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美國杰出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赫伯特·阿普特克

王加豐

　　2003年3月17日，美國研究黑人史的著名史學家赫伯特•阿普特克在加利福尼亞的家中去世，美國許多報紙都報道了他去世的消息，并給予很高的評價。該年3月20日的《紐約時報》稱他為“多產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說他聞名于世的原因不僅在于他“關于黑人歷史的著作和直言不諱地捍衛民權，還在于他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左派的主要代言人，是最早譴責美國軍事卷入越南的第一批學者之一”。

　　阿普特克于1915年生于美國紐約布魯克林一個富有的俄國猶太人移民家庭。他終生未得到大學的終身教職，但先后出版了八十多本書， 包括相當一部分宣傳、普及性的小冊子，其對象是普通黑人群眾。在前半生，他在眾人的白眼和歧視中，在當局的高壓下堅持自己的事業; 20世紀60年代以后，他的努力漸漸得到美國主流史學界的承認，但他依然為此而不懈地努力著;晚年因各種原因脫離共產黨后，其激進的立場從未改變，直到去世。阿普特克的一生，把歷史學術活動、政治活動和強烈的黨派傾向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形成獨特的歷史思想和學術觀點，本文擬對此進行介紹和探討。

　　一、學術追求與史學成果

　　阿普特克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書時，最感興趣的是地理學，得的是理學學士學位。但他也喜歡歷史，攻讀碩士學位時，他轉攻歷史學，并把研究1831年黑人納特•特納領導的起義作為自己的碩士學位論文。當時哥倫比亞大學無人能指導這樣的論文，但還是同意他的選題。按阿普特克自己的說法是：關于該選題他的指導老師什么也不知道但也不干預他如何寫。1937年，他完成了碩士學位論文，并在當時剛創刊不久的《科學與社會》上分兩期發表了關于奴隸起義的長文章。

　　是什么原因促使阿普特克從地理學轉到歷史學，并把研究黑人史，特別是研究黑人斗爭史作為他終生的追求 他晚年時把這個影響他一生的決定歸之于兩件事：一件是他們家雇傭的一個黑人保姆對他孩提時的思想形成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使他對黑人的命運產生了興趣;另一件是在約1932年時他隨父親到南方旅行，那里的種族隔離政策及黑人生活的赤貧和無助深深震撼了他的心靈，使他決心為黑人做點事情。

　　在撰寫碩士學位論文時，阿普特克發現，納特•特納起義不是個別現象，而是在整個美國奴隸制歷史上比較普遍地存在著，所以他就把全面反映美國黑奴斗爭的歷史作為博士學位論文的目標。在這中間的1939年春天，為了配合美國共產黨的宣傳工作，他寫出了《美國黑奴的起義（1526—1860） 》。在這本小冊子的開頭，他寫道，“一種至今還流行在我們的電影、小說和教科書里的關于舊日美國南部生活的完全錯誤的看法，正是奴隸主們自己臆造出來的。”接著，他從多個角度來分析各種奴隸反抗的事實及其不可避免性。最后他指出，奴隸們以各種方式進行反抗，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奴隸們甚至認為上帝也是支持他們的，因為“上帝譴責壓迫者，贊美低微的人”。

　　這本小冊子可以說是他的博士論文的大綱或簡寫本。1943年他獲得博士學位，并在這一年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博士學位論文《美國黑奴的起義》。他在該書第一章的開頭說，在關于納特•特納的研究中，他發現黑奴起義不是一個孤立的、獨一無二的現象 “對該整個題材進行某種透徹的研究，可能會揭開迄今為止被忽視的關于美國歷史上黑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及奴隸制的功能”?！睹绹谂钠鹆x》一書內容翔實，資料豐富（全書共408頁） ，用大量第一手資料，令人信服地證明了美國歷史上黑人奴隸的斗爭經歷，是一本填補空白之作。當然，關于這本書有各種各樣的議論，但在大半個世紀后，我們在美國歷史學家網站上看到了關于它的相當中肯的評價：“雖然后來有一些批評家認為阿普特克夸大了美國奴隸的各種暴動和共謀的意義，但他早期的學術著作及他的黑人朋友如杜波依斯、伍德森等人的著作，為隨后美國歷史學更多地強調非（洲）裔美國人的作用的思想奠定了基礎?！?/p>

　　此后，阿普特克撰寫和編輯的眾多著作，大都致力于恢復美國歷史上奴隸的真實面貌。

　　在《美國黑奴的起義》出版前后，他出版的有關著作或小冊子還有：《內戰中的黑人》（1938年）、《美國革命中的黑人》（1940年）、《廢奴運動中的黑人》（ 1941年） 、《美國的黑人——對岡納•邁爾達爾的〈美國的困境〉的批判》（1946 年）、《為了自由： 美國黑人史研究》（1948年）、《奴隸制時期南方的勞工運動》（ 1954 年）、《黑人史： 它對我們時代的教訓》（1956年）等，其中一些是小冊子。冷戰結束前后，他繼續撰寫這方面的著作，如《廢奴主義：一場革命運動》（1989年）、《美國歷史上最初兩百年的反對種族歧視》（1992年）。從書名中可以看出，他晚年著作的側重點已漸漸從黑人斗爭轉到廢奴運動、反對種族歧視的方面來。

　　當然，《美國黑奴的起義》出版后，他在這方面做的最重要的工作當屬他花費大量精力和時間編成的多卷本《美國黑人文獻史》。該書第一卷出版于1951年， 1994年出版了最后一卷第七卷。關于編寫這部文獻集的動機，阿普特克自己有過解釋，大意是歷史應該從下往上看，通過這些來自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的材料，我們可以對歷史達到一種辯證的理解。從下往上看，不意味著片面化。他在第一卷的導論中說道：“這是一些非常偉大的人和非常卑微的人說的話，這些是群眾說的話”;這些話能表明他們是如何感受的，他們看到了什么，他們希望的是什么。 這部用文獻來表現的美國黑人史，完全用第一手歷史資料來說明美國歷史上黑人生活的真正面貌。從這部文獻的出版中我們可以看到，阿普特克已不滿足于只展現黑奴反抗斗爭的一面，而是想全面展示黑奴、黑人生活的各個方面及其與白人的關系。美國著名黑人學者杜波依斯為第一卷寫了序言，給予高度評價，認為以文獻的形式把美國黑人史科學地展現出來，是實現了一個“夢想”。該書第一卷出版時雖然未受到主流歷史學家的注意，但卻受到了來自黑人的意想不到的歡迎。黑人團體和黑人新聞界立即為此書喝彩，說這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

　　阿普特克把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黑人史的研究和宣傳，作為一個白人，他為什么會始終不渝地堅持這樣做 除了我們上面講的原因，還出于他在20世紀40年代所達到的以下認識。

　　1.研究美國黑人史，證明黑人與白人有同樣的品質和同樣的追求，這是反對種族主義的重要思想武器。

　　2.展示美國歷史上真正的黑奴或黑人的形象，是美國人理解自己的過去的重要一環否則就會被錯誤的歷史觀所支配，從而影響民族的未來。他在1948年出版的研究黑人史的論文集《為了自由：美國黑人史研究》的“作者前言”中說道：“必須理解黑人的歷史，不僅因為這是大約1500萬美國公民的歷史，也因為不知道他們的歷史就不能理解作為一個整體的美國人的生活?！?/p>

　　3.研究黑人史給人以勇氣和希望。他說道：“那些研究和理解黑人史的人將會以無比的自信面對未來。因為這方面的歷史證明：讓那些劫掠者做他們想做的事情吧，人類的種種渴望和斗爭將永遠存在?！?/p>

　　這樣的認識在當時的美國確實可稱為高瞻遠矚、不同凡響。

　　二、政治信仰與政治生涯

　　阿普特克并不是一個純粹坐在書房里的學者，要不他的人生經歷及人們對他的評價可能會簡單得多。他的大量時間還花在政治活動上，他一生寫下的大量文字中，有不少是政論性著作，這類著作也有一些是多次印刷的，如1967年出版的《民主、自由和革命的本質》到1986年已第5次印刷。

　　1939年春天和夏天，富于組織經驗的共產黨員路易斯•伯納姆（Louis Burnham）邀請阿普特克到南方去為共產黨領導的煙草工人國際聯盟征募職業工作人員，并做一些相關的宣傳工作。他們帶著幾百冊阿普特克寫的《內戰中的黑人》和《美國黑奴的起義（ 1526—》來到南方，去過許多地方，還參觀種植煙草的田野并與工人們談話。在沿路的城市和小城鎮里，伯納姆安排阿普特克向群眾演講，從他口中，黑人學生和工人第一次聽到了那么多關于黑人反抗奴隸制的故事。最后，他們把幾百本小冊子都賣出去了。深秋，回到紐約后，阿普特克來到共產黨總部，說服黨的理論刊物《共產主義者》的主編V.J.杰爾姆發表他的一篇文章，并提出了入黨的要求。杰爾姆當時是美國共產黨文化委員會的負責人，在聽到他入黨的要求時很驚訝，因為以為他早是黨員了，就說你只要交50美分就行。他交了50美分，成了美國共產黨黨員。

　　1942年2月，阿普特克應征入伍，在歐洲戰場作過戰，官至少校軍銜。戰爭結束后他滿懷希望想在母校哥倫比亞大學謀取教職，但他的博士論文導師，此時已任美國歷史家協會年度主席的威廉•L1韋斯特曼卻這樣告訴他：哥倫比亞大學，美國的主要大學，決不會雇傭一個共產黨員。他在沮喪之余卻于該年4月獲得了古根海姆研究基金的資助，這使他有可能多次到南方各地檔案館搜集材料，并利用自己多年來收集的文獻，編纂了《美國黑人文獻史》第一卷。

　　阿普特克從未在黨內擔任過什么職務，但他對美國共產黨作出了特殊的貢獻。在二戰后美國國內出現的反蘇、反共浪潮中，“阿普特克顯得好像是黨的公開代言人”。在第一次《史密斯法》審判期間，美國共產黨領導人福斯特決定讓阿普特克擔任黨的發言人，就馬克思主義諸問題，特別是就暴力的主張向公眾進行說明，這種說明對那些受到起訴的共產黨員是非常重要的。在這一過程中，他成了福斯特的好朋友。后來他說道：“我總是贊成福斯特?！憋@然，福斯特也對他刮目相看，所以在杰爾姆被判入獄后，阿普特克就擔任了黨的理論雜志《政治事務》（Political Affairs）的主編（1953—1963年）。該雜志雖然讀者不多，但他力圖通過雜志“建立起一種意識，這種意識將為在美國建立社會主義而創造各種歷史條件，他感到這是在他的有生之年肯定要明顯起來的事情”。

　　在經受麥卡錫主義的折磨后， 1956年赫魯曉夫關于斯大林問題的秘密報告給美國共產黨帶來了更大的打擊。阿普特克是在該年4月一次黨的會議上聽到這個報告的，但此前他就聽到過關于蘇聯的“暴政”問題，講這種話的一些人是他認為客觀公正的人，由此他感到有些惶惑，在一些講座中他甚至無法回答聽眾提出的有關問題。他的態度是希望用事實來說話。早在1954年，他就向黨的領導寫信，敦促他們展開系統的、有組織的研究，把關于蘇聯的真實情況告訴美國人民。1956年6月，他再次寫信提出這一要求。這年年底他發表在《政治事務》上的文章強調美國共產黨的實踐和政策都必須發生深刻變化，這種變化“不是解散我們已有的組織，而是改善和加強這些組織”。這時，許多黨員迅速離開了黨。1956年美共有20000名黨員，到1958年夏天只剩下了3000人。他的許多舊日朋友都對福斯特持批判態度，但他沒有跟風。在1956年的一次擴大的黨的全國委員會會議上，阿普特克呼吁不要弄臟自己的巢。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他主張當前黨內討論必須堅持互相尊重，并強調說：“必須牢牢記住，當前這種充滿感情的爭論的目的，是為了促進平等、自由、和平和社會主義事業。”在這一過程中，還發生了蘇聯出兵匈牙利的事件。一些人對此表示強烈反對，福斯特采取了完全支持的態度。黨的最高領導人的意見分歧使黨無法對此事件作出統一的反應，阿普特克感到黨必須采取鮮明的立場——支持或反對。他很快寫出了一本書《關于匈牙利的真相》，并作為個人觀點于1957年夏天出版。書中他宣布：蘇聯侵入匈牙利是必要的，因為起義是一場預謀的反革命。這一觀點他至死未變。就在他去世前兩個月他仍然說他的這一分析基本上是正確的。

　　阿普特克對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有自己的看法，認為這是蘇聯走向公開性的一個標志，并認為對世界來說壟斷資本主義比扭曲的、受傷的蘇聯的社會主義更危險。這時，阿普特克面臨許多困難，學術上不為主流學術界所承認，無法在大學里謀取職位，在黨內他與當時的美共主席格斯•霍爾（Gus Hall）的關系也很緊張。整個20世紀60和70年代，霍爾都企圖控制阿普特克于1964年在紐約獨立創辦的美國馬克思主義研究所。該研究所靠接受捐贈來維持，有非黨的學者參加。同一時期，阿普特克還反對霍爾的以下政策：傳統的和壓抑性的性政策，敵視同性戀、女性主義、黑人青年運動等。這種緊張關系無疑也增加了阿普特克工作的困難。到70 年代中，沖突達到難以控制的程度，加上其他一些原因，特別是年他以共產黨候選人的身份參加參議院競選時在家門口受到意外的暴力襲擊，阿普特克搬到了加利福尼亞，暫時離開沖突地區，以便減少壓力。

　　阿普特克也是美國最早反對越戰的學者之一。1965年圣誕節，他就曾率領一個代表團訪問河內，代表團成員中有當時的學生領袖。美國聯邦調查局在這一年的一份內部文件中稱他為“美國最危險的共產主義者”。

　　1991年，阿普特克退出美國共產黨（此前他的妻子和惟一的女兒已經退出共產黨），但此后他并未從激進的立場后退過，仍然是民主和社會主義通訊委員會的積極分子。在1992年通訊委員會全國大會上，他作了最后一次重要的公開演說：號召左派實現最廣泛的聯合，反對布什政府的政策。2002年他拒絕了共產黨領導人呼吁他重新加入共產黨的要求，認為把左派分裂成各個獨立的規模相對小的組織會使工作變得無效。

　　他的退黨與蘇聯的崩潰有關，但特別是與當時美國共產黨領導人的意見相左有關，也與他對社會主義的思考有關，他認為當時的美國共產黨已經不是共產黨。去世前幾年，他對人說他在思考“不同形式的社會主義”。這時他承認犯過錯誤，承認他和其他人犯過“悲劇性的錯誤”。當同采訪者說起這一點來時，他非常動感情。 我認為在美國這樣的國家不要過分看重他與美共的關系問題，而是應該著重看他一生的工作，包括他退黨后的工作。
三、美國人對阿普特克史學著作的評價

　　一般說來，評價一個史學家的著作是史學界的事情，但對阿普特克來說，只看到這一點還不足以全面認識他的歷史著作的價值，所以這里的小標題用了“美國人的評價”的提法目的是說明不同階層和不同政治立場的美國人對他的歷史著作有不同的認識，特別是，對他的著作，美國黑人的接受程度與美國史學界主流的評價有很大的反差。

　　《美國黑奴的起義（1526 - 1860） 》在1943年出版后，很長時間內未得到美國主流史學界的認可。但在黑人中，在激進派的人士中卻很有市場，從其一再出版便可得到說明（此后兩年兩次重印， 1963年黑奴解放100周年時第四次印刷。1993年該書出版50周年時再次重?。?。到20世紀50年代，也只有個別主流的歷史學家開始認識到它的價值。

　　世紀60年代以后，阿普特克的學術成就終于漸漸為史學界承認，但主流史學界對他的肯定始終是有條件的。埃里克•方納認為，阿普特克得到美國史學界承認可以追溯到年或1966年在紐約召開的社會主義學者大會。會上，當時美國最負盛名的史學家之一的C.范恩•伍德沃德（Woodward）與阿普特克出現在一個專門小組上，這是美國史學界開始承認阿普特克在史學領域的成就的一個“聲明”。 阿普特克正式成為一個大學歷史老師是在1969年，錄用他的是賓夕法尼亞州的布林—莫瓦（B ryn Mawr）學院（此前他已經在一所學院中兼職授課） 。這座學院大約共有25名黑人學生，其他的全是白人。在這些黑人學生的強烈要求下，校方才決定雇傭他。阿普特克進入耶魯大學任教充滿戲劇性。大約在1974年，他在紐黑文一個社區中心講課時，一個聽課的年青黑人婦女，可能是耶魯大學的一個學生，問他是否喜歡到耶魯大學任教，他作了肯定的回答。次年阿普特克接到一封邀請信，要他到耶魯參加一個由約12名教師和學生組成的委員會的考評。阿普特克提出他準備試講關于杜波依斯的課，該委員會同意了，不過其中有兩位教師甚至還未聽說過杜波依斯的名字。但當阿普特克在準備教學計劃和大綱時，他接到了耶魯大學一個教授的電話，說邀請他的計劃被取消了。只是在經過一場相當艱苦的斗爭后，阿普特克才開始進入耶魯大學任教，而且校方給他的教室是約建于1780年左右的校園盡頭的一幢房子的頂樓。班級只限于15名學生，但通常來聽他講授杜波依斯的有50—60人。

　　到20世紀80年代初，美國主流史學界對他的承認仍很有限。當代美國黑人史研究的領軍人物羅賓•D.G.凱利講到，他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進行博士學位資格考試時，其中有一道題目是就一位重要的歷史學家寫一篇扎實的、批判性的文章。由于他讀過不少阿普特克的書，就問系里的一位學監可不可以寫阿普特克，該學監的回答是“絕對不行”。按凱利的說法，真正的變化出現在1986年。這一年歷史學家加里•奧基希洛（Gary Okihiro）編輯了為阿普特克祝賀的第一本論文集：《非洲、加勒比和非裔美國人反抗史研究》。接著是赫伯特•夏皮羅（Herbert Shap iro）編輯了《非裔美國人史和激進派歷史學》，文章作者既有學者，也有激進主義者。這些文章全面評價了阿普特克的貢獻，認為他是：特別關注非裔美國人歷史的歷史學家、政治上的激進主義者、對現實持批評態度的老師和演說家;為影響美國的政策作出過種種努力，為反對學術界各種形式的壓制和邊緣化進行了堅持不懈的斗爭。

　　到20世紀末，阿普特克在美國已被廣泛地承認為一個“重要的歷史學家”。1986年美國研究黑人史的著名歷史家吉諾維斯說道：“當歷史學家們討論美國奴隸反抗的題材時有關文獻很自然地分成‘此前’和‘此后’兩個范疇。所有后來關于該題材的著作，無論他們在各種細節上對阿普特克的書持何種批判態度，都必須以其為基礎。”20世紀70、80和年代進入非裔美國人研究領域的年青人，無不受到過他的著作的影響。但右派仍未停止對他的攻擊。比如，悉尼•胡克就說阿普特克的共產主義信仰會使他放棄理智的誠實。對此，埃里克•方納反駁道：“我絕對蔑視胡克的觀點”，沒有人能證明共產黨員就不能成為一個好老師。

　　另一方面，美國史學界年青的新左派史學家，主要是那些受阿普特克的影響而進入黑人史研究領域的史學家，并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尊崇阿普特克，而是對他采取了敬而遠之的態度，特別是都不太愿意引用他的著作。他們看輕他的著作不是為了政治原因，而是完全出于其他原因。這些新左派認為：與老左派相比，他們是一個新的派別。這使得阿普特克的著作在他們中也出現邊緣化的現象。埃里克•方納講到這一點時是這樣解釋的：“那些正在做新勞工史和新社會史的人感到，他們正在寫的每一件事都是從頭開始的，他們不傾向于承認他們的祖宗。我的叔叔菲利普•方納是舊勞工史研究的一個代表，他也深受這種態度的傷害，因為新勞工史否認舊勞工史，即使那些以舊勞工史的研究成果為基礎的新勞工史的史學家也是這樣 因為這年青的一代想再不說‘喔，我們正在追隨老一代人的腳步’的情況下，建立起他們自己的信譽?！?/p>

　　埃里克•方納是一位能夠比較全面評價阿普特克的學者，羅賓•D.G.凱利也算一個。凱利認為：阿普特克“首先是一位歷史學家。他更多地傾向于批判壞的學術，然后才是批判壞的政治。對他來說，因作為一個謹慎的、有想象力的學者而贏得人們的尊敬，比他有多少次因為政治激進主義而在受到邪惡的攻擊中逃生要遠遠重要得多”。但只看到這一點是遠遠不夠的，還不能真正認識阿普特克一生的追求。所以凱利接著說道：“不管一個人可能如何看待他的工作，他總是對現狀提出挑戰。他有意識地做出那些曾損害他在歷史專業中的地位的終生決定，正是因為對他來說出名決不是他的目的。推翻種族歧視、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始終是最重要的事情，如他曾一次又一次說過的，展示一種誠實的歷史敘述對理解我們所受到的壓迫的根源和本質及如何消滅它們具有‘決定性的’意義?！睆倪@一意義上講，阿普特克是一個“黑人的歷史學家”。把阿普特克看成英雄的不是學術界，而是黑人群眾?！皩嶋H上你在任何黑人社區的書店里，從奧克蘭的馬庫斯書店（Marcus Books）到底特律的黑圣母（B lackMadonna）書店的神龕上，都能發現他的著作?！@位博士’，人們這樣親切地稱呼他，已經直接影響了無數普通勞動人民的生活。這個國家各個激進的學習研究會的成員，不管是校園里還是校園外的，都讀過他的書。他鼓舞了許多年青的有色人種學者包括我自己）去從事歷史研究 所以，至少在那些與歷史專業的聯系至多也是非常有限的黑人群眾中，阿普特克在歷史學中的地位是穩固的。我想，歷史學家和激進主義者曼寧•馬拉布爾說得很好：‘我認為白人學術界所失去的也就是黑人社區所得到的’。”

　　可見，阿普特克不是一個普通意義上的歷史學家。他的歷史學家的身份與戰士的身份是分不開的，這兩種身份結合的緊密程度，是他一生中未能在美國的大學里謀得一個終身教職的基本原因，這也正是他異于一般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地方。我想，從人生抉擇上來講，在當代做一個待在高校里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可能是比較容易做到的，但要走到阿普特克這一步，決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為個人付出的代價非常大。

　　四、阿普特克史學著作中的政治性與學術性

　　阿普特克的學者和戰士雙重身份的特殊結合，使他的學術成果的客觀性和科學性備受爭議。阿普特克一生中總是強調歷史研究要強烈地為現實斗爭服務，服務于現實是他的歷史研究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為此他可以不要大學教授的頭銜。這樣的歷史學家，即使在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中也很少。在政治斗爭中持激進立場的同時，有可能在歷史研究中持客觀、科學的態度嗎 這里有沒有矛盾，是不是總能找到一個結合點阿普特克本人從來都認為找到這種結合點并不難。他加入共產黨時正是在撰寫博士學位論文的時候，在他晚年，當有人問及這兩者的關系時，他說：“這一點也不矛盾，而是互相補充的?！彼谡劶岸挪ㄒ浪箷r還這樣闡述黨派性與最終真理的關系：“作為一名歷史學家的杜波依斯，正是強烈的黨派性，站在被剝削者因而站在正義一邊，才有可能掌握真理。

　　至少，黨派性就是通向那種使我們越來越接近真理的積累知識的大道，當然，最終真理是無法達到的?！卑⑵仗乜藦娬{：客觀性完全是一個神話，但又堅持認為歷史科學是存在的，所以需要認真對待的是歷史科學與黨派性的聯系。他的理解是：“坦白地說，我不能理解那種意指態度超然的、非黨派性的客觀性。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里當你面對像奴隸制或黑人或窮困之類的可怕的事件時，你怎能保持無黨派性 你所說的客觀性是什么，是遠離嗎 這意味著做一個右派。我不理解一個對歷史，對勞動及對過去的各種斗爭有某種了解的人怎么可能會站在右派一邊，但他們這樣做了。我真的不理解這種事。”

　　阿普特克深知他畢生為之奮斗的事業的困難性與長期性，但仍堅持不懈、勇往直前，表現了他不屈的斗爭精神。雖然20世紀70年代以后，美國主流的歷史學家大體上已經承認了他在學科內的地位，但在該世紀末當被問及如何評價當時美國大學的歷史系時，他回答說他在1972年時的批判仍未過時：高等教育本質上是建立在階級和種族的基礎上的。他還說：“由于缺乏一次革命，這種情況將不會發生變化，但我們可以從里面進行斗爭 但我們不要有任何幻想。我們不會真正贏得勝利，因為我們正生活在由資產階級控制的資產階級社會里，對這個社會來說歷史學是很重要的。歷史教學在意識形態上有決定性的作用，所以用最簡單的英語來說，統治階級不會打算把它放棄，因此你要拼命戰斗，不要有任何幻想?！彼麖娬{歷史學的戰斗作用，不是要降低它的學術性，而是要通過學術水平來擴大影響不過從戰斗性出發，在選擇研究題材時不能漫無目標，而是要根據斗爭需要出發。當問及想對下一代的激進派歷史學家講點什么時，他說道：“最重要的是，你必須盡你的能力在歷史研究中做出最好的成績。這是首先需要做到的事情。我總是強調不能把激進主義作為劣質的歷史著作的借口。相反，激進主義使最小心翼翼的歷史著作成為義不容辭的任務。

　　其次，它也使寫出最有意義的歷史著作成為義不容辭的任務。這就是說，你不要把時間花在討論喬治•華盛頓是否有假牙上，但你可以考察喬治•華盛頓對奴隸制和對他的奴隸的態度上。你可以用欣賞的態度寫關于《獨立宣言》的文章，同時注意到它種種內在的局限及注意到這一事實：其主要作者是一個奴隸主，一個惡劣的奴隸主，即一個兇狠地懲罰反對他的他自己的奴隸的奴隸主。華盛頓就是這樣做的，華盛頓把他們賣掉，換回一袋西紅柿或一些該死的東西。這兩方面的各個側面都必須寫出來：忠誠和殘忍。兩個方面都要：忠誠和殘忍，沒有假象的東西。這可能要你付出所謂的終生的勞動，并且一定要達到這樣的地步，這是生活的唯一道路。”

　　這種把政治斗爭看得高于一切，絕對堅持學術要為政治斗爭直接服務，但同時也十分強調提高學術性的做法，正是美國史學界對阿普特克的承認始終是有條件的原因。我覺得要評價阿普特克歷史著作的政治性與學術性的關系，必須先搞清楚什么是歷史著作的客觀性問題。實際上，影響歷史著作客觀性的至少有以下因素。

　　1.民族和文化的差異。不同民族、國家或不同文化對同一事件會有不同的看法，特別是涉及兩國關系的問題上，這是司空見慣的現象，這里無需多加證明。那種各打50大板的做法，有時行得通，但往往行不通，因為事情并非那樣簡單。

　　2.階級的、階層的還有種族的差異，導致對同一事實出現不同的理解。二戰后，這方面的差異雖有縮小的趨勢，但仍然非常明顯。種族的差異既具有民族、國家差異的特點，又有階級或階層差異的特點。二戰后，美國主流史學界在種族問題上取得了重大突破，這是一件好事，但這并不是說種族之間的對立消失了。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到，在對華盛頓的問題上，阿普特克與右派就不可能達成一致。右派看到的是華盛頓的那些偉大的方面（我們也是這樣） ，但他更關注的是華盛頓對待奴隸的態度。沒有什么理由可以認為這當中某一方面是不重要的，因而是無需加以強調的，但強調任何方面都會讓人感到某種片面性。由于阿普特克處于弱勢地位，所以很多人覺得他不夠全面，而那些只強調華盛頓偉大的人則很少有人覺得他們自己也有不全面的地方，包括我們也是這樣，這真是值得我們反省的事情。中國人喜歡為賢者諱，有時還搬出“主流與非主流”的理由，美國人似乎也是這樣。強調主流與非主流當然是對的，但強調主流時隱去非主流的東西，那可能就是為賢者諱了，實際上是歪曲。

　　3.社會思潮或時代思潮的影響。在很多情況下，一個時代認為很客觀的東西，若干年后由于人們興奮點的變化或客觀形勢的變化會被看成是不太全面或有很大片面性的東西。

　　最典型的就是阿普特克本人的遭遇。20世紀上半葉和后半葉美國史學界對他的美國黑人史、黑人反抗史的研究成果持截然不同的態度，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實際上，時代思潮雖往往有其流行的原因，有其有價值的一面，即有其滿足社會某種需要的一面;但它肯定會有自己的片面性，它用自己的片面性來評價與它不合流的思潮肯定也是片面的。

　　社會思潮造成的片面性，尚沒有引起我們的足夠重視。解放以來我們的歷史學強調階級斗爭，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知道那種做法存在片面性，但現在我們是否也有片面性 比如我們的歷史著作中，勞資沖突的內容少了，這難道不是新的片面性嗎 西方國家的勞資雙方經過幾百年的沖突，才形成了現在這種比較和諧的談判機制，難道不應該引起我們重視嗎 難道這一點對中國沒有用嗎 再講西方20世紀的新史學，年鑒學派一度那么強調數字和計量，后來不是也部分放棄了嗎 可見，在歷史學中，新的變化總是與一定的片面性相聯系。西方的歷史學有其科學性，我們承認19世紀的蘭克史學和20世紀的新史學都體現了對科學性的追求;但這并不是說，這些史學都完全是客觀的、科學的。蘭克史學的片面性今天看來已經非常明顯了，因為檔案是歷史研究的基礎，但不是唯一的基礎;而新史學一度過度追求的計量化和數字化，看來也未必是科學的。從這種觀點來評價阿普特克的著作我們可以看到，他的某種片面性是與右派的片面性分不開的。下面一個例子，很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

　　世紀美國最著名的史學家之一，與莫里森合著《美利堅共和國的成長》的亨利•斯蒂爾•康馬杰于1972年出版了《理性帝國：歐洲是如何想象啟蒙運動而美國如何使之實現》一書。阿普特克寫的評論尖銳地批評該書存在的一種片面性：“通觀全書，康馬杰總是為美國的情況而歡呼，然后，通常是附帶性地提及奴隸制，把它作為‘例外’。但奴隸制在美國不是一種‘例外’;這是康馬杰的書所討論的早期美國（內戰前）的社會、經濟、政治和情感生活和歷史的一個基本的方面?！苯又e出一系列關于當時美國黑人、印第安人還有婦女人口的數字，說明這時期未能參與政治生活的有占美國人口一半的婦女，占1 /5人口的奴隸，占1 /5人口的印第安人，占1 /5人口的契約傭工（ indentured servant） ，還有占人口的窮人也是處在政治生活之外的。由此，他得出結論說：“必須實際地、批判地、辯證地考察這個共和國;如果沒有這樣一種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方法，就不可能確定關于美國在任何特定歷史時期的真實情況。此外，如果沒有這樣一種分析，關于美國曾有過的這種形式的發展變化的根源，即從世界上反殖民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鼓舞者，到成為殖民制度遺留的精神堡壘和從智利的皮諾切特到南非的韋厄斯特（Voerster）的反革命統治的主要支持者，也得不到解釋。從一開始，共和國資產階級民主的性質就遍布著種種傷痕：奴隸制、男性至上、種族歧視、擴張主義、種族滅絕的傾向和實踐。反對這些殘暴的特征曾是美國歷史上一個從不缺乏的、崇高的特點，并構成了其遺產中的基本要素，那些捍衛我們歷史中最好的傳統的人珍惜它，并努力使它在20世紀結出果實而奮斗，這種成果就是社會主義?！?/p>

　　這是阿普特克的學術與政治斗爭相結合的典型風格。對于他的上述書評，主流的美國史學界大概不太服氣，他們一定會搬出諸如歷史的主要方面、非主要方面的理論。有人會說他講的東西根本不重要，不影響對康馬杰著作的整體評價等。但難道阿普特克不應該這樣說出他想說的話嗎 實際上，阿普特克指出康馬杰的不足之處時并不否定康馬杰所著重論述的那些方面，但他的著重點必須放在康馬杰著作的缺陷上。他如果不說，就可能沒有人說這些話了，而他這樣做又必然要造成“片面”的感覺。在這里，“片面”是必不可免的關鍵是他所強調的東西有沒有道理。阿普特克一生所研究的題材總是他認為現實斗爭中最需要的東西，都是為了糾正主流歷史學家所不注意的方面，所以他一生的著作都可能讓那些主流歷史學家留下“片面”的看法，我們必須對這種“片面”有自己的認識，不能跟在那些主流歷史學家的后頭跑。我們應該注意：阿普特克的“片面”與主流歷史學家自身具有的但他們自己未曾注意到的“片面”緊密相關。當然，阿普特克的“片面”性，與他的戰士身份分不開;如果是一個普通的左派學者，那么他可能會更心平氣和地展開討論，會花更多的篇幅來肯定“主流”的方面等。

　　還有一個相關的問題。西方主流的歷史學家在判斷歷史是非問題時，有時是從道德判斷出發，有時是從價值判斷出發。比如，涉及第三世界的人權等問題時，他們往往從道德判斷出發，而涉及評價華盛頓這類偉人時，更多地是從價值判斷出發，而極少顧及其對待奴隸的態度之類的“小”問題。對此，我們也應該有自己的看法。

　　所有的片面性可能都會帶有某種客觀性的東西，而各種片面性所帶有的客觀性是不一樣的。這里有一個總的標準問題，或者說有一個立場問題。本文不想就此事展開討論，而只想指出：處在像阿普特克那樣的處境中，即20世紀中期美國的那種處境中，你想說出主流的歷史學家不愿說或不屑說的東西，你該怎么辦 我覺得唯一的辦法只能是像阿普特克那樣，讓人們來注意這個空白點的重要性，舍此大概沒有其他辦法。所以，當一種片面性造成另一種片面性，而且當其中某種片面性占有話語霸權，看起來似乎很客觀的時候，我們不要簡單地認為另一種片面性似乎真的完全是片面的。

2003-03-17

（作者單位：浙江師范大學人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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