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五步高棋——打開中美關系大門始末

吳旭君（護士長——長期在毛主席身邊工作）

來源：《緬懷毛澤東》，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二月版

本博網摘編發

　　七十年代初，毛澤東決定恢復中國與美國的正常關系，反映了一個政治家的遠見卓識。然而我要說的是，從一個人的性格方面看，中美關系的恢復反映出毛在處理問題上獨特的個性。

　　毛是個辦事有信心有恒心的人，他認準的事一定要辦成，不達目的決不罷休。為此他可以忍辱負重，臥薪嘗膽，十幾年、幾十年如一日地觀察、等待，尋找時機。

　　毛在考慮問題時，既從民族和國家利益、全球政治這些大的方面著眼，又從不忽視任何可能影響乃至改變大局的細枝未節。

　　我覺得整個中美關系的恢復與建立充分體現了毛的上述個性。正是他親自導演了本世紀世界復雜、微妙的外交史上最精彩的一幕。

　　我認為，在打開中美關系的大局上，毛澤東走了五步高棋。

　　第一著棋：放試探氣球

　　毛澤東要向世界表明他的新姿態。

　　這個新姿態就是在一九七○年十月一日，他把美國記者斯諾夫婦請上天安門，并讓他們站在自己身邊。

　　在當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在與美帝國主義相互敵視了二十幾年后，這個舉動的確非同尋常。也只有毛澤東能這么干，換了其它任何一個人都是無法想象的。

　　一九七○年十月一日上午，去天安門之前，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澤東的住處，我們幫他整裝穿的時候，他的心情顯得格外激動。他說："今天要接待老朋友美國作家斯諾和他的妻子。"

　　上車之后，毛便什么也不說了，正襟危坐，兩眼注視著前方。他坐在后排座的右側，我坐在他旁邊，徐業夫機要秘書和周福明衛士則坐在中排的副座上，前排還有司機張正吉和貼身警衛。車從中南海東門出來，向東開去，在故宮的午門前向南一直開到天安門城樓下面。幾位中央常委都已經站在那兒等候毛澤東。

　　毛一下車，大家便一同步人電梯。我們走出了電梯，登上天安門城樓，就在毛臨近天安門城樓的石階時，正是北京時間上午十點整。這時，廣場四面八方的高音喇叭里傳出《東方紅》的樂曲聲，廣場上和東西兩側的觀禮臺上立刻沸騰了，"毛主席萬歲"的歡呼聲，響徹云霄。

　　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緩步走向正中央，向兩邊的貴賓招手致意。我當時跟著他，眼睛不停地環顧四周及地上，怕地上的電線絆著他，怕哪兒冒出個臺階，還要注意兩邊的貴賓情況。也不知什么時候，斯諾夫婦出現了，毛和他們夫婦并排站在城樓的正中央。

　　從城樓向下看去，那是一片紅旗的海洋，也是群眾的海洋，聲情沸騰的海洋。

　　檢閱結束，我們帶著天安門的熱鬧回到中南海毛的住處。這里安靜極了，簡直判若兩個世界。

　　毛更完衣，臉上仍然泛著紅光，心里的激情仿佛還在燃燒著。我趁他高興，就問：

　　"主席，斯諾是老朋友，但他不過只是一個外國記者，為什么你給他那么高的待遇？"

　　要知道，在我印象中，這是破天荒頭一次呀！

　　毛笑了。他說："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先放個試探氣球，觸動觸動美國的感覺神經。"

　　新中國成立后，美國對中國實行經濟封鎖、軍事包圍的政策，企圖置年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于死地。美國先后進行了侵朝戰爭，以武力阻止中國解放臺灣，并在臺灣海峽進行挑釁，以及發動侵越戰爭。在外交上，美國又實行孤立中國的政策。中國也針鋒相對，堅持反對美國的霸權主義。但是，不要忘記，這一切是在中蘇友好的歷史背景下，是蘇美冷戰最激烈的年代。

　　然而，歷史發展到六十年代中期前后，發生了變化。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赫魯曉夫突然被勃列日涅夫趕下臺，就在這個關鍵時刻，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

　　一九六九年三月珍寶島事件之后，蘇聯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兩國不斷交火。這一切都觸動了大洋彼岸的美國政治家的敏感神經，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松決心走向一個"新世界"。他認為國際風云的變幻中存在著美、中、蘇三國均衡態勢的新局面產生的可能性。這樣一個世界是否正是毛澤東所設想的呢？這樣一個局面的出現是不是對中國更有利呢？

　　毛澤東從飽經憂患、歷盡滄桑、血淚斑斑的中國近代史中清楚地記得，中國人民為了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竟花了一百年的時間，才取得一九四九年的勝利----新中國誕生。

　　與此同時，他努力創造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為中國的建設服務。可是事與愿違。對于這期間的局勢，毛曾幽默他說："你想一心一意地搞建設嗎？偏不讓你搞。世界上的事有時是不能按自己的主觀意志去行事的。那好，要斗就斗，奉陪到底，邊斗邊搞建設。"毛澤東受不了這種欺辱，不管是五十年代來自美帝國主義的，或是六十年代來自蘇聯老子黨的。毛澤東認為這兩個大國都沒有把中國放在眼里，更沒有對新中國存在的價值和深遠的意義予以重視，這些都深深地刺痛了他。

　　毛曾對我說："我咽不下這兩口氣。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不能讓別人牽著鼻子走，既要對付正面的敵人，還要防備背后射來的冷箭，所以，看來我得像魯迅說的那樣，我也得橫過身來戰斗，才能有效地進行兩面戰斗。一手對付美國，一手對付蘇聯。"

　　顯然，毛澤東懂得，這樣橫著站久了是吃不消的，何況，這僅僅是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如果能夠采取主動，利用美蘇之間的矛盾，使我們自己處于有利的地位，豈不更好？毛雖然從沒有這樣明確地對我說過，但他決心改變中美關系的事實表明了這一點。他要使中國在不利于自己的世界環境中爭取主動，發展自己。

　　第二天，十月二日，各大報紙都在頭版顯著位置刊登了毛澤東和斯諾在天安門城樓上的照片。

　　第二著棋：火力偵察

　　兩個多月后，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澤東又與斯諾進行了一次長談。這是他們之間的第五次談話，也是最后一次。

　　從一九五七年開始，毛曾告訴我，你的知識面要寬廣一些，不要只限于搞醫療護理工作，要關心國內外大事，要認真看《參考消息》，要善于擺出自己的觀點等等。從這時候起，我便有意識地多注意《參考消息》中的一些事，和毛見面時有時也談談，后來一直延續到了六十年代初。自從毛讓他的國際問題秘書林克深入到基層去搞社會調查之時起，毛就要求我學著搞些國際問題，兼做部分國際問題秘書的工作。比如：他專門給我訂了一份《參考資料》，后來又增訂了一份英文版的《News》供我閱讀，每天必須去向他匯報。在毛接見外賓時，有時他認為需要，專門批準我可以留在現場，聆聽他和外賓的會談內容。有時毛還給我看一些外交部和中聯部的有關文件，有時他讓我和他一起讀英文，有時他讓我騎著自行車去西花廳把文件直接送給周總理等等。我深知他老人家的苦心，是想讓我這個新手的功底打得厚實些，因此，我也很努力地在攻克這個新堡壘。

　　我們看的《參考》分兩種。一種是現在一般人都可以看到的小開張的，我們叫"《參考消息》"；另外一種是《參考資料》，其內容比前者多，是供首長們和一定級別的干部看的，有上午版、下午版各一本；還有一本是各國共產黨情況資料，每天定時送來。這三本加起來可能不止十幾萬字。從此，我便開始每天把《參考資料》當成教科書一樣認真閱讀，然后，每天找到適當的時間去向毛匯報。在交談中，我發現他對國際上每個國家以及每個地區的情況了如指掌，非常熟悉，來龍去脈講得頭頭是道。我間他："主席，外交方面的事已經分工有人管了，你還這么操心干嗎？"

　　毛說："我一直沒有放松對國際問題的關注，當個主席哪能只顧國內不顧國外，要兼顧。以后，我要親自多抓抓國際外交上的大事，否則，時間就來不及了。你以后在這些方面也要多看些東西，和我多談，我們就有共同語言了。"

　　從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在毛澤東的言傳身教之下，我已經多少學會了一點從《參考資料》中看出國際上的重要問題、微妙問題、苗頭問題，并且知道在哪一個時期毛關注哪些間題。

　　十二月十九日下午我進了游泳池的大廳，毛正在看書。我說："主席，你休息一會吧。"

　　一般情況下，要是他不想跟人講話，他就繼續看書。要是他想講話，就抬起頭來看你一眼，聽聽你講什么，他感不感興趣。我給他講了一段《參考資料》。然后我說：

　　"昨天你和斯諾談了那么長時間，一定很累吧？"

　　毛放下手里的書說："我和斯諾談話不累。別看他是個高鼻于，我們早就有交往，比較熟悉，深談過多次。從一九三六年在陜北時，這個年輕的外國記者就闖進了中國紅色政權區域，他在那里自由自在地轉了好幾個月，后來他還寫了一本《西行漫記》呢。讓外國人進行宣傳，這種做法，它的說服力有時比我們自己在那里吹作用還大呢。"

　　"一九三九年他又來見我時，他能針對當時國共合作中的問題站在共產黨的立場上作宣傳，澄清當時的輿論上的混亂。這種做法我是欣賞的。所以我和他談了抗日戰爭中我們黨的內外政策，并且做好了打持久戰的準備，一直打到中國取得全面勝利。當時我還對我們的鄰國日本向他作了深刻的分析。我告訴他，'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啊。"

　　毛把書放在茶幾上，不停他講話，連香煙都忘了抽。這說明他談興正濃。

　　"斯諾對中國革命是有所了解的了？"我問。

　　"不只是了解皮毛，而是有比較深入的接觸。"毛說。

　　"四五十年代你們來往過嗎？"

　　"沒有，各忙各的。新中國剛成立我們就忙抗美援朝，搞第一、第二個五年計劃。那時真正是百廢待興，要做的事堆成山。我們剛推翻三座大山，前面又出現無數的山等著去推平，這就是歷史。"說到這兒，他咯咯地笑起來，好像歷史在跟他鬧著玩似的，告訴他過了這個山就下到平原，可好不容易翻過去，發現前面還是山，看著這些山只好笑了。

　　"主席，你們又相見是在什么時候？我怎么想不起來啦。"

　　"就在我國的困難時期，一九六○年。那次我和他談了幾個小時，談了我們分別二十年來中國發生的重大變化，也談到了中國的未來。他受到了新中國變化的震動，在我們分別的時候，他認為這次是滿載而歸的。我想大概差不多，否則他寫不出《大河彼岸》這本書的。"

　　我開玩笑他說："知我者，斯諾也。"

　　毛說："非也。"

　　我說："是也。我記得一九六四年國慶節后到一九六五年初，在那段時間里，你又見了斯諾，談的內容相當廣泛，對嗎？"

　　毛說："那時，談了舉世關注的中蘇、中美關系，還和他提到第三世界的問題。從一九六○年到一九六四年期間只有十七個國家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看來中國不被別人了解而受到冷淡。可是世界總不能永遠讓美蘇一直霸占下去，我們的革命道路與經驗對第三世界是有用的，這個工作需要做。另外，還談了原子彈我們一定會有的，聯合國也一定要進去的，但我們需要時間。"

　　"主席，我發現了你一個秘密，"我說，"你為什么對斯諾那么感興趣，并且把這種友誼保持了四十年之久。我想試著猜猜你的用心，可以嗎？"

　　我突然覺得我要把腦子里串好的一掛埋在他心里的珍珠挖出來送給他。

　　毛聽了我的話，眼睛一亮，顯得有些意外。他歪著頭看著我，然后笑著說："請講。"

　　我說："你是在放長線釣大魚呢。我發現你每次和斯諾的交談都是為著實現某個遠大的目標而展開的，并不是為了讓他單純地了解你，而是讓他通過對你的了解逐步深入地理解、消化中國為什么要革命和中國如何搞革命，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重要性等等。再通過他去向世界介紹、宣傳新中國。而斯諾對中國的知曉，以及得到您這位領袖的如此這般的信任與厚愛，在世界上又會產生非同一般的反響。斯諾的身心接受到你身上放射出的吸引力，吸住他向往中國并樂于為中國辦事。"

　　說到這兒，我有點兒不好意思地問："我講得對不對？"

　　"請接著講。"

　　我說："你在結識的許多青年人中選中斯諾這個思維敏捷、有頭腦、有抱負、能說會道的對手，你們談得廢寢忘食，談得投機，親如兄弟，使你們的友誼很自然地得以發展，結果把世界的注視從四面八方引到中國來。"

　　毛說："看來你是讀過斯諾的書嘍？"

　　我說："讀過，沒研究過。我是在說你對斯諾的研究呢。"

　　毛說："接著講。"

　　我說："身為記者的斯諾有職業條件在各階層人士中穿梭，與不同觀點的大大小小人物交談。選這樣一個人為中美關系公開牽線搭橋比任何人都合適。他熟悉中國，又了解美國，辦得成就辦，辦不成小事一樁，不犯太多的嫌疑，何況斯諾是在按您的意圖行事。這本身就具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成功率。請間，您的秘密我破得怎么樣？"

　　毛說："不錯嘍，起碼你是個勇敢者，采取主動進攻嘍。"

　　毛跟我說那次他對斯諾講："如果尼克松愿意來，我愿意和他談。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總而言之都行。"最后他又風趣地加了一句："我在和尼克松吊膀子，要找紅娘啊。"

　　我說："你的這個紅娘找得不錯，他的交往還挺廣。"

　　毛說："在我的試探氣球放過以后，我還要創造條件，我現在就是在搞火力偵察。這一排子彈放出去，對方會呆不住的。"

　　毛說的"火力偵察"，是指在試探如何突破中美關系的僵局。因為二十幾年來兩國的關系已經僵到極點。

　　毛澤東有時喜歡在同外國人談笑中把自己的用意通過他們的嘴傳出去。

　　一九五九年三月毛在武昌東湖賓館住著時，就接見了老朋友斯特朗和黑人朋友杜波依斯夫婦。交談后送走他們，毛的興致很好，當時天氣晴朗，我就提議出去散散步。他欣然同意。

　　從住地走過一片默林，順小徑轉向東湖邊，他突然間我：

　　"你敢到密西西比河里游泳嗎？"

　　我被這個突如其來的問題弄得莫名其妙。我沒有直接回答，而是說："這是條有名的大河，在美國。你怎么想去？"

　　毛興致勃勃他說："我剛才告訴了外國朋友，我想去密西西比河游泳，尤其是到寬大的河口附近游泳會更有意思。"

　　我說："那好呀，我也跟你去。"

　　我當時傻乎乎的，想不到毛澤東這句話有深刻的政治含義。實質上，他是在向大洋彼岸發出一個信號：我們應該改善彼此間的國家關系了，這對我們都有好處。

　　毛的這種東方式的、隱晦而蘊含著智能的信息，一直沒有受到美國當局的重視。西方人在這方面的粗疏真是到了極蠢的地步。從一九五六年二月蘇共二十大以后，中蘇兩黨產生原則分歧，中蘇關系惡化，到七十年代毛把美國記者斯諾請上天安門，美國人不明白毛澤東想要干什么。

　　基辛格曾在自己的回憶錄里這樣寫道："我們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這位高深莫測的主席是想傳達點什么。"斯諾自己后來談到："這一事情過后我才終于明白毛是想以此作為象征，表示現在他親自掌握對美關系。"

　　其實，斯諾在做上述這個判斷的時候，他理解毛澤東本人親自掌握中美關系的真實，從時間上說已晚了十幾年。

　　是啊，現在人們不妨細想想，毛澤東那時為什么不說去游尼羅河或亞馬遜河，而非要說游密西西比河呢？

　　第三著棋：捕捉戰機

　　一年以后，也就是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一日，由毛澤東決定派出的中國乒乓球代表團抵達日本名古屋，準備參加于二十八日開幕的第三十一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

　　代表團一離開北京，毛就對我說：

　　"你每天要把各通訊社對于我們派出去的代表團的反應逐條地對我講。"

　　三月二十一日這一天，毛像著了魔似地躺在床上三四個小時睡不著。平時他起床總有一套事要做，比如穿衣服、擦臉、漱口、吸煙、喝茶等等。

　　這些天他覺得做這些事是多余的，浪費時間，馬馬虎虎地做完就看文件。

　　這天，他因為幾個小時睡不著，決心不睡了。我來到他的臥室，剛打開臺燈，他就說話了，只一個字："講。"

　　"講"是"開講"的簡單說法。所謂"開講"，就是讓我向他報告《參考資料》中一些國際上的大事。

　　我把看過的《參考》的內容一一說給他聽。他認真地聽著。我坐在他床旁對面的椅子上。我講的這些只是頭一天下午版的情況。當天的《參考》還沒送來。因為當時還是早晨六點鐘，人們還沒上班呢。聽完我的匯報，他不耐煩他說：

　　"告訴徐秘書，催催新華社的《參考》清樣，一出來立即就送來，我等著看。"這時，他才心事重重地起床，穿上睡袍、擦臉、漱口。我給他服當天上午該吃的藥，他用手掌握成勺狀，我把藥往"勺"里一倒，他看了一眼，送到嘴里，喝口水一仰頭全吞下去。

　　這時我給他打開床頭的壁燈，屋內的光線立刻亮了一倍。然后我把要急辦的傳閱件遞給他，給他點上一支煙，緊接著我就去給徐秘書打電話，催"清樣"。

　　機要秘書徐業夫是一位參加過長征的干部，我們都稱他為徐老。他是位憨厚、老實、兢兢業業、言語不多的老同志，有時講幾句話也都是大實話。

　　我打電話把他叫來。一進值班室的門，他就沖著我說道：

　　"好家伙，護士長，主席怎么還不睡覺？你們怎么了，打了差不多一夜的電話，一個勁催文件，催清樣，主席怎么這么急？"說著，他摘下眼鏡揉揉紅腫的眼睛，顯然這幾天他也沒睡好覺。

　　我跟他開玩笑說："你去問問主席急什么。我想，昨晚主席準是想你了，所以才讓我給你打了差不多一夜的電話。"我說，"你就別走了，就在這兒等著，主席有事不就不用打電話了。"

　　"不行。"老實的徐秘書連連搖頭說，"我這幾天都沒睡好，我得趕快回去睡一會兒，要不然送文件的一來我又睡不成了。嗯……這樣吧，"他想了一下說，"我交待新華社，清樣一出來就立即送西門收發室，你讓值班的警衛他們去取，比送到我辦公室，我再騎車送來要快些，行不行？幫個忙吧。"

　　我感到此時徐老正在跟他的瞌睡蟲奮力拼搏。看著他那雙因缺覺而昏昏的眼睛，我說：

　　"聽你的，你說的還有不行的？就這么辦，祝你做個好夢。我盡量不打攪你。我是不是該告訴主席，你缺覺缺得厲害？"

　　"你真頑皮，你這個護士長。可不能這么講。"徐老走了。

　　我回到毛澤東臥室，見他正在床頭抽煙。我禁不住好奇地問：

　　"主席，你怎么這么關心對乒乓球代表團的反應？"

　　毛說："這件事事關重大，非同一般呀！這是在火力偵察以后，我要爭取主動，選擇有利時機，讓人們看看中國人不是鐵板一塊。"

　　這次派出的球隊，是時隔六年后第一次又在世界上露面。

　　果然，中國隊重返世界乒壇，立即引起了世界輿論的關注。

　　第四著棋：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

　　世乒賽期間，毛澤東說了，要我認真看《參考》和有關的情況反映材料，跟他談,直談得我口于舌燥，嗓子疼。

　　有一次《參考》里有這么一段，我覺得挺有意思，就跟毛說了。這條消息的大意是說，四月四日，美國隊三號選手格倫·科恩去場館練球，出來之后找不到車，結果上了中國隊的汽車。科恩吃驚地看著一車中國人，有些尷尬地說："我知道我的帽子、頭發、衣服讓人看了好笑。"科恩是個嬉皮士，留著長發。

　　當時中國乒乓球隊隊員莊則棟站起來說："我們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今天你來我們車上，我們大家都很高興。我代表同行的中國運動員歡迎你。為表達感情，我送你一件禮物。"于是莊則棟把一幅一尺多長的杭州織錦送給了科恩。科恩非常高興，想回贈什么，可發現什么也沒帶。

　　那時候中美關系十分僵，雙方都處于敵對狀態，莊則棟的舉動可以說是相當勇敢的。

　　就這么一條花絮，毛澤東聽后眼睛一亮，立刻讓我原原本本地把這條消息念了兩遍。聽完了，他臉上帶著滿意的笑容說："這個莊則棟，不但球打得好，還會辦外交。此人有點政治頭腦。"

　　聽了毛的話，我心里也挺高興，心想，這條消息我算選對了。國際上的事很微妙，但這件事看來辦到了毛的心坎上。

　　四月六日這一天，世乒賽就要結束了。毛澤東遞給我一份文件讓我看。這是一份由中國外交部和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聯合起草的《關于不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的報告》。文件上周恩來已經圈閱，并批了"擬同意"三個字和一些批語。毛澤東在自己的名字上也親自畫了圈。這說明大局已定，意見一致，不邀請美國隊訪華。毛要我立即把文件退給外交部辦理。

　　那些天，我的直覺告訴我，毛總是有些心事。文件退走后的當天晚上，毛提前吃了安眠藥要睡覺。晚上十一點多，我陪毛吃飯。吃完飯時，由于安眠藥的作用，他已經困極了，趴在桌子上似乎要昏昏入睡了。但他突然說話，嘟嘟噥噥的，我聽了半天才聽清他讓我給外交部的王海容打電話，聲音低沉而含糊地說："邀請美國隊訪華。"如果是平時跟他不熟悉的人，是根本聽不懂他說的這句話的。

　　我一下子愣了。我想，這跟白天退走的批件意思正相反呀！再說，還有十幾分鐘就到四月七日凌晨，世乒賽已經結束了。說不定外交部早已把意思傳給了美國人，人家已經回國了。假如我按毛現在說的去辦，顯然與已經批過的文件精神不符合，完全有可能會辦錯。

　　毛平時曾交待過，他"吃過安眠藥以后講的話不算數"。現在他說的算不算數呢？我當時很為難，去也不是，不去也不行。你想，假如我把毛的意思傳錯了，人家美國隊真來了，怎么辦？更糟糕的是怕第二天毛睡醒過來后說沒說要這么辦，那還了得？我豈不是"假傳圣旨"？可一想到這些天他苦苦思索中美關系，關注世界對我們派球隊的反應，又覺得很有可能他在最后一刻作出了新決定。我如果不辦，誤了時機那也不行。怎么判斷？怎么辦？我又無人再請示，又不能說："主席，你給我寫個字據，免得你不承認。"當時，也沒有錄音機。再說，即使有錄音機，誰敢錄音呀！請與不請，只有一字之差，辦對了是應該的，辦錯了后果不堪設想。我當時只有一個念頭：我必須證實毛現在是不是清醒。怎么證實呢？我得想辦法讓他再主動講話。

　　當時，毛坐在床邊上，兩手重疊趴在胸前的飯桌上，頭枕在胳膊上，我坐在他的對面。

　　我決心冒一次險。我故意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繼續吃飯，同時觀察他到底清醒不清醒。過了一小會兒，毛抬起頭來使勁睜開眼睛對我說："小吳，你還坐在那里吃呀，我讓你辦的事你怎么不去辦？"

　　毛平時一般都叫我"護士長"，只有談正經事或十分嚴肅時才叫我"小吳"。

　　我故意大聲地問："主席，你剛才和我說什么呀？我盡顧吃飯了，沒聽清楚，你再說一遍。"

　　于是，毛又一字一句、斷斷續續、慢慢吞吞地把剛才講的話重復了一遍。我還是不太放心，反問他："主席，白天退給外交部的文件不是已經辦完了嗎？你親自圈閱的，不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了。怎么現在又提出邀請呢？你都吃過安眠藥了，你說的話算數嗎？"我急著追問。

　　毛向我一揮手說："算！趕快辦，要來不及了。"

　　聽了這話我真急了，拔腿就往值班室跑，去給王海容打電話。電話通了，我把主席的決定告訴她，她聽完之后也急了，在電話里大聲喊道："護士長，白天你們退給外交部的批件我們都看了，主席畫了圈的，怎么到晚上又變了呢？"

　　"就是變了！"

　　"他吃過安眠藥，這話算不算數？"

　　"算。"我肯定他說。

　　"你怎么證明真算數？"

　　"我又反復問過了，趕快辦，要不然來不及了。"我也沖著電話大聲嚷。時間馬上就到午夜十二點了。

　　"唉呀！現在都快十二點了，說不定有些國家的代表團已經提前走了，美國隊走沒走我還不知道呢，得趕快想辦法抓住他們。我馬上辦！"

　　天知道，可憐的王海容那一夜會忙成什么樣子。

　　通完電話，我趕緊跑回去，只見毛澤東仍坐在飯桌前，硬撐著身體。見我進來，他抬起頭看著我，等待著。

　　我把剛才的情況向毛作了匯報，聽完以后他點頭表示："好，就這樣。"

　　然后，他才上床躺下。這消息好像比安眠藥還靈。

　　第二天毛醒后剛一按電鈴，我迫不及待地大跨步第一個跑進他臥室去，要和他核對這件事。我真怕他說："我不知道，我什么也沒說。"

　　"主席，昨晚你叫我辦的事你還記得嗎？"我問。

　　"記得清清楚楚。"毛說。

　　"你說清清楚楚指的是什么？"

　　"瞧你緊張的樣子！"毛并不著急。

　　"你快說呀！"

　　"當然是邀請美國隊訪華嘍。"

　　聽到這句話我才長長地出了一口氣，膨脹了一夜的腦子都快炸了，這時才松了下來。我對毛笑著說：

　　"唉，主席，你可真行。你的決定突然轉了個一百八十度。你睡了一個好覺，嚇得我一夜都沒睡。"

　　毛咯咯地笑出了聲。他說："你這個人呀，已經為中國辦了件大事，可是你自己還不知道呢。"

　　毛澤東確實為中國人民、為中美兩國人民辦了一件特別重要的大事。

　　毛澤東事后曾說："決定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我是從大局考慮的。這是中美兩國人民的心愿。人民之間的友好往來是勢不可擋的。你看莊則棟與科恩的接觸極其自然。他們之間沒有往事的糾葛，不存在什么恩恩怨怨的問題。即使有某種顧慮和猜疑也是長期以來人為的。中國人，中國共產黨人到底是不是像人們所宣傳的三頭六臂、青面撩牙那樣兇神惡煞，可以請他們來看看嘛。不請，別人怎么好意思來啊？又沒有外交關系。眼見為實嘛。年輕人容易接受新事物，有一定的代表性。中華人民共和國到底在這個世界上已經存在了二十多年，還是有吸引力的。"

　　歷史的進程常常是微妙的，有時偶然的事件會引出必然的重要結果，非常有意思。如果美國乒乓球隊隊員科恩不上錯中國的汽車，會有"乒乓外交"嗎？看來，在五彩繽紛的國際舞臺上，只有巨人的慧眼才能捕捉住這看似平凡而實際上是十分關鍵的瞬間。

　　第五著棋：選擇了尼克松

　　一九六八年，以美國頭號反共人物著稱的共和黨人尼克松登上了總統的"寶座"。

　　在談《參考》時，主席曾多次間我："美國新換總統了，你有什么想法？"有一次我說："我給你讀一段尼克松在就職演說中有關中國的話吧。尼克松說：'讓一切國家都知道在本政府當政時期，我們的通話線路是敞開的。我們尋求一個開放的世界----對思想開放，對貨物和人員的交流開放，一個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憤怒的孤獨狀態之中。'主席，他的這段話文章做在最后一段文字上。我認為他是針對我們在呼喊。"

　　"你把這段話好好記住。"毛說，"從一九四九年起到現在，他們嘗到了我們這個憤怒的孤獨者給他們的真正滋味。"

　　一年之后，一九六九年，中蘇在珍寶島發生武裝沖突。毛澤東看完當時的一份有關報告，意味深長地自言自語道："中蘇發生交戰了，給美國人出了個題目，好做文章了。"

　　"你是指中蘇分裂了，美國人高興吧？"我問。我很想知道根據毛的分析，美國人如何做文章。

　　毛說："美國的全球戰略理論不是已經提出了信號嗎？他要打'兩個半戰爭'，如果他縮減到一個半戰爭，你聯系起來想想他們會怎么樣？"

　　我說："是的，美國原來打算打'兩個半戰爭'。第一戰場在歐洲，對付蘇聯的進攻。第二戰場在亞洲，對付東南亞或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防止社會主義國家的進攻，主要是防中國的進攻。最后的半個戰爭是那些不測的局部戰爭，諸如中東沖突。中蘇分裂，大大減少了歐亞兩個大國對美國的壓力及聯合向美國進攻的可能性。這就會改變美國現有的戰略理論，從而最終會影響其外交政策及對中國的態度。對嗎？中、美、蘇三國看來不可能搞等距離外交，對嗎？"

　　"又對，又不對，隨機應變。"主席說，"這是需要由雙方的利益來決定的，不能脫離現實。"

　　這次談話使我明確了一個想法：美國人會利用中蘇分裂，以使國際局勢對美國更有利；而毛澤東也沒有放棄利用美蘇的矛盾為中國在國際舞臺上開拓更多的活動空間，突破美國對中國的長期封鎖。這三國中間，中國和誰"親近"，就意味著哪方較量的實力增強。毛澤東巧妙地利用了美蘇之間的矛盾，他從沒想過要先發制人，但他總是處處爭取主動，把不利因素變成有利因素。

　　一九七二年美國總統竟選期間，毛特別關注競選情況。有一次他問我："你選誰？"

　　我說："民主黨比較溫和些。"

　　毛說："我的看法正好跟你相反。共和黨是靠反共起家的，我要選共和黨的尼克松，而且我已經投了尼克松一票。"

　　我說："為什么？"

　　毛說："民主黨上臺的時間比較長了，從三十年代算起，羅斯福、杜魯門、肯尼迪、約翰遜，一直到六十年代后期。民主黨在臺上長達三十多年。為了順應美國民意，共和黨在大選中贏了，尼克松政府在國內搞些平衡，哪怕暫時做出親共姿態也是可以利用的。看來，尼克松意識到中國的存在的重要性。這一點，他比民主黨的各屆領袖們略高一籌。"

　　"你估計誰當選的可能性大呢？"毛問我。

　　我考慮了一下說："這個問題很難說。我了解的背景資料不多。你說呢？"

　　毛沒直接回答，而是說："你天天跟我吹《參考》，你怎么就估計不到呢？"

　　我說："有的材料《參考》里是看不到的，很難說誰當選。"

　　毛讓我到他桌上拿幾份外交部的文件。在我拿來遞給他的時候，他沒接，而是望著我說："這是給你看的，你現在就看。"

　　我把這些文件看完，然后放在沙發旁邊的茶幾上。

　　"心里有數了嗎？說說看。"毛鼓勵我說。

　　"我估計可能尼克松會再次當選。"我謹慎他說。因為這些文件中也沒明確提出尼克松當選的可能，只是提供了些背景材料。

　　毛用斬釘截鐵的話說："肯定是尼克松。我要請他到北京來，你看怎么樣？"

　　我考慮了一下，反問道："跟一個反共老手會談？你不考慮輿論對你的壓力？你不考慮自己的形象是否會受到影響？這畢竟是個新事情。"

　　"你又不懂了，先啃那些啃不動的骨頭，好啃的放在一邊留著，那是不用費力的。"說著，毛笑了。我不明白他笑什么，對他說的也似懂非懂。他又說："你給我背杜甫的《前出塞》。"顯然，毛看出了我的迷惑。"哪一首？"我間。我當時覺得背詩詞比談外交容易多了。他先背了一句："挽弓當挽強，"

　　我接著往下背道："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殺人亦有限，列國自有疆。茍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

　　我流暢地背完了。聽完了我背的詩，毛說："在保衛邊疆，防止入侵之敵時，要挽強弓，用長箭。這是指武器在戰爭中的重要性，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這是民間流傳的一句極為普通的話。杜甫看出了它的意義，收集起來放在詩中。這兩句表達了一種辯證法的戰術思想。我們要打開中美的僵局，不去找那些大頭頭，不找能解決問題的人去談，行嗎，選擇決策人中誰是對手這點很重要。當然，天時、地利、人和都是不可排除的諸因素。原先中美大使級會談，馬拉松，談了十五年，一百三十六次，只是擺擺樣子。現在是到了亮牌的時候啦！"說到這兒，主席顯得精神抖擻，眼睛閃著光，連香煙都忘了抽。看來，這些不假思索、出口成章的話在他心中已經琢磨得非常透徹。我連連點頭，表示同意他的說法。

　　我說："那么說，非尼克松不行？"

　　毛說："把共和黨這個最大的反共阻力挖掉，事情就好辦了。非找尼克松不可。"

　　果不出毛所料，美國總統競選的結果，尼克松以絕對多數票當選連任。

　　毛教我懂得：在國際風云變幻的舞臺上，誰能掌握主動權，誰就是強者。中國從來不讓別人牽著鼻于走，在處理大國之間的關系上，毛不僅在戰略上爭取了主動，在戰術上他也一次次地贏得主動。

　　他寫了"美國"兩個字，畫了一個圓圈，把這兩個字圈起來。然后畫了一道，把圓圈一分為二，一邊是多數美國人民，另一邊是美國統治集團。他看清前者是可信的，并寄希望于他們。然后他又在統治集團這邊畫了一道，再一分為二，分析民主、共和兩黨的矛盾。他十分懂得，不同利益的集團能弄到一起，都是相互需要。毛的策略從某種意義上講并非鐵板一塊，有時很富有彈性。

　　尼克松訪華，也受到美國國內反對派，特別是反共派的強大壓力。同時，有的外電評論，說尼克松是打著白旗到北京來的。

　　毛聽了我對他說的這條消息，笑了。他說："我來給尼克松解解圍。"我當時也還沒弄清他用什么妙法解圍。我在靜靜地等待觀察。

　　毛對尼克松作了兩點出人意料的決定。

　　第一，在毛會見尼克松的時間上，外交部一直沒有作具體安排，看來可能是不好肯定毛會何時接見。就在尼克松座機即將在北京機場著陸時，毛對我說：你給周總理打個電話，告訴他，請總統從機場直接到游泳池，我立刻見他。外國首腦一到達北京機場后就立即受到毛的接見，這種情況在以往的外交禮遇上還是較少見的。

　　毛想用自己的行動表明他對尼克松的誠意和對他的重視。

　　第二，在會見的時間上，原來只定十五分鐘，可毛和尼克松卻談了六十五分鐘。

　　毛是想給美國的反對派看看，中國人辦事是有理有情的。

　　這兩個時間問題，不僅僅是"時間"，而是體現外交上的微妙與策略。在中美建交的全部過程中，從包括法國、羅馬尼亞、巴基斯坦三條渠道建立之日起，和緊接著的基辛格博士秘密來華的談判，到尼克松總統公開訪華，以及后來的中美雙方公開談判的整個期間，周恩來經常帶著王海容、唐聞生一起反反復復、來來往往，頻繁地到毛澤東中南海游泳池的住地。每次，他們除了向毛匯報之外，還要同時磋商下次談判的對策。那一時期，周和毛一樣睡得非常少，可是周仍然那么樣精神抖擻。我經常看到周在前面大步流星地走，王海容和唐聞生緊跟在周的身后一路小跑，使人感到精神振奮。

　　人們哪里想得到，在接見尼克松之前，毛患了一場大病，接見當時是大病初愈，就在接見前的十幾天，他還躺在床上，很少下地活動。我們在與接見大廳盡可能靠近的地方準備了一切急救用品，處于"一級戰備"狀態。連強心劑都抽到了針管里準備著，以防萬一。而毛與衰老、與疾病作斗爭的驚人毅力是無法用言語形容的，他那種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頑強精神令人敬佩與感動。

　　接見尼克松的事過去以后，毛曾高興地對我說："中美建交是一把鑰匙。這個問題解決了，其它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的確，那一陣子，中國一下子就成為世界注視的中心，中國加入聯合國，中美建交，中日建交，等等。這一時期發生的事都是在毛澤東的長久以來的預想計劃中逐步實現的。

　　遺憾的是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澤東未了卻他的宿愿，便已乘風歸去！他沒能親眼見到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美兩國建立正式外交關系的這一天。

　　這些震撼人心的往事是頗堪回首的。我仿佛又看到毛澤東在案頭用平靜、安詳的重重的湖南鄉音朗朗讀著他剛剛書寫的詞篇--《卜算子?詠梅》：

　　風雨送春歸，飛雪迎春到。已是懸崖百丈冰，猶有花枝俏。

　　俏也不爭春，只把春來報。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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