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胡錦濤總書記并

中共中央“六中全會”全體同志：

我國實行改革開放已三十多年，對黨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本路線及其執行情況已到總結經驗教訓的時候。我建議這次會議能邀請有威望有水平的老領導同志參加開一個擴大的六中全會。我認為當前有幾點值得重視：

一、目前我們黨和國家面臨最大的危險是有可能受美國和親美派“精英”們的欺騙和影響，在對“政治體制”進行“民主”改革的名義下動搖四項基本原則，導致實際上的亡黨亡國。

（一）某些打著“民主”、“政治體制改革”旗號的人，是五體投地崇拜美國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和“民主”，要我國照搬這一套。然而，美國侵朝、侵越、侵伊、侵阿、侵略南斯拉夫等都是推銷它的“民主”模式的。除了朝、越堅決反侵略得勝而保持了國家的獨立，在其他各國所造成的慘烈后果已有目共睹。

（二）美國為了搞垮社會主義新中國，是首先從意識形態下手的。它打著“文化交流”的旗號，聯合我國親美“精英”，搞中美合編《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雙方確定的“編譯方針”是照搬“美國原書的政治觀點（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見該辭書《前言》），辭書中“純粹屬于中國的條目”怎么寫也要經“協商”得到美方的“同意”，實際上都是用美國的意識形態取代中國的意識形態；然后再由中國的辭書工作者，以該合編辭書為“樣板”照搬進中國的《辭海》，達到取消中國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目的。我寫了一系列文章揭露此陰謀，今將其中有代表性的一篇——《〈辭海〉否定黨史的錯誤亟須糾正》呈上。敬請批評指正和參考。

（三）美方為了搞垮社會主義新中國，進一步操控中國的“政改”，妄圖搞掉中國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和政權。它聯合我國親美、非毛、反共的“精英”人物，配合《辭海》的刪改造輿論美化美國的民主憲政，污蔑和攻擊我國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要求照搬美國“民主”模式。這些“精英”已把“民主”這個概念搞得混亂不堪，以致在我國高層領導人中也有人否定民主的階級性，寫文章說“民主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這還不如美國的盟友以色列總統佩雷斯頭腦清醒，佩雷斯尚且批評美國“過分依賴軍事力量，企圖把民主強加于中東”。（《參考消息》2008年9月8日）在今天，如果我國接受美國強加給我國的“民主”，對“政治體制”（政治制度）實行所謂“民主”改革，豈不要受騙上當？基辛格說：“共產主義是在實行民主和市場經濟的名義下崩潰的”（見《西方對外策略資料》第1輯第423頁）。

為此我寫了《評“政治體制”改革“滯后”論》，今呈上，請批評指正和參考。作為社會意識形態的文化同樣是有階級性的，“文化體制”與“政治體制”的改革應該是密不可分的。都應著眼于四項基本原則的貫徹和完善。

二、我們是否會亡黨亡國，關鍵還在我們黨自身。

單有“帝國主義的亡我之心不死”這個外因，還不等于我們就會亡黨亡國。關鍵在于我們對亡黨亡國的危險是否有高度的警惕和防衛的對策。

（一）我們要加強黨自身的建設。我們必須牢記列寧的教導，列寧說：“黨如果不自己敗壞自己，誰也敗壞不了它。”（《列寧全集》第23卷第18頁）

我們還不能忘記鄧小平所說：“問題正出在我們黨內”，“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制度……要把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全盤搬到中國來……這些人恰恰就在共產黨里”。（《鄧選》第2卷第392頁，第3卷第198頁）

我們更不應忘記反面教員戈爾巴喬夫說的：“我入黨和生活的目的就是消滅共產主義……我不斷地努力向上爬……只有身居高位，才能為此有最大的作為”。（見《中流》雜志2000年第11期）

我們也不應忘記方勵之的“名言”：“我也贊成大家入黨，入黨以后……至少可以改變黨的顔色。我正式提出改變黨。”（見《方勵之的真面目》第94頁，中紀委辦公室編，法律出版社出版）

我們千萬不能以為中共已是有八千萬黨員的世界第一大黨，已很強大。但數量不等于質量。關鍵問題在于像戈爾巴喬夫、葉利欽式的人物，辛子陵、李銳式的人物，是深知“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才到我們黨內來的，他們不肯退黨是在伺機實現其“最大的作為”，將共產黨解散、改名或改變顔色。

（二）現在的關鍵是要解決正確對待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個“立國之本”問題。我們人人都應認真思考：鄧小平說“四項基本原則并不是新的東西，是我們黨長期以來所一貫堅持的”，它“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動搖了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任何一項，那就動搖了整個社會主義事業”。這是最重要的。我們黨已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寫進黨的基本路線；同時寫進的有“堅持改革開放”。這是應肯定的。（執行得怎樣當然要另作具體分析）然而，趙紫陽把“四項基本原則”與鄧小平說的“改革開放政策”并列，說成了“兩個基本點”，這是對四項基本原則這個“根本前提”的貶低，跟趙紫陽走的一些人更是“改革開放”天天講，“四項基本原則”從來都不講。有些人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也是講得、做得不多。有意無意忽略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個根本前提。這是極不正常的。終于導致辛子陵們說“社會主義理論”只是“包裝”，公開要求“放棄”四項基本原則，取消我國的立國之本了。

（三）我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如果放棄四項基本原則這個立國之本，當然只有亡黨亡國了。我相信中央領導同志和廣大共產黨員決不會甘心亡黨（包括改名變顔色）亡國，那就應該旗幟鮮明地堅持、鞏固、加強黨的基本路線和憲法上都明確寫了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有步驟地糾正違背黨的基本路線和憲法、違背四項基本原則的一切錯誤。

這就是要回到以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為根本前提和內容的黨的基本路線上來，“十七大”《政治報告》說“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是我們黨、我們國家生存發展的政治基石”。只有堅持和加強這個立國之本，我們黨才有執政的合法性。黨、國家和社會才有真正的穩定，才能從根本上戰勝腐敗的頑癥。這是“六中全會”應當解決的根本問題，應明確回答圖謀取消四項基本原則者。

三、當前我國的政治改革最緊迫的任務是解決黨內民主。       

我國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政治思想路線的正確決定一切。一切都以黨的基本路線為根本前提。防止和克服黨和國家工作中的錯誤是靠政治思想路線的正確，而政治思想路線的正確靠黨內的民主，民主的階級性是不容懷疑的。歷史的經驗教訓是“治國即治吏”。任何黨、政組織、干部或官員，如果背離或違反黨的正確的政治思想路線，通過黨內民主，批評與自我批評，都是能得到糾正的。如果其人覺悟差、不愿作自我批評改正錯誤，那就換人，根據錯誤輕重調動、免職、撤職或開除。觸犯刑律的依法論處。我們黨內應該始終保持正常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積極健康的思想斗爭。群眾性思想政治運動也是不能少的。鄧小平也說：“不搞整風，恐怕解決不了問題”。大家都重視政治思想路線，錯誤就難于發生，發生了也不難克服，黨風良好又必能帶動社會風氣良好。

現在，亟待解決的是黨內民主。對黨的基本路線及其理解執行出現了什么情況和問題，怎樣總結經驗教訓糾正錯誤，每個黨員都應有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不能再用“保持一致”來封人之口。這只會使路線錯誤或理解執行中的錯誤得不到糾正，最后，導致黨腐敗變質，被人民拋棄。

路線問題是不能回避的。美國這些年到處碰壁，也搞了“一項民意調查”，表明“百分之八十一的美國人認為美國走的是一條‘錯誤路線’。”（《參考消息》2008年10月4日）我們更不應回避路線問題，對路線及其執行情況，不僅各級黨員干部都應敢于講真話，更應要求各級黨組織搞“社會調查”，并向上級交一份書面《調查報告》。應認真了解工人、農民、普通工作人員到底愿不愿放棄四項基本原則？是否愿意放棄社會主義道路？

鄧小平說：“我們的整個改革開放政策也是一個試驗……要小心謹慎”，“難免要犯錯誤……有錯誤就趕快改，小錯誤不要變成大錯誤”。（《鄧選》第三卷第133、174頁）

鄧小平還說：“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要反對教條主義，反對修正主義”，“離開四項基本原則，就沒有根，沒有方向，也就談不上貫徹黨的思想路線”，“離開四項基本原則去‘解放思想’，實際上是把自己放到黨和人民的對立面去了。”（《鄧選》第二卷第278、、279頁）這都是說得對的，我們應切實貫徹。

吳邦國委員長今年在人大作《報告》又重申我們不搞“私有化”。但是在實踐中,在“賣光公有制的口號下”，有些地方把公立學校和醫院都賣掉了。這豈不是沒有照黨的基本路線和中央的方針做，而搞了“私有化”嗎？“兩極分化”也發生了。這就是鄧小平說的犯了“錯誤”，那就應該總結經驗教訓糾正這些偏離正確路線的錯誤，“趕快改，小錯誤不要變成大錯誤”。并教育黨員干部回到黨的正確路線——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上來。

毛澤東早就說過：“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問題在于黨要及時發現及時糾正實踐過程中出現的差錯，回到正確路線上繼續前進。

鄧小平也說：“右的干擾，概括起來就是全盤西化……搞資本主義”，還說 ：“我贊成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并說對左和右的錯誤都要“糾正”。（《鄧選》第三卷第229頁，第二卷第379頁）

四、歷史的經驗值得重視。比如，1958年8月產生“刮五風”的錯誤，當年11月即發現和開始糾“左”、糾“高指標”，1962年召開“七千人大會”，黨自己出來進一步“糾錯”和總結經驗教訓，指出“刮五風”是違背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左的錯誤”。黨能自己出來“糾錯”，證明黨還是堅持正確路線的。糾錯后黨的威信更高了。我長期工作生活在基層，經常聽到普通黨員和群眾愈來愈多的呼聲，表明我們現今的盲目發展、環境污染、兩極分化、社會矛盾、黨群關系、信仰危機、思想混亂、道德滑坡等等太令人憂慮了。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科學發展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正確及時的，是針對“非科學”的盲目發展的，本應公開糾正“非科學發展”的錯誤，可是許多地方卻沒有這樣做；提出“和諧”也是針對“兩極分化”已造成了“不和諧”的，本應公開糾正搞“兩極分化”的錯誤，以求得和諧，然而許多地方也沒有行動；提出社會主義榮辱觀也是有針對性的，但不搞群眾性的學習活動，也就不能動員全黨全社會落實推廣開來。特別錯誤的是連群眾性的教育與學習活動都不同意搞，有的省市甚至對中央肯定的重慶的“唱讀講傳”活動也抵制、停止轉播重慶衛視，這怎能使全黨全國同心同德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為建設社會主義事業奮斗？我認為今天的關鍵在于如何對待四項基本原則這個立國之本，能旗幟鮮明地言行一致地堅持就能救黨保國，不堅持就亡黨亡國。六中全會要討論“文化體制”改革，那是一個加強和完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問題，應明確文化、意識形態的階級性（它與人民性是一致的），絕不能搞排斥階級性的普世價值那一套。希望全會能以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為前提，討論解決這個問題。明確糾正過去有意無意忽略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忽略意識形態工作的錯誤。現在應根據四項基本原則，發揚黨內民主，全黨全國行動起來，公開批駁辛子陵們的“社會主義理論”只是“包裝”的謬論和各種違背四項基本原則的謬論。同時對具體執行基本路線過程中發生的錯誤有步驟地進行糾正。一般可不追究個人責任，著重教育黨員和人民，接受教訓。

我是一個入黨七十多年一直在基層工作生活的普通黨員，能較多地聽到各種反映，我想提醒黨內某些有權、又有經濟實力的人，如果以為有權、有錢還有美國的大力支持，可以取消四項基本原則，那么，你們只是重走蔣介石的老路。蔣介石從“四一二”上臺到四九年敗退臺灣，他也有所醒悟說：“我不是被共產黨打倒的，而是被國民黨自己打倒的”。并告誡蔣經國：“千萬不要相信美國”。錢、權、美援無論怎么多，任何違背真理、違背民心者也只能自己打倒自己。

以上意見，敬請批評指正和參考。此致

敬禮！

中共南通市委黨校黨員離休干部陳守禮

                                         2011年9月9——10月8日

附：1、《辭海否定黨史的錯誤亟須糾正》文章；

2、《評“政治體制”改革“滯后”論》文章。

擁護

《辭海》否定黨史的錯誤亟須糾正

－―學習胡錦濤總書記紀念中國共產黨建黨九十周年《講話》

陳守禮

胡錦濤總書記在紀念中國共產黨建黨九十周年《講話》中，又一次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中國共產黨不愧為偉大、光榮、正確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這既是對歷史事實的肯定，又是對中國共產黨的正確評價。是黨心民心所認同的。的確，毛澤東締造的中國共產黨是名副其實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筆者體會這是我們學習理解總書記整個《講話》精神的關鍵。

鄧小平也說：“四項基本原則并不是新的東西，是我們黨長期以來所一貫堅持的”，“如果動搖其中的任何一項，那就動搖了整個社會主義事業”，“離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沒有根，沒有方向，也就談不上貫徹黨的思想路線”“貫徹這條思想路線，就要反對教條主義，反對修正主義”。（《鄧選》第二卷第165、173、278頁）搞“非毛化”的“精英”人物卻抹殺這個已為實踐反復證明的真理。《辭海》編者就在【中國共產黨】詞條中，把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政黨，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黨的最終目的是實現共產主義”和“中國共產黨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都刪除掉，這是明顯地否定和丑化中國共產黨及其歷史。

2010年召開的全國黨史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同志強調指出：“堅決反對任何歪曲和丑化黨的歷史的錯誤傾向”。顯然是有針對性的！這些年來發出種種“歪曲和丑化”黨的“偉大、光榮、正確”的歷史者，恰恰也都是露骨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精英”人物。黨中央下決心“堅決反對歪曲和丑化黨的歷史的錯誤傾向”，全黨應該從認真貫徹和加強宣傳四項基本原則著手。

筆者認為辛子陵、茅于軾“事件”的出現，絕非偶然和孤立的。在毛主席逝世后不久，我國出現了“非毛化”，否定、歪曲、丑化“黨史”的思潮，而且愈演愈烈。上海市出版的《辭海》服從美國的“指揮棒”，以美中合編辭書為“樣板”刪改大量詞條，否定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和我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它通過多次“修訂”把原來正確反映中共“黨史”和我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大量詞條，系統地取消、刪除、改寫。《辭海》是歪曲、否定中國共產黨及其歷史和我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集大成者。

“有比較，才會有鑒別”。人們只要把中美合編《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與《辭海》作個對比，再把《辭海》的前后版本作個對比，就可明顯地看出編者是以中美合編辭書的“政治觀點”為“樣板”，把中國1979年版《辭海》原來寫得正確的反映中共及其領袖的歷史、業績、我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一系列詞條取消或刪改掉了。這是白紙黑字，無法抵賴，無可辯駁的。

筆者用了十多年的時間，查核、對比了《辭海》的歷次版本，發現數以千計的詞條被取消和刪改；又用我們黨的真實歷史，加以反復對比，發現《辭海》編者正是通過詞條的刪改或取消，歪曲、丑化、否定“黨和領袖的歷史”。而且是按美國的“旨意”、根據美中合編辭書《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的“調子”刪改的。現在，本文主要指出2009年新修訂版《辭海》的錯誤，也聯系前幾個修訂版本的錯誤，分以下五個部分加以評析：一、《辭海》從哲學的高度徹底否定革命；二、《辭海》具體地全盤否定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三、《辭海》否定中國革命對馬列主義的創造性發展和貢獻；四、《辭海》通過否定階級和階級斗爭來否定中共黨史；五、《辭海》通過否定國民黨的“反革命戰爭史”來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戰爭史。

一、《辭海》從哲學的高度徹底否定革命

這令人震驚地表現為對下述九個詞條的刪改和取消：

（一）刪改【革命】詞條。編者將原《辭海》對“革命”從哲學角度的正確解釋——革命是“指事物的根本質變過程。與‘進化’相對”刪除、否定。（可對比《辭海》1979年版第2025頁，1989年版第2275頁，1999年版第2436頁，2009年修訂版第0577頁。本文所引《辭海》頁碼均系縮印本的頁碼，筆者對被刪除的文字用黑體字加劃橫線標明，下同）

這是抹殺革命與改良（進化）的區別。這要聯系我國近代史上關于要“革命”還是要“改良”的爭論和斗爭，以及編者對許多相關詞條的刪改來分析。

（二）刪改【魯迅】詞條。清末民初，要革命還是要改良,革命派孫中山同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改良派有過大爭論。那時的魯迅是站在孫中山一邊的。然而編者刪改“魯迅”詞條，把“1905至1907年，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和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改良派展開大論戰時，魯迅站在革命派一邊”這個史實刪除；還把魯迅“目睹青年中也有不革命和反革命者，受到深刻教育，徹底放棄了進化論思想”也刪除；還把魯迅在反動派的文化“圍剿”中“成了中國文化革命的偉人”也刪除。（可對比《辭海》1979年版第2016頁， 1999年版第2425頁，2009年修訂版第1205頁）

這個刪除顯然是否定魯迅屬于“革命派”。抹殺要 “革命”還是要“改良”的斗爭。其實，魯迅不但擁護孫中山主張革命，而且魯迅還在放棄“進化論思想”后相信了“階級論”，成了一位共產主義革命者。

（三）刪改【改良主義】詞條。編者把改良主義是“反對革命的”刪除、否定。（可對比《辭海》1979年版第1080頁，1989年版第1217頁，1999年版第1305頁，2009年修訂版第0549頁）以上證明編者不要革命，要改良。

（四）刪改【共產黨宣言】詞條。編者把《宣言》“公開宣布無產階級要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而建立自己的統治，并運用這個武器去剝奪資產階級的一切生產資料，消滅私有制”，《宣言》是“完整系統而嚴密地闡述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宣言》是“世界千百萬工人共同的綱領……”等七大核心內容全刪除、否定。（可對比《辭海》1979年版第1240頁，1999年版第1499頁，2009年修訂版第0604頁）這是徹底閹割《宣言》的革命內容，是跟美國走，與中美合編《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第3卷第438頁）【共產黨宣言】詞條的寫法和觀點保持一致的。

（五）刪改【哥達綱領批判】詞條。編者把這一著作是“科學共產主義的綱領性文獻”，是“闡明了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原理。”刪除、否定。（可對比《辭海》1979年版第59頁， 1999年版第70頁 ，2009年修訂版第0574頁）這又是閹割其革命內容。

（六）刪改【法蘭西內戰】詞條。編者把“列寧認為，這個總結‘正好抓住了問題的實質，也是國家問題的實質’（被壓迫階級有沒有武裝？）” 刪除。（可對比《辭海》1979年版第908頁，1999年版第1082頁 ，2009年修訂版第0457頁）這又是閹割其革命內容。

辛子陵說：“馬克思說他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自己把《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法蘭西內戰》三大名篇”都“否定”了。顯然，辛子陵純屬造謠，但《辭海》編者閹割這“三大名篇”的革命內容是事實。

（七）刪改【世界觀】詞條。編者改寫的詞條是介紹“有神論”和“無神論”兩類世界觀，把“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是唯一科學的世界觀，是無產階級及其政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論武器和科學方法。”刪除、否定。編者不承認有無產階級世界觀。（可對比《辭海》1979年版第37頁，1999年版第43頁，2009年修訂版第1718頁）

（八）取消【共產主義世界觀】詞條。該詞條1979年版的全文是：

“無產者階級對世界的根本看法。‘共產主義的宇宙觀是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649頁）它如實地反映世界的本來面目和發展規律，指導人們能動地改造世界，以實現共產主義為崇高目標。它是自有人類以來最完全最進步最科學的世界觀。”（可對照《辭海》1979年版第1240頁，1999年版第1499頁，2009年修訂版第0604頁）

（九）取消【共產主義人生觀】詞條。該詞條1979年版的全文是：

“即‘無產階級人生觀’。共產主義世界觀的組成部分。它主張從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的集體利益出發，大公無私，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把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斗作為人生的最高目的。它是人類歷史上最進步、最高尚的人生觀。”（可對照《辭海》的頁碼同上）

共產主義革命是人類史上最徹底的革命。它要求實現兩個“徹底決裂”，這要求每個革命者“脫胎換骨”地改造自己的思想，逐步樹立科學的“共產主義世界觀”和“共產主義人生觀”。主客觀世界都要改造。這是我們黨一成立就明確的，延安整風更予強調。至今中國共產黨已是發展到有八千萬黨員的大黨，怎么連“共產主義世界觀”、“共產主義人生觀”都被認為“過時”而“淘汰”了呢？

還可以舉出更多被取消和刪改的詞條為例，但只要看以上這九個被取消和刪改的詞條，已足以證明編者是從哲學的高度徹底否定“革命”。

必須指出：問題的根子在于這都是貫徹美國的“旨意”。美國前總統尼克松說，與共產主義的斗爭首要的是“意識形態斗爭”（《1999不戰而勝》第114頁）；中美合編辭書《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在《前言》中說“編輯方針”是按美國“原書的觀點”“只譯不改”，是照搬美國的“政治觀點”；中美合編辭書86年剛出版，中方的政治顧問宦鄉就說：“必須抓緊政治體制改革和思想改革……改革的嚴重任務，……必須把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破除掉。”（上海《社會科學報》1987年1月1日第1版）；接著上海的《辭海》主編夏征農發表《公開信》宣告，以中美合編辭書為“樣板”，“此后《辭海》等辭書均按此意見辦理”（見《百年潮》2000年第6期）即在辭書中把美國“不接受”的不符合美國意識形態的內容都取消、刪除掉。這就是他們搞的所謂“意識形態與國際接軌”。

經筆者核對《辭海》刪改【革命】、【世界觀】、【共產黨宣言】詞條，并取消【共產主義世界觀】、【共產主義人生觀】等詞條，與中美合編辭書是一致的。都是把“革命”的內容刪除、取消。正如美國前總統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說的：“幾乎每個共產黨國家都在改革，這實際上等于在譴責馬列主義的經驗。最重要的是從哲學上反對共產主義的根本前提”。（見《大失敗》一書第15頁，軍事科學出版社1989年）中國的親美派改革“精英”大造“告別革命”輿論。這豈不是在意識形態領域中，中美合作，密切配合，否定革命、反對革命？

二、《辭海》編者具體地全盤否定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

這突出地表現在對下列原來寫得正確的四個關鍵性詞條的取消和刪改：

（一○）取消【嘉興南湖革命紀念船】詞條。該詞1979年版的全文是：

“在浙江省嘉興縣南湖中。為紀念黨的‘一大’而設置。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后期，由上海轉移到嘉興南湖的游船上舉行。1959年建有嘉興南湖革命紀念館，展出仿制的革命紀念船。”

（可對照《辭海》1979年版第548頁和1999年版第672頁，2009年修訂版第0869頁）

請問：“嘉興南湖革命紀念船”是中國共產黨建黨的“標志”，當年就是在這船上確立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性質為：無產階級政黨。制定黨的最終目的是實現共產主義。編者取消這個建黨“標志”是否也要取消這個黨的階級性質和綱領，從而否定這個黨？那就再看編者進一步怎么走下去。

（一二）取消【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詞條。該詞條全文是：

“著作名。毛澤東1939年冬和其他同志合寫的一個課本。第一章《中國社會》，是其他幾個同志起草，經過毛澤東修改的；第二章《中國革命》，是毛澤東自己寫的。編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本文科學地分析了中國的歷史和現狀，指出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特點及其主要矛盾，系統地闡明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對象、任務、動力、性質、前途和轉變等問題。毛澤東強調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整個革命運動，是包括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個階段在內的全部革命運動’，‘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趨勢。’認清兩者的區別，同時又認清兩者的聯系，才能正確地領導中國革命，而中國共產黨則從自己建黨的一天起，就把這樣的兩重任務放在自己的雙肩之上。”（可比照《辭海》1979年版第1422頁，1989年版第1603頁，1999年版第1719頁2009年版第2467頁）

這個“純粹屬于中國”的辭條，本來寫的完全正確，中美合編辭書取消了它，中國的《辭海》跟著也取消了它。我們應想一想，取消、否定這個詞條豈不意味著否定“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嗎？更值得深思的是：它是在我國“非毛”“非共”思潮泛濫導致八九年“動亂”的情況下被1989年版《辭海》編者配合中美合編辭書取消的，1999、2009年修訂版竟然繼續堅持“取消”這個詞條不作糾正。這又意味著什么？

（一二）刪改【中國共產黨】詞條，編者以中美合編辭書寫的【中國共產黨】詞條為“樣板”，基本上把《辭海》1979年版原寫得正確的主要內容25項刪除，集中地表明對“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的全盤否定：

1﹒編者把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刪除；

這是編者否定中共的“無產階級”性質及其“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

2﹒2009年修訂版編者又把中國共產黨的“最終目的是實現共產主義”刪除，改寫為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

 “目的”與“目標”是有明確區別的。據《現代漢語詞典》的準確解釋；“目的”包括兩個含義：“【目的】想要達到的地點或境地，想要得到的結果”；然而，“目標”只有一個含義：“【目標】想要達到的境地或標準：奮斗目標”。

顯然，這個改寫就是要黨不再以實現共產主義為“最終目的”和“結果”。這樣就同修正主義祖師爺伯恩斯坦的著名修正主義公式：“運動就是一切，目的是微不足道的”一致了。這是編者要搞修正主義的自供。這是新版《辭海》比1999年版走得更遠的表現。與辛子陵的“理直氣壯搞修正主義”一致！

應該指出：這1、2、兩項是中美合編辭書首先作了“榜樣”，《辭海》刪除與合編辭書一致。意味著中國共產黨已放棄自己的指導思想、理論基礎和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的最高綱領。辛子陵更要求“十八大”修改黨章，不再把“共產主義的理想和目標”寫進黨章。不僅取消“目的”，還要取消“目標”。請問中美合編辭書、《辭海》編者、辛子陵憑什么權力和理由這樣胡作非為？

3﹒把“中國共產黨成立后，1922年召開了第二次代表大會，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刪除。這是否定黨的最低革命綱領；

4﹒把中國共產黨成立后“領導青年運動、農民運動、幫助國民黨進行改組和建立國民革命軍”刪除；這是編者否定黨成立后的革命實踐和業績。

5﹒把“1927年10月，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的部隊上井岡山，次年4月，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保留下來的部隊到井岡山會師，創建了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建立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國革命開創了一條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的正確道路”刪除；

這是否定黨建立人民軍隊、革命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

6﹒把遵義會議前“由于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的危害，排擠毛澤東對軍隊的領導” 刪除；然而，如果無此史實，豈不是也無必要開遵義會議了嗎？

7﹒把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這是黨內具有歷史意義的轉變”刪除；真實歷史誠如黃克誠所說，遵義會議后“救了黨、救了紅軍”的是毛澤東。后來，共產國際也肯定毛澤東是在革命實踐中自然形成的領袖。然而，有人意欲“非毛”，至今還不承認這史實。

8﹒把【中國共產黨】詞條原來寫得正確的黨在“八年抗日戰爭”中的歷史和業績全部刪除：

抗日戰爭時期（1937-1945），“經過與國民黨政府的協議，中國紅軍及其在南方各省所留下的游擊隊，分別改編為八路軍和新四軍，開赴華北和華中前線抗戰。1937年8月，黨中央召開洛川會議，決定在敵人后方放手發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使游擊戰爭擔負配合正面戰場、開辟敵后戰場、建立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戰略任務。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等部隊，在華北、華東、華中、華南等地相繼武裝了廣大的人民，在敵后開展了強大而又普遍的游擊戰爭，建立了抗日根據地。1938年10月抗戰進入相持階段，中國共產黨針對國民黨的投降危險，提出了“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口號，號召和領導全國人民與國民黨頑固派進行斗爭。同時，黨召開第六屆六中全會，批判了以王明為代表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隨后又擊退了蔣介石發動的三次反共高潮。”1941年至1942年，“是解放區最困難的時期，”黨進行了全國范圍的整風運動，“同時發動解放區軍民開展了大生產運動，從而戰勝了困難，壯大了人民力量。”1945年4月，黨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制訂了“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的政治路線。“同年8月，黨領導解放區軍民展開大反攻，收復大片國土，殲滅了大量敵人，與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相配合，迫使日本帝國主義無條件投降。”

在刪除上述全部內容后，對這八年抗日戰爭只以一句話一筆帶過：“國共兩黨再次合作，共同進行了長達八年的抗日戰爭”。

聯系在【抗日戰爭】等詞條中也刪除這些內容，這是否定黨的光榮歷史。眾所周知，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是在八年抗戰中得到發展、鍛煉、成長、壯大，成為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的；“毛澤東思想”也是在八年抗戰與延安整風時期完整形成的。這些不僅對抗日戰爭的勝利起了決定性作用，也是后來對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的勝利和新中國的誕生都起了決定性作用的。這段極重要的歷史和業績，能在【中國共產黨】詞條中“一筆勾銷”嗎？

9﹒把【中國共產黨】詞條原來寫得正確的黨在“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中的歷史和業績全部刪除：

解放戰爭時期（1945-1949）“中國共產黨對于蔣介石在美帝國主義支持下搶奪抗戰勝利果實、發動內戰的陰謀，采取了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的方針。1945年8月，黨中央派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等到重慶與蔣介石舉行和平談判，于10月10日達成協議。但不久，蔣介石就撕毀了協議，并從1946年7月起，依仗其軍事力量的優勢和美帝國主義的援助，發動了對解放區的全面進攻。黨領導人民解放軍以自衛戰爭來粉碎國民黨的進攻。戰爭的第一年表現為國民黨軍的進攻和人民解放軍的防御；戰爭的第二年，人民解放軍由防御轉入了進攻；戰爭的第三年，人民解放軍取得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的勝利，殲滅了國民黨軍隊的主力。”“同年4月，人民解放軍渡過長江，解放南京，宣告國民黨反動統治的覆滅。”

上述光榮歷史和業績也被編者一筆勾銷，在全部刪除之后，只用“進行了三年解放戰爭”一句話一筆帶過。這又是無情抹殺黨史。

10﹒把“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規定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路線：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刪除掉；

編者在否定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綱領后，又否定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路線。

11．把“毛澤東在總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經驗時指出：一個有紀律的，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武裝的采取自我批評方法的，聯系人民群眾的黨，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軍隊，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各革命階級各革命派別的統一戰線，這三件是我們戰勝敵人的主要武器”刪除掉；

這是毛澤東總結中國革命最寶貴的經驗——“三大法寶”——的最完整、最系統的準確表述。“這三件”不僅有極大的歷史意義，更具有極大的現實意義，是我們黨過去、現在和今后都應做到、力求做好的。而且只有做到“這三件”的才是真共產黨而非假共產黨。卻被編者刪除了。

12﹒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基本結束，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階段的開始”刪除掉 ；

這是編者否定新民主主義革命應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

13．把建國初的三年中“取得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等五大運動的勝利”刪除掉；

顯然，革命不是少數人的專利而是群眾的事，搞不搞“群眾運動”是無產階級革命區別于所有別的革命的標志。否定它就否定了無產階級的革命。看我們黨的全部歷史，如果沒有“革命群眾運動”是不會有革命的勝利的。

14﹒把“1949年3月，黨召開了七屆二中全會，規定在全國勝利以后，民主革命要不停頓地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黨的工作重心必須由鄉村轉到城市”刪除；這表明編者不同意“民主革命要不停頓地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這是對“七屆二中全會”正確的重大決策的無理否定。

15﹒把“黨提出了逐步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過渡時期總路線” 刪除掉；

這是編者否認黨曾提出過這條“總路線”。聯系編者還刪改【過渡時期總路線】詞條，把“黨提出”的這條“總路線”改寫為是“毛澤東提出”和“毛澤東最后確定的”。這是為把毛澤東和這條“總路線”一并否定作的鋪墊。

但是，黨在《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寫的卻是“黨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是完全正確的”。親自實踐這條“總路線”的主要領導人之一薄一波同志說：“《決議》指出：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反映了歷史的必然性。我完全同意決議的觀點。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續篇只能是社會主義”，薄一波還稱贊說這條“總路線”“是根據實踐的要求和經驗對七屆二中全會精神的新發展”。（見《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第226—229頁）。這些才是我們黨始終肯定的史實。

《辭海》編者這樣刪改，是抹殺和篡改歷史，是站到黨的《決議》和黨的對立面去了。

16﹒把“黨召開了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號召全黨，團結國內外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為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的中國而奮斗”刪除掉。

由于黨的“八大”是在肯定“過渡時期總路線”勝利的基礎上“宣布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了”。由于編者是堅持否定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因而也否定“為建設社會主義中國而奮斗”。

17﹒把“1957年，黨發動和領導了反對資產階級右派的斗爭”刪除；

編者在黨的歷史中取消這一重要史實，是為右派全盤翻案；編者把未定稿寫了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詞條取消，就是不承認中國存在過任何“右派分子”；（《辭海·未定稿》《政治法律分冊》第13頁）1999年版又在【反右派斗爭】詞條中，把右派對黨的“進攻”改寫為“反黨言論”；2009年版又把右派的“反黨言論”改寫為“批評”；還在【章伯鈞】、【羅隆基】詞條中刪除章羅結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聯盟”。這顯然是徹底否定“反右”，是向黨反攻倒算。然而，黨中央和鄧小平尊重史實，一再重申“反右”是正確和必要的；國慶六十周年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又再次重申：1957年對右派的“進攻”所作的“反擊”是“正確和必要的”。

18﹒把“1958年，黨制定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刪除掉；

編者的這個否定，聯系編者還改寫【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詞條，寫它“忽視了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性”，這是全盤否定它。其實，從總的方面看它沒有違背“客觀規律性”，只在實際執行過程中產生過高指標、浮夸等錯誤，時間不長就及時發現和糾正。而貫徹這條“總路線”的結果，還是如鄧小平所說：“國有企業發展到近四十萬個”、“固定資產增長近二十倍”，“三十年時間取得了舊中國幾百年、幾千年沒有取得過的進步”。怎能因暫時局部發生過高指標浮夸錯誤而全盤否定這條“總路線”呢？

19﹒把“黨領導全國人民戰勝了三年經濟困難，反擊了國際上的反華反共逆流。”刪除掉；這是編者對真實歷史的抹殺。難道這三年我們黨就束手無策、無所作為、沒有領導人民戰勝困難？難道我們的黨和人民就不應對“反華反共逆流”進行自衛、反擊？

20﹒把黨“領導全國人民開展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刪除掉。這反映出某些人不僅害怕“社會主義革命”，也害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21﹒把“1964年的第三屆和1975年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周恩來代表黨中央提出了我國要在本世紀內實現農業工業國防科學技術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刪除掉；此史實證明無論在“文革”前和“文革”期間，我們黨都未放松經濟建設，那時叫“抓革命、促生產”，各級都有分管生產建設的人。陳云也實事求是說：“即使在‘文革’期間，先念同志在十分艱難的情況下，協助周總理……使一大批在建和新建的項目得以建成或加速了建設速度……繼續為我國現代化建設打基礎。”（見1992年7月23日全國各報）但是，編者卻硬要刪除周總理抓建設的真實歷史，還有些人甚至胡說“文革”使“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這都是為“非毛化”需要而抹殺和篡改歷史。

22﹒把黨的“‘十一大’宣告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進入新的發展時期”刪除掉；這是由于編者堅持否定“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也就不承認它會“進入”什么“新的發展時期”。

23﹒把“在國際事務中，中國共產黨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反對大國沙文主義，堅決同全世界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和組織團結在一起，反對現代修正主義；加強同社會主義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堅決支持世界無產階級、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斗爭；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同各國建立和發展關系，堅決反對霸權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刪除掉。

黨的歷史問題《決議》也肯定，“文革”期間毛主席“仍然警覺地注意維護我國的安全，頂住了社會帝國主義的壓力，執行正確的對外政策，堅決支援各國人民的正義斗爭……”“對外工作打開了新的局面”，“在國際上發揮重要影響”。（《三中全會以來》下冊第815、816頁）編者卻憑偏見把我們的黨和國家的“對外關系”的歷史變為一個“空白”。

24﹒把“中國共產黨是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黨”刪除掉；

25﹒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旗幟，是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旗幟”刪除掉。（可對比《辭海》1979年版第1413頁，1989年版第1592頁，1999年版第1706頁，2009年修訂版第2468頁）

為了作對比，筆者將中美合編辭書【中國共產黨】詞條全文附本文之后。

對【中國共產黨】詞條，《辭海》1989、1999年版都作錯誤刪除，而且2009年版走得更遠。把如上25項重要內容全刪除。這樣，毛澤東締造的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和業績還剩下什么呢？

剩下的是毛澤東犯了十多項“左”的錯誤，連發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毛澤東說“階級斗爭還沒有完全結束”這句話，亦被編者指責是“強調階級斗爭”的“左”的錯誤而刪除。（可對比《辭海》1979年版第286頁，1999年版第348頁，2009年新修訂版第0632頁）

（一三）取消【東方紅】詞條。（可對比《辭海》1979年版第48頁，1989年版第54頁，1999年版第58頁，2009年修訂版第0396頁）這是從1989年版開始取消，2009年修訂版仍堅持取消不作糾正。

在2009年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央文明辦等10部委已發出通知，要求全國廣泛開展唱紅歌活動，并在《人民日報》上公布推薦給全國唱的100首紅歌，其中最有代表性、傳唱最廣的紅歌便是《東方紅》。可是，2009年版《辭海》仍不恢復【東方紅】詞條。這給別有用心的“非毛”“反共”精英提供了造謠的“依據”，他們把“救星”與“救世主”加以混淆，曲解為都是“迷信”。已產生了很壞的社會影響。其實“救星是比喻幫助人脫離苦難的集體或個人”。（見《現代漢語詞典》第608頁，1993年北京）是與“救世主”根本不同的概念。《辭海》取消【東方紅】詞條的錯誤不糾正，使廣大革命人民感到氣憤！

 毛澤東締造的“中國共產黨是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旗幟，是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旗幟”。這絕不是自封的，亦非主觀的評價。這都是客觀存在的史實；亦都是國內外億萬擁護社會主義新中國的人們所公認的。然而《辭海》取消【嘉興南湖革命紀念船】、【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東方紅】這三個重要詞條，又刪除【中國共產黨】詞條的25項核心內容，這是對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和革命人民的歷史和業績露骨的抹殺和否定。以上四個詞條，經筆者核對在中美合編辭書中先取消和刪改，之后再以合編辭書為“樣板”在我國的《辭海》中也取消和刪改。

胡錦濤總書記說的完全正確：“中國出了個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的驕傲，是中國人民的驕傲，是中華民族的驕傲。”“毛澤東同志的革命實踐和光輝業績已經載入中華民族的史冊”，“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我們都要始終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這是完全合乎史實、鮮明正確的論斷，這是我國所有的真正的共產黨員和擁護社會主義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愛國同胞都衷心擁護的。我們相信大家都會譴責《辭海》編者的上述重大錯誤，并促其糾正。

三、《辭海》編者否定中國革命對馬列主義的創造性發展和貢獻

《辭海》2009年修訂版編者，對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具體否定是全方位的，還表現為取消、刪除、“淘汰”體現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創造性發展和貢獻的眾多詞條。舉例如下：

（一四）取消【獨立自主自更力生】詞條。該詞條1979年版的全文是：

“指主要依靠本國人民的力量進行革命和建設的方針。一個國家必須主要依靠本國人民的革命和斗爭，才能擺脫受剝削、受壓迫、受奴役的地位，獲得國家的獨立。在政治上獲得獨立以后，還必須主要依靠本國人民的力量和智慧，掌握國民經濟命脈，充分利用本國的資源，有計劃地發展本國的民族經濟，爭取經濟上的獨立。沒有政治獨立，就不可能獲得經濟獨立，而沒有經濟獨立，一個國家的獨立就是不完全、不鞏固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并不是閉關自守，排斥學習外國的先進技術和經驗。毛澤東指出：‘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破除迷信，獨立自主地干工業，干技術革新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認真學習外國的好經驗，也一定研究外國的壞經驗——引以為戒，這就是我們的路線。’”（轉引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四屆人大第一次會議文件》第36頁）。”

（可對照《辭海》1979年版第822頁，1999年版第991頁，2009年修訂版第0414頁）

【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是反映毛澤東思想路線的關鍵性詞條。這個指導思想和方針，是我們黨無論干革命或建設都一貫堅持的。實踐已證明中國共產黨從農村包圍城市開始，直至1949年建立新中國的革命勝利，以及建國后幾十年建設所取得的偉大成就，都是執行了這個方針的結果，它使我國取得了政治獨立、經濟獨立，創造出了進行改革開放的前提條件。

編者取消這個詞條，把鄧小平說的“要繼續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執行一系列已定的對外開放的經濟政策，并總結經驗，加以改進”也否定掉了。（《鄧選》第2卷第363頁）如果照編者觀點去做，只搞“外向型經濟”，我國只能在經濟上成為殖民地、政治上成為附庸國。

（一五）取消【井岡山的斗爭】詞條。（可對照《辭海》1979年版第29頁，1999年版第34頁，2009年修訂版第0960頁）

（一六）取消【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詞條。（可對照《辭海》1979年版第1425頁，1999年版第1724頁，2009年修訂版第2467頁）

（一七）取消【人民軍隊】詞條。該詞條1979年版的全文是：

“人民軍隊，來自人民，屬于人民，為人民的利益，為全民族的利益而戰斗的軍隊，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中國共產黨締造和領導的，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民軍隊。”（可對照《辭海》1979年版第305頁，1999年版第372頁，2009年修訂版第1561頁）

（一八）取消【人民武裝】詞條。該詞條1979年版的全文是：

“屬于人民和保護人民利益的武裝力量。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武裝包括人民解放軍和民兵等武裝組織。有時專指民兵等群眾性武裝組織。”

（可對比《辭海》1979年版第305頁與1999年版第372頁，2009年修訂版第1561頁）

毛澤東說“槍桿子里面出政權”。斯大林說：“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也是優點”。編者卻取消“人民軍隊”等詞條，這是否定“槍桿子里面出政權”，這豈不等于否定建立新中國的合法性嗎？

原詞條還正確寫出了人民軍隊與古今中外一切舊軍隊、舊武裝力量的不同本質。舊軍隊一般都是統治階級手中的“工具”，可是，人民軍隊、人民武裝的性質就不同了，它是人民自己的軍隊和武裝，黨始終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教育軍人，要軍人始終絕對服從人民的利益，保護人民。不盲目服從任何人去鎮壓人民。

（一九）取消【革命根據地】詞條。該詞條1999年版的全文是：

“革命武裝力量賴以堅持長期武裝斗爭的地方。在山地、平原、河湖港汊地均可建立，但需具備以下條件：革命政黨的正確領導，相當的革命武裝力量，堅實的群眾基礎，一定的經濟實力，利于作戰與回旋的幅員和地形等。中國革命戰爭的各個時期，都曾建立過根據地。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革命根據地，亦稱蘇區。抗日戰爭時期的革命根據地，稱為抗日根據地。解放戰爭時期的革命根據地，習稱解放區。”

 （可對比《辭海》1999年版第2436頁和2009年修訂版第0577頁）

 “革命根據地”不僅是后人應該知道的歷史典故，亦還有現實意義。

（二○）取消【志愿軍】詞條。該詞條1979年版全文是：

“一國或數國人民為了幫助他國抵御外來的武裝侵略，在自愿基礎上組成的武裝部隊。如1936年各國人民為了幫助西班牙人民反擊佛朗哥法西斯軍隊和抵抗德意法西斯武裝侵略所組成的國際縱隊；1950年中國人民為了援助朝鮮人民抵抗美國侵略、保衛祖國所組成的中國人民志愿軍。志愿軍同樣享受國際法上戰爭法規所規定的權利。”

（可對比《辭海》1979年版第529頁，1999年版第649頁，2009年修訂版第2454頁）

本來，被壓迫、被侵略的弱小國家民族或革命力量，是有理由要求外援的，別國人民也有理由組成志愿軍去援助。只要有強欺弱的侵略存在、有軍隊存在，“志愿軍”也就有存在的理由。國際戰爭法對“志愿軍”也是肯定的。“志愿軍同樣享受國際法上戰爭法規所規定的權利”。編者刪除【志愿軍】詞條，是從總體上對所有“志愿軍”的否定。“中國人民志愿軍”詞條雖然目前尚未取消，但合法性也否定了，事實上《辭海》也已在開始否定“抗美援朝”。

（二一）關于【中國人民志愿軍】詞條，在美中合編辭書中，不但沒有“中國人民志愿軍”詞條，而且還在【彭德懷】詞條中把他“曾率領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同朝鮮人民和人民軍并肩戰斗，直至勝利，光榮地履行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義務”全部刪除光。（見中美合編《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第6卷第449頁）顯然，按美國的觀點是徹底否定中國的抗美援朝。特別荒唐的是我國《辭海》1999年版編者也已在【彭德懷】詞條中“照搬”美國觀點，把彭德懷上述“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事跡全部刪除光，一字不留。并且還株連到【抗美援朝紀念章】這個詞條，把頒發紀念章的“宗旨”是為了“發揚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刪除。

2009年新修訂版在【彭德懷】詞條中雖作了部分糾錯，但仍不承認“抗美援朝”是“保家衛國”的愛國主義和“履行國際主義義務”的表現。

這是對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光榮歷史的嚴重歪曲，是散布對“抗美援朝”正確性的“懷疑”。是大是大非問題！

中央領導同志習近平在“抗美援朝六十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重申了“抗美援朝”是“打擊了帝國主義侵略者”，是“保家衛國”和“發揚了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這證明《辭海》以美國的觀點所作的的刪改是錯誤的。然而，《辭海》至今沒有表示要糾正這個重大錯誤。

（二二）取消【批評和自我批評】詞條。（可對比《辭海》》1979年版第671頁1999年版第812頁，2009年修訂版第1425頁）

（二三）取消【團結—批評—團結】詞條。（可對比《辭海》》1979年版第763頁1999年版第918頁，2009年修訂版第1908頁）

（二四）取消【增強黨的團結，繼承黨的傳統】詞條。（可對比《辭海》》1979年版第549頁1999年版第673頁，2009年修訂版第2379頁）

（二五）刪改【理論聯系實際】詞條。1999、2009年版均把“中國共產黨經常進行黨內的思想教育，要求各級領導干部樹立理論聯系實際的作風”刪除。（可對比《辭海》》1979年版第1214頁1999年版第1469頁，2009年修訂版第1121頁）

上述第一四至二五，這十二個重要詞條反映的史實，可以說都是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對馬列主義的創造性發展和貢獻。都是黨取得勝利、防腐、防變的寶貴經驗。中美合編辭書《前言》說“純粹屬于中國的條目”由中國學者寫，如有爭議“協商”解決。這十二個詞條卻沒有一個得到“協商”解決從而進入合編辭書。之后《辭海》以合編辭書為“樣板”也取消、刪改這些詞條。實際上還有大量不符合美國“政治觀點”的詞條都被取消或刪改了。

這些創造性的經驗和貢獻，不僅具有巨大深遠的歷史意義，而且仍有重大的現實意義。比如在今天，難道我國就不該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了嗎？在今天，難道我國的人民軍隊不應存在加強了嗎？難道我們的黨不應靠批評和自我批評、繼承黨的傳統來加強了？《辭海》編者取消、刪改這些詞條無非是認為這些屬于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不符合美國“政治觀點”。美國的布熱津斯基污蔑說：“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這個猶太移民知識分子在大英博物館公共閱覽室中苦思冥想出來的，被移植到東方的專制傳統之中……是荒誕不經的”。（見《大失敗》一書第17頁）這同我國的改革“精英”人物污蔑、攻擊毛澤東思想是“變型的馬克思主義與東方專制主義的結合”如出一轍。足見中美反毛、反共“精英”與中美合編辭書、《辭海》的相互呼應和密切配合。然而，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錦濤在紀念中共建黨九十周年大會上強調：“中國共產黨不愧為偉大、光榮、正確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是顛撲不破的科學真理！”這是對國內外反共分子謬論的有力駁斥！

四、通過否定階級和階級斗爭來否定中共黨史

《辭海》為了要去與國際接軌，貫徹美國的“旨意”。否認中國有成熟的無產階級。這特別表現在編者對下列五個詞條的刪改上。

（二六）關于【工人階級】詞條。“工人階級”和“無產階級”這兩個名詞常常是被通用的。其實，“工人階級”并不等同于“無產階級”。當年列寧與普列漢諾夫就爭論過，列寧在《關于黨綱的歷史》一文中明確指出：“我始終堅持在談到我們黨的階級性質的地方用‘無產階級’一詞代替‘被剝削的勞動群眾’一詞。”（《列寧全集》第8卷第218頁）列寧說得對，并得到全黨認同。因為只有“無產階級”這個詞才是唯一正確的符合社會科學規范的用語和概念。辭書不寫【無產階級】詞條是不科學的

1．中美合編辭書《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在寫【中國共產黨】時，首先把我國1979年版《辭海》正確寫了的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最終目的實現共產主義”等核心內容刪除。夏征農主編說“此后《辭海》等辭書均按此意見辦理”。

2．中美合編辭書寫【毛澤東】詞條時，美方不僅不同意寫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還不同意寫他是“偉大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雙方爭議的結果是“按美方的修改意見”“修改”，把毛澤東的這兩個頭銜都刪除。（見《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第5卷第740頁）

3．中美合編的辭書既然不承認中共是“無產階級政黨”，不承認毛澤東是“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接著，就把毛澤東的戰友周恩來等許多領導人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身份也都一個一個地取消掉。

這可查核中美合編《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中下列各位領導人詞條：

周恩來（第9卷第509頁）；朱  德（第9卷第517頁）；李先念（第5卷第212頁）；彭德懷（第6卷第449頁）；劉伯承（第1卷第138頁）；葉  挺（第8卷第881頁）；徐向前（第8卷第707頁）；聶榮臻（第6卷第271頁）；陳  毅（第2卷第264頁）；賀  龍（第3卷第730頁）；王稼祥（第8卷第118頁）；彭  真（第6卷第453頁）；等等。

4．《辭海》雖然還沒有像中美合編的辭書一樣把周恩來等“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身份都取消。這是暫時的。由于編者害怕會激起廣大人民的反對，《辭海》的常務副主編巢峰是這樣說的：“修訂《辭海》就像坐在火山口上”，他們很害怕，不過他又說：“《辭海》的生命力就在于‘十年一修訂’”，“每十年”修訂一次“都要對歷史進行重新解釋”。（見《文匯報》2010年3月8日第12版）這意味著如果這個“十年”還不敢取消，就等下一個“十年”……

在毛澤東逝世后，我國出現了一股極右的“非毛”、“反共”的社會思潮，有些人就是認為中國資本主義不發達，要補資本主義課，要等資本主義發達后，中國有了標準的無產階級，才可建立無產階級政黨；他們胡說中國在1921年建立“無產階級政黨”是極左的錯誤。他們否定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政黨”，主張解散或改變黨的名稱。辛子陵則造謠說馬克思恩格斯都已否定和“放棄共產主義理論”，共產黨這個“黨名”已失去“理論依據”，并污蔑“俄國十月革命是人類文明史的歧路”。顯然，否定中國有“無產階級”，否定中國有“無產階級的政黨”，否定中國有“無產階級的革命家”，是個大是大非問題。我們必須擊敗這股思潮，并徹底消除其影響。

（二七）刪改【農民階級】詞條。編者認定農民階級從來就沒有革命性。

1、刪除農民階級“是同地主階級相對抗的基本階級。”

2、刪除農民階級“是封建社會歷史發展的動力。”

3、刪除“廣大貧農和中農只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才能得到徹底的解放；而無產階級也只有同貧農和中農結成堅固的聯盟，才能領導革命取得勝利。”（可對比《辭海》1979年版第374頁，1999年版第459頁，2009年修訂版第1386頁中美合編辭書中也無【農民階級】）

顯然，這個刪除就把農民階級的革命性和無產階級應該領導農民階級都否定了。根據邏輯常識，這也就否定了中國共產黨領導農民階級走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最后取得革命勝利的事實和歷史。

（二八）刪改【太平天國革命運動】詞條。

1．把詞條名稱改為【太平天國運動】。“革命”二字被刪除，這是編者取消農民階級的“革命”資格。

2．刪除“太平天國革命……表現了中國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頑強反抗精神。太平天國革命的失敗，證明在資本主義侵略者和國內封建勢力勾結起來的情況下農民革命沒有無產階級的領導是不可能取得勝利的。”這是編者否定農民階級的革命精神和需要有無產階級的正確領導。

（可對比《辭海》1979年版第642頁，1999年版第780頁，2009年修訂版第1824頁）

編者否定農民階級的革命性，顯然是針對毛澤東和中國革命的。李澤厚、劉再復在《告別革命》一書中寫道：“毛澤東認為農民革命是社會發展的動力，不對。實際每次農民革命，都造成對社會生產大規模的破壞。推動歷史進步的倒是掌握經濟的剝削階級，從原始社會到奴隸制到封建制到資本主義制度，起推動作用的不是奴隸革命、農民革命，而努力發展經濟的是奴隸主階級、地主階級和資本家。”（見《告別革命》第177頁，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出版）這本書是有代表性的，它與《辭海》是在呼應或配合。

其實，正確的是毛澤東，他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以及《論聯合政府》等著作中，科學地分析和指出：“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沒有錯”,“中國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農民是中國革命的最廣大的動力……是中國革命隊伍的主力軍。”中國的“無產階級”若不與農民“結成堅固的聯盟”，要想取得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中國革命的勝利證明了無產階級領導農民階級建立鞏固的工農聯盟的正確性。

為什么說這是毛澤東對馬列主義的創造性發展呢？恩格斯在《法德農民問題》中也指出：“在西方已成長起來了強大的社會主義工人政黨……為了奪取政權，這個政黨應當首先從城市跑到農村，應當成為農村中的力量。”（《馬恩全集》第22卷第566頁）但當年法德的黨未能這么做。后來列寧說：“無產階級同勞動農民之間的‘真誠的聯合’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政權要掌握在工農政府手里。”（《列寧全集》第26卷第311頁）列寧勝利建立了工農政權。由于毛澤東同恩格斯列寧的立場與世界觀的一致，在中國這樣一個農民占最大多數的大國里，是毛澤東首先看到和重視農民階級的革命性，首先提出無產階級應該領導農民階級爭取中國革命的勝利。實踐證明了毛澤東的正確。怎么可以如陳獨秀們所想，等中國發展了資本主義，有了眾多產業工人、有了成熟的無產階級后，再去組織共產黨搞革命呢？

編者否定階級斗爭還突出地表現在對下列詞條的刪改方面。

（二九）刪改【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詞條。刪除“這是一場限制和反限制、改造和反改造的嚴重的階級斗爭，是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斗爭”。（可對比《辭海》1979年版第1438頁與1999年版第1741頁，2009年修訂版第頁）這個刪除證明編者不承認“社會主義革命”中客觀存在的階級斗爭。

（三○）刪改【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詞條。毛澤東說“革命時期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階級斗爭基本結束，但階級斗爭還沒有完全結束”，編者認為已“完全結束”并刪除“但階級斗爭還沒有完全結束”，指責這是“強調階級斗爭，與原講話不協調的論述”。（可對比《辭海》1979年版第286頁1999年版第348頁，2009年修訂版第0632頁）

經編者對上述五個詞條的刪改，搞所謂“重新解釋歷史”，實際是抹殺和否認中國客觀存在的階級和階級斗爭，抹殺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斗爭歷史。

五、《辭海》通過否定國民黨的“反革命戰爭史”來否定中共的革命史

這主要表現在對如下八個詞條的取消和刪改：

（三一）取消【戡亂時期危害國家緊急治罪條例】詞條。該詞條1979年版寫的是正確的。全文如下：

“（簡稱《戡亂條例》）中國國民黨政府為鎮壓人民革命運動，于1947年12月25日頒布的反動法規。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當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大舉反攻時，國民黨為維護其即將徹底崩潰的反動政權，以‘戡亂’為名，加緊鎮壓人民革命運動。凡參加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斗爭的革命人民，都被認為‘危害國家’，受到血腥鎮壓。”

編者先刪改后取消這個詞條，都是篡改和抹殺真實歷史。

（三二）先刪改【戡亂條例】詞條。經過了十年“非毛化”后，1989年版編者就把“當中國人民解放軍大舉反攻時，國民黨為維護其即將崩潰的反動政權”而“頒布的反動法規”，這句話中指明的頒布這個《條例》的“目的”及其“反動”性質都刪除掉了。這是先篡改歷史的第一步。

（三三）取消【戡亂條例】詞條。又經過了十年的“非毛化”后，1999年版干脆取消這個詞條。否認蔣介石在中國進行過戡亂。這就抹殺歷史了。

（可對比《辭海》1979年版第1352頁，1989年版第1524頁，1999年版第1634頁，2009年修訂版第1013頁）

（三四）為《戡亂條例》正名。《辭海》在取消反映真實歷史的【戡亂條例】后，又再次把《戡亂條例》寫進《辭海》，目的是為它正名了。

這就是編者利用“曲筆”，把《戡亂條例》寫到反動文人【胡適】詞條中，寫“胡適任國民大會主席，領銜提出《戡亂條例》”。這就不僅否定了《戡亂條例》是“反動法規”，更為它正名了。（可對比《辭海》1979年版第1504頁，1999年版第1822頁，2009年修訂版第0757頁）

為什么說是為它正名？因為一是寫它是由一個所謂“代表民意”的、無黨無派的“學者”“胡適任國民大會的主席，領銜提出”的，這就把本來是國民黨一手策劃的《戡亂條例》，卻美化成是“民意”的產物；二是又美化了反動文人胡適，把他寫成了是個敢于“代表民意”、“領銜提出《戡亂條例》”的“勇士”了。這是把鎮壓革命說成“戡亂”，是篡改歷史顛倒是非。

（三五）取消【反革命戰爭】詞條。該詞條1979年版的全文是：

“反動階級為維護其統治和實行民族壓迫而進行的戰爭。如帝國主義國家、社會帝國主義國家侵犯社會主義國家，侵犯獨立的民族主義國家和鎮壓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運動的戰爭，資產階級鎮壓本國人民革命運動和進行反革命復辟的戰爭，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等。一切反革命戰爭都是非正義的戰爭。”

（可對比《辭海》1979年版第267頁與1999年版第323頁，2009年修訂版第0466頁）

其實，編者是用取消“反革命戰爭”的手法取消革命戰爭。因為每一場戰爭都是兩方對打，蔣介石發動“內戰”，對于國民黨一方來說是“反革命戰爭”，對于共產黨一方來說就是“革命戰爭”。沒有“反革命戰爭”，也就沒有“革命戰爭”。編者既把鎮壓革命視為戡亂，這個取消是意在否定革命戰爭。

（三六）刪改【蔣介石】詞條。由于編者肯定中國歷史沒有“反革命戰爭”，于是，蔣介石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集中代表”、“對中國工農紅軍進行五次‘圍剿’…”、“抗戰時期掀起三次反共高潮”、抗戰勝利后“撕毀停戰協定”等史實就都刪除、否定。（可對比《辭海》1979年版第601頁與1999年版第732頁，2009年修訂版第0900頁）

其實，經編者這樣“對歷史進行重新解釋”，就徹底歪曲或者說抹殺了真實的歷史，顛倒了是非。

（三七）增寫【戡亂】詞條。這是編者特意增寫的1979年版沒有的一個新詞條——【戡亂】，把“戡亂”解釋為就是“平定叛亂”。（可對比《辭海》1979年版第1352頁與1999年版第1634頁，2009年修訂版第1013頁）

這是《辭海》編者為“對歷史進行重新解釋”的需要而增寫的。既然把蔣介石進行的“剿共戰爭”，解釋成了是順“民意”進行的“平定叛亂”。這就明確地把共產黨、革命人民置于“亂黨”、“亂民”的地位了。

《辭海》副主編巢峰堂而皇之地聲稱：“29年前，確定了《辭海》十年一修訂的規則”。“每十年都要對歷史進行重新解釋”。“這個規則是前任主編夏征農主持的主編擴大會議上定下來的”。（見《文匯報》2010年3月8日第12版）請問：是誰授權你們“訂的規則”？是誰授權你們這樣重新解釋歷史？

實際上，《辭海》的所謂“對歷史進行重新解釋”，就是像重新解釋《戡亂條例》那樣，把蔣介石打“剿共”的“反革命戰爭”，解釋成了是順“民意”而進行的“戡亂”、“平定叛亂”。完全顛倒歷史是非。此類例子不勝枚舉。

歷史是人民的歷史。寫歷史、解釋歷史都不能違背真實、違背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我國怎能由《辭海》隨心所欲地不斷“重新解釋”？

結束語

在中國的《辭海》中，照理對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創造性發展馬列主義的歷史和業績，是應當充分肯定、明確反映、永載史冊的。

然而，《海辭》編者卻是反其道而行之，竟把【嘉興南湖革命紀念船】【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井岡山的斗爭】、【革命根據地】、【人民軍隊】、【人民武裝】、【批評和自我批評】、【團結--批評--團結】數以千萬計的詞條都取消和錯誤刪改。編者從哲學的高度在總體上否定革命；全面否定中國革命和共產黨，把黨的階級性質、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綱領、路線和基本歷史、基本業績和對馬列主義的創造性發展25項核心內容全部刪除、否定。這樣，毛澤東締造的中國共產黨，在建國前二十八年和建國后三十年的歷史、業績和經驗還剩下什么呢？這樣的全盤否定豈不是把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執政的合法性也一并否定了嗎？

在全國黨史工作會議上，黨中央領導習近平同志在大會上強調：我們要“堅決反對任何歪曲和丑化黨的歷史的錯誤傾向。這是黨史工作必須遵循的黨性原則，也是每一個黨史工作者應該履行的政治責任。”

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中強調“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今年紀念建黨九十周年大會上，又強調“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是顛撲不破的科學真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中國共產黨不愧為偉大、光榮、正確的馬克思主義政黨”。

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陳奎元同志在《信仰馬克思主義，做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文章中強調我們“要打退反馬克思主義的進攻”，“要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批判它”。（見《光明日報》2011年6月13日）

紀念建黨九十周年，我們應該言行一致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捍衛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及其歷史和傳統，公開批評、糾正《辭海》的錯誤，消除其影響，以正視聽。

作者通訊處：中共南通市委黨校       郵編：226007

附錄：中美合編辭書《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第9卷第469頁關于【中國共產黨】詞條的全文如下：

“【中國共產黨】中國工人階級的政黨，領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執政黨。1986年有黨員四千萬以上。總書記胡耀邦。政治局常務委員胡耀邦、鄧小平、趙紫陽、李先念、陳云。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鄧小平。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陳云。中國共產黨于1921年7月在上海成立。黨的創始人有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董必武等。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經歷了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四個階段。1935年1月中共中央貴州遵義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此后，經過長期武裝斗爭和各方面斗爭的配合，于1949年取得了革命的勝利，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后，中國共產黨領導恢復了國民經濟，建立了社會主義的國營經濟，進行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等運動。1956年基本完成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同年9月中國共產黨舉行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今后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此后的十年間，雖然，1958年到1960年發動‘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犯了在經濟建設上急于求成和在生產關系變革過猛的錯誤，但仍然取得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1966年到1976年，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完全背離了‘八大’的方針，是一次嚴重的‘左’傾錯誤，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1976年秋，毛澤東逝世以及‘四人幫’下臺后，情況有了改變。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戰略決策，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通過《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毛澤東的功過及黨在社會主義時期的歷史重新作出評價。1982年9月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制定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的綱領，通過新的黨章，選出新的領導機構。”

《辭海》編者是以這個中美合編辭書上述詞條為“樣板”，把我國1979年版《辭海》寫得正確的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政黨’，‘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黨的最終目的是實現共產主義’，‘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等等1979年版《辭海》寫了的25項內容基本上都刪除、否定。

評“政治體制”改革“滯后”論

---從《辭海》刪改詞條到辛子陵自曝“政治體制”改革謎底

陳守禮

改革開放已三十多年了，我們黨一直強調：我國的改革不是要改掉社會主義制度，而是為了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經濟改革”是改掉“過分集中的”舊的“經濟體制”，為了發揮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優越性。把“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是作了區分的。但是，實際的“改革”卻是把公有制改成了私有制；把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制度，改成了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制度。2011年6月溫總理訪德，得到德方承諾“將繼續積極支持歐盟盡快承認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見中宣部主管《時事報告》2011年第8期第57頁）

西方國家為什么遲遲不承認中國是“完全市場經濟”國家呢？這也就是某些人一再說的，由于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嚴重滯后”。

所謂“政治體制改革滯后”，辛子陵以中國改革開放的代言人身份已把話挑明說：“打開天窗說亮話，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要放棄社會主義道路，走修正主義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開放報禁黨禁，實行民主憲政”。這就明白無誤地說出了要把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改為資本主義政治制度，把中國改成“完全的市場經濟”國家。辛子陵還指名道姓說：“×××七談政治體制改革，×××沒有給予支持”。（《在科技部離退休老同志座談會上的講話》）

其實，要改掉中國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上海出版的《辭海》早已根據美國的“旨意”為辛子陵們的這個“政改”主張作了輿論鋪墊，《辭海》是通過三十年來先后多次刪改有關“政權”“政治制度”的一系列詞條，為改弦易轍改旗易幟的所謂“政改”做了準備。

一、《辭海》編者為改掉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刪改十五個詞條

（一）刪改原【政權】詞條。1979年版的全文是：

“【政權】政權也叫國家政權，通常指國家權力，即統治階級實行統治的權力，由軍隊、警察、法庭、監獄等暴力保證其實現。有時也指體現這種權力的機關。是階級斗爭的產物和工具，具有鮮明的階級性。”（筆者注：凡是1979年版被后來各修訂版編者刪除、取消的文字，筆者均劃橫線用黑體字標明。下同）

之后各修訂版改寫的【政權】詞條，全文如下：

 “【政權】政權亦稱國家政權。通常指國家權力，有時亦指體現這種權力的機關。”（可對比《辭海》縮印本1979年版第1465頁，1989年版第1653頁，1999年版第1774頁，2009年版第2435頁）把原寫政權“是階級斗爭的產物和工具，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刪除。

（二）刪改原【政治制度】詞條。1979年版的全文是：

 “通常指國家政權的組織形式及其有關的制度，它的確定或變更，都是由階級斗爭的具體條件所決定，是和國家的根本性質相適應的。”

之后各修訂版改寫的【政治制度】詞條。全文如下：

“通常指政權的組織形式，即政體。廣義包括政治領域的各項制度。國家的政權組織形式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可對比《辭海》縮印本1979年第1466頁，1989年版第1654頁，1999年版第1774頁，2009年版第2437頁）

編者把決定“政治制度”的“確定或變更”“都是由階級斗爭的具體條件和國家的根本性質相適應的”刪除。

 《辭海》對以上國家的【政權】和【政治制度】這樣刪改是別有用心的，是把這兩個“政改”對象的本來客觀存在的階級性刪除，實際上就是把我國的“國體”、“政體”歪曲成“超階級”的“全民國家”。這是先就為搞背離階級性的所謂“政改”做鋪墊。

我國那些“改革”精英說“政治體制”改革“滯后”，就是指經濟基礎已“私有化”了,但還未改掉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

本來編者在【政治制度】詞條中已寫了“政治制度”“即政體”，那么為什么還要增寫一個“政治體制”詞條呢？這只能是為了欺騙人民，再次謊稱“改掉‘政治體制’不等于改掉‘政治制度’”。

（三）增寫【政治體制】詞條。全文如下：

 “保證國家政治權力的形成和行使的各種組織制度、管理方式和行為規范的總和。是政治制度在政治過程中的具體化，體現為政治生活中各項微觀的、局部的、具體的制度安排和管理措施。通常包括政治組織形式、國家結構形式、政府管理形式以及選舉制度、人事制度、領導制度、公民權利保障制度等。”（《辭海》縮印本1999年版第1774頁，2009年版第2437頁）

為了取消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搞全盤西化，編者再刪改如下詞條：

（四）刪改【社會制度】詞條。編者把該詞條原寫的“共產主義是自有人類歷史以來最完全、最進步、最革命、最合理的社會制度”刪除。（可對比《辭海》縮印本1979年版第1578頁，1999年版第1912頁，2009年版第1652頁）這是編者否定作為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優越性，便于辛子陵們造謠污蔑中國的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無優越性，叫嚷放棄社會主義。

（五）刪改【資產階級專政】詞條。編者把原寫的“其基本任務是維護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剝削”這個概念刪除，把“壓迫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刪除。（可對比《辭海》縮印本1979年版第1437頁，1999年版第1739頁，200 9年版第2540頁）這是編者否定資本主義制度的“剝削、壓迫”性質。同時還增寫 “在資本主義上升時期有一定進步作用”，這就同辛子陵們說的中國的資本家是不搞“剝削”的“社會主義建設者”、中國的“資本主義在上升時期”一致。辛子陵們就是想“理直氣壯”在中國實行資產階級專政。

（六）刪改【修正主義】詞條。編者把“它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等基本內容刪除。這就是否定了修正主義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性質。（可對比《辭海》縮印本1979年版第242頁，1999年版第292頁，200 9年版第2141頁）

編者修改以上這三個詞條，就直接為辛子陵們放棄社會主義，走修正主義、資本主義道路的改旗易幟圖謀做了鋪墊和準備。

（七）刪改【議會】詞條。編者把“實際上，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權掌握在資產階級手中，議會只是資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刪除。重寫的詞條除了正面介紹“議會”，還特別增寫了“曾有社會主義國家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也用此名”。（可對比《辭海》縮印本1979年版第380頁，1999年版第467頁，200 9年版第2255頁）這是編者抹殺資產階級議會固有的階級性質，并暗示：“社會主義國家”也可搞“議會”制。

（八）刪改【議會制】詞條。編者把“實際上，議會權力的大小，是由資產階級根據它的利益來決定的，議會只是資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刪除。（可對比《辭海》縮印本1979年版第380頁，1999年版第467頁，2009年版第2255頁）編者改寫的詞條在否定西方國家議會的階級性后，正面介紹西方國家的議會制，以便仿效。

（九）刪改【議會斗爭】詞條。編者把“馬列主義認為議會斗爭不能代替無產階級暴力革命。”刪除。（可對比《辭海》縮印本1979年版第380頁，1999年版第467頁，2009年版第2255頁）改寫的詞條僅限于承認“議會斗爭”一種形式，否定“暴力革命”。

（一○）刪改【三權分立】詞條。編者把“資產階級取得政權后，把三權分立作為政權組織的基本原則。實際上資本主義國家的國家權力都掌握在資產階級手中，所謂三權分立，只是用國家機關之間的分工形式來掩蓋資產階級專政的實質。”刪除。重寫的詞條是正面具體介紹這是“立法、行政、司法三種國家權力由三種不同職能的國家機關行使、互相制約和平衡的學說制度。”（可對比《辭海》縮印本1979年版第20頁，1999年版第24頁，2009年版第1603頁）編者否定控制“三權”的是同一個資產階級，對“三權分立”持完全肯定的態度。

（一一）刪改【多黨制】詞條。1979年版全如下：

“資本主義國家多黨并列的制度，通常由于政黨數量較多，力量較分散，一個政黨很難取得多數議席，不得不以一個政黨為中心，聯合其他一些政黨共同控制議會和政府。”

之后1999、2009年版都改寫【多黨制】詞條。以便我國仿效：

1、編者把“資本主義國家”改寫為“某些”國家，這是編者否定實行“多黨制”的是“資本主義國家”；

2、編者把“資本主義國家”的“議會和政府”實際被資產階級“控制”的“控制”二字刪除。（可對比《辭海》縮印本1979年版第831頁，1999年版第1002頁，2009年版第0429頁）

以上（七）至（一一）五個詞條，介紹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政治制度，都是刪除和否定它們的資產階級的“階級性”這個客觀事實。     為了突出這一點，編者還特別對“階級性”這個詞條也作出刪改：

（一二）刪改【階級性】詞條。把“在有階級的社會里，國家、政黨、政治、法律、哲學、文學、藝術等等，都貫穿著階級性”這句話中的“國家、政黨”刪除。這是編者向讀者再次明白表示：“國家、政黨”都是沒有“階級性”的“全民國家”、“全民黨”。

（一三）取消【議會迷】詞條。全文是：

“【議會迷】指迷信資產階級議會制度萬能的機會主義者。馬克思在1879年9月19日致左爾格的信中首先使用了這個術語。議會迷把議會斗爭看作是唯一的、在任何條件下都是主要的斗爭形式，反對無產階級暴力革命、反對無產階級專政，鼓吹通過‘議會道路’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第二國際修正主義者和現代修正主義者都是議會迷。”（可對比《辭海》縮印本1979年版第380頁，1999年版第467頁，2009年版第2255頁）這是編者在肯定“議會制”后，否定馬克思主義對迷信“議會”者的正確的批評。

（一四）刪改【和平過渡】詞條。編者把和平過渡是“新老修正主義者反對無產階級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刪除，改寫為 “認為無產階級可以不通過暴力革命而以和平的方式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取政權的理論”。（可對比《辭海》縮印本1979年版第1741頁，1999年版第2102頁，2009年版第0718頁）

（一五）刪改【民主社會主義】詞條。編者把“民主社會主義”是“公開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刪除；把它以“資產階級民主和自由為幌子”中的“幌子”刪除；把它“實際上，只是玩弄社會主義的詞句，來維護資本主義制度”刪除。（可對比《辭海》縮印本1979年版第380頁，1999年版第467頁，2009年版第1311頁）

這些刪改完全符合辛子陵們“民主社會主義迷”的主觀意愿。

顯然，《辭海》編者以中美合編辭書為“樣板”對以上這十五個詞條的精心刪改，實際上都是為辛子陵們“放棄社會主義道路，走修正主義、資本主義道路”的所謂“政治體制”改革，作了周到的鋪墊和準備，同時為辛子陵們下一步用“民主社會主義”來欺騙人民鋪平了道路。于是辛子陵們不滿“政治體制改革不進行”，不滿政治體制改革“滯后”，他們認為這個“滯后”很危險，一方面會使西方國家不批準中國為“完全市場經濟”國家，另一方面他們更擔心中國的社會主義有可能“復辟”，使他們的經濟私有化改革的成果會得而復失。因而他們感到嚴重的憂慮不安。

二、中國億萬人民絕不容許以改革“政治體制”為名改掉社會主義政治制度

（一）首先，在此必須著重指出：問題的根子在于美國操控中國改革開放逼迫中國放棄社會主義。 

美國前總統尼克松說：“美國用外援來為自己的戰略目標服務：1、意識形態的力量。如果我們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失利，我們所有的武器、條約、貿易、外援和文化交流將毫無意義。2、外交……”（見《1999不戰而勝》第114頁，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88年）大家都知道，美國的戰略目標是消滅共產主義，美國很多屆總統的就職演說都強調要消滅恐怖主義和共產主義。并首先消滅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妄圖實現由美國領導的資本主義一統天下。

迎合美國這個“戰略目標”的，是中美合編辭書《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中美合編辭書86年剛出版，中方的政治顧問宦鄉就大講中國“必須抓緊政治體制改革和思想改革……改革的嚴重任務……必須把所謂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破除掉。”（上海《社會科學報》1987年1月1日第1版）此時由此人出來講此話，難道是偶然的嗎？由于上層建筑有兩大部分，要搞掉社會主義政權必先搞掉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這套以美國的意識形態取代中國的意識形態的中美合編辭書的出版，豈不意味著美中“合作”向全世界宣告：首先“必須把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破除掉”嗎？

接著，夏征農主編發表《公開信》宣告以中美合編辭書為“樣板”修訂中國辭書，說：“此后《辭海》等辭書均按此意見辦理”。（見《百年潮》2000年第6期）即中國的辭書也按美中合編辭書一樣以美國的“政治觀點（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取代中國的“政治觀點（社會主義意識形態）”。

再接著，中國的改革“精英”與《辭海》相呼應，以刪改后的《辭海》中的意識形態為“依據”，大量寫文章，造輿論。

在造輿論“破除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方面的文章很多，以辛子陵最為荒唐、徹底，他造謠說馬克思否認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恩格斯已放棄“共產主義理論”。馬恩已轉變為“民主社會主義者”。

在造輿論攻擊、污蔑我國的“政治體制”方面，念珠先生說得最露骨，他說：“我們原來的政治體制是‘專制體制’，所謂‘無產階級專政’是‘共產黨專政’，‘一黨專政’，‘個人獨裁’，是‘封建法西斯專制’，唯一的出路就是加速政治體制改革，用多元主義取代一元主義……徹底解決‘以黨代政’，撤銷省市委以下的黨組織”。（見《法治大手筆》第1113頁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

（二）在改革（實際是破除）中國的政治體制方面，也有不少方案，以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高放先生說的最為坦率、典型，高放說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要以“南斯拉夫為榜樣。南斯拉夫在這方面經驗是比較豐富的，做得是比較徹底的。1952年之后，就明確黨起引導作用（即不再起領導作用），實行黨政分開。黨內各級領導人不兼政府的各級領導職務。黨組織及其領導人不干預政府的事。”高放并強調“黨政分開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首要關鍵”。（《政治學與政治體制改革》第610、628頁，中國書籍出版社2002年北京）既然黨“不干預”，“引導”也就有“干預”之嫌了。這豈不是很明顯地取消共產黨的“領導”嗎？這樣，他們就可實行民主憲政了。然而，人們已有目共睹：南斯拉夫的改革后果很慘：國家被肢解、原領袖米洛舍維奇被捕，死于海牙獄中。基辛格說：“共產主義是在實行民主和市場經濟的名義下崩潰的，后二者的價值觀同美國相似得出奇。”（《西方對外策略資料》第1輯第423頁）

我們難道能以南斯拉夫的政治改革為榜樣，讓國家被肢解嗎？

（三）中國的改革“精英”欲照搬美國模式，美國極表支持

1989年中國平定“動亂”，美國急得如喪考妣，擔心中國會停止“改革”，美國軟硬兼施逼迫中國接受美國“支持”“繼續改革”。

軟的一手，就是當時美國總統布什說：“我們將繼續設法使中國領導相信，使改革繼續前進對他們是有利的……推動改革要做的事情之一是同美國的接觸不要中斷……我們對中國進行的改革是支持的。”（《參考消息》1989年6月28日、29日）布什總統并派特使---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斯考克羅夫特到北京求見鄧小平，轉告布什稱贊“鄧小平是關心著中美關系的改善和發展”的，鄧小平答道：“這是我們共同的愿望”。（《鄧選》第3卷第351、350頁）尼克松、基辛格均表示不應制裁中國，并定于九月、十月分別訪華。（（《人民日報》1989年7月10日第3版））美國竭力鼓勵中國繼續改革。

還有硬的一手，這就是在1989年美國眾參兩院通過《進一步制裁中國的決議》修正案，其中就有這樣一段說明：“這項修正案規定，如總統能向國會提出報告，說明中國在政治改革中取得進展，或出于美國‘國家利益’考慮，可撤銷對中國的制裁措施”。（見《文匯報》1989年11月20日第2版，據新華社11月19日電）這是美國國會《決議》“規定”美國總統領導和監督中國的“政治改革”了。美國極其重視中國的“改革”是把它作為美國的“國家利益”來考慮的。

在美國眾參兩院通過上述《決議》修正案后，布什總統似乎得到了國會的“授權”，他感到很榮耀和“振奮”地說：“我愿成為幫助全球民主變革的總統……這是一個作為總統最令人振奮的時代。”（《參考消息》1990年4月25日）

美國為什么對我國的改革如此熱心、關愛？對美國統治階級在朝在野的領袖、智謀人物這些言論行為，還有美國國會的《決議》，我們今天應該怎樣認識和評價？我們應怎樣總結我們的經驗教訓？

（四）中國的改革“精英”們配合辭書的刪改大造“政改”輿論

這突出地表現在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公司和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合作編譯《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上。美中雙方制定的“編譯方針”是：“凡文、圖、表中涉及疆界、政治、領土等問題均按照（美國）原書的觀點”“只譯不改”；“純粹關于中國的條目，由中國學者撰寫，個別有較大爭議的條目經雙方協商刪改”。（見該辭書《前言》）實際上，是全面按美國“原書的政治觀點（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來破除中國原辭書的“政治觀點（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用“美中合編辭書”的名義出版這套辭書，就代表了中美兩國共同的觀點。

中美合編辭書是1986年出版的，中國上海的《辭海》也通過修訂，以合編辭書的美國“政治觀點（意識形態）”取代中國《辭海》的原“政治觀點（意識形態）”。進一步在中國和全世界擴大影響。

上海出版的《辭海》對上述十五個詞條的刪改就是證明。筆者將中美合編辭書同《辭海》作了對比，1999、2009年修訂版《辭海》基本上都是按美國的“政治觀點”，把1979年版原詞條寫得正確的內容刪除，比如【議會】、【三權分立】等條目都是刪除中國的觀點“照搬美國‘原書的觀點’”。對“純粹關于中國的條目”的刪改，如【毛澤東】詞條，中國原寫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美方“不接受”，經協商，中方同意刪除；（見中美合編《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第5卷第740頁）又如【中國共產黨】詞條，原寫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政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以及“最終目的實現共產主義”等基本內容，美方“不接受”，也全部刪除掉。（《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第9卷第469頁）所謂“協商刪改”，實際上，也是服從美國的“政治觀點（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取消中國的“政治觀點（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實現尼克松的“不戰而勝”消滅共產主義的“戰略目標”。

中美合編辭書和按照合編辭書修訂的中國《辭海》出版后。謝泳先生就發表文章贊道：“時代”之“變”總先要“修改歷史教科書和辭典”，《辭海》的刪改是取消中共在“1949年以后”“強加”給中國人的“某種意識形態”。（見《東方文化》2002年第4期）曹思源等人在青島開民間修憲研討會建議中央修改憲法，取消其《序言》中所寫的四項基本原則。（《明報》2003年6月30日報道）辛子陵們也先后寫了許多文章，否定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打著改革政治體制的旗號，攻擊共產黨的“專制獨裁”和贊揚西方國家的“民主憲政”，搞《零八憲章》的精英們也否定馬克思主義，要求實行“民主憲政”。不少媒體大造不滿“政治體制”改革“滯后”的輿論。其實，他們都是同中美合編辭書和《辭海》相互呼應，密切配合，共同貫徹美國的“旨意”，為美國“不戰而勝”消滅共產主義的“戰略目標”效勞。但是想在中國取消四項基本原則卻很難得逞，只得不斷空喊“攻堅”，慨嘆政治改革“太難”了，“滯后”了。

中國只能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絕不容許動搖和否定立國之本

現在，我們已到總結經驗教訓，糾正《辭海》的錯誤，批駁違背四項基本原則的錯誤思潮的時候了。

四項基本原則是我國的立國之本，也是立黨之本。2011年3月10日，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吳邦國委員長作《工作報告》又重申：“我們始終堅持黨的領導；我們始終堅持把四項基本原則同堅持改革開放結合起來；我們始終堅持從中國國情和實際出發；我們始終堅持以人為本、立法為民；堅持社會主義法制統一”。“我們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見2011年3月14日全國各報）這代表民意人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必失天下！

胡錦濤總書記在紀念建黨九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又一次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是顛撲不破的科學真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這是改革開放都必須遵循的根本原則。  

然而，辛子陵竟以中國改革開放代言人身份說：“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放棄社會主義，改弦易轍，走資本主義道路”。但是，中國共產黨和億萬熱愛社會主義的人民是絕不容許辛子們的圖謀得逞的。四項基本原則不僅始終寫在憲法、黨章和黨的文件中，而且已深入人心。實踐已證明，先后已有兩個前總書記就是在動搖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上“栽了跟頭”的。因此，《辭海》正副主編都說他們那樣刪改詞條已使自己如“坐在火山口上”、冒“砍頭”的危險。（見《文匯報》2010年3月8日第12版）那么，辛子陵們想用行動來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否定無產階級專政，豈不會把自己碰得粉身碎骨嗎？

人民中國絕不容許改旗易幟、去搬西方國家的那一套。中國只能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搞改革開放，以完善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軍事制度、文化制度。對四項基本原則有任何背離或違犯，都必須及時糾正，以教育黨和人民，以鞏固立國之本。唯如此，黨才能得到人民的擁護，國家才能長治久安。

作者通信處：中共南通市委黨校    郵編226007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