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毋需為紅色羞愧　　

——展覽《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化》看后感　　

維也納老城，昔日帝國皇宮西翼，現今奧地利民俗博物館，一樓幾間華麗大廳內，玻璃展柜、墻壁上多媒體、及其各種張貼，擺設實物，如一片紅色鋪天蓋地，中國歷史上一個絕無僅有的時代，裸露無疑地展現在觀眾眼前：《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化》是這次展覽的題目。洋人觀眾徜徉其間，多有些莫名驚詫，因缺乏相應的歷史邏輯和文化根據，他們在這樣一個展覽面前，顯然有些目瞪口呆。而我們，我們這些從文革中走來的人，仿佛又回到歷史的長河中。……那一一幕幕狂熱近乎瘋癲的情景，仍歷歷在目……然而，思緒如野馬，在展覽上已開始狂奔。　　

十八世紀的法國大革命，其瘋狂也可謂史無前例，其造成的災難可謂慘絕人寰，國民議會，那根本就是奢血的饕餮，任何人都可能因為一句話或一個動作而被看成革命的敵人，落得掉腦袋的結果，這絕不是夸張，死刑最多時，全國的斷頭臺根本不夠用，在囊特（Nantes），有時一天得處死兩千多“反革命分子”，革命者絞盡腦汁，終于想出最省事的死刑，將罪犯統統綁在船上，將船放進盧瓦河，然后破底沉船。　　

今天譴責文革，批判“偉人”，幾乎成了流行活動，有那樣多的人在指責浩劫，在歷數災難。事實上，除了有良心的、真正有良知的少數，拒絕同流合污的少數，絕大多數的我們不僅是觀眾，都是文革的積極參與者。　　

中國“文化大革命”過去幾十年了，思考這場“浩劫”的人越來越多，上至精英，下至平民，內有國人，外有洋人，觀點、態度、認識各各不一，但很多未脫傳統歷史觀的窠臼，忘卻個人自身的局限，不知道精力和事實不等于歷史，更不消說漠視歷史作為歷史的主角這一鐵的事實。什么叫歷史眼光？什么叫歷史的邏輯？病人談病，可以，但病人談醫學就不值得信靠了。　　

法國大革命給法國帶來的災難，給整個歐洲帶來的災難，駭人聽聞的殘酷，遠遠超過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長達近四十年。有這樣幾件小事。革命其間，一個六歲小孩因為不說自己是愛國者，即被投進監獄；一個婦人因為將顧客稱呼為“先生”，便被控告為保皇黨人，革命的叛徒，死罪；八歲的王子被暴力強迫簽字承認同母親發生性關系；一個“造反派頭頭”任意逮捕一百個胖子投進監獄，理由是“腦滿腸肥者都是寄生蟲”；還不要提更加慘不忍聞的血腥，一段時間，在巴黎等一些城市，人頭落地簡直就像秋風中的落葉一般……。今天，甚至在法國，也很少人記得那些血腥了，到處都在說“革命”帶來的新精神，新概念，新意識形態，人類因此又進了一大步。　　

西方人真是精確，連殘酷的革命也可以炒作成世界人民的福音。這里不要誤會，我們當然不認為“文化大革命”好，更不覺得其殘酷的程度大大遜色于法國大革命，我們只想說，西方人是經驗主義的孩子，他們從每一種歷史教訓中學習，越是丑陋的經驗越能夠提煉出智慧來。而我們呢，極其善于埋葬歷史，尤其是丑陋的歷史，極其善于忘卻歷史，尤其是殘酷的歷史。佛說“煩惱是菩提”，信佛的國人也念茲在茲了百千年，然而念歸念，菩提提煉了幾層？回答很肯定，不知道。　　

中國民族的審美天賦全部投注在文過飾非的能力上面了。漂亮話都會說，行為上則各自千秋。有人說“辭藻治國”，太對了，但“辭藻治國”的前提是人人能夠懂得辭藻。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流行了兩千年，但我們做的都是相反。讀過書的人，知道很多圣訓，但不做，因此，“強加，強迫、強行、強制”才難以避免地成為我們文化的一大特色，專制特色，中國特色。康德最著名的名言也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是西方啟蒙名言，大白話一句，從此決定了人際關系的原則。而一個國家呢？國家可以不教人做好事，也不許教人做壞事，但務必教國民遵紀守法！二十世紀的偉人怎么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或“那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這絕對不是惑眾，這是因為社會的不公正過于泛濫，而時代已經改變，要求全新的思維和態度。看看今天英國的騷亂！這是最簡單基本的物理現象。作用與反作用。常識。　　

一個朋友家里的一壁角有了水印，過了些時候，水印變大，又過了時候，水印變黃，繼而長出黑色斑點，最后有了異味。趕忙打電話找專業工人來檢修。檢查結果說是房子結構里面的一管道壞了，要修，必須修，否則房子會垮。挖開墻，掏個巨大的洞，里面許多管道線纜。原先美麗整齊的家這時一片狼藉，斷磚殘鐵，泥灰沙土，走路摔跤磕傷，血流一地……。兩個星期的混亂過去后，整理房子，整個墻都要粉刷，整個地面要重新鋪就，又過了一個星期，才可以享受干凈整齊的新環境了。……有點像中國的二十世紀。　　

試想歷史會選擇怎樣的一個人來推動中國的進化。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二十世紀，歷史女神真是煞費心機。看中國踉踉蹌蹌遲遲疑疑的一路走來，經歷無數的苦難、遺憾和不幸，終于有了今天繁榮，不過，歷史最嚴酷的關頭一過，出來說嘴的人就特別多，出來總結經驗的也特別多，很少有人思考個人應當從這場“浩劫”中學習些什么。把歷史的災難推到一個人頭上，或推到一個抽象的名詞上面，這是自私自利的小市民的方便法門。經歷文化大革命的人，無一例外地都走過那片紅色，都經歷了那場風暴，我們都應當為文革中的災難負責，因為我們都是歷史的對象。仁義禮智信兩千年，邪惡仍然能夠輕易地顛覆一個民族。我們需要反省，思考自己與歷史、國家和社會的關系，而不是想方設法用一個人或一個黨派開脫自己，如果災難不能讓我們進化，那歷史完全有理由再重復它自己。　　

五千年的文明，兩千年的儒教，結果來了場文化大革命，就像十八、十九世紀的德國，產生了有那樣多的哲學家，結果二十世紀來了個希特勒，理性就徹底失靈了，這個瘋子甚至受到哲學家海德格爾的崇拜。希特勒再壞，也算是試金石呀，到底要多么的深厚的文明，到底要怎樣的文化水準，到底要多么高遠的覺悟，才能避免歷史性的災難？不要忘記，歷史如一場大戲，導演是人也不是人，但出演正面和反面的則都是人。所以，還是應當先檢討一下人自己，僅僅扳算偉人的過失，述說政府的不濟，仍然是辭藻統治。如果人心腐敗了，再好的體制也會隨之腐敗。　　

文革之中幾乎沒有觀者，都是參與者；也沒有中間派，中庸者被徹底取締，每個人必須標明立場。覺醒的靈魂或以生命絕路控訴，控訴中國人自己的無知和無恥！這種人是文革中唯一的英雄，中國人中真真的民族英雄。今天反觀，我們從被人同情到被人鄙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從大糊涂企及大徹悟，從大瘋狂達到大覺醒。都說雄獅將醒，但從未有人問雄獅是如何睡著的，為何沉睡如此之久，誰放的蒙汗藥？　　

我們應當覺醒，而不是在記憶中指責偉人。過多的指責導致沉淪；過多的控訴制造地獄。如果活著已覺身在地獄，希望就成了幻影，敬畏就成了虛設！內心涌出的蠻勇會讓人尋求原始的正義，而這只會給社會和民族帶來混亂和新的創痛，最終演繹成國家與人民的對立——中國歷史上，繼堯舜之后，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次將國家和人民放在同一水平，將國家和人民融為了一體，破壞這一和諧將是不可饒恕的歷史罪人。　　

其實：國家無罪，罪在民賊；政黨無錯，錯在蛀蟲。讓辭藻住嘴，讓事實說話。　　

文革是一場全民的瘋狂，男女老幼都被卷入了這股澎湃又渾濁的洪流。我們是一個為苦難所凝聚的民族，文革更加重了這一認同感。只有極少數頭腦清楚的人保持了自身的純潔，他們以生命為代價留在了洪流之外。看穿的，怕痛的，屈辱地逢迎著；然絕大多數人都是在盲目的激情中燃燒。今天控訴最強的可能是無辜，但不一定是智者；可能是歷史導致的受害者，但不一定是唯一。有人什么也沒有做，他們只是被動地接受愚行，這也是錯，不少文人犯的錯。文人力單勢薄？不。他們沒有做人的骨氣？缺乏精神獨立的勇氣？缺乏從歷史到未來的眼光？事實上在現實中，他們多半是狹隘的，缺乏共同的社會良知！　　

中國文革那些歲月，華夏大地如野火，放火的，受傷的，都是瘋狂中的行為。整個民族仿佛被歷史拋棄了。不，其實是我們沒及時認識歷史的生命軌跡。　　

五千年文明中，炎黃子孫經歷的災難不計其數，自然的，人為的。苦難已經構成我們共同的記憶。成了凝聚民族的能量，所以擔心西化異化無異于杞人憂天。不用高喊“中國特色”，我們的苦難烙印就是我們的特色，無論走到世界任何一個旮旯，這個烙印是不會變滅的，這份記憶是不會變滅的。　　

自然災難來得突然，走得也迅速，然而人為的災難，精神的災難， 在長期潛伏后的爆發，爆發后的持續，則是我們必須承受的，這比自然災難要可怕得多。起初是一個人瘋狂，繼而一群人瘋狂，最后是全民族的瘋狂。文化大革命，全中國人都是這場瘋狂的參與者和見證者，主動的，被動的，覺知的，盲目的，企圖漁翁得利的，無奈日落西山的，沒有誰是真正的受害者，也沒有誰真正成為漁翁，這是一場史無前例的鍛煉，真真的鍛煉！一切都在我們的眼前發生，乃至在我們身上發生！我們當時可能充滿希望，充滿狂熱、沖動、憤怒、惶恐、悲哀、絕望、無助，但我們經歷了，我們應當成熟，成熟應當是苦難唯一的果實，否則，這就是一場毫無價值的苦難！　　

誠然，當我們無法看清歷史的軌跡、歷史的脈絡時，我們會毫不猶豫地抓一個人來釋放憤怒，來解釋苦難。這是我們做人的局限，我們物質生命的局限讓我們在絕望中抓住任意一個人來解釋這無法解釋的——浩劫、災難，等等。　　

偶然想到，古希臘神話中有個國王，叫俄狄浦斯，他在無知的狀況下殺死了他的父親，娶了他的母親，而且還同母親生了幾個孩子。心理學家弗洛伊德從這段殘酷的故事中提取了一個名詞，叫“戀母情結”。俄狄浦斯同母親生的孩子中有一個女兒，叫安提戈妮，在父親了解真情，羞愧懊悔絕望中扣出自己的眼睛后，她就陪伴瞎眼父親流浪，直到最后。弗洛伊德完全有可能從這個凄慘的故事中再提取一枚名詞：戀父情結。這個情結在最近的控訴文革浩劫的文字中非常突出。這些文字感染力非常強，也有道德說服力，但這些文字是否真正能夠幫助我們認識民族的癥結所在，是需要商榷的。情況顯然沒有京劇《打漁殺家》的主題那么簡單清楚。　　

但是，值得慶幸，有人從瘋狂中覺醒，她們變得明智，安詳，快樂，甚至幸福，清明的心智讓她們樂于指點，因為從瘋狂中變得清明的人是不可能再次瘋狂的。即便不慎再次沾染狂熱，也一定能夠很快地冷靜下來，用理智審視世界，瘋狂即會很快褪去。褪去之后，內心會升起無邊的同情，對仍然在狂熱中抽搐的同胞產生極大的同情，真正的同情，不是虛情假意的同情。　　

歷史有自己的邏輯，有為人的意識難以把握的邏輯，但把握是可能的。如英國作家威爾士的幻想小說《時間機器》中的主人翁，因為能夠穿梭于歷史的過去和未來，諳悉歷史的邏輯，終于能夠征服世界成為主人。世界中的人，無論是頹廢虛無懶散的愚眾還是那些盲目于囤積的工作狂們，他們都需要領袖。但辨認領袖的好壞卻是人類的弱項。　　

“不要將自己裝扮成一個救世主！如果你僅僅是一個常人。”這句話不錯，但裝扮救世主的人大有人在。中國人民曾經失望了兩千年，失望幾乎已經變成了失明，以至于當偉人降世于我們中間，醫治了我們的失明。但我們看見以后，卻不認識他，以為他是陷我們于苦難的罪人。歷史中向來有這樣的悲劇。不記得誰說過的一句話：偉人降世如太陽，給每一個人投下他自己的陰影。如何學會自知之明？大概就是要能夠看到自己的陰影罷。　　

孔子幾十年車上奔波，如唐·吉可德的馬背生涯，螳臂擋車在這個西班牙瘋子那里失敗了，但在中國皇帝的幫助下，孔夫子卻享受了兩千年的至尊地位，使得儒家理念在華夏根深蒂固，無遜于西方的天主教，但比天主教的控制更加滴水不漏，自由思想完全沒有生存的空間，這等于民族自閉，自我幽閉，陶醉于堂而皇之的辭藻中，語言與行為徹底脫節。這樣精神機制下的文人，包括孔子本人，對歷史感覺已經偏頗，對歷史的走向完全沒有把握，何謂歷史眼光？圣人的我執若頑癬，如唐·吉可德的一世愚行，以為只有自己的理想可以拯救世界。終究群眾才是歷史的作者，只是時間概念的不同罷了。　　

在思想專制的國度，偏執是被膜拜的政治手段；在思想自由的地方，這種愚行至多成為飯后善意的笑談話資。常識是什么，常識就是理性，就是自然，就是老子說的“道”。兩眼一抹黑的中國人談道千年，也只是空談而已，到偉人降世，道才成了行為，成了實踐，才帶來真正的好處。今天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毫不夸張地說，都是接受文革鍛煉的一代人的智慧和能量釋放。　　

西方靠基督教和音符統一世界，中國靠美麗的漢語文字成就民族。沒有這一認識，對中國的歷史認識多少有些欠缺。漢字是極其奢侈的文化，在過去，認幾個字已經是學問了，能夠寫字的人，在過去的鄉里是望人哩。文字權威，文字統治，不識字的人在過去看見文字會打抖，文字代表王法，代表國家，代表權力！識字讀書習文根本就是超生的手段和唯一的途徑。讀書為應舉，應舉為登科，登科為進仕，進仕為祿奉，中國絕大多數文人的精神追求不過如此。毫無精神認識可言，更何況追求真理！與西方人中精英追求真理相比——無法比。冠冕堂皇的辭藻統治無異于自欺欺人，這種人執行統治是愚昧統治。　　

一個有啟蒙使命的偉人，會非常注意語言的使用。耶穌的語言淺顯生動，路德的語言粗俗平白，偉人的語言更是言簡意賅，趣味橫生，感情充沛，所謂“毛澤東文體。”　　

中國建國初期的“文字掃盲運動”也是巨大的歷史功績。“掃盲運動”曾經被居心叵測者看成統治動機使之然，但不能否認，“掃盲”是中國數千年歷史上最人道、最人性的文明運動。文字權威在今天已經成為過去，這是中國啟蒙最卓有成效的一個例子。中國共產黨原本是為窮人，為受壓迫者，為弱者的黨，只要這一原則不變，這個黨就仍然是世界最先進的黨，最具人性的黨。對這一原則的背叛，或許會付出高昂的代價。　　

貧窮不只是存在于物質生活，精神生活的貧窮也是民族的大敵。偽裝不能代表真正的精神生命。曾經善于講漂亮話的文人無異于笨驢披虎皮，遲早都是獵人的槍下鬼。偽君子的皮只是皮，不是心。仁義禮智信頌唱了兩千年，卻從未見在統治者的心理扎根，是一個再昭然不過的事實。　　

當歷史已經存在，指責它，口誅筆伐它，并不顯出有超人水平。超人是在歷史的浪尖沖浪的人。今天，在文字間揪斗偉人，以樹立自己的道德身份和正義立場是小人的做法。不值一顧。偉人不會打槍，卻會領兵打勝仗；偉人一生沒錢，卻提出“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立國方針，這才是一個民族受用不盡的智慧。這是中國立國的原則。偉人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殺人，人頭不會像韭菜再長出來”（非原話，譯自德語）。……把文革中的瘋狂加諸偉人是最最膚淺的做法，是對歷史徹底的曲解。今天出來許多“受難者子女”，靠“憶苦思難”，連篇累牘，填充西方人的好奇和懷疑，滿足中國人的精神斷層和認識危機。　　

民族的物理災難，總結起來有三種，戰爭，屠殺，疾病，而中國人除此之外差不多沒有別的經歷。好，唐朝有一點，一點而已。明朝呢？清朝呢？明國呢？張獻忠在四川殺了幾乎兩千萬人，魔鬼一般；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殺到今天都還在抵賴；至于捍衛自己的戰爭，抗美援朝，中印戰爭，珍寶島之戰，多少世界強國虎視眈眈，多少居心叵測的聯盟對付中國，但偉人讓世界看到中國人是不好欺負的：“再來一次八國聯軍，中國人也不怕。打，打出一個真理來！”今天還真讓人懷念那個時代，那個有偉人氣息的時代，那個有偉人魄力的時代，那個沒有恐懼感的時代，那個民賊不敢探頭的時代。“恐懼感竟讓壞人減少了業障。”一個和尚這樣說。　　

“任何人，如果真正想要在有生之年有所作為，就要從革命開始。但事實上，革命從來沒有消滅專制，只是將它從人類的左邊肩膀移到右邊而已。”這是英國劇作家蕭伯納說的一句話，有些諷喻，有些虛無，但并沒有阻止偉人的降世。歷史仿佛有它自己的使命，遵循自己的邏輯。偉人是怎樣的人？常人不能說，因為缺乏偉人的眼光和覺悟，沒有偉人的水平和意識，但又為他智慧、風范和氣質所吸引，不公平的是，常人在潛意識中要求偉人完美。有文化知識的群眾更甚，他們簡直不能原諒偉人作為人的的局限，用偽道德去約束偉人的需要。偉人，說穿了，也是人。　　

偉人讓民族覺醒，將民族從噩夢中強行推醒。這種驚醒的滋味十分難受，但不醒則更加可怕！偉人降世，有叱咤風云的行為，但更重要的是他帶來新的精神、概念、理想，眼光。新的時代隨他而開始，雖然卑瑣的小人只將他看做人，抑或恬不知恥地將他看做不如自己的人。拿自己去衡量天下人是可以的，但不是每個人都會正確衡量的。在習慣中沉睡千年的人不愿意睜眼看自己被沖到大海，更不愿意看海上的燈塔，那代表新思想和精神的光芒讓他們覺得刺眼。他們處心積慮地維持昔日的睡態，剛愎自用地堅持天下永遠不變，或一意孤行地走老路，兩千年的孔孟之道，中國人最熟悉的路，讓我們忘掉世界、泯滅真人性的路。甚至連洋人也說“社會主義同孔孟之道是水火不相容的”（奧·斯本格勒）。　　

兩千年的孔孟之道，使中國人對知識的理解和認識變得狹隘、模糊、甚至錯誤，有時雖然錯誤，因為是古圣人的訓言，剛愎自用地將錯就錯，認為這是唯一的裹腳布、裹頭布，是建立生活、認識世界唯一的根據。我們的精神和思維系統已經殘廢到如此程度，我們根本無法認識健康與殘廢，以至于將小孩和洗澡水一同倒掉還洋洋得意。兩千年的自戀狂，產生一種奇怪的文化心理，任精神在孔孟道統的辭藻中沉醉，陶醉，麻醉。儒教是宗教，是同西方天主教一樣的鴉片，將人民變得半聾半啞。　　

偉人是要一個民族的意識產生飛躍，他做到了，他讓中國走進現代，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Modernist（現代）君王，他自始至終擔心的是民賊竊取革命果實，他知道私心吞象（物質貪欲）會在自己的黨內發生。但真正理解和了解他的人并不多，甚而至于沒有。今天，如果我們扔掉偉人給我們的火把，我們又將開始在歷史的黑暗長河中躊躇，掙扎。好在子夜已經過去，朦朧中初曉的光明已現眼前，但那些不愿理解和認識的，請不要撿起歷史的破鞋子，給自己穿，也給人民穿。　　

中國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文學觀照者是魯迅；最偉大的行為藝術家是毛澤東。他們，作為民族的代言人是因為他們了解，了解得深，了解得透。也許魯迅只屬于中國，但毛澤東，比凱撒、比拿破侖更加偉大，因為他為全世界的弱者和窮人指出了真理，“那里有壓迫，那里就有反抗！”亞非拉因了他，開始覺醒。全球化的民主意識蘇醒，毫不夸張地說，“始于毛澤東先生！”（拉瑞斯·約本海默）　　

至于作為人，偉人都不可避免犯人的錯誤。歌德在晚年變得保守，拿破侖則當了皇帝，路德過起了土豪一般的富裕生活，同他們比，毛澤東仿佛古代修行人一般樸素。歌德一句話或許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最偉大的人，也依戀他的時代。”而當依戀產生時，停滯就變得不可避免。　　

我們都從那片紅色走來，我們毋需為紅色羞愧。　　

2011-9-4，維也納。　　

注：展覽《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化》由奧地利國家電臺著名記者歐普雷構思籌劃，將于九月十六日結束。展覽上的多數展品來自他的私人收藏。他于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中期留學北京，曾親身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一段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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