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綠葉》雜志2011年第六期,【經略】網刊第009期
理解今天的中亞地緣政治格局的形成,其關鍵在于準噶爾。準噶爾的興衰與西北中俄邊界的形成關系重大。可在中國,無論是蒙古史、瓦剌史還是準噶爾史,都沒有多少拿得出手的成果。今天的中國人想要了解這些,多數還得借助于歐洲、美國和日本的研究,這大概是一件讓中國人汗顏的事。
準格爾部崛起
蒙古帝國崩潰后,蒙古分裂為東西兩部。東蒙古即成吉思汗后裔,是為韃靼,一向被視為草原上的正統。元朝退出中原后,韃靼仍占據著大漠南北,時有南下之意,而且將元朝皇帝的名號保持了六七十年,史稱北元。西蒙古即厄魯特,在元朝被稱為斡亦剌,明朝初期稱為瓦剌,又稱額魯特、衛拉特等。而準噶爾就是厄魯特蒙古四部的一部。到明英宗時期,韃靼衰落,瓦拉興起,也先(明史稱之為額森)時期,多次發動對明朝的戰爭,甚至還在土木堡之役中一舉擊敗五十萬明軍,俘虜了明朝皇帝。
但就在土木堡之役過后沒多久,也先敗死,厄魯特蒙古隨之分裂,草原上再度陷入混戰。在隨后約二百年的時間里,東西蒙古間征戰不休,互有勝負,但最終結果仍然是西蒙古退出今日的內蒙古、外蒙古,遠走西北,東西部蒙古間大體形成以阿爾泰山為邊界的態勢。之后,東蒙古與西蒙古各自陷入內部紛爭,東蒙古后來基本形成以喀爾喀蒙古為主體的格局,而準噶爾也在西蒙古部落戰爭中取得了絕對主導地位。
在長期的混戰中,各個部落相互征戰不休,大部落還好說,小部落要想不被吞并,出路就只有兩條,要么遠徙他方,要么內附中原。而其中最著名的,當然就是后來萬里歸國的土爾扈特部,都跑到伏爾加河下游去了。也有相當一部分跑到了西伯利亞一帶。最后的結果是,準噶爾部落成了整個中亞草原上的霸主,其活動范圍以伊犁為中心,向西到哈薩克草原,向北到西伯利亞,向東一度到達哈密一帶,向南曾一度控制西藏。不僅中國新疆,現在的俄羅斯西伯利亞一帶的一些共和國,實際上都曾經是準噶爾的勢力范圍。還有些干脆是被準噶爾驅逐到那里去的蒙古部落,比如布里亞特。周邊的吉爾吉斯、烏茲別克、哈薩克等民族,都曾與準噶爾發生過戰爭,多數情況下也都是被準噶爾擊敗。
現在,按照國際上的習慣,不少人將準噶爾控制中亞草原的時期稱之為準噶爾帝國時期。比如日本學者宮脅淳子,就將準噶爾稱為“帝國”。但這個命名并不準確。雖然在長達100多年的時間里,準噶爾統治著這一寬廣的歐亞大陸腹地,但準噶爾始終沒有成為一個建制國家,連最起碼的官僚體系都沒能建立起來,也沒有建立較成規模城市,始終保持著游牧為主的生活方式,農業、手工業發展水平很低。在準噶爾統治這一區域的時代,整個中亞地區,最會種地的就是現在的維吾爾族,他們的農業種植水平已經算是很高了,所以經常被準噶爾貴族強制遷徙到伊犁河谷一帶去為他們種地。而且,為了保證維吾爾族的馴服,準噶爾統治者長期要求維吾爾族的上層貴族把子女送到伊犁去做人質。清朝征服準噶爾后,就解放了一大批原來被扣押在伊犁的維吾爾族貴族的人質。
朝貢體系之下的準噶爾
像所有少數民族一樣,準噶爾與中國的中原王朝的關系是基于朝貢貿易的一種承認的政治。準噶爾向中原王朝進貢,承認中原王朝的宗主地位,但同時保持獨立性,中原王朝對其內部事務保持中立,不過多干預。即使部落內部發生大規模變亂,只要新任的最高統治者保持對中央王朝宗主地位的尊重,不提出過分的要求,就仍然可以得到中原王朝的承認,并取得朝貢貿易的資格。所以,雖然從瓦剌時期直到清朝征服,準噶爾部落雖然經歷了多次變亂,但明朝與清朝并未干預,幾次主要的沖突多數起因于朝貢規模上的分歧。準噶爾要求開放更多的貿易地點,允許更多人到內地朝貢,而明朝與清朝都曾給予過相當的優待,最終卻發現優厚待遇并不能換來準噶爾的馴順,因此對朝貢貿易的規模進行了一定的限制,從而激化了雙方的矛盾。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明朝時的朝貢與清朝有很大的不同。明朝時期的朝貢雖然貿易規模已經相當大,但朝貢的政治意義仍然大于貿易意義。也先在土木堡之變中俘虜明英宗之后,一直對其保持著較好的待遇,并沒有像金國對待北宋的俘虜皇帝那樣當成囚犯來對待。而到清朝時,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清朝入關之前,即已征服了東蒙古的相當一部分,并將之納入其直接控制范圍。喀爾喀蒙古與清朝的關系稍微遠一些,直至清準昭莫多之戰后,喀爾喀才完全進入清朝的控制范圍。但喀爾喀蒙古與此時的西藏基本上已經被納入清朝的主權范圍之中。所以,康熙皇帝對準噶爾葛爾丹入侵喀爾喀的反應極為強烈,對葛爾丹派軍入侵西藏也反應強烈,都采取了軍事措施,而對俄國入侵準噶爾則反應要弱很多,只是召見俄國使者進行譴責,并沒有出兵。所以,準噶爾與清朝的關系比喀爾喀要更遠些,準噶爾雖然承認清朝皇帝的“天下之主”地位,但這一承認的政治含義要弱得多,更多的是為了獲得貿易資格。
在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貿易體系下,各朝貢國與中原王朝的關系是有區別的。一般而言,在進入相對穩定的時期后,中原王朝并不愿意過多地染指朝貢國的內部事務,只要朝貢國能保持穩定,不侵犯內地領土,朝廷會盡量委曲求全。在這種背景下,朝貢國能否保持其內部政治的穩定性與政策上的連續性,也就是內政自治的發展水平,對雙方關系的穩定有著決定性的意義。像朝鮮和越南這樣在取得獨立后很快就建立了相對比較成熟的封建國家體系的國家,與中原王朝的關系就更穩定些,而像蒙古這樣始終不能建立起封建國家、處于部落狀態的區域,中原王朝的態度就更有彈性一些。當然,即使是越南與朝鮮,在遭遇重大政治危機比如王朝體系面臨崩潰或重大外部威脅時,都會主動向中原王朝求助,而中原王朝也會給予力所能及的幫助。在進入現代主權國家體系之后,雖然清朝政權本身也受到了列強侵略,并遭遇多次重大打擊,但在朝鮮和越南遭到侵略時,清朝政府仍然出兵支援。
準噶爾也屬于這個朝貢體系,但朝廷對他們的態度與對越南、朝鮮完全不同。康熙時期雖然曾與準噶爾進行過三次規模較大的戰爭,但其目標并不是完全占領并統治這些地方,只要他們不發動內侵戰爭,不騷擾內地,朝廷也不想理會他們。畢竟,對朝廷來說,打仗是要付出大筆錢糧的。尤其是在中亞草原這樣的地方,兵馬糧草都要由內地長距離運輸,而在當時運輸成本是相當高的,所以從康熙到乾隆前后上百年與準噶爾的斗爭中,每次大規模出兵之前,朝廷都要預先作長期的準備。
準噶爾強盛時會發動對內地的戰爭,朝廷會扶持其中比較弱小的部落,以對抗強大的部落;弱小時對內地比較馴順,中原王朝相應地開放朝貢貿易給予支持。但這種扶持往往并不能帶來更長久的和平,而常常是一波剛平一波又起。比如在對葛爾丹的斗爭中,康熙就對策妄阿拉布坦采取了扶持政策。但葛爾丹敗亡之后,策妄阿拉布坦大體上完成對準噶爾的統一,就成為清朝在西北的勁敵。最嚴重的時候,策妄阿拉布坦一度派兵進占西藏,驅逐了之前已經與清朝形成穩定朝貢關系的和碩特蒙古。在驅逐準噶爾出藏時,清朝扶持了時在青海的和碩特蒙古親王羅卜藏丹津,而羅卜藏丹津隨后就叛亂了。在乾隆征服準噶爾的過程中,扶持了勢窮來歸的阿穆爾薩拉,但阿穆爾薩拉在之后不久也發動叛亂。在今天我們看到的歐洲、美國和日本關于準噶爾的研究中,阿穆爾薩拉都被當做準噶爾的末代君主,而站在清朝的立場上看,這當然只是一個先降后叛的亂臣賊子。
乾隆征服準噶爾部
在中亞,俄國是后來居上者。俄國一成型,就開始迅猛向外擴張。在彼得大帝的時代,俄國的魔爪就已經伸向了中亞和西伯利亞。雖然俄國相對于歐洲來說,當時仍然相當落后,但是相對準噶爾這樣的游牧民族來說,已經算是相當發達的近代國家了,不僅有成熟的農業、手工業,最主要的是有完整的近代國家體系。所以,就在準噶爾部落忙于內部分歧的時候,俄國不失時機地將勢力延伸到了原屬準噶爾的區域,建立了幾個前進據點,比如托博爾斯克。不過這時因為俄國這時的主要精力仍然用在與歐洲大國爭鋒上,無法抽身,所以并未對準噶爾大規模用兵,只是逐步滲透和招誘、勾引準噶爾。所以,這一時期俄國對準噶爾地區采用的方式主要是滲透,步步為營地在中亞建立據點,壓迫準噶爾。
策妄阿拉布坦與僧格時期,準噶爾都對俄國抱著非常不信任的態度,曾多次抗議俄國的入侵,并以武力拔除了幾個俄國建立的據點,現存的一些對準噶爾的歷史、人文風貌的西方記載,多數就是在準噶爾與俄國的沖突中被俘的歐洲人留下的。他們在俄國與清朝之間搖擺,當與清朝的關系比較穩定的時期,對俄國的態度就比較強硬,而當與清朝的關系比較緊張的時候,對俄國的態度就比較曖昧,但總的來說,仍然是以斗爭為主。雖然失去了一些部落、土地和人民的控制權,但始終保持著獨立性。俄國對準噶爾的基本政策是胡蘿卜加大棒,威逼利誘,但并未取得太多成效。而清朝這一時期與俄國的斗爭主要集中在東北地區,對西北則鞭長莫及。
乾隆時期,準噶爾在內亂中越發分崩離析,哈薩克早期曾一再退避準噶爾,而此時的準噶爾已經無力對抗哈薩克。所以,在一些準噶爾部落內附后,清朝朝廷得到了比較確切的關于準噶爾的情況的情報,于是決定對準噶爾大舉用兵,徹底征服準噶爾。經過前后三次戰爭,清朝基本上達到了目標,將現在的新疆納入了直接統治體系,原有的準噶爾部族均編旗管理。但主要的作戰目標為準噶爾體系下的區域,對已經被俄國占領的部分則完全放棄,對已經獲得比較大的獨立性的部落也承認既成事實,基本上放棄了主權。為了鞏固對這些地方的占領,清朝還在現在的北疆修筑了一系列城市,比如伊犁、烏魯木齊、瑪納斯、沙灣等都是在這一時期建立起來的。
打個不太合適的比喻,準噶爾地區在清朝征服之前,就相當于無人占領區,俄國與清朝都不擁有現代意義上的主權,但如果準噶爾轉化成為現代國家,非要在二者之間選擇,顯然會是中國。特別需要說明的是,這里的主權是“現代意義上的主權”,在現代意義上的主權國家國際體系形成之前,朝貢體系本身就是一種主權形式。
在允許多樣性存在的朝貢體系里,準噶爾民族可以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民族生存狀態,保持自己的獨立性。而準噶爾民族的悲劇在于,他們還沒有做好準備,就已經被迫進入了一個現代世界體系之中。新的世界體系完全打破了朝貢體系,以武力侵略的形式消滅了差異性和多樣性,將全世界帶入了一個單一主權國家體系之中。對這一區域來說,俄國完全是個外來的入侵者和征服者。當作為入侵者的俄國人到來的時候,準噶爾民族還沒有學會建立國家體系,遑論乎以明確的邊界來劃定主權范圍。所以,準噶爾民族被消滅的罪魁禍首就是現代主權國家體系。
主權國家體系時代
當然,作為傳統的朝貢體系的中心,中國的現代轉化也相當困難。雖然中國曾經長期與周邊的眾多地區、國家保持著朝貢關系,扮演者宗主國的角色,但在進入晚清后,來自西方和日本的侵略打破了這一體系,先是將曾經的朝貢國變成了一個個名義上的獨立的主權國家,然后再以各種形式變為殖民地。蒙古、朝鮮、越南、尼泊爾、琉球都是如此,蒙古、朝鮮和越南、尼泊爾如今已經完全成為獨立主權國家,琉球已經被納入日本版圖,甚至還衍生出了釣魚島問題,西藏總算是得以保存下來,而新疆和準噶爾保存下來的只有一部分,還有相當一部分已經或者獨立,或者被納入別的主權國家的版圖,甚至還出現了形形色色的獨立的要求。在面對西藏、新疆、臺灣和釣魚島這樣的問題時,中國被迫不得不常常以各種各樣的歷史敘述來證明對這些地方擁有主權,而且時常顯得捉襟見肘,也很難得到西方國家的認同。因為按照西方國家的傳統,他們不認為朝貢體系就是一種主權形式,而僅僅是一種貿易形式。西方國家經常指責中國在西藏和新疆進行種族滅絕,消滅少數民族的文化傳統,但他們忘了的是,真正消滅這些少數民族區域的文化傳統的并不是中國,恰恰是他們自己的祖先。
不過,朝貢體系給現代中國留下的印記也相當強,比如在西藏和新疆等地都實行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就帶有強烈的朝貢體系的色彩,雖然也已被納入中國的主權范圍,但中國仍按傳統的朝貢體系的原則,允許這些民族保留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狀態,允許他們保持相當程度的民族自治,在政策上給予許多特殊化的照顧。朝貢體系留給中國的另一重要遺產是,中國在處理領土問題時,能夠保持相當程度的彈性,所以才能以一國兩制的方式恢復對香港、澳門行使主權,甚至允許臺灣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享有更大的獨立性,比如保留軍隊。
在現代主權國家體系之下,雖然看上去不少民族都已成為主權國家,但在非洲、拉美和亞洲等區域,民族國家實質上不過是一個外殼,他們仍然嚴重依賴于現代資本主義體系。在這個新的體系中,雖然他們名義上享有民族國家主權,但實際上不過是建立了一個以歐洲和美國為中心的新朝貢體系。在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系里,各個朝貢國家和民族還可以保留自己的文化傳統和生活方式,中原王朝對其內政并不過多干預,也不要求他們與中國一樣尊孔、進行科舉考試、繳納賦稅,而在現代的新朝貢體系之下,這些國家和民族都必須認同源自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這樣的“普世價值”,否則就會被當做“流氓國家”,進行政治、經濟制裁,嚴重情況下甚至會以武力進行干預。從這個意義上說,現代的新朝貢體系相對于傳統的朝貢體系,并不見得就是一種進步。
準格爾部崛起
蒙古帝國崩潰后,蒙古分裂為東西兩部。東蒙古即成吉思汗后裔,是為韃靼,一向被視為草原上的正統。元朝退出中原后,韃靼仍占據著大漠南北,時有南下之意,而且將元朝皇帝的名號保持了六七十年,史稱北元。西蒙古即厄魯特,在元朝被稱為斡亦剌,明朝初期稱為瓦剌,又稱額魯特、衛拉特等。而準噶爾就是厄魯特蒙古四部的一部。到明英宗時期,韃靼衰落,瓦拉興起,也先(明史稱之為額森)時期,多次發動對明朝的戰爭,甚至還在土木堡之役中一舉擊敗五十萬明軍,俘虜了明朝皇帝。
但就在土木堡之役過后沒多久,也先敗死,厄魯特蒙古隨之分裂,草原上再度陷入混戰。在隨后約二百年的時間里,東西蒙古間征戰不休,互有勝負,但最終結果仍然是西蒙古退出今日的內蒙古、外蒙古,遠走西北,東西部蒙古間大體形成以阿爾泰山為邊界的態勢。之后,東蒙古與西蒙古各自陷入內部紛爭,東蒙古后來基本形成以喀爾喀蒙古為主體的格局,而準噶爾也在西蒙古部落戰爭中取得了絕對主導地位。
在長期的混戰中,各個部落相互征戰不休,大部落還好說,小部落要想不被吞并,出路就只有兩條,要么遠徙他方,要么內附中原。而其中最著名的,當然就是后來萬里歸國的土爾扈特部,都跑到伏爾加河下游去了。也有相當一部分跑到了西伯利亞一帶。最后的結果是,準噶爾部落成了整個中亞草原上的霸主,其活動范圍以伊犁為中心,向西到哈薩克草原,向北到西伯利亞,向東一度到達哈密一帶,向南曾一度控制西藏。不僅中國新疆,現在的俄羅斯西伯利亞一帶的一些共和國,實際上都曾經是準噶爾的勢力范圍。還有些干脆是被準噶爾驅逐到那里去的蒙古部落,比如布里亞特。周邊的吉爾吉斯、烏茲別克、哈薩克等民族,都曾與準噶爾發生過戰爭,多數情況下也都是被準噶爾擊敗。
現在,按照國際上的習慣,不少人將準噶爾控制中亞草原的時期稱之為準噶爾帝國時期。比如日本學者宮脅淳子,就將準噶爾稱為“帝國”。但這個命名并不準確。雖然在長達100多年的時間里,準噶爾統治著這一寬廣的歐亞大陸腹地,但準噶爾始終沒有成為一個建制國家,連最起碼的官僚體系都沒能建立起來,也沒有建立較成規模城市,始終保持著游牧為主的生活方式,農業、手工業發展水平很低。在準噶爾統治這一區域的時代,整個中亞地區,最會種地的就是現在的維吾爾族,他們的農業種植水平已經算是很高了,所以經常被準噶爾貴族強制遷徙到伊犁河谷一帶去為他們種地。而且,為了保證維吾爾族的馴服,準噶爾統治者長期要求維吾爾族的上層貴族把子女送到伊犁去做人質。清朝征服準噶爾后,就解放了一大批原來被扣押在伊犁的維吾爾族貴族的人質。
朝貢體系之下的準噶爾
像所有少數民族一樣,準噶爾與中國的中原王朝的關系是基于朝貢貿易的一種承認的政治。準噶爾向中原王朝進貢,承認中原王朝的宗主地位,但同時保持獨立性,中原王朝對其內部事務保持中立,不過多干預。即使部落內部發生大規模變亂,只要新任的最高統治者保持對中央王朝宗主地位的尊重,不提出過分的要求,就仍然可以得到中原王朝的承認,并取得朝貢貿易的資格。所以,雖然從瓦剌時期直到清朝征服,準噶爾部落雖然經歷了多次變亂,但明朝與清朝并未干預,幾次主要的沖突多數起因于朝貢規模上的分歧。準噶爾要求開放更多的貿易地點,允許更多人到內地朝貢,而明朝與清朝都曾給予過相當的優待,最終卻發現優厚待遇并不能換來準噶爾的馴順,因此對朝貢貿易的規模進行了一定的限制,從而激化了雙方的矛盾。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明朝時的朝貢與清朝有很大的不同。明朝時期的朝貢雖然貿易規模已經相當大,但朝貢的政治意義仍然大于貿易意義。也先在土木堡之變中俘虜明英宗之后,一直對其保持著較好的待遇,并沒有像金國對待北宋的俘虜皇帝那樣當成囚犯來對待。而到清朝時,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清朝入關之前,即已征服了東蒙古的相當一部分,并將之納入其直接控制范圍。喀爾喀蒙古與清朝的關系稍微遠一些,直至清準昭莫多之戰后,喀爾喀才完全進入清朝的控制范圍。但喀爾喀蒙古與此時的西藏基本上已經被納入清朝的主權范圍之中。所以,康熙皇帝對準噶爾葛爾丹入侵喀爾喀的反應極為強烈,對葛爾丹派軍入侵西藏也反應強烈,都采取了軍事措施,而對俄國入侵準噶爾則反應要弱很多,只是召見俄國使者進行譴責,并沒有出兵。所以,準噶爾與清朝的關系比喀爾喀要更遠些,準噶爾雖然承認清朝皇帝的“天下之主”地位,但這一承認的政治含義要弱得多,更多的是為了獲得貿易資格。
在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貿易體系下,各朝貢國與中原王朝的關系是有區別的。一般而言,在進入相對穩定的時期后,中原王朝并不愿意過多地染指朝貢國的內部事務,只要朝貢國能保持穩定,不侵犯內地領土,朝廷會盡量委曲求全。在這種背景下,朝貢國能否保持其內部政治的穩定性與政策上的連續性,也就是內政自治的發展水平,對雙方關系的穩定有著決定性的意義。像朝鮮和越南這樣在取得獨立后很快就建立了相對比較成熟的封建國家體系的國家,與中原王朝的關系就更穩定些,而像蒙古這樣始終不能建立起封建國家、處于部落狀態的區域,中原王朝的態度就更有彈性一些。當然,即使是越南與朝鮮,在遭遇重大政治危機比如王朝體系面臨崩潰或重大外部威脅時,都會主動向中原王朝求助,而中原王朝也會給予力所能及的幫助。在進入現代主權國家體系之后,雖然清朝政權本身也受到了列強侵略,并遭遇多次重大打擊,但在朝鮮和越南遭到侵略時,清朝政府仍然出兵支援。
準噶爾也屬于這個朝貢體系,但朝廷對他們的態度與對越南、朝鮮完全不同。康熙時期雖然曾與準噶爾進行過三次規模較大的戰爭,但其目標并不是完全占領并統治這些地方,只要他們不發動內侵戰爭,不騷擾內地,朝廷也不想理會他們。畢竟,對朝廷來說,打仗是要付出大筆錢糧的。尤其是在中亞草原這樣的地方,兵馬糧草都要由內地長距離運輸,而在當時運輸成本是相當高的,所以從康熙到乾隆前后上百年與準噶爾的斗爭中,每次大規模出兵之前,朝廷都要預先作長期的準備。
準噶爾強盛時會發動對內地的戰爭,朝廷會扶持其中比較弱小的部落,以對抗強大的部落;弱小時對內地比較馴順,中原王朝相應地開放朝貢貿易給予支持。但這種扶持往往并不能帶來更長久的和平,而常常是一波剛平一波又起。比如在對葛爾丹的斗爭中,康熙就對策妄阿拉布坦采取了扶持政策。但葛爾丹敗亡之后,策妄阿拉布坦大體上完成對準噶爾的統一,就成為清朝在西北的勁敵。最嚴重的時候,策妄阿拉布坦一度派兵進占西藏,驅逐了之前已經與清朝形成穩定朝貢關系的和碩特蒙古。在驅逐準噶爾出藏時,清朝扶持了時在青海的和碩特蒙古親王羅卜藏丹津,而羅卜藏丹津隨后就叛亂了。在乾隆征服準噶爾的過程中,扶持了勢窮來歸的阿穆爾薩拉,但阿穆爾薩拉在之后不久也發動叛亂。在今天我們看到的歐洲、美國和日本關于準噶爾的研究中,阿穆爾薩拉都被當做準噶爾的末代君主,而站在清朝的立場上看,這當然只是一個先降后叛的亂臣賊子。
乾隆征服準噶爾部
在中亞,俄國是后來居上者。俄國一成型,就開始迅猛向外擴張。在彼得大帝的時代,俄國的魔爪就已經伸向了中亞和西伯利亞。雖然俄國相對于歐洲來說,當時仍然相當落后,但是相對準噶爾這樣的游牧民族來說,已經算是相當發達的近代國家了,不僅有成熟的農業、手工業,最主要的是有完整的近代國家體系。所以,就在準噶爾部落忙于內部分歧的時候,俄國不失時機地將勢力延伸到了原屬準噶爾的區域,建立了幾個前進據點,比如托博爾斯克。不過這時因為俄國這時的主要精力仍然用在與歐洲大國爭鋒上,無法抽身,所以并未對準噶爾大規模用兵,只是逐步滲透和招誘、勾引準噶爾。所以,這一時期俄國對準噶爾地區采用的方式主要是滲透,步步為營地在中亞建立據點,壓迫準噶爾。
策妄阿拉布坦與僧格時期,準噶爾都對俄國抱著非常不信任的態度,曾多次抗議俄國的入侵,并以武力拔除了幾個俄國建立的據點,現存的一些對準噶爾的歷史、人文風貌的西方記載,多數就是在準噶爾與俄國的沖突中被俘的歐洲人留下的。他們在俄國與清朝之間搖擺,當與清朝的關系比較穩定的時期,對俄國的態度就比較強硬,而當與清朝的關系比較緊張的時候,對俄國的態度就比較曖昧,但總的來說,仍然是以斗爭為主。雖然失去了一些部落、土地和人民的控制權,但始終保持著獨立性。俄國對準噶爾的基本政策是胡蘿卜加大棒,威逼利誘,但并未取得太多成效。而清朝這一時期與俄國的斗爭主要集中在東北地區,對西北則鞭長莫及。
乾隆時期,準噶爾在內亂中越發分崩離析,哈薩克早期曾一再退避準噶爾,而此時的準噶爾已經無力對抗哈薩克。所以,在一些準噶爾部落內附后,清朝朝廷得到了比較確切的關于準噶爾的情況的情報,于是決定對準噶爾大舉用兵,徹底征服準噶爾。經過前后三次戰爭,清朝基本上達到了目標,將現在的新疆納入了直接統治體系,原有的準噶爾部族均編旗管理。但主要的作戰目標為準噶爾體系下的區域,對已經被俄國占領的部分則完全放棄,對已經獲得比較大的獨立性的部落也承認既成事實,基本上放棄了主權。為了鞏固對這些地方的占領,清朝還在現在的北疆修筑了一系列城市,比如伊犁、烏魯木齊、瑪納斯、沙灣等都是在這一時期建立起來的。
打個不太合適的比喻,準噶爾地區在清朝征服之前,就相當于無人占領區,俄國與清朝都不擁有現代意義上的主權,但如果準噶爾轉化成為現代國家,非要在二者之間選擇,顯然會是中國。特別需要說明的是,這里的主權是“現代意義上的主權”,在現代意義上的主權國家國際體系形成之前,朝貢體系本身就是一種主權形式。
在允許多樣性存在的朝貢體系里,準噶爾民族可以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民族生存狀態,保持自己的獨立性。而準噶爾民族的悲劇在于,他們還沒有做好準備,就已經被迫進入了一個現代世界體系之中。新的世界體系完全打破了朝貢體系,以武力侵略的形式消滅了差異性和多樣性,將全世界帶入了一個單一主權國家體系之中。對這一區域來說,俄國完全是個外來的入侵者和征服者。當作為入侵者的俄國人到來的時候,準噶爾民族還沒有學會建立國家體系,遑論乎以明確的邊界來劃定主權范圍。所以,準噶爾民族被消滅的罪魁禍首就是現代主權國家體系。
主權國家體系時代
當然,作為傳統的朝貢體系的中心,中國的現代轉化也相當困難。雖然中國曾經長期與周邊的眾多地區、國家保持著朝貢關系,扮演者宗主國的角色,但在進入晚清后,來自西方和日本的侵略打破了這一體系,先是將曾經的朝貢國變成了一個個名義上的獨立的主權國家,然后再以各種形式變為殖民地。蒙古、朝鮮、越南、尼泊爾、琉球都是如此,蒙古、朝鮮和越南、尼泊爾如今已經完全成為獨立主權國家,琉球已經被納入日本版圖,甚至還衍生出了釣魚島問題,西藏總算是得以保存下來,而新疆和準噶爾保存下來的只有一部分,還有相當一部分已經或者獨立,或者被納入別的主權國家的版圖,甚至還出現了形形色色的獨立的要求。在面對西藏、新疆、臺灣和釣魚島這樣的問題時,中國被迫不得不常常以各種各樣的歷史敘述來證明對這些地方擁有主權,而且時常顯得捉襟見肘,也很難得到西方國家的認同。因為按照西方國家的傳統,他們不認為朝貢體系就是一種主權形式,而僅僅是一種貿易形式。西方國家經常指責中國在西藏和新疆進行種族滅絕,消滅少數民族的文化傳統,但他們忘了的是,真正消滅這些少數民族區域的文化傳統的并不是中國,恰恰是他們自己的祖先。
不過,朝貢體系給現代中國留下的印記也相當強,比如在西藏和新疆等地都實行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就帶有強烈的朝貢體系的色彩,雖然也已被納入中國的主權范圍,但中國仍按傳統的朝貢體系的原則,允許這些民族保留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狀態,允許他們保持相當程度的民族自治,在政策上給予許多特殊化的照顧。朝貢體系留給中國的另一重要遺產是,中國在處理領土問題時,能夠保持相當程度的彈性,所以才能以一國兩制的方式恢復對香港、澳門行使主權,甚至允許臺灣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享有更大的獨立性,比如保留軍隊。
在現代主權國家體系之下,雖然看上去不少民族都已成為主權國家,但在非洲、拉美和亞洲等區域,民族國家實質上不過是一個外殼,他們仍然嚴重依賴于現代資本主義體系。在這個新的體系中,雖然他們名義上享有民族國家主權,但實際上不過是建立了一個以歐洲和美國為中心的新朝貢體系。在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系里,各個朝貢國家和民族還可以保留自己的文化傳統和生活方式,中原王朝對其內政并不過多干預,也不要求他們與中國一樣尊孔、進行科舉考試、繳納賦稅,而在現代的新朝貢體系之下,這些國家和民族都必須認同源自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這樣的“普世價值”,否則就會被當做“流氓國家”,進行政治、經濟制裁,嚴重情況下甚至會以武力進行干預。從這個意義上說,現代的新朝貢體系相對于傳統的朝貢體系,并不見得就是一種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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