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4月初，一個年紀輕輕的中央軍事部特派員找到了剛剛抵達江西瑞金不久的紅四軍軍部，拿出了一封《中央給潤之、玉階兩同志并轉湘贛邊特委信》。
　　這封來自黨中央的重要指示信寫于當年2月，因此被稱作中央“二月來信”。
　　信中的指示歸納起來有兩點，一是根據工人運動比農民運動低落的政治形勢和共產國際的意見，要求紅四軍武裝力量分散到各鄉村中去；二是擔心“朱毛兩同志留在部隊中目標既大，徒惹敵人更多的注意”，要他們離開部隊“速來中央”。
　　“二月來信”出自當時中共中央的實際負責人周恩來之手。作為南昌起義的最高領導人和中國紅軍的締造者之一，周恩來對紅四軍這支中共領導的最為重要的武裝力量，寄予了特別的牽掛。
　　當時，設在上海的黨中央和紅四軍沒有電臺聯絡，只能通過書信互通消息。中央獲知紅四軍的情況，更多地來自新聞報道。而1929年初，充斥著報紙版面的，幾乎都是井岡山被國民黨軍擊破和朱毛紅軍節節敗退的消息：《朱毛向大汾逃竄，各軍追繳堵截》，《朱毛被剿，由井岡竄入贛南》，《朱毛圖竄南雄被擊潰》……
　　那的確是紅四軍創建以來最危難重重的時期。
　　1928年5月，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余部歷經劫難，與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會師井岡山，創建了中國革命第一塊農村根據地，紅四軍由此誕生。
　　紅四軍的發展壯大引起了國民黨政府的恐慌。在先后多次“進剿”(由一省敵人發動的進攻)、“會剿”(由兩省或三省敵人聯合組織的進攻)失敗的情況下，1929年1月，國民黨政府調集湘、贛兩省8個旅約3萬兵力，向井岡山進行第三次“會剿”。
　　面對來勢洶洶的敵人，毛澤東、朱德決定率領紅四軍主力出擊贛南，實施外線作戰，侵擾敵人后方，以打破敵人封鎖。
　　然而，強敵面前，這個“圍魏救趙”的戰略并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圍魏”的朱毛主力反而被十倍于己的敵人圍追堵截，連戰連敗，且戰且退，幾乎是時時、處處瀕于絕境。紅四軍的領導核心數次被敵人圍困遇險。一次戰斗中，陳毅被身后沖上來的敵人一把抓住了大衣，陳毅急中生智，順勢把大衣往后一拋，恰好罩住了敵人的腦袋，這才得以脫身。
　　那年3月，毛澤東在給中央的匯報信中還這樣寫道：“沿途都是無黨無群眾的地方，追兵五個團緊跟身后，反動民團助長聲威，是為我軍最困苦的時候。”
　　轉折發生在大柏地一戰。毛澤東、朱德率軍布好口袋陣，一舉殲滅了像狼群一樣追著腳跟的敵軍兩個團。
　　那是一場悲愴而壯烈的戰斗。此后不久，陳毅向中央作《關于朱毛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留下了這樣的描述：“是役我軍以屢敗之余作最后一擲擊破了強敵，官兵在彈盡援絕之時，用樹枝石塊空槍與敵在血泊中掙扎始獲最后勝利，為紅軍成立以來最有榮譽之戰爭”。
    經此絕地反擊之役，紅四軍扭轉危局，攻興國、戰東固、下長汀……縱橫贛南閩西，為此后開創中央蘇區打下了基礎。

　　短短兩個月，紅四軍從艱難跋涉的逃亡之旅，蛻變成了捷報頻傳的勝利之師。
　　恰在此時，中央特派員劉安恭帶來了“二月來信”。
　　從“二月來信”寫成到送達，兩個月過去，時過境遷。信中對形勢偏于悲觀的估計已經不符合紅四軍的實際情況，自然在紅四軍領導層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動。
　　反應最為強烈的是毛澤東。他在接信后第二天，就給中央寫了一封長達5000多字的復信。
　　復信的一開始，毛澤東就毫不客氣地指出：“中央此信對客觀形勢及主觀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觀了。”“黨在從前犯了盲動主義極大的錯誤，現在卻在一些地方頗有取消主義的傾向了。”
　　對“二月來信”的兩個核心指示，毛澤東表示，分散紅軍，用意固然是為保護紅軍，卻不切合實際，“愈是惡劣環境，部隊愈須集中，領導者愈須堅強奮斗”。
　　中央要調朱毛二人去上海，毛澤東并不堅持，但“望即派得力人來”。他還向中央推薦了劉伯承和惲代英，“兩人如能來，那是勝過我們的”。
　　毛澤東的這封復信是經紅四軍前委討論后，以前委的名義發出的。而作為軍事單位應有的領導機關——軍事委員會，在紅四軍中已經“暫時停止辦公”。身為前委書記的毛澤東在形式上集黨務和軍權于一身。這成了此后不久爆發的爭論的一個伏筆。
　　而毛澤東對中央指示毫不客氣的批評，也被一些人冠上了“不服從中央”的帽子。
　　臨時軍委

　　“二月來信”遲到了兩個月，已經“不合時宜”的指示并沒有被盲目地執行，帶了這封信來的特派員劉安恭，倒是受到了熱烈的歡迎。1929年5月，紅四軍前委決定成立“臨時軍委”，劉安恭被任命為臨時軍委書記，同時兼任紅四軍政治部主任。
　　顯而易見，這是一個僅次于前委書記毛澤東、軍長朱德，位居紅四軍第三號領導人的重要職務。
　　前委是前敵委員會的簡稱，是紅軍初創時期中共中央在軍隊里的代表機構，主要領導人及其組織成員由中央指定。前委是各支紅軍及其游擊活動地區黨的最高領導機關。在紅四軍內部，前委直接領導軍委即軍事委員會的工作。
　　紅四軍在成立之初就成立了軍委，相對于需要遠在上海的中央指定人選的前委，軍委的成立倒是早了半年多。毛澤東、朱德、陳毅都先后任過軍委書記。直到1928年11月，中央的任命才下達到井岡山，毛澤東任前委書記，兼任黨代表，成為紅四軍最高領導人。前委委員朱德兼任紅四軍軍長、軍委書記。
　　這個領導體制確立后不久，紅四軍撤離井岡山，轉戰贛南閩西，一路血火。沒有根據地，部隊要應對的敵情瞬息萬變，前委和軍委“并存”，不利于迅速果斷的指揮。所以，朱毛紅軍決定暫時取消軍委，全軍行動歸前委直接指揮。
　　而劉安恭到來時，正趕上“好時候”。紅四軍剛剛度過了那段艱險，贛南、閩西根據地迅速發展，紅軍人數由3000人左右上升到了七八千人。前委既要管軍隊，又要管地方，難以兼顧，所以決定成立臨時軍委。臨時軍委書記的職務由剛剛到紅四軍才一個月的劉安恭擔任。
　　在黨史、軍史上，劉安恭都不太為人所知，他何德何能，初來乍到就比肩這支部隊的靈魂人物？
　　有資料記載，劉安恭確實是個老資格的共產黨員。
　　劉安恭是四川永川縣人，生于1899年，18歲時前往德國留學，期間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在比利時加入共產國際，成為共產黨員。回國后曾與朱德一起在四川軍閥楊森部從事秘密工作。后參加南昌起義，起義失敗后被派往蘇聯學習軍事。1929年初他剛剛學成回國，就被中央作為高級軍事人才，以中央特派員的名義派到紅四軍工作。
    幼年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對共產國際、蘇聯的理論、指示和經驗，有著天然的尊崇。那段時期，有共產國際身份、有蘇聯留學背景的一大批共產黨員先后被委以重任，劉安恭被任命為紅四軍臨時軍委書記也不足為奇——雖然事后證明，他們的理論、指示和經驗，多數情況下并沒有給中國革命起到好的作用。
　　劉安恭身上多少也帶著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傲慢與偏見。他精通多國語言，熟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對蘇聯軍事體制和理論極為推崇。反觀眼前的朱毛紅軍，裝備落后，衣著破爛，在窮鄉僻壤中輾轉游擊，基本上是一支沒有任何正規訓練的農民武裝。而毛澤東的那套帶兵方式和作戰原則，劉安恭更是不以為然。
　　當了臨時軍委書記的劉安恭，試圖改變紅四軍的領導機制。在一次他主持的臨時軍委會議上，甚至提出“前委只討論行動問題，不要管其他事。”
　　以下級黨委限制上級黨委的領導，這明顯違背黨的組織原則，必將引起黨內的混亂。這引起了毛澤東的強烈反感和批駁。
　　矛盾終于在湖雷召開的前委會上爆發了，爭論的焦點是：要不要成立正式的軍委。
　　由于戰斗頻繁和部隊經常轉移，由前委直接領導和指揮更有利于作戰，不必設立重疊機構。再加上有劉安恭試圖以軍委限制前委領導的設想在前，成立軍委更被看作是和黨領導的前委“分權”，毛澤東對此斷然反對。
　　劉安恭代表的一種意見認為：既然名為四軍，就要有軍委，前委管得太多，權力太集中。他以中央代表的口氣指名道姓地批評毛澤東，“一切事情集中于一人身上，既是前委書記，又是黨代表，還是特委書記，大權獨攬。”
　　湖雷會議爭吵了一天，沒有結果。這時候敵情突變，紅四軍被迫轉移。不久后到了一個叫白砂的小鎮，前委召集紅四軍營以上干部舉行41人擴大會議。
　　會議開了三天，爭論了三天，意見還是不統一，最后只好全體表決。
　　36比5，毛澤東的意見以壓倒多數的高票獲得支持。剛剛成立的臨時軍委隨之取消。劉安恭被派任第二縱隊司令員，陳毅接任紅四軍政治部主任。
　　按照一般邏輯，有了這個結果，紅四軍黨內的這場爭論似乎可以終結了。然而，爭論不但沒有終結，反而愈演愈烈，幾近不可調和。
　　點燃這個炸藥桶的是毛澤東。身為前委書記的他在白砂會議上做了一個讓很多人瞠目的決定：辭職。
　　不生不死的書記
    “前委、軍委成分權現象，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責任又要擔負，陷于不生不死的狀態”，“不干這種不生不死的書記，請求馬上更換，離開前委。”
　　這是毛澤東在白砂會議上辭職時的表態，看上去多少有些“賭氣不干”的樣子，但在黨史專家何群看來，毛澤東更大程度上是在用一種堅決的姿態，表明自己在紅四軍黨內嚴重思想斗爭中毫不妥協的立場和觀點。
　　在毛澤東看來，要不要設立軍委的問題，就是要不要堅持黨指揮槍的大問題。他是想通過圍繞這一問題的討論，來加深部隊官兵進一步認識黨要絕對領導軍隊這一基本原則，并不再有所動搖。
　　毛澤東是在從政治制度、政治路線和建軍思想的高度，來探索人民軍隊建軍方略，是以在制度上“保證黨在軍隊中的絕對領導地位”的認識來推動和運作的。
　　而愈演愈烈的爭論過程中，在紅四軍中一直作為軍事主管出現的敦厚長者朱德，卻和毛澤東意見不同。一時間，紅四軍的兩位最高領袖針尖對麥芒。
　　這場爭論雖然略帶有個人意氣，卻涉及這支中共領導下最重要武裝力量最本質的問題，就是要不要堅持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和如何領導的問題。
　　現在來回看毛澤東、朱德兩人在那次爭論中的發言記錄及書信，會發現一個頗有趣的地方：兩人在言辭中都有尖銳鋒利的一面，但仔細揣摩兩人的觀點，在不少問題上其實是一致的。
　　朱德和毛澤東一樣，都強調了黨對軍隊的領導，分歧主要在領導方式。朱德更多強調黨支部的作用和一切工作歸支部的原則，不贊同前委代替群眾組織和各級黨的政權。這同毛澤東的主張有差異，具體就表現在對前委和軍委關系的認識上。
　　在兩位最高領導人有分歧的情況下，又有兩個人推波助瀾，把問題進一步激化。
　　其一是劉安恭。他仍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繼續堅持建立軍委，而且把紅四軍分為兩派，說“朱德同志是擁護中央指示的”，指責毛澤東是“自創原則，不服從中央指示”。劉安恭甚至提出“完全選舉制度及黨內負責同志輪流更換來解決糾紛。”這無異于鼓動極端民主化，黨的書記輪流坐莊，以此排斥毛澤東。
　　另一個人是林彪。
    毛澤東在白砂會議上的辭職出人意料，林彪的舉動同樣出人意料。他在當晚就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在表示支持毛澤東的同時，把攻擊的矛頭對準了朱德：“現在四軍里實有少數同志的領袖欲望非常高漲，虛榮心極端發展，這些同志又比較在群眾中是有地位的……他們利用各種封建形成一無形結合派，專門吹牛皮的攻擊別的同志。”
　　劉安恭在紅四軍內劃分派別，林彪對德高望重的朱德搞起了人身攻擊，明顯超越了爭論本身的范疇。這時候，毛澤東和朱德兩個人對待爭論的態度倒是保持了高度一致。
　　白砂會議上，不同意見爭執不下，林彪給毛澤東的那封信更是火上澆油。有鑒于此，前委要求毛澤東和朱德“各作一篇文章，表明他們的意見。”
　　于是，在6月出版的紅四軍前委油印刊物《前委通訊》上，同時刊載了兩封《給林彪的信》，作者分別是毛澤東和朱德。
　　毛澤東在信中說：“現在爭論的問題，不是個人和一時的問題，是整個紅四軍和一年以來長期斗爭的問題。”“四軍的改造工作由此可以完成，四軍的黨由此可以得到一極大的進步，這是絕對無疑的。”
　　朱德在信中說：“我們四軍的黨變成群眾的黨應有此次的斗爭，要使四軍變為全國一致的新的組織的黨，也要有此斗爭，要合乎國際共產黨也必須有此斗爭，斗爭之結果必然是好的。”
　　可見,爆發于紅四軍靈魂人物間的這場爭論,沒有摻雜半點私心,兩位偉人的坦蕩胸襟展露無余。
　　不過，這兩篇文章中，雙方還是沒有絲毫退讓。毛澤東更在信的最后，再次重申了辭去前委書記職務的決定。
　　“陳毅主義”
    毛澤東兩次辭職后，紅四軍前委書記由政治部主任陳毅代理。
　　陳毅當時年僅28歲，血氣方剛，坦蕩直爽，卻是這支部隊自創立之始就舉足輕重的領導人，在部隊中的威望僅在朱毛之下。
　　朱毛置身爭論的風口浪尖，陳毅就成了眾人眼中代理前委書記最合適的人選。
　　代理前委書記陳毅面臨的第一個難題，就是必須了結朱毛之爭。
　　爭論已經激化到了失控的邊緣。朱毛給林彪的兩封信公開發表，本意是讓兩人充分表達意見，前委還發出了號召“大家努力來爭論”。結果適得其反，流言四起，很少有人去關注朱毛之爭的理論實質，多是在討論朱毛的去留。一時軍心浮動。
　　更直接的危險來自敵人。隨著國民黨平息了蔣桂戰爭的內部分裂，蔣介石調動了閩粵贛三省軍隊再次“會剿”紅四軍，剛剛創立的閩西、贛南根據地風雨飄搖。
　　6月19日，紅四軍三打龍巖，擊潰進犯的國民黨軍一部，軍情稍緩。前委決定，召開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這次大會肩負的任務，就是終止爭論，化解矛盾。
　　“七大”主持人陳毅擔子不輕。他殫精竭慮兩個晝夜，起草了《紅軍第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決議案》。
　　陳毅的出發點是要維護黨內團結，彌合紅四軍兩個靈魂人物之間的裂隙，這份《決議案》寫得用心良苦。
　　新中國成立后，陳毅曾詼諧地打比方來形容那個時期自己所處的境地：“你們朱毛兩個人天天在吵架。一個晉國，一個楚國，你們兩個大國天天打架，我這個鄭國在中間簡直不好辦。”
　　左右為難的陳毅在草擬決議案時字斟句酌，最終選擇了這樣的辦法：“對毛主席我打了他一棒，對朱軍長我也打他一棒，對劉安恭我也打他一棒。”
　　紅四軍“七大”梳理了爭論爆發以來的各個焦點問題，對毛澤東和朱德的觀點逐一加以分析評判。現在看，這份決議案基本上是公正、客觀的，但卻流于就事論事，沒有在根本原則上提出明確的方針。最后給人的感覺，就是朱毛都有正確的地方，也都有不對的地方，“各打了五十大板”。
    對事關建黨建軍原則性問題的爭論，絕不可能以這種“和事老”的方法求得一致。陳毅后來也說，這種做法造成的結果，是無原則的團結，是和稀泥。
　　“板子”卻是真的打了下去。因為黨內嚴重爭論造成的不良影響，紅四軍“七大”決定給朱德以警告處分，“毛澤東同志因負黨代表與書記之工作，對此次爭論應付較大的責任”，給予嚴重警告處分。
　　而在選舉產生的新前委中，毛澤東落選了書記之職，當選的是正在代理這一職務的陳毅。
　　這個結果，很可能也出乎毛澤東本人的意料。直到1956年，在中共八大預備會議上，毛澤東回顧自己的歷史，談到受黨內各種錯誤的打擊有20次之多，包括“開除黨籍、開除政治局候補委員、趕出紅軍”等等。所謂被“趕出紅軍”，就是指紅四軍“七大”上，毛澤東一生中惟一一次“自下而上”地落選領導職務。
　　實際上，毛澤東在《給林彪的信》中第二次提出辭職時，還表達了“希望經中央派到莫斯科留學并休息一段時間”的想法。
　　紅四軍前委真的為此給中央寫了報告。只是信件往來要周折幾個月。“七大”之后，紅四軍前委派毛澤東去閩西根據地指導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召開，同時等候中央批準他去蘇聯留學。
　　毛澤東前往福建上杭蛟洋，在那里又身染瘧疾，不得不輾轉在深山農村隱居養病，就這樣離開了紅四軍四個多月之久。
　　不過，毛澤東與紅四軍前委的聯系始終沒有中斷，紅四軍前委委員的身份也一直未變。“七大”之后，朱德和陳毅專程到蛟洋找到毛澤東，召開紅四軍前委第一次會議，共商反擊國民黨“會剿”之策。正應了那句話：“兄弟鬩于墻，外御其侮”。
　　“七大”沒有根本解決紅四軍黨內的爭論，“八大”準備繼續解決。朱德寫信請毛澤東回紅四軍參加，不料遭到拒絕。毛澤東的言辭甚至比以往還要激烈：“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驗證督促工作。這是陳毅主義的眼中之釘，陳毅要我做八面美人四方討好，我辦不到。我不能夠隨便回來。”
　　“陳毅主義”，指的就是紅四軍“七大”上陳毅的折中調和。毛澤東在“七大”前《給林彪的信》中早就表明了立場，“一定不肯調和敷衍，模棱兩可，是非不分”。現在，不打倒這種“陳毅主義”，他是不會回紅四軍的。
　　此時的陳毅，卻也不在紅四軍中。
　　五萬言報告書
    毛澤東提出“陳毅主義”這個“新名詞”時，陳毅正在上海向中央匯報著紅四軍的情況。
　　中央與紅四軍之間書信聯絡的遲緩方式，卻讓陳毅在最恰當的時刻找到了中央。
　　毛澤東4月給中央“二月來信”的復信，也是在路上輾轉了兩個多月，直到6月份才送到上海。雖然信的言辭語氣并不客氣，但內容和主張得到了周恩來的認同。中央政治局決定召開一次軍事會議，詳細討論紅軍的建設和作戰。于是，中央再次發信，要紅四軍“派一得力人員來參加”。
　　這封信又過了一個多月才送達紅四軍前委。“七大”剛剛結束，三個多月激烈紛爭的波折暫告一段落，問題卻還沒有解決。朱、毛各執一詞，陳毅成了中央要求的“得力人員”的不二人選，啟程赴上海匯報工作。
　　作為后來人檢讀那段歷史，讓人不禁感慨，歷史選擇了最恰當的人選。
　　1929年，對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的關系而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年份。三位后來掌控著中國革命命運走向的偉人，正在艱難的革命探索與重大的抉擇中，經歷著前所未有的考驗與磨合。
　　這一年，毛澤東36歲，朱德43歲，周恩來31歲，在他們之間穿針引線的陳毅，年僅28歲。
　　10年前，五四運動風起云涌之時，18歲的陳毅和他的胞兄陳孟熙從成都來到上海，前往法國勤工儉學，開始了他革命生涯的第一段航程。
　　再過20年，48歲的陳毅第三次到上海時，他已經是指揮著千軍萬馬的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并成了這座城市人民政府的第一任市長——這是后話。
　　1929年那個夏天，28歲的陳毅來到上海時，是一支新生革命武裝的年輕領導。或者說，是這座繁華大都市媒體上稱作的“赤匪頭目”。
　　陳毅從閩西經廈門，繞道香港，化裝成一個日本商人，在8月下旬抵達上海。此時，這座城市正籠罩著嚴酷的白色恐怖。就在幾天前，黨中央剛剛遭受了一次嚴重破壞，中央軍事部部長楊殷、中央農委書記彭湃、中央軍委委員顏昌頤等5人同時被捕。
　　險惡的環境中，陳毅靠著胞兄陳孟熙和堂兄陳修和的保護，才得以在上海落腳。兄弟三人原本都在大革命時期參加了革命軍，大革命失敗后，三人選擇了不同的信仰而分道揚鑣。陳孟熙成了四川軍閥劉存厚駐上海的少將代表，陳修和則在上海兵工廠任職。
　　雖然信仰各異，血濃于水的兩個哥哥還是給陳毅提供了保護。陳毅身著高級西裝，胸戴淞滬警備司令部徽章，堂而皇之地走進了繁華的大上海。
　　很快，陳毅聯絡上了黨中央。
　　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來，這時正在緊張籌劃營救彭湃等人，甚至制定了一套完備的武裝劫囚車的方案，可惜后來情況有變，未能實施。他囑咐陳毅把紅四軍的情況寫成書面匯報。
　　陳毅離開閩西時，安全起見，隨身沒有帶任何文字材料。他完全憑借驚人的記憶力秉燭疾書，寫成《關于朱毛紅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關于朱毛紅軍的黨務概況報告》、《關于朱、毛爭論問題的報告》等五份報告。這也就是后來著名的“陳毅五萬言報告書”。
　　洋洋五萬字，陳毅僅用了三天，一揮而就。
　　而今再觀這五份報告，不但讓人感慨身為詩人的陳毅運筆如神，更要贊嘆身為革命家的陳毅坦蕩無私。
    這五份報告，梳理了紅四軍成立一年多來的全部情況，客觀、真實地反映了紅四軍的歷史、現狀以及存在的問題，對紅四軍的戰略戰術、政治工作、政策策略、斗爭藝術、組織編制等情況作了準確的敘述，對在紅四軍中引起軒然大波的朱、毛爭論條分縷析，作了翔實客觀的匯報，對紅四軍本身的問題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而對他自己的任職，陳毅在紅四軍“七大”后給中央的報告中就坦陳自己難以勝任，“望中央速派人來”，這次又舊話重提，“所謂前委，只是一個‘過渡內閣’。靜待中央派人去主持。”
　　陳毅撰寫的報告，表現出了他坦誠公正的風格和堅強的黨性原則，為中央全面了解紅四軍的歷史經驗和存在問題，并做出準確的判斷和正確的指示，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聯系到此前紅四軍黨內爭論的激烈程度、陳毅當時所處的紅四軍最高領導職務等等外部條件，但凡有一分私心，或在報告中稍有偏頗，歷史恐怕也會就此改寫。
　　陳毅此行上海協助中央解決紅四軍問題，后來被譽為他對中國共產黨的重要貢獻之一。
　　而陳毅自己則稱此次上海之行為兩個月的“訓練班”，他曾表示，在與周恩來等中央領導的交流中，自己的思想境界獲得了新的飛躍，認識到了自己存在的錯誤，并決心加以改正。
　　陳毅對自己觀點的修正，在隨后中央委托他起草給朱毛紅軍指示信時就開始了。
　　一個顯著的變化是，在《關于朱、毛爭論問題的報告》中，陳毅向中央建議：“中央能各派一人去擔任他兩個的工作，則兩人同時可以離開，如不能同時派兩個人去，則先派一人去任前委書記，毛可先走，朱可暫留工作。”而到了他起草的指示信中，則變成了“朱毛兩同志仍留前委工作”，“毛同志應仍為前委書記”。
     九月來信
　　陳毅在當時恐怕也不能預料到，由他按照中央精神起草的這封給朱毛紅軍的指示信，不僅對朱、毛二人，對于朱毛紅軍，而且對于紅軍建設乃至后來百萬人民軍隊的建設，都發生了深遠的影響。
　　陳毅執筆起草的指示信,對紅四軍中黨的建設提出了有針對性的原則意見，對紅四軍的軍隊建設以及軍隊發展方向和戰略，也做出了明確而具體的指示，批評了極端民主化、軍閥主義等非無產階級思想，對紅四軍前委在軍委設立問題上的爭論，肯定了紅四軍兩年來斗爭的基本經驗和毛澤東建黨建軍的正確主張。
　　指示信肯定了毛澤東的主要意見，說：“黨的一切權力集中于前委指導機關，這是正確的，絕不能動搖”；也肯定了朱德的主要意見，說：“黨管一切這口號，在原則上事實上都是不通，黨只能經過黨團作用作政治的領導。”
　　同時，這封信也指出了朱、毛二人工作方法上的缺點和問題，并進行了嚴肅的批評。
　　陳毅將文稿送交周恩來閱定。周恩來仔細地審閱了一遍,只字未改,高興地說:“很好,就是這個意見。”隨后，他在信尾簽上了發信日期：9月28日。
　　這封信因此在黨史中被稱為“九月來信”。
　　10月1日，陳毅懷揣著“九月來信”，踏上了返程。行前，周恩來特意囑咐：你帶這個指示回去，邀請毛澤東回來復職。你這個責任重大。
　　可當他幾經輾轉，終于在10月22日找到了率部轉戰到廣東松源的朱德時，卻像此前“對毛主席打了一棒”一樣，挨了毛澤東的當頭一棒。
　　陳毅向朱德轉達了中央的指示，朱德表示堅決擁護。可談到要請毛澤東回來，朱德卻有些尷尬。
　　朱德一個月前就請過毛澤東，毛澤東堅決拒絕。拒絕的原因就是折中調和的“陳毅主義”。
　　這時的陳毅，再一次展現了光耀其一生的光明磊落和大度豁達。他做了這樣的表態：毛澤東同志說“陳毅主義”是非無產階級的東西，我這次回來，也要和同志們一起打倒這個“陳毅主義”。
    當時的紅四軍，正在按照福建省委的指示進軍廣東東江，后來這次戰斗被稱為“冒進東江”，連續遭受了嚴重挫折。中央特派員、后來改任紅四軍第二縱隊司令員的劉安恭，就在此役戰死沙場。
　　朱德和陳毅率領著疲憊不堪、損失慘重的部隊返回閩西根據地。期間，陳毅再次致信毛澤東：“我倆之間的爭論已得到正確的解決。七次大會我犯了錯誤，八次大會的插曲更是錯誤的。見信請即歸隊，我們派人來接。”
　　彼時，毛澤東正暫居在閩西一個叫蘇家坡的山村。惡性瘧疾雖未痊愈，卻也無礙行動了。朱德、陳毅轉來的中央“九月來信”，支持了他一貫堅持的正確主張，這兩人言辭懇切的召喚，終于打動了毛澤東。
　　11月22日，朱德和陳毅率軍第二次攻占長汀。饑疲交加的紅四軍在這個閩贛交界的繁華小城得到了給養和休息。
　　長汀有一座辛耕別墅，原屬長汀一位富商，是當地的一座豪華院落。1929年3月紅四軍第一次入閩時，前委就在此辦公、居住。8個多月過去，紅軍重返長汀。這座小城的四周已盡是紅色的蘇區土地，毛澤東、朱德、陳毅在這里制定的開展大規模游擊、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的計劃，正在一步步地變為現實。
　　11月26日，毛澤東和朱德、陳毅在辛耕別墅重逢了。
　　三雙大手握在一起，前嫌盡釋。
　　“朱不離毛，毛不離朱。朱離開毛過不了冬。”朱德這句廣為人知的“朱毛關系”比喻，就出自這次重逢。
　　毛澤東也誠懇地做了自我批評：“‘八大’時身體不好，情緒不佳，寫信回來說了一些傷感情的話。”
　　陳毅在上海臨行前，思慮周全的周恩來曾為他的工作做出過安排，因為陳毅在“七大”選掉過毛澤東的前委書記職務，毛澤東復職后，如果陳毅感到工作不便，可以到鄂豫皖根據地或廣西去。
　　陳毅有話講在當面，把這個安排也向毛澤東說了。毛澤東揮揮手：“你哪里也不用去，就在這里！”
    風展紅旗如畫
　　1929年12月28日，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在福建省上杭縣古田廖氏宗祠隆重召開。
　　其時，漫天飛雪，揮灑蒼茫。廳堂上一堆堆噼啪炸響的炭火，悄悄融解著天井里厚厚的積雪和堅冰，升騰起暖融融的春意。
　　大會經過兩天熱烈討論，一致通過了毛澤東代表前委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古田會議決議，其中第一部分、也是最為核心的內容《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后來編入了《毛澤東選集》。會議選舉毛澤東、朱德、陳毅、林彪等11人為中共紅四軍前委委員，毛澤東重新當選為書記。
　　古田會議總結了紅四軍成立以來軍隊建設方面的經驗教訓，確立了人民軍隊建設的基本原則，宣示“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重申了黨對紅軍實行絕對領導的原則，反對以任何借口削弱黨對紅軍的領導，必須使黨成為軍隊中的堅強領導和團結核心。
　　把黨建設成為無產階級先鋒隊，把軍隊建設成為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這是事關黨的事業興衰成敗的根本性問題，在古田會議決議中得以明確，古田會議決議因此成為我黨我軍建設的偉大綱領及重要里程碑。
　　大會之后，適逢新年，紅四軍組織了盛大的軍民聯歡。廖氏宗祠南側的大草坪上萬頭攢動，人聲鼎沸，火把高擎，鞭炮炸響……
　　紅四軍還進行了一次閱兵式。圍觀的當地群眾新奇地看著這支灰軍裝、八角帽、五角星的隊伍一隊隊整齊走過。這支裝備不一、衣著破舊，甚至著裝都尚未完全統一的部隊，軍步邁得略顯生疏，卻步伐堅定。一個嶄新的人民軍隊從此大步向前。
　　1930年1月5日，古田會議一周之后，為了回答一些人“紅旗還能打多久”的疑問，毛澤東揮毫寫就了名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澤東滿懷激情地寫道：“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這一年，朱德、毛澤東兩路大軍分頭出擊，調動敵軍如無頭蒼蠅疲于奔命，最終徹底擊潰了國民黨的所謂第二次“三省會剿”。
　　紅軍氣勢如虹。其情其狀，正如毛澤東在馬背上所吟誦的——
　　寧化、清流、歸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
　　山下山下，風展紅旗如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