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青山：毛澤東反右派的方針不是擴大化，而是“實事求是，避免泛濫無歸”

　　—反右派20周年求索歷史真相

　　1957年的反右派，經79年“改正”后發現，全國右派總數竟達55萬，劃錯率高達99%，嚴重的擴大化造成了極不幸的后果。

　　那么，這種如此嚴重的擴大化究竟是怎么發生的?是不是毛澤東的指導思想、大政方針造成的呢?

　　權威的流行回答，早先見諸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是這樣說的：據我所知，為什么會發生反右派斗爭的嚴重擴大化?我看主要是“對右派進攻的形勢作了過分嚴重的估計……毛主席和我們黨卻把右派的進攻看成‘整個春天，中國天空突然黑云亂翻’，‘黑云壓城城欲摧’，‘驚濤駭浪’，‘十級臺風’等等。正是由于對右派進攻的形勢作了這樣夸大的估計，于是就決定發動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性的階級斗爭 ，進行反擊。而這樣的群眾性的階級斗爭一起來，簡單、粗暴、過火的現象也就不可避免了。” (《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619頁)

　　稍后，《中國共產黨歷史》中作過這樣的概括：黨的“八大”對階級斗爭“本來是有清醒估計和正確認識的。然而整風運動的發展過程中，黨對階級斗爭形勢作了過于嚴重的判斷， 改變了原來的估計和認識，把本應在一定范圍內進行并主要采取解決思想問題的方式來進行的斗爭，擴張成全黨、全國范圍的‘一場大規模的思想戰爭和政治戰爭’，這就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反擊右派斗爭嚴重擴大化的錯誤”(第2 卷，第460 頁)

　　這就是說，反右派的擴大化，歸根到底，是毛澤東的指導思想、方針政策造成的 。

　　然而，這樣的結論是否客觀、全面，合乎歷史的真實?毛澤東反右派指導思想及方針政策究竟是不是推行擴大化?

　　現在，反右派已經過去60個春秋，隨著毛澤東《文稿》、《文集》、《年譜》相繼問世，毛澤東57年的思想、言論和行動，解密較多，白紙黑字，清澈見底。這就使我們有可能對上述結論重新審視，讓事實說話，請歷史為證，還歷史本來面目。

　　(一)毛澤東的階級斗爭新論不宜輕率斷言導致了反右派擴大化

　　毛澤東放棄“八大”的“清醒估計和正確認識”，提出階級斗爭的新思想、新觀點，果真就不可避免地導致反右派的擴大化嗎?

　　這種論斷看似在理，實則似是而非。

　　這里所謂“八大”的正確“估計和認識”，即斷言“我國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階級斗爭已經基本消滅。“我國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的實質，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2卷，上冊第395、396 頁)

　　應當承認，黨的“八大”關于階級斗爭和主要矛盾的這種論述，毛澤東原本是同意了的。但他與別人不同，在“舉過手”后，就覺察到并不對頭，確是放棄和改變了“八大”的“估計和認識”。他明確提出“‘八 大’決議關于先進的生產關系和落后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的說法，是犯了過個錯誤，理論上是不正確的。”(《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第658頁)隨著對“斯大林問題”，波、匈事件，及國內“八大”后出現的新情況、新矛盾、新問題的深入觀察和研究，逐步發現和認識到社會主義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后，階級和階級斗爭并沒有隨之消滅，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的新觀點和新結論。這就是他在《正處》中說的：

　　“革命時期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余還是存在，資產階級還是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階級斗爭并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斗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激烈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的解決。”(《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30頁)

　　無庸置疑，毛澤東是用這種階級斗爭的觀點和理論來觀察、看待57年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思潮。在整風中，少數人利用幫助共產黨整風，殺氣騰騰，向黨和社會主義發動猖狂的進攻。他們把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攻擊為“黨天下”，公然提出成立什么“政治設計院”;共產黨和民主黨派“輪流坐庒”;要求“中共組織退出機關、學校”;叫喊“肅反是對人類道德的進攻，對人類心靈的摧殘”，要設立什么全國性的“平反委員會”;他們叫囂，“現在已經天下大亂了，毛主席他們混不下去了，該下臺了”，等等。對此，毛澤東是用階級斗爭的觀點觀察和分析這些現象，從而看成是資產階級右派的猖狂進攻，把反擊右派的進攻視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應當承認，是客觀的，正確的。否則，就是無所謂反擊右派的斗爭了。

　　至于，反右派斗爭的擴大化，那是實際工作的問題。

　　這個問題的癥結在于，承認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并未熄滅，承認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著兩個階級和兩條道路的斗爭，承認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的解決，究竟是真理，還是謬誤?

　　當然，這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至今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亟須另行專題研討。

　　本文只是指出:“八大”對階級斗爭的“清醒估計和正確認識”，了無新意，原本是從斯大林那里來的。早在1937年，斯大林就宣布，由于生產資料公有化的結果，蘇聯的資產階級沒有了，地主階級也沒有了。顯然，這是當時受歷史局限的結果。此其一。

　　其二、毛澤東57年放棄“八大”的估計和認識，認定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著階級和階級斗爭，是概括蘇共20大赫魯曉夫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東歐發生了嚴重的波、匈事件，及我國所有制改造后出現的新問題、新情況、新經驗，提出的新思想，是從社會實踐中來的，決非主觀臆斷。

　　其三、上世紀80年代末，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解體，東歐6個社會主義國家相繼劇變，一面面紅旗落地，一個個國家資本主義重新復辟，實踐標準不容分辯地證實了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著階級和階級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理論的客觀真理性。王震去世前說：“毛澤東比我們早看了五十年”，確是為實踐標準折服，有感而發的。

　　其四、中國自身改革開放三十多年里，始終貫串著社會主義改革與資本主義改革的尖銳斗爭，“完整的新資產階級”重新出現，兩極分化“化”到了世界“前列”，豈不又以新的實踐經驗，進一步證實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著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確是否定不了的“客觀實在”!

　　其五、毛澤東提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矛盾仍是主要矛盾，并不否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毛澤東那里，二者原是不同范圍、不同層次的問題。

　　總之，所謂毛澤東57年提出的階級和階級斗爭的理論，已為長達 60年國內國際的社會實踐的所證實。那種斷言他重提階級斗爭，“指導的偏轉”必然導致反擊右派的擴大化 ，實在難以令人信服。

　　其次、所謂反右派的擴大化是毛澤東對右派進攻形勢“作出過分嚴重的估計”的結果，這樣結論并不公允。薄一波例舉毛澤東對右派進攻的形勢所作的夸大估計，諸如：“整個春天，中國天空突然黑云亂翻”，“黑云壓城城欲摧”， “十級臺風”等等，必然導致反擊右派的擴大化。其實，毛澤東的此類說法，無非是形容 ，就算有點過份，大體上應無可厚非。鄧小平不是時至1980年3月19日，還說那時候右派進攻“確是殺氣騰騰，想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扭轉社會主義的方向”!他這里講的“殺氣騰騰”，比之毛澤東所論“黑云亂翻”、“十級臺風”，有過之，無不及。能說鄧小平講“殺氣騰騰”是客觀的，而毛澤東講“黑云亂翻”則是“左”傾指導，勢必導致反右派的擴大化?

　　至于說什么，毛澤東反右派 “決定發動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性的階級斗爭 ，簡單、粗暴、過火的現象也就不可避免了”，那就更“忘本”了，更離譜了。

　　殊不知，共產黨正是在群眾運動中誕生、起家和發展的。倘若沒有馬克思主義同工人運動相結合，沒有農民運動，學生運動等等，又哪能有共產黨的誕生和發展?憑什么說“群眾運動”就必然導致“擴大化”?須知，群眾運動會不會擴大化的關鍵，在于領導。建國后，從減租反霸、土地改革，到鎮反粛反、三反五反，乃至社教等等，都是群眾運動，“不可避免”的擴大化不是也避免了嗎?

　　所以，我認為毛澤東關于階級斗爭的觀點，持不同意見是正常的，但不宜輕率結論，這就是反右派擴大化原由所在。

　　(二)毛澤東反右派的方針是“實事求是，避免泛濫無歸”

　　毛澤東的階級斗爭理論，終歸要具體化成了反右派的方針政策，才會對客觀實際發生作用。事實勝于雄辯。認真疏理一下毛澤東57年為黨提出的反右派的方針政策，究竟是強調，避免擴大化，還是著力推行擴大化?也就再清楚不過的了。

　　所幸的是，毛澤東在反右派運動的各個重要階段，都親自為黨中央起草了很多方針和政策的指示。我在反復縱觀毛澤東這些白紙黑字后，得出的答案是：毛澤東所制定的反右派方針政策，不是擴大化，而是“實事求是，避免泛濫無歸”。為了以史為證，下面就不能不較多地引證原文，讓事實說話。

　　先看，反擊右派的前夕，毛澤東提出的反右派方針政策

　　1957年5月15日，毛澤東寫的《事情正在起變化》，向全黨領導干部發出了反擊右派的重要信號，是黨反右派第一個重要文件。在此，毛澤東確定的基本指導方針，是要堅決反擊資產階級右派的猖狂進攻，但“必須確有證據，實事求是，不可過分”， 盡量縮小打擊面，防止擴大化。

　　他說：“在‘三反’中，在肅反中，在思想改造中，某些真正做錯了的事，都要公開改正，不論對什么人的。只有扣帽子一事，對右派當別論。但也要扣得對，確是右派才給他扣上右派這頂帽子。除個別例外，不必具體指名，給他們留一個回旋余地，以利于適當條件下妥協下來。所謂百分之一、百分之二、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種估計，可能多些，可能少些。 在單位內情況又互相區別，必須確有證據，實事求是，不可過分，過分就是錯誤。”(《毛澤東文稿》第6冊，第472頁)

　　毛澤東這里指明：凡屬真右派要扣右派帽子，“但也要扣得對，確是右派才給他扣上右派這頂帽子”。他當時設想，對右派 “點名”的，只限于“個別”右派骨干分子，“除個別例外，不必具體指名，給他們留一個回旋余地，以利于適當條件下妥協下來”，并尖銳地提醒全黨，反擊右派，“必須確有證據，實事求是，不可過分，過分就是錯誤。”

　　這里所謂“不可過分，過分就是錯誤”，就是不要“擴大化，擴大化是錯誤”。這顯然是實事求是的方針，縮小打擊面的方針，防止“擴大化”的方針!

　　再看，反右派的發動和展開階段，毛澤東為黨中央起草了基本的方針和政策。

　　6月8日，全國開始反擊右派的斗爭。這一天，毛澤東在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中指出：右派分子猖狂進攻，人數不過百分之幾，“最積極瘋狂分子不過百分之一，不足為怕”。“要注意組織左派和中派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并推動左派，團結中間派，將空氣完全轉變過來。整個過程，做得好，有一個月左右就夠了，然后轉入和風細雨的黨內整風”。“這是一場大戰(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就建不成，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危險。”(《毛澤東年譜》第3卷，第171-172頁)

　　只過一天，1957年6月10日，毛澤東又為中央起草《關于打擊右派分子的步驟、策略問題的指示》，這是黨反右派第一階段的基本政策規定。這里指出：“在此次浪潮中，資產階級大多數人表現很好，沒有起哄”。“無論民主黨派、大學教授、大學生，均有一部分右派和反動分子，此次運動鬧得最兇的就是他們……但他們人數不多，一時間可以把空氣鬧得天昏地暗，日月無光，但是急風暴雨，不崇朝而息。就北京而論，鬧了幾個星期，現在勁頭已不大了，有些動搖恐慌了。各民主黨派中，民革、民建、三九、民進頗好，民盟、工農最壞。章伯鈞、羅隆基拼命做顛覆活動，野心很大 ，黨要擴大，政要平權，積極奪取教育權，說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將大亂。毛澤東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辭職。完全是資本主義路線，承認社會主義是假的。民盟中反動分子比例較大，大約百分之十以上，霸占許多領導職位。我們的任務是揭露和孤立他們。但民盟的多數仍然是好的，或者有希望改造好的。你們也要作具體的人物分析，實事求是，看得準，打得準。在這次運動中，一定要使反動分子在公眾面前掃臉出丑。我們一定要團結大多數，孤立極少數，給掃臉的更是極少數。”(《毛澤東年譜》第3卷，第174-175頁)

　　在這里，毛澤東首先肯定：“資產階級大多數人表現很好，沒有起哄”;接著指明，無論在大學教授和學生，民主黨派中，右派分子是極少數;然后提出對民主黨派要作具體分析，不可一律看待，“ 各民主黨派中，民革、民建、三九、民進頗好”，也指出“民盟、工農最壞。章伯鈞、羅隆基拼命做顛覆活動，野心很大 ”，但也肯定民盟的“多數仍然是好的， 或者有希望改造好的。”這樣分析和估量，應當說也比較客觀、辯證。能說反右派就是整“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在這里還強調反擊右派的基本原則，是“要作具體的人物分析，實事求是，看得淮，打得準。”

　　這顯然不是“擴大化”的指導方針。

　　6月29日毛澤東審改《中共中央關于爭取、團結中間分子的指示》，改寫和加寫了一條極其重要的政策界限：“對于那些僅有右派言論，但并無右派行動的那些人，應把他們和既有言論又有行動(許多人還有歷史上的劣跡)的那些極右分子區別，在對前者進行批評的時候，要完全采取說理和與人為善的態度，不要輕率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毛澤東年譜》第3卷，第181頁)》

　　這里，毛澤東提出：“那些僅有右派言論，但并無右派行動的那些人”和“既有言論又有行動(許多人還有歷史上的劣跡)的那些極右分子”要區別開來，肯定“前者”是人民內部矛盾，對其“進行批評的時候，要完全采取說理和與人為善的態度，不要輕率扣上右派分子帽子”。

　　這就明確規定，劃定右派的標準，必須是既有“右派言論”，又有“右派行動”，二者不能缺一;只有“言論”，而無“行動”，則屬人民內部矛盾，不能劃為右派。這是一條多么重要的政策界限呀!如果照此辦理，全國打出的反右派必定是很少很少! 哪里還會有什么擴大化呢?

　　令人百思莫解的是，為什么毛澤東定的如此重要的政策界限，竟未出中南海的菊香書屋!

　　7 月9日，毛澤東起草《中央關于增加點名批判右派骨干分子等問題的通知》提出“反右派斗爭正在深入，準確的右派骨干名單擴大了一倍，全國不是四千人，而是八千人”，“凡報上點名的必須證據充分，最好還有歷史劣跡，素來不得人心的人。”(《毛澤東年譜》第3卷，第189 頁)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在這里說“準確的右派骨干分子”，已不是十天前的四千人，而是八千人，薄一波和各路精英都以此為據，說什么“僅僅過了十天”，“骨干分子”的數量“翻了一番”，這還不是充分表明毛澤東政策的“在很大程度上帶有主觀隨意性!”(《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619頁)

　　這樣的批判也還有值得商榷之處。

　　這是因為，毛澤東這里說的“準確的右派骨干名單”(已不是四千，而是八千人)，究竟是從哪里來的?是毛澤東自己的“主觀臆斷”?還是書記處將“主觀臆斷”送到毛澤東桌上的?從“準確的右派骨干八千人”后面還列舉了“北京約有800人”、“上海有700人”和清華大學50人的數據來看，好像難說是出自毛澤東的“主觀隨意性”，是否更可能是書記處向毛澤東的報告。如系后者，則毛澤東只是錯在輕信。所以，在現今劉、鄧的文獻解密極少的情況下，似不宜輕言這就是毛澤東的“主觀隨意性”。

　　但不管如何，毛澤東最后拍板點名人數擴大一倍，顯然是一大錯。

　　7 月30日，毛澤東《一九五七年夏季形勢》重申：“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敵我矛盾，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強調“這一次批判資產階級右派的意義，不要估計小了。這是一個在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單有一九五六年在經濟戰線上(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夠的，并且是不鞏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證明。”(《毛澤東文稿》第6 冊，第543、548頁)

　　復看，在反右派深入發展的階段 ，毛澤東制定的基本政又怎么樣?

　　8月以來，全國反右派運動從中央機關、各省市及大專院校推向地縣、大工礦和中小學。毛澤東于8月1日為中央起草《關于進一步深入開展反右派斗爭指示》，這是此階段的一個很重要的政策規定。

　　這個《指示》說：(一)在深入揭發右派分子的斗爭中，右派分子將繼續發現和挖掘出來，人數將會增多。(二)“深入挖掘期間，必須實事求是，有些單位右派少，或者確無右派，就不要主觀主義勉強去找右派。(三)要準確地鑒定極右派 、普通右派和中間偏右分子這三種人的界限，避免泛濫無歸，陷于被動，喪失同情。 此點必須注意 。(四)批右斗爭必須堅持辯論方式，擺事實，講道理。而且事實要是準確的事實，不是虛構的‘事實’，講理要講得多數人心服，切不要強詞奪理。(五)地縣兩級、城市區級及工廠基層領導人經驗較少，有些人鑒別水平不高，你們必須諄諄給以教育，隨時檢查。使他們站得穩、打得準。這是要十分注意的。”(《毛澤東文稿》第6冊，第556-557頁，《毛澤東年譜》第3卷，第194-195頁)

　　毛澤東為中央起草的這個重要指示，是“深入開展反右派斗爭”階段的極重要政策規定。他在此一如既往再次指明，“深入挖掘期間，必須實事求是，有些單位右派少，或者確無右派，就不要主觀主義勉強去找右派。”廣為流傳的什么：反右派時，都是從上而下“分配右派名額”，以至于一位老支書完不成上面規定的打右派任務，只好自己“頂數”。顯然是完全背離了毛澤東的政策規定的。更為重要的是，他還振聾發聵地指出，“要準確地鑒定極右派 、普通右派和中間偏右分子這三種人的界限，避免泛濫無歸，陷于被動，喪失同情。 此點必須注意”。這就預見到深入反右，能否真正做到“站得穩、打得準”，實事求是，關鍵在于劃清“中右”與右派的界限，決不可把“中右”錯打成“右派”，“泛濫無歸”!

　　這里，毛澤東還預計到反右派向地、縣及城市展開，由于下面領導水平有限，各級領導“必須諄諄給以教育，隨時檢查。使他們站得穩、打得準”，并強調“這是要十分注意的。”

　　毛澤東的這種重要的政策規定多好!所謂“避免泛濫無歸，陷于被動，喪失同情”，就是防止擴大化。應當說，是嚴肅地對第一線主持反右的劉、鄧敲響了警鐘!

　　只不過，令人十分痛心的是，毛澤東不幸而言中了!

　　還應當看到，毛澤東鑒于在反右派實際斗爭中，要“準確地鑒定”此種界限，確有相當難度，還特意立了一個“中右”標兵。這就是北大化學系教授、院士、愛國的科學家傅鷹。他在1957年4月北大化學系召開的兩次座談會上的發言，的確“驚世駭俗”。諸如：“黨對知識分子的脾氣還沒摸對”;“黨和知識分子關系緊張是黨員瞎匯報的”;“(‘三反’等)運動中偏差的大小與離北京的距離成正比”，等等。當時有人認為，傅鷹若不是右派，北

　　北大或者全國也就沒有右派了。然而，傅鷹的這些言論卻幸運地被毛澤東看到了。他先后兩次慎重指出，傅鷹的這些尖銳批評意見，基本上是誠懇的、正確的，同右派的進攻是兩回事。一是1957年5月15日所寫的《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是5月16日為中共中央起草 《關于對待當前黨外人士批評的指示》。其中就說：在鳴放中，“多數人的批評是合理的，或者基本上合理的的批評，包括北京大學傅鷹化學教授那種尖銳的沒有在報紙上發表的批評在內。這些人批評的目的，就是希望改善相互關系，他們的批評是善意的。”(《毛澤東年譜》第3卷，第156頁)于是，人們認為“最

　　應當劃為右派的傅鷹，被毛澤東立為“中右”標兵，就奇跡般地與右派擦肩而過了。中宣部的文藝處干部的黎之后來回憶說：我當時想，如果這二個文件公開，會少劃好右派呀!

　　8月18日，經毛澤東修改的中共中央統戰部《關于在工商界全面開展整風運動的意見》說：“全國約有十萬右派分子，知識分子居多，有些是有用之才，應當大力爭取過來。”毛澤東加寫了一條重要的政策界限：“鑒定工商界的右派，除了根據中央批轉中央統戰部“關于劃分左、中、右標準的建議以外，在時間界限上，應以今年鳴放以來的反動言行為主。”(《毛澤東文稿》第6冊，第563頁，《毛澤東年譜》1949_1976第3卷，第198頁) 在這里，毛澤東從統戰部的報告看到“全國約有十萬右派分子”，是對全國終將打出的右派總數的估量，卻未能覺察到已存在“擴大化”問題。當然，應負直接的責任。

　　可見，毛澤東對反右派第二階段的這些基本的政策規定，是要“實事求是，避免泛濫無歸”， 防止擴大化，并強調“此點要十分注意”。

　　至于反右派的處理階段，毛澤東按照中央職責分工，把主要精力放在發展農業和發動大躍進上面了。但仍然關注反右派這場“大仗”。

　　9月22日，毛澤東在同出席八屆三中全會若干大區負責人談話中，頭一條就尖銳地提出：“(一)反右派今后會不會糾偏、翻案?審批時要注意”(《毛澤東年譜》1949_1976第3卷，第209頁)。

　　此時，全國所打右派共60000人，毛澤東就提出，“今后會不會糾偏、翻案”?提醒“第一線”主持工作的劉、鄧：“審批時要注意”!

　　其次，毛澤東對右派的處理作了原則的規定。這就是12月8日，毛澤東在同各民主黨派負責人談話所指出的：“對右派分子的處理，現在就要準備，希望各民主黨派研究。第一，要處理，要處分， 否則會脫離群眾;第二，處分過嚴不利。要批判從嚴，處理從寬，除個別很壞的外，選舉權不取消，有一些還給他一些地位……希望三七開，十個人大概有七個人可以爭取。給他們五年、七 年的時間，那時思想有覺悟，改造好了，右派帽子可以取消。”(同上書，第261-、262頁)

　　(三) 發人深思的三件軼事也映證了毛澤東的方針是“避免泛濫無歸”

　　前面，我們從毛澤東《年譜》等白紙黑字，探討過他反右派的指導思想、方針、政策。除此以外，還有必要補充他的三件軼事，從另一方面更感性、更直觀地映證其反右派的方針政策確實不是擴大化，而是“實事求是，避免泛濫無歸。”

　　其一是，毛澤東在運動高潮時仍能從善如流，果斷作出“保護科學家”的重要決策。

　　1957年整風反右派時，張勁夫在任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副院長。6月9日，中科院的華羅庚、童第周和曾昭掄、錢偉長、千家駒等學者在《光明日報》發表署名文章《對于有關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要求和爭取科學研究自由。6月初反右斗爭開展后，他們首當其沖，受到《人民日報》點名批判。宣傳口又是歸中央書記處直接管的。張勁夫坐立不安，心急如焚。左思右想，只好斗膽直找毛澤東，要求保護科學家。他在接受劉振坤采訪時是這樣說的：

　　1957年反右派斗爭開始后，我親自找到毛主席本人。我認為那樣搞，中國科學院就搞不下去了，我很難工作了。我找到毛主席，講的是很簡單的話——講多了不好，毛主席老人家那么高水平，要批評我啦。我說：

　　“毛主席啊，我來向你請示。你不是讓我們向科學進軍嗎?我們中國有句話：‘物以稀為貴’呀!向科學進軍要靠科學家，中國現在沒有多少科學家呀，科學家很少哇!要培養新生力量?，F有的老科學家是寶貝，是‘國寶’啊!因此，我的意見采取保護政策。不然，向科學進軍，十二年規劃就很難實現。”

　　毛主席聽后說：“你張勁夫竟敢講這樣的意見，好哇!有道理。‘物以稀為貴’，是這樣的嘛!”

　　“所以，后來‘寶貴的財富’一類的話在文件上、報紙上也有了。這個意見是我們黨組研究過的。但不經過毛主席同意，我們不敢改變中央的一套做法。那個時候調子越來越高哇!

　　我先跟毛主席談了，毛主席讓我到書記處談，書記處當然同意我的意見了。小平同志說：‘你們科學院黨組代我們書記處起草一個中央文件,由中央發給全黨。’主要是針對自然科學界，因為社會科學界太復雜了。”科學院起草后，上報書記處,書記處同意了。文件以中央名義發到全國，它劃清了幾個界限。比如,規定日內瓦會議以后，有錢學森等好幾百人，響應周總理的號召，有的經過斗爭，也就是吃過苦頭，才得以回來參加新中國建設。 這些人不參加運動，文件里有這么一條，他們從國外剛剛回來，國內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你怎么讓他參加反右派?……在方法策略上，文件規定談而不批，對平常講的一些錯誤意見的，談談話就算了,個別談，不參加會。

　　這個文件就是中共中央《關于自然科學方面反右派斗爭的指示》，其中指出：“對于那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學家和技術工作人員，除個別情節嚴重非斗不可者外，應一律采取堅決保護過關的方針。”

　　“有了這個文件，中科院大部分老科學家得到保護。比如電子學專家馬大猷在科學院安全過關，和他情況相似的孟昭英在清華大學就被打成了右派。錢偉長是清華大學副校長，兼中科院力學所副所長。我找清華大學校長蔣南翔交涉，不劃他右派，蔣堅持要劃，就保不住了。”

　　當時反右運動由地方黨委領導，科學院一些研究所不在北京。金屬研究所在沈陽，搞金屬內耗研究的專家葛庭燧，當時所黨委書記向沈陽市委書記匯報了他很多言論，定他為右派，要宣布了。張勁夫聽說馬上坐飛機到沈陽。他跟市委講，中央有文件的，科學院的直屬研究所的科學家我要負責啦，我們科學院不同意給他劃右派，我不同意!態度堅決，讓葛庭燧過了一關。

　　張勁夫回憶：“在這次運動中，全院后來可能就兩個老科學家劃了右派，其他都保護住了。青年科學家中有幾個帶了右派帽子。當時我們也有‘左’的思想，想對青年嚴一點。”(《瞭望中國》總字第179期)

　　眾所周知，中科院是我國科學家高度群集的地方，在全國反右派擴大化的大氣候下，唯獨這里的科學家除了個別外都保護住了。因為張勁夫敢于直找毛澤東，提出旨改變當時“中央的一套做法”的主張，保護科學家，而毛澤東也居然從善如流，果斷支持和批準了中科院的正確主張，作出在全國“保護科學家”的重要決策，并且表揚了張勁夫：“你張勁夫竟敢講這樣的意見，好哇!有道理。‘物以稀為貴’，是這樣的嘛!”

　　正是憑著毛澤東的首肯，中央發布了全國保護科學家重要指示，中科院就“可能就兩個老科學家被打成右派，其他都保住了”。

　　這個事實表明，毛澤東在反右派熱潮中能如此堅決支持張勁夫敢于改變當時“中央的一套做法”的要求，果斷作出全國“保護科學家”的重要決策，叫停擴大化。這真值得后來人深思!

　　如果中科院反右派的寶貴經驗能推廣全國，如果中央“保護科學家”的指示能認真貫徹落實，那么，全國自然科學界還哪能有什么擴大化呀!

　　然而，令人嘖嘖稱奇的是，為什么毛澤東和黨中央“保護科學家”的重要指示只在中科院墻內開花，出了墻就不靈呢? 為什么著名科學家還兼任中科院力學所副所長的錢偉長，在清華被打成右派，張勁夫手持上方寶劍上方寶前去“保護”，就硬是保不住? 為什么中央發布的“保護科學家”的指示在首都其他科研單位、高等院校就無法貫徹執行?

　　這究竟是為什么呢?

　　科學界是這樣，醫衛界又怎樣?

　　其二是，“醫院是搞自然科學的地方，哪會有那么多右派”!

　　王稼祥夫人朱仲麗，時任北京友誼醫院院長。一次，毛澤東問她：你們單位劃了多少右派，朱答：劃了十二三個，每個科室一個。毛澤東又問：醫院多少人?朱說：1100多人。毛澤東聽后說：醫院是搞自然科學的地方，哪會有這么多右派分子，至少應砍掉一半。

　　朱仲麗回去后，就提出五個“右派”交黨委，建議不戴右派帽子。但討論結果，一個也未取消。因為有些人講，他給我提了很多意見，不把他劃成右派，我以后領導就沒有權威了(李慎明：《新中國政治建設的基本經驗及國內外形勢》)

　　這個事情也表明，毛澤東把醫衛界看成是搞自然科學的，哪會有那么多右派，至少應砍掉一半?“避免泛濫無歸”!

　　其三是，反右派后發現錯劃，“真正錯劃右派， 要糾正，要平反!”

　　1962年4月 8日，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都來參加中南海的周末舞會。幾曲舞后，在中辦秘書室工作的崔英掄上前去給毛澤東伴舞。毛澤東得知她是負責“ 處理人民給主席的來信”后，問她：“群眾來信多么”?“主要反映哪些問題?”

　　崔答：“主要是……右派要求平反  ……”

　　“說說看，有哪些具體問題。”

　　崔英猶豫了一下，最后還是向毛澤東列舉了三個典型案件，說明在反右派運動中，某些地方黨委不執行黨的政策，甚至趁機打擊報復，陷害一道工作的好同志，把一些好人打成了“右派”。

　　毛澤東聚精會神聽著崔英的匯報，以至干脆停下腳步很認真地問道：“你告訴我，被劃成右派的定案材料寄來了嗎?”

　　崔英答：“寄來了。”

　　毛澤東說：“有些右派的事我是親自過問的，你講的這些我還不曉得……”

　　“ 下邊有擴大化錯誤……”

　　毛澤東又說：“詳細情況不大曉得。”

　　崔英大著膽子說：“對右派的申訴信件，我們領導有指示，原則上不作處理……”

　　“什么原則 ?”

　　“說右派是敵我矛盾，不能平反……”

　　“誰說的?毛澤東抬高聲音說：“真正錯劃右派， 要糾正，要平反!”

　　這時周恩來等快步走向了毛澤東身邊。

　　毛澤東當即對崔英說：“回去告訴你們的領導，就是我毛澤東說的：把各地右派申訴情況寫一個綜合材料，直接給我送來!”

　　周恩來笑著對毛澤東：“主席呀，今天周末，不要掃大家的興嘛!” 汪東興趁機向崔英使了一個不高興的眼色，崔英只好退步離開。

　　毛澤東要崔英弄個材料，崔英很高興。但寫報告上送是有規矩的，都要經過秘書室領導同意。而她只是個科員，沒有權力調度全部群眾來信。反右派運動結束后，各地錯劃右派的申訴信，像雪片一樣寄到秘書室，各個科都有很多。 崔英就跟戚本禹商量。戚就給她出主意：你去找陳秉忱副主任，他批準了，也算是給領導講過了，你再去找各科要信就可以了。

　　崔英按戚本禹的主意去找陳秉忱，陳也不圓通，去跟田家英匯報了。“田家英很敏感，這是主席要的東西，就覺得事情很大。他知道反右派是鄧小平主持的，而楊尚昆和鄧小平關系很密切，這事弄不好主席一批就會牽扯很多人，于是他就去跟楊尚昆匯報了。”這一匯報不要緊，情況急轉直下。楊尚昆說，“這哪行啊!這是捅天的事。怎么你們秘書室一個小干部可以隨便捅天?要是這樣，今天這個捅，明天那個捅，大家都隨便找毛主席，我們還能工作嗎?”當即責成：

　　“趕緊把她調走，不能要了。”而且是“限三天之內，要在禮拜六舞會之前把她弄走”。

　　田家英馬上告知崔英所在的科長，結果只給崔英一天的準備時間，把她“弄走了”。 另據說，崔英走后，周六舞會上主席問起崔英怎么沒來，秘書室女同志說她調走了，主席聽了沒有說什么。這個時候，毛主席正忙于指揮炮擊金門的戰役，之后可能就把要崔英寫材料這件事給忘了。(邸延生：《“文革”前夜的毛澤東》第237-238頁。《戚本禹回憶錄》第7 章)

　　這就說明，毛澤東多想了解反右派擴大化的真相，并且主張：“真正錯劃右派，要糾正，要平反!”這也是他的一貫的方針，“有反必粛，有錯必糾”。肅反是這樣，反右派也是這樣。

　　但為什么反右派擴大化到如此嚴重的地步，楊尚昆，甚至田家英竟敢對毛澤東這么嚴密封鎖?為什么毛澤東責令崔英“告訴你們領導，我毛澤東要一個申訴綜合材料”，卻不僅索要不到，反到“限期有三天”把崔“弄走”?這是對毛澤東“個人崇拜”，還是別的甚么?

　　一般寓于個別之中，滴水能見太陽。此三軼事也凸現毛澤東反右派的指導思想確是“實事求是，避免泛濫無歸”。如果按照毛澤東的決策，在全國“保護科學家”，如果醫療衛生系統視為也是“搞自然科學的地方”，如果執行“真正錯劃右派， 要糾正，要平反”，那么，反右派的結果又會怎樣?

　　總上可知，毛澤東反右派前通報黨內領導的重要文件《事情正在起變化》，反右派不同階段先后為黨中央起草了4個方針政策《指示》、《通知》，這些白紙黑字表明，他反右派的方針政策是：要堅決反擊右派的猖狂進攻，但是“必須確有證據，實事求是，不可過分，過分就是錯誤”;“你們也要作具體的人物分析，實事求是，看得準，打得準”;“深入挖掘期間，必須實事求是，有些單位右派少，或者確無右派，就不要主觀主義勉強去找右派”; 規定“對于那些僅有右派言論，但并無右派行動的那些人，應把他們和既有言論又有行動(許多人還有歷史上的劣跡)的那些極右分子區別，在對前者進行批評的時候，要完全采取說理和與人為善的態度，不要輕率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提出“要準確地鑒定極右派 、普通右派和中間偏右分子這三種人的界限，避免泛濫無歸，陷于被動，喪失同情”;贊同把自然科學家視為“國寶”，作出了在全國“保護科學家”決策，等等。顯然，毛澤東反右派的方針政策不是擴大化，而是實事求是，看得準，打得準，盡量縮打擊面，避免泛濫無歸，陷于被動，喪失同情。

　　那么，反右派的嚴重擴大化又是怎么發生的呢?

　　這就只能從當時中央頂層分“一、二線”制度中去尋找答案。

　　原來，我黨中央自七大以來，在頂層的工作關系中就逐步形成了一條不成文的“規矩”。這就是毛澤東說的，“我們黨主持工作的我算一個，但我是不管日常事務的，有時候管一點，有時候不管。經常管的是少奇同志”。

　　1956年夏天，毛澤東又鑒于斯大林去世后接班人的教訓，慎重地向黨提出，要辭去國家主席，甚至提出將來適當時機還不擔任黨的主席。于是，中央先后兩次召開幾十人參加的黨內會議上，及有一百人左右參加的政治局會議討論，結果大家都一致同意毛澤東的意見。

　　至于，毛澤東在“第二線”主要干什么呢?

　　按劉少奇的說法是 ：“我們考慮，他在余年做些什么事情好，主席講得是對的，要集中精力研究重大的政治問題和理論問題。這對中國是很有意義的事情”(《劉少奇年譜》下卷，第402頁)

　　所以，57年是劉、鄧則在“第一線”，主持中央工作，主持反右派。

　　因之，如果毛澤東1957年“集中精力研究重大的政治問題和理論問題”，所提出的反右派指導思想、方針政策原本錯了，由此導致反右擴大化，那么，他就理所當然要負直接的主要的責任;

　　反之， 如果毛澤東所制定的正確反右派方針政策在“第一線的劉、鄧實地指揮反右派運動，未能認真執行、貫徹和落實，甚至如同張勁夫所說另有“中央的一套做法”，那就不宜把反右派擴大化的直接的主要的責任，加諸毛澤東頭上。

　　當然，毛澤東畢竟是黨的主席，對全國打出55萬右派，包括79年改正時新發現的10萬“黑右派”，造成如此大的不幸，不管直接的、還是間接的，都是要負領導之責。

　　這么看，這么看，比較合乎歷史的真實?

　　(201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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