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中國古代為何未能發育出資本主義制度
研究歐洲共濟會以及猶太金融集團的歷史，可以解決中國歷史中的一個著名斯芬克斯之謎——為什么中國古代社會早有市場經濟而未能發育出資本主義制度。
早在先秦，中國已經形成規模可觀的市場體系和制度。（參看《管子》及《史記·貨殖列傳》）在漢、唐、宋、元、明時代，中國的商業市場曾經是全世界最龐大的市場經濟，但是中國沒有發育出近代的資本主義制度。原因何在？這是因為：近代資本主義制度是貨幣金融經濟的產物，而不是商業市場經濟的產物。
中國自秦漢以下直到晚清，貨幣發行權（金屬貨幣的鑄造權）都牢牢掌控于國家手中；商人無鑄幣權，無法控制貨幣流通，也不能利用貨幣流通高息取利，因此無法積累形成巨大規模的流動性貨幣資產。這就使資本主義無法從貿易商業的原生資本形態，躍升到貨幣金融的純粹資本形態。
在中國，即使商人積累了巨大的貨幣資產，這種貨幣資產也無法用于貨幣資本增殖的產業中，而主要轉入消費形態，往往只能用于實物商品的積累（購買寶貨及奢侈品），或投資于地產。
漢代以下一直有“限民名田”的土地制度及抑商政策，主要就是限制商人對土地資源的兼并。因此，中國古代雖有大規模的商業及市場經濟，卻不能發育出金融資本所主導的近代資本主義制度，原因在此。
而歐洲則不同。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一文中曾指出：“猶太精神，就是貨幣資本的精神。”這是極為深刻的論點。
［有人認為馬克思也是猶太人。這是重大的誤解。猶太人的識別標志不是種族（猶太人與死敵阿拉伯人同出閃族），而是宗教即猶太教。馬克思父系祖上雖是猶太人，但他父親亨利希·馬克思已改信基督教，并娶了基督教女子。所以馬克思家族作為基督徒，并非猶太人。］
實際上，自羅馬帝國后期，歐洲即形成了控制著社會金融資產的猶太人金融勢力（包括猶太放貸人、銀行家以及控制貴族財政的宮廷猶太人）。猶太思想家馬克斯·韋伯寫有一部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韋伯是猶太裔學者），他所說的“新教”倫理，實際暗喻的就是猶太教的“塔木德”精神，而不是傳統基督教的精神。（新教中的加爾文教派是吸收猶太教義的改宗基督教，所以被認為是基督教的異端。）
基督教成為羅馬國教以后，猶太人由于宗教原因作為異教徒而被天主教社會所排斥，被邊緣化。但天主教限制教民不許放貸取息——不允許基督教民從事金融活動。而在宗教迫害下不得不四處流動的猶太人，卻成為國際性流動金融資產的主人。中世紀猶太人主要靠放高利貸取息過活。
公元10世紀以后，猶太金融家為主體，而包括某些“改宗猶太人”（即皈依基督教的猶太人）在威尼斯、熱那亞、佛羅倫薩建立了當時世界上最早的商業性銀行。著名的美地奇銀行是其代表，文藝復興就是這個銀行所資助和推動起來的。
猶太金融家與法國的圣殿騎士團（十字軍）結盟。猶太金融集團很早以來即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歐洲地區金幣及代金幣（期票、支票、債券）的流通。從此猶太金融集團逐步成為世界貨幣資本的主導者，近代資本主義制度正是在猶太金融集團下的主導下逐漸形成的。莎士比亞的名作《威尼斯商人》中所描寫的猶太高利貸者夏洛克，正是這一時代猶太精神的文學典型。
古代歐洲與中國在社會制度上存在三個具有重大意義的差異：
（1）在宏觀層面上，歐洲宗教制度是社會制度的主干，教權制約王權。
（2）在微觀制度層面上，武士貴族的割據性莊園農奴制度是社會的基礎單位。
（3）猶太金融勢力通過高利貸經濟控制全歐洲的商業、運輸業和各國王室財政。
18世紀以后出現的共濟會、圣殿騎士團以及光照會等秘密組織，正是猶太金融資本與王室貴族聯手操作控制權力的結盟平臺。
從文藝復興以后的歷史看，當時的歐洲，猶太金融資本流向哪里，哪里的資本主義就蓬勃發展起來。而當其撤出的時候，那里的資本主義就衰退下去。從意大利的威尼斯、熱那亞、佛羅倫薩到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其興起與衰落都與猶太金融勢力的進入與退出直接相關。
在17世紀后期（1688年），猶太金融資本隨著荷蘭親王威廉（曾任荷蘭執政）的“光榮革命”，由荷蘭進入英國，于是英國崛起而成為“日不落”帝國。當荷蘭和英國的猶太金融勢力來到美洲大陸，美國資本主義也就神奇地在二百年內突然崛起了。
近代猶太金融勢力的遷移和流動，是近代世界史上大國興衰及資本主義產業革命的真正原因！
所以，并不是19世紀的產業革命造就了近代資本主義制度，而是先有貨幣資本主義制度才有資本主義的產業革命。
要從這一新的觀察角度，我們才能深刻理解歐美資本主義制度的興起以及猶太金融勢力以及共濟會的歷史作用問題。同時也才可以理解為什么中國古代早就存在商業市場，卻不能轉型為真正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
山澤：中國的對手究竟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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