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益南：毛遠新與他的母親

　　摘要：　今年出版的《毛澤民夫人朱旦華訪談錄》一書，有一些文字使毛遠新的許多以往經歷得以展示于人。因為，朱旦華是毛遠新的母親，而訪問母親，不可能不涉及到她這個唯一的兒子。母親談兒子，無疑，相對會接近真實一些。

　　按如今的時髦說法，毛遠新應是一個公眾人物。

　　只是，他這個公眾人物的歷史軌跡，尚有很多不透明之處。

　　今年出版的《毛澤民夫人朱旦華訪談錄》一書，有一些文字使毛遠新的許多以往經歷得以展示于人。因為，朱旦華是毛遠新的母親，而訪問母親，不可能不涉及到她這個唯一的兒子。母親談兒子，無疑，相對會接近真實一些。

　　五歲多的孩子有三年多“獄齡”

　　朱旦華是浙江寧波人，原名姚秀霞，出生于1911年12月26日。她的父親是一個經營布匹買賣的小商人，故而家境小有寬裕，吃穿不愁，還能供養子女上學。姚秀霞先后在寧波、上海上過小學、中學。初中畢業后，因其父生意破產，家境變得艱難起來，姚秀霞便轉考免費的師范。1931年畢業后，在上海的務本女子中學里謀了一份教職。

　　1937年秋，已工作六年的姚秀霞，因經常參加中共地下黨組織的外圍活動，便被中共地下組織選中、安排去延安學習，并且為了使姚秀霞的家人，不致因她去延安被牽連遭罪，還讓她改名為朱家農。到延安后，朱家農被安排進入陜北公學學習。1938年2月，朱家農被批準加入中共。不久，在陜北公學提前結業，派往新疆。在進軍新疆途中，再次奉命改名為朱旦華。從此，朱旦華的歷史，一直延續了72年，直到2010年5月29日駕鶴西去。

　　上世紀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的新疆，是軍閥盛世才統治。投機政客盛世才為了長期穩坐“新疆王”的位子，便以極左面貌出現，搞起了聯俄聯共的把戲，以得到蘇聯的支持，對抗南京中央政府。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便應盛世才之邀，派去了大批干部，幫盛世才維持局面。朱旦華等人被派去新疆，就是這個大背景所致。

　　朱旦華被安排在新疆的迪化(烏魯木齊)女子中學做教導主任，在工作中認識了毛澤民。當時，毛澤民是中共派到新疆、被盛世才任命的財政廳長，協助打理新疆財政。兩年后，1940年5月，時年29歲的朱旦華與毛澤民結婚。1941年2月14日，毛遠新出生。

　　婚后兩年，風云突變。

　　1942年9月，盛世才決定重新投靠南京政府，便下令向中共在疆人員開刀，陳潭秋、毛澤民、林基路等中共在新疆的高級干部，包括他們的家屬，全部被捕入獄。

　　朱旦華帶著剛剛一歲半的毛遠新，也被關進了牢房。

　　一年后，1943年9月，盛世才下令秘密絞殺了陳潭秋、毛澤民、林基路等三人。

　　因而，毛遠新尚只有兩歲半，就失去了父親。

　　對此，朱旦華很長時間都不知道。

　　朱旦華帶著毛遠新在盛世才的大獄里，被關押了三年多，直到抗戰勝利后的1946年6月，當時主政新疆的已不是盛世才，而是南京派來的張治中將軍。張治中執行國共“雙十協定”中關于國民黨方面應釋放在押中共人員的條款，朱旦華與毛遠新才獲釋出獄。并與同時出獄的大人、小孩100多人，被送往了延安。

　　當時年僅五歲多的毛遠新，卻已有三年零九個月的“獄齡”。

　　到延安后，毛澤東派人接朱旦華母子到他那兒吃飯，也是認親的意思。

　　這是毛遠新第一次見到毛澤東。

　　隨即，朱旦華將毛遠新安排到延安的中央托兒所，自己則重新參加了黨的工作。

　　生活在毛澤東身邊

　　三年后，朱旦華隨著解放軍進了北京城，在全國婦聯任干部科科長。

　　毛遠新也就隨著母親，進入北京育英學校讀書。育英學校于1948年始建于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前身為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子弟學校，1949年隨中央機關遷至北京。

　　由時在全國婦聯的帥孟奇做介紹、鄧穎超當證婚人，1949年6月，朱旦華與方志純結為夫妻，并即隨方志純離開北京，去江西省工作。

　　方志純是方志敏的堂弟，1924年就參加了共產黨，曾是贛東北蘇區的紅十軍31師師長兼政委，1949年被任命為江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后來做了江西省省長。朱旦華則在江西省婦聯工作，先后擔任省婦聯的副主任、主任。

　　方志純的前妻因病，在西柏坡期間逝世，遺有一女一子。朱旦華在帶著毛遠新的同時，也承擔起撫育方家后代的任務。

　　1951年9月，朱旦華到北京全國婦聯開會，帶著毛遠新去了。因為，已經十歲的毛遠新，仍想回他熟悉的北京育英學校讀書。朱旦華去了毛澤東家，將此事說了。起初，毛澤東不同意，說在他這兒，毛遠新“會成為溫室里的花朵”，故要朱旦華仍帶毛遠新回南昌。十歲的毛遠新已稍懂些事了，為此他辯白說：“我又不住在你這里，我住在學校，怎么會是溫室里的花朵?”一番話逗得毛澤東哈哈大笑。

　　在一旁的江青見了，認為毛澤東剛剛經歷了失去毛岸英之痛，現在毛遠新若能留在這里，對毛澤東的精神上也是個慰籍。何況，李訥也很喜歡這個比她小半歲的堂弟。因此，江青就說服毛澤東留下了毛遠新。

　　從1951年10月后，毛遠新就生活在毛澤東的身邊了。

　　但每年學校寒暑假，毛澤東便派人將毛遠新送回南昌;而開學時，則又由方志純派人送去北京。

　　1955年中共干部實行工資制后，朱旦華想寄些錢到北京，以作毛遠新的生活費，但毛澤東不同意。毛澤東說：“澤民犧牲了，遠新就是自家孩子。”

　　毛遠新的六年中學，都是在北京101中學上的。

　　高中畢業后，毛遠新考上了清華大學無線電系。半年后，他從清華轉學到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

　　原本高中畢業時，101中學就準備保送毛遠新去哈軍工(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但毛澤東得知后，懷疑這個保送是對干部子弟的照顧，故不贊成。他對毛遠新激將說：“保送算什么本事，有本事自己去考!”“我看你是怕自己考不上，就選擇保送的吧?”

　　毛遠新果然被激發，他橫下心來，對他的伯父說：“那好，我不上哈軍工了，你說哪所大學最難考，我自己去考!”

　　毛澤東說：恐怕要算北大、清華吧。

　　毛遠新就賭氣說：那我就報考清華大學，不信考不上!

　　這樣，毛遠新便考進了清華大學。

　　但賭氣歸賭氣，毛遠新的心里卻還是想上哈軍工。因為有了已考上清華大學的本錢，所以，后來毛澤東也同意他去轉讀哈軍工了。

　　不知毛遠新是何時成為中共黨員的，反正他到哈軍工后，年年都被校方評為“優秀黨員”。

　　對此，毛遠新的家庭背景固然有很大的影響，但毛遠新個人的努力，想必也還是有的。因為，哈軍工學生中，許多人都是響當當的高干子弟，卻也并非都是能成為“五好學員”、“優秀黨員”的。更有甚者，陳再道上將的一個兒子，在哈軍工讀書時，因其個人表現太差，還被開除送勞教了。

　　1964年7月，毛澤東在北戴河，正逢學校放暑假，毛澤東要毛遠新也去。毛遠新就直接從哈爾濱去了北戴河，到那里陪毛澤東游泳、散步。

　　其間，毛澤東給了毛遠新一本剛出版不久的《九評》(即《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小冊子(單行本)，要他學習。并且，毛澤東就《九評》中的內容，還向毛遠新進行了很多講解。隨后，毛澤東要毛遠新做一件事：回北京后向軍委秘書長羅瑞卿匯報請示，傳達毛澤東的一個意見，讓哈軍工全體人員下農村，搞一期“四清”。

　　8月底，毛遠新隨毛澤東回北京后，就遵囑向羅瑞卿匯報請示。中央軍委開會后決定，干脆要毛遠新回哈軍工后，由他向學校領導傳達。

　　哈軍工的領導，對此自然非常重視。在聽完毛遠新的傳達后，院長、政委、政治部主任等領導，還請毛遠新吃飯。在飯桌旁，更不斷向毛遠新打聽毛澤東做這個決定的情況，以及毛澤東圍繞這個決定，還說了些什么?席間，毛遠新也就將毛澤東在北戴河向他講解《九評》的內容，之中涉及到教育革命與革命接班人五個條件的談話，向哈軍工的領導作了復述。

　　學院領導在要他復述毛澤東的一些講話時，安排了秘書、干事在一旁作了詳細記錄。事后，哈軍工政治部就此整理了一個《談話紀要》，上報國防科委。國防科委則又將此《談話紀要》形成了一個正式文件，上報給中央軍委，請示讓國防科委所屬院校，干脆都像哈軍工一樣，下農村搞一期“四清”。最后，中央軍委批準了國防科委的這個請示。這個《談話紀要》又以中央軍委的文件，返回到哈軍工進行傳達。

　　不過，毛遠新是后來從系主任戴其萼口中才知道這個過程的。

　　由此，毛遠新的這個《談話紀要》，在不久后即開始的文革時期，成為了一個著名講話，傳遍了中國。

　　從周恩來的聯絡員到毛澤東的聯絡員

　　毛遠新在哈軍工本應是1966年7月畢業，但由于當時下鄉搞“四清”，未搞畢業設計，所以提前在1月份就畢業了。畢業分配工作時，學院原準備將毛遠新分到七機部的研究機構，但遭到毛澤東的反對。因為，毛澤東要毛遠新下到部隊去。

　　毛遠新學的專業是防空導彈地面控制系統，因而，他便被分到了空軍。時為空軍司令的吳法憲與政委余立金還決定，讓毛遠新留在空軍司令部機關當參謀。對此，又遭到毛澤東的反對。

　　毛澤東對毛遠新說：“我是要你去當兵，不是去當官。”

　　毛遠新頂了一句：“參謀算什么官?比芝麻粒還小。”

　　毛澤東聽后也笑了，不過他還是說：“我是要你離開大城市，到野戰部隊基層連隊去當戰士……有了基層帶兵的經驗，再考慮到機關當參謀。”

　　這樣，毛遠新便被分到中越邊境云南某地的山林中一個援越空軍基地。

　　毛遠新到部隊沒搞幾個月，文革運動開始了。

　　1966年8月中旬，毛澤東將毛遠新從部隊調回北京，讓他做了周恩來總理的一名聯絡員，具體負責與東北三省的聯絡工作。這份工作做了一年多，到1968年5月時，周總理又通知27歲的毛遠新，中央已決定，他不再擔任總理聯絡員，而是被任命為剛成立的遼寧省革命委員會排名第六的副主任。后來，又成為了省委副書記、沈陽軍區副政委。

　　自1968年5月起，毛遠新便在文革中的遼寧省做了七年多的省級領導。在這期間，遼寧省發生了殺害張志新這一后來震驚全國的慘烈案件。無疑，作為省委副書記之一的毛遠新，確也有洗脫不了的罪責干系。但說這件悲劇的發生，全因毛遠新一個人所致，似也不符合歷史事實。

　　1975年9月，毛澤東又將毛遠新調離遼寧，讓他到自己身邊，擔任毛澤東與中央政治局之間的聯絡員。毛澤東逝世后，1976年10月，隨著“四人幫”的垮臺，毛遠新也被捕入獄，開始了其人生第二次、而長達十多年的鐵窗生涯。

　　毛遠新的文革十年歷程，大體上是三個階段：以做周恩來聯絡員起始、而以當毛澤東的聯絡員告終，中間七年，則在遼寧做了一任“封疆大吏”。

　　與哈軍工紅色造反團的真實關系

　　文革中，有一張著名傳單流傳全國，那就是毛遠新寫的《我為什么要參加(哈軍工)紅色造反團》。這張傳單上文章的發表時間，是1966年12月11日。

　　因此，很多人看到這份傳單后，便認為毛遠新是哈軍工造反組織“紅色造反團”的發起人或領袖。

　　毛遠新不是已經畢業近一年、并且已是在云南的援越空軍基地的現役軍人了嗎?他怎么又成了軍事院校哈軍工的造反派紅衛兵了呢?

　　的確，毛遠新是參加了哈軍工紅色造反團，但他不是哈軍工紅色造反團的發起人或領袖，甚至也不是這個造反組織的骨干。

　　哈軍工紅色造反團是1966年8月3日成立的，而毛遠新卻在8月中旬才從云南部隊返回北京。因而，紅色造反團的成立與他無關。

　　毛遠新到北京后，以《解放軍報》記者的身份，做了周恩來的聯絡員。到他寫出《我為什么要參加(哈軍工)紅色造反團》時，則已是紅色造反團成立有四個月之后(12月11日)的事了!

　　但是，已是軍人的毛遠新，為何又要參加紅色造反團、并將此事公之于世呢?

　　一則，毛遠新的確是支持母校的紅色造反團鬧造反的，所以，他在文章中毫不隱諱這點。第二，更重要的是，他需要紅色造反團紅衛兵的身份，去完成周恩來交給他的一件重要特殊任務。

　　當時，周總理命他去延邊處理一件特殊事件，但不要以軍人身份，而是用紅衛兵名義，以避免某些麻煩而有利工作進行。這樣，他就找了哈軍工紅色造反團，弄了袖章、證件，并以紅色造反團成員、化名“周進”的身份，去處理延邊那件事。此事之后，則與紅色造反團再沒有什么實質聯系了

　　雖然，后來毛遠新在1967年1月20日與3月8日，又先后給紅色造反團寫過《給全團同志的一封公開信》、《必須永遠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兩篇大字報，但那不過是他在北京對哈軍工造反的同學們表現出的一種戰略性理論性的關心而已。實際上，由于當時毛遠新所處的地位與工作性質，他也不可能真的與紅色造反團的同學們“戰斗在一起”。

　　毛遠新后來告訴他的母親，他與紅色造反團的關系，“僅僅只有三天”。

　　是一個利用袖章、證件的關系。

　　當母親成為“叛徒”

　　文革中，毛遠新遇到的令他最尷尬的事，就是他到處鼓吹造反、支持造反，而他的母親朱旦華，卻在江西被造反派打成了“叛徒”。

　　1967年3月，所謂以薄一波為首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團”專案，被中央認定。歷史上原來經中共中央批準而在國民黨獄中辦了假自首手續，用此特殊方式得以出獄的六十一位中共干部，被文革時的中央，重新定性，誣為“叛徒集團”。這樣一來，凡是原來曾從國民黨監牢里活著出來的中共黨員，都有了成為叛徒的嫌疑。

　　1967年底或1968年初的一天，汪東興通知毛遠新，說毛澤東要見他。跟著汪東興，毛遠新到了中南海的游泳池。毛澤東在那兒告訴他：“中央專案組給我送來一份材料，說根據查到的檔案證明，1946年從新疆回到延安的人都叛變了，包括你的母親朱旦華和方志純。中央已經決定正式立案審查。”

　　毛遠新一聽，當即就懵了，心里很緊張，就問：“那我呢?我也是新疆監獄里出來的。”

　　毛澤東說：“你一個娃娃，小蘿卜頭，沒有你什么事。”

　　談話結束出來時，汪東興正在值班室等他。

　　汪東興說：“前天中央碰頭會正式決定立案審查新疆一案。我向主席建議是不是給你打個招呼，主席就要我找你來。按黨的組織原則，你應該怎么辦，你知道嗎?”

　　毛遠新點點頭。

　　汪東興又說：“你一定要服從中央決定，和他們劃清界限，這是對一個共產黨員黨性的考驗。”

　　隨即，汪東興又拿出一包材料，要毛遠新回去認真看看。

　　毛遠新到自己的住處，打開那包材料看，全是江西一些群眾組織揭發批判方志純的材料，其中有宣稱方志純是叛徒的材料，但沒有毛遠新最想知道的新疆一案的具體材料。

　　過了幾個月，1968年5月，周恩來總理將毛遠新找了去，說：“中央決定你去遼寧工作，不再繼續擔任聯絡員。”并將一份剛印出來的中央文件遞給他。那是中央關于成立遼寧省革命委員會的文件，文件中指明毛遠新作為軍隊參加革委會的代表，擔任副主任。

　　在那份文件中，點名批判了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三書記馬明方，原因就是馬明方是新疆監獄里出來的，被誣為叛徒。毛遠新連忙對周總理說：“中央要我去遼寧工作，在遼寧又點名批判馬明方是叛徒，我也是跟馬明方一起從新疆監獄里出來的，我怎么辦?”

　　毛遠新這里說的是馬明方，實際上他想到的是其母親朱旦華與繼父方志純。

　　周總理想了想，說：“這樣吧，在討論有關涉及新疆問題的干部時，你都實行回避。”

　　隨后，周總理又笑著說：“其實，你到延安的時候，還是個娃娃，送進了中央托兒所嘛 ，沒有你的事。”

　　1967年冬，方志純因1935年時被國民黨抓捕一事、以及所謂新疆叛徒問題，被隔離審查。不久，1968年1月，朱旦華也遭到同樣的噩運。專案人員氣勢洶洶地逼迫朱旦華，要她交待所謂“簽署反共宣言”出獄的問題。朱旦華當然不承認這個子虛烏有的事情，于是“審查”便成為她長期面對的“待遇”了。

　　1968年10月，朱旦華進入江西省革委會集訓隊一隊，成為一個被重點監督的對象，本隊的兩個女人寸步不離地監督她，朱旦華走到哪，她們便跟到哪。如果不經監管人員允許，她便不能去任何地方，甚至連廁所也不能上。同時，“凍結”了朱旦華的工資，每個月只發給她生活費三十元。

　　集訓隊地處高安縣的向陽農場等地，實質就是一個超越法律的專案審查場所。朱旦華在那兒每天除了從事養豬等農活外，就是接受無休止的審問與大會小會批斗，被逼交待子虛烏有的問題，沒有交待，就批斗，甚至要跪著接受批判。

　　集訓隊的日子一直到1972年1月才結束。集訓隊官方宣布解除對朱旦華的審查，下放到安福縣針織廠勞動。

　　母親平反，兒子入獄

　　1975年10月，中央辦公廳10號文件，終于不得不承認，所謂“新疆叛徒集團案”并不存在，馬明方、方志純、朱旦華等回到延安的100多人，都沒有自首叛變!

　　1980年5月，中共中央組織部、解放軍總政治部再次發文，為這個因所謂“新疆叛徒集團案”受害的所有同志，全部、徹底予以平反。

　　這樣，方志純、朱旦華便在1975年8月，先后被江西省委宣布恢復黨籍、公職、補發工資。

　　歷經八年的惡夢，總算結束了。

　　然而，當朱旦華有幸擺脫惡夢，母子間久別的天倫之樂尚不及重溫之際，她的兒子毛遠新，卻加速滑向人生的巨大深淵……

　　1975年9月，毛遠新被調離遼寧，到北京做了毛澤東與中央政治局的聯絡員。

　　一年后，“四人幫”倒臺，毛遠新也被逮捕。1986年，被解放軍軍事法庭判處17年有期徒刑(從1976年10月起算刑期)。

　　因此，朱旦華與她唯一的兒子之間，八年之后，又是十幾年的隔絕。

　　1978年6月，朱旦華重新回到她原來的工作崗位，仍然擔任省婦聯主任、黨組書記。

　　1983年，朱旦華被任命為省政協副主席。

　　1988年，年已八十多的朱旦華，上書國家主席楊尚昆，說她的兒子已被關押十多年，且在監獄中，身體不好，希望能讓他出來治病。

　　楊主席很快批示：“同意在南昌保外就醫。”

　　由此，毛遠新便得以在1989年3月被批準保外就醫，從秦城回到了南昌的母親身旁。

　　時年48歲的毛遠新，在歷經了政治上的風風雨雨、坎坎坷坷之后，終于在母親身邊獲得了安穩的生活，并且，得以能對年邁的老人以盡兒子的孝道。

　　1993年9月，毛遠新的刑期已滿，從而被正式予以釋放，并安排到上海汽車工業質量檢測研究所工作，化名“李實”。八年后，毛遠新從工作單位退休，全心照顧親人，享受天倫。

　　1993年7月，方志純在江西醫院病逝。事后，遵方志純遺愿，朱旦華親自將方志純的骨灰，送往他的家鄉江西弋陽縣湖塘村，安葬于故土。

　　1997年，朱旦華辦理了離休。

　　十三年后，2010年5月，朱旦華也走了，病逝于江西人民醫院，高壽99歲。

　　令人略感欣慰的是，在她的晚年，還能有21年的光陰，可以讓兒子在身邊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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