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以下簡稱"作協四大")于1984年12月29日至1985年1月5日在北京舉行。這是"新時期"以來中國文學史上,甚至是當代中國文學史上一件不可忽視的大事。之所以這樣說,不僅是因為"作協四大"當時在中國文學界乃至政治界產生的"轟動效應"或"震驚效果",更是因為它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自建國以來形成的新中國的文藝體制,甚至思想文化體制,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此后中國文藝的生產、流通與管理方式,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中國文藝界的格局。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對當前文藝生產、流通、管理狀況進行觀察,不得不對"作協四大"進行反思。
綜合相關資料來看,"作協四大"的問題主要集中在"三個不正常"、"兩個不提"和"一個無效"上。這一切,都是對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在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上聽取中國作協匯報"作協四大"準備工作和主要報告情況時有關言論的總結。"三個不正常"是胡耀邦對黨領導文藝工作的一個整體評價,即"黨領導文藝也有半個世紀了,但有三個不夠正常":"1.對如何領導文藝不夠正常,有時好些,有時壞些。過去忙于軍事斗爭和經濟建設,對文藝比較生疏。一個文藝,一個科學,都比較生疏。過去黨同文藝界有血肉聯系沒問題。許多同志與文藝界有私交,有友誼,很好。但長期以來干涉太多,棍子太多,行政命令太多。2.黨派到文藝界的干部與作家關系不正常。派不大懂文藝的同志去。對科學、教育也是如此。派人不適當。長期習慣于行政命令、長官意志。什么黨組、書記,不懂行。3.作家與作家、黨員與黨員、地區與地區關系不正常。敏感太多,傷感情太多。要采取民主討論,和風細雨的方法加以解決。"在這"三個不正常"之中,除了第三點是局部性、技術性問題外,前兩點都是根本性問題。
"兩個不提"是針對"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而說的。匯報中,張光年說"作協四大"主題報告中沒有提"清除精神污染",胡耀邦說鄧小平提精神污染問題完全正確,"但由于我們工作上出了漏洞,擴大到社會上去;二是界限不清;三是一轟而起,造聲勢,后來發現較早就剎車了,這個問題以后不提了,根本不提了。"萬里接話,主張"資產階級自由化"也不提了,以后提"反對資產階級腐朽思想和封建主義遺毒"。胡耀邦表示認可,說"以后都不要提了"。
"一個無效"是就作協選舉問題而說的。"作協四大"的準備工作,除了講話、報告之外,最重要也最復雜的問題就是人選確定問題。為此,以宣傳部為主,吸收作協和文聯的有關同志,做了一些準備工作。可是,當會議討論到人事問題時,胡耀邦說人事問題要區別兩種情況,一是黨委領導部門,一是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文聯、作協要選什么人,根本不要去干預。即使未選好,他們作家自己負責。文聯、作協的領導由作家們自己來選,這方面要根本改革,黨干預它干什么?民主黨派,統戰部去干預干什么?作協要選多少副主席,不要干預。"如果名單是黨定的,撤掉!這不是指令性的,也不是指導性的,而是無效性的!都要充分發揚民主,不要只相信自己,不相信群眾!"
在筆者看來,在這三個問題之中,"三個不正常"是根本性的問題,是根源,而"兩個不提"和"一個無效"則是對"三個不正常"的回應,也就是說,正是由于對黨領導文藝工作有"三個不正常"的整體判斷,胡耀邦才提出了"兩個不提"和"一個無效"予以應對。
就是按照這樣的指導思想,"作協四大"于1984年12月29日至1985年1月5日在北京舉行。關于這次會議的過程及效果,相關文章都有記載,此文不贅。需要重點提示的是,這次會議在客觀上造成當代中國文藝界的大分裂,在中國文藝界和思想文化界產生極大震蕩,因而,不同立場的人對這次會議評價截然不同。比如,據《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記載,支持"作協四大"的夏衍盛贊這次會議為"中國文學史上的'遵義會議'",而楊尚昆同志知悉會議有關信息后則直言這次會議"實際上是一個反黨的會"。夏衍是文藝界的老前輩,楊尚昆是黨和國家的高層領導,他們截然不同的判斷,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作協四大"在當時文藝界和思想文化界產生的轟動或混亂。
在文學邊緣化,作協功能弱化(雖然部門更齊全、職位更多),思想文化管理邊界有所轉移的今天,人們很難理解"作協四大"為什么會產生這么大的"動靜",但如果將其放在當代中國文藝體制,尤其是文藝領導與管理體制的坐標中加以觀察的話,其因果就凸顯出來了。
研究當代中國文藝體制,應從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以下簡稱"第一次文代會")開始,因為,這是當代中國文藝體制建立的正式開端,其間的諸多事件既具象征意義,亦具"文本"價值。
"第一次文代會"于1949年7月2日在北平召開。新中國尚未建立就先召開文代會這本身就彰顯了這次會議的重要性。這次會議除了有一定的"統戰色彩",即讓文藝界中那些卓有成就的進步的、革命的文藝工作者參加大會,甚至坐上主席臺,并成為這次會議即將決議成立的"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及其各分會的一員甚至領導外,還有更為重要的目標--按照發起者郭沫若1949年6月27日對外界談話的內容看,"第一次文代會"預期達成兩個目標:一是實現"空前團結",二是"確定今后全國文藝工作的方針與任務"。具體看來,郭沫若所說的"團結",除了解放區、國統區文藝隊伍的會師與團結外,還包含著在新的文藝思想指導下的再組織、再出發的意思。也正是為了這個目標,"確定今后全國文藝工作的方針與任務"才顯得格外重要。為了"確定今后全國文藝工作的方針與任務",大會通過了幾個重要報告:周恩來的《在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郭沫若的《為建設新中國的人民文藝而奮斗--在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的總報告》,茅盾的《在反動派壓迫下斗爭和發展的革命文藝--十年來國統區革命文藝運動的報告提綱》,周揚的《新的人民的文藝--在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關于解放區文藝運動的報告》。綜觀這些報告,可以發現,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的人民文藝被確定為新中國文藝的核心指導思想。其具體內容,1949年7月14日"第一次文代會"通過的《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章程有更為明確的表述。它規定自己的宗旨是:徹底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建設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和新民主主義的人民文學藝術。它為自己確定的任務有五項:
一、反映新中國的成長,表現和贊揚人民大眾在革命斗爭和生產建設中的偉大業績;
二、肅清為帝國主義者、封建階級、官僚資產階級服務的反動文學藝術及其在新文學藝術中的影響;
三、培養群眾中的文藝力量;
四、開展國內各少數民族的文學藝術運動;
五、參加以蘇聯為首的世界人民爭取持久和平與人民民主的運動。
與這樣的工作方針和任務相適應,"第一次文代會"也建立了自己的組織--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以下簡稱"全國文聯")及文協、劇協、影協、音協、美協、舞協這六個專業協會。"文協"(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即中國作家協會的前身。"全國文聯"及"文協"等專業協會的成立,標志著當代中國文藝體制的初步建立。這是新中國文藝史上一件劃時代的大事,這意味著新中國文藝工作有了強大的思想與組織保證,也規定了新中國文藝工作的內涵與外延。
"第一次文代會"只是初步組建起新中國的文藝體制,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尚有不足。其中,最重要的是文學--整個文藝事業的重頭戲--的核心地位和功能沒有突顯出來。這一短板很快就被意識到了,因而,"第二次文代會"決定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以下簡稱"文協")從"全國文聯"獨立出來,并更名為中國作家協會(以下簡稱"中國作協")。1953年10月,"中國作協"正式成立。在"中國作協""升級"之前,有關機構重組工作就已經在進行中:1953年"文協"常委會上,成立了創作委員會、刊物委員會、譯文委員會、機關工作委員會,另外,經文化部同意,此前歸屬文化部的中央文學研究所(后更名為文學講習所,系魯迅文學院的前身)的業務劃歸"文協"管理。經過一系列調整,大致到1954年底,"中國作協"機構完善并定型:權力機構是理事會,日常工作由黨組負責領導。職能部門有五個:創作委員會、外國文學委員會(即"譯文編委會")、普及工作部、古典文學部、文學基金全委會。學校一所:文學講習所。出版社一家:作家出版社。報紙、刊物八種:《文藝報》、《人民文學》、《新觀察》、《文藝學習》、《文學遺產》、《譯文》、《中國文學》(英文版)和《作家通訊》(內刊)。在上述職能部門中,創作委員會是主要機構,負責指導全國文學創作,組織作家深入生活,研究和檢討當前文學創作上的問題,在它下面,分設詩歌、小說、散文、戲劇、電影、兒童文學、通俗文學等創作組和文學批評等專門小組。外國文學委員會除了負責文學翻譯介紹外,還負責對外交流工作,借助文學這個管道及中外作家交流,起到一定的民間外交作用。普及工作部反映了當時對"文藝為工農兵服務"這一任務的重視,負責推廣文學,輔導群眾。古典文學部主要是為了批判與繼承文學遺產而設立的。文學講習所是為了培養青年專業人才而設的一所專門學校。設立文學基金管理委員會是為了從物質上對作家提供幫助。報刊社則負責文學出版與傳播。
"中國作協""升級"完成后,經過一年左右運行,又于1955年10月組成臨時九人工作委員會,為理事會期間的執行機構,以改善理事會的行政功能。1956年3月,理事會第二次(擴大)會議決定設立書記處,撤銷臨時工作委員會。至此,"中國作協"的基本框架終于固定并延續下來,以后的一些變化,只是一些具體部門的增、并、撤或更名,是"微調"。與"中國作協"相呼應,各省、市也設立作協,其組織方式和功能與"中國作協"類似,只是規模有所不同而已。
"中國作協"的建立標志著新中國文藝體制的建立,由此,"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有機聯系起來,新中國文化領導權有了可靠的組織與制度保障。可以說,共和國文學的一切,都離不開這一體制。
"文革"中,以作協系統為基礎的文藝體制基本陷入停頓,文藝工作自然也乏善可陳,因而,"新時期"伊始,黨在文藝界的首要任務就是恢復和重建以作協系統為基礎的文藝體制,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對"文革"中激進的文藝政策進行反撥,重建當代中國的文藝傳統;二是對文藝界的冤假錯案進行平反,為大批文藝工作者恢復名譽,重建當代中國的文藝隊伍;三是在當代中國文藝秩序基本得到恢復的基礎上,適應新形勢和新需要,對黨的文藝政策進行調整,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以1980年1月16日鄧小平在《目前的形式和任務》講話中"不繼續提文藝從屬于政治這樣的口號"為依據,于同年7月26日在《人民日報》發表《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社論,由此,"文藝為政治服務,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方向調整為"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新的"二為方向"。
這一調整,賦予了社會主義文藝更多的內涵,也賦予了社會主義文藝工作者更多的自由,但從根本上看,這一調整并沒有改變當代中國文藝體制,更沒有改變當代中國文藝的生產關系和生產方式。如果從這個角度看,則胡耀邦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聽取"中國作協"、"作協四大"準備工作時"三個不正常"、"兩個不提"、"一個無效"的講話,則無疑是顛覆性的,是對當代中國文藝體制的徹底否定,是對新中國文化領導權的自動放棄。這首先體現在"一個無效"上。按照胡耀邦文聯、作協領導由它們自己選,黨根本不去干預的原則去執行的話,則以文聯、作協為核心的各文藝家協會勢必淪為自由俱樂部,而當代中國文藝體制也勢必很快就面臨土崩瓦解的局面,也就是說,當代中國文藝體制勢必將很快失去最為重要的組織基礎。實際上,根據有關資料看,"作協四大"就導致了這樣的結果,使文藝工作陷入混亂。"兩個不提"則等于自動放棄社會主義文化領導權,使文藝失去"方向"。對于時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胡耀邦來說,如何使以文聯、作協為核心的文藝體制煥發活力,發揮作用是一回事,而要不要以文聯和作協為核心的文藝體制,或者說代之以一種什么樣的文藝體制,則是另一個問題了。由此看來,他的言論,引起軒然大波,毫不奇怪。
與"三個不正常"、"兩個不提"、"一個無效"相對應,胡耀邦在談話中反復強調作家需要"自由",對這一點,胡啟立又在《在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上的祝詞》中加以放大,強調:"文學創作是一種精神勞動,這種勞動的成果,具有顯著的作家個人的特色,必須極大地發揮個人的創造力、洞察力和想象力,必須有對生活的深刻理解和獨到見解,必須有獨特的藝術技巧。因此創作必須是自由的。這就是說,作家必須用自己的頭腦來思維,有選擇題材、主題和藝術表現方法的充分自由,有抒發自己的感情、激情和表達自己的、思想的充分自由,這樣才能寫出真正有感染力的能夠起教育作用的作品。列寧說過,社會主義文學是真正自由的文學。我們黨、政府、文藝團體以至全社會, 都應該堅定地保證作家的這種自由。"甚至認為:"在文學創作中出現的失誤和問題,只要不違犯法律,都只能經過文藝評論即批評、討論和爭論來解決,必須保證被批評的作家在政治上不受歧視,不因此受到處分或其他組織處理。"
客觀地看,這樣的言論,在看到作家創作需要自由之時,卻混淆了不同層面上的文學概念。關于文學,自古以來就有兩個層面上的認識:一個是個人層面,一個是社會層面。在個人層面上,主要強調文學的審美性,強調文學的自主性,強調文學的技術性,強調文學的娛情性等。從社會層面上看,雖然不否認文學的個體性和自由性等特征,但卻不應該忽視文學的社會功能,忽視文學的道德價值:自我國古代,儒家倫理就強調文學的教化功用;在新文化運動中,文學發揮了"立人"的啟蒙重任;在中國革命實踐中,文學不僅發揮了"立人"的啟蒙重任,而且還發揮了喚醒人心、凝聚民氣的作用,使文學有了實現"個"與"群"合一的契機;新中國成立后,更進一步,提出了書寫新社會主義新人的目標,使文學有了為新中國養育主體的責任,賦予社會主義文學以嶄新內涵;"新時期"以后,一方面重提文學"立人"的啟蒙重任,另一方面則在思考社會主義文學如何再出發的問題。在這個維度上看,胡耀邦等只強調文學的絕對自由,甚至認為"在文學創作中出現的失誤和問題,只要不違犯法律"就問題不大,可謂是:一葉障目,不見千里。
最后,要補充的一點是,"作協四大"前后,"自由"還是一個舶來品,是一個新概念,許多人天真地以為這個所謂的"自由"沒有任何背景,沒有任何附加品,因而,對其鼓掌歡呼,無原則認同。這使當時支持"作協四大"的"自由派"獲得了極大的同情和人心,在輿論上占據"上風"。而現在,在經歷了30多年發展后,"自由"早已深入尋常百姓家,多數中國人也知道了這"自由"背后隱藏著的壓抑與奴役,隱藏著的暴力與罪惡,因此它身上的光環也逐漸消退。在這樣的背景下,重新審視"作協四大"及諸文藝現象,更是感喟良多。
魯太光:1973年生,山東人,文學評論家,北京大學文學博士,現供職于中國藝術研究院。主要《重建中國當代文學的想象》及評論文章多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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