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中國，人民群眾最痛恨的是官場腐敗。為了解決腐敗問題，黨中央不斷加大查處力度，一次又一次掀起反腐浪潮。但是，很少有人知道，70年前發生在紅都瑞金的我黨領導的第一次反腐斗爭。當年，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等為建設一個清正廉潔的工農民主政府，致力于反腐肅貪，在中央蘇區留下了一段佳話。

　　毛澤東薦賢抓反腐肅貪

　　毛澤東與何叔衡相識較早。何叔衡的耿直、忠誠和無私無畏的品格，多次受到毛澤東贊譽。1931年11月7日，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宣告成立，毛澤東當選為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經毛澤東推舉，何叔衡擔任了工農檢察部部長。

　　上任之初，何叔衡即召集工農檢察部全體工作人員開會，發動大家分頭下去摸底。會后，他就背上他為自己準備的三件寶：布袋子、手電筒和記事簿出發了。他白天和群眾在田間地頭邊干邊談，晚上召集部分干部群眾座談，沒幾天功夫就掌握了很多材料。不久，下去摸底的工作人員返回檢察部，帶回了許多了解到的情況。如：相當一部分縣、區政府，單靠行政命令去解決問題，有的地方甚至出現了干部吞沒公款，多吃多占，貪污腐化的問題。

　　1932年2月1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人民委員會常務會議。會上，何叔衡將了解到的情況作了全面匯報，使到會者驚愕不已。毛澤東提議：中央政府要立即對那些執行上級命令和國家法律疏忽懈怠的現象，對一切貪污腐化分子給予嚴厲打擊。接著，人民委員會發布第五號命令。命令指出：“這些工作的檢查，刻不容緩，各級必須堅決執行”，“各級政府應絕對執行這一工作，不得稍有玩忽和怠工”。人民委員會的命令發出以后，何叔衡率領工作人員深入各地進行檢查、督促、落實。對那些初犯或情節不甚嚴重的，盡力進行爭取教育;對那些不稱職的堅決撤銷職務;對貪污犯罪分子，予以嚴厲打擊。

　　為了加強檢舉、監督力度，經何叔衡提議，毛澤東批準，工農檢察部增設了控告局。隨后，在各機關單位、街道路口到處可見到一種特制的木頭箱——控告箱。

　　何叔衡的出色工作，得到毛澤東等中央蘇區領導人的高度贊揚。2月10日，毛澤東來到工農檢察部，表揚了該部出色的工作，并語重心長地對大家說：“我們蘇維埃政府機關里，仍有一些不顧黨和根據地事業而唯利是圖的不純潔分子，有的手中有了點權就大手大腳，浪費公款公物毫不心痛，敗壞了黨的優良傳統和聲譽，破壞了黨和人民群眾的聯系，損耗了根據地大量的資財，給革命帶來嚴重的危害。”毛澤東要求，要下決心剎住蘇區內出現的這股貪污浪費歪風，狠狠打擊不法分子的犯罪活動。

　　2月19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人民委員會常務會議，決定組建臨時最高法庭，由何叔衡兼任臨時最高法庭主席。

　　何叔衡嚴懲謝步升

　　一天，何叔衡從石城縣調查回到瑞金，剛踏進工農檢察部的大門，就遇到了瑞金縣蘇維埃政府裁判部審判員謝正平。謝正平向他匯報了葉坪村蘇維埃政府主席謝步升貪污犯罪的案情。

　　原來，瑞金縣蘇維埃政府裁判部在控告箱里收到一封群眾的檢舉信，檢舉1929年參加革命、1930年入黨的葉坪村蘇維埃政府主席謝步升有嚴重的貪污犯罪行為。信中說：“謝步升把吃大戶(即打土豪)所得皮襖子和幾斤上等毛線私自拿回家，分田時好田留給自己，還強行多占公田;去年，他用自家不滿半歲的小牛，換區蘇維埃政府送往災區的大水牛兩頭。凡是有用值錢的東西，經過他的手就會少。他貪得無厭，弄到東西送給他的情婦。有一回借故去搶瑞林寨邱洛水的布匹和家中養的豬、鴨，還威脅邱洛水如果敢去告他，他就要邱的人頭……”另有知情人檢舉：謝步升在1927年時，將八一南昌起義部隊南下途中一名生病掉隊的軍醫殺了，劫走其金戒指、氈毯等物;去年，他偷蓋蘇維埃中央政府管理科的大印，偽造通行證等證件，私自販運水牛到白區出售，每頭牛獲利大洋3元……

　　鑒于案情重大，何叔衡決定成立專案組，調查謝步升的犯罪事實。沒料到這一查，竟查出了一樁觸目驚心的案外案。被害人謝深潤與謝步升同村，是謝步升做生意時的老搭檔，兩人感情甚篤。謝步升回家參加打土豪時，謝深潤沒有與他同行，繼續做他的販鹽、販米生意。蘇區開展丈田劃階級時，群眾根據謝深潤的家庭狀況要給他定富農。謝步升則憑著手中的權力，力排眾議硬是給謝深潤定為貧農。謝深潤為此既保住了田，還分得一些土地和生產工具，一家人對謝步升感激不盡。

　　為報答謝步升，謝深潤的妻子朱秀秀做了什么好吃的，總要請謝步升來家坐坐，謝步升也像回自家一樣，有事沒事就往謝深潤家鉆。一天，謝深潤出門做生意去了，謝步升又來到他家，朱秀秀做了幾個菜給謝步升下酒。喝到深夜，謝步升乘著酒興將頗有幾分姿色的朱秀秀摟進懷里。朱秀秀順從了他。自此，謝步升來得更勤了，謝深潤一出遠門他就來。有一天午夜時分，謝步升與朱秀秀正相擁而睡，謝深潤突然回來了。朱秀秀當即亂了方寸。謝步升知道這屋子無后門，只得迅速鉆進床底下躲起來。謝深潤半路返家是因錢沒有帶夠，而他的錢正好藏在床底下磚頭縫里的小鐵盒子里。謝深潤點燈朝床底下一照，卻見謝步升蜷縮在床下。半夜三更，一切都是明擺著的。謝深潤見“老搭擋”這般無義，頓時火冒三丈，操起木棍就打，謝步升乘夜奪路而逃。謝深潤不服，說要到政府去告他。謝步升一不做二不休，他先反咬一口，說謝深潤是恩將仇報誣陷他，后又編造一些證據，利用當時肅反擴大化之風，說謝深潤是個隱藏的社會民主黨分子，從事破壞工農政權、陷害革命干部活動。不久，謝步升便指使人將謝深潤秘密殺害了。起初，朱秀秀并不知道丈夫被殺害了，還以為丈夫被關在了什么地方，便常去向謝步升求情放人。當她弄清事情真相后，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憤懣，跑去與謝步升撕打，向情夫索賠自己的丈夫。謝步升反用拳腳毆打情婦朱秀秀，并威脅說：如不老實，同你丈夫一樣的下場!

　　調查人員將調查得到的新情況向何叔衡作了匯報。何叔衡聽了非常吃驚，并將情況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毛澤東異常嚴肅地對何叔衡說：“你們要把情況調查核實清楚，速戰速決。”

　　何叔衡指示調查人員加快調查速度，由外圍轉入內線調查取證。調查人員很快發現，謝步升的妻子楊氏已經“改嫁”。調查人員經過輾轉查尋，在云集牛坑楊氏的一個遠房表姐家找到謝步升的前妻。當調查人員說明來意，楊氏禁不住淚如泉涌。原來，謝步升在兩年前就與一“妖婆”相纏，至今還往來。謝步升嫌妻子礙手礙腳，竟下狠心暗中將她賣給大柏地山河村一個老光棍做老婆，明里則告訴鄰里鄉親說她回娘家去了，過了幾個月又說她改嫁了。被賣的楊氏其實并未進老光棍的家門，她偷偷跑到遠房的表姐家躲藏起來。楊氏向調查人員反映了謝步升的貪污犯罪事實：1930年，在謝步升任云集暴動隊隊長時，將打土豪所得的一包金銀首飾拿回家藏起來，還挑回了食鹽50多公斤，拿回衣物數件;在“一蘇大會”前夕，他利用村蘇維埃主席的身份收集大米，用大斗收，再用小斗量，賣給“一蘇大會籌備處”，又將1500多公斤剩余大米私自賣給大米商……末了，楊氏嘆口氣說：“我知道謝步升早晚會有這么一天的，他是不得好死的。”

　　楊氏說，兩年前就與謝步升有往來的那位“妖婆”就住在云集圩上。調查人員決定順便前去“拜訪”。沒費什么周折，調查人員就在圩東頭一幢青磚瓦房里找到那名20多歲，眉清目秀，細皮嫩肉，身段勻稱苗條的“妖婆”。“妖婆”名叫汪彩鳳，原是瑞金大地主謝益金的續弦。1929年冬，謝益金被工農武裝暴動隊鎮壓。“妖婆”自己說，其實她并不“妖”，是被謝步升逼的。1930年夏的一天早上，汪彩鳳坐在謝宅院里一邊削著芋頭皮，一邊想著心事。突然，房門被敲響了。汪彩鳳輕輕地將院門打開。縣蘇維埃軍事部的搜查人員魚貫而入，他們是來查找謝益金暗藏的武器的。以前在謝家打過短工的謝步升以村蘇維埃政府主席身份參加了這次搜查。搜查人員在謝宅沒有查到武器，對汪彩鳳教訓一番后便離開了。可謝步升在當天晚上，又敲開了謝宅的院門。“看來，你的思想還很頑固，到現在還想與蘇維埃作對。”謝步升說，“以前我在你家做過工，不管怎樣，算是個緣分。今天這個事是有來頭的，要不是我從中替你疏通，肯定把你抓起來了。不過這事還沒了結，上頭追得很緊，說你隱瞞不報。如果我不出面，還不知會出什么事。你看這事該怎么辦?”汪彩鳳一聽當即走進內室摸出幾塊銀元，雙手遞給謝步升：“這是我媽給我的陪嫁。以前我們家虧待了你，多有得罪，現全靠你幫忙，真是感恩不盡，只是現在我們家沒什么值錢的東西，以后定會設法重重謝你。”謝步升接過銀元，在手中掂了掂，笑著搖了一下頭。其實，他此刻想要的并不是這個。他意味深長地看了汪彩鳳一眼，把銀元放入口袋，伸手將汪彩鳳拉到身邊坐下。他貼著汪彩鳳的耳朵說出了真話：“我早就很喜歡你，我同妻子感情不好，如果你肯跟我，上頭的事我就給包了。”汪彩鳳頓時滿臉通紅。起身想走，謝步升一把將她抱住……從此，謝步升欲罷不能，常常半夜三更往謝宅跑。汪彩鳳怕事情鬧大，只好離開謝宅回到娘家。可謝步升仍不死心，十天半月到云集與她相約，還不時給她送點吃的穿的，搞得汪彩鳳無法脫身。

　　僅僅兩天，調查人員就掌握了謝步升貪色貪財的犯罪事實。面對調查材料，何叔衡擰緊了雙眉：謝步升出身貧苦，很有魄力和干勁，原本是棵好苗子，沒料到剛掌握蘇維埃政權的印把子，就在背后干了這么多見不得人的勾當。此風不剎，何以了得?何叔衡決定：馬上將謝步升逮捕關押，并報告中央政府給謝步升最嚴厲的懲處。沒料到，謝步升被關押后就遇到了阻力。

　　謝步升的入黨介紹人謝春山，時在蘇區中央局任職。他認為謝步升并無大錯，是某些人報私仇故意向他發難。謝春山還在蘇區中央局領導面前攻擊中央工農檢察部是在推行右傾機會主義和右傾宗派干部政策，與中央路線相對抗。于是，蘇區中央局的領導在沒有調查的情況下，通知中央工農檢察部和調查組將謝步升釋放。謝步升的問題，由中央局調查處理。

　　何叔衡聞此消息，十分氣憤。他不同意放人，決定親自到蘇區中央局去反映謝步升的犯罪事實。同時，安排調查組成員楊世珠去向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匯報情況。當時，毛澤東在東華山休養，楊世珠連夜跑去將謝步升的問題及所遇到的情況向他作了匯報。毛澤東說：“腐敗不清除，蘇維埃旗幟就打不下去，共產黨就會失去威望和民心!與貪污腐化作斗爭，是我們共產黨人的天職，誰也阻擋不了!”毛澤東的指示，為中央工農檢查部及時處理謝步升增添了勇氣和決心。

　　很快，中央工農檢察部對謝步升進行了突審和搜查。專案組在謝步升及他母親、姐姐家，查獲到部分貪污所得財物。謝步升的犯罪事實被一一印證。

　　1932年5月5日，蘇維埃臨時最高法庭對謝步升案進行了公審判決。5月9日下午，在江西瑞金城西一個叫東坑村的山崗上，一隊穿著紅軍服裝的軍人將謝步升押解到一處剛挖開的沙坑旁。謝步升被五花大綁著，渾身顫抖。3時整，隨著一聲槍響，謝步升往后一仰滾落到沙坑中。

　　嚴懲謝步升，在蘇區上下引起強烈反響。人們看到了共產黨鏟除貪污腐敗的決心。

　　董必武情系反腐肅貪

　　1932年9月初，董必武抵達瑞金后，找到時任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澤東。毛澤東非常高興，要賀子珍從葉坪村買回幾只雞蛋給董必武接風洗塵。毛澤東對董必武說：“你學過法律，蘇維埃法制還很不健全，特別是目前開展的反貪污浪費運動還缺乏法律保障，這給一些投機分子留下漏洞，你同叔衡同志一起來把這些漏洞給堵住、堵死。”

　　董必武欣然應允。他很快就找到何叔衡。兩人商量后，決定從健全組織和健全法律兩方面同時下手。不久，由董必武、何叔衡共同制定的一系列反腐組織工作綱要出臺了。包括《工農檢察部的組織條例》、《工農檢察部控告局的組織綱要》、《突擊隊的組織和工作》、《輕騎隊的組織與工作大綱》、《工農通訊員任務》和《政府人員懲辦條例》、《統一會計制度》、《怎樣檢舉貪污浪費》等。特別是1933年12月15日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發布的《關于懲治貪污浪費行為》的第26號訓令，被史學家稱之為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份反腐敗的量刑標準。訓令規定：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處以死刑;貪污公款在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處以2年以上5年以下的監禁;貪污公款在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處以半年以上2年以下的監禁;貪污公款在100元以下者，處以半年以下的強迫勞動。

　　盡管董必武做了許多工作，但組織上并沒有安排他進入中央政府工作。他先后被組織上安排到紅軍大學、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任職。但是，無論在哪里，董必武都堅持與毛澤東、何叔衡等一起，致力于蘇區反腐肅貪斗爭。1933年3月，董必武正式兼任中央工農檢察委員會委員。

　　董必武拿到由毛澤東簽發的中央工農檢察委員會委員證書沒幾天，就從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即中央黨校)的控告箱里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控告中央造幣廠存在嚴重貪污問題。董必武與何叔衡商量后，往中央造幣廠派出了調查組，并從全總蘇區執行局和共青團蘇區中央局抽調機靈能干的小伙子組成“輕騎隊”進行暗訪取證。經過一個多月的艱苦工作，查出中央造幣廠的賬目存在大量漏賬、假賬和該廠會計科長肖倫海在一年時間里采用欺上瞞下、自造票據等方法，貪污、挪用公款3100多元的嚴重問題。

　　肖倫海，瑞金壬田人。由于父親早逝，母親楊氏帶著他和哥哥、姐姐艱難度日。家在謝坊的姨父李樹林見此狀況，跟楊氏商義后把年齡最小的肖倫海帶回家中撫養，并教他學了一點文化。1930年，肖倫海的哥哥和姐姐因病先后去世，楊氏把小兒子肖倫海接回家中。1932年初，肖倫海參加了中央政府開辦的會計訓練班，結業后留在了中央財政部任會計，不久又兼任了中央造幣廠會計科長。楊氏怕兒子經受不住誘惑，常常苦口婆心地勸他不要當貪官。但楊氏的苦心被付諸東流。

　　肖倫海的貪污犯罪事實被一一印證之后，中央工農檢察部下令實施逮捕。考慮到肖倫海母親年老多病，僅剩下一子，董必武向何叔衡提出了一個要求：把肖倫海“請”到葉坪實施逮捕、公審、判決。何叔衡表示贊同，他們先后到云集區和壬田鄉，要求區鄉政府務必做好楊氏的工作，并把楊氏安排到貧農協會主席張冶群家里，由張大娘照顧其生活。

　　經中央工農檢察部和蘇維埃臨時最高法庭反復商議，1933年6月10日在葉坪舉行了肖倫海案的公開審判，判處肖倫海死刑。6月12日，肖倫海被執行槍決。沒過幾天，兒子被槍決的消息被楊氏知道了，她一口氣沒上來，撒手西去。

　　當董必武、何叔衡得知情況后，都動情地流下了眼淚，他們沒有料到大娘會發生如此不測。嚴酷的事實說明了一個道理：貪污腐敗問題要發現早、處理快、重教育、多堵洞，要把貪污腐敗盡量消滅在始發階段。

　　何叔衡、董必武接力反貪污浪費

　　何叔衡查辦案件有一個原則：不冤枉好人，也不放過壞人。

　　1932年5月24日，瑞金縣蘇維埃政府裁判部送來第二十號判決書請何叔衡審批。何叔衡接過判決書，看到“被告人：朱多伸。瑞金縣壬田鄉人……判決：朱多伸處以槍斃”時，腦子里立即浮現出一個瘦小干練的老人形象。何叔衡到壬田檢查工作時曾多次與其接觸過。朱多伸早年參加過地方農民暴動，后來又隨暴動隊員一起加入游擊隊，在一次戰斗中負了傷，為革命立過功。壬田鄉蘇維埃政府成立后，他關心這個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對那些貪污浪費，消極怠工的鄉蘇維埃政府干部進行過多次舉報，對一些“左”的口號和政策也毫不掩飾地表示過不同看法。他怎么會犯死罪呢?百思不得其解的何叔衡背起行李立即趕到壬田進行調查核實。通過調查核實，何叔衡發現：朱多伸雖有罪過，但重判他主要是因他的多次舉報一些區鄉干部，這些人報復所致。另外，瑞金縣蘇維埃政府裁判部的人反映，槍斃朱多伸是某個領導交代的。何叔衡心里清楚，由于“左”傾政策的推行，加上宗派主義的影響，使亂殺錯殺的情況比較嚴重。這次槍斃朱多伸，又是某些領導點了名的，如果“逆水行舟”，自己將面臨嚴重后果。面對這種狀況，何叔衡并沒有絲毫動搖。他拿定主意：人民叫我當工農檢察官，我就要為人民當好這個官，絕不冤枉一個好人，也決不放過一個壞人。于是，他大筆一揮，將對朱多伸的判決由“槍斃”改為“監禁二年”。

　　1932年秋，瑞金縣黃柏區的干部群眾，聯名揭發該縣縣委組織部長陳景魁有嚴重問題。接到告發信后，何叔衡親自組織人員進行調查，發現陳景魁的祖父原是大柏地一個作惡多端的地主惡霸，到陳景魁的父輩，家庭開始衰敗，但仍以收租、放貸為主。1929年，陳景魁曾參加組織農民武裝斗爭，加之有一些文化知識，且善于鉆營，混進黨內并得到組織器重。該年3月，陳景魁受命到黃柏區發展春耕生產和指導擴紅工作，黃柏區有幾戶佃農曾在陳家打過工，陳景魁為了隱瞞他家過去的罪惡歷史，便對黃柏這幾戶知內情的佃農進行威嚇并尋機殺人滅口。他在黃柏拉攏、交結了一伙賭徒、打手，夜晚同這些人打牌、酗酒到深夜，白天帶著這伙人強行向群眾攤派征收各種款物，對有私仇和知情人施行打擊，手段極其惡劣，被群眾稱為黃柏區的“紅霸天”，影響極壞。問題查清楚后，仍有一些領導出來說情，并拿出“某某講了不能殺陳部長”的話相挾。何叔衡心一橫，管他呢!這樣的人不槍斃，人民不答應。何叔衡硬是將陳景魁依法逮捕，經過公審后執行槍決，廣大群眾無不拍手稱快。

　　果然不出所料，何叔衡一次次“不聽話”的行為，激怒了“左”傾錯誤路線的執行者。1933年9月3日的《紅色中華》報，點名指責何叔衡是“拿法律觀念來代替了殘酷的階級斗爭”。爾后遭到接二連三的批判和打擊，他所擔任的中央工農檢察部部長和臨時最高法庭主席職務也隨之被撤銷。

　　不能當部長、法庭主席，何叔衡依然是工農檢察委員會委員，依然是臨時最高法庭審判員，他那懲治腐敗、為民除害的熱情絲毫未減。

　　為了加強黨的紀律監察及懲治貪污腐敗工作的領導，1933年8月8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成立中央黨務委員會及中央蘇區省縣監察委員會的決議》。決議指出：“為要防止黨內有違反黨章，破壞黨紀，不遵守黨的決議及官僚腐化等情弊發生，在黨的中央監察委員會未正式成立以前，特設立中央黨務委員會”，“在以布爾什維克的精神，維持無產階級政黨的鐵的紀律，正確的執行鐵的紀律，保證黨的思想和行動的一致，監視黨章和黨決議的實行，檢查違反黨的總路線的各種不正確的傾向與官僚主義及腐化現象等，并與之作無情的斗爭”。中共中央任命董必武為中央黨務委員會書記。

　　5個月后，即1934年1月，董必武兼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工農檢察委員會副主席和蘇維埃最高法庭主席。這樣，領導蘇區反腐肅貪斗爭的重擔，由何叔衡的肩上移到董必武的肩上。1934年2月，在一次工農檢察委員會議上，毛澤東說過這么一番話：“查辦官僚主義和貪污浪費是中央政府決定的，如果不把官僚作風、貪污浪費，甚至欺壓群眾的壞作風清除掉，我們的根據地就保不住，我們黨的事業就有被夭折的危險。何叔衡同志開了一個好頭，董必武同志也很堅決。反貪污浪費，你們兩人都過硬。”

　　1933年秋至1934年春，中央蘇區各項事業都得到較大發展。但是貪污浪費，侵吞公物的現象仍然屢禁不止，甚至出現某種發展趨勢。于都縣在短短的一年時間里，就發生了縣委書記、縣蘇維埃政府主席、縣軍事部長、縣蘇維埃政府財政部副部長等人貪污案件23起之多。這些人采取吞沒公款、涂改賬目、銷毀單據、造假憑證等各種手段進行貪污，有的還用贓款大做投機生意，倒賣蘇區內最急需的物資食鹽和糧食，從中牟取暴利。浪費現象也很嚴重，中央總務廳的主要領導因官僚主義和玩忽職守，僅購置棉衣料一項，就因預算不實，浪費公款1萬余元。從中央到縣、鄉的機關中，大手大腳、浪費公款公物的現象更是屢見不鮮。這些問題的出現，在當時黨政領導人中間引起極大的震驚。它浪費了根據地大量的資財，給革命帶來嚴重的危害。這一時期，毛澤東、張聞天、項英、董必武、何叔衡等經常聚在一起研究對策，下決心剎住這股歪風，狠狠打擊不法分子的犯罪活動。

　　董必武總結了以往反腐敗斗爭的經驗，采取了扎實有效的措施，狠剎歪風邪氣，打擊不法分子。

　　第一步，采取政策攻勢，組織突擊宣傳隊深入各地大張旗鼓地宣傳蘇維埃法律，在《紅色中華》、《斗爭》、《青年實話》等報刊開辟《鐵錘》、《警鐘》、《黑板》等專欄，對群眾揭發出來并經查實的貪污犯罪問題一一予以暴光。

　　第二步，從中央機關查起。據《紅色中華》報1934年3月27日刊登的《關于中央一級反貪污斗爭的總結》一文載：“經過二個多月，獲得了大的成績。所檢舉的機關有中央總務廳，招待所、財政、勞動、土地三部，糧食調劑局、貿易總局;國家企業有中央印刷廠、造幣廠、軍委印刷所、中央合作總社、郵政局、鎢礦公司、蘇大工程處;群眾團體有工農劇社、互濟總會、斗爭委員會等。被檢舉的分子有會計科長與科員10個，管理科科長及科員8個，總務處長3個，司務長4個，采辦科長及科員8個，財政處長3人，總務廳長1人，局長3人，所長1人，廠長2人。共查出貪污公款2053.66元、棉花270斤、金戒指4個……貪污分子送法庭制裁的29人，開除公職的3人，包庇貪污與官僚主義者送法庭的1人，建議行政機關撤職改調工作的7人，給嚴重警告的2人，警告的4人。”

　　第三步，在蘇區掀起群眾性檢舉揭發運動，對有嚴重問題者，不論職務高低一律公審判決。1934年2月28日，中央工農檢察委員會對于“二蘇”大會基建工程處長左祥云等人貪污案、中央政府總務廳管理處貪污案進行判決，判處左祥云死刑，立即執行;判處前總務廳管理處長徐毅6年監禁;判處總務廳事務股長管永才、運輸司務長劉兆山各半年監禁。3月25日，項英、董必武、何叔衡在于都縣蘇維埃政府主持召開了一次審判會。這是一次自反貪污浪費斗爭以來規模最大、判刑最重、牽涉面最廣的一次審判會，會場內人山人海。項英宣判說：于都縣貪污案件特別多，幾乎各級機關都有，貪污分子由縣蘇維埃政府主席至鄉代表，貪污成為風氣，大家不以為意。縣蘇維埃政府主席熊仙壁強拿公款50元做私人生意;縣委書記劉洪清帶頭拉股做生意謀利;軍事部長劉仕祥等人，冒領總供給部發下的動員費410元;組織部長高興贊拿公家保險金做生意;勞動部長貪污保險金;少共縣委書記等貪污公款及群眾捐助買飛機的100多元大吃大喝。全縣查出貪污案件23件之多。為嚴肅法紀，判決熊仙壁監禁1年，剝奪政治權利1年;判處貪污首犯劉仕祥、劉天浩、李其芬死刑。審判會發布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最高特別法庭判決書第一號。這些審判伸張了正氣，打擊了邪惡，深受蘇區人民的衷心擁護。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