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的“血統論”

　　栁英發(湖北省武昌實驗中學1966屆高中生)

　　我出身于老工人家庭，父親以上幾代都是工人、貧下中農。從小學、初中到高中，我一直都是三好學生、少先隊大隊干部、共青團干部。1960年冬，我當時念小學六年級，共青團武漢市委組織“紅色少年”到韶山參觀毛主席故居，我是成員之一。1963年我在三角路中學初中畢業，全校考入武昌實驗中學的只有我一個人。武昌實驗中學是湖北省的重點中學，當時是最好的學校。文革后很多人問我：“你出身這么好，一直是學生干部，是很受重用的，你怎么成為造反派呢？”

　　在一般人眼里，造反派都是在新中國歷次運動中受過沖擊的人，就是說造反派隊伍不純，“牛鬼蛇神”多。我成為造反派不是因為文革初期給校領導寫大字報、反工作組，被他們打壓，而成為造反派的，不是這一種類型。我完全是對學校的很多事情看不慣，因而站出來造反的。

　　實驗中學的高干子弟特別多，黨政軍的，公檢法的，工礦企業的，文教衛的，像我這樣出身于工人、貧下中農的子弟不多，再就是高級知識分子的子弟比較多，出身城市貧民、獨勞的也有,還有少數出身不好的。

　　學生的成分就是這樣，各個社會階層的人都有。實驗中學讀書的氣氛很濃，因為是省重點嘛。濃到什么地步呢?學校門口每天有戴袖章值勤的，早晨要查進校學生的學生證、校徽，這些人一邊值勤一邊讀英語或俄語單詞。早自習、晚自習就是一片讀書聲。我很不適應，因為我是三角路中學去的，武昌車輛廠的子弟多，讀書很輕松的，成績應該說是很不錯的，不然去不了實驗中學。

　　進學校以后，學校領導就跟我們講：“你們一只腳進了實驗中學，另一只腳就進了清華。”當時實驗中學有“小清華”之稱。這個我不大適應。高一的時候我比較沉悶，星期六我就趕快回家，學校要求禮拜天晚上到校，我都不來，星期一早晨來。但是我在班上學習成績比較好，高一下學期的時候，團支部改選，我就成了組織委員。高二的時候是宣傳委員，高三的時候就是支部書記，一直是學生干部。

　　當學生干部有個什么問題呢?就是跟高干子弟關系搞不好。高干子弟當然也有好的，但是給我總的印象就是驕橫得很，驕嬌二氣。他們的學習成績也不怎么樣，生活方面和我們比那就是不一樣。那時國民經濟剛剛恢復，我們都是在學校吃飯，早餐大概是三合粉面做的饅頭，稀飯，再就是蘿卜絲之類的醬菜。我們是從困難年代過來的，對這就很滿足了。但是他們不吃，或者只吃一點就丟到桌子上，回宿舍去吃從家里帶來的一些東西。說個笑話，我和我們班上一個貧下中農子弟，他也一直是團干部，我們曾經偷偷把他們丟到桌子上的食物拿來吃，所以對他們的行為很看不慣。再就是禮拜六家長的車來接，星期六要做清潔，有的時候他們就不做清潔。我曾經在大門口看到，車子停得遠遠的，司機來接，大包小包的接過來，送上車。我回家，公共汽車票5分錢，我舍不得，都是步行，上學走，回家也走。我覺得他們這樣很不好。

　　我就問門房的師傅：“這是怎么搞的?”他說：“現在還是好的，像前幾年，那車子成串。”當時我就想到我到韶山去參觀的事。當時武漢市有個八一小學，全部都是軍干子弟，跟我們一起參觀的就有這個學校的一個學生。他就談到學校的生活，說學生之間的等級都非常嚴，“學校里就是誰的爸爸官大，就得聽他的”。我問：“你父親是個什么官?”他說：“大校。”他們學校里還有將軍之類的。我說：“你怎么能夠成了學生代表來參加這個團呢?”他說：“我是老師推薦的。”

　　我因為是學生干部，也到同學家里去看看，包括一些干部子弟家里。我們班上有個同學，他父親是市里宣傳部門的負責人，我到他家里去過。他家一棟樓，上下兩層都是，有門衛有保姆。我家里那個時候還住著茅草房。

　　我讀小學、初中的時候，班上也有干部子弟，但都是工礦企業的干部子弟。讀小學時有個我們車輛廠副廠長的子弟，跟我同班，讀初中的時候，有個火力發電廠副廠長的孩子，也跟我同班。我到他們家都去過，這些工礦企業的領導干部，和省市委的這些領導干部跟群眾的關系不一樣，雖然是副廠長，就跟工人住一個宿舍，抬頭不見低頭見，屋里了不起有一部電話。而那些高級干部的住房就是兩層樓、小別墅，還有電視，那個時候都有電視，我感到很驚奇。

　　這且不說，跟高干子弟的主要分歧在什么地方呢?在發展學生入團這個問題上面，從我當組織委員起，到當支部書記，一直到文革開始，分歧很大。當時講階級路線，“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重在政治表現”，應該是這樣。一些高干子弟在初中都入了團，沒入的很少。那些出身不好的，或者出身高級知識分子家庭的同學要求入團，就很困難。

　　一個同學出身是工商業兼地主，當時來說這個成分是很高的。他從高一申請入團，高二申請，高三申請，每次開支部大會，高干子弟們都說這個同學跟家庭沒有劃清界限，認識不夠，一直這樣說。而這個同學是很老實的一個同學，表現很好，關心集體，也很愛護他人。但高干子弟們一直不舉手，我也沒有辦法。一直到高三大家要畢業了，才通過他入團。

　　當時我們在班上組織演活報劇《想起往日苦》，讓這個出身不好的同學演貧農老頭，有高干子弟就跟我說：“怎么能叫他演呢?”我說：“怎么不能演呢?”他們對我就意見非常大，還有其他一些高干子弟說：“柳英發你要注意啊，你要注意我們黨的階級路線，不要背叛我們無產階級階級路線。”但是我出身好，學習成績好，你把我沒轍，我掐得住你。九十年代初我們班上同學聚會，這個出身不好的同學還跟我說這個事情，當時他怎么受壓，我講過去的事情就算了。當時他就說：“當初你們不讓我入團，老子現在入黨了。”搞得有些同學很尷尬。

　　還有一個出身知識分子家庭的同學，高干子弟說他“一顆紅心，兩種準備”沒有做好，總是想讀大學，總是要他檢查這個事情。這個同學很坦率，他說：“我進實驗中學來，就是為了讀大學嘛，你說我來干什么呢?到下鄉的時候我可以下鄉啊，你為什么非要我現在這樣說呢。”這個同學一直沒有入團，后來也入黨了。下鄉的時候我和他一起。1968年我們下鄉，這些同學都是造反派，都下鄉了。那些高干子弟從1967年開始就有人走關系、走后門當兵了，有的現在是很大的官了。

　　在階級路線這個問題上我和高干子弟有很大的分歧。我當時就跟他們說：“你出身好，這是個有利條件，但是不決定你的表現就好啊，都要重在表現啊。沒有‘自來紅’，只有‘改造紅’。”“至于出身不好，‘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這也是黨的政策，是不是?”反正高干子弟在出身不好的同學入團問題上就是不舉手，那你就沒有辦法。

　　有個女生，她爸爸是總參某基地的司令員，嬌滴滴的，驕嬌二氣。我就在班團組織里學解放軍，搞“一對紅”，幫助她克服她驕嬌二氣。她的確表現得很不錯，我就把她當沒有“自來紅”、只有“改造紅”的典型，在班上、在全校團干部大會上宣傳她。這個同學在文革一開始造反的時候就是造反派。

　　四人幫被抓后，工廠里辦我的學習班，我就專門談了一天，我是怎樣成為造反派的。因為在學習班里，有些人跟我提這個問題。學習班的頭頭還有一些“動力”，跟我父親關系都很好，都是看著我長大的。當時他們就說：“我們了解你從小學到高中的經歷，你搞什么造反派?”就是說我成為造反派好像不可能。我就跟他們講，講了一天，他們都有記錄。我當時就說，如果我高中不在實驗中學讀書，就有可能不成為造反派，而且不可能成為造反派頭頭。因為實驗中學那個環境，因為跟高干子弟存在一些分歧，文革中自然就不站在一邊了。

　　1966年10月份，我們學校成立“紅十月造反公社”，我們在學校就是多數，我就當了頭頭，非常自然。那些出身不是那么好的，壞一點的，就自然地跟在我們站在一起，就是這樣自然的一種局面。文革中關于“五十天”、“十七年”這兩個問題的大爭論，我覺得就是階級路線這個問題上的分歧，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這個問題也關系到為什么會發生文革。

　　1966年6月下旬，中央決定改革高校招生考試辦法、推遲高校招生，取消考試，采取推薦與選拔相結合的辦法。學校里就成立教育革命領導小組，搞推薦選拔。當時我就是教育革命領導小組成員了。我還作為學校的學生代表參加武漢市教育局組織的工作組，到隔壁的22中搞推薦選拔。

　　當時聽了鄧墾的報告，鄧墾就是鄧小平的同父異母弟弟，文革初期調到武漢市當副市長，管文教。他也是強調階級路線。但是這個事情沒有搞成，但初步的推薦與選拔，造成學生中的分裂，中學里特別是初中畢業生后來分成兩派，這也是原因之一。

　　鄧墾(右一)與鄧小平

　　我就是在22中聽到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等7月29號在北京市文革積極分子代表大會上講話的錄音，提到撤工作組。我聽到這個錄音以后，就回學校了，也沒有跟工作組打招呼，我覺得工作組不行了，所以這工作也別搞了。

　　大概是6月6日，我們學校初三學生、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的兒子王三寶，后來叫王正謙，和初三的另三個同學(其中兩人是高干子弟)聯名寫了一張大字報《我們就是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這是我們學校第一張大字報，把我們學校初中的三個青年老師打成“三家村”。學校一下就炸了，就把這三個老師關押起來，關在學校辦公大樓三樓的一個小房間。把窗戶打開，讓他們把頭伸出去示眾。我們班上有幾個同學就議論這個事情，我們把王三寶的大字報跟聶元梓的大字報做了比較。聶元梓的大字報是對著北大黨委的，這三個老師跟北大黨委不能比啊。再一個，我們此前看過社教“二十三條”，我還把全文抄下來了，這個抄件現在還在。“二十三條”說運動重點是走資派，我們覺得聶元梓大字報方向是對頭的，王三寶這個大字報的方向有問題。但是我們這些話當時還不敢說，王三寶的大字報工作組支持啊，學校總支支持啊，我們學生當時認為這就是黨支持啊。學校工作組的組長是團市委第一書記杜萬高，我們學校的老師搞“四清”的時候，他也是工作組長。

　　文革開始，武漢市的社教工作組全部轉為文化革命工作組。我們是學生干部，跟杜萬高一直很熟的，有人就說你跟杜萬高說一說，交換一下意見。我不敢去，擔心搞得不對頭要出大問題。

　　8月上旬十六條公布，接著我們學校的高干子弟們把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三篇大字報，就是三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全部抄出來貼到學校里面。我當時也看了，也覺得那些語言還是很慷慨激昂的，充滿革命朝氣。后來又傳出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說起來也奇怪，也是干部子弟用大紅紙抄出來的。我看到毛主席要大家重讀一遍北大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我當時還沒有這個敏感性，班上一個同學就跟我說：“毛主席要我們重讀，找來看一看吧。”這都8月中旬了，就把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再讀，里面有毛主席的一段話，就是“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當堅決抵制”。就是這段話給我們開了竅。

　　黨的領導有正確的，也有錯誤的，對錯誤的就是要抵制，這個時候底氣就起來了。王三寶等人的大字報的大方向不對，不符合“二十三條”精神，也不符合“十六條”精神，這樣搞是轉移大方向。形勢發展很快，這個事情很快就過去了，沒有跟他們發生沖突。但是那個時候就形成什么叫黨的領導這個概念，文革中一直堅持這種思想。1974年“批林批孔”寫大字報的時候我就說：“什么叫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就是毛主席的領導，毛澤東思想的領導，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領導。”“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這就是黨的領導。但是黨的領導不是空的，要通過黨的各級組織去實現。但是黨的各級組織怎么體現黨的領導?只有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方針政策，你就是黨的領導，你不執行，雖然你是黨的一級組織，也不是黨的領導。”我一直是這樣的思想，后來在工廠，在社會上，在農村，到現在都是如此。

　　“八一八”毛主席接見紅衛兵后不久，北京的學生南下串聯，來我們學校的很多。有的南下學生帶來“鬼見愁”的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到處宣傳這個東西。我一聽到就有一種反感，不對頭啊，不能這樣啊，于是就辯論。南下學生也帶來了“造反歌”，“拿起筆，做刀槍”，帶來了“懷疑一切”，當時的思想確是挺活躍的。我們對“造反歌”挺欣賞的，對“鬼見愁”這個對聯我們是反感的，在學校里也辯論，同時辯論“懷疑一切”。當時造反派同意這個“懷疑一切”，實質上是一種思想解放。

　　8月底，王三寶在學校組織“紅五類”的紅衛兵，我們沒有資格參加。成立大會晚上開，武漢市市長劉惠農等領導去了不少，我進去一下就出來了。王三寶發言說：“我們紅衛兵是清一色的‘紅五類’子弟組成的。”很自豪。“紅五類”子弟組織紅衛兵我不反對，但是他們成立紅衛兵，干的一些事情確實不得人心。他們在街上男的剪喇叭褲，女的剃“陰陽頭”。再比較有名的就是“破四舊”，武昌的曹祥泰食品商店，他們把它改了名字，當時都登了報。長春觀，小東門的一個道觀，他們在那里“破四舊”，砸東西。他們抄家，就是派出所說哪一家哪一家，自己不出面，就跟他們講，他們去抄家、打人。我們班上有個高干子弟打人挺兇，現在當了很大的官了。他們穿著都是一樣的，褪色的軍裝，武裝帶，了不得，打人很兇。后來我們造反派同學也打了班上那個高干子弟，他1967年就參軍去了，現在地位很高。

　　我們學校有一個女老師，教政治的，歷史上脫過黨，年紀比較大，身體也不好。學校高干子弟成立紅衛兵以后，經常去打她，剪她的頭發，侮辱她，好像打人取樂的一種味道。后來死了，當時說是病死的，但是跟這個刺激是有關系的。還有一個校工，大概歷史上有點問題，也是去打他。

　　9月底我第二次去北京，有個重要的事情就是看到譚力夫的講話，幾個講話都看了，全部都是鉛印的。這個事情我覺得不對頭，工農子弟、干部子弟在全國人數上占大多數，高干子弟很少，按理都應該是所謂“紅五類”，但實際上并非屬于同一個“紅五類”。我在學校準備搞推薦選拔的時候，我就有這種想法，如果我推薦學生上高中，兩個，一個出身好，一個出身差一點，名額有限，說良心話，我就推薦那個出身好的。但是絕不應該歧視，因為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這不是自己能夠選擇的。但是大多數你要相信，相信他會跟共產黨走社會主義道路，這一點你要有基本信心，不應該歧視。國家有些機密的事情，你可以有這種考慮，但是你絕不能把這當作條件來搞，不好。那些出身好的，不見得個個都好。譚力夫這個講話影響的確很壞。

　　譚力夫，原最高檢察院副檢察長譚政文之子。文革初提出“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反動血統論觀點，受到中央文革小組的批判。文革后改名譚斌，曾任故宮博物院黨委書記兼副院長。

　　10月份我們學校紅十月造反公社成立，高三一個同學造反很早，很堅決，一直學生干部、團支部書記，比我能力強，但是他父親有問題，沒能當上紅十月頭頭。他父親原來是重慶地下黨的一個負責人，解放后在上海市委宣傳部里當領導，因為潘漢年一案受牽連，就關起來了。我們學校造反派和保守派辯論階級路線的時候，對方是高三的一個高干子弟，他在全校辯論大會上指著這個同學說：“你知不知道你的父親死在我們共產黨的監獄里，你知不知道?”我們這個同學非常沉得住氣，沒有理他。這個同學幾個月后才當上紅十月一把手，后來當上校革委會主任。當時我們自己也受血統論影響，就是造反派的隊伍也要“純潔”，特別是領導班子，就是說血統論對我們自己也是有影響的，一直有影響。我們當時是少數派，更加注意這個問題，不要讓人抓住辮子。所以我們武漢造反派的頭頭，特別是學生造反派頭頭，都可以說是“紅五類”，都是“根正苗紅”的。1974年批林批孔的時候省市搞補臺，我從農村回來，準備要我當團省委書記。我當時就跟省委書記趙辛初、姜一他們講，團省委那一套班子不行，我得安排人，他們都是認可的。我就到武漢造反派當中去找，我提出的標準是：第一，要堅定的造反派；第二，要出身好；第三，要有代表性；第四，要有女同志。

　　文革前，各級領導在執行階級路線問題上有重大偏差，所謂“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重在政治表現”并沒有真正貫徹，以致文革初期發展為瘋狂的“血統論”。那幫紅二代搞出不倫不類的“紅五類”概念，不僅與文革前的走資派一樣，分裂人民群眾，制造群體歧視，而且與德國法西斯滅絕猶太人一樣，打人殺人。更可笑的是，“紅五類”內部也是分類別、分等級的，他們自居第一類、第一等，高居于另四類之上。

　　“改革”了，“開放”了，文革徹底否定了，但是那幫老紅衛兵卻不能否定。陳云說：這些紅衛兵不屬于“三種人”，其中好的還應是第三梯隊的選拔對象。看看當下權貴資本主義的所作所為，就知道新中國肌體上的毒瘤——新的血統論流毒至今，愈演愈烈。

　　2013年8月口述

　　2017年3月整理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