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回國對毛澤東獨立自主抗日方針的挑戰

　　洛川會議后，北方的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奔赴抗日戰場，很快取得了平型關大捷和夜襲陽明堡機場的勝利。接著，八路軍開始向敵后實行戰略展開，執行創建抗日根據地、開展敵后抗戰的戰略任務。隨后，除廣東瓊崖紅軍游擊隊外，南方的紅軍和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紅軍改編后，有些人不愿意嚴格地接受共產黨的領導，發展個人英雄主義，以受國民黨委任為榮耀(以做官為榮耀)。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強調“一定要實行‘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這個原則，一定要克服投降主義或遷就主義”。

　　其時，王稼祥去蘇聯療傷，并接替王明、康生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1937年11月中旬，王明和康生由莫斯科飛抵迪化(今烏魯木齊)。27日，在迪化的陳云搭乘蘇聯送王明、康生的飛機經蘭州于29日一起到達延安。

　　離開莫斯科前兩天，斯大林會見了王明、康生和王稼祥;行前一天的晚上，季米特洛夫又同他們三人談了話。到延安時，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中共中央負責人冒著紛飛的大雪在機場迎接。毛澤東還致歡迎詞：“歡迎從昆侖山上下來的‘神仙’，歡迎我們敬愛的國際朋友，歡迎從蘇聯回來的同志們，你們回到延安是一件大喜事，這就叫做‘喜從天降’。”毛澤東和王明是首次見面。從毛的歡迎詞看，從離開莫斯科和到達延安的場景看，王明回國確實是件大事。

　　王明在毛澤東與張國燾要不要抗日的路線之爭中，是站在毛這一邊的。由王明起草于1935年8月1日在莫斯科發表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對準備抗日發揮了積極的影響。共產國際和王明對毛澤東北上抗日路線的支持，給了躲避抗日的張國燾當頭一棒。王明回國后曾對張國燾說，原紅四方面軍領導人李特、黃超已被當作“托派”槍決。王明這一做法使張國燾惶恐而受到重大刺激，他經過一番考慮，最后決定脫離中共。

　　但是，歷史證明王明和毛澤東所站的準備抗日的立場是同中有異。毛澤東是站在中華民族和中國共產黨的立場上準備抗日的。王明是站在共產國際和蘇聯的立場上準備抗日的。如果抗日的具體做法與蘇聯的利益不一致時，王明會毫不猶豫地維護蘇聯利益而予以反對。1936年初，毛澤東決定紅軍東征山西，意在打通抗日通道。隨紅軍長征到達陜北的共產國際代表李德卻說東征是“想挑起日蘇戰爭”，在莫斯科的王明則作五律《驚人之計》，反對東征。他們是一個鼻孔出氣，都是站在蘇聯的立場上說話的。

　　盡管立場有別，但王明與毛澤東準備抗日的大目標一致，反對張國燾消極躲避抗日也一致。這是應該肯定的。這是毛澤東等領導人對王明回國持歡迎態度的第一個理由。更重要的還在于王明是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成員和政治局書記處候補書記，在準備向抗日轉變的歷史關頭，他回國后，對中共與共產國際的聯系和溝通，對中共實行的抗日政策，都會產生重大影響。這就是毛澤東說的“大事”“喜從天降”的含義。

　　王明回國對共產國際和蘇聯也是件“大事”：當時蘇聯正面臨著來自西方納粹德國的威脅，非常擔心日本從東方進攻，使蘇聯處于兩面應戰的不利局面，希望中國的抗日戰爭能拖住日本以減輕東方壓力。1937年11月14日，季米特洛夫明確表示，中共應運用法國共產黨組織人民陣線的經驗，遵循“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原則，努力從政治上影響國民黨，不要過分強調獨立自主。王明顯然是帶著這些意向回國的。

　　讓毛澤東等未曾想到的是，王明回國后對中共實行抗日的政策產生的卻是重大的負面影響。

　　王明到延安10天后，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史稱十二月會議。王明在會上作《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呢?》的報告，從第一天一直講到第二天下午。他說：“我們雖然沒有人破壞國共合作，但有同志對統一戰線不了解，是要破壞統一戰線的。”“蔣介石是中國人民有組織的力量。”“沒有力量空喊無產階級領導是不行的。空喊領導，只有嚇走同盟軍。”“過去提出國民黨是片面抗戰，是使他們害怕。要提出政府抗戰很好”，“沒有統一的國防軍與統一的正規軍是不能戰勝日帝的，游擊戰爭不能戰勝日本”。他強調：“今天的中心問題是一切為了抗日，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日。現在我們要用這樣的原則去組織群眾。”“我們要擁護統一指揮。八路軍也要統一受蔣指揮。”

　　王明的報告是對洛川會議確定的持久戰、游擊戰、獨立自主三大戰略方針的否定，中心是否定獨立自主的抗戰方針。毛澤東是洛川會議的靈魂人物，王明的報告處處都是對著毛澤東的，只是沒有點名批評罷了。但對劉少奇則毫不客氣點名批評。在解釋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時，王明舉例說：“我們對政權問題，不要提改造政權機構，而是要統一的國防政府”，“行政制度在山西等地區不能建立與(陜甘寧)特區同樣的政策，要同樣用舊縣政府、縣長，不用抗日人民政府的，少奇同志寫的小冊子提得太多了”。

　　王明講的那一套，使一些對洛川會議精神認識不透徹、對合作抗日與保持獨立自主關系的尺度掌握不準的同志，一時難有分辨能力。有斯大林的背景，王明也曾揚言說他“跟斯大林談過話”，這就把黨內不少同志給唬住了。于是，不少重要領導人在不同程度上作了自我批評。如說“抗戰以來對國民黨本質上的轉變估計不足”，“我們強調獨立自主，便走到與統一戰線對立起來”;“把全面抗戰與片面抗戰對立起來”，“在黨方面，把獨立自主提得太高”，“把獨立自主發展到各方面，妨礙統一戰線”等。

　　會上，王明還誣陷陳獨秀是每月領取日本300元津貼的間諜，說什么“我們可以與蔣介石及其屬下的反共特務等人合作，但不能與陳獨秀合作”。他擔心陳獨秀來延安會搶了他的風頭，降低他作為莫斯科代言人的影響力。

　　會議增補王明、康生、陳云為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常委由張聞天、毛澤東、王明、康生、陳云、周恩來、張國燾、博古、項英組成。會議確定中共七大籌委會以毛澤東為主席，王明為書記。

　　雖然會議沒有對王明的報告形成決議案，洛川會議確立的政治路線仍能繼續實行，但王明在十二月會議上帶來了不小的負面沖擊波。后來，毛澤東說：“十二月會議上有老實人受欺騙，作了自我批評，以為自己錯了。”“而我是孤立的。當時，我別的都承認，只有持久戰、游擊戰、統戰原則下的獨立自主等原則問題，我是堅持到底的。”

　　在如何抗日的問題上，王明是站在共產國際的立場上說話的，但在黨中央爭奪領導權的表現，與共產國際對他的要求則是相反的。據王稼祥回憶：“季米特洛夫對王明說：你回中國去要與中國同志把關系弄好，你與國內同志不熟悉，就是他們要推你當總書記，你也不要擔任。”

　　延安毛澤東與武漢王明的對峙

　　中央政治局會議一結束，王明、周恩來、博古等就以中共中央代表團與中央長江局的雙重身份赴武漢，于1937年12月18日到達。王明表現得很迫不及待，不僅在于他在十二月會議后第4天就急忙趕到武漢，更在于他把武漢看成中國政治舞臺的中心，而看輕了延安指導敵后抗戰的作用。后來，周恩來說王明“十二月出去意在入閣”，毛澤東諷刺王明“梳妝打扮，送上門去”。

　　王明等同蔣介石會談。蔣雖提出要王明“在漢相助”，卻沒有給他一官半職。建國后，周恩來回憶說：“當時蔣介石也不要王明，連個部長都沒有給他當。毛澤東同志說，要是給他一個部長當，也許情形更壞。”

　　12月23日，中共中央代表團與中央長江局舉行聯席會議，決定代表團與中央局合為一個組織，對外為中央代表團，對內為長江局;暫以王明為書記，周恩來為副書記。

　　當時長江局內分工如劃線，職責分明，做了許多開拓性的工作。王明路線并未影響到所有人、所有事。但項英、博古受到影響，王明本人如周恩來所指，“黨外步步投降，黨內處處獨立”，在中國共產黨內一度形成了延安毛澤東和武漢王明對峙的局面。

　　12月25日，王明會見美國合眾社記者白得恩時說：“國民政府軍事委員長蔣先生精明堅決、雄才大略，力能勝任領導全國抗戰”，“抗戰以來，中國在各方面已有相當進步，例如政府開始成立全中國統一的中央政府”，“同時，開始建立了全中國統一的國民革命軍的基礎，更有重大意義。”這天他起草的《中國共產黨對時局的宣言》宣稱：“我國軍民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先生領導之下，開始形成了我統一的國家政權和統一的國家軍隊……要鞏固和擴大全中國統一的國民革命軍，統一指揮、統一紀律、統一武裝、統一待遇、統一作戰計劃。”

　　“黨內處處獨立”，突出地表現在王明擅自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發聲，卻反對延安以中共中央的名義下達指示。1937年12月25日，王明起草《中國共產黨對時局的宣言》，隨后在《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上公開發表。這并沒經過中共中央批準，卻擅自以中國共產黨名義發表。1938年2月10日和22日，《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先后發表王明起草而署名為毛澤東的《與延安新中華報記者其光先生的談話》，這又是既沒經過中共中央批準、也未征得毛澤東本人同意而擅自發表的。

　　1937年十二月會議后，中央政治局常委除張國燾正接受批判外，在延安和在武漢的常委各有4人，在延安的是張聞天、毛澤東、康生、陳云;在武漢的是王明、周恩來、博古、項英。1938年2月下旬在武漢的常委回延安開會(即“三月政治局會議”)。3月1日，毛澤東在會上提出：“王明同志在今天的形勢下不能再到武漢去。”顯然，他是擔心王明在武漢的所作所為會影響敵后抗戰局面的發展，但多數常委并不明白他提議的真正含義。會議對王明去不去武漢進行表決時，以5票贊成、3票反對通過了。王明回武漢，為了實現在武漢的常委超過延安，曾寫信要陳云去武漢，被陳云拒絕。不久，博古回延安，陳云對博古說：“王明應回延安與毛主席一起工作。”博古說：“王明講，延安的中央書記處人數并不比國民黨統治區的多，延安發電不應用中央書記處名義。”陳云當即報告了毛澤東。以后，中央給長江局的電報就不用書記處名義，改用毛澤東、洛甫(張聞天)、康生、陳云。

　　“黨內處處獨立”，還表現在王明對洛川會議確定的游擊戰戰略和持久戰戰略的否定。2月底至3月1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王明認為國共雙方“一個是認為只有打游擊戰爭，另一偏見便是不要游擊戰爭，這都是不好的”。他的話實際上是反對強調游擊戰。3月5日，毛澤東在與合眾社記者的談話中說：“有人說，我們只主張游擊戰，這是亂說的，我們從來就主張運動戰、陣地戰、游擊戰三者的配合。在目前以運動戰為主，以其他二者為輔，在將來要使陣地戰能夠有力地配合運動戰，而游擊戰，在它對于戰斗方式說來，則始終是輔助的。但游擊戰在半殖民地的民族戰爭中，特別在地域廣大的國家，無疑在戰略上占著重大的地位。”毛澤東的這番話是對王明關于游擊戰說法的批評與糾正，也是對抗日游擊戰爭戰略地位的捍衛。

　　這次政治局會議曾決定王明去武漢留一個月即回延安。王明不理睬這個決定，留在武漢不走。他還以個人名義寫了《三月政治局會議的總結》，又不報經中央批準，在《解放》周刊上公開發表。他在文章中回答怎樣抗戰時，要求“確定和普遍地實行以運動戰為主、配合以陣地戰、輔之以游擊戰的戰略方針”。“普遍地”三個字是要抹煞八路軍、新四軍的作戰特點，要求八路軍、新四軍也要以運動戰為主，這是明目張膽地要推翻洛川會議確定的游擊戰的戰略方針。

　　這次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重申了持久戰的戰略方針，說明了軍事斗爭的長期性。5月下旬，毛澤東在延安作了《論持久戰》的著名講演，不久印行出版了《論持久戰》，這是毛澤東一生中最重要的軍事代表作，也是指導如何抗日的綱領性軍事著作。

　　7月上旬，中共中央電示長江局在《新華日報》上發表此文，王明借口文章太長不予發表;中央又要求連載，他也拒不執行。后經周恩來等以《新群叢書》名義印成單行本隨《新華日報》附送并正式銷售，推動了持久戰戰略思想在全國的傳播。

　　王明一再阻止《論持久戰》在《新華日報》刊載，表明了他對持久戰戰略的反對立場和與毛澤東爭奪領袖地位的陰暗心理。

　　1938年夏，王明作詩《論持久戰(評毛澤東這篇論文的中心錯誤)》，攻擊《論持久戰》。詩曰：“四億弗憑斗志哀，空談持久力何來。一心坐待日蘇戰，階段三分只盾牌。”

　　黨的七大前后，王明拒不承認他不同意關于抗日戰爭是持久戰的結論，也拒不承認是他阻止了《論持久戰》在《新華日報》發表。晚年王明的自述則供認了他仇視《論持久戰》和阻止其發表的事實。

　　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對王明的關鍵性勝利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開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是解決獨立自主抗日還是依附蔣介石抗日問題的一次關鍵性會議，是毛澤東對王明的一次關鍵性勝利。

　　該會是在王稼祥回國帶回共產國際指示的背景下召開的。2月底至3月初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中共中央決定派遣了解國情和中國共產黨實際情況、了解王明回國后種種表現的任弼時去共產國際匯報中國情況并接替王稼祥任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任弼時向共產國際遞交了長達15000字的手寫的《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和任務》報告大綱，還在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會議上就此作了說明和補充。這使共產國際深入了解了中共抗戰以來的實際情況，作出了《關于中共代表報告的決議案》和《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決定》，支持了中共獨立自主的抗戰路線。季米特洛夫同王稼祥和任弼時的談話肯定了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內的領袖地位。七八月間，王稼祥回到延安。

　　六屆六中全會上，王稼祥作傳達國際指示的報告。他說：“根據國際討論時季米特洛夫的發言，認為中共一年來建立了抗日統一戰線，尤其是朱、毛等領導了八路軍，執行了黨的新政策。國際認為，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共在復雜環境及困難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列主義。”王稼祥還傳達了季米特洛夫在他臨走時的特別囑咐：中共中央“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領導機關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

　　政治局會議之前，王明曾要求中央派王稼祥速來武漢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如萬一不能來，請將共產國際指示的主要內容迅速電告。中央否定了王明意見，復電：“王稼祥不能來漢”，“請長江局負責人在政治局會議前早幾天回到延安。”蕭勁光回憶說：“王明不僅推故不參加，竟無理要求把六屆六中全會搬到武漢去開，毛主席堅決反對，并諷刺王明是涂了胭脂抹了粉送上門去的。毛主席說：我住在清涼山，靠留守兵團吃飯，哪里也不去。隨后，王明又提出稼祥同志去武漢向他單獨傳達，當即遭到稼祥同志的嚴辭(詞)拒絕。”王明是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回到延安的。王明和王稼祥都是安徽人，但在大是大非面前，王稼祥站在毛澤東一邊。

　　六屆六中全會上，彭德懷在發言中說：“領袖是長期斗爭經驗總結的，是長期斗爭中產生的。毛澤東的領導地位是由正確的領導取得的。”

　　肯定毛澤東獨立自主的抗戰路線，肯定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必然要否定王明依附蔣介石的抗戰路線和爭奪領袖地位的做法。周恩來說：“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批判王明，很多干部逐漸覺悟了，王明就逐步孤立了。”10月12日至14日，毛澤東在全會上作《論新階段》的報告，系統地談了從五中到六中全會、抗戰15個月的總結、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全民族的當前緊急任務、長期戰爭與長期合作、中國反侵略戰爭與世界反法西斯運動、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黨的七次代表大會等8個問題。該報告對15個月的抗戰進行了總結，對武漢即將失守的形勢進行了分析，指出抗日戰爭將過渡到一個新階段即戰略相持階段。新階段要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必須具有廣大的發展與高度的鞏固的新姿態。中共要認真地肩負起領導抗日戰爭的歷史責任。在統一戰線問題上，“須繼續反對‘左’的關門主義傾向，以便實現和各抗日黨派的合作，發展共產黨和發展民眾運動;但是在同時，無條件的合作，無條件的發展，這種右傾機會主義的傾向也要注意反對，否則也就會妨礙合作，妨礙發展，而變為投降主義的合作和無原則的發展了”。共產黨員要正確地認識自己、加強自己、團結自己，要在抗日民族戰爭中發揮先鋒作用和模范作用。毛澤東結合統一戰線工作的發展，批判了王明的教條主義，指出：“成為偉大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而和這個民族血肉相聯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

　　11月5日、6日兩天，毛澤東在全會上作結論，著重談了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戰爭和戰略這兩個根本問題。對前者，他指出：“為了長期合作，統一戰線中的各黨派實行互助互讓是必需的，但應該是積極的，不是消極的。”不保存黨派和階級的獨立性，不保存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就是將合作變成了混一，必然犧牲統一戰線”。針對王明提出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口號，他說：“中國的情形是國民黨剝奪各黨派的平等權利，企圖指揮各黨聽它一黨的命令。我們提這個口號，如果是要求國民黨‘一切’都要‘經過’我們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們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國民黨同意，那末，它不同意怎么辦?”“我們一定不要破裂統一戰線，但又決不可自己束縛自己的手腳，因此不應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口號。‘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如果解釋為‘一切服從’蔣介石和閻錫山，那也是錯誤的。我們的方針是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既統一，又獨立。”對后者，他批判了王明輕視抗日游擊戰爭的觀點，指出：“游擊戰爭是在全戰爭中占著一個重要的戰略地位的。沒有游擊戰爭，忽視游擊隊和游擊軍的建設，忽視游擊戰的研究和指導，也將不能戰勝日本。”毛澤東分析廣州、武漢失守后的形勢，日本戰略進攻接近了頂點，這是相持局面快要到來的象征。在相持階段中，我方作戰形式以游擊戰為主，運動戰為輔。敵后游擊戰爭應分為兩大區域，在已經大大發展了游擊戰爭的區域，應大力加以鞏固;在沒有充分發展和正在發展游擊戰爭的區域，應迅速地廣大地發展游擊戰爭。

　　六屆六中全會作出了重要的紀律決定和組織決定。紀律決定是全會通過《關于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定與紀律的決定》《關于各級黨部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關于各級黨委暫行組織機構的決定》。文件規定：“各中央委員不得在中央委員會以外對任何人發表與中央委員會決定相違反的意見，亦不得有任何相違反的行動。”“各中央委員如果沒有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及中央書記處的委托不得以中央名義向黨內黨外發表言論與文件。”“中央委員如有違犯紀律及有重大錯誤發生，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及政治局得依其程度之大小給以適當處分。”這是對王明武漢期間“黨內處處獨立”的嚴重警告，也是對今后王明，也包括其他中央委員的紀律約束。

　　組織決定是撤銷長江局，設立南方局(周恩來為書記)和中原局(劉少奇為書記)，將東南分局改為東南局(項英仍為書記);對北方局作了調整，以楊尚昆為書記;王明留在延安工作。王明也不得不在會上說：“全黨必須團結統一，我們黨一定能統一團結在中央和毛同志的周圍。”這就從組織上解決了延安毛澤東與武漢王明對峙的問題。

　　毛澤東對王明依附蔣介石抗日路線的清算

　　六屆六中全會保證了抗日的正確道路和方向，但并沒有點名批評王明。毛澤東說：“在六中全會的文件上，在六中全會的紀錄上，看不出我們尖銳地批評了什么東西，因為在那個時候，不可能也不應該提出批評，而是從正面肯定了一些問題，就是說在實際上解決了問題。”

　　六屆六中全會之后，王明不能像在武漢那樣對抗毛澤東和中央獨立自主的抗戰路線了，也不能像在武漢那樣與毛澤東爭奪領袖地位了。但是，王明并沒有自覺地認識自己的錯誤，相反，在一定范圍內仍在延續甚至發展著他的錯誤。

　　王明在延安對六中全會作過一首詩：《七絕·〈論相持階段〉與〈六中結論〉(評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的報告和結論的錯誤和陰謀)》。詩曰：“相持階段只空吟，對日屈從是實情;抗戰心消反統戰，誣加馬列教條名。”這首詩可能作于1938年冬，也可能是后來寫的，是對抗日戰爭持久戰戰略和游擊戰戰略的曲解和攻擊。

　　1939年冬，毛澤東組織撰寫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首次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概念：“現時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已不是舊式的一般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種革命已經過時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種革命正在中國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發展起來，我們稱這種革命為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種新民主主義的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堅決地反對帝國主義即國際資本主義的。”這一觀點，在一個多月后他撰寫的《新民主主義論》中進一步豐富起來。

　　毛澤東提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觀點后，很快就遭到了王明的反對。1939年底王明作口語體五律《新民主主義論(評毛澤東這篇論文的根本錯誤)》：“新民主主義，理論自托陳。資革成功后，資行社不行。苦心勸其改，怒意流于形。列義被修正，前途迷霧存。”后來，王明又指責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同斯大林的觀點不一致”。

　　1941年九十月間，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毛澤東曾與王明多次談話，希望其改正錯誤。10月7日，毛澤東與王稼祥、任弼時同王明談話。王明以攻為守，說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和《新民主主義論》是只要民族資產階級，這不好，應同大資產階級、蔣介石把關系搞好。他認為中央過去的方針是錯誤的，太“左”了。10月8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上，王明又說：《新民主主義論》中，只說工農小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聯合的政權，只說要聯合中產階級，沒有說要聯合大資產階級;在談經濟政策時，說不要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這是不對的。今天的政權要有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參加，新民主主義只是我們的奮斗目標，今天主要是共同打日本。毛澤東發言說：王明同志在武漢時期有許多錯誤，我們等待了他許久。他認為我們過去的方針是錯誤的，認為我們太“左”了。恰恰相反，我們認為他的觀點太右了，對大資產階級讓步太多了，只是讓步是弄不好的。

　　王明對《新民主主義論》的攻擊，既有極“左”的一面，如說“資革成功后，資行社不行”，更有極右的一面，如強調“同大資產階級、蔣介石把關系搞好”。這極右的一面同他反對獨立自主的抗戰路線、推行依附蔣介石的抗戰路線是完全一致的。王明的極“左”和極右立場，出發點只有一個，那就是不顧中華民族和中國共產黨的利益，站在共產國際和蘇聯的立場上說話。

　　六屆六中全會之后，王明依附蔣介石的抗戰路線雖在全局上已不能產生大的影響，但對南部新四軍主要領導人項英則有明顯的影響。項英在領導新四軍的工作中是有功的，但他對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的抗日方針認識不足，在敵占區未能放手發動群眾，對中共中央“向北發展，向敵后發展”的決策貫徹不力。1940年10月之后，當蔣介石進攻新四軍的跡象已經十分明顯時，項英在猶豫不決中喪失了迅速東進或北移的有利時機。12月4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批評“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錯誤路線時，指出：現在我們的統一戰線的路線是又聯合又斗爭，不是絕對的聯合或斗爭。在武漢失守前，國民黨軍隊潰退，我們在日軍進攻時和靠近日軍的地區可以大發展，因此對蔣的辦法應是先斬后奏(如王震旅到綏德、米脂)，斬而不奏。這個觀點現在只有項英處沒有了解，因此軍隊少發展。12月26日，毛澤東起草致項英等的電報批評道：“中央還在一年以前即將方針給了你們，即向北發展，向敵后發展，你們卻始終借故不執行。”“全國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有你們這樣遲疑猶豫無辦法無決心的。”“似此毫無定見，毫無方向，將來你們要吃大虧的。”正是毛澤東批評的這樣一種狀態，使新四軍在1941年初蔣介石制造的皖南事變中遭受嚴重損失。

　　隨后開始的整風學習運動，目的之一就是要清算王明教條主義和依附蔣介石抗戰路線的影響。1943年11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概括抗戰中王明路線有4個原則錯誤：速勝論，運動戰，對國民黨只要團結不要斗爭，組織上鬧獨立性。至此基本清算了抗戰中王明的錯誤路線。

　　在清算王明依附蔣介石抗日路線的同時，毛澤東獨立自主的抗日路線進一步為全黨所認識，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也進一步確立起來。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推定毛澤東為政治局主席，并決定他為書記處主席。書記處“會議中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后決定之權”。一年后，擴大的中共六屆七中全會第一次會議上，通過由毛澤東任主席，由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周恩來組成的七中全會主席團，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由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為成員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正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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