯誤的同志，一犯了錯誤就過不了關”，他要改變這種狀況，對犯錯誤的同志不僅要“過關”，而且“只要是能改正的一律要使用”。這是毛澤東所始終堅持的原則，一生都沒有改變。即便在斗爭十分激烈的文革時期，許許多多被整過的老干部，都是在期間得到“翻案”，或者在被整的同時，仍然擔任著重要的職務，干著革命的工作?，F在有些人在徹底否定文革的時候，說到文革時期的黑暗，說某某人在文革時幾起幾落，永遠被打不倒，好象自己多么厲害似的，實際上這恰恰從另一方面體現出毛澤東的用人原則，他整人是為了治病，是為了救人，盡管可能其中有誤疹，但這改變不了他救人這一根本目的，如果不是抱有這個目的，誰能夠有多大的能耐可以幾起幾落呢?

　　有人評價毛澤東這個人：他可能有很多敵人，可沒有一個私敵。有人在韶山毛澤東故居留言說：“公者千古”。這些評價都不是溢美之詞，而是符合實際的。毛澤東的“公”，出于對他一生為之奮斗的革命事業的忠誠，出于對中華民族前途命運的重大擔當和責任，正是這份“公”，成了一盤散沙的中國的凝聚劑，把中華民族凝聚成了一個具有強烈的民族精神的強大民族。正是這份“公”，毛澤東的思想在今天乃至明天的世界上，依然象一盞明燈那樣閃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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