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節來了 解密毛澤東當年如何當老師？

       黨和國家領導人毛澤東、軍事家徐向前、科學家錢偉長、文學家魯迅、國學家錢穆、教育家蔡元培、藝術家豐子愷……一個個熟悉而閃光的身影都曾在中小學的三尺講臺上留下過弘文勵教的足跡。《從中小學講壇成長起來的杰出人物》正是從我國近現代這些杰出人物中選取了數位，記述了他們成為杰出人物的人生歷程、思想信念和報國情懷。毛澤東一生的波瀾壯闊，始自他的讀書時光和教書歲月。從毛澤東對教育的思考和實踐中，可以看到一個即將脫穎而出的職業政治家的心路歷程。

　　走進“一師”附小

　　1920年6月，湖南五四運動風潮之下的“驅張運動”告一段落。作為運動中的代表，易培基先生開始擔任湖南第一師范學校(以下簡稱“一師”)的校長。三個月后，他即聘請曾為“驅張運動”奔走效力的毛澤東擔任“一師”附小的主事。易先生做過毛澤東的國文老師，他知道，毛澤東是一名優秀的學生。三年前“一師”舉辦“人物互選”活動，毛澤東在全校34名當選者中名列榜首，他當選的項目包括“敦品”“自治”“膽識”“文學”“才具”“言語”六項。其中“言語”和“敦品”兩項票數第一，“膽識”項得票為他所獨有。易先生也知道，毛澤東是一位優秀的學生活動組織者。在1917年下學期，毛澤東主持“一師”學友會工作。他心很細，創立了“紀事錄”制度；他膽子大，當年遇到兵災，果敢地組織起學生自愿軍保衛學校，并且靠著幾桿槍就機智地震服了一支3000人之多的潰軍；毛澤東堅持辦夜學普及教育，提倡打破社會和學校鴻溝分明、相隔相疑的局面，在畢業之前，附近工廠的工人都知道“一師”有位“毛先生”。易先生肯定還知道，“一師”附小的學生是熟悉毛澤東的，五四運動中毛澤東組織學生分赴城鄉，開展愛國宣傳活動，他在附小作演講時不讓大家叫他“老師”，而是叫他“老同學”，使大家感到格外親切。學得好、做得好，就能教得好，便能做一名優秀的小學老師;在大家中間有威信，又善于為大家服務，便能做一位優秀的小學主事。

　　做一名小學教師，并不脫離毛澤東的個人規劃。1913年，毛澤東考入師范學校時，就有做教師的意愿，他曾向斯諾說起：“我也在認真地考慮自己的‘前途’，而且差不多已經決定自己最適合于教書。”（《毛澤東一九三六年同斯諾的談話》，23頁，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9）。1918年，也就是毛澤東從“一師”畢業那年，他在給羅學瓚的信中，建議新民學會的諸友人不要都向外面發展：“深以同人多數他往，無有幾個從事小學教育之人，后路空虛，非計之得。”

　　其時的中國，學校是個新事物，是一個能形成文化認同并且上下左右聯通的大系統，既招引人才，又成就人才。毛澤東有政治家的眼光，他看重學校，依靠教育工作凝聚同志，發展團體，鞏固社會改進事業的根基。至于毛澤東個人暫不考慮留學而專心在國內發展的決定，則是在任主事前六個月作出的。他認為給世界作貢獻亦離不開中國這片土地，“關于這地盤內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實地的調查及研究。這層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來的時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關系，恐怕有些困難”（《毛澤東早期文稿》，428頁）。那么，毛澤東打算做多長時間的老師呢？他對以教育為職業是作了長久打算的。在附小工作一年之際，他填寫《少年中國學會會員終身志業調查表》時，在“終身欲研究之學術”欄目下填寫了“教育學”，在“終身欲從事之事業”欄目下填寫了“教育事業”。

　　走進“一師”附小的毛澤東，已經是一位頗具見識的知識分子。他一年前主編的《湘江評論》是五四運動中一面鮮明有力的旗幟，受到了李大釗的稱贊。他保持著強烈的求知欲，四個月前還在上海與陳獨秀討論了馬克思主義，并受到鼓舞。走進“一師”附小的毛澤東，有著嶄新的知識分子形象，他不主張朋友們“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結合，要變為主義的結合才好”。“主義”是客觀的道理，關于社會的“主義”本身即是一種“知識”，是啟蒙過程中個人要學習才能有所得的新知新見。從此，匹夫之責要在“主義”中表達出來，“主義”之下的諸友人不應該一起遣散閑情，“主義”團結人，“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毛澤東年譜》上卷，71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主義”通過學校可以成為眾人的共識，這必定是毛澤東的想法。彼時的他已經行有所持，心有所念，他帶著青年人特有的愿為社會和民眾效力的志氣、樂于踐履實行的銳氣、求通求變求上進的朝氣來到“一師”附小，他的教育工作也因此而別開生面。

革新招生制度

　　毛澤東對學校改革很用了一番心思，他根據現代學校的規則和學校發展的需要，改進了附小的招生制度。當時“一師”附小的學制是初小四年，高小三年。學校有七個班，規模在300人左右，招生范圍是湘中各縣。毛澤東取消了這些限制，使招生覆蓋全省各縣。尤其重要的是，過去錄取新生，由主事依據旁人的介紹和推薦獨自作出決定；現在則要召開校務會議，以學生考試分數為根據，集體討論決定。除了招生正規化外，毛澤東還注意保持招生的靈活性。當時的社會信息尚不通暢，交通也不發達，發榜以后，還有學生請求報考。毛澤東會再次召集校務會議，大家集體決定是否錄取。20世紀初，學校尚不能完全規范化，其時讀小學的并不一定是孩童，毛澤東自己進東山小學時就已經17歲了。他考慮到這一情況，同時也為了給工農子弟更多的入學機會，提倡放寬入學年齡。

　　毛澤東尤其能理解經濟困難的學生的苦衷。他從管理學校庶務的毛澤民那里了解到一些家境困難學生的情況。比如，一個肉攤小老板整體的家庭情況完全可以讓孩子讀得上書，但是學生在入學時必須一次性繳清學費、雜費和膳食費，這就讓小老板為難了。毛澤東著眼于讓更多的孩子能上學，研究學校的開銷，決定允許學生分次交齊各種費用，并對有特殊困難的學生免收各種費用。這個決定，使一批渴求知識的學生得以進入課堂。

　　有些學生從附小畢業沒能進入中學，還有一些外校失學的學生要求到附小插班復讀，以備升學。針對這一情況，毛澤東在附小高小部開辦“成年失學補習班”，設有國文、英文和算術等課程，與附小的“民眾夜學”同時開展活動。毛澤東利用他在“一師”讀書時辦夜學的經驗，同何叔衡等人親自授課，結識了許多青年朋友。當時江蘇吳縣有個學生叫許志行，高小沒畢業就到長沙一家五金玻璃店當學徒，三天后逃走，流浪街頭。毛澤東在為“驅張運動”而赴京時遇到了這個窮苦但有上進心的青年，給他路費回家暫作安頓。為了讓許志行有更好的學習環境，毛澤東任附小主事后，讓他到補習班上課，并為他負擔費用。在共同的讀書生活中，毛澤東成為許志行的知心朋友。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毛澤東在廣州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時，邀請許志行任宣傳部交通局助理。毛澤東除了給學生以知識上的滋養，還注意將他們引領到更寬闊的事業中，指給他們一條生活的道路。

　　毛澤東愛護學生，認為學校是冶鐵洪爐，學生即使是頑鐵，也是可以煉好的。如果要開除學生，必須取得全校師生員工的同意。1920年，附小第14班招收了一名叫鐘化鵬的插班生。鐘化鵬原來在湖南沅江縣立第一高小讀書，由于反抗學校的惡劣風氣，頂撞了校長和訓育員，被縣知事開除。他來到附小求學，毛澤東很關心，經過考試和校務會議研究，接收為插班生。第二年畢業時，按規定插班生要向原來所在學校調索學年成績，但原校不給。毛澤東知道后，即以附小名義去函，從沅江高小調來了鐘化鵬的成績，并幫助他進入師范部，在第22班就讀。（參見孫海林等編著：《毛澤東早期教育實踐與教育思想概論》，56～58頁，長沙，中南大學出版社，2008。）

　　毛澤東在附小的時間不長，但他在學校里有一個鮮明的特色，即面向基層，重視基層，為基層的學子創造教育機會、提供發展道路。他尊重教育領域一個最重要的道理：人有出身，但心卻沒有，心靈通過學習而有屬于其自身的成長史。這些學生的基層經驗，一經融化到文化世界中去，便會開發出豐富的想象和堅定的意念。

　　毛澤東的教育理念，與他個人的出身和學習經歷有關，更與他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中總結出的“民眾大聯合”思想有關。就任主事前一年，毛澤東反省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種民眾的聯合，其實不然。辛亥革命，乃留學生的發蹤指示，哥老會的搖旗喚吶，新軍和巡防營一些丘八的張弩拔劍所造成的，與我們民眾的大多數，毫沒關系。我們雖贊成他們的主義，卻不曾活動。”毛澤東最終的理想是通過民眾的聯合找到“中華民族原有偉大的能力”（《毛澤東早期文稿》，355～359頁）。20世紀的中國要完成建設國家的任務，必須經過凝聚成國家這一步驟，毛澤東式的政治話語就產生于這一背景之中。在后來的政治生涯中，毛澤東在軍事、文化各個方面極其重視民眾中蘊蓄和發揮出來的力量，我們在毛澤東短暫的附小歲月中即可看到這一思想的縮影。

新學校實驗

　　毛澤東所處的那個時代，社會形勢變化一日千里，新的思想和觀念帶給人們新的想象與可能，如果不能把社會教育納入課堂教學中，教學必定是呆板無趣的。毛澤東借助語文課對學生進行啟發。許志行回憶說：“毛主席很重視語文這門課。他說，語文是非常重要的一門課，是學習其他各課的入門要徑。這門課學好了，腦子就靈了，思想就通了。但學這門課，不是容易學得好的，非多讀多練、刻苦鉆研不可。”（孫海林等編著：《毛澤東早期教育實踐與教育思想概論》，57頁。）

　　毛澤東鼓勵學生在這門鍛煉思想品質的課上分析實際問題，形成對時代形勢的見解。他本人對時事有著濃厚的興趣，積累了豐富的知識，練就了敏銳的眼光，在教學中善于尋找素材、捕捉時機。他改革了國語教材，比如高小三年級的國語課就用收集的時文作教材，而不用當時流行的課本。這樣，學生就能在課堂上與老師一起讀到像李大釗的《今》這樣富有哲理的文章。毛澤東還曾把魯迅的《故鄉》、《我們怎樣做父親》介紹給學生閱讀和抄錄。毛澤東寫的《“湘人治湘”與“湘省自治”》也曾作為國語教材，印發給學生。毛澤東最喜歡讀報，他在辛亥年短暫的從軍生活中，就曾用大部分的餉銀訂閱了省內外幾種報紙，以此了解社會。他也向大家推薦了這個好習慣，要求學生讀《湖南通俗報》，并且要人手一份。每天上課前，學校老師親自指導學生讀報紙上的新聞和評述文章。這份報紙當時正由他的朋友何叔衡主辦，涵蓋講演、世界新聞、國內新聞、本省新聞、新智識、小批評、社會調查、瑣碎話、諺語、兒歌、新字課等內容，文字淺顯生動，極富教益。

　　毛澤東鼓勵學生讀和說的同時，還鼓勵大家經常練筆，每周寫一篇作文和一篇讀書心得，通過“寫”來表達自己的見解，增強“說”的條理，檢驗“讀”的效果。湖南軍閥趙恒惕迫害進步青年，毛澤東就鼓勵學生以此為題材寫文章，表達見解。讀時文，寫時事，學生在這一過程中既增強了學習的信心，也懂得了學習的責任。

　　在國運的起伏中，20世紀初的中國青年以擔負民族責任的方式完成了最起碼的現代政治啟蒙，學校與社會之間的那段“圍墻”消失了，課堂的教與學總歸會延伸到社會議題。毛澤東重視打通學校與社會的隔閡，使學習的過程始終能夠得到社會的滋養，保持活潑的生機，而學習的成果也就能夠回饋社會，不落于空談。他的這一思想由來已久，在《講堂錄》里曾記有這樣的話：閉門求學，其學無用。欲從天下國家萬事萬物而學之，則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1919年12月，毛澤東在設想他的新學校實驗時，認為學校現有的手工課雖然陶冶心思，但多是非生產性的，這就導致學生在學校所學，與社會之實際不相一致，結果是學生不諳熟社會，社會亦嫌惡學生。

　　毛澤東從通盤的社會改進的角度，強調學生尤其要通過接觸實際的生產生活以了解農村，因為學生多散布于農村，畢業后若能順利地進入農村發揮作用，十分有利于提高地方的治理水平。在擔任附小主事期間，他將這些思想付諸實踐。“一師”附小設置了園藝、畜牧、印刷等實習課，學生在課堂學習之外種菜、養殖，印制信紙、信封、作業本，既增進了對社會生產的了解，又提高了生活能力。毛澤東身體力行，與學生一起參加勞動，在勞動中師生親密無間，其樂融融。在毛澤東的大教育觀中，學校與家庭、社會是一個整體：“學生出學校入社會，若社會之分子無知識……則學生在學校所得之知識與之枘鑿，其結果亦只有兩途：或為所融化，或與之分張。從來之柔懦奸邪，皆前一種之結果。從來之隱士，皆后一種之結果。”他進而提出：“但言改良學校教育，而不同時改良家庭與社會，所謂舉中而遺其上下，得其一而失其二也。”（《毛澤東早期文稿》，409頁。）這些至今仍是具有生命力的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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