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與二戰時期在馬來半島活動的136部隊

              張泰永

[導讀]本文共分三章，每章都標上了醒目的標題。讀者憑標題就能捕捉到每一章所要講的內容是什么。這些文章大部分都是取材自陳平回憶錄“alias Chin Peng My Side Of History”，特別是最后的兩章，是由張泰永根據英文版的原文，并參考中文版《我方的歷史》，重新直接翻譯過來的，值得對過去了近70年發生在馬來亞大地上的一段具有極其重要歷史意義的往事和對生長在馬來亞殖民地年代的陳平總書記的童年時代感興趣的各方人士一讀——編者識

1. 陳平與二戰時期在馬來半島活動的136部隊

2. 陳平對于這段過去了近70年的往事怎么看；

3. 外一章：聽陳平講自己童年的故事

                        （一）

陳平與二戰時期在馬來半島活動的136部隊

將近七十年前的1941年12月7日，日寇偷襲珍珠港，悍然發動了太平洋戰爭。同日（馬來亞時間為12月8日），又揮師南下，入侵馬來亞。擁有海陸空三軍、兵力達10萬人以及兩三百架戰機和兩艘英國皇家海軍主力艦協助守衛馬來亞的英軍，面對只有三師兵力僅4萬多人的日本侵略軍，竟然節節敗退，在翌年1月31日不到55天的戰斗中便全線失守，從馬來亞內陸撤退至被英國首相丘吉爾譽為“攻不破堡壘”的新加坡，企圖負隅頑抗。

在新加坡保衛戰中，盡管有由華僑抗敵動員總會、馬來亞共產黨代表合作倉促組成的上千名星華義勇軍配合和協助英軍防守，與日本侵略軍浴血奮戰，但是，最后始終抵擋不住日寇氣勢洶洶的攻勢。

1942年2月15日，防衛馬來亞和新加坡的英軍總司令白思華中將，手舉白旗向日軍投降了。至此，英國殖民主義者統治了百多年的馬來亞（含新加坡），終于拱手讓給了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從此，馬來亞各族人民在日本侵略者的鐵蹄下，過著暗無天日的悲慘日子。

然而，正是在國家危難的嚴重關頭，馬來亞各族人民在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特別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發展的鼓舞下，在馬來亞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也同時拿起武器，建立了自己的一支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武裝力量——馬來亞人民抗日軍。

在日寇占領馬來亞的3年零8個月時間里，馬來亞共產黨領導的這支人民抗日武裝，狠狠地打擊了日本占領軍，阻擾和破壞了日寇肆意掠奪馬來亞的錫、樹膠等戰略資源的圖謀，有效地牽制了日本侵略軍的大量兵力，因而有力地配合了國際反法西斯戰線對日作戰，為最終取得國際反法西斯戰爭和馬來亞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戰后為人們所津津樂道、發生在馬來亞的136部隊和蜚聲一時的國民黨特工林謀盛的傳奇故事，就跟馬共和馬來亞人民抗日軍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可以這樣說，在日寇當年的嚴密封鎖和殘暴統治下，136部隊及其一伙如果沒有獲得馬共和馬來亞人民抗日軍的協助和合作，根本就無法來到馬來亞，就算來到了也難于生存，更不用說發揮作用，為盟軍的反攻作出貢獻了。

不過，英國人為了給自己涂脂抹粉，在戰后極力夸大136部隊在馬來亞淪陷期間以及馬來亞最后從日寇手中解放出來的戰斗中，所進行的活動及其發揮的作用。136部隊的重要成員在戰后也曾撰寫有關的著作，其中最為人熟知的有查普曼的《森林是中立的》，算是一本值得一讀的當事人身歷其境的歷史記述。另一本《紅色的森林》，則是英軍敗退時的留守人員（敵后特工人員）克羅斯所作，講述的是他和留駐柔南地區特別隊隊長巴里戰爭期間在森林中的艱苦經歷。筆者上個世紀50年代看過的一部英國電影《桂河橋》里，也浮光掠影地提到由哥倫坡東南亞盟軍司令部指揮的這支136部隊的番號。

而在馬共的歷史文獻里，有關136部隊活動的歷史記述，當推馬共總書記陳平2003年9月出版的《My Side Of History》回憶錄里記載的最為詳實和最具歷史價值。因為早在1942年4月起，年近18歲的陳平，就受命與準備潛回馬來亞西岸登陸的136部隊指揮官戴維斯等人聯絡，為這組情報組織人馬的到來、安全轉移、住宿營地、保衛工作、交通聯系直至日常生活方面的種種煩雜瑣碎問題，負責提供在當時條件下所能給以的最大幫助和保障。他與136部隊的聯系，一直保持到1945年8月中日本最后戰敗。

更為重要的是，當年的陳平作為一名年輕的馬來亞共黨人和馬來亞人民抗日軍的一名干部，敢于冒著生命危險，投身到原始森林中打游擊，他的英文水平不高，卻能毫無懼色地與年齡比他大十多歲受過嚴格正規軍事訓練、經驗豐富的白人軍官從容打交道，表現出他過人的勇氣和膽識。

他親自負責安排并參與了萊特（當年的馬共中央書記，化名張紅）以馬共和馬來亞人民抗日軍名義與東南亞盟軍司令部代表于1943年12月底在霹靂布蘭丹營地舉行的著名的“布蘭丹會談”及其協議的簽訂。這個后來史稱為“布蘭丹會議協議”的簽訂，毫無疑義對馬來亞人民的抗日戰爭的堅持和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它也是馬來亞共產黨在日寇占領馬來亞3年8個月期間領導馬來亞各族人民進行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的一個鐵證。

本文試圖從這些書刊的有關材料里，盡可能全面地和客觀地就這段過去了近70年關于136部隊和馬共、抗日軍合作抗日的可歌可泣史實加以梳理，以便后人有個較為完整的了解和認識。

1.     136部隊的建立和潛回馬來亞的經過

各種資料顯示，136部隊實際上是設于哥倫坡的東南亞盟軍司令部指揮下的一個特工組織或情報組織，其主要任務就是潛回敵后（馬來亞）與抗日軍取得聯系，并與之合作，以加強馬來亞本土的“抵抗運動”；與此同時，搜集敵后各種有價值的情報發送給總部，以便時機成熟時，配合盟軍的反攻，驅逐日寇，收復馬來亞。

不論從人數、活動的性質和范圍來看，136部隊在從1943年中第一批人馬登陸于馬來亞西岸直至1945年8月中日寇無條件投降的兩年時間里，其所起的作用絕不像西方學者或英方人員所吹噓的那樣，是一支作戰隊伍，這可證之于它從來就沒在馬來亞的任何地方與任何日軍或偽軍警交過鋒，打過仗，因此，也就無什么作戰和傷亡數字的記錄可供查考。不過，后來的歷史發展說明，136部隊對盟軍反攻東南亞、對英殖民主義者卷土重來恢復其在馬來亞的統治，倒是起著非常重要的“橋梁”作用。

根據陳平回憶錄記載，后來成為136部隊負責人的戴維斯及其率領的第一批人馬（五名華人特工），接受東南亞盟軍司令部派遣，大約于1943年5月11日從哥倫坡乘坐一艘又舊又小的荷蘭潛艇出發，于24日晚抵達霹靂邦咯島（Pulao Pangkor）以北4英里外的丹絨漢都（Tanjung Hantu）登陸上岸。他們此行是到淪陷了的馬來亞作初步的試探，主要任務是進行偵察和搜集情報。

經過一個月的逗留后，戴維斯便乘坐另一艘潛艇返回哥倫坡，向東南亞盟軍司令部特別行動執行部馬來亞組匯報，為重返馬來亞森林執行任務制訂一個長期逗留的全面計劃。戴維斯根據當時獲得的情報已確定，馬來亞全境都有馬共領導的抗日游擊隊的活動，并且令他相信，馬共和抗日軍愿意跟英國人合作，以共同對付日本人。于是，在盟軍司令部的授權下，戴維斯帶著要與馬共高層談判合作的計劃，于1943年8月4日晚第二次乘坐潛艇在霹靂丹絨漢都以北的昔加里（Segari）地帶上岸。他的另一位重要助手布魯姆則在一個月后也以同樣方式到達。

戴維斯一行人這次抵達的消息，通過當地一名漁民（他是馬共的同情者）的關系傳到了剛被委任為霹靂州代州委書記的陳平位于美羅（Bidor）的總部。

據陳平回憶，他接到消息后，出于要與英國人代表取得聯系的迫切愿望，他不顧日本人已經獲悉盟軍潛艇在霹靂海岸活動的情報后明顯地加強了當地安檢的嚴厲措施，冒著極大的風險騎著腳車，經過至少兩天迂回曲折的路程，趕到昔加里。

1943年9月30日近傍晚時分，當時的陳平化名陳金生，代表馬共州委會與東南亞盟軍司令部最高司令蒙巴頓的代表戴維斯就在昔加里舉行了第一次正式談判。為了取得陳平的信任，戴維斯當時曾向陳平出示盟軍司令部最高司令的授權書，并詳細介紹了自己戰前曾參與英國人在新加坡淪陷前夕臨時抱佛腳舉辦的101訓練學校的教學工作以及與霹靂州派往受訓的馬共人員交往的經歷。

在會談過程中，戴維斯和布魯姆從一開始就清楚表明，他們急欲與馬共高層建立正式聯系的意愿，他們也急于了解馬共和抗日軍在政治和軍事方面的實力，包括武器裝備的情況和游擊隊的戰斗力。面對對方的詢問，剛剛因為州委其他負責人被捕迅速擢升為州委書記的陳平，雖然年紀輕輕，第一次與盟軍最高司令特派代表直接面對面打交道，不僅毫不怯場，而且能機警地應對，巧妙地回答：他只能就他們個人的安全問題提供建議。不過，他向他們保證，他一定會盡力代為轉達他們要給馬共中央的任何信息和要求。

隨后，陳平告訴這兩位英國軍官，整個海岸平原地區已經很不安全，因而建議他們轉移到敵人難于圍剿的內陸地勢險要森林茂密的中央山脈地帶。戴維斯和布魯姆戰前都曾在金寶和怡保任職，對這里的地理環境相當熟悉，最后接受了陳平的建議，并一起討論研究了陳平提出的一個相當冒險的方案，就是在敵人鼻尖子底下，坐漁船直接通過天定海峽轉移到內陸的航線，同時約定好時間表和今后的聯系辦法，以便保證向內陸轉移的行動能夠在絕對保密和盡可能避免與敵人接觸的情況下進行。

雙方取得一致看法后，陳平先返回美羅，積極為這批英國人尋覓最安全最理想的扎營地。最后他選中了金馬侖高原附近地區的布蘭丹山區一座高達2200英尺的山頂作為未來136部隊扎營地。這里的地形和環境正合地勢險要、森林茂密、人跡罕至的安全要求，走捷徑上山，也要用盡力氣走兩個小時的路程，連最強壯的游擊隊員都感到非常吃力。而且，它雖然偏遠孤立，站立在這座山頂上卻可以俯視整個海岸平原和后山地區，天氣好的時候，還可遙望西北面馬六甲海峽藍色海面朦朧身影，甚至50英里外的邦咯島，以及西面的九嶼島（包括布羅島、拉朗島等），蜿蜒曲折的霹靂河流經的沿岸如夢如幻的景色也盡收眼底，而更為重要的一點是，這里離活躍于霹靂州的人民抗日軍五獨的地盤不遠，情況緊急時，隨時可以給予援手。

此外，為了保障布蘭丹營地和英方人員的安全，陳平還特別組織了一排的兵力負責警衛工作，任命一位當年馬共隊伍里少有的懂英語名叫阿楊的黨員擔任警衛部隊的指揮員，并且命令他們開始動工建筑營寨。

在做好迎接英方人員的一切準備工作后，陳平便派了一位交通員前往昔加里去護送戴維斯、布魯姆及其他五名特工一起前來。戴維斯一行完全依照原先定下的路線，先是乘帆船渡過天定海峽，然后駛向霹靂河口南岸港灣的峇眼拿督。陳平自己則親自到峇眼拿督附近一個丹麥人的仁特拉打膠園內的工人棚里等候。漁船順利到達時，正好是大白天，光天化日下趕路對白人無異等于自殺，于是大家只好決定在原地休息，等候夜幕的降臨。

陳平利用這段時間，向戴維斯等人簡單地介紹了接下來要走的路程，約有40英里，需時兩天兩夜，其間有時要走迂回曲折的羊腸小道，有時要爬山涉水，相當艱苦。隨后，陳平因為要替他們經過敏感地帶（美羅）和前往布蘭丹沿途的安全進行安排，先乘車子離開。當晚，戴維斯一行也在陳平安排的向導的引導下出發，開始了漫長的內陸行程，經過樹膠園、沼澤地帶及海岸叢林，繞過好幾個馬來甘榜和華人鄉村，以及美羅市鎮，最后終于平安到達布蘭丹營地——136部隊在敵后馬來亞活動的大本營。

戴維斯看了陳平準備的這個營地非常滿意，心情激動，大加贊揚。據陳平回憶，那天他和戴維斯長談至深夜。在談話中，陳平曾提及日寇占領馬來亞時，一位來不及撤離而“被留下”在馬來亞森林里的英軍軍官查普曼。戴維斯一聽，很高興查普曼還活著，他希望陳平能找到查普曼，并設法把他安排到布蘭丹營地。其時查普曼跟彭亨的抗日軍一起行動，病得很重，感染了多種熱帶病。陳平答應通過中央的關系，命令彭亨抗日軍司令部派人護送查普曼到美羅地區。結果，查普曼由于病重，加上路途難走，他的向導在險峻的中央山脈差點迷失方向，他們一行足足花了兩個月時間才到達指定的集合地點。從這里又走了半天的山路才抵達布蘭丹營地。

雖然經歷了那么艱苦的行程，但是當查普曼在一間植物蔓生的木屋陡然見到數月前曾經接觸過的陳平時，禁不住流露出又驚又喜的臉色。那晚恰巧是1943年的圣誕節。就這樣，查普曼和他的特別作戰部的同僚戴維斯、布魯姆如愿以償終于相聚在一起。

可以這么說，當年33歲的戴維斯（John L.H.Davis）少校，35歲的布魯姆（Richard Broome）上尉和查普曼（Frederick Spencer Chapman）少校這三位英國軍官，實際上就是后來稱之為136部隊主要組成人員，也是1943年12月30日舉行的布蘭丹會談的參加者，除查普曼因為不是東南亞盟軍司令部委派的代表無需在布蘭丹協議簽署外，戴維斯和布魯姆作為正式代表都簽了字。隨后乘坐潛艇來到霹靂西岸登陸并由陳平自己護送到布蘭丹營地的國民黨特工組組長林謀盛化名陳春林，也是布蘭丹會議的參加者，并擔任翻譯，他也作為盟軍司令部代表在協議上最后一個簽字。

2. 136部隊主要成員簡介

以下就跟據陳平回憶錄的記載，先介紹一下這幾位136部隊主要人物的簡單來歷：

一、戴維斯少校在日寇入侵馬來亞之前，就曾在美羅以北的金寶當過殖民地警察。他是在日寇入侵后不久，應召參加英國的特別行動執行部的。在來到布蘭丹營地跟陳平合作的兩年時間里，他給陳平留下了相當好的印象。陳平后來回憶說，體格健壯、靈活敏捷的戴維斯，能說幾分流利的馬來話和廣東話，是和他打交道的白種人中最親密的伙伴。他們之間的關系是愉快的。不過，不幸而被陳平當年言中的是，二戰結束后，戴維斯重返馬來亞為殖民當局服務，在1948年6月20日緊急狀態宣布后，昔日并肩抗日的這對“戰友”成了“各為其主的敵人”。

有趣的是，1955年12月底舉世矚目的華玲和談舉行時，戴維斯又成了英帝派來接載和護送陳平為首的馬共代表團從森林里出來前往華玲出席和談的英方軍警負責人。華玲和談破裂之后，陳平等一行返回森林時，也是由戴維斯率領的英軍警人員一路護送到森林邊緣。當時戴維斯似有所圖，還有意一直把陳平等送回到森林里去，但為陳平婉拒了。據說，他們這次老友“重逢”，已沒像過去那樣言談甚歡，戴維斯方面看來還想與陳平“重溫舊夢“，欲圖達到談判桌上未能做到的一些事情。他們之間的這段傳奇，可說是馬來亞抗日斗爭史和戰后馬來亞人民爭取民族獨立斗爭史上的一個佳話或插曲，也是馬來亞共產黨人數十年來為馬來亞自由和人民利益而戰的明證。

二、布魯姆上尉在馬來亞淪陷前，也曾在怡保一帶擔任殖民地縣官，知識分子出身，為人文靜，對人冷漠，不過說得一口流利的廣東話，有助于陳平和他之間的溝通，因為那時的陳平，英語水平還很有限。布魯姆來到森林后就染上嚴重熱帶病。據陳平回憶，在參加布蘭丹會議的冗長談判時，負責記錄商談結果的他，在病痛的折磨下，顯得筋疲力盡，勉強支撐著不斷前后搖擺、冒汗發抖的身軀，跟隨會議議程，但已無力氣發言。雖然陳平是在跟戴維斯第一次見面時，就認識了他，但由于布魯姆的性格，不愛跟人交往，他們之間的關系始終保持著一定的距離。不過，陳平還是喜歡這個人。

1945年2月1日，當戴維斯的136部隊與哥倫坡東南亞盟軍司令部的無線電聯系接通后，布魯姆按照老早就做出的決定，必須設法返回去向總部匯報他們在馬來亞敵后所搜集到的情報，這對英軍在最后階段策劃從海面反攻馬來亞和新加坡的“封鎖行動”，具關鍵性意義。由于查普曼當時感染多種熱帶病需要得到緊急醫治，戴維斯認為他應陪同布魯姆一起回去。他們離開營地前往海邊的艱難行程，實際上也是由陳平應他們的要求負責安排的。陳平的任務是確保在5月13日半夜把他們安全送達一個叫做丹絨布朗雅的沙灘海灣，外國人則稱為綠寶石灣的地方隱藏起來，等待英國皇家海軍依約派來的潛艇接載他們。

陳平帶領一支武器精良的游擊隊護送他們到達打巴市郊的一個小村莊后，于4月28日下午離開了他們。當他和這兩位相處了近兩年的白種人握手道別時，他們都流露出真誠的感激之情，令陳平很感動，毫不懷疑他們的誠意，雖然他知道彼此之間在政治上各自擁有不同的信念。陳平認為他倆都是非常杰出和勇敢的人，并且真誠希望他們中任何一人，都不會在日本戰敗后被送回馬來亞來維護英國的利益。

三、查普曼少校原來就是英國的非常規戰專家。在日軍進攻馬來亞之前就已在新加坡擔任英國人的特別行動執行部隊長，并擔任英國人臨時抱佛腳開辦的吸收包括馬共黨員和抗日分子進行軍事訓練的101特別訓練學校的教官。事實上，在1941年12月19日，查普曼就曾與萊特見過面，并且清楚知道萊特是馬共中央書記又是英國特務的真實身份。他們這次會面是為了商談訓練馬共成員和建立敵后游擊隊之事。不過，查普曼后來參加布蘭丹會談時卻巧妙地隱瞞了他們之間的這段關系和萊特內奸身份。

查普曼是在日軍攻占新馬后，曾經根據準備“潛伏敵后”的軍事行動計劃，在日本人后方建立了游擊隊武器和軍需品臨時收藏處。結果，由于日軍的猛烈攻勢，英軍的潰敗，查普曼與一批來不及撤離的英軍人員給滯留在霹靂仕林河。當時，陳平就在那一帶地區活動，通過秘密渠道了解到他的敵后活動，并和他見了面，邀請他為陳平所成立的駐扎在這一帶森林里的第一支游擊隊進行軍事訓練。陳平后來認為，他們之間的初步接觸，也許可以說是英軍與馬共之間就戰爭期間合作抗日問題進行的第一次交談，他們都覺得彼此之間有許多可以相互協助的地方，雖然，他們都沒有被授權商談建立正式的關系。

如上所述，查普曼因病于1945年4月與布魯姆一起返回哥倫坡盟軍司令部匯報工作，他們于5月底安全抵達錫蘭。戰后，查普曼曾把他被留下敵后進行抗日活動的傳奇故事寫成一本名噪一時的著作《森林是中立的》。書中不可避免地抱有西方學者對亞洲人的偏見和種族歧視，認為日治時期包括馬來人、印度人和華人在內的亞洲人都是叛徒，愚昧無知，都不懂打仗。不過，應該肯定的是，這是描寫日本統治馬來亞時期游擊隊生活的最好一本書，作者對自己能與馬共和抗日軍以及陳平個人建立起關系深感自豪。

四、林謀盛作為國民黨的特工組負責人兼136部隊主要人員之一，是最后一個于1943年11月2日乘荷蘭皇家海軍的潛水艇潛回馬來亞的。他的登陸以及前往布蘭丹營地與戴維斯、布魯姆會合也是由陳平親自接應和全程護送的。據陳平追憶，當時他帶著戴維斯交給他的一封密信趕往霹靂河口接應。那晚，在黑夜中，只有朦朧的月光，他冒著被日軍巡邏艇發現的風險，乘坐一艘小船登上停泊在離海岸幾百碼外海面的潛艇，與艦長德維里斯海軍少校見面后，把戴維斯密信交給了隨船前來原擬一起登陸的這次行動的盟軍指揮官芬納上尉。結果，他拒絕了芬納上尉和另一名叫哈里遜的上尉一起登陸的要求，只同意讓當時化名陳春林的林謀盛一人登陸上岸，理由很簡單，就是如果帶著白人同行進入內地，實在太危險了，安全沒保障。

陳春林帶來了一部英軍B.MK11發報機。這部發報機雖然較小，但運送到內地山區的布蘭丹營地也費了不少周折。而且，這部發報機要等到14個月后的1945年2月1日才在一次偶然機會與哥倫坡盟軍司令部接上無線電通訊聯系。

陳春林也參加了布蘭丹會談，并作為136部隊盟軍代表之一在布蘭丹協議上簽了字。需要指出的是，其時，不論萊特或陳平本人并不知道陳春林的真實身份原來是新加坡華人林謀盛，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后，林謀盛返回重慶，成為國民黨特工人員，后根據中英協議被派駐錫蘭盟軍司令部擔任重慶政府聯絡官，同時擔任潛回馬來亞活動的136部隊里的國民黨特工人員的頭目。

陳平在其回憶錄里根據他所了解的情況和當年發生的許多事情證實，林謀盛是被自己人（國民黨特工）出賣的，因為他所指揮的國民黨特工人員紀律松散，生活糜爛，又到人口密集的城市建立地下組織，四處進行活動，搜集情報，最終被日本人破獲和殺害。

3. 136部隊在2年多時間里做了哪些主要工作

歸結起來，以戴維斯為主的136部隊從1943年中起，在陳平為代表的抗日軍的安排和保護下，成功登陸馬來亞并安全轉移到內陸的布蘭丹山頂安營扎寨，一直逗留到最后配合盟軍反攻、日本突然投降這兩年多時間里，主要做了以下幾件事：

一、與馬共和抗日軍最高層代表簽訂了合作抗日的布蘭丹協議。這是戴維斯等136部隊人員潛回馬來亞所要完成的一個主要任務。因此，當戴維斯等安全抵達布蘭丹營地之后，就一再向陳平表達他們急于要跟馬共高層接觸的愿望。但是，在當時主客觀條件下，跟中央的聯系（當時萊特在新加坡）只能靠交通員，既費時又很不容易，風險很大，一時難于聯系上，令戴維斯等人非常著急，幾乎失去耐心，最后甚至到了懷疑陳平從中作梗的地步。后來幾經陳平的耐心努力，終于跟中央接上關系，最后還親自接送萊特到布蘭丹營地與戴維斯等東南亞盟軍司令部代表舉行會談，才使戴維斯等人消除疑慮。

雖然從一開始，在戰前原本是敵對的雙方都各自抱著既合作又提防的態度，或者說各懷“鬼胎”吧，不過，經過兩天在深山老林里的艱難討價還價，最后還是于1943年12月31日達成了一項在馬來亞抗日戰爭史上有著非常重要意義的布蘭丹協議。根據協議，馬共和抗日軍一方愿意與盟軍聯合抗日，并提供各種必要的協助；英國方面愿意為抗日軍提供武器、彈藥、醫藥和金錢等資助和軍事訓練。

二、136部隊潛回馬來亞后主要通過國民黨特工人員進行搜集政治、軍事和經濟以及抗日軍情報的工作，并把這些情報發給盟軍司令部和重慶國民黨情報機構。他們與錫蘭盟軍司令部的聯系，最初是通過不定期來往于馬來亞和錫蘭的潛水艇。后來由于日軍察覺盟軍不斷派潛水艇到霹靂海岸線活動，于是加強巡邏并加以阻擊，迫使盟軍總部最后放棄派潛水艇進行登陸和保持與136部隊聯系的行動計劃。

三、136部隊屬下的國民黨特工人員在此期間曾分散到一些城鎮活動，企圖繞過馬共和抗日軍，建立自己的地下組織，以便擴充實力，除為盟軍司令部特定目的服務外，也為加強重慶國民黨情報機構在馬來亞的特殊利益服務。

四、與盟軍司令部建立無線電通訊聯系是136部隊的一個主要任務，否則，他們潛回敵后活動的情況和搜集到的情報就無法及時發回給司令部，也無法及時接受司令部的指示。因此，1943年9月當戴維斯和布魯姆第一次和陳平在昔加里開會時就曾催促陳平盡快把發報機安裝好。

遺憾的是，這些在英國著名軍校接受過正規訓練并獲得獎學金的軍事專家，帶來的竟是連他們自己都懷疑能否運作的又笨又重的MKIII發報機，還有一部特制的發電機，總重量超過400磅。試想一想，當年在戰爭環境下，護送戴維斯和布魯姆一行到內陸已非易事，還想把這兩部笨重的機器一起護送到目的地，根本就是一件極危險又無法辦到的事情。因此被陳平斷然拒絕了。

1943年11月初，陳春林（即林謀盛）攜帶來的B.MK11發報機，雖然體積較小，重量較輕，功率強大，也幾經周折，于一年后的1944年底才運抵布蘭丹營地。可以理解，在發報機未能運來期間，戴維斯每次見到陳平必定再三追問，為此事非常苦惱，因為1943年底達成的布蘭丹協議一天不能通過無線電聯系發回盟軍司令部，它實際上還是一紙空文，沒有盟軍司令部的批準和配合，是無法實施的，盡管協議簽訂后，它已成為136部隊戰時的工作中心內容。

136部隊與盟軍司令部的無線電聯系是在發報機運到布蘭丹營地后的1945年2月1日無意間才接通的。這件意外的喜事，給雙方精神帶來極大的鼓舞。136部隊一掃此前的苦悶和士氣低落，立即振作起來，把布蘭丹協議內容通過無線電聯系發給盟軍司令部；馬共和抗日軍方面也舉行了重要會議，作出決定根據整個反法西斯戰場戰略形勢的有利變化，準備配合盟軍反攻，為最后打敗日本侵略者做好軍事部署和制訂政治綱領。

五．無線電聯系接通后，戴維斯便要求與馬共舉行會議，進一步商談落實布蘭丹協議的迫切問題。在陳平努力下，花了兩個月時間，最后抱著患上嚴重瘧疾尚未康復的身軀，把身體狀況比他還要糟的萊特和英方人員布魯姆等帶到由他一手安排的位于布蘭丹營地不遠的另一游擊隊營地開會。

實際上，盟軍司令部在1945年2月1日與136部隊接通無線電聯系后的第25天，即1945年2月26日，就根據戴維斯等的要求展開了使用英皇家空軍“解放者”型號飛機進行的空投行動。據陳平回憶，戴維斯還邀請他觀看了這一天136部隊如何配合盟軍飛機在霹靂打巴至美羅公路郊外某處錫礦區所作的最初一次空投。空投結果，把兩位白人軍官、兩名發報員和兩噸物資準確地落在目標地區。他們當中，有一位是隸屬136部隊名叫漢那中校的軍官和一位名叫漢伯里曼下士的發報員。他們兩人后來跟戴維斯、布魯姆、查普曼一起作為英方代表，參加了于1945年4月16日與馬共代表張紅（萊特化名）、廖偉中（Itu）司令和陳平舉行的落實布蘭丹協議內容的重要會議。

六．如前所述，布魯姆和查普曼按計劃于1945年5月底安全抵達錫蘭作匯報后，東南亞盟軍司令部軍事策劃者也把“拉鏈行動”實施日期由11月底提前至8月中，密集的空投行動也從6月6日開始展開。

據戰后消息披露，繼戴維斯、布魯姆和陳春林等東南亞盟軍司令部代表乘坐潛艇先后于1943年5月24日（戴維斯等人第一次登陸）、8月4日（戴維斯等人第二次登陸）、9月（布魯姆第一次前來）和11月2日（陳春林的到來）在霹靂沿岸登陸之后，盟軍司令部曾六次再派人乘坐潛水艇試圖按照“陳春林模式”送人前來，但只有一次兩名國民黨特工的登陸未被察覺而獲得成功，其余的全告失敗，最后一次還遭到日軍猛烈炮火的攻擊，不得不落荒而逃。從此，盟軍司令部決定放棄派人乘坐潛水艇來霹靂沿岸登陸或與136部隊取得聯系了。

應該說，盟軍在1945年2月26日第一次派遠程飛機實施空投行動之前，136部隊在馬來亞的人數，寥寥無幾，這完全符合盟軍司令部授予136部隊作為一個情報組織的秘密使命的要求。后來在戴維斯等136部隊代表與萊特等馬共代表舉行第二次會議后，根據雙方達成的協議，通過盟軍飛機的空投行動，前后空投了約100多人的盟軍軍官和醫生到馬來亞，136部隊人數才大幅度增加，以協助馬來亞人民抗日軍作戰，準備配合盟軍反攻。

據最后統計，二戰期間在敵后馬來亞活動的136部隊人數總共有140多人，包括國民黨特工人員約50人。

此外，盟軍飛機也根據雙方達成的協議空投了各式武器、軍用物資、醫藥和生活用品給馬來亞人民抗日軍，這點是應該肯定的，但是數量并沒有像英方有關人員和西方學者所吹噓的那么多。與此同時，空投下來的英軍人員多數分散到抗日軍各獨立隊當“聯絡官”或“教官”，企圖以此來掌控抗日軍各獨立隊，以便英軍卷土重來后，幫助恢復英國人的殖民統治。

據陳平回憶，馬共戰后在森林中收藏的軍火中有5千支槍，其中通過盟軍空投下來的還不到10%。事實是，馬共戰后擁有的大量武器，主要是在日本宣布投降時，一部分來自日軍遺棄，大部分是和日軍部隊高級軍官談判得來的。

4.戰后東南亞盟軍司令部對馬共和抗日軍的評價和表彰

在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發動太平洋戰爭、進攻馬來亞之前，馬來亞共產黨人就曾組織抗敵后援會，支持中國的抗日戰爭，不過由于受到英帝的禁止，只能從事半公開的活動。之后，隨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形勢的發展，馬來亞共產黨人還提出與英國統治者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張。他們和以陳嘉庚為代表的華僑抗日團體合作，在保衛新加坡的戰斗中表現得非常英勇和出色，而馬來亞淪陷后，在毫無軍事斗爭經驗和毫無外援情況下，勇敢的站出來，拿起英軍潰退時散失在戰場上的武器，在馬來亞建立起一支人民的抗日武裝力量。日寇投降時，這支馬共領導的人民抗日武裝力量從原有的3個獨立隊已經發展到8個獨立隊，共近10000人。這還不包括全馬各州的后備隊、抗日自衛隊等群眾武裝組織多達45000余人的成員。

馬來亞人民抗日軍在這場艱苦卓絕的戰爭中，與敵軍進行了約340次的大小戰斗，共擊斃擊傷敵人5500余人，自己也付出了3千多人的犧牲代價。特別是1942年九一事件中，由于內奸萊特出賣，馬共中央在吉隆坡附近的石山腳舉行高級干部會議共商抗日大計遭到日寇2千多精兵圍攻，出席會議的40多位中央、地委和獨立隊司令突圍時，就有18位優秀高級干部和戰士壯烈犧牲。馬共和馬來亞人民抗日軍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和馬來亞人民抗日戰爭中所作出的貢獻和犧牲，是無庸質疑的；他們在支持和配合東南亞盟軍在反攻太平洋的戰略行動中所起的作用，也是得到充分肯定的。

正因為如此，在日軍宣布無條件投降，英國人又卷土重來之后宣布成立的管治馬來亞和新加坡名叫英國軍政府的臨時政府，為了對馬共進行安撫，曾邀請馬共派出三個代表參加由64名代表組成的英國軍政府的咨詢委員會。

1945年9月12日，距離日軍投降不到一個月，在新加坡市政局大廈前的草坪上舉行了一次官方的勝利慶典，有16位抗日軍游擊戰士獲邀請參加，并被安排坐在顯著的位置。此外，英國政府1946年6月8日在倫敦舉行的最隆重的一次慶祝勝利大游行，由馬共中央軍委劉堯率領包括陳田在內的馬來亞人民抗日軍11人代表隊，跟馬來亞其他軍人代表一起，也獲邀參加檢閱。

不僅如此，東南亞盟軍司令部最高司令蒙巴頓海軍上將親臨新加坡時，于1946年1月6日在新加坡市政局大廈主持的頒發勛章儀式上，曾親手把“緬甸星”和“1939/45”勛章，一個個分別別在包括馬共中央軍委劉堯和陳平以及二獨司令鄧福隆等八名馬來亞人民抗日軍領導人身上。從當年拍下的照片上，還可看到這8名人民抗日軍代表頭戴三星軍帽身著軍裝威風凜凜地跟盟軍最高司令和各界代表站在新加坡市政局大廈臺階上的英姿。

資料顯示，蒙巴頓是英王喬治六世魅力十足的表弟，是一位擁有敏銳政治觸角的英國海軍上將。他是于1943年8月出任東南亞盟軍司令部最高司令的。他的到任給司令部帶來了獨特的活力和緊迫感，據說在他的領導下，整個地區的情報搜集和秘密行動最終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統一和獲得很大的改進。（見《軍情六處秘密情報局歷史-1909-1949》一書）

因此，作為東南亞盟軍司令部最高司令，又是掌管秘密情報工作的第一號人物，蒙巴頓完全了解，136部隊能夠成功潛回敵后馬來亞和安全生存下來，并按照盟軍總部的指示開展活動，最終完成其授予136部隊的秘密使命和制訂的全盤行動計劃，是跟馬共和抗日軍在戰時給予136部隊的支持、保護和協助分不開的。他也不會不了解，馬共及其領導的抗日軍在二戰時期在馬來亞戰場上在打擊和牽制日軍配合盟軍反攻的戰爭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同時也付出了極大的犧牲代價。他親自頒發戰爭勛章給馬共和抗日軍代表，在各種場合對馬共和抗日軍在抗日戰爭中建立的戰功給予表揚和正面的評價，也在情理之中，不完全是表面功夫。馬共領導的這支武裝力量作為保衛馬來亞反對日本侵略者的抗日英雄，在戰后獲得盟軍司令部最高司令的表彰，獲得馬來亞各族人民的熱烈歡迎和熱情擁護，地位和威望空前提高，是當之無愧的。

非常富戲劇性的一件事是，為了表彰陳平在馬來亞被侵占時期以東南亞盟軍司令部名義進行的軍事活動，1947年8月之后，當陳平剛從國外處理萊特問題回到馬來亞就聽說英王封賜他本人一個大英帝國的OBE勛章（OBE是英國授予有特殊貢獻者的勛章），并且收到了英國當局通知他獲獎的有關函件。當然，此時的陳平已非昔日初出茅廬的馬共年輕黨員，他在戰后和楊果一起成功地揭穿了長期潛伏在馬共黨內的大內奸萊特的真面目，隨后擔任馬共總書記的最高職務，領導全黨繼續進行擺脫英國殖民統治爭取馬來亞獨立的斗爭。

對于英國當局授予他這個大英帝國的特別勛章，他本人覺得時間不對頭，完全不合情理，因為差不多與此同時，他剛剛好代表馬共最高領導層把英國人埋藏在馬共黨內首要間諜萊特除掉，從而化解了大英帝國政府在遠東地區也許可稱之為最大膽的一個富有成效的間諜行動。因此，他對接受不接受這個勛章表現得猶豫不決。陳平后來回憶說，“英國人顯然以為我對他們的善意非常冷淡。恰恰相反，如果我有意拒絕的話，我會即刻寫信表明態度的。然而，用不了多久，贈獎者卻改變了他們的初衷。這件事使他們陷入難于自圓其說的地位，因為首先，我從來沒有正式表示要接受他們要收回的這個獎勵。”（見My Side Of History 第12章）。

5. 136部隊主要成員對馬共和陳平說了什么

136部隊主要成員戴維斯、布魯姆、查普曼等不論在戰時和戰后對馬共和陳平本人所給予他們的幫助、照顧和保護，可以說是充分肯定和贊不絕口的。他們不但從自己的親身經歷中感受到這點，而且從其他許多來不及撤退被迫留在馬來亞原始叢林中的英軍官兵和家屬由于得不到馬共和抗日軍的幫助活活餓死、病死或被俘虜折磨虐待致死的悲慘下場中，深知當年如果得不到馬共和抗日軍以及群眾的全力掩護和支持，是難于生存的，更不用說要完成東南亞盟軍司令部委托的秘密任務。

馬來亞組負責人特雷姆利特在1945年8月15日的總結報告中提到陳平時指出：“CTP（陳平其時在136部隊的代號）是霹靂抗日軍部隊的首領，這兩年來，他斷斷續續地與戴維斯在一起。他是一個有能力、通情達理和討人喜歡的人，給了戴維斯個人和我們的計劃極大的幫助。幾乎全靠他，我們今天在馬來亞才能擁有近30支全副武裝和訓練有素的巡邏隊，可以隨時準備襲擊日本人的交通線；也幾乎全靠他，抗日軍各部隊領導人和他們在一起的英軍聯絡官們之間，才能保持非常出色和友好的關系。”

查普曼抱病，千辛萬苦，終于來到布蘭丹營地與戴維斯、布魯姆重逢時，喜出望外。據陳平回憶錄里提到：查普曼在后來寫道，他隨后在布蘭丹度過的兩個星期，是他一生當中最快樂日子里的一段美好時光。查普曼還說：“游擊隊在我們失去尊嚴的地位時接受我們，是令人十分欣慰的事。這主要是因為我們和一位杰出的人物——陳平之間建立了非常友好的關系。他們在任何時候絲毫不讓我們覺得自己對他們來說是一種累贅，而且他們給了我們一切可能的幫助。”

另外，據陳平后來偶然發現的一份解密了的“絕密”文件里，戴維斯1945年8月21日，曾向總部發出以下有關陳平的這樣的信息：“姓名：陳平。福建人。年齡約25歲。受華文中學教育。英文一般，理解力要比口語強。家庭情況未明——也許中等，也可能富有。身材魁梧，圓圓的孩子臉。勇氣可嘉、命令得到部下當然和無爭議或非表面的服從。性格沉默，頭腦敏銳，能力非凡。坦誠可靠。非常討人喜歡。由于年輕和閱世未深，他當然還不是能說會道的重要人物。”

需要說明的是，戴維斯這份“絕密”文件，實際上是為了英國人卷土重來后以便對付像陳平這樣的“假想敵”重要人物的需要而寫的，可說是他作為136部隊負責人經過長期跟陳平親身接觸和細心觀察后所作的概括性很強的評語。當然，由于陳平在整個日本占領時期與英國軍官特別是在和戴維斯打交道時，非常小心地把自己的真實身份和家庭情況掩蓋起來，戴維斯在這方面對陳平的了解其實知之不多，這點不難從這份文件里看出。

如今，驚回首，馬來亞大地上近70年發生過的往事，依然歷歷在目：驚天動地的抗日戰爭；戰后席卷全馬的要求民主獨立的反殖愛國運動；迫使英國人提前讓馬來亞獨立的抗英民族解放戰爭以及隨后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不得不繼續進行的國內戰爭直至1989年12月受到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人民高度贊賞和熱烈歡迎的合艾和平協議的簽署，都與1924年10月21日在馬來亞殖民地年代的霹靂實兆遠出生的這位年輕人，即本文的主角——陳平有關。他，從1947年起即一直擔任馬來亞共產黨總書記，可說是20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碩果僅存的領袖人物之一。

千秋功過任評說，但歷史事實擺在那里，不容任意歪曲篡改！

（二）

    陳平對于這段過去了近70年的往事怎么看

   2003年9月萬眾翹首以待的陳平回憶錄“alias Chin Peng MY SIDE OF HISTORY”（英文版）終于出版了，一時”洛陽紙貴“，不僅在新馬，而且在世界各地對馬來亞革命和馬共斗爭史感興趣的人們中間引起極大關注，爭相閱讀；2004年10月其中文版《我方的歷史》，很快也跟廣大讀者見面了。如今時間過去了7年，最近筆者在應21世紀出版社老友的要求執筆寫《陳平與二戰時期在馬來半島活動的136部隊》時，為了更加準確和更為貼切地把這段歷史介紹出來，曾把陳平回憶錄的原文（英文版）與中文版的譯文對照著參考，發現此書的第一章“The unlikely alliance”(不大可靠的聯盟)內容很精彩，對全書也有著提綱挈領的作用。單從標題就可看出，陳平對這段過去了近70年跟英國人合作抗日的歷史，是有著自己獨特的看法，對戰后英國人將會卷土重來變友為敵的發展趨勢，也早就預見到其可能性。因此，筆者覺得很有必要把這一章推薦給讀者重溫一下，不過，為了避免重復，也為了令行文接近筆者的習慣，筆者不揣冒昧，以自己有限的英語水平，把有關段落直接翻譯過來呈現給大家。不當之處，尚望各界人士見諒和不吝指正：

不 大 可 靠 的聯 盟

       （節譯）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夢想。你如果渴望自己與眾不同，你就有責任對你那個時代作出回應。我這一代人的夢想，是要把英殖民主義趕出馬來亞。我對這個事實感到自豪。

但是，你要為自己的夢想付出代價。我們確實已經為自己的夢想付出代價。我們當中的許多人被驅逐出境。根據倫敦殖民部設計的程序，我們遭到逮捕，并按種族被隔離開來區別對待，然后被扔到統治者認為我們該去的地方。在我們從事武裝斗爭的年代，我們不是敵人強大火力的對手。我們既沒有技能，也沒有手段或時間跟它龐大的宣傳機器較勁。它先是把我們描繪成不折不扣的普通匪徒，之后，隨著軍事行動升級，又把我們形容為共產黨恐怖分子，即...CTs。我的許多同志獻出了自己的生命。我沒有一天不在思念他們。

   它的宣傳機器會說我依然死不悔改。就某種程度上說，的確如此。但是，我想問，死不悔改甚么？我不后悔曾經為我認為，而且至今依然認為正義的事業而戰。這是英國人應該離開、停止通過掠奪和剝削馬來亞的資源和人民用以償還自己的債務和維持其帝國統治的時候；是我們應該在屬于自己的土地上當家作主的時候。我對此信念，至今毫無悔意。對自己的社會主義信仰也不感到后悔。

   打仗總是要死人的。它的宣傳機器又會說，我對這一事實不表哀傷。這怎么可能呢？政府的數字聲稱，我的軍隊有6000人被擊斃。我可以較準確地說，死亡的數字是在4000至5000人之間。我的追隨者當中，約有200人被吊死，其中有好多是女性。英國人對戰爭中這類統計數字，覺得還是不提為好。然而，卻沒有人把英國人稱為死不悔改的殺人兇手。

   歷史是由生活在其間并繼承其成功帶來的好處的那些人所撰寫的關于過去事件的書面證詞或詮釋。一聯系到軍事沖突問題時，歷史總是難于避免地從勝利者的觀點來描述。他們的言論，最終就這樣地被保留在圖書館和檔案館。占據優勢和強大實力的一方，總是有辦法不讓人們窺視那些決不是為他們歌功頌德的文件，以便他們能流芳百世，至少在他們有生之年。于是，就有了被封存了三十、五十甚至七十五年的秘密文件放在檔案館里。其中一些至今從來沒有公開發表過。這是對勝利者提供的保護，使他們不至于因對歷史的反省陷入難堪的境地。這就是勝利者鮮為世人責罵的原因。

   因此，在緊急狀態的那些年頭，英國人為了索取保險賠償的目的，也就是金錢上的原因，不愿意把緊急狀態稱之為一場戰爭，而我的同志們和我則被冠于共產黨恐怖分子的惡名。實際上，這是一場名副其實的戰爭。我們被稱為“共產黨恐怖分子”，因此，那些觸及那個嚴酷和恐怖歲月的書籍，對我們不屑一提。我的人死了，因為我們要結束殖民主義，代之以一種我們相信是不容置疑的更為公正的政治理念。對方死了約2000人，其中有許多是為英帝國而戰的非英國人，因為他們在維護一種早已跟他們無干系的思想。

   殖民主義的末日來到了。在日本人的自行車隊沿著馬來亞公路長驅直入，接著在戰事達到最高潮時攻下了被丘吉爾譽為“要塞新加坡”的那一年，英國人高人一等的優越感被粉碎了。1941年12月10日，兩艘英國皇家海軍的主力艦“擊退號”和“威爾斯太子號”，在關丹附近的南中國海海域歷時一個半鐘頭的海戰中被擊沉了。大不列顛統治海洋的時代，變成記憶中的往事。

   但是，英國人不愿面對這些現實。光復后，他們妄想卷土重來，恢復其光輝的年代，仿佛世上沒發生過什么事改變了歷史的進程似的。當然，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是作了一些讓步。例如，開放“只準白種人”的俱樂部，讓擁有特權的一些本地人士參加；或者，委派少數當地人擔任政府機關的中層職務；又或者，用各種頭銜收買這些人。對棕種人或黃種人，應該“更加友善些”，“更加和藹些”。但是，他們還是要保持其作為主子和恃強凌弱者的地位。要不是發生了一些事，把他們從喝多了摻奎寧水的杜松子酒的醉醺醺狀態中驚醒過來，那些所謂友好和和平協商的調子，將會年復一年地彈下去。

   這就是我的同志們和我所取得的成就。我們使得英國人警覺過來，并且承認，他們必須傾聽馬來亞真正的主人說的話。在他們還不準備坐下來談判的時候，是我們迫使他們走向談判桌。

                        *   *   *   *   *   *   *

   英語里有一句詞語，叫“吃下人的餡餅”（eating humble pie），用來形容低聲下氣地向人賠不是。這是英國人吞下這塊餡餅的時候了。早在1941年12月山下奉文中將指揮下的日本第25集團軍到來之前，殖民地當局已經取締我們，追捕我們，甚至把只要他們能逮捕到手的每個華族共產黨嫌疑分子加以拘留或驅逐到中國去。我們的印族追隨者，同樣不斷受到被驅逐回印度的威脅。盡管他們很可能都是出生在馬來亞，而且從來沒有離開過這塊土地，然而，這一事實并不重要。父母遭到流放，孩子們則被遺棄給親屬，整個家庭破碎了，這是一種司空見慣的懲罰。

   隨后，在1942年至1945年間，我們一起反對一個“共同敵人”。在那個年月，英國人實際上認為我們是他們挺好的伙伴。我們成了他們的盟友。他們從來不會因為我們殺了日本人，就把我們說成是“殺人兇手”。

   我深刻地意識到，太平洋戰爭一旦取得勝利，英國必定會決心恢復其在馬來亞的殖民統治地位。當然，要做到這一點，它必須先戰勝殘暴的日本人。英國人在致力于重新占領失去的地盤和恢復其昔日的威嚴時，發現自己沒有太多的選擇余地，它們只能選擇跟馬來亞共產黨打交道，盡管那時候馬共是用馬來亞人民抗日軍的名義同他們來往。這的確是令他們非常尷尬的事。他們不論在任何情況下，必須承認這個事實：我們是馬來半島唯一起作用的抵抗運動。

對于與英國合作抵抗來自太陽升起的國度的侵略者，我從來不抱任何幻想。我作為盟友的地位，僅僅是一種暫時性的安排。我知道，我的這個舊日的帝國主義主子，最后又會再次成為我的敵人。英國人之所以利用我們，是因為他們不得不這樣做。我想，我們也可以利用他們。對雙方來說，這是在和魔鬼進行的一場交易。我必須說，在這個關系中，我已經盡了自己應盡的一份力量。他們給了我兩枚獎章和一個大英帝國最高勛章，你可以說，我一定是做了一些令他們不能不認同的事。

整個戰爭時期，英國人根本就不信任我們，因此，我們對許多事情完全被蒙在鼓里。我有這種感覺，如果事情都按他們的意圖發展，那么，在某個時候，英國人必定會按照自己的意思，不惜放棄和我們在森林中建立的緊密合作關系。當然，他們不至于完全切斷和我們的聯系，畢竟我們必須受到監督，而且，他們仍然不得不要利用我們，不過是在無風險和可供使用的距離內。如果他們利用馬來亞中國國民黨人的夢想成真的話，這種事情完全會發生。我親眼目睹英國人如何用盡九牛二虎之力，試圖建立他們的國民黨人聯絡網，訓練那些以開小店做掩護的同伙成為無線電發報員，企圖把他們當間諜使用。但是，他們的努力終歸化為泡影。因此，英國人被迫接受馬共，而且發現，他們必須嚴格尊重和執行1943年12月31日簽訂的協議的內容。

                          *  *  *  *   *   *  *      

   這就是今天令我們看得目瞪口呆的于1943年12月那一天上午在布蘭丹營地開會時簽訂的文件。原件現保留在聯合王國位于基尤的公共檔案館（圖片說明）

   如今看到它，浮想聯翩。那是從學校的練習本小心翼翼撕下來的一頁紙。用手書寫得極其工整的英文草稿，是從左邊起頭，看得出兩邊可供書寫的每寸空白處，都給充分利用了。它看來是那么不起眼，就這樣擺放在我們森林中的營地里用亞答葉蓋成的簡陋會議室的粗木頭桌子上。

   它像塊磁鐵把我們吸住了。六個大男人端坐在那張桌旁，目不轉睛地注視著那份毫無惡意的文件。我們每個人都看到它將決定未來。它確實如此。但是，在那一天，無論怎么異想天開，我們中沒有一人能預見到，文件里根據廻然不同的效忠對象制定的各項條款和條件，竟然會在大英帝國殖民地歷史上形成如此可怕的一章。

   那所簡陋會議室的全景在我腦海里浮現。突如其來的瓢潑大雨，把森林周圍打濕了。如今，火辣辣的陽光又透過林木照射下來，一股熟悉的腐爛草木的霉濕味撲鼻而來，此時，我們正集中在我的游擊戰士用彎曲粗糙的熱帶雨林木材做成的長桌旁。我們分坐在長桌兩側用同樣的木料制作的木櫈上，一側四人，另一側兩人。

   完全沒錯，對面坐著的三位英國陸軍軍官心中想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為13個月前的投降屈辱，報仇雪恥：打垮日本帝國。而馬共領導的游擊隊，至少在目前，是盟軍把侵略者從馬來亞趕出去的戰略里不可或缺的力量的組成部分。

   我們之間的短期目標不謀而合。至于長期目標，由于存在著嚴重矛盾，變得模糊不清。英國人一心一意想恢復其極為寶貴的殖民地。我們的目標是不讓他們的這個目的得逞。雙方都知道，分道揚鑣是遲早的事。

*   *   *   *   *   *   *

33歲的約翰-戴維斯少校,是英方三人小組的負責人。在那個潮濕的上午，他就在這間蓋在馬來亞一座山峰附近的木屋里，正式地大聲宣讀這份文件的內容。我記起他那緩慢而有節奏的朗讀聲，和隱蔽在森林深處不停地傳來的陣陣蟬聲，交相鳴奏。戴維斯每次稍事停頓時，總是把頭轉過去，面向著一位樣貌非常年輕的中國人。這個中國人隨即點頭示意，然后把他說的話譯成國語。

   戴維斯就坐在我的正對面。從我們第一次見面算起約三個多月的時間里，我和他之間建立起也許可說是非常親密的友誼。這是我以往和其他白種人交往時所從未有過的。他身體健壯，動作靈敏，會講不太流利的馬來話和廣東話。他原來是一名殖民地警察，日本人登陸后不久，才被吸收到英軍特別行動組。

緊挨戴維斯右手邊坐著的是，身材佝僂的理查德-布魯姆上尉，35歲,不愛說話，曾擔任殖民地縣官。他已經同熱帶熱病的一次可怕襲擊，搏斗了好幾個星期。經過昨天冗長的會談，他在當天傍晚，強打起十二分精神，把我們討論的結果濃縮在那張紙的兩面。但是今天，由于疼痛的折磨，上尉在會議期間，全身不停地前后擺動，出汗，顫抖，掙扎，幾乎說不出一句話來。雖然戴維斯初次和我見面時，就介紹他給我認識，但是，我們之間的關系，總是若即若離。他是一個知識分子，老是那么冷漠。盡管如此，我喜歡這個人，他很棒。他會說一口流利的廣東話。毫無疑問，這對我們之間的溝通大有幫助，因為我此時的英文水平，有待進一步提高。

   坐在布隆美右邊的是，費德烈-史賓塞-查普曼少校。他是英國非常規戰專家。他在馬來亞的抵抗日軍行動中功勛卓著，使他一生成為一個富有傳奇色彩的人物。當新加坡在日軍發動侵略第七十天突然陷落之時，查普曼已經根據“潛伏敵后”的軍事行動計劃，在日本人后方建立了游擊隊武器和軍需品的臨時收藏處。就查普曼的情況來說，日本人的推進是如此迅猛，使他整個精密部署遭致挫敗；他與其說是‘潛伏敵后’，不如說是‘給摔在后面’了。

   查普曼和我是在英國人投降兩個月后，就認識的。通過秘密渠道，我知道了他的潛伏敵后的活動，并且邀請他為我訓練我剛成立的第一支游擊隊使用各種武器。那時，這支隊伍就在烏魯仕林河東面的霹靂森林中扎營。查普曼和我之間的初步會商，也許可以說是英軍和馬共之間就戰爭時期應該如何聯合起來抗擊日本的軍事占領所進行的第一次交換意見。彼此都有很多想法要告訴對方，盡管我們那時誰都沒有得到授權討論在我們雙方的軍事行動之間建立任何正式的聯系。

陳春林，是我們12月協議的翻譯，戴眼鏡，說得一口純正的國語。他坐在英國人那一邊，相隔戴維斯左面有一定距離的位子上。很明顯，他曾經接受過特權階層所享有的良好教育。七個星期前，我在護送他穿過日本人的巡邏地帶，前往我們山上營地的安全地點時，起過相當關鍵的作用。我自愿乘坐一艘漁船到公海上的接頭地點，迎接盟軍潛水艇載來的這位被說成是‘重量級中國特工’的人物。這位特工做自我介紹時，我立即覺察到，他使用的是化名。我一點都不怪他，因為我也一樣。從一開始，我就認定他是國民黨的支持者。不用多說，陳和我都用相當懷疑的目光注視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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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處略去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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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把自己的一生都獻給共產主義事業的人，我對自己用盡各種辦法促成的這次會面，油然生起一種敬畏之情。盡管這是我和總書記第二次見面，而且我們個人之間的相互關系，看來也很友好，可黨內森嚴的等級制度要求我在他這次訪問期間，只能跟在他身影左右轉。我入黨已經四年了，我們的領袖在我心中依然是一個謎。特別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沒有人知道他真正姓甚名誰。大家只知道他黨內使用的化名叫萊特。以萊特名義下達的任何一道命令或指示，要求你必須立即認真對待，絕對服從，嚴格執行。他作為一個越南族人，領導著一個基本上是華族人參加的運動，這件事本身，毫無疑問就是一件咄咄怪事。令人驚奇的是，在那個年代，這個問題從來沒有被提到黨的議事日程上來。

   萊特在布蘭丹時依然故弄神密,他指示我用“張紅”的化名介紹他。我照他的吩咐做了。在那間小木屋的會議室里，我就坐在“張紅”的右手邊。

   戴維斯先開腔，同時出示東南亞司令部的授權書。接著，逐個介紹他自己、布隆姆和陳翻譯,是東南亞盟軍司令部最高司令蒙巴登海軍上將的軍事代表。因為如此，他說，他們“獲授全權”同馬來亞所有的抗日組織商談合作事宜。

   輪到張紅發言時，他強調說，他是以馬來亞共產黨、人民抗日軍、黨的武裝力量及其政治組織——抗日同盟會推選出來的代表的身份出席會談的。對于自己是馬共中委的身份卻只字不提。不過，他清楚表明，他來參加會談是獲得授權，負責執行會議期間討論通過的任何決定。

   這是一個非同凡響的場面。里面，端坐著一位在戰前馬來亞表面上看來是頭號通緝犯的人物，他就是被前英殖民當局宣布非法的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他正在那里與那些若無其事地把非法地位強加于我們、監禁甚至驅逐我們的人們，制訂合作條款和條件。

   談判最初階段，戴維斯就提出一個總體規劃，要求我們同意在東南亞盟軍司令部的指揮下行動。作為回報，英國人承諾，將提供訓練、武器和彈藥給我們的游擊隊。此外，東南亞盟軍司令部還愿意不斷給我們提供財政援助。而且，據戴維斯說，他早已就此事提出請求了。張紅要求他們每月提供5萬至7萬元叻幣的財政援助。這個估計，看來一點也沒有令英方小組方寸大亂。

   當第一次會議在進行時，我就清楚意識到，這次會談對我黨未來至關重要。在這方面，我們處以極其有力的討價還價地位。英國人非常需要我們的幫助。

   結果，戴維斯在談話一開始就清楚表明，這個會議只談軍事方面的事務。他、布魯姆和陳不代表英國政府和任何一個同盟國政府，包括蘇聯政府。他說，他們在這里僅僅是蒙巴登海軍上將統率下的東南亞盟軍司令部的代表。張紅對這樣的身份并不反對，并且向我暗示，只有他可以代表馬共發言。我只好靜靜地坐在那里旁聽。

   我記得很清楚，第一次會議上所討論的其中一個問題。當時，張紅就應該用什么詞給英國終將重返馬來亞定位，與英方展開爭論：是用“重新占領”(re-occupying)，還是用“重新占有”(re-occupation)呢？經過一來一往、反反復復的推敲，終于達成妥協：在協議里采用“重新拿回”(re-taking)這個詞。問題因此得到解決。這是對歷史的故意歪曲。“重新占領”的弦外之音具永久和合法的含義；另一方面，“重新拿回”，至少對張紅來說，最多不過是一種暫時狀況，表示從一開始就不該拿的意思。

第一天的第二次會議歷時兩句鐘，最后雙方就大部分問題達成協議，同時決定當晚要起草好這次會議的記錄，以便提交給第二天早上的會議研究后正式簽署。

   翌日，當戴維斯高聲朗讀由病中的布魯姆在昨天傍晚草擬的《若干合作條款》和《若干建議和決定的詳細說明》時，我非常仔細聆聽。我注意到，協議的前言里把六位出席談判者——英方四位和兩位共產黨人——的名字全都給寫上了。戴維斯一讀完這份文件，便把它遞過來給桌子對面的共產黨代表。張紅以飛快的速度在上面簽名后，立即交還對方。他認為我的簽名是不必要的。

   戴維斯熟練地簽上他的大名。理查德-布魯姆隨后。陳翻譯成為簽署這個協議的最后一人。查普曼因為不屬于以錫蘭為基地的東南亞盟軍司令部派來的小組的一員，不需要在協議上簽字。

   大家互相握手慶賀，頃刻間，伴隨談判而來的焦慮和緊張氣氛，就隨風消失得無影無蹤。當一切圓滿結束時，我們大家都相信，這份文件必將在歷史上成為一個決定性因素。我想，這樣說是恰如其分的。

*   *   *   *   *   *   *   *                      

   12月協議深埋著日后我們進行抗英武裝斗爭的種子。對英國來說，正文規定的遠遠超乎它意愿范圍的各項承諾，必將使它陷入困境。太平洋戰場的槍聲剛剛沉靜下來不足3年，馬來亞緊急狀態就爆發了。我們為結束殖民統治進行的戰斗，把大英帝國和英聯邦軍隊拽回馬來亞戰場。而這一次，它們足足打了長達12年使自己精疲力竭的激烈的戰爭。

   為數41營的英軍被派來同我的軍隊較量。另外，本地警察、皇家馬來軍團以及澳大利亞、新西蘭、東非和斐濟的軍隊也應召來馬來亞為大英帝國利益而戰。統共數十萬兵力，陸、海、空三軍都出齊了，當中包括相當數量的國民服務隊，都投入到跟我們游擊隊進行的戰爭中來。而我們游擊隊的實力，最高峰時也不超過5000個男女隊員，實際上，能參加戰斗的最多約3000人。

   不過，這一切都是后話，暫且不提。

*   *   *   *   *   *   *   *                      

   我由會談脫身時，對其結果，內心竊竊自喜。一份正式的協議，最后終于在原則上，把我們對合作的理解給寫上了。我們有機會得到武器、彈藥、醫藥、制服和財政援助了。實際上，我們需要這一切來裝備我們的游擊隊。

   在看到我們這次談判的全部積極一面時，也不能否認一個事實，即這次交易也存在陰險的一面。英國人和我們同床異夢，各想各的，誰都不信誰。

   三個出席會談的亞洲人全都使用化名，就是彼此之間內心世界的反映。陳春林，實際上就是林謀盛,他是隸屬于馬來亞組的中國特工的頭目，而且，據我所知，他也是國民黨的特工。他曾負責從國民黨情報機關重慶總部召收合適的特工，然后派他們潛入到日軍占領下的馬來亞活動。很明顯，這就是英國人之所以對共產黨方面采取有所保留的堅決態度的一個原因。

   從我參加馬共那一刻起，便轉入地下活動。我無意把自己的真實身份暴露給英國人。

   查普曼不愧為一位高手。他極其巧妙地把自己清楚知道張紅真實身份的事實掩蓋起來。1941年12月19日，他曾出席在新加坡牙籠區一個昏暗的二樓辦事處舉行的會議。會談的對手就是在“布蘭丹化名張紅”的萊特。當時，萊特就曾向他清楚表明，自己是馬共總書記的身份。尤有甚者，在場陪同萊特的兩個政治部特務，早前就已把有關這個共產黨領袖在英國情報機關里所扮演的角色的驚人秘密，向查普曼簡單介紹。他們說，萊特于1930年代初入黨時起，就已經是英國特務。萊特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奸細。

   作為一個對黨忠心耿耿的同志，我對這些事一無所知，也不抱任何懷疑。說真的，萊特在布蘭丹亮相時，暴露出他的欺騙伎倆進一步發展到令人十分震驚的地步。其時，他實際上已經被日軍憲兵部收買了，并且積極地為日軍情報機關效勞。

   然而，盡管萊特已經從雙重特務搖身一變為三重特務，他在黨內依然大肆吹噓自己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圈子內的實力人物，有著非常廣泛的聯系。他聲稱自己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組織——共產國際的代表。長期來，他所進行的這種欺騙，使他在黨內受到景仰。同志們保護他不受英國人逮捕。同志們也保護他不受日本人緝拿。布蘭丹之后的四年，他甚至依舊沒被同志們唾棄。在這整個時期，他繼續毫不手軟地利用黨謀取個人私利。

   我開始時說過，追求夢想是要付出代價的。現在，我要說，叛徒也必須付出代價。每個人終究要有所付出。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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