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上山下鄉是新中國的戰略決策

　　——兼評“就業危機”之說

　　程約漢

　　(一)新中國起步時的社會狀況

　　1、準戰爭的環境與時局，用當時流行的話就是“戰爭邊緣”、“冷戰”。

　　2、大而弱的農業國，生產不出起碼需求的戰略物資。

　　3、萬里邊疆有邊無防，分裂隱患突出。

　　上述三個基本點是知青上山下鄉的主要動因，而不是“就業危機”之說。

　　(二)知青上山下鄉戰略決策的提出：

　　1、艱苦探索，反復權衡

　　2、并非個人行為，全黨共識。

　　3、1965年業已形成戰略決策。

　　(三)新中國令人揚眉吐氣的成績單：

　　1、“面”上的實施成效。

　　2、“點”上的實施成效。

　　3、并非題外話，“悲劇都是以巨人開始……”(雨果)

　　中國知青上山下鄉是歷史記錄上的第一次，為什么這么講呢?自從盤古開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歷史上曾經有過嗎?沒有。2千萬城市中學生奔赴貧窮落后的地方，艱苦奮斗改變祖國落后面貌的如此壯舉，歷史上有過嗎?沒有，從來沒有過。這幅歷時25年生機勃勃的歷史圖景之所以出現，蘊含著哪些意義與價值，都是說不盡的話題 。本文欣然從一個新的角度加以探索，再現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本質與原貌，藉此文之助同讀者諸君交流，分享其中的意義與膽識，不亦快哉。

　　一、新中國起步時的社會狀況。

　　我們認為知青上山下鄉的戰略決策，是王者之謀，是毛澤東和黨中央結合新中國的內外環境、實際狀況，以及客觀需求，肆力于國家的發展安全所作出的抉擇。他們在決策的第一步，必須認識和把握天下大勢，即國內外環境、實際狀況以及客觀需求，這是任何戰略決策(包括知青上山下鄉)制定的基礎和依據。也就是說應從舊中國到新中國交替時的國情，從所見所聞和第一手資料進行調查研究;堅持歷史真實與嚴謹學術的態度，十分關鍵。背離這個基礎與依據的紙上談兵，主觀的爭論，無異于浪費精力。正如古人所云：“處事識為先，斷次之”。因此，現在評價知青上山下鄉戰略決策之前，就應該弄清這個基礎和依據。

　　知青上山下鄉戰略決策的基礎和依據表現在三個基本點上。

　　第一個基本點，是新中國處于準戰爭的環境與時局，用當時流行的話就是“戰爭邊緣”、“冷戰”等。國家領導人不當咖啡店的清談家，不當目光短而淺的小市民，就勢必選擇戰時體制，必須要舉全國之力認真對付，必然采納一些區別和平環境的政策與舉措。正如毛澤東在1959年3月接見外賓談話：“杜勤斯當了我們的先生，他的‘戰爭邊緣’政策是對著我們的，我們也用‘戰爭邊緣’政策對付他們”。

　　新中國是歷史古國，也是世界大國，在地球的國家版圖上居第三位，西方列強視為肥肉，企圖瓜分。如1900年的《辛丑條約》，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和1945年的“雅爾塔協定”。(幸得之于毛澤東“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的膽識，大一統中國，避免論為二、三流國家)。西方列強對其美夢的破產并不甘心，尤其是二戰中的爆發戶美國具備主客觀的優勢，長期龂龂相向，甚至出兵挑戰。到清末民初簽訂上千個不平等條約——年平均14個，月均1個多，被新中國一筆勾銷，誰會就此罷手，釋放“海洋文明”的善意呢?美國依法治世，率先出臺《美國1949年出口管制法》、歐洲成立《巴黎統籌委員會》，禁止出口軍火與其它戰略物資達500多種。國內的國民黨四大家族在一片“民族復興”的喧鬧聲中，斂財肥私達一、二百億元，臨逃亡臺灣還將大陸的3526萬銀元、777萬兩黃金和大量外匯悉數卷走，并多方控制海外市場。對新中國當家作主的窮苦人，有切齒之恨，僅在新解放區就殺害4萬多干部群眾。出動剩下的海軍封鎖大陸港口，先后攔截16個國家的商船600多艘。

　　新中國從1950年到1976年三十年間，局部戰爭從未停息過，高達20次之上。炮聲殷然，沙場喋血。上世紀五十年代有金門島之戰，昌都之戰、萬山群島戰役、海南島之戰、東山爭奪戰、東海海戰及奪取制空權制海權。1950年美國公然派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把朝鮮內戰的戰火燃到東北，將原子彈運抵朝鮮海域，準備投放平壤與北京。總統艾森豪威爾將“遏制戰略”改為“大規模報復”。六十年代，趁大陸三年大面積自然災害，進行武裝騷擾，美軍飛機侵犯領空上400次。中印之戰、中緬邊界堪界之戰;中蘇邊境發生多次沖突，百萬蘇修大軍陳兵邊境。期間，美國設立日本——朝鮮，印度——巴基斯坦和東南亞三條防線，構成“月牙型”包圍圈。背叛蘇聯革命的赫魯曉夫一伙，拉美國共建“世界和平”。同時籌建“亞安體系”，高價購買新馬的戰略物資橡膠等，繼而獲取馬六甲海峽的使用權;出讓西伯利亞的開發權，拉攏日本，確保蘇艦隊通過宗谷海峽和津輕海峽，揚言“外科手術”式核打擊。其時珍寶島之戰爆發，阽危實甚。七十年代，援越抗美，西沙之戰，美國如狼似虎地增兵越南，用上最先進的武器，打得十分慘烈。周恩來總理在1966年1月解放軍政治工作會議上告誡全軍指戰員：“世界上只要有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就要有備戰思想，有階級斗爭存在就要有武裝斗爭的思想。所以在整個建設社會主義時期，戰備思想不是一個一時的政策，不是一年兩年的政策，也許我們終生都要具有備戰這個思想。”當時國內黨內不乏以為取悅美國便永享平安的人，這句話無疑是一劑清醒劑。

　　——抗美援朝的啟示：其一，打仗就是打戰略物資糧棉鋼鐵橡膠，正如法國拿破倫談說的：“填飽肚子，才能打仗!”其二：舉全國之力，堅決打贏主權與尊嚴不容侵犯之戰。當時，美國總統出兵支持朝鮮內戰一方的理由很直率、坦白：“當今世界幾乎每一個國家都必須在兩種生活方式之間作出抉擇，一種美式民主制;一種恐怖與壓迫的體制，如社會主義蘇聯。”美軍統帥麥克阿瑟在威克島向總統杜魯門表決心時，以“海洋文明”的風度說：“我將以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屠殺對付他們。”他的底氣來源于1950年中國鋼產量60萬噸，而美國8772萬噸;美國率先開發密西西比河黑土帶占據先機，糧食產量，稱雄世界，而中國只夠填飽肚子，還要碰上好年景。這就是我國人民志愿軍在朝鮮忍饑耐寒、打得慘烈的原因。1950年1月27日，彭德懷深夜發電報請求：“……且目前彈糧全無補充，是否‘擁護限期停戰’和‘暫時放棄仁川及橋頭陣地’。”次日晚毛澤東毅然地制止：“不能在美軍主動進攻面前便宣布停戰，或退卻，即便難的時候也必須頂住。”“在歷史上，我軍是不會開這樣的先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舉全國之力，調集各地戰略物資供應前線，還積極從港、澳同英法日比利時加拿大和東南亞國家進行貿易;從蘇聯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進行貿易，大批購買前線急需的藥品、糧棉油料輪胎等物資。國內農村的“愛國豐產”，城市的“工廠即戰場，機器即槍炮”，社會各界的捐款等活動形成熱潮十分給力。1950年冬寒來臨，前線的糧食供應不上，尤其是吃不上熱食，預計月需650萬斤炒面和52萬斤熟肉。周恩來親自督促，整個東北行動起來，甚至首都北京及國家各部委辦局都投入制作炒面和熟食，以解燃眉之急。值得驕傲的是，全國800萬個互助組，3600個合作社和10多個高級社“北山種了種南山，相助力耕豈有偏”，頭三年平均糧食每年增長14.1%，糧棉煙麻甘蔗甜菜和大牲畜豬產量超過解放前最高產量，釋放出的力量強有力支撐戰爭，將美軍釘在“三八線”一側不能動彈。1953年6月13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對從朝鮮回國的秦基偉將軍說：“調你到云南工作。云南是我國的西南大門，處于重要的戰略位置。”

　　“樹欲靜而風不止”，客觀存在的準戰爭環境與時局，兵兇戰危。由此決定了新中國抉擇舉全國之力的戰時體制，制定了一系列區別于和平環境的戰略決策與舉措，以盡快掌握戰爭的主動權。知青上山下鄉乃是其中一項重要的決策。城市學生青年是一支充滿朝氣的生力軍，一支勇敢的突擊隊，有利于提高農村生產水平和管理水平，生產更多的戰略物資;有利于兵民結合的國防建設和“三線”建設，確保國家領土的安全，幾者之間有內在的邏輯性、因果性。我們認為：新中國的準戰爭環境與時局，是知青上山下鄉的主要動因之一。離開準戰爭的環境與時局，違背歷史基本史實的所謂“評價”只會擾亂歷史的閱讀視線。

　　第二個基本點是大而弱的農業國，生產不出起碼的國家需求的戰略物資。新中國的成立，只解決社會主義制度的框架結構，地理版圖還是老模樣——山多、地瘠、水缺、半原始的生產工具和生活水平，“田家秋作苦，鄰女夜舂寒”。糧棉鋼鐵橡膠戰略物資奇缺。雖有16億畝農地，但廣種薄收，旱澇蟲災不斷。窮年無所出，饑民流浪。直到新中國建設十年的1959年、1960年和1961年，災害最重的三年，面積分別是總面積的42.3%、62.4%和59.80%，也就是說一半以上的耕地面積連續受災，這在世界史上少有的。1997年代展出法國殖民者方蘇雅拍攝的云南歷史照片，轟動一時，終繹不絕的云南人看著清末民初的上百張黑白照片，無不目瞪口呆，“我們云南人咋個同叫花子一樣?”這個側面充分說明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起點太低太差，解決“三農問題”的任務太重太艱巨，離現代化的距離太大太遠，單靠農村的內因是不可能實現的，沒有一些非常舉措，諸如大力動員城市的力量各行各業的支援等，是不可能實現的。

　　__     新中國第一場經濟戰的啟示：其一糧棉煤鐵橡膠是經濟戰之焦點，是城鄉資本主義勢力爭奪的對象。擁有足夠的戰略物資才能經得起國內外的考驗。其二、山多、地瘠，水缺，半原始的生產工具和生活水平，一盤散沙的農村結構，到了非改造非重建的時候。1949年夏收之后，各地不法資本家不惜血本投資，或者高息折借資金，囤積糧棉煤等，哄抬價格。新一輪搶購糧棉煤和五金化工原料的浪潮，沖擊市場，導致10月——新中國成立的前后，全國物價暴漲，持續40多天，上漲3倍。一些國民黨特務興高采烈歡叫，“只要控制‘兩白一黑’(糧、棉花、煤炭)就能置上海于死地。”11月1日，在緊要關頭，中財委要求各省市國營企業大力收購糧食、棉布、棉花、煤炭等物資，及時調往大城市，可是物價仍在上漲。到11月25日漲到最高點。這時各主要城市立即大量拋售調運到的物資，政府同時催征稅款，緊縮銀根，凍結貨款。形勢才有所緩解。進入1950年春節，全國已調運糧食10億多斤，中財委員決定再次敞開銷售2億斤，各地主要物資行情下跌。一些高息折借資金囤積的資本家難以招架，不得不蝕本吐出。國營貿易公司利用跌價之機，購進大批重要物資，平抑全國物價，同時為城市工人解決20億斤糧食，確保廠礦企業的正常運行。

　　當時橡膠也是戰略物資，可是舊中國產量少得可憐。啟動全國工業化，橡膠是“工業的肌肉”，——生產百噸鋼需要1噸多橡膠，否則不能健康運行。斯時美國派出第七艦隊封鎖臺灣海峽，進而威攝馬六甲海峽，讓中國難以購買東南亞盛產的橡膠。海南和昆明需要的橡膠芽條，要到香港購買，印尼、馬來西亞的芽條乘機高價銷售。還有橡膠種子，一粒一粒數著銷售，價格勝似黃金。1950年代，由于中財委和各省國營貿易公司的努力，全國物資市場穩定，持續幾年的惡性通貨膨漲被有效遏制，創造世界經濟歷史的奇跡。毛澤東主席很為感慨：其意義“不下于淮海戰役”!這段歷史產生較大的影響，直到1990年代，中國有關部門專訪德國，他們以為治理通貨膨脹德國有成功的經驗，“取真經”。西裝革履拘瑾有加的一行人到了德國，一副小學生求教的神情很可愛。德國的主人好容易聽明白來意后，認真地回答：“你們太謙虛客氣了，中國是世界上治理通貨膨漲最有經驗國家之一，我們應當向你們學習呢!”一席話把這行人說得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以為德國主人開玩笑了。因為他們的腦瓜里塞滿了“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圓”。

　　上述事實說明：“手里沒有一把米，連雞都叫不來，”糧棉煤鐵橡膠的生產與供應，似乎行為普通，但具有國家戰略意義的屬性。因而，廣大農村能否生產足夠的這些物資，必然成為全國的大事、最迫切的任務。千千萬萬知青上山下鄉就是承擔國家政策的宣傳隊，推廣農業科學技術的先鋒隊，加強和提高人民公社管理水平的工作隊，易風移俗，寓教于樂的文藝隊，為貧窮落后的農村邊疆注入新的活力，將潛在的戰略資源能量盡快釋放出來，轉化為強大的戰略物資的經濟實力。

　　第三個基本點，是萬里邊疆有邊無防，分裂隱患突出。由于軍隊的力量有限，再加上遠離內地，交通梗阻，支援的困難是比較大的。一些地方，土壤肥沃，礦藏豐富，但開發較遲;一些地方不毛之地，生計維艱，然而屬戰略要地。一旦閃失，外敵長驅直入，后果將是“辟手足斬而心腹傷，林葉除而根株絕，雖欲茍安，奚可得耶”?中國歷史上，凡是強大王朝都將國土的安全放到頭等重要的位置，特別注重國境線的安全，堅持“寸土寸金”的規則，積累寶貴的治理遺產，諸如“大一統天下”，“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戍邊屯糧”，“戰略縱深”，“民族融合”等，現今的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舉足輕重于世界上，得益于我們的老祖宗。腦瓜清醒的后任者都知道正是秦漢唐元明清的開國皇帝雄才大略，勞師遠征，密布軍囤(國有)民屯，既擴大地理版圖，又增加經濟與軍事的實力，外敵不敢輕易冒犯。聯想我們云南僅僅在明朝遺戍移民漢人三、四百萬，不但與當地少數民族交融，而且帶來了內地先進的生產工具、農業技術，產生巨大的生產力與凝聚力。如果長期孤懸域外，就可能冒出幾個、十幾個國家呀，成群結隊的總統總理呀，豈不亂了天下嗎?時下不正是倡導感恩之說嗎?倘若附議，首先大家先感激歷代開國帝王，也包括新中國毛澤東，須知首先堅持大一統的戰略傳統，再談其它東西。

　　——1864年后，浩罕國部落首領阿古柏在新疆叛亂，并創建“哲德沙爾國”，沙俄又出兵占領新疆許多地區，征收捐稅，行使國家主權。正在大西北出現國土分裂危機之際，朝庭上自詡向西方學習強盛之道的洋務派李鴻章，居然上奏皇帝：“新疆距內地路途遙遠，交通不便，要收復新疆，就得花大筆錢財，得不償失呀!當初曾國藩就主張放棄新疆，集中精力平定內地。這真是上策!”，“身無半畝地”的陜甘總督左宗棠寫奏折批駁：“堅決不能放棄。如果放棄新疆則不僅甘肅、陜西暴露在敵人面前，而且內外蒙古和山西也不得安定，連北京也將受到威脅。西北與北京的關系，如同手指與臂膀相連一樣，是一個完全的整體，不能分割”。他還主動請纓：“我今年雖然已經六十五歲了，但不能容忍俄國霸占伊犁，阿古柏占領新疆。”軍機大臣支持左宗棠觀點，竭力保舉左宗棠率兵西征。朝庭同意后，左宗棠安排運輸糧草先行，并且舉行隆重的祭旗儀式。全軍宣誓：“不怕艱難險阻，誓與敵人血戰到底，收復祖國河山!”不到兩年，清軍收復新疆大部分地區，進軍最后的伊犁時候，左宗棠隨軍帶著一棺材，表示自己的生死榮辱置之度外，不收回伊犁，就不活著回來。可是朝庭權奸們怕事情鬧大不好收場，下令召回左宗棠。1881年，出臺《伊犁條約》。雖然收回伊犁，卻失去霍爾果斯河以西大片領土和北疆部分地區，還賠償俄國九百萬盧布，讓西部地區對外通商。李鴻章不愧“宰相合肥天下瘦”，在1897年同沙俄又簽訂《中俄密約》，讓俄國不費一槍一彈將東北三省納入勢力范圍，期間私下獲得1700萬盧布的酬金。自此，中外歷史又出現一道中國奇觀，前線中國軍民用鮮血生命換來的勝利，被朝庭的權奸葬送，還割地賠款、通商，交出主權。

　　新中國創建過程中，毛澤東、朱德、周恩來是偉大的革命者，更是偉大的愛國者——歷史上帝王尚且“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漢武帝)，接任者難道是一群膽小鼠輩?他們堅持大一統的地理政治，對萬里疆域早作準備，寸土必爭，視為國家戰略要地。新疆、內蒙，多沙漠戈壁，遠離中原，而且外族彪悍，騎兵可以長驅直入內地，曾出現多次武裝割據;東北千里沃野，水肥土美，礦藏豐富，同一馬平川的華北平原僅一關之隔;云南地勢多山，易守難攻，作為橋頭堡背靠大西南屏障，面朝東南諸國，遠眺印度洋與南太平洋，可以通商獲得外部的資源。近代，一些國家鴉片種植有增無減，再加上蔣殘匪搗亂，不安定風險劇增。還在國內進行三大戰役的決戰中，毛澤東和黨中央即時派出解放軍部隊進入這些戰略要地，既是戰斗隊，又是生產隊，工作隊。1951年7月，朱德總司令借召開中華全國學生第15屆代表大會，發出號召：“你們現在的任務，就是要學好本領，準備力量，參加建設我們這個偉大祖國，并為反對帝國主義新的戰爭計劃，鞏固國防，保衛祖國的和平建設而努力。”不久，動員數十萬內地農民和城市青年學生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業。到六0年代提出“高筑墻”、“深挖洞”、“廣積糧”，僅三線建設的戰略決策，投資2052億元，在西南、西北和東北等13個省區，建立以國防、航天為主的2000個大中型企業、鐵路、電站和科研所，吸納包括知青內的幾百萬人。1968年8月，蘇修大軍突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震驚世界，毛澤東作出“可能大規模外敵侵犯中國的戰爭”判斷，又迅速采取多種舉措，包括將黑龍江、蘭州、西藏、北京、廣州、昆明、福州等地的國營農場改制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生產建設兵國，新組建10多個建設兵團和2個農建師，其中數以百萬計的知識青年成為可貴的兵源，為解放軍正規部隊儲備了雄厚的“第二武裝”。在當時通訊條件與交通條件不發達的情形下，兵團發揮保證國土安全的重要作用，功德大矣。1969年，珍寶島武裝沖突前后，亦農亦兵的知青成為蘇修頭疼的力量，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

　　上述事實說明，安全是國家的第一要素，沒有新中國的國土安全而談其它，比如家庭利益、個人升學等，試問有何意義?我們認為萬里邊疆的發展安全，一是關乎到新中國的存亡興衰，決非兒戲。不能因為邊疆遙遠，艱苦和落后就拱手讓給外敵;也不能因為邊疆貧窮，就不去建設與發展，孤懸域外。經過30年的建設，萬里邊疆成為既是拼殺抗擊外敵的前線，又是戰略物質生產供應的后方，前所未有的堅固。在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老一輩革命家逝世后，發生1978年云南農場知青上訪事件的錯綜復雜。有下層因素，也有上層因素，喊出“我要回家”的口號，反映他們彼時彼地的訴求，有一定的原因和合理性。但是有的人就借這個口號全盤否定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歷史地位以及突出貢獻，用一時的特殊性否定長期的合理性，其居心就叵測了。二是萬里邊疆的發展安全，取決于國家領導決策層，需謹防和識破像曾國藩、李鴻章一類的權奸，盡管他們道貌岸然，才高八斗，巧舌如簧，不乏吹鼓手，卻是朝庭之大患，國家之大盜。

　　總而言之，1949年新中國客觀存在的冷戰環境與時局，大而弱的農業與小農結構，萬里邊防薄弱與分裂隱患這三個基本點，是中央領導層提出發展安全戰略體系的基礎和依據，也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主要動因。毛澤東主席當時提出：“站在國防的最前線，經濟建設的最前線”，身為新中國的長子——第一代城鄉知識青年必然是國家發展安全戰略的承擔者，參與者和實踐者，有利于解決三個基本點所產生的問題與困難。因此，知青上山下鄉的主要動因不是什么“城鎮失業問題”、“就業危機”。理由很清楚，當時中央幾位有關負責同志已作了很好的回答。在1965年制定知青上山下鄉戰略決策時，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明確地指出：“真正廣闊的天地在農村，并不是說這些人在城里我們養不起，趕下鄉去，而是為了發展社會主義農業，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變，縮小差別。下鄉不是消極的發展農業，不是抽象的。”農墾部副部長肖克在安置工作會議上作出總結性發言中也說：“不要把安置工作只看作城市過多的勞動力，而要看到是整個社會主義建設如何使用，調配勞動力的一件大事。現在，美國到處進行訛詐，主要有兩個本錢，一是核武器，二是有200億斤糧食和7000萬擔棉花的所謂剩余農產品，知青上山下鄉，不僅增強了農業戰線的勞動大軍，而且有利于發展農業科學技術。城市不能太集中，太大，一切經濟和文化設施”。凡是可以放到鄉村的就放到鄉村。要發展工業，實行亦工亦農，將農業同工業結合起來，促使城鄉對立狀態逐漸消失。”

　　二、知青上山下鄉戰略決策的提出

　　1949年10月，中國完成新舊政權的交替，僅僅解決了社會主義國家的框架結構，“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第一步”。舊社會留下了山多、土瘠、水缺，半原始生產工具和生活水平的遺產，并不就像“芝麻開門”的神話故事那樣，一聲門響什么舊東西煙消云散，藍天白云，綠水長流;一聲門響高樓豪車，金銀財寶光鮮燦爛，男女手指就給上一枚鉆戒。舊中國的落后、貧窮、大而弱等三大溝壑依然橫亙在腳下，各種陋習弊端依然存在。社會主義建設起點之低，世所罕見，而且每前進一步均存阻力，充滿變數。東方古國砸碎半封建半殖民的枷鎖，如何從根本上實現社會主義新中國的發展安全，建設四個現代化的強國，是一個空前未有宏大復雜的現時課題。毛澤東和中央決策層要從艱苦探索和反復權衡中，從一團團亂麻中理出經緯，編織國家發展安全的戰略決策鏈網絡，決非易事，付出相當的心血代價。知青上山下鄉戰略決策乃是其中之一項，同新中國社會狀況的三個基本點緊密相連。

　　1、艱辛探索，反復權衡

　　早在新中國成立前期，毛澤東在一篇文章中坦陳：“中國經濟落后，物資基礎薄弱，使我們至今還處在一種被動狀態，精神上感到還是受束縛。在這方面我們還沒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勁。”

　　在建國前夕召開全國人民政策協商會議上，民盟領導人張瀾感慨而言：“革命難，建設亦不易。在一個經過長期戰爭的國家從事建設，更是難上加難。”

　　1949年，美國國務院情報分析司興災樂禍地預言：“中共政權在五年內沒有推翻的可能，但是內部困難和外部壓力使中共政權大大削弱，從而在新中國某個將來時候垮臺準備條件。”

　　英國首相喬治·布思曾受到毛澤東兩次接見，他在回憶錄里說：“我覺得他都是表達了一種經過深思熟慮和同事們進行磋商之后產生的看法。我感到他們是成夜成夜的坐在桌旁，把每個問題的正反兩方面的意見辯論清楚。確實，一位官員曾對我說，中國領導人在長征期間就養成了夜間辯論的習慣，現在簡直無法使他們改掉這個習慣。”又說：“每個人都充分了解到新情況。毛澤東所關心的是確保8億人，到本世紀末很可能達到10億能有飯吃，不擔心挨餓，并使他們的住房、醫療和受教育的條件得以改善。”“他總是從世界戰略的角度跟我談，任何問題都不能只從本身的角度去考慮，每個問題都必須通盤考慮。我們有了進步，但事實是這種進步太慢了，我們總得想辦法讓這進步更快一些。”

　　1995年法國總理孚爾訪問中國時，受到毛澤東接見很高興，他在《晚上會見毛澤東》一文中寫道：“他特地為我曾接見中國青年代表團親自向我道謝。毛澤東以抑制的感情談起中國，流露出他的失望和信心。……‘你們親眼看到我國的情形，看到我們是多么落后。我們的任務是艱巨的’。我提起中國已經取得的進步，是，沒錯，但比較起來，成績還是很小……還有許多工作要做。”他稍微垂著頭，好像是承受著命運的沉重力量。”這天晚上涉及許多話題，其中有法國農村合作社的作用與成效。

　　直到“一五”計劃取得很大成績時，毛澤東主席堅持告誡：“我們的國家現在還是一個很窮的國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根本改變這種狀態，全靠青年和全國人民在幾十年時間內，團結奮斗，用自己的雙手創造出一個富強的國家。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給我們開辟了一條到達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實現還要靠我們的辛勤勞動。

　　2、并非個人行為，全黨共識

　　毛澤東老一輩革命家從青年時代樹立“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志向，憑借坎坷的大半輩子經歷和各種各樣的考驗，他們對舊中國社會的深度與廣度有深刻的認識，積累了豐富的處置經驗，具備了經天緯地之才干。到1949年，當面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和四萬萬五千萬人口的農業大國，實施偉大的建設與改造時，在制定各項戰略決策過程中，他們決不會僅從單一角度進行平面考量，而會從多角度進行立體考量。就像對一個輾轉床第，病入沉疴的患者，老中醫所開的方子，不可能僅用一二味藥，而是多味中藥的配伍，并隨著患者的病情變化與身體條件，作及時的調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戰略決策的來龍去脈也正是這樣的過程。一些精英(包括有的知青名人)以為率性提出似是而非的說法，就可以全盤駁倒與否定，是很淺薄可笑的。他們在人們眼里勝似“頭重腳輕根底淺”的墻頭草。下面，我們和讀者諸君回顧知青上山下鄉戰略形成的經過。

　　——1955年7月，李富春副總理代表國務院所作的報告中指出：“農業生產供應全國人民的食糧，同時用農產品作原料的農業產品在目前又占全國總產值50%以上，而且進口工業設備和建設器材所需要的外匯，大部份也是農產品換來的。因此，發展農業是保證工業發展和全部經濟計劃完成的基本條件。”他特別強調要積極地進行宜耕荒地的調查和勘察，要求“一五”實現3868萬畝的開荒任務。

　　——1955年8月，借鑒蘇聯創建共青城的經驗。當時偉大的鄰邦呈現空前未有的熱火朝天的景象——成千上萬的城鎮團員紛紛帶頭奔赴哈薩克，阿爾泰，西伯利亞等地開荒建場，艱苦創業，一個個農墾區誕生。蘇聯團員青年們所表現出來的不怕犧牲、忘我奮斗的英雄主義，以及翻天復地建設大農業的場景，極大沖擊新中國的青年一代。團中央聞風而動，倡導和組織廣大團員青年“向荒山、荒地、荒灘進軍”，開發邊疆，多打糧食。首都北京的團員青年率先成立第一支墾荒隊，在黑龍江省蘿北縣創建“北京莊”。影響最大的是上海，從1955年到1961年就有4.1萬人響應。他們當中職工子女占71%，城市貧民子女占3.5%，個體勞動和剝削階級家庭出身子女19%。

　　——1955年，農業合作化運動風起云涌，合作社總數開始就達60萬個，年底猛增到190萬個。入社的農戶由全國的14.2%，猛增到63.3%。于是一個新的普遍性問題出現了，各地合作社缺會計、記分員、其他文化人。

　　“全國合作社，需要幾百萬人當會計，到哪里去找呢?”毛澤東主席在《農業合作社的一場辯論和當前的階級斗爭》一文的按語作了回答：“其實人是有的，可以動員大批的高小畢業生和中學畢業生去做這個工作。”又在河南省郟縣大李莊鄉《在一個鄉里進行合作化規劃的經驗》的按語中，高瞻遠矚的號召：“一切可以到農村中工作的這樣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地到那里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為的。”

　　周恩來總理，早在建國前就提出：發展國民經濟必須首先解決城鄉關系和工農關系。新中國成立后，進一步提出，應當按照農輕重的次序安排國民經濟計劃。他在1956年《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中說得很明確：“合理配置生產力，以促進各地區經濟的發展”。1960年他又提出了生產力合理配置的目標與方針：爭取在全國六個大區基本建立具有不同水平、不同特點的經濟體系;在經濟體系的布局上，必須考慮到人口、勞動力、交通、生產與基建、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災區與非災區等條件，分別輕重緩急，統一 安排。”

　　1957年6月，周恩來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里，闡明：“我們今后的教育方針，應該是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的身體健康的勞動者。”“我們的中小學生畢業后，除了一小部分升學外，多數都應當參加工農業生產。”

　　1964年12月，周恩來總理強調一個觀點與原則：知識分子勞動化，勞動人民知識化。

　　總之在周恩來的視野里，在新中國的大局和主要方向上發展國民經濟是同生產力的合理配置結合，所謂“城鎮就業”僅是生產力合理配置側面上的問題之一。一些人將每年沒有升學和招工的學生夸大為社會“就業危機”，導致上山下鄉。這種強加于中央決策層的企圖，而且哇啦哇啦批判一陣，當然是自不量力的拙劣。

　　——1957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劉少奇沿京廣線南下考察，往返行程4000多公里，召開各種會議45次。之前，一些青年學生不愿參加農業生產。對此，他反復闡述以下意見：1、解放后中小學都有較大發展，學生總量也較大幅度增長，但仍有一些人不能入學和升學。“這是正常現象，現在只能普及小學義務教育，還不能普及中學義務教育，所有小學畢業生進初中這個要求辦不到。”2、全國現在全國進行精簡下放，因此城市去不成，城里的還要下鄉。3、要服從祖國需要。所謂就業，就是就農業，就手工業。這些人如果去參加勞動就是新型的農民，就是新中國第一代的有文化的新型農民。4、中國農村缺乏知識分子，很需要有文化的農民。將來統統都上大學，那是幾百年以后的事。5、怕吃苦、年紀輕輕的不吃苦是成不了才的。12月，共青團中共第一書記胡耀邦在湖南作報告說：“青年們帶頭上山下鄉，到勞動的大熔爐中鍛煉成長。”

　　——1957年9月，黨中央通過社會主義新農建設的綱領性文件《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案》，其中第38條規定：城市的中、小學畢業的青年，除了能夠在城市升學，就業的以外，應當積極響應國家的號召，下鄉上山去參加農業生產，參加社會義農業建設的偉大事業。農業如果不發展，工業也不可能單獨發展。

　　——1958年10月，中共中央副主席朱德在中共國家機關的一次會上，號召全國廣大青年，包括機關青年到西北和蒙古等地區去。這些地區占全國土地面積的50%——60%，地上地下的資源異常豐富，是祖國最大的寶藏。”“把這些地區的資源開發出來，建設成為祖國美麗的花園。”之后兩年，已動員49.8萬人參加農墾系統開荒建設，21萬人在偏遠的人民公社插隊，28.9萬人到當地工交戰線，為戰勝三年自然災害的困難作出貢獻。

　　——1962年10月16日——11月6日，國務院農林辦公室遵照周恩來總理親自簽發的會議通知，首次召開國營農、林、牧、場安置家屬大城市精簡職工和青年學生匯報會。會上，首次將城鎮知識青年下鄉上山納入國家安置計劃，并有組織地實施。當時，將知識青年同城市精簡職工列入同等對待。安置方式，擬定首先在國營農、林、牧、漁場采取頂替增補、擴建新建農場中實施。為加強這項工作的統一領導，周總理指示組建國務院農林辦安置領導小組。

　　——1963年1月5日——17日，國務院農林辦安置領導小組召開國營農林牧漁場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簡職工和學生的安置計劃落實會議。經會議核定的計劃是：全國農、林、牧、漁場共安置332640人。國營農場開荒119萬畝，林場擴大造林和撫育改造次生林92萬畝，擴大水產養殖面積124萬畝。擬撥安置經費30714萬元，并相應地安排了各項物資計劃，力爭1963年基本完成，1964年掃尾。會議報告中強調：安置對象必須堅持中央規定的條件，堅決執行國家財產制度，管好用好安置經費等。3月17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國營農、林、牧、漁場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簡職工和青年學生問題的補充通知》為完成332640人的安置任務，進一步明確將國家拿出的3.5億元安置費專款分配到各大區農辦掌握。

　　四川省在“一五”期間建一批國營農場，積累一些經驗。凡是到農場的青年人，從文化生活到生產勞動，從政治思想到科學技術都得到培養鍛煉。根據中央的部署擬招收城鎮青年學生;而沒有升學，就業崗位不多的情形下，城鎮青年學生及家長較容易接受走國營農場這一安置途徑，兩方的阻力不大。招收標準是不要老弱病殘，“四類”分子、盲流人員和勞改勞教人員。1963年，該省計劃總數招7500人，實際國營農林漁場的青年學生比例達85%以上，人數達6972人。超過原青年學生計劃數5450人。時任省長李大章在8月人代會上明確指出：“我們必須從大力加強農業戰線、發展農業生產的要求出發，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人下鄉下山，參加農、林、牧、副、漁業的生產。這是安置城市勞動力的方向和長期方針，也是積極發展農業生產所需要的。”這一年四川省社會總產值，國民收入分別比上年增長11%和12.1%。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均比上年有較大增長，市場情況好轉，物價趨緩。

　　對城鎮學生青年的安置形式(途徑)，至此中央和各省明確是到國營農林漁場安置。

　　——1963年6月29日—7月10日，中央安置領導小組，即國務院農林辦安置領導小組召開會議，各大區城市精簡職工和青年學生安置工作領導小組的組長參加，原定主要討論國營農場的安置工作。會議結束前一天，周恩來總理提出調整安置工作方向和改變工作重點的問題。他要求各大區和省市自治區都要作長遠打算，編制15年安置計劃。“今后安置的主要方向是插入人民公社生產隊，其次是插入國營農牧林漁場，再次是擴建新建國營農林牧漁場，要求各級安置工作領導小組把插隊統管起來。插隊安置是一條好出路。到嘉興去的每人給50元;到安徽去的每人給150元，這個經驗可好啊!小平同志幾年的理想實現了。”譚震林副總理也說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對于插隊安置，想了很長時間了。“他說，一個隊安置兩個中學生會搞好的。他們不僅在傳播科學文化知識上起作用，經過鍛煉，在政治上也會起作用的。因此，應當向干部、青年學生和社員群眾講清楚，插隊是體現多、快、好、省路線的安置形式。我們的目的 是把城市多余的勞動力轉向農村。”

　　8月1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對這次會議的報告批示：“分散插入人民公社生產隊，是今后安置城市下鄉人員的主要形式”。

　　——1964年1月，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在他主持的中央書記處的會議上，對國務院農村辦公室原來決定城市知青能安置國營農林牧漁場的形式和做法，提出不同主張，強調“安置城市知識青年下鄉，要以插隊為主，這是一件長期的大事。”還掰手指頭算出一筆國家劃算的大賬。其理由是“插隊的安置費不到200元，而插場每人則要1000元。如果100萬人插場的話，需要10億元。這怎么得了!不能走這條路。”“結合治山治水、治堿，并同國民經濟發展規劃結合起來。”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說：做18年規劃長了，搞個7年就可以了。鄧小平表示同意。

　　讀者諸君會發現：中央安置城鎮青年學生的工作進入新的轉折點：不在國營農林牧漁場安置，而是到人民公社生產隊安置、放在第一位。1962年至1963年，下鄉知青主要到農場，插隊的只占6%。1964年就增到61%，這種趨勢一直保持十年。1974年落實株州經驗進行了調整。

　　——1964年8月，黨中央副主席劉少奇談到兩種勞動制度，兩種教育制度時強調：“就是在農村里面辦半農半讀的學校，在工廠里辦半工半讀的學校。農忙的時候種地，農閑的時候讀書，或者一個星期做工，一個星期讀書。”“如果說，下鄉還可以讀書，還可以升學。又種地，又升學，那他們就高興了，這對動員城市青年下鄉是有幫助的。只要他們下鄉有地種又有書讀，我看大多數青年是愿意去的。”

　　——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將從蘇聯回來、然而多年未見的長子毛岸英送到農村經受鍛煉，其時他并沒有要求別的子女也這樣做。新中國成立后，一直看到農村貧窮落后的嚴峻性，以及學校教育的存在問題，引起他的深思。1964年10月，毛澤東主席在接見外國代表團談話時說：我們現在的青年人沒有知識了，沒有見過帝國主義、地主、資本家，所以說他們是吃蜜糖長大的。我們趕他們下農村，他們不肯去。我的小孩現在下去了。我曾給我的孩子說：“你下鄉去跟貧下中農說，就說我爸爸說的，讀了十幾年書，越讀越蠢。”

　　——1965年2月，為總結《關于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參加農村社會主建設的決定(草案)》貫徹一年來的工作情況和部署今后的工作，中央安置城市下鄉青年領導小組，召開安置工作會議。期間，周恩來總理聽取兩次匯報，并作了重要指示。與會代表，受到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鄧小平總書記的接見。會上，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了中央安置領導小組《關于安置工作會議的報告》，很好體現周恩來總理的五點方向性指示的精神。

　　3、一九六五年業已形成戰略決策

　　周恩來總理在這次會議上所作五點方向性的指示精神如下：

　　一是應當關懷后代，培養革命接班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逐步縮小以至消滅三大差別的深遠意來看待這項工作。一定要高瞻遠矚，長期打算，孜孜不倦，使這條路子越來越寬。二是今年計劃下鄉安置54萬人，在具體安排上要盡可能與建設穩產高產農田(4.5億畝)大搞樣板田相結合，同搞科學試驗田和推廣豐產經驗結合起來。還要與國防建設、占領山頭、下海下湖相結合;安置到國營農場的，主要放在新疆、甘肅、寧夏、黑龍江等省區。三是國家關心、負責到底，要使下鄉知青有政治、有經濟、有文化、有軍事這四項主要的精神食糧。對下鄉人員，國家要盡指引、支援、幫助檢查的責任。四是各地應即結合15年農業規劃和一、二、三建設規劃，著手編制15年安置規劃，先搞出輪廓，以后在實踐中逐步完善。五是動員城市知識青年和閑散勞動力下鄉上山，必須納入城鄉勞動力整體規劃之中。為了加強勞動力的統一管理，中央請華東局指定江蘇、山東、浙江、上海四省市試行成立勞動工資委員會，把城鄉勞動力的調配和工資工作統一管理起來，積極試行半工半讀、亦工亦農制度。現在不是動員城市青年下鄉嗎?如果說，下鄉還可以讀書，還可以升學，又種地、又升學，那他們就高興了。這對動員城市青年下鄉是有幫助的。我們這些人首先要把我們自己的子女養成既是體力勞動者，又是腦力勞動者，不讓他出修正主義。

　　至此，我們認為上述周恩來總理五點方向性指示和4月22日中央安置領導小組《關于安置工作會議的報告》的精神，已經形成新中國知青上山下鄉的戰略決策，或者說是對知青上山下鄉戰略決策已有最完整、最深刻的概括，輪廓已清晰勾勒出了;既吸納各位中央領導的真知灼見，又是解決新中國現實狀況的三個基本點問題的良法，而且可操作性強。當年知青上山下鄉被稱之“國家戰略決策”是名符其實的。大凡每一個戰略決策都具備共同的要素：一、“不謀萬世，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不足謀一域。”古人的話就是強調一項真正的戰略決策必須謀全局，謀長遠，否則不配稱“戰略”一詞的。任何戰略決策，相關的規模與范圍都涉及在列，既看到內部因素，還看到外部因素，進行系統性地權衡與思考。不是片面的，單一的，而是綜合性思維結果。二、確立戰略目標，無目標就無方向;決策服從于目標，受目標的制約。目標有長期、短期，可以協調各種力量行動。目標也是“進行曲”，鼓舞相關成員的士氣，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激發他們各自狀態中為實現共同目標進行創造性的思維和活動。三、從擬定的多個決策中篩選出來的，“當以利害較之”，即以趨利的原則，挑選出來的一個較優的決策;要行得通，得到大多數人的支持。四、實施過程有規劃、有舉措、有步驟、有應急方案、有錯必糾。五、決策的各個要素互相聯系，互相作用，形成了強大合力、推動決策目標盡快實現。

　　新中國知青上山下鄉制定內容是符合上述戰略決策原則及要求的，也具備戰略決策的諸要素。我們從周總理的五點方向性指示和《關于安置工作會議的報告》的精神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針對性很強，涉及政治，經濟教育文化、國防，為解決新中國現實存在的貧窮、落后，大而弱三大溝壑而作出的戰略決策之一，也充分說明中央領導層是多角度進行立體考量而作出的決斷。戰略要素包括遠期目標，確保新中國的發展安全，長治久安;近期目標，解決城市沒有升學和工作的學生就業問題，實行勞動力的合理布局。規劃時間是1965年—1980年，即完成“三五”、“四五”和“五五”等三個“五年計劃”之后，于1980年結束。在這里附錄一個省的十五年規劃表，請讀者諸君細閱：

　　還制定一系列的舉措，如哪些人不宜下鄉，病退處理，住房口糧的標準;如動態管理(有上有下)、“廠社掛鉤”(株州經驗)，以及對“分散插隊，不走插場的路”、“干部子女走后門”、“農場迫害、奸污知青”等問題，及時糾正得到廣大知青及家長的擁護和支持。知青上山下鄉是戰略決策，更突出地表現在不僅僅是勞動部門的任務，其動員、布置和調整都由中共中央、國務院的領導，前期主體是中央安置領導小組負責，共青團中央、內務部、農村工作部，農林、農墾部門參與;后期主體是國務院知青上山下鄉領導小組負責，有關部門參與，其級別和規格高于一般部委辦局，具備權威性、全局性。

　　這就是說早在1968年“老三屆”知青下鄉之前，知青上山下鄉的戰略決策已經形成，貫徹實施的體制機制已經建立，而且也有百萬知青奮戰在第一線。前段時間，上演“云龍井蛙，勢不相見”的鬧劇，一些名流精英(不乏個別知青)居然鼓噪“知青上山下鄉是文革的產物應否定”，而且在媒體上傳來傳去，我們聽了感到荒唐可笑，怎么當下中國會冒出歷史知識等于零的如此笑料?!名流精英們也太聰明博學了!

　　從以上中央領導層講話的詳盡介紹和原汁原味的反映中，我們還得到一些明確的信息，清晰的印證。在制定知青上山下鄉戰略決策的過程里，各位中共領導有自己的特點，側重點也有差異，但視野都屬全局性、思維綜合性，都涉及國家的發展安全和青年學生的成長，所謂上山下鄉是“社會就業危機”、“失業問題”不符合不代表他們的想法與主張，為什么呢?一是在他們戰略視野里一心建設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就是消滅失業”，(斯大林)毛澤東主席在新中國初期也明確指出“全國六億人口，我們統統管著”。每年全國新產生的200萬勞動力，包括中學生在內屬勞動力資源，建設的后備力量，要有計劃按比例分配在各個生產部門，并且根據實際情況流動和變化。各部門、各工作沒有貴賤高低之分，勞動工農都是國家的主人。二是他們來自農村，有深厚的天然的感情，“人間辛苦是三農”看得很清楚。他們所選擇與信仰的馬克思主義，決定他們將農村、農民和農業放在革命與建設的中心位置加以解決。三是有的領導講話涉及失業問題，但不是像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那樣需要失業大軍保持資本家的利潤去對待，而且在他們的想法和主張中，失業僅是其中一個側面，一個部門(勞動)的主要方向、主攻任務，但服從于新中國整體的發展安全和青少年成長的大局。四是在實踐中、客觀事實上，新中國在深度上和廣度上提供空前數量的工作崗位，不斷新增的公有制的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在毛澤東等老輩領導逝世前已吸納上千萬知青工作，即使后來上山下鄉工作被結束，依然吸納大多數“返城”的農場知青，以及下鄉知青。詳細內容，讀者諸君請看下面附表：　

　　我1964年高中畢業于云南省“紅旗中學”昆八中，當時昆明市提供的就業崗位比較充裕，大家放棄升學考試報名下鄉，思考最多的是響應黨的號召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誰也沒有找個工作就業的想法，有一種“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使命感和自豪感。在安寧縣插隊期間，本村、本公社不時有農村初中生調出工作，大家起始有點納悶。當聽了帶隊干部講過中共云南省委和昆明市委的期望之后，無不釋然，更有心勁地搞好工作。事實上，后來不斷有知青調出，到1971年悉數調往各條戰線工作。五是始于1955年的上山下鄉運動，由于是國家主導，有組織有計劃的進行，到1980年前都有其必然性和連續性。文革初的“老三屆知青”達458萬，雖帶有一定的特殊性，三年的按步就班變成一年解決帶來困難，但也不是什么聳人聽聞的“就業危機”。仍然可以按照每年新產生的勞動力的空間重新加以妥善安排，作為社會主義大國具備這種能力和空間的。主要動因仍然是國家的發展安全和青年學生成長的需要。早在1965年中央決策者之一、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就說過：“并不是說這些人在城里我們養不起，趕下鄉”。到1968年，又有4年國家發展的承受力與經濟力，當然有條件消化這458萬知青。另外，這里提個醒的是在知青上山下鄉同期，從農村調走的青年上千萬人，幾乎同全國下鄉上山的知青人數相當，合理調配老三屆知青也是可以做到的。像山西等省市因地制宜安排老三屆在城市工作，沒有下鄉。同山西等省市條件相似的全國不會少，也可以安排工作。這些省市為什么動員“老三屆”上山下鄉呢?多數是出于響應號召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按原定的15年規劃繼續執行。

　　總之同“就業危機”無關。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表現在這里，后面還要用數據證明。

　　三、新中國一份出色的成績單

　　對一項戰略決策好與壞的評價，還有一把重要的尺子，實施決策的效果，以及預定目標和任務的完成。知青上山下鄉戰略決策實施的情況怎樣呢?恩格斯曾說過：“歷史的進程不是由某種單一的力量所決定的，而是由一個平行四邊形的多種力量所構成的合力決定的。“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和黨中央針對社現實三基本點的狀況，制定了一系列的戰略決策，諸如戍邊屯糧、合作化、人民公社與4級農科網、工業化與國有企業、農業學大寨、社隊企業，以及知青上山下鄉、三線建設、計劃生育等，形成新中國的戰略決策體系，或者互相影響的戰略決策鏈和齒輪，組成協調運轉的龐大機器，不斷產生一股強勁的“合力”推動整個國家在發展安全的軌道上勝利前進——祖國“一窮二白的”的面貌得到了多層次多側面地改造，到毛澤東老一輩戰略家逝世時，一個令人自豪，受世界各國尊重的新中國巍然屹立于亞洲。戰略決策體系產生的作用與效果，不僅保存于全國各地浩瀚的檔案與影像資料，呈現于全國各地難以統計的各項工程上，其中許多工程至今收益，更留在億萬中國人及外國人的大腦記憶中，每有談及無不激動地津津樂道“風景這邊獨好”。

　　現在一些人在杜撰種種似是而非的新論，顛倒是非，加以貶低與否定;一些人“一葉蔽目，不見太山;兩豆塞耳，不聞雷霆”，本文寫至這里真的不能就劃句號，渾水是可以澄清的。

　　1、關于“面”上的實施成效

　　中國的事要西方人說了才算之風不知何時刮起，現在進入佳景。新中國包括知青上山下鄉在內的戰略決策的作用與效果，開國領袖毛澤東和億萬軍民奮斗的成績如何，也聽聽西方人，尤其地球另一端的美國人之說，倒是一個有趣的話題，這里不妨試一下，會不會正中國內“帶路黨 ”的下懷?

　　早在上世紀，西方的政界與學界就流行如下評價——“中國依靠僅占全世界可耕地7%的土地上的產品，來養活幾乎占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這無論如何也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是人類社會的一項奇跡。“(王景倫《美國學者論中國》)。

　　美國的中國經濟委員會主席珀金斯，密執安大學中國研究中心負責人艾克斯坦，激進派李皮特等，提供數據擾說明：“新中國”20多年農業總產值的增長率2.2%，與此同時，糧食產量的增長緩慢些，約2%(筆者注應該是3%)，高于同期的人口增長率，使得中國產糧量從1949年的11100萬噸，增加到1977年，這個增長率的28500萬噸”“從中國和世界其他一些國家歷史上的農業發展情況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到七十年代，是中國農業發展戰略比較輝煌的時期”。珀金斯經過比較研究后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農業增長率至少是中華民國的兩倍。”“他們認為日本和丹麥戰前的農業增長速度并不比中國1952年后的增長速度快”。“中國的農業生產》作者享利進一步指出：“中國在七十年耕種面積大約與五十年代中期相等，因此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的20年內，糧食產量的增長，重要是由于提高單位面積產量和農業耕作的集約成度，而這又是依靠治水的改進和早熟，高產的種籽的采用。中國對大米和小麥培育計劃已十分成功，從而提高了單位面積的產量”。

　　下面這張《新中國糧食產量座標圖》是我設計的，因為沒有現成的。不難看出新中國的糧食產量大多數年份處于上升的勢頭。讀者諸君一閱。

　　美國學者研究所得出這些結論，可能不精準，但看得出由于是科學精神的洗煉與客觀求真的考察，大體符合和反映新中國朝氣蓬勃的現實，五億農民和2千萬知青帶著急進之勢的歷史圖景。作為戰略決策的實踐者、見證者，我們是知道的，還有像“糧食產量躍居世界第二位，棉花產量居世界第三位，棉紗產量居世界第一位，”“人民公社解產吃飯問題，1976年人均615斤，1978年637斤，1979年684斤等等，同美國眾多學者的論證結論相輝映。

　　美國學者亨利在《中國的農業生產》書中明確指出：“七十年代，中國耕地的灌溉面積已經近一半，而當時美國、蘇聯和大多數歐洲國還不到10%”。旱澇保收的面7億畝左右，居世界第一位。另一位經濟學家亞歷山大·阿克斯坦，特別佩服人民公社的農田基本建設，“改變了中國整個農村的地理景象。”“應用適合的人力、物力、農業肥料、改良的種子組合，建起高產田、穩產田，這樣建設起來的農業才使中國豐衣足食。”世界銀行出經費請研究中國經濟的專家托馬斯·若斯基進行調查研究，撰寫《中國經濟成長與就業》。該書指出：農民的年工作日：“平均從1950年代中期的119天增加到1970年中期的250天，增加1倍以上”。我們安寧五百多位知青在1964年——1971年農閑時間很少，前期參加水庫溝渠道河的水利建設、后期參加田園化、平整土地和機械化的建設，以及小春大革命的熱潮，正是廣大農民與知青用鋤頭十工分，一輩子干兩輩子的活，安寧縣同全國一塊取得糧食豐產和工副業發展的業績，至今回憶歷歷在目。現在，國內所謂的經濟學家、學者能有幾個人調查并記錄下來，他們除了吃喝玩樂外，就是翻書本說瞎話，在主席臺上指鹿為馬!

　　2、關于點上的實施成效

　　2009年，人民日報出版社靳建疆為責任編輯在《中國知青上山下鄉始未》選列一張的附表，介紹1962——1979年全國城鎮知青上山下鄉人數的統計表，并在他主編的《中國知青上山下鄉圖集》中繪制一幅中國知青分布圖，全面反映各省知青共計1776.48萬人，其中農村插隊1282.21萬人，農場分布494.27萬人(國營農場291.19萬人，集體場隊203.08萬)。請讀者諸君看書中的附表，一目了然。

　　總分布特點是農村的面廣，農場的點多，我們認為各自都為新中國作出巨大的貢獻。

　　現在接著介紹“點”上，即東北的北大荒，新疆和云南三個戰略要地的實施情況。

　　哥倫比亞大學的托馬斯·伯恩期坦在他的力作《上山下鄉——一個美國人眼中的中國知青運動》中，點贊得很中肯：“將城市青年送到農村去可望為解決中國最大的問題，即對鄉村的發展做出貢獻……促進農村的變化。城市青年到邊遠人煙稀少的邊疆地區去，或許也能對國家的民族融合起到重要作用”。在中國的地理版圖上，東北的北大荒、新疆和云南三個點，雖處邊疆地帶相隔千里，由于國營屬性的農場優勢，二、三百萬知青的群體作用與成就更集中更大，當地之資源潛力得到前所未有的開發，國防實力和民族融合得到空前的增強。古代的鐵鑄巨鼎為何穩固且堅挺，其三足使然也。新中國千鈞大鼎，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巍然屹立，同這三個戰略要津隔地生輝密切相關。

　　新中國初始，東北的北大荒、新疆和云南面臨的問題都是共同的——人煙稀少，交通梗阻，生產低下，生活貧困，蔣殘匪和不法資本家興風作浪，涉外的分裂勢力蠢蠢欲動，但是物質資源的潛力深廣，國家大門的戰略價值非同一般。

　　首先說地處祖國大西南的云南省。全國30多個省、自治區里，僅鄰赤道的亞熱帶的大省，又有“亞洲水塔”的優勢，可以開發諸多國家緊缺的戰略物資——如橡膠。當時作為四大工業原料之一的橡膠生產，在國內幾乎是空白，西方將其列為重點封鎖的物資，不得進口。橡膠籽種稀奇得幾乎用黃金購買。這是第一大困難。北緯17度以北地區不能種植像膠，在各種教科書白紙落黑字寫明的。對這個自然地理的限制，西方國家不掩飾興災樂禍之意。這是第二大困難。1951年，毛澤東和黨中央決定自力更生創建發展橡膠基地， 要云南達到200萬畝。同年9月解放軍指戰員五千人就建設10個軍墾農場。“赴農場效命屯墾，執干戈仍衛社稷”。著名的植物學家蔡希陶、蘇聯專家進行實地調查。次年引種和育苗迅速開展，期間蔣殘匪竄入殺害干部、大學生、林場工人三位。1955年，昆明青年志愿隊赴邊疆大力創辦國營農場。大躍進三年，接受復員轉業官兵和下放干部8千多人，湖南支邊1萬多人，共七、八萬職工開荒種地橡膠14萬畝，其中的1959年已開割投產。1961年1月，農場出動2千多民兵配合部隊，肅清中緬邊境的蔣殘匪，為兩國勘界掃除障礙。

　　1968年2月8日，55位北京知青在周總理的支持下開赴西雙版納，他們在給總理的報告中寫道：“為加強國防，保衛祖國，打敗帝國主義，為了給中國和給世界人民爭氣，我們自愿到云南邊疆，做一名普通的農墾戰士，為祖國的橡膠事業貢獻自己的畢生精力。”首都中學紅代會就此問全市紅衛兵倡儀：“立下革命志，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

　　1970年，成立中國人民解放軍云南生產建設兵團，接納來自北京、上海、成都、重慶、昆明等城市10萬知識青年。

　　1971年4月成功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全國農墾傳遍一個喜訊，“云南農墾的膠送中國衛星上天”!

　　1994年，昔日的“蠻荒之野”“瘴疬之地”已建成39個國營農場，平均畝產120公斤，面積2000多平方公里，高于東南國家，居全國首位。種植面積擴展到北緯18℃——24℃地區，居世界第四位，年產干膠居世界第五位，創造“大面積膠樹北移成功和單位面積產量領先的雙重奇跡”，形成全國南膠北豆的經濟優勢。自此斐聲世界，為新中國爭得驕傲。另外幫助周邊國家如泰國、緬甸、老撾搞替代種植，不僅發展經濟，確保和諧與發展。早在1988年，西雙版納東風農場就 耗資數十萬元，在場部筑建一座拓荒紀念碑，堅實的基座上塑著身材魁梧的轉業軍人、支邊農民和知識青年的雕像。農墾一位作家郜寧校，撰文道出廣大農場職工的心聲：“農場在詛咒聲中為逃亡者塑起了一座高大的豐碑——他們從不抹殺知青艱苦奮斗為開拓邊疆建設邊疆所作出的杰出貢獻，從不認為知青十年是毫無價值的拋撒和無足輕重的浪費。不管他們是怎么來的，還是怎么走的，不管他們該不該來，還是該不該走，他們畢竟在這里扎扎實實生活過”。“他們中的姣姣者走上農場各級的領導崗位，勤奮好學的跨進農場教師和醫務工作者的行列。而在最基層的知青更是用他們的血和汗澆灌著萬頃膠林千畝良田。他們帶來的新思想新知識新文化有形無形地影響著閉塞落后的邊疆一天天開化進步，發生巨變。所有這一切，邊疆各民族永遠不會忘記，農場職工更是銘刻在心”。

　　再看大西北的新疆。在世界最干旱的地區中，新疆赫然在列。面對三大戰役的勝利，美國駐迪化(烏魯木齊領事館)副領事在黯然離開時，曾丟下一句狠話：“共產黨的軍隊好進不好出，我會看到他們一個個渴死餓死，葬身于黃沙曠野之中”!同王震一樣，某部六師師長張仲瀚也是主動請纓進疆的。在延安時，他參加京劇《四進士》的演出讓毛澤東看了贊不絕口。進疆時，他寫了一首詩：“雄兵十萬到天山，且守邊疆且屯田。塞上江南一樣好，何須不入玉門關”。對部下興致勃勃地說：“別小看焉耆這個地方，曾經是左宗棠屯兵的地方，這里的開來渠就是他部下開發的。但我們的氣派要比左宗棠更火。左公走后留下楊柳三千棵，讓世人贊嘆，“引得春風度玉關”。我們要栽它一萬棵，要“留住春風綠邊疆”。1949年底，時任新疆軍區后勤部長甘祖昌面對蔣殘匪叛及亂和地方糧商資本家乘機抬高糧價的局勢，每月要用飛機從北京專運一趟銀元購買糧食，供給部隊。周總理指示：“靠別人吃飯，自己不生產糧食是不行的。”于是，11萬指戰員在天山南北開展大生產運動，還從蘇聯購買棉籽種植。1950年——1952年，開荒162萬畝，產量過億公斤，棉花300多萬公斤，油料500萬公斤，實現部隊自給，將剩余油糧支援奇臺、吐魯番等地，投放市場，打擊奸商投機倒把。

　　1954年11月，上海首批520位知青落戶到新疆。其中第三女中徐勝男慷慨陳辭：“如果誰都不愿到西北去發掘富饒的寶藏，社會主義怎么會來呢?我是共青團員，我應該去。”1958——1960年，在黨的總路線和大躍進的形勢下，兵團開發的是南疆的塔里木河流域和北疆的瑪納斯河流域，伊犁、阿勒泰、博樂、塔城、奇臺等地區也有新的開發，累計開荒造田855萬畝，相當于過去8年的186%。新建水庫18座，引水渠道58條，實增灌溉面積591萬畝，耕地面積從1957年的337萬畝，增到1035萬畝，農場由59個增加到166個，從而奠定了兵團事業的規模和戰略布局。僅其中的莫索灣片營造林帶3.3萬畝，生產糧食9847萬公斤，皮棉262萬公斤，實現利潤305萬元。將軍陶峙岳即興賦詩：“紅旗遍及莫索灣，大地茫茫一手翻。喚起千年沉睡夢，永葆青春在人間”。瑪納斯河流域開發棉田82萬畝，畝產籽棉158.4公斤，展示國營農場的強大威力，引起許多省市的重視和邀請。農7師劉學佛和其他植棉高手分4個組，到河南、河北、江蘇、甘肅等省推廣種植經驗。農業部組織13個省及華北、華東、西北的農科所技術干部來農七師、農八師學習考察半年之久，還撰寫經驗總結。江蘇、安徽、山東、甘肅、青海、寧夏等省也來參加學習。從此，沙漠變綠洲，“千里荒原虎狼吟，園夢境地鋪黃金。”

　　在三年自然災害困難時期，兵團調出糧食五百萬斤，支援河北、河南、山東等省。當時幾個主要墾區調往全國的糧食共119億斤，還安置關內的盲流21萬人，主動分擔國家的困難。

　　1960年，兵團基建辦主任申玉昆率領22位技術骨干參加援助越南專家組，為該國先后新建8個農場，以及供電廠、水廠，軋花廠一批企業。從此兵團的足跡，踏遍索馬里、坦桑尼亞、巴基斯坦等國的山山水水。

　　1962年5月，新疆爆發“伊塔事件”。受外國分裂勢力挑撥6.7萬邊民外逃，有的縣只剩幾百人。兵團邊勸阻邊搶收麥田，尋常失散的牲畜。組織力量在外逃地區代耕、代牧、代管，盡量減少邊民的損失，周總理聞訊十分稱贊。期間，兵團在邊境新辦58個農場，耕地316萬畝，在2000公里的范圍里，設置縱深10-30公里的農耕帶。另外控制9個重點地段，形成屯墾戌邊的國防屏障。僅農九師就先后抓捕17個蘇修特務和外逃分子70多人，對蘇修蠶食領土的行為作上百次的斗爭。

　　1964年，上海女知青楊永清寫下血書：“沖破萬重關，創業在新疆。一心為革命，誓死頭不回。”偷偷拿走戶口冊去報到。次年7月，周總理、陳毅外長出國訪問，經過新疆專程到石河了看望他們，寄以很大的期望：“一個人出身不由選擇，但前途是可以選擇的。”“這里是大學嘛，是勞動大學。”在這些“開路先鋒”的帶動下，到1966年，上海、天津、北京、武漢、江蘇赴新疆的知青已達12萬人。

　　1965年7月，軍委副主席賀龍來視察，得知兵團組建466個值班連，擁有炮兵、坦克、騎兵、機槍等兵種，高興地說：“你們民兵一旦有事就是野戰部隊!”到文革前，在新疆已營建大型農牧漁場158個，水庫35座，工礦企業297個，商業網點1836個，大學3所，中小學1264所，共1485萬人。糧食、棉花和甜菜總產量分別達到自治區21%、31%、90%。一批現代化城市的雛型開始涌現。

　　東北的北大荒面積2億畝左右，同美國的密西西比河，蘇聯的第聶比河并列，譽稱“世界三大黑土帶”。，歷史上稱“龍興之所”，水量豐沛，土質肥沃，一馬平川，宜于機械化電氣化集約化大規模的開發。美國19世紀開發1.8億畝，生產糧食養活美國人，稱雄世界。蘇聯繼而開發3億畝成為著名的烏克蘭糧倉，有力支持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和反法西斯戰爭的偉大的勝利。北大荒，在中國最古老的古籍《山河經》中就有記載。1947年春，正進行解放戰爭的人民解放軍在尚志縣創辦松花江國營第一農場。拖位機的轟鳴聲，拉開全國國營農場開拓的序幕。接著，新解放區寧安、趙光，興凱等地相繼開辦農場。在王震司令員的領導下，11萬官兵艱苦奮斗、開墾荒地1000多萬畝，同時搶建密山——虎林鐵路，兩個月勝利竣工。

　　1955年，北京首批青年自愿墾荒隊奔赴蘿北縣，創建“北京莊”。天津知青創建“天津莊”。

　　1958年，十萬復轉軍人響應黨中央號召，奔赴北大荒“屯墾戌邊”。中南海文工團有20多位男女團員自愿報名獲準，毛澤東主席高興地在春藕齋同他們壯別，贈送親筆題詞的照片，鼓勵他們“無論在任何艱難困苦的情況下，都要保持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出征的大軍中，有百位老紅軍、戰斗英雄、將軍，各兵種的高級將官，重點院校的畢業生，僅德、法、俄、西班牙、拉丁文的翻譯已上千人。在各行業支援北大荒建設的農墾大軍中，有20萬支邊農民，54萬城市知青，10萬大中專畢業生，5萬人獻出寶貴的生命。經過幾十年的艱苦奮斗，終于建成中國最大最安全的戰略預備糧基地，集衛星定位、自動導航、精度播種、變量施肥于一體，一次可完成田間作業;機械化率96%的深耕，淺翻、整地、播種、平墑、鎮壓達6項。到2010年糧食產量360億斤，上交國家商品糧330億斤，承擔全國調劑糧食三分之一以上。不管是“三年自然災害困難”時期，還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物價飛漲，零三年的非典猖獗時期，成為共和國“靠得住，調得動，能應對的中華大糧倉”，充分發揮分田單干小農經濟無法比擬的功能。同期，“北大荒”邁開大農業的雙腳，同地方共建農機合作社23個，跨區作業2千萬公頃以上。還熱心腸幫助俄羅斯、朝鮮、巴西、菲律賓、美國等42個國家，設辦113個境外企業和項目，為中國人贏得世界性的聲譽。

　　并非題外話：“悲劇都是從巨人開始……(雨果)”

　　1965年2月，周恩來總理關于五點方向性的指示中明確要求：第三點，國家關心，負責到底。第四點，結合15年農業規和一、二、三線建設規劃，著手編制15年安置規劃”。于是各省紛紛行動起來，編制了《1965-1980年的知青上山下鄉規劃表”》。各地上報的表格，客觀反映和印證當時已調查并預測未來15年各年的中學畢業生，即將產生的新勞動力數量狀況，成為各省領導層作決策時基礎與依據。這種前瞻性的計劃，可以做到胸中有數，早作準備，避受見子打子的被動性。由此也充分說明，各地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不是迫于爆發失業危機失業的壓力，才匆忙進行安置。而是政府主導，有計劃有組織開展知青上山下鄉工作，井然有序。更讓人嘆服的是，當時制定未來15年的規劃表上標明到1980截止，為一個歷史節點。這個預測性的歷史節點為何是1980年，而不是其他年呢?其原因，一方面是舊社會遺留下的山多、土脊、缺水、半原始的生產工具和生活水平的改造，起步時間不長，廣大農民自身的小生產弱點和基層干部水平參差不齊，組織起來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新生活方式是第一次探索。任重道遠，必然是一個艱巨而復雜的實踐過程，不可能速戰速決，到1980年或能有眉目。另一方面是計劃生育政策認真落實，新產生的勞動力日漸減，文教事業的發展入學的大中專學生日漸增加，更重要的是隨著第三、四、五個“五年計劃”及“三線”建設完成，到1980年新中國發展安全提升更高水平，其深度廣度可提供更多的新行業和千萬計的就業崗位。前者減少就業數的幅度增大，后者就業崗位幅度增多，兩者結合，知青上山下鄉日見減少的趨勢，到1980年必然成為一個歷史的節點。后來的歷史事實，對周恩來總理所提出的15年規劃和預測，已作了正面的回答。同時證明知青上山下鄉戰略決策的科學性，同主觀盲目決策不沾邊。后來的社會事態的發展，也是1980年知青上山下鄉告結束，這同周總理的預測時間剛好“巧合”嗎?這種巧合有其必然性，不是什么意外或偶然。隨著全國經濟和社會的逐步好轉，到1979年僅是公有制企業增加到35.5萬個，其中全民所有制企業8.4萬個，集體所有制企業27.1萬個，在毛澤東逝世前接納上千萬知青返城，逝世后有600萬返城。這里特別引用山西知青劉晉英退休之后強自己所難，付出三五年的心血所寫出的書中的一段話一幅圖，請閱：

　　“1967年至1976年的十年間，全國工農業總產值年均增長率為7.1%，社會總產值年均增長率為6.8。特別是1969年后，國內生產總值呈持續上升趨勢，而實際情況是從1966年到1977年，全民集體所有制企業職工共新增3915萬人。到1980年，全國職工人數達到9967萬人，(其中全民和集體企業分別是7693萬、2274萬)，比1966年增長70%。這既是從1970到1978年全國之所以從下鄉知青中招工680萬人的主要原因，也是1979年后在較短時間將其余640多萬知青在城鎮安排的重要基礎條件。

　　返城的大多數知青進入公有制企業，城市展開熱情的雙臂歡迎他們。四川省最早提出接納“云南農場知青罷工風波”中的四川知青，此舉很有代表性。其實四川省上山下鄉知青的規模，早在1971年有開始縮小的趨勢。從中發(1973)30號文件下達后，四川省根當時本省經濟發展的情況，已逐步調整政策，使知青留城面從百分之幾提高到20%以上，同時還在知青中招工、招生和招兵、數量可觀。時任省委書記杜心源在1978年明確指出：“城市知青下與不下，下多下少，要根據當時的社會主義建設發展規模和國民經濟增長情況來確定。隨著四川工農業生產的發展和四個現代化建設的逐步實現，今后知青上山下鄉的人數將大大減少”。歷史事實也是這樣發展，四川省同全國一樣在，經過第四、五的兩個“五年計劃”，工農業實體經濟有較大發展，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接納返城知青數日趨增加。僅1977—1978年兩年從知青招工30萬人還不包括招生、征兵、提干近10萬人。所以四川省當年率先表態是建立在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礎上，有其必然性。反之誰也不敢表態，就是表態了也無法落實。這又從另一個側面證明知青上山下鄉戰略決策的合理性，科學性，不是“空中樓閣”。這點，只要通過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長孫成民著作《四川知青史》中所提供當時一張城鎮勞動就業統計表就一目了然。1977年—1981年五年時間，只有5萬人當個體戶，就業于公有制企業(國有、集體)195萬人的零頭。

　　毛澤東、周恩來和朱德等所制定的知青上山下鄉戰略決策經歷各種震蕩與波折，接受最嚴重的考驗，同時產生巨大的能量與威力，同其他戰略決策一塊將新中國的發展安全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這就是本文的結論。后來發生諸多怪事，讀者諸君耳聞目睹，“雞豚嚾嗷，即奪鐘鼓之音，云霞充咽、則奪日月之明”。雨果是十九世紀法國的大作家，經歷豐富，見解深透，聲譽卓著。他曾說一句名言：“悲劇都是以巨人開始，侏儒來結束。”現在我們總結新中國戰略決策的利弊得失，堅持科學的精神，拒絕跟風，更不能充當侏儒的角色。

　　寫于紀念毛澤東逝世40周年的日子

　　2016年9月—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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