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針對學界認為“三反”“五反”運動由于采取大張旗鼓的群眾運動式的反腐模式，因而對國家經濟建設造成嚴重干擾的觀點，梳理了黨中央、毛主席在“三反”“五反”運動中的經濟建設協調性策略。其中，掌握運動時機，不誤春耕秋征;控制運動節奏，循序漸進;穩定經濟秩序，減輕運動負面影響;明確運動范圍，不枉不縱;處理從寬，為后續生產留有余地;適時結束運動，迅速轉入生產等策略，為當代中國建設清明政治提供了寶貴的歷史經驗。

　　新中國成立后的頭三年，史稱國民經濟恢復期，在完成繁重的社會改革任務、鞏固新政權，保家衛國的同時，尚需積極恢復遭到嚴重破壞的國民經濟，為開展大規模的、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創造良好的條件。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經濟建設任務十分繁重，“三反”“五反”運動便發生于其間。黨中央、毛主席領導開展的聲勢浩大的“三反”“五反”運動，是新中國反腐倡廉建設歷史上光輝的一頁，積累了彌足珍貴的反腐倡廉經驗。目前，學界比較注重研究西方國家的反腐經驗，但對新中國反腐倡廉歷史經驗的研究依然存在不少盲區，比如普遍流行著這種說法：由于選擇群眾運動式的反腐模式，大張旗鼓的“三反”“五反”運動對國家經濟建設造成了嚴重干擾。此觀點值得商榷。其實，早在七屆二中全會上，黨中央、毛主席就提出“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1](P1437)的戰略構想。如果黨中央、毛主席不重視這個偉大的目標，以“三反”“五反”運動嚴重干擾國家建設，干擾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國民經濟恢復，為什么能夠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醫治了戰爭的創傷，全面恢復了國民經濟?為什么能夠實現國家財政狀況的根本好轉?我們認為，“三反” “五反”確是一場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盡管在個別地方的某一短暫時間里，經濟建設受到一定的負面影響，但總起來，由于黨中央、毛主席發揮了高超的領導藝術，在雷厲風行地開展反腐倡廉運動之時，注意維護了當時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大局，科學制訂了“三反”“五反”運動與經濟建設相協調的策略原則，既實現了對腐敗高發現象的有效治理，又保證了國家經濟建設的順利進行，為當代中國反腐倡廉建設提供了寶貴的經驗資源。

　　一、掌握運動時機，不誤春耕秋征

　　毛主席曾經提出領導干部要學會“彈鋼琴”，意思是黨委既要以主要力量抓緊各個時期的中心工作，又要像“彈鋼琴”那樣隨時照顧到其他方面的工作。“凡是有問題的地方都要點一下”。[1](P1442)這就能避免了在重點抓一項工作時而忽視其他工作的片面性。金沖及先生在總結毛主席的工作特點時說：“在日常工作中，毛澤東同志也總是要分清事情的主次和輕重緩急，區別對待。”[2]一年之計在于春。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春耕是農業生產的關鍵環節之一。1952年2月，“三反”運動進入高潮，正值我國大部分地區進入繁忙的春耕時節。為了避免春耕生產受到消極影響，黨中央、毛主席密切注意掌握運動的時機，要求“三反”“五反”運動不誤春耕。2月2日，浙江省委在打虎報告中首先提出農村“三反”斗爭需要照顧春季農業生產的原則，得到毛主席贊賞。[3](P154)2月9日，毛主席指示各地：務必對春耕工作做出全面布置，而且必須指派專人負責經常領導，“春耕前及春耕中，區、鄉兩級均不得進行‘三反’斗爭，應以全力從事春耕工作(有些新區還有土改工作)。”不是不進行“三反”，而是力避“三反”與春耕生產發生時間上的沖突，并且一定要加強黨對“三反”運動的領導，尚未開展“三反”的區和鄉，應將“三反”“放在春耕完成以后去做，并應在各中央局各分局、各省委、區黨委的統一部署和統一號令之下進行。”已經開展“三反”運動的區和鄉，“除縣級以上黨委為了典型試驗的少數地點外，均應停止，以防發生混亂現象。”[4](P56)而對于個別已經在縣城試做“五反”和在區試做“三反”者，同樣強調：“務須嚴格控制，不得妨礙春耕和經濟活動。”[4](P114)這充分體現了開展反腐不誤農時的策略。

　　國家既重視春耕，也重視秋收秋征。為了防止“三反”“五反”運動對秋收秋征工作可能造成的沖擊，中央決定，對于可以比較從容地在秋收秋征開始前結束“三反”“五反”的地方，應爭取盡早結束。3月1日，毛主席轉發對薄一波關于華東“三反”“五反”情況及部署的報告的批語中，要求各大區仿行華東地區的做法：“大行政區、省、地三級內部‘三反’規定到三月底完成，縣一級規定在四、五、六三個月內分批完成，區、鄉級爭取在秋收以前完成。”[5](P508)大行政區、省、地三級機關內部的“三反”對農業生產的影響不大，所以可以在農業生產較為繁忙的季節里進行，但區、鄉級領導干部直接處于農業生產的前沿，一定要避開秋收秋征季節。黨內高層對此意見是一致的。7月4日，劉少奇也對東北局關于縣區村三反和整黨工作計劃做出批示，贊同其“關于縣級三反和整黨，除有防汛任務和產棉區的縣可以推遲到秋后進行外，其余縣可利用掛鋤期間進行，并盡可能于秋收前結束”的意見。[6](P291)同時，對于大多數沒有條件在秋收秋征開始前完成“三反”“五反”工作的地方，中央則要求基層組織防止“三反”“五反”工作中的急躁情緒，力避與農業生產發生矛盾。5月11日，山東分局曾在關于三、四月份工作情況給毛主席、中央和華東局的綜合報告中提出：“縣級機關三反一律于麥收前結束。區鄉三反，要求麥收前、秋收后搞完區級三反，搞好鄉級三反的典型試驗，并完成三分之一鄉的三反，多數鄉的三反，則留待冬季進行。”[6](P185)此種安排，具有督促區鄉級“三反”務必于麥收前結束的意味，否則有可能影響麥收。劉少奇表示了不同看法。5月21日，他在代中央起草的批示中寫道：“縣級機關三反凡已發動者應該貫徹完成，凡未發動者一律不要發動。區級和鄉級的三反則應一律推遲到秋征以后再說。”[6](P184)5月23日，他在為中南局5月15日為轉發湖北省委關于縣區“三反”工作方針給華南分局、所屬各省委并報中央的電報和湖北省委5月10日就縣區三反工作方針向中南局請示的電報作批示時重申：“對于尚未進行三反的縣區鄉和尚未進行五反的城市，中央已決定一律推遲進行，即在秋征以前凡未發動三反的縣區鄉和五反的城市，均不再發動，待今年秋征以后或明年再有步驟地來進行”，而當下所有縣區鄉干部都“應集中力量作好生產、城鄉交流及土改復查”等經濟工作。[6](P189)這表明，“三反”“五反”雖然聲勢浩大，但決不是一味蠻干，黨中央時刻牢記農業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的基礎性地位，密切注意反腐運動不違農時。

　　需要指出的是，為了保證春耕秋收的順利進行而暫停區鄉的“三反”“五反”，并不是容忍和允許區、鄉機關里的貪污、浪費等現象繼續肆意存在。5月25日，中央發出關于可在適當會議上宣布推遲進行縣區鄉三反問題給中南局的指示，其中說：“縣區鄉的三反推遲，你們應令各地召集適當的會議正式地加以宣布”，但是宣布的重點應放在“各級干部在此期間所應該采取的態度。如有某些干部不聽說服，不改正錯誤，繼續消極怠工或進行貪污，則可撤換一些，其余，凡可以繼續工作者均讓其繼續工作并允許他們在工作中立功贖罪”。[6](P205)為了確保這一指示落到實處，中央認為，“在秋收前后，集中縣區鄉三級脫離生產的干部進行整頓和訓練，抽出十多天時間解決縣區鄉干部中的三反問題”仍然甚為必要。[6](P215)這就告訴我們，在克服因反腐而忽視經濟建設的錯誤傾向的同時，也必須防止借口經濟工作而忘記反腐初衷的片面做法，一定要做到一面貫徹“三反”“五反”，一面維持經濟，二者缺一不可。

　　二、控制運動節奏，循序漸進

　　有腐必反，但究竟選擇何時何地反腐，則需要高超的領導藝術。當“三反”“五反”斗爭的局面已經打開，為了減輕對社會經濟秩序的震動，需要控制反腐運動的節奏。中央反對一下子全面鋪開，決定循序漸進，有計劃有秩序有步驟地開展“三反”“五反”運動，制定了先城市、后農村，先重點城市、后一般城市，先大中城市、后中小城市，先省市級機關、后區鄉級機關的反腐方略。

　　1952年2月4日，毛主席同意東北局和華北局關于待省市兩級“三反”結束后再行開展縣區鄉三級“三反”的方針，隨即電示各地：“全國各地二月份實行‘三反’和‘打虎’一般應限于到地委一級為止，一般不要發展到縣區鄉三級去”，“有些省區已在縣級及區級展開‘三反’的不必停止，但二月份重點仍應放在省地兩級，兼及部分的縣級。三月份應完成縣級的‘三反’，并準備好去區鄉幫助縣級領導區鄉‘三反’的干部，擬以四五兩月基本上完成全國區鄉兩級的‘三反’工作”。[7](P68-69)然而，隨著斗爭的不斷深入，各方面需要處理的問題越來越紛繁復雜，這樣的步驟顯得有些“急于求成”。鑒于此，毛主席在2月17日轉發中南局打虎新計劃的批語中重新提出：“中南局率性將三反時間拉長些，分為四期，時間半年以上，配合各項工作來做，就整個大行政區來說，就包括縣區鄉三級的三反來說，尤其是就尚未完成土改任務的區域來說，是可以的，恐怕也只有如此做才能做到徹底。”[3](P221)基于同樣的考慮，劉少奇在6月3日中央轉發華北局關于區村三反運動意見的通知里同意“華北縣以上的‘三反’運動，六月中旬可基本結束。區、村兩級的‘三反’，擬于秋征后視具體情況進行。……區級‘三反’，擬從十一月或十二月初開始，大體用一個月時間解決問題”的建議，[8](P2)在7月16日中央同意陜西省委關于“三反”運動基本總結的電報中也批準其“鄉村中不脫產的干部，不專門進行三反，只結合整黨、民主建政、查田定產等工作，以會議的形式進行反對貪污、浪費及命令主義的檢討和教育，計劃在今冬明春完成”的做法。[6](P338-339)

　　在全國城鄉開展“五反”運動，波及面廣。先做試點取得經驗再行推廣，是中國共產黨長期堅持的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中央沒有在全國范圍內一下子全面鋪開搞“五反”運動的經驗，于是決定在“五反”運動中秉承“三反”中有計劃有秩序有步驟地開展運動的工作思路。為使“五反”運動在全國范圍內不出大的偏差，黨中央、毛主席多次指示城市不要同時進行“五反”，而要分批進行，并須在嚴格控制下進行，決定先在大城市(包括省城)開展“五反”斗爭，各省委就省城的“五反”經驗加以精密研究，做出結論，以便正確地指導省內其他城市的“五反”斗爭。1952年1月26日，中央發出“全國各大城市(包括各省城)在2月上旬均應進入五反戰斗”，明確指出首先在大中城市開展該運動。[4](P46)至于省城之外的中等城市，毛主席在2月23日轉發中南局關于“五反”斗爭策略和部署的批示中指出：“省城以外的中等城市，例如四平街、石家莊、蘇州、衡州、漢中、遵義等處如何進行五反，日前尚無經驗，請各省委區黨委令各地委精心研究，請示批準，有計劃地去做”，“各中央局和省委還應派員幫助一二個地委研究一二個中等城市的‘五反’部署，并以經驗電告中央為盼。”[4](P94)對縣區鄉如何進行“五反”，毛主席極為慎重，在沒有成熟經驗的情況下，寧愿推遲開展的時間，絕對不輕易指示在縣區鄉開展“五反”運動。2月24日，毛主席指示縣區鄉三級一律不要進行“五反”，已進行者，一律停止，“將來何時進行及如何進行，中央將根據情況另行通知。”[4](P96)毛主席對中等城市何時開展“五反”的問題，也十分謹慎，指出“中等城市例如四平街、營口、石家莊、新鄉、蘇州、寧波、宜昌、衡州、江門、梧州、寶雞、漢中、自流井、遵義等的違法資本家中何時進行‘五反’及如何進行‘五反’，須由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區黨委根據中央二月十五日指示，逐一批準，以免混亂。”[4](P96)此處提到的2月15日指示，其基本精神就是各地在開展“三反”“五反”斗爭的同時，注意維持經濟生活的正常進行。

　　黨中央、毛主席對于在“五反”斗爭分步驟進行的思路是逐步具體成熟起來的。2月27日，毛主席對這個問題的思考明顯地比以往進了一大步，已經有了一個比較清晰的具體步驟或方案了，毛主席指示：“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區黨委對所轄境內的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大體應分為三個步驟開展‘五反’斗爭”，并以河北為例，提出：“第一步，在北京、天津兩個大城市開展‘五反’，這是由中央直接領導的，三月十號以前可以基本上解決問題。第二步，在唐山、石家莊、秦皇島、保定四個大城市和中等城市開展‘五反’，這是由華北局和河北省委領導的”，“第三步開展通縣、泊頭、辛集、楊柳青、滄縣、邢臺、邯鄲、漢沽、臨清、勝芳等十個城鎮中的‘五反’，這是次于上列‘四市’的‘十鎮’，也是中等城市，待‘四市’取得經驗以后，再行開展‘十鎮’的‘五反’，由省委和地委領導”。[4](P98)據此，西南局在3月15日關于“三反”“五反”、土改和經濟四個問題給毛主席并中央的報告中提出構想：“先集中力量進行二十五個城市的五反，然后再推及其他城鎮。工商戶不多的城鎮，一律不搞五反，在民主改革中去解決問題。”[3](P347)毛主席認為這個報告是正確的。西北局在5月26日關于執行中央推遲縣區鄉三反和中小城市五反指示的幾點意見給中央的請示中也做出部署：“西北地區有西安、蘭州等八個城市進行了五反，五月份可全部結束。各省原計劃六月起在其他二百八十多個中小城市進行五反。現西北局決定一律推遲到今年秋征以后再辦，并擬只在專區城市和有工商戶一千戶以上或一千戶左右的大城鎮進行，其余二百二十多個小城市，包括游牧區和半農半牧區的城市均不進行五反。”[6](P215-216)劉少奇同意西北局的部署，還說其他地區也可以仿照西北局的意見辦。上述情形說明，經過黨中央、毛主席的提醒和指示，從中央到地方，都非常注意控制運動節奏，縮小震動范圍，以期在以雷霆手段清除腐敗毒瘤的同時保證國家經濟的穩步前進。

　　三、穩定經濟秩序，減輕運動負面影響

　　如同“三反”“五反”對當時經濟發展造成嚴重沖擊的觀點一樣，那種認為“三反”“五反”運動沒有對經濟發展造成任何沖擊的觀點，也是不符合客觀情況的。雖然黨中央、毛主席在運動之始和運動過程中注意把握斗爭節奏，但是“三反”“五反”疾風驟雨般的發展態勢，還是在一定范圍一定程度上對社會經濟秩序造成了沖擊。1952年2月14日，天津市委向毛主席、中央、華北局、中財委并彭真作關于在“三反”“五反”期間維持正常的經濟生活的請示報告，其中對天津市因開展“三反”“五反”運動而對經濟生活造成的負面影響進行了細致的描述：“自三反以來，內外交流、城鄉交流停滯，對天津經濟已發生重大影響。批發商業成交較前減少一半;銀行不貸款，銀根很緊;私人不買貨，也無心賣貨;工業生產開始下降;稅收顯著減少。一部分受到影響的勞動人民已在叫苦。如不采取措施，經濟上的萎縮現象還要發展，時間過長，則元氣損傷過大。三反后，恢復將遇到更多的困難，生產、稅收會受更多的影響。”[3](P214)針對該情況，毛主席于第二天即做出指示，認為天津市委關于“在不影響三反運動的條件下，必須兼顧經濟工作”[3](P214)的想法是完全正確的，要求“各城市市委、市政府均應于開展‘三反’和‘五反’斗爭的同時，注意維持經濟生活的正常進行，如果在一個短時間內出現了不正常狀態，亦應迅速恢復正常狀態。”[5](P493-494)

　　遵照黨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全國各地方各部門各單位紛紛結合自身工作實踐，總結關于運動與生產相結合的寶貴經驗。1952年2月22日，西南局決定實行五項緊急措施：立即恢復一部分房屋、道路等基本建設工程，爭取“把一萬三千失業建筑工人安置下去”;貿易部選擇重要行業加工訂貨，無論如何要預先墊付些許資金;工業部、鐵路局也盡可能恢復加工訂貨;對全部失業工人要采取包下來的辦法加以救濟;運用北京市五反的經驗，“迅速處理百分之九十五的工商戶問題”，以促進經濟生活早日恢復正常。[9](P341)2月24日，中財委參考西南局的意見也提出四項辦法：財經部門立即抽出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力量抓業務，并在以后逐步增加;中貿部立即恢復收購土特產及加工訂貨;省縣兩級要不違農時地抓好春耕，準備防旱抗旱;國營工業、交通部門要千方百計完成生產計劃，補回損失。[10](P169)3月12日，中華全國總工會黨組匯報天津國棉五廠在生產第一線貫徹中央指示精神的五條經驗：廠領導充分認識“三反”運動與生產密切結合的重要性，并在運動開始時做出明確分工，切實做到運動、生產兩不誤;運動中堅持過去的生產匯報制度，廠長、工程師每天深入車間了解情況，及時發現、隨時解決生產中出現的問題;在停止有貪污行為人員的工作后，及時抽調新人補充空缺崗位，在某些崗位一時補充不上管理人員的情況下，車間主任與生產組長直接聯系;發動沒有參加“捕虎隊”的工人，幫助因參加“捕虎隊”而脫產的工人完成生產任務;通過每天的廣播、“快報”向生產第一線工人報告圍剿貪污分子的勝利消息，鼓舞群眾的生產熱情。[6](P34-35)這樣，由于及時采取有力的措施，“三反”“五反”期間的經濟秩序便得以穩定，運動引發的對經濟建設的負面影響隨之得到減輕和消解。

　　四、明確運動范圍，不枉不縱

　　無論機關干部貪污、浪費、官僚主義的“三害”，還是資本家行賄、偷稅漏稅、盜騙國家財產、偷工減料和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毒”，都會對國家經濟建設造成嚴重損失。因此，“三反”“五反”斗爭必須不打折扣地進行到底，“三反”“五反”的內容不能增加，也不許減少。由于每個地方或部門的具體情況不同，“三反”“五反”斗爭的重點也應當有所區別，但是，這決不能成為對“三害”或“五毒”中任何一種毒害采取敷衍了事、輕松過關態度的理由。基于此，中央對只反浪費、不反貪污，只反貪污浪費、不反官僚主義，只反貪污、不反浪費以及在“五反”中隨意增加或減少斗爭內容的做法，先后提出嚴肅批評。

　　1952年1月1日，毛主席就中南軍區“三反”指示第五項中“在貪污可能較少，鋪張浪費可能較大的部門，則以反鋪張浪費為主。例如，對一般機關行政部門，在一般機關人員及連隊人員中，主要是進行節約和愛護國家財產的教育，普遍發動節約，造成群眾性的節約運動”[3](P6)的工作部署提出異議，認為“這一條不妥”，因為“一般機關工作人員從司令部、政治部到連部，也有貪污人員，他們可以這一條為借口，只反浪費，不反貪污”，對此必須嚴加防范，“使一切機關、部隊、學校既反浪費，又反貪污，凡有貪污現象者皆須徹底肅清”。[5](P458)1月22日，毛主席在批閱華北局關于機關“三反”運動補課情況報告時，重視其所提出的群眾“對領導上有意見，不滿意。他們說，‘我們這里只有兩反’(指沒有反官僚主義)，‘領導上層層帶頭檢查不夠’。對機關行政領導上的官僚主義未作檢查，尤為不滿”的情況，并同意其“補上反官僚主義這一課。從常委、正副部長到處長、科長，分別在不同范圍進行檢查。然后由秘書長作檢查及改進機關工作的報告，展開討論，反掉一切應反的東西”的意見。[3](P82-83)1月25日，他在轉發志愿軍十九兵團黨委“三反”報告的批語中表揚該兵團認識到不僅浪費現象而且貪污現象普遍存在的事實，認為這對改正原有指導文件中“著重在反浪費反官僚主義，而沒有著重反貪污”的錯誤判斷很有啟發意義。[3](P94)可見，毛主席對“三反”斗爭的內容有嚴格的考量，要求各地各部門執行中央反腐方略，務必踏石有印，抓鐵留痕。

　　由于新中國成立初期，尚處于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歷史時期，我們黨在堅決依靠工人階級的前提下，既要防止資產階級以“糖衣炮彈”襲擊黨和國家干部，還必須注意團結利用資產階級。所以，“五反”運動必須嚴格限制斗爭范圍，一反不少，一反也不能多。不可否認，為了限制資本主義經濟成分中不利于國計民生的方面，中央曾在運動之初同意將反暴利作為反擊資產階級進攻的重要戰場，山西省就曾發動工商界開展反行賄、反偷漏、反盜竊、反暴利的“四反”斗爭。[3](P91-92)但是不久之后，該做法的弊端就暴露出來，因為暴利“不好計算，掌握不緊就容易形成以算剝削賬的方法去算暴利，造成混亂”，[3](P278-279)在混亂中，有些干部和單位“不管什么違法不違法，一齊反。反暴利、反剝削、反壓迫、反對資本家的腐化生活，等等”，以期趁機消滅資本主義，提前進入社會主義。[10](P171)毫無疑問，這與當時黨中央提出的建設新民主主義的大政方針嚴重不符。要知道，在新民主主義時期，雖然應當看到資產階級損人利己、唯利是圖和投機取巧的階級本性，規定其合法利潤，反對暴利，但是同時也不能忽視其對經濟發展的進步作用，而且要看到，“什么是合法利潤?什么是暴利?還要經過經濟改組，經過工商業恰當地發展，才能逐步規定”，而當合法利潤還不能明確規定的時候，暴利的范圍也就很難確定，這時提出反對資產階級暴利的口號，無疑會把經濟搞亂。[7](P234-235)毛主席敏銳地發現，政府提出反暴利的口號，被大資本家迅速接受，因為大資本家可以借此口號威脅中小資本家，說他們的利潤中也有暴利，這在政治上不夠策略，所以，毛主席認為，“就目前時期來說，真正違反國家和人民利益的暴利，已包含在五反的各項對象中，故只應提五反，不應再提反暴利”，至于“隱匿侵吞敵產、逃走外匯兩事，國家已有法令，又可包括在‘盜竊國家財產’一項內”，而“倒賣金銀、偷賣鴉片白面兩事，國家亦有法令，可依法辦理”，因此，實在“不必于五反外另立項目，變為六反七反”。[5](P507)這樣做，不但能夠集中力量打擊不法資本家的“五毒”行為以最大限度地維護國家和人民的利益，而且能夠避免失去民族資產階級對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的有力臂助，實為一舉兩得。

　　五、處理從寬，為后續生產留有余地

　　新中國成立初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經營范圍仍然很廣，其對國家經濟恢復發展和人民生活改善提高的積極作用仍然很大。所以，發動“五反”斗爭絕不是要把私營經濟趕盡殺絕，相反，還要嚴格按照《共同綱領》的規定，對“凡有利于國計民生的私營經濟事業，人民政府應鼓勵其經營的積極性，并扶助其發展”。[11](P8)為此，中央要求各地在定案處理階段遵守“斗爭從嚴，處理從寬，應當嚴者嚴之，應當寬者寬之”[4](P347)的原則。

　　第一，縮小打擊面，保護盡可能多的資本家過關。在“三反”“五反”運動中，在某些層面某些地區一度出現過激行為，如上海群眾斗爭不法資本家時，出現戴高帽和體罰的現象，導致少數資本家自殺的嚴重后果。應當明確，不是所有資本家都犯了法，斗爭應該只針對違法資本家展開，對守法資本家則堅決保護。還應該清楚，并不是一切犯了法的資本家都應該判處徒刑，對其處理要根據具體情況區別對待。基于以上兩點，中央于1952年3月5日頒布在“五反”運動中對工商戶分類處理的標準和辦法，規定在“五反”目標下將私人工商戶劃分為守法戶、基本守法戶、半守法半違法戶、嚴重違法戶和完全違法戶五類，就大城市來說，前三類約占95%，其中守法戶約占10%，基本守法戶約占60%，半守法半違法戶約占25%，后兩類約占5%，其中嚴重違法戶約占4%，完全違法戶只約占1%。[7](P98-100)這就保護了大部分工商戶，有利于集中打擊嚴重違法戶和完全違法戶。此外，根據團結改造資產階級發展生產經營的客觀需要，中央還提出在確定分類時要照顧資本家一貫的政治態度及其在經濟生活中的實際作用。[4](P347)這一點在確定工商大戶的分類問題時表現得尤為突出。4月5日，毛主席代中央批轉薄一波關于上海“五反”第二期部署的報告時就曾指出：“大資產階級所有的企業，因其技術進步，工人眾多，產品量大，不論在經濟上政治上都較中小私人企業為重要。過去有些同志重視中小，輕視大的。在民建會和工商聯的組織問題上亦認為重點宜放在中小，這種觀點顯然是不正確的。”[4](P221)按照這一指示，中央于5月2日批準上海市委關于大戶的分類，即分為堅決保護、一般保護、政治上照舊使用、降級使用和堅決打擊五類，其中堅決打擊者不過5%左右。[4](P349-350)而對于“違法數目較大，但其政治上表現較好”的大戶，應當“有意識地予以適當保護”;對于“經營對國計民生有利的主要工業，其工廠大、工人多、設備佳、技術好、生產豐、納稅多、作用大者，或解放后積累資金或自國外調回資本擴大設備積極經營者”，以及“在技術上有一定成就，為今后建設需要的專家”，也應當“列入守法戶或基本守法戶，以示優遇”。[4](P349)對絕大多數犯錯誤的資產階級在斗爭教育的基礎上迅速做出結論，保護過關，無疑有利于建立和鞏固最廣泛的“五反”統一戰線，在集中力量打擊少數最壞的奸商的同時，團結最廣大的愿意服從《共同綱領》安排的資產階級，包括絕大多數大資產階級，共同建設新民主主義經濟。

　　第二，核實定案，從寬處罰，為后續生產發展留有資金。“五反”運動中曾經出現計算過高的資本家違法所得的現象，某地工商戶需要退賠的數額竟然超出全部資本的一倍。為了勝利地結束“五反”斗爭，一方面，必須反對“誤解處理從寬，對違法工商戶缺乏應有的嚴肅性”的錯誤傾向，防止“引起基本群眾不滿，并將導致不法資產階級分子再行囂張”的嚴重后果;另一方面，也必須克服“只顧眼前的經濟利益”，“要求多罰、多補、多搞公私合營、多行沒收”的片面想法，避免“嚴重地忽略了今天繼續團結和改造資本家進行生產使工人不致失業的重要意義”的不利情況。[4](P347)結合全國各主要地方的實踐經驗，中央要求，定案要做到實事求是，合情合理，就必須將計算過高的資本家違法所得數主動地、合理地降下來，使其合乎經濟情況的實際，并使一般資本家在補退之后仍有盈余。為此，中央提出：必須按照多于三分之一但少于二分之一的核實控制比例，重新計算定案;計算時應當以違法所得初步計算數作為主要標準，但是同時應當照顧資本家1951年所得純利;核實定案的方式應當采取相對溫和的“背靠背”的辦法，而且在步驟上應該首先經過資方自己評議;對資本家的“賬外資財”，由于難以真正理清其所屬何人，因此不再發動歸賬運動。[4](P350-351)至于清退違法收入和補足偷漏稅款的問題，中央亦采取從寬處理的方針：一般只退財補稅，只有少數予以罰款;對嚴重違法戶，一般應盡可能少罰，對其中若干表現較好的，還可宣布降為半守法半違法戶處理，免判罰金，以示寬大;即使對完全違法戶，一般也應使其在罰款后能夠繼續維持生產經營。[4](P351-352)而補退方式也十分靈活，可以退現款、折公股、打欠條，且退現款的時間可延至1953年2、3月份，折為公股的數目不宜過多，欠條一般也可以兩年為補退期限，數目特大者還可分多年補退。總之，要“使資本家緩一口氣，市場不致死滯”，[9](P361)同時也使我們“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完全取得主動，而使經濟迅速恢復和發展”。[5](P553)

　　第三，協調勞資關系，工人監督生產只做試點。中央要求，“五反”運動以后，一定要“逐步建立工人店員監督生產和經營的制度”，[4](P185)以防止資本家再施“五毒”和對工人階級進行反攻倒算。但是，在運動中，也要注意克服工人中間發生的一些“左”的傾向，主要是“監督得太廣、太嚴，干涉過多，有的甚至實際是把資本家的商店拿過來，把監督做成管理，要資本家同樣勞動，按勞評資”。[6](P147)對此，劉少奇在1952年4月1日中央轉發全總黨組關于如何鞏固五反勝利成果報告的通知中明確回應：“現在只提監督生產和經營，不提參加管理”，而即使在資本家同意下實際上參加管理，也不要以管理的名義，“在名義上仍是監督而不是管理”。[6](P102)4月29日，天津市委就“五反”后新的勞資關系情況向毛主席、中央、華北局并中央人民政府節約檢查委員會副主任彭真作報告，提出恰當解決工人階級的監督領導和資本家的經營管理權與財產所有權的矛盾的問題。報告指出：“解決這個問題，首要的是對工人階級領導的內容做出規定。在一個工廠或商店內部(不是整個國家)，工人階級的領導內容應是下述各項：監督資本家不犯法，從納稅、成本、工料、訂貨合同、資金、購銷等方面進行經常性的監督，促成國家經濟計劃的實現;審查或檢查由資方定期公布的一切賬目、合同;與資方協商生產經營、工人福利等重大措施，在取得雙方同意后實行之(私營企業的生產和經營，如果規定一切都必須經過工人同意后再實行，這似乎失之過嚴——中央注);保障工人應有的福利和利潤的合理分配;發揮資方生產經營的積極性，防止消極怠工，破壞生產。”[6](P164-165)這項規定使工人監督生產經營成為有據可依的事情，同時也為其劃定了明確的政策界限。在這項規定之內，工人可以充分地行使權利，但是在這項規定之外，工人不應當要求過高、過多的福利，不應當不守勞動紀律，也不應當否定資方合法的經營管理權，不應當限制資方自由支配其合法所得。這樣做，同樣有利于我們爭取主動，重新團結資本家，以使私營工商業得到較快恢復和發展。

　　六、適時結束運動，迅速轉入生產

　　為了避免運動可能出現輕輕滑過的危險，中央要求，各地結束“三反”“五反”務須得到上級領導機關批準，不許草率收兵。[5](P479)但是，這決不意味著運動要一直進行下去而永無休止。早在運動剛剛開始之時，中央即同意并轉發了甘肅省委關于一般情況下“三反”斗爭從發動到結束只需一個月的報告。[4](P454)雖然之后隨著越來越多的問題暴露，一個月的時間已無法完成既定任務，中央對結束“三反”的時間作了必要的延長。即便如此，中央還是堅持生產于反腐相協調的原則，指示“三反運動正式發動一個月至多一個半月后，就應逐步增加領導日常工作的干部”，“就大城市大工礦區，鐵道運輸系統，國營貿易系統，稅收系統來說，則必須在運動正式發動后兩個月至多兩個半月內基本做完，否則于經濟不利”。[5](P495)“五反”亦如此。事實上，即使在資本主義最為發達、資產階級最為活躍，因而斗爭形勢也最為復雜的上海，“五反”斗爭從1952年3月25日正式開始到4月24日基本結束，激烈的“五反”斗爭也不過歷時一個月。[10](P173-175)之所以將運動限制在一段適當的時間內，是因為“從我們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們的眼睛就要向著這個城市的生產事業的恢復和發展。……城市中其他的工作……都是圍繞著生產建設這一個中心工作并為這個中心工作服務的。”[1](P1428)不能忘記，“三反”“五反”運動不只是為了蕩滌舊社會的污泥濁水以使社會風氣為之一新，而且是為了消滅那些危害國計民生的壞事，使國家經濟建設事業沿著健康繁榮的道路發展。[12](P184-185)因此，可以說，運動最終能否勝利不僅取決于斗爭階段的治理腐敗情況，而且取決于建設階段的經濟工作。

　　對此，各地都有清醒認識，并積極動作，爭取適時結束運動，迅速轉入生產。1952年5月11日，山東分局在關于三、四月份工作情況給毛主席、中央和華東局的綜合報告中就斗爭結束后復工復業問題提出：立即恢復加工訂貨，工繳費等標準照舊，以后多退少補;動員資本家將賬外資金投入生產，不予處罰，并由銀行有重點地貸款扶持;放手收購秋后暢銷產品;與稅收同時注意投放，松動金融;恢復建筑工程，解決工人失業問題。[6](P186)6月26日，東北局在關于東北地區“三反”“五反”運動的基本總結報告中要求：一切國營公營工礦企業都要發動大規模的增產節約競賽運動;黨對國營工業的領導，應把基本建設工作提到首要地位;要發展地方工業，根據各地特點，確立發展方向，切實改進經營管理，加強經濟核算;在農村應立即展開愛國豐產運動，保證農業生產逐年提高，貫徹東北局關于推行農業合作化的決議，迅速確定五年移民計劃、國家投資計劃，并保證逐年完成;必須加強國營商業的工作，抽調一批干部充實國家商業部門，加強對私營商業的管理，制定必要的管理制度，迅速擴大國營商業業務;發揮私人資本的經營積極性，并防止其再施“五毒”。[6](P273)7月1日，華東局在關于1952年下半年工作任務的指示中也強調：加強黨對商業的領導，大力開展城鄉物資交流，是目前恢復生產，繁榮經濟的關鍵;在國營、公營及公私合營工廠繼續貫徹民主改革和生產改革運動，普遍開展愛國增產節約運動;農村工作的主要任務是完成1952年農業生產計劃，爭取農業豐收，并圍繞這一中心任務，繼續發展互助合作運動，辦好國營農場。[6](P316-317)由此可知，各地都非常重視建設階段的經濟工作，并希望通過做到群眾滿意、生產發展、市場繁榮、稅收增加，使反腐運動的勝利成果得到最終的鞏固和發展。

　　總的來說，黨中央、毛主席在“三反”“五反”運動中正確處理了政治和經濟的關系，以高超的領導藝術把大規模的社會改造運動同經濟建設緊密結合起來，在嚴厲整治“三害”“五毒”問題的同時，注意掌握運動時機，控制運動節奏，穩定經濟秩序，確立運動范圍，從寬定案處理，適時轉入生產，保證了國家經濟在《共同綱領》規定的軌道上順利發展，切實做到了兩面銅鑼一起敲。“五反”運動既撲滅了不法資產階級的囂張氣焰，提高了工人階級的覺悟，鞏固了人民民主專政，這種政治上的勝利又推動了經濟的發展。廣大工人經過“五反”運動后，熱情高漲，使得生產成本降低，產量提高。良好的經濟形勢又促使工人的工資、福利得到了保證，使其更加意識到“五反”運動的重要性。面對日益發展的企業，資本家也不禁感嘆共產黨的偉大。據統計，1952年我國各項經濟事業的水平都大大超過1951年，例如，生鐵增產31.45%，鋼增產41.05%，煤增產17.79%，棉紗增產29.87%，棉布增產36.63%，糧食達到3 275億斤，皮棉達到2 584萬擔，國營企業、合作社和私營工商業營業總額增加39.73%，真正實現了國家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13](P43-46)可見，認為“三反”“五反”運動嚴重妨礙國家經濟建設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相反，認真學習運動中反對腐敗與發展經濟的協調性策略，對我們今天持續深入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建設政治清明、經濟繁榮的社會主義國家，具有寶貴的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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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

　　[12]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室選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3]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4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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