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反AB團與富田事變錯案,毛澤東設置過“禁區”嗎?
轉自:http://red-e.narod.ru/gmwy/ab.html
作者: 吳酩竹
日期: 2008-06-24
寫在前面
這是我寫的一篇文章的一個小節。我寫的這篇文章的標題是《精英們的研究真實、客觀、公正嗎?——我看毛澤東與打AB團和富田事變的關系》。這篇文章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的題目叫“精英們的研究,論據單薄,經不起推敲”,下分三個小節。第一小節的題目叫“平反AB團與富田事變錯案,毛澤東設置過‘禁區’嗎?”就是我現在貼在網上的。
說老實話,我剛接觸這個專題時,心中確實一點底氣也沒有,因為他們都是專家、學者,名氣很大,他們的著作風靡一時,好像是很權威的,而我自己又沒有什么學問,怕白費功夫,吃力不討好,斗不過他們,誤了為毛澤東辯誣的大事。經過兩、三個月的努力,在網上買了些書籍,起早貪黑的閱讀,經過一段時間的摸索、研究,覺得精英們拿出來的東西,破綻很多,自認為經不起推敲,于是就有了貼出來的這篇東西。
我的這篇東西,拿不拿得出手,畢竟自己還沒有入行,把握不是太大。丑媳婦總是要見公婆的。所以就把它晾在網上,請網友們提出寶貴意見,看看怎樣才能把精英們駁倒。
平反AB團與富田事變錯案,毛澤東設置過“禁區”嗎?
吳酩竹
這個問題原本打算放在最后說的,后來考慮到這個問題有開宗明義、提綱挈領的作用,如果不先說清楚,其他問題就要浪費很多的筆墨做交代,所以就從這個問題說起。
毛澤東曾經說過:“任何個人,錯誤總是難免的,我們要求犯得少一點。犯了錯誤則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徹底,越好?!薄叭魏蝹€人”,當然也包括毛澤東本人在內。中央蘇區打AB團與富田事變,作為一方面軍總前委書記的毛澤東,他當然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在這個問題上,他發現問題最早,改正錯誤最迅速,糾正錯誤最徹底。
可是,精英們就不這么看。其中戴向青、羅惠蘭所著《AB團與富田事變始末》(以下簡稱《始末》)一書,就認為毛澤東在平反AB團與富田事變錯案上設置了“禁區”,而且說得最離譜,與事實大相徑庭,和造謠幾乎別無二致。該書第142頁寫道:“震驚中外的富田事變已過去60多個春秋,在富田事變發生以后,特別是富田事變被定為‘AB團領導的反革命暴動’以后,誰提出疑問,誰就要被作為AB團嚴格處理。輕則批判斗爭,撤職查辦,重則判刑勞改直至殺頭。因此,在近半個世紀的時間內無人敢于問津。只是到了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才有人敢于提出疑問,才有老一輩的當事人和黨史、現代史工作者以講話、作報告、寫文章等形式,以大量的確鑿的史實,直言不諱地指出,富田事變是應平反昭雪的歷史錯案。”
有什么事實證明戴、羅二人之說荒謬呢?
1、毛澤東在富田事變尚在醞釀之中對肅反中的錯誤已經覺察并認真糾正。
自李韶九銜總前委——實際是銜楊岳彬之命前往富田幫助省行委肅反之后,毛澤東中途分別派出總前委秘書長古柏、紅二十軍參謀長兼紅軍學校第三分校學生總隊政治委員陳伯鈞(當時正在養傷)到達富田和東固。他們到那里去干什么?戴、羅二人的說法與我看到的材料,相互抵觸?!妒寄返?01頁寫道:“總前委認定江西省行委內安了AB團的總團部,問題特別嚴重,因此,于12月8日加派總前委秘書長古柏到富田幫助抓AB團……省蘇維埃主席曾山和古柏留在富田,繼續在省行委內肅AB團?!倍惒x則只字未提。我所看到的材料是怎么說的呢?古柏夫人曾碧漪在她的回憶文章《我在富田事變中的經歷》一文中說:“一九三○年冬天,古柏秘書長和我從黃陂去富田。那時,江西省蘇維埃政府駐富田。我們去江西省蘇幫助解決一些新的問題。我們中午到富田。晚上,我們召開了黨的會議。會議不久,突然聽到外面響起了槍聲。我們不知出了什么事,結果,發現河西的二十軍包圍了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我們帶的一個警衛班被沖散了。于是,我們三人(古柏、陳正人老婆彭儒、我)便從省政府后門跑出來,鉆進房子附近的一個茅草篷里隱藏……”(載《回憶中央蘇區》,以下簡稱《回憶》,第218頁)。這篇回憶是說去的當天晚上就發生了富田事變,也就是12月12日,而不是12月8日;任務是“幫助解決一些新的問題”,而不是去“幫助肅反”。從當事人寫的這個回憶看,我對作者的說法有幾點質疑:一是不知作者的依據在哪里,沒有交代出處,難免讀者會認為作者是主觀臆斷;二是即便這個說法是受害者提供的,可是他們不是12月7日就關在“班房”里面去了嗎?他們怎么知道古柏等人是12月8日到的,而且知道古柏的任務是來“幫助抓AB團”,莫非古柏也參與了審訊?三是作者在《始末》一書中,也引用了《回憶》中的一些文章,怎么就對曾碧漪的回憶視而不見或者不屑一顧呢?從《始末》全書看,作者對受害者遺存的文獻不遺余力詳加搜尋,而且是深信不疑的,莫非作者對曾碧漪回憶的真實性有所懷疑、有所保留嗎?即使有懷疑也應當予以論證加以排除才對嘛。
另外,我有事實證明,作者是不大留意國內還有與他們的看法相左的意見的。有一位名叫萬陸的作者,他為古柏寫了一篇傳記,登在《客家源》上,為江西贛州的“紅土情網站”所轉載。作者是江西人,,或者長期在江西工作,作為黨史工作者,只要留心搜索,沒有搜索不到的道理。其中摘錄一段,是有關古柏當時去富田的任務:“1930年12月上旬,第一次反‘圍剿’即將開始。面對反動派十萬大軍壓境的嚴峻局面,有人卻在軍內外搞肅反擴大化。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派古柏從前委駐地的寧都黃陂去吉安富田,協助紅二十軍處理這一問題。到達富田之后,他即召開黨的會議,研究有關糾正擴大化錯誤的措施,中途忽然傳來幾聲槍響。古柏估計情況有變,便和警衛戰士機警地離開會場。果然如他所料,原來是李韶九大搞擴大化行動,引起了紅20軍172團政委劉敵等人的不滿,于是引發了‘富田事變’。他們包圍了會場,要捉拿主事的人。古柏一時無法制止,只得從混亂中連夜趕往興國縣蘇?!绷硪黄顷惒x的傳記,載《解放軍高級將領傳》,作者邱鋒、松筠,此書由《解放軍出版社》出版。其中有關陳伯鈞當時的任務摘錄如下:“……毛澤東接連派總前委秘書長古柏和陳伯鈞等分別去省行委、贛西南特委和紅軍學校解決‘AB團’問題,并準備讓陳伯鈞接任贛西南特委書記。陳伯鈞到紅軍學校后,聽說李韶九要抓該校負責人陳東日、李天柱。他認為陳東日和李天柱都是參加過井岡山斗爭的老同志,不可能是‘AB團’,便親自出面做工作,保護了他們。陳、李兩人后任紅軍的軍政治委員和軍長,后來,都為革命犧牲(注:陳東日1931年7月在湘贛革命根據地被懷疑為AB團,1932年被錯殺,1945年中共七大追認他為革命烈士,事見湖南大學圖書館《湖南人物庫*當代人物》)。被李韶九抓起來的紅二十軍干部中,有軍政治部主任謝漢昌和第一七四團政治委員劉敵。劉敵以同鄉關系說動李韶九而被釋放后,即說李是反革命,鼓動部隊先包圍軍部放出謝漢昌,又與謝一起率部沖到富田,把被李韶九關押的人全部放出,把紅二十軍一部拉到河西,脫離總前委的領導,史稱‘富田事變’。在‘富田事變’中,陳伯鈞也被不明真相的紅二十軍部隊扣押。他拿出毛澤東的親筆信,說明真實情況。看管他的老部下對他了解,把他放了。他和古柏等先后安全回到河東。”
以上引證的這些,能不能說明毛澤東對肅反中的錯誤事先就有所覺察呢?歡迎讀者參與討論,批評指正。
2、富田事變的發動者十分張狂,而毛澤東卻冷靜處理,從容應對,豁達大度。
發動者張狂到什么程度呢?向中央寫3個告毛澤東的報告(向中央寫報告是每個黨員的權利,但不得誣告);另立省行委,發了5個向總前委發難的通告;開了4個所謂“基本正確”實際上是置蘇區黨、蘇區紅軍、蘇區群眾于死地的“會議”。不可饒恕的是偽造文書,在紅軍的最高領導層制造分裂,企圖瓦解紅軍;拉幫結派,分裂紅軍分裂黨,在紅軍中搞策反活動;還有一些罪惡活動在事變前就已經開始(如隱瞞“籌款”[最大一筆為黃金200斤],企圖讓紅軍因缺乏給養而遭受失敗),這些將在最后一部分說。
因為發動者搞了這么些正常人不可理解的活動,人們就會把它看成是叛亂,一定會派兵平叛,所以就出現了想像中的戰爭場面。《中共黨史鉤沉之千秋功過》第二章忠魂冤魂中是這樣描述的:
“對于兵變部隊,不付諸武力實在不行。蘇區政府迅速派出一千多名紅軍戰士去平叛,但結果被叛軍擊退。面對擴大了的事態,蘇區政府緊急增調部隊。于是,在贛南蘇區,紅軍與紅軍的一場惡戰展開了。平叛部隊組成了鐵壁銅墻,層層包圍,一點一點向鎮子逼近,緊緊縮攏著包圍圈。雙方展開搏斗。
收過晚稻的干田里,躺滿了豎八橫七的尸體。沖鋒時倒下的重傷員,在兩方對壘的中間地帶掙扎爬行,有的往這邊爬,有的往那邊爬,密集的火力網使雙方無法派出救護人員,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他們重新中彈而亡。
贛江東岸,一條散兵線延綿數里,狙擊著二十軍的增援部隊。一艘艘渡船被打翻,中彈落水者不計其數,贛水被染紅了?!谄脚阎?,又造成兩三千官兵陣亡?!?BR>文學作品可以憑空想像,研究歷史必須忠于史實,以上描寫是經不起推敲的。富田事變的發動者從12月15日到26日以江西省行委的名義發了5個《通告》,1931年1月11日,劉敵給黨中央寫了一封近4000字的長信,1931年1月12日,他們又以江西省委名義給黨中央寫了報告,如果有戰事發生,這些通告、長信、報告里怎么沒有提及呢?蘇區政府只有警衛部隊,沒有作戰部隊。省蘇主席曾山后來回憶說:“……二十軍直屬部隊由謝漢昌和劉敵統領進攻富田,繳了省蘇維埃政府警衛連的槍械。”蘇區政府哪里來的那么多的部隊。開到河西的二十軍充其量不過一千六、七百人(說見第二部分),如果有“兩三千官兵陣亡”,二十軍早就所剩無幾了,他們哪里來的援軍,他們后來怎么能夠在河西與敵人作戰。
更加離奇的是,還出現了“朱德拒絕在平叛命令上簽字”的說法。賈章旺在其所著《毛澤東從韶山到中南?!返谒恼?瑞金*五*第一次反“圍剿”及富田事變中說:“蘇區政府迅速派出1000多名紅軍去平叛,被兵變部隊擊退。面對擴大了的事態,蘇區政府緊急調動主力部隊平叛。紅軍最高指揮官朱德拒絕在平叛命令上簽字,認為紅軍不能打紅軍,但他的意見沒被接受。”我引用的這段話,總的感覺,一句話,就是個“假”字。其一,“紅軍不能打紅軍”這句話很耳熟啊,那是一、四方面軍會師后,張國燾、陳昌浩要調動部隊打一方面軍的時候,徐向前同志講的嘛,怎么一下子提前了六年并變成是朱德說的呢?其二,“就算蘇區政府與主力部隊是平級單位,那也只能是“請求支援”,怎么可以“緊急調動”呢?十分荒唐的是“平叛命令”竟然下給了“紅軍最高指揮官朱德”,這不是胡編亂造又是什么?不可思議的是,居然“他的(紅軍不能打紅軍的)意見沒被接受”。設想一下,能夠左右他的意見的,按照常識,級別決不可能低于朱德自己,意之所指不是昭然若揭嗎?其三,“拒絕簽字”的出處,網上揭示,來自老外寫的一本書,中國人自己都不知道,洋人倒一清二楚,這只能是“出口轉內銷”的故技重演。誰要是較真,那可應了國民黨官場上的俗套,“事出有因,查無實據”。
總而言之,讀者可不可以這樣去思考,作為軍事統帥的毛澤東,在提出“誘敵深入”方針之后,能夠置十萬壓境的大軍而不顧,而斤斤計較于二十軍一千六、七百人的犯上作亂,因小故而亂大謀嗎?
另外還有兩樁大事要理論理論:
一個是永陽“省行委第一次擴大會議”,叢永中在報告中“揭露”:總前委“……又到贛南捉郭承祿蕭鵬飛等贛南行委負責人,捉到的負責同志即逼打成招。”我有詳細的材料證明,這件事不但與總前委無關,而且暴露了永陽“省行委”一幫人拉幫結派,分裂紅軍分裂黨,在紅軍中搞策反活動的罪惡行徑。羅貴波同志在《一九三一年“信豐事件”》一文(載《回憶》第226頁)中寫道:“當時,我在三十五軍工作。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三十五軍打開大余縣城,三、四天后回信豐,走到離信豐城四十里的禾秋陂,郭承祿正在那里等著我們。那天晚上,他同我和三十五軍軍長鄧毅剛談話,說毛澤東同志是‘右傾機會主義者’,要和他作斗爭。并說要發表宣言,召開群眾大會。他們提出‘擁護朱(德)、彭(德懷)、黃(公略)’,‘打倒毛澤東’的反動口號,要我們在宣言上簽字,要三十五軍支持他們這個行動。我和鄧毅剛當時就和他們發生了爭吵。我們爭論說:‘要打倒毛澤東怎么行?!我們不相信毛澤東是右傾機會主義者。我們不簽字!’吵過后,他見我們沒有簽字,也不支持他們,就走了。第二天(一月五日或六日)早晨,我們的隊伍開往信豐城,沿途看見他們貼了許多標語、傳單。進城后,看見到處都有標語、傳單。他們已擺開場面,準備召開群眾大會了。于是,我們三十五軍立即在城里召開了部隊營以上干部會。在會上,我們向全體干部說明,他們這個行動是反革命行動,是一個陰謀。干部們一致表示不參加這個反革命行動。之后,我們動員干部、宣傳隊把那些內容反動的標語、傳單撕掉;派宣傳隊給群眾作解釋,叫群眾不要相信他們的胡說八道,不要上敵人的當。經過宣傳,群眾不相信他們,都走了,所以會沒有開成。當天下午,我們派了一個營到黃泥[土非]去,連夜把行委機關包圍起來,把郭承祿、肖國璋、馬榮瀾三人抓來,押到了軍部特務營。過了二、三天,我們以三十五軍軍委的名義發了通知給周圍各縣,把暴動總指揮部和地方上的負責人召來開了一個緊急會議,在會上宣布了郭、肖、馬的反革命罪狀,向大家講明了這件事的經過,并研究了今后的工作。當時行委已經沒有了,就組成了一個臨時行委,由陳致中任臨時行委書記。開完會以后,隊伍就離開了信豐,把郭、肖、馬三人也一齊帶走……交給了總前委處理?!保偳拔⑽醋肪?,馬榮瀾1931年11月派往信豐縣開展黨的秘密工作時被捕,堅貞不屈,被敵殺害。郭承祿1932年5月30日,才遭錯殺——本文作者注)。從我引用的材料看,一、贛南行委的負責人不是總前委打AB團打出來的,而是他們策反三十五軍時被該軍拿下的;二、如果說富田事變是由于打AB團而觸發起來的話,那么,贛南行委策反紅軍、與總前委對抗,又有什么可以原諒的理由呢?可見,贛南省行委的那伙人,與永陽“省行委”的那伙人,沆瀣一氣,臭味相投,早就勾結在一起了。三、《回憶》一書,《始末》作者多次引用,叢永中報告的內容,與羅貴波的回憶,如此冰炭相投,水火不容,是非曲直,明明白白,為什么還要為贛南行委的負責人鳴冤叫屈呢?
再一個是《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在《始末》一書的作者看來,總前委就是毛澤東,毛澤東就是總前委。他們不知道總前委的性質和體制。前委不是一級黨委,它和黨組(黨團)一樣,是在特定條件下為了統一認識、協調行動而設置的一個特殊組織。軍內為了精簡機構,也為了避免機構重疊而產生扯皮現象,有了前委就不設軍委,前委也就是軍委。一般而言,前委和地方不存在隸屬關系,除非上級黨委授權,那就另當別論了。只要看看二七陂頭會議,我們就能領略其中包含的道理。那個會議的名稱叫“四軍前委、贛西特委、五六軍軍委聯席會議”,“聯席”的意思就表示了沒有隸屬關系。這次會議上成立的“共同前委”,發出的文告,只叫“通告”,而不稱“決議”,就是因為沒有隸屬關系這個原因。蘇聯跟我們的做法不一樣,他們搞一長制,政治委員可以一個人就否決同級軍事長官的決定。我們搞的是“黨委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個人負責制”。“黨委決定,各方去辦”。黨委只抓大事,具體工作由各個職能部門去貫徹執行。紅一方面軍是設置了兩大部的——司令部、政治部。政治部內部下設機構,大約有八、九個之多(請有興趣的讀者查閱徐國東《紅軍軍團政治部的組織情況》一文,載《回憶》206頁)。1930年10月以前,政治部內部下設機構,應該設有鋤奸部,職權范圍“主要處理敵人派進來的奸細特務”,“攻下吉安后,省及各縣均成立肅反委員會……”(見《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476頁)。
精英們老是說“毛澤東派”誰誰誰、“毛澤東寫了”什么什么,沒有考證,這是不負責任的瞎說?!妒寄芬粫髡咭彩沁@樣,不是用唯物史觀來研究歷史,而是主觀地、片面地、表面地任意處理史料,亂下判斷。該書166頁寫道:“在1930年10月4日攻克吉安,特別是11月下旬快速整軍后,毛澤東根據一系列錯誤材料,肯定了AB團的大量存在,形成了贛西南黨政軍機關中充滿了AB團并篡奪了領導權的錯誤認識,于是下定了徹底肅清AB團的決心。從錯誤材料中產生了錯誤認識,錯誤認識又導致了錯誤行動,而錯誤行動則造成了令人痛心的嚴重后果。”上面這些說法,都只是作者的主觀猜測。軍內外肅反是毛澤東個人武斷決定的嗎?“攻克吉安”后毛澤東所“根據(的)一系列錯誤材料”是作者所說的那些材料嗎?“11月下旬快速整軍”的前因后果、來龍去脈作者了解嗎?“錯誤行動則造成了令人痛心的嚴重后果”是毛澤東造成的嗎?這些問題你們一個也沒有作交代,怎么就那么輕易地亂下判斷呢?我上面提出的這些問題,將在第二部分回答,這里只說說“錯誤地把路線斗爭與肅反混在一起”的責任者這個問題。劉型同志在《開辟中央革命根據地》(見《回憶》117頁)一文中說:“一次反‘圍剿’前,在黃陂、小布,除了進行作戰準備外,還有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解決‘富田事變’問題。這個問題一定要在一次反‘圍剿’前處理好,否則便不能取得第一次反‘圍剿’的勝利。對這個事情,毛澤東花了不少精力。肅AB團,地方有擴大化,錯誤地把路線斗爭與肅反混在一起。楊岳彬就是因為肅AB團過‘左’而被撤職的,后來由周以栗同志接任?!睆膭⑿偷幕貞浳恼挛覀兛梢悦髁艘韵聠栴}:1、李韶九不是毛澤東派出的,兩封總前委的信也不是毛澤東發出的;2、從側面反映出毛澤東確實派了古柏、陳伯鈞去糾正肅反中的錯誤;3、劉型的記憶不可磨滅地突出“錯誤地把路線斗爭與肅反混在一起”,進一步證明《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不是出自毛澤東的手筆。
說《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不是毛澤東寫的,還有以下理由:
第一點、該信寫于12月20日,由于敵人已大舉向蘇區腹地進攻,毛澤東要全力部署作戰,不可能一心二用,也沒有時間寫那樣的信。這里不妨簡略列一個時間表:12月初,蔣介石到南昌親自部署對我中央蘇區圍剿;7日,敵誤將我在東固一帶擔負誘敵任務的35師當作紅軍主力(該師隸屬十二軍,毛澤東親自與其密切聯系,面授機宜),魯滌平頒發了圍殲我軍于東固的作戰計劃;12日,發生富田事變;14日,紅軍主力為避免暴露,移至平田、砍柴崗、安福圩隱蔽集中;16日,各路敵軍“以搗破東固匪巢,肅清各股匪為目的”,開始向蘇區中心地區進攻;19日,公秉藩攻至東固之九寸嶺,我紅35師抵擋一陣,給敵以重大殺傷后,主動撤出戰斗,將東固山讓給了敵人;20日晨,張輝瓚不知公師已占東固,,傾全力猛攻東固,導致自相殘殺;21日,全方面軍到達黃陂、麻田地區集中,隱蔽待機。
第二點、《答辯信》一部分內容毛澤東應當知道,只是到了寫《八個大勝利的條件》時,才稍有涉及。例如,《答辯信》中有如下一段話:“AB團已在紅軍中設置了AB團的總指揮、總司令、軍師團長,五次定期暴動,制好了暴動旗,設不嚴厲撲滅,恐紅軍早已不存在了?!边@段內容周以栗知道得很詳細,毛澤東一九三○年十月十九日夜于峽江城寫的《給湘東特委的信》(載《江西黨史資料》第六集第169頁)中,他自己不寫,卻把這段內容推給周以栗,要湘東特委去看周的信。如果他不知道,他為何要湘東特委看周的信;他既然知道,為何又自己不寫呢?毛澤東在原信中是這樣寫的,“詳細解釋,請閱長江局代表周以栗同志信便知”。
為了讓讀者有一個深刻的印象,我不得不將周以栗的信引得稍微長一些。周以栗于一九三○年十月十九日寫的《給尺冰同志轉湘東特委諸同志信》(載《江西黨史資料》第六集第171頁)中是這樣寫的:“關于土地問題,我此行所見及感覺許多地方,發生嚴重的富農路線機會主義,使革命工作發生嚴重的危機,值得向你們說一說。自鄂東南到贛西南的蘇區,一般來說,對土地問題,都是非常忽視。第一是不分配,第二分配了都是富農路線。如以勞動力為標準及不實行抽多補少抽肥補瘦,致不能滿足貧苦農民的要求,發動廣泛群眾,特別不能開展農村中階級斗爭——廣大貧苦農民群眾對抗富農。結果地方暴動普遍的未完成。農村中造成嚴重的赤色群眾反水與赤白對立,特別是因為階級斗爭不深入一方不能樹立雇農貧農的革命權威反而因革命得不到利益,一部分落后群眾倒被富農欺騙過去,一方富農分子,反取得革命的領導,混入一切革命機關圖謀反革命。在鄂東南有改組派,八百大暴動的布置,在贛西南自黨團的最高機關,西南兩特委,西南蘇府直至支部與赤衛隊、紅軍,紅色郵局,充滿了AB團,很有計劃的與鄧英等聯絡,一舉消滅贛西南的大暴動。幸此吉安奪取,這一陰謀被破壞鎮壓,這是多么嚴重的教訓!”引文中,“很有計劃的與鄧英等聯絡”與“幸此吉安奪取,這一陰謀被破壞鎮壓”等項內容,透露出蘇區干部中有人暗中與敵人勾結,“與鄧英等”就不僅僅是軍方,可能還有黨政警特,而且是“很有計劃的”,以上情況的來源,是在“吉安奪取”后。周以栗對這些情況了如指掌,是不是說明他作為總前委成員之一,分工管政治部的工作呢?此文件下面的文字請關心這一問題的讀者自己去翻閱。
為了把問題徹底弄清楚,我這里將毛澤東一九三○年十月十四日于吉安城寫的《給中央的信》(載《江西黨史資料》第六集第163頁)有關部分摘錄如下:“近來贛西南黨全般的呈一非常嚴重的危機,全黨完全是富農路線領導,轉變農民意識的口號為富農地主用去反對貧農雇農,致根本動搖贛西南平分土地的趨向。黨團兩特委機關,贛西南蘇維埃政府,紅軍學校,發現大批AB團分子,各級指導機關,無論內外多數為AB團富農所充塞領導機關。故平分土地也只是‘抽多補少’沒有‘抽肥補瘦’,因此,富農得了好田,雇農貧農還是壓迫的形勢,所以重新分田使雇農貧農收到利益,把富農壓迫下去肅清富農領導,肅清AB團,贛西南黨非來一番根本改造,決不能挽救這一危機?!睂⑦@一段與上一段比較,兩者何其相似乃爾,簡直像是孿生兄弟,也可以說毛文脫胎于周文。
當然兩者也有不同之處。周文中有“在贛西南自黨團的最高機關,西南兩特委,西南蘇府直至支部與赤衛隊、紅軍,紅色郵局,充滿了AB團,很有計劃的與鄧英等聯絡,一舉消滅贛西南的大暴動。幸此吉安奪取,這一陰謀被破壞鎮壓……”,而毛文中沒有。我的理解是,“與鄧英等聯絡”的這些人究竟是誰,寫信的當時,尚在偵察破獲中,郭化若的說法是他們用的是“暗號”,朱德的說法是“花了幾個月”才弄清楚。這就有點象曹操在“官渡之戰”打敗袁紹之后,從袁紹的大本營中,繳獲了曹營中大批的文武官員寫給袁紹的信。因為戰前曹操勢力弱小,很有可能會翻船,那時的精英階層在社會上混,不會吊死在一棵樹上,留后路的人自然很多;再就是袁紹家族四世三公,門生故舊滿天下,互至問候也是人之常情。較起真來,曹營里“鐵桿?;逝伞笨赡芫颓缚蓴盗耍虼酥缓靡粺酥C珴蓶|慎重對待,是因為偵察結果尚未出來?!瓣幹\被破壞鎮壓”,只做到了一半,打開吉安,“陰謀”是自然中止,蘇區中的這一半,“陰謀”并未“被破壞鎮壓”,誰是“陰謀”的策劃者、實施者并未挖出來,沒有結果的東西他當然不能寫,這就是他與別人的不同之處。
我寫這些文字是想說明一個什么問題呢?在紅一方面軍中,能夠寫《答辯信》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楊岳彬,另一個是周以栗,因為兩個人都抓政治部的工作,都了解肅反的情況。黃陂會議如果是12月下旬開的,《答辯信》的作者是楊岳彬,因為該信內容有一部分涉及路線之爭的問題。從何長工等人的回憶情況看,提到“讓張輝瓚進到根據地里面來嘗嘗苦頭”,時間應當在下旬。假如是中旬,寫《答辯信》的就可能是周以栗。因為他的身份,既是長江局的代表,又是總前委委員,后來又兼總政治部主任,毛澤東對他十分的尊重和信賴,依靠他渡過了一道道難關。沒有他,袁州會議就很難說服部隊不再打長沙,也很難說服紅三軍團東渡贛江。按照分工,肅反是他的本職工作,而且情況十分清楚,以總前委的名義寫一篇答辯信,并不越軌。比較而言,楊岳彬的可能性更大。對不對,讀者可以評判。
本來,中央對富田事變是很關心的。富田事變發動者已經寫了三個報告,可是,總前委方面卻三緘其口,一言不發?!爸醒胫甘拘耪f:‘現在中央所得的關于富田事變的材料還不能算為齊備,尤其是沒有得到總前委的正式報告?!保ㄞD引自《始末》178頁)這就更進一步說明答辯信不是毛澤東寫的。
《始末》一書的作者說:“富田事變發生后,紅一方面軍總前委采取了‘堅決進攻的策略’”。(引自《始末》131頁)雖然“堅決進攻的策略”這一說法,出自于中央巡視員歐陽欽的報告(富田事變時,他尚未到達蘇區,到達時幾乎與“三人團”、葉劍英同時,對這一情況并不真正了解),但是,當時戎馬倥傯,富田事變發生后,總前委是不可能有時間討論這個問題的,毛澤東一門心思琢磨的是“誘敵深入,待機殲滅”,也不可能因小失大,對富田事變發動者采取什么‘堅決進攻的策略’。其他個別總前委委員,出于氣憤,說沒說過這種過頭話,那就難講了。不過,我用“排除法”,將一些容易引起聯想的因素,都給排除了,在富田事變的發動者十分張狂的情況下,毛澤東并未采取任何回應措施是確實的。毛澤東這一輩子,他的許多超乎常人的想法和做法,在未得到實踐證實是正確的以前,常常不為人所理解,他總是忍辱負重,說服等待。直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他在寫《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時候,不無感慨地說:“戰略退卻,在干部和人民還沒有經驗時,在軍事領導的權威還沒有達到把戰略退卻的決定權集中到最少數人乃至一個人的手里而為干部所信服的地步時,說服干部和人民的問題是一個十分困難的問題。”“人民由于沒有經驗而不相信戰略退卻的必要,莫過于江西第一次反‘圍剿’的時候”。我上面寫的這些,可不可以表明毛澤東當時的心境和作為,算不算得上冷靜處理,從容應對,豁達大度,讀者們可以開動自己的腦筋,去回味思索。
3、毛澤東作為蘇區中央局的一員,與項英等共同作出并通過了《中央局通告第二號——對富田事變的決議》。
這個問題已有成說在先,可能引起激烈的爭論。不過,爭論一下也好,通過擺事實,講道理,倒是可以更加接近歷史真相,這樣豈不更好。
我的看法,《中央局通告第二號——對富田事變的決議》是一個基本正確的文件,但是,《始末》一書的作者對這一文件的產生過程,作出了錯誤的判斷。為什么說他們的判斷是錯誤的呢?《始末》第131頁寫道:“項英在任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期間,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重調查研究,重事實證據,正確分析了富田事變的性質,批評和抵制了總前委肅AB團的嚴重錯誤,從而分清了是非,團結了同志,穩定了人心,避免了分裂,一度緩解了贛西南的肅反擴大化。”這里,我得指出,研究歷史,你得首先(盡一切可能)還原歷史,(千方百計)恢復歷史的本來面貌。項英什么時候來的?來蘇區是干什么的?他到蘇區是和誰先接的頭?他來之前發生了富田事變嗎?他到過河西嗎?他見到了發動富田事變的那些人嗎?他是怎么知道富田事變的前因后果、來龍去脈的?他看到了哪些事實證據?他找了哪些人進行調查研究?從他來到蘇區直至寫出決議,總共有多少天?這些基本的東西,你都沒有交代,你的那個判斷,豈不變成了官場的套話嗎?再說,什么叫做“決議”,那個東西的形成,是有一套程序的。你總得先開個會讓人議論議論吧,議論完了你總得歸納成文吧,整理成文字后你得討論修改吧,修改定稿后你總得表決通過吧。那時的蘇區中央局組成情況和工作情況,《始末》第127頁是這樣寫的:“中央局成立之初,其成員實際上只有項英、毛澤東、朱德、曾山4人。而蘇區中央局成立后面臨的第一項工作,就是著手處理富田事變這一十分棘手的問題。1月16日,蘇區中央局在成立的第二天,根據總前委的匯報情況,,作出了《對富田事變的決議》?!比绱撕唵瘟什荩笱苋煟汀妒寄返?31頁的內容比較比較,什么“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什么“重調查研究”,什么“重事實證據”,什么“正確分析了富田事變的性質”,什么“批評和抵制了總前委肅AB團的嚴重錯誤”,讀者們能認同該書作者的學術態度和學者風范嗎?如此“十分棘手的問題”,一天之內就全部搞定,我不知道這是美化了抑或是丑化了項英。雄才大略的毛澤東,折沖樽俎的朱德,錚錚鐵骨的曾山,竟然在項英面前,個個都變得俯首帖耳,百依百順,那個《決議》還能叫決議嗎?干脆叫“圣旨”還差不多。我這個人,見聞雖然不廣,但毛澤東在原則問題上從不讓步,還是耳熟能詳的。就在這之后不久,“第二次反‘圍剿’快要到來的時候,項英同志得悉蔣介石興兵二十萬,比第一次增加了一倍。于是,怕得要死,主張‘分兵退敵’(也就是所謂“削蘿卜”),把紅軍開到四川去。說什么斯大林說過,四川是最理想的根據地。從現象上看,對待第二次反‘圍剿’的態度采取右傾逃跑主義是項英同志,實際上是王明路線。”“毛澤東同志堅決反對,主張充分發揮根據地人民的積極性,提高軍民的戰斗意志和勝利信心,打破敵人的‘圍剿’?!保ㄒ姟痘貞洝返?50頁)這才是敢做敢當的毛澤東。把《決議》說成是一個人搞出來的,也只有《始末》的作者才說得出口。
現將我收集到的項英到來的前前后后,敘述如下:1931年1月10日,項英來到紅一方面軍總部,向毛澤東、朱德傳達了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加強中央蘇區和紅軍領導的指示。(摘自《毛澤東年譜》)。從上海出發時間,按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三人團”自3月5日起先后出發前往中央蘇區,至4月16日到達青塘,前后花了大約40天時間(見《艱難的毛澤東之路(十三)》),以項英到達時間逆推,應當在11月底。這個時間段內,尚未發生富田事變,而項英又在途中,他自然什么情況也不知道。項英走的路線是從上海坐輪船到汕頭,再從汕頭出發,經大埔,越過國民黨封鎖線,進入福建永定的游擊區,再經長汀轉往贛南中央蘇區(見郭德宏《周恩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五年》),所以他不可能先到河西;而河西那邊,“因敵情阻隔,叢允中、易爾士沒有到達總前委即返回”,“(十二月)十六日易叢兩同志往總前委去,(一九三一年)一月五日回到永陽,未達總前委,聞因戰事緊張,路上不好走。”(見《始末》第118、122頁)可見富田事變發動者那邊的情況無法溝通?!妒寄芬粫髡咚^“項英在任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期間,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重調查研究,重事實證據,正確分析了富田事變的性質”是毫無根據的胡思亂想,沒有任何史料證實,根本就不應當采信。
項英達到紅一方面軍總部后,應當是朱德、毛澤東等總前委一班人接待的。項英從到達之日,到《決議》公布,連頭帶尾只有七天時間。在這七天中,他們至少進行了如下工作:一是互相交換情況,項英介紹了中央六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情況,以及補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朱德為中央候補委員的情況,朱、毛介紹了蘇區發展情況、黨、政、軍組成情況和第一次反‘圍剿’取得重大勝利的情況;二是商量如何具體組建蘇區中央局機關。這是項英來蘇區的主要任務。據郭德宏《周恩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五年》一書介紹:“項英奉命于一九三一年一月上旬到達中央蘇區時,正值第一次反‘圍剿’戰爭勝利結束。一月十五日,項英主持于寧都的小布地區正式宣告中共蘇區中央局的成立,所宣布的九人成員中與中央原決定稍有變動:沒有吳振鵬,加C、Y中央一人(名未列);‘當地二人’中一為曾山(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另湘贛邊特委一人(名未列)。同時宣布成立由中共蘇區中央局領導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項英為主席,朱德、毛澤東為副主席,毛澤東兼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主任。但同時宣布撤銷了以毛澤東為書記的中共紅一方面軍總前委?!边@些事情都是應當事前討論并取得一致意見的;三、富田事變的情況介紹與富田事變的善后問題。富田事變的情況是如何介紹的,我們今天已經無從得知,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毛澤東一定沒有把發動富田事變的那些人當成AB團分子。為什么?因為這件事只有一面之詞,總前委一班人想怎么講就怎么講。如果情況不是這樣,那就只能往下拖。其間,項英還出席反“圍剿”勝利慶祝大會并講了話。七天之內,項英又不了解情況,無論如何是解決不了這個問題的。
毛澤東怎么會為這些(不止這些,還有軍內的)人講好話呢?第一次反“圍剿”之中,也就是一九三○年十二月下旬,毛澤東在黃陂召開總前委擴大會議。在這次會議上,他在部署作戰任務的同時,作了糾正肅反錯誤的講話。何長工在《回憶三次反“圍剿”前后的幾次重要會議》(《回憶》第143頁)一文中說:“這次會議還討論了肅清AB團問題?,F在看來,當時肅反有擴大化。但毛澤東發現后很快就糾正了。”譚震林在《談中央紅軍第一、二、三次大“圍剿”》(《回憶》第160頁)一文中說:“黃陂會議是在解決了軍隊的肅反問題后開的,參加會議的是軍團和軍一級的干部,還有地方黨的負責人。肅反擴大化,李韶九有責任。這次會議糾正了當時肅反擴大化的做法,提出了反對逼、供、信和注重調查研究??偳拔€發了文件,以解決地方肅反出現的問題。這時,毛澤東同志還親自找了幾個被打成AB團的人問話。問他們:‘你們的出身都好好的,為什么參加AB團?’他們說:‘我們的AB團是打出來的?!珴蓶|同志說:‘不能打,打了也不供,供了也不要信。’‘不準逼、供、信,要重調查研究’,就是這時提出來的。到了延安整風,就不準搞逼、供、信,一個不殺大部不抓了。”他既然能在黃陂會議上糾正肅反錯誤,又為什么不能在中央局會議上糾正肅反錯誤呢?
《中央局通告第二號——對富田事變的決議》是誰寫的?至今仍然是個謎。史料上有沒有記載,反正我沒有發現,不過推論一下,也未嘗不可。項英同志出身工人,經受工人運動的鍛煉,又長期擔負黨的領導工作,政治上有一套,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他只有小學畢業的學歷,十六歲在布廠打工,耍筆桿子可能就不那么在行了。再說,項英來時孤身一人,化名江鈞,網上因其諧音戲稱他為“將軍”,其實當時他只能算是“光桿司令”,人生地不熟,兩眼墨黑,腦子一片空白,幾天開會下來,所得情況需要消化吸收,分析歸納,思索判斷,在短時間內寫出六千來字的決議,很不容易辦到。中央局這個機構一下子要把工作班子配備齊全也很難做到。歐陽欽任過中央局的秘書,但那是“三人團”來了以后的事情。毛澤東的文字功底那是沒得說的,不過作為總前委的主要負責人回避一下也是必要的。紅一方面軍人才濟濟,能捉刀的一定不少,何況“總前委還發了文件,以解決地方肅反出現的問題”,可以說是輕車熟路。這種推測有它的合理性,起草人那邊起草,中央局這邊,邊討論,邊修改,最后表決通過,事半功倍,何樂而不為。不過,可以看得出,在當時那種情況下,起草人依據會議上的發言,概括成文,自然會吸收各種不同的、甚至互相齟齬的看法。這就是《決議》為什么出現模棱兩可,矛盾百出,文字上顯示出調和折中的痕跡。同時也反映出受害者確有不可饒恕之處。好在毛澤東歷來倡導團結大多數同志,甚至包括團結那些反對自己事實證明(第一次反“圍剿”勝利結束)反對錯了的同志。所以《決議》只開除了五個人的黨籍,其余只是“號召他們轉變過來,回到黨的領導之下?!睕]有一個被判殺頭、坐牢。這里面肯定有項英同志的功勞,話得說回來,假設毛澤東不是在這之前做了糾正肅反錯誤的工作,那個“決議”,標題就只能叫做《中央局通告第二號——對富田事變的指示》或《中央局通告第二號——對富田事變的處理意見》。我的推理是不是符合實際?勢有必至,理有必然,所以我們可以對一切事物進行推測。但是,推測歸推測,事實歸事實,推測不能代替事實。因為事物的發展變化,依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我是按已知的條件推測的,如果還有未知的條件而我又沒有注意到,情況就可能不是我說的那個樣子。反過來,如果已知條件只有我說的那些,我推測的就有可能最接近事實。我現在把它寫下來,只是為了拋磚引玉,期望把情況弄得更準確些。
另外,我不得不指出,《始末》一書的作者,對該書所作的研究是很不嚴謹的。該書194頁寫道:“富田事變發生后,遠在上海的黨中央得知了這一消息,并獲悉中央蘇區的最高領導機關——蘇區中央局與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對富田事變的性質問題有著嚴重的意見分歧?!闭垎栕髡?,你們是怎樣知道“蘇區中央局與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對富田事變的性質問題有著嚴重的意見分歧”的呢?難道還有什么你們已經掌握而未公布的資料嗎?你們既然知道為什么又不在《始末》中略示一二呢?須知,項英到來后的蘇區中央局,成立于1931年1月15日,而“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專門討論了贛西南的肅AB團和富田事變問題”,是在“1931年2月20日”(見《始末》177頁),時間相隔才35天,即便有分歧,并未見到有中央局和總前委反映分歧的意見上報,其他人(例如中央巡視員)不可能專門為這個問題回到中央去作報告的,如果是順便反映這個問題,時間上是不可能的。請有興趣的讀者看看《始末》177頁和194頁,那里面講的是同一件事,194頁講周恩來在2月20日的會議上講了話,177頁是把周恩來講的話歸納到2月23日《中央給第一方面軍總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黨部的信》,要求“在中央代表團沒有到達以先,從總前委起,江西省委、各特委各紅軍總部一直到各地黨的支部都要停止這一爭論,無條件服從總前委的統一指導一致的向敵人進行殘酷的戰爭?!笔虑橹v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作者使用黨史資料的隨意性為什么這么大呢?
至于《始末》一書中提到中央只信任總前委,不信任項英組建的中央局,我認為這是作者的誤解。所謂“無條件服從總前委的統一指導”,不是什么信任總前委,借用《始末》一書作者在194頁的說法,僅僅只是為了“穩定大局”,“中央代表團到達后,中央局立即組織起來,各地黨的組織與紅軍必須統一于這一指導之下,應絕對服從中央局關于這一事變的解決?!逼渲芯桶丝偳拔苍凇敖^對服從”之列。還應當看到,項英所組建的中央局,是六屆三中全會的產物,而六屆三中全會被六屆四中全會指責為調和路線,其命運就可想而知了,也不存在信任誰和不信任誰的問題;如果一定要我把話說透,不論有沒有富田事變,項英所組建的中央局,必然是在撤消之列,因為王明的宗派主義路線不允許它存在。
4、毛澤東1931年10月代理中央局書記后,又一次對肅反錯誤進行了糾偏。
《始末》一書的作者,在該書第166頁寫道:“毛澤東從1930年10月至1931年4月的半年多時間內,在肅AB團問題上的確有認識上行動上的錯誤,在這之后,即全權處理富田事變的中央代表團來贛西南后,毛澤東一方面忙于反‘圍剿’戰爭,無暇顧及肅AB團之事,另一方面自己也受到王明‘左’傾路線的排擠和打擊,尤其是寧都會議之后,只許抓經濟工作,無權過問政治、軍事和肅反之事。”這一論斷,有些說法是需要糾正、需要補充的。說毛澤東“的確有認識上……的錯誤”,作者所認定的那個“認識”,沒有說到點子上,我將在第二部分中展開討論。因為這個“認識上……的錯誤”,總前委應當是開會進行了研究和部署(至今尚未查到這方面的確切資料),毛澤東負有不可推卸的領導責任。軍中肅反,他在1930年12月下旬黃陂會議之前,就對錯誤進行了糾正(見譚震林《談中央紅軍第一、二、三次大“圍剿”》一文,載《回憶》第160頁),富田事變尚未發生之前,他對肅AB團錯誤就有所覺察,非??上У氖牵敼虐?、陳伯鈞尚在工作之際,事變就發生了。所謂劉敵與李韶九同鄉關系,李被劉三寸不爛之舌說動,而不是陳伯鈞工作之效,這富有戲劇色彩的一幕,就只能在文藝作品中才能出現。最能說明問題的是,紅二十軍被李韶九打出的AB團,有名有姓的就只兩個人——謝漢昌、劉敵——一個捆綁了,一個無條件釋放了,其他的怎么就無從查考呢?而李韶九12月9日帶著謝漢昌去東固,本來就是去擴大線索的,怎么就只擴大了劉敵一人呢?謝把劉供出后怎么就不從劉身上擴大線索呢?李在紅二十軍和省行委中,老鄉、老同事不在少數,他抓起AB團來怎么一點情面都不講呢?特別滑稽的是,李、劉二人早就是老鄉、老戰友,還用得著“講長沙話”嗎?劉是醴陵人,鄉音無改,是用不著“講長沙話”的。這恰好說明,李不抓劉,極有可能是陳伯鈞做通了李的工作。我在這里說這些話的意思,是說毛澤東意識到糾正肅反錯誤,比《始末》作者說的要早4個月。項英來到后,確實起到了打開僵局的作用。毛澤東抓住這個契機,與其聯手順勢解決了富田事變?!叭珯嗵幚砀惶锸伦兊闹醒氪韴F來贛西南后”,毛自己早已不是蘇區的主要負責人了,加上作為曾經的當事人這種尷尬地位,對于日益升級的肅反錯誤,既無可奈何,又無能為力。這種局面一直拖延到了一九三一年的十月,才又給毛澤東創造一個繼續糾正肅反錯誤的機會。
《始末》一書141頁寫道:“1931年10月,蘇區中央局給中共中央的十月真電(按《韻目代日表》,真字代表11日——本文作者注)指出:‘項英因解決富田事變,完全錯誤,認為是黨內派別斗爭,因此喪失信仰,工作能力不夠領導。中央局決以毛澤東為代理書記,請中央批復?!?0月中下旬,中共中央電復蘇區中央局,同意‘中局書記由澤東代理’”。眼見一浪高過一浪的肅反高潮,明知“項英因解決富田事變,完全錯誤”而被撤職,毛澤東仍置個人得失于不顧,毅然同意以中共蘇區中央局的名義,向蘇區各級黨組織發出了《中央局給各級黨部的信——關于反AB團及其他反革命派別的斗爭問題》。這封信開誠布公地向蘇區各級黨組織說:“過去我們對于AB團的認識太籠統了,是將AB團擴大化了。AB團是地主殘余富農的組織,因此便將地主殘余與富農都當作AB團看待了;AB團是要利用,并且利用了黨的錯誤路線,因此便把錯誤路線的執行者與AB團問題連系起來認為他們有可能的都是AB團;AB團都是故意做錯來破壞革命工作,因此便把一切犯錯誤的黨員和群眾立即與AB團問題連系起來,認為他們是不可靠的可能的是AB團;因為黨內有些異已階級出身的分子叛變,而加入AB團,因此便把一切從異己階級出身的分子,都認為可能的都是AB團了,并且把AB團擴大化到這樣的程度……這一切是如何嚴重的錯誤?。 彼麑訉由钊氲亟馄实溃骸皩B團認識上的錯誤,就產生了對AB團斗爭的方法上的錯誤”,“反AB團的斗爭差不多完全縮小到‘打AB團’——捕獲、審問、處置——的范圍了,這里把反AB團的斗爭簡單化了”,“黨內展開群眾反對錯誤傾向思想反對錯誤行動的思想斗爭,黨內兩條路線的斗爭也差不多以‘打AB團’的方式來代替的,這種錯誤的發展,就形成所謂‘肅反中心論’……因此很多工作都集中到‘打AB團’了,這一切又是何等嚴重的錯誤?。 彼M一步指出錯誤的實質在于:過去肅反“過于相信供詞,甚至反革命派有計劃故意亂供的陰謀也不易察覺,審問的技術偏于‘肉刑屈打成招’的事實,確是有所不免。這樣,使許多同志落入反革命派供詞的迷霧中而失其正確判斷的能力了,被供詞所束縛不能自拔了。這樣肅反工作唯心論的現象產生了,自然這樣來‘打AB團’錯了的事情是決不能說沒有的,這又是我們應當如何警覺的事實??!”他認為:在處置“AB團”的方法上,“很少認清楚他們的領袖與欺騙和被威脅的而加入AB團的工農分子間的差別,而時常采取一律同樣處置的方法,這是缺乏明確的階級路線反映到肅反中的惡果,這又是如何嚴重的錯誤?。 彪m然《周恩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五年》一文的作者郭德宏認為,毛澤東同意以中央局名義發出的這封信,是根據周恩來八月三十日為中共中央起草并發出致蘇區中央局并紅軍總前委的指示信而寫出的,但是在當時形成所謂‘肅反中心論’的局勢下,能發出這樣的文件,也是難能可貴的。
接著,毛澤東以中央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主席的身份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三日主持召開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非常會議,通過并頒布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訓令(處理反革命案件和建立司法機關的暫行程序)》。《訓令》中再次承認說:蘇區“在過去的肅反工作中,不是沒有錯誤的,臨時中央政府嚴重地告訴各地各級蘇維埃政府,各地過去的肅反工作,有許多地方是做得不對的,例如聽到某個或某幾個反革命分子的口供,沒有充分的證據,未經過偵查的工作,就進行捉人,審問的時候采用肉刑,屈打成招的事,時常發現,處置犯人的時候,不分階級成分,不分首要和附和,以致應當輕辦的,都把他重辦了(如不釋放附和的工農分子)”。《訓令》規定:今后“一切反革命的案件,都歸國家政治保衛局去偵查逮捕和預審,國家政治保衛局預審之后,以原告人資格,向國家司法機關(法院或裁判部)提起訴訟,由國家司法機關審訊和判決?!薄耙磺蟹锤锩讣徲崳ǔ龂艺伪Pl局得預審外)和審決(從宣告無罪到宣告死刑)之外,都屬于國家司法機關。縣一級司法機關,無判決死刑之權。”(以上均轉引自郭德宏:《周恩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五年》)盡管毛澤東做了許多工作,但是,在王明路線統治之下,這些努力并未起到多大作用。
5、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毛澤東為錯誤的肅反政策和干部政策遭誣害的同志進行平反,提供了政策依據。
從1942年到1944年,毛澤東領導中共中央機關和高級干部進行了整風,在這個基礎上,對于黨的歷史特別是黨在1931年初到1934年底時期的歷史進行了討論,大大地幫助了黨內思想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的統一。最后,在六屆七中全會上,通過了由毛澤東主持起草、經過幾上幾下、大會小會、反復討論修改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睹珴蓶|選集》第三卷,在《學習和時局》這篇文章后面附錄有這個《決議》,《決議》的第四部分*(三)在組織上*是這樣說的:“很多地區,更由于錯誤的肅反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義糾纏在一起,使大批優秀的同志受到了錯誤的處理而被誣害,造成了黨內極可痛心的損失。這種宗派主義的錯誤,使黨內發生了上下脫節和其他許多不正?,F象,極大地削弱了黨。”“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在此宣布:對于一切被錯誤路線所錯誤地處罰了的同志,應該根據情形,撤消這種處分或其錯誤部分。一切經過調查確系因錯誤處理而被誣害的同志,應該得到昭雪,恢復黨籍,并受到同志的紀念?!?BR>6、在黨的七大上,再一次對在肅反中受到錯誤處理的同志做檢討,賠不是。
為了把這個問題說透,我這里把毛澤東說的話引用長一些?!睹珴蓶|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的結論》(載《毛澤東文集》第三卷407頁)中是這樣說的:“審干中搞錯了許多人,這很不好,使得有些同志心里很難過,我們也很難過。所謂‘一人向隅,滿座為之不歡’。我們是與天下人共歡樂的。對搞錯的同志,應該向他們賠不是,首先我在這個大會上向他們賠不是。在哪個地方搞錯了,就在哪個地方賠不是。為什么搞錯了呢?應該是少而精,因為特務本來是少少的,方法應該是精精的而不是粗粗的,但我們搞的卻是多而粗,錯誤就是在這個地方。當著潮流起來的時候,沒有例外地覺得特務相當的多,進入甄別階段以后又覺得很少。還有,被認為是特務的多數不是特務。對這個問題,過去不大了解,審干以后才知道的。所以關于特務,從前的估計是‘瞎子摸魚’,究竟有多少并不知道,現在知道了只是極少數。
多年來,我們就搞過這項工作,比如內戰時期,我就打過AB團,在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上,規定有一條叫‘廢止肉刑’。從理論上講,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就主張廢止肉刑,那末我們無產階級的共產黨就更應該廢止肉刑,封建主義才采取肉刑。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作了這個決議,一九三○年一二月就打AB團,我們講不要搞肉刑,結果還是搞了。那時候殺了許多人,應該肯定地說,許多人都殺錯了。后來我們作了總結,重申廢止肉刑,不要輕信口供。因為不廢止肉刑,輕信口供,就要出亂子,一打一逼就供,一供就信,一信就搞壞了。
內戰時期,在肅反問題上,我們走過了一段痛苦的彎路,有這樣一個錯誤的側面。當然我們不應從根本上否定反對反革命,反對反革命是應該的。但是,在當著共產黨還沒有成熟的時候,在肅反問題上搞錯了很多人,走過這樣一段彎路,包括我自己在內??箲饡r期,出了湖西肅反的錯誤,在延安又來了這樣一個‘搶救運動’。我看,延安犯的這個錯誤非同小可,因為延安是有全國影響的。犯了錯誤,也有好的方面,我現在就講好的這個方面。在肅反問題上前前后后都犯過錯誤,打仗也打過許多敗仗,這樣的政策、那樣的政策,也碰過許多釘子。凡是錯誤認識了,糾正了,就取得了經驗,就會變成好武器。這個犯錯誤的經驗,抓到我們手里來,同樣也非同小可。中央在這里,黨校在這里,七大在這里開,這個問題解決了,中華民族就勝利了。所以犯了錯誤不可怕,要把錯誤抓到手里,變作經驗,當作武器。對搞錯了的同志,要向他們賠不是?!?BR>《始末》作者也引用過毛澤東在七大上所作的《結論》,不知出于何種用心,就是不肯把他講的精神實質點出來。不光是七大結論,所有毛澤東為糾正肅反錯誤所作的努力,不是忽視,就是掩飾,甚至歪曲。比如,譚震林(見《回憶》162頁)、劉型(見《回憶》123頁)證實毛澤東在黃陂會議上就大力糾正肅反錯誤,而且點出肅反錯誤的要害就是“逼供信”,“錯誤地把路線斗爭與肅反混在一起”,強調“不準逼、供、信,要重調查研究”,為此還撤了楊岳彬的職。而《始末》作者自稱“已有十余年研究AB團和富田事變的歷史,積有幾百萬字的史料”,是黨史專家,而我接觸這個專題才兩、三個月,不怕見笑,學歷只是初中一年級,怎么我隨便翻翻書就看到了,而專家研究十余年卻不能發現呢?
又比如,毛澤東代理蘇區中央局書記時,置個人得失于不顧,毅然同意以中共蘇區中央局的名義,向蘇區各級黨組織發出了《中央局給各級黨部的信——關于反AB團及其他反革命派別的斗爭問題》,意在糾正一浪高過一浪的肅反高潮。對毛澤東的這一行動,《始末》一書作者是怎么看的呢?該書185頁是這樣寫的:“蘇區中央局根據8月30日的指示信,于12月5日發出《中央局給各級黨部的信》,也不得不對肅AB團簡單化和擴大化問題批評幾句,但因他們‘左’傾思想體系和立場觀點的一致,不可能把肅AB團的錯誤糾正過來。因此,在9月以后肅AB團的禍水仍繼續泛濫?!泵珴蓶|這一舉措是為了貫徹中央指示信(由周恩來起草)而作出的。而《始末》一書作者對周恩來起草的中央指示信又是怎樣評價的呢?該書195頁是這樣寫的:
“1931年8月,中共中央在聽取了派到中央蘇區巡視工作的歐陽欽關于蘇區情況的匯報后,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并于8月30日發出了《中央給蘇區中央局并紅軍總前委的指示信》……這封指示信在中央蘇區傳達后,對糾正肅反擴大化錯誤起了積極作用”。同一件事竟然有兩種截然相反的評價。
有意思的是,《始末》作者一邊任意貶斥毛澤東,一邊稀里糊涂地夸獎起毛澤東舉措的成效。該書206頁寫道:“1931年12月以來,由于強調嚴禁肉刑,不準苦打成招,于是打AB團、肅社會黨出現‘停頓現象’。這種‘停頓’無疑是正常的。有些屈招亂供的人乘機翻供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12月以來,不就是毛澤東代理蘇區中央局書記期間嗎?作者的腦子還未會過神來,筆鋒一轉,卻不經意間又把周恩來大批了一通?!啊欢蟆瘍A領導人卻認定這是放松肅反的錯誤。因此,臨時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于1932年4月22日頒布了《糾正放松肅反的錯誤》的第十一號訓令。訓令說:‘各級政府將中央訓令的建立司法程序,誤認為不去辦理反革命事項,……徹底肅清反革命的意義忘記了,于是對于反革命的處理與鎮壓反革命的工作,又走到另一錯誤的方面,即是放松肅清反革命的工作’……特別是由于第十一、十二號《訓令》的頒布,中央蘇區又開始了‘左’傾肅反行動。江西省經過國家政治保衛局的批準,于1932年5月30日把對江西革命有重要貢獻的李文林、曾炳春、王懷、羅煥南等以‘反革命’的罪名處決……此后,各地肅反中逼供信再次抬頭,隨意捕殺之風又逐漸興起?!碑敃r,臨時中央尚未來到中央蘇區,周恩來就是中央蘇區的最高領導人。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始末》作者知不知道,你們大批特批周恩來的所在章節,正是你們頌揚周恩來的第十四章,標題是“周恩來對肅AB團錯誤的糾正”。至于毛澤東,王明“左”傾中央,早就把他晾在一邊了。如此研究方式,如此學風,我這個老大粗,也來轉一下文,真不知……伊於胡底了。
再比如,《始末》作者視毛澤東在七大上的結論為微不足道。該書155頁是這樣寫的:“1945年5月31日,毛澤東在黨的七大會上說:肅反,走了極痛苦的彎路。反革命應當反對,黨沒成熟時,在這個問題上走了彎路,犯了錯誤。毛澤東這段話以沉痛的心情,講了他的親身感受,包含著極深刻的內容,使人們知道‘犯了錯誤’,‘走了極痛苦道路’的根本原因,是‘黨沒成熟’。”這里不但不引用毛澤東的原文,而且還肆意曲解毛澤東的原意,這是一個黨史工作者應有的態度嗎?黨沒成熟只是毛澤東講到肅反、審干這個問題時有所涉及,并不是這個問題的主要內容,更不是造成肅反錯誤的主要原因或者根本原因。毛澤東從黃陂會議(向前可以追溯到古田會議決議)到黨的七大,對這個問題都有論述,《始末》一書對這個問題也講了不少,真不明白該書作者為什么還要那么歸納。這只有一種解釋,就是又回到本小節開頭引用該書第142頁所寫的那段話:“震驚中外的富田事變已過去60多個春秋,在富田事變發生以后,特別是富田事變被定為‘AB團領導的反革命暴動’以后,誰提出疑問,誰就要被作為AB團嚴格處理。輕則批判斗爭,撤職查辦,重則判刑勞改直至殺頭。因此,在近半個世紀的時間內無人敢于問津。只是到了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才有人敢于提出疑問,才有老一輩的當事人和黨史、現代史工作者以講話、作報告、寫文章等形式,以大量的確鑿的史實,直言不諱地指出,富田事變是應平反昭雪的歷史錯案?!睘榈氖悄妹珴蓶|開涮。
富田事變真的“在近半個世紀的時間內無人敢于問津嗎?據郭化若回憶:“第二次反‘圍剿’后,抓到李文林。我參加了審問。李文林說‘你們不要動刑。我不是AB團分子。我在上海匯報時見過陳獨秀,我是陳獨秀單派的’。審問后,我向毛澤東同志作了匯報。根據他的口供,看來不是AB團,于是把他放了。以后王明路線搞肅反擴大化時還是把他殺了。”“過去(即在中央蘇區時期——本文作者注)在肅反中,沒有過細地調查研究,沒有確鑿證據,確實是冤枉了一些好人,搞了肅反擴大化。他們這些人都不是AB團,在黨的七大時,都恢復了他們的名譽?!保ㄒ浴痘貞洝?55頁)對這個問題《始末》作者又是怎么講的呢?該書238頁寫道“1930年5月從江西中央蘇區開始的肅AB團,逐步蔓延到全國各蘇區,造成了數以萬計的冤假錯案。1949年建國后由于黨中央和一些老前輩的關懷,其大部分得以平反昭雪。但還有特委委員以上的領導成員即當時所謂的“AB團要犯”,沒有平反昭雪,如當年贛西南以及江西省一些有名望的領導人曾炳春、李文林、段起鳳、朱昌偕、龍超清、謝漢昌等。還有一部分受到錯誤處理的同志,因在50年代就沒有直系親屬,沒有人上訴而未于平反昭雪。特別是所謂和富田事變有牽連的AB團分子更沒有平反昭雪……”
該書作者和郭化若的說法有很多的不同。一、肅反是不是從中央蘇區蔓延到全國各蘇區的,我將在本文第一個大問題(即“精英們的研究,論據單薄,經不起推敲”)第三小節展開講;二、平反AB團冤假錯案并不是“1949年建國后由于黨中央和一些老前輩的關懷”才開始的,而是在六屆七中全會上就已經宣布了,由于那時全國尚未解放,具體落實工作才放在解放初期進行。其實《始末》作者比誰都清楚,不過他們就是要故弄懸虛。該書作者在171頁中說:“只有到了遵義會議之后,特別是延安整風和七大之后,才給大批被害人平反昭雪。這無疑是毛澤東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重大歷史貢獻”;三、所謂“還有特委委員以上的領導成員即當時所謂的“AB團要犯”,沒有平反昭雪,如當年贛西南以及江西省一些有名望的領導人曾炳春、李文林、段起鳳、朱昌偕、龍超清、謝漢昌等……”也是《始末》作者為了轟動視聽,制造噱頭,故意那么講的。我這里搜集了一些資料完全可以說明這個問題?!都t一方面軍人物志》記載:曾炳春(1901~1932)江西吉安人。……1931年1月被補選為中共第六屆中央候補委員。同年7月率部返回中央蘇區。1932年5月30日在吉安東固被錯殺。1945年被平反昭雪;李文林(1900~1932)曾用名周金堂、周郁文。江西吉水人……1932年5月30日在萬(安)、泰(和)邊界被錯殺,1945年被平反昭雪;段月泉(1893~1932)曾用名段啟鳳。江西永豐人……在反“AB團”運動中受誣,于1932年6月在吉安、吉水邊界地區被殺害。1945年平反昭雪;金萬邦(1901~1931)曾用名曾紹昌。江西寧都人……江西省蘇維埃常委、軍事部部長。參加了中央蘇區第一次反“圍剿”斗爭。1931年在肅清“AB團”的運動中被錯殺。1945年被平反昭雪;龍超清(1905~1931)曾用名龍濟明。江西寧岡人……1931年12月底,在江西廣昌被錯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被平反昭雪;蕭大鵬(1908~1931)江西于都人……1930年12月“富田事變”后,率部轉移到贛江以西活動,任紅20軍代理軍長。1931年7月下旬率部返回興國后被錯殺。1945年被平反昭雪;謝漢昌(1907~1931)江西寧岡人……1930年12月因被懷疑為“AB團”分子而遭扣押,“富田事變”后被劫持到贛江以西。1931年7月返回中央蘇區后,被定為“AB團”首要分子錯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被平反昭雪。就是那個傳說被當作AB團錯殺的紅二十二政委邱達三,該志也有記載,該烈士1931年5月起,任中共贛西南特委西河分委常委、組織部部長、農民運動委員會主任,參加了中共蘇區第一至第三次反“圍剿”斗爭。后犧牲。至于朱昌偕,百度上有詞條記載,叫做“自斃梅花山”?!巴跽鹪貞浾f:‘朱昌偕是裁縫工人出身,工作表現好,犯過錯誤.功大于過,不是AB團子’。人民政府對朱昌偕也作出了公正評價.追認其為革命烈士。”
我引證的這些資料,要說明一個什么問題呢?它說明,“在富田事變發生以后,特別是富田事變被定為‘AB團領導的反革命暴動’以后,誰提出疑問,誰就要被作為AB團嚴格處理。輕則批判斗爭,撤職查辦,重則判刑勞改直至殺頭。因此,在近半個世紀的時間內無人敢于問津?!边@個說法與事實不符。陳毅同志在《江西革命斗爭歷史中的幾個問題》(見《中央蘇區風云錄》)一文中說:“殺AB團有許多人是冤枉殺了的。當時有些人動搖是真的,也可能有個別的AB團。解放以后邵式平同志和我談到如何處理被當作AB團錯殺了的同志的問題,我說不要說什么AB團了,都算作革命家屬算了。這些人我都很熟,我代表前委和他們接過頭。這是肅反上很慘痛的教訓。”他解放后與邵式平還在研究如何更好地處理這個問題,怎么能說“近半個世紀的時間內無人敢于問津”呢?所以,這個說法,是徹頭徹尾的謊言,是混淆視聽,是為了給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抹黑。如此而已,豈有它哉。
7、解放后,當毛澤東的威望如日中天的時候,對肅反錯誤仍然不能釋懷。
一九五六年九月,在黨的八大預備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毛澤東在講話中又明確地說:“我是犯過錯誤的”。“肅反時我犯了錯誤,第一次肅反肅錯了人。”——“第一次肅反”就是指中央蘇區時期的打“AB團”。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毛澤東在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話時又提到了這件事。他這樣說:“我們黨的歷史上是有經驗教訓的。江西的打AB團,福建的抓社會民主黨,鄂豫皖的抓改組派,第三黨,都反映了黨的歷史,說明當時是不成熟的。”毛澤東心中為什么老牽掛著這件事?因為他是當時的領導人啊。如果是我,可能會原諒自己,因為我又沒有親自動手打過AB團,也沒有指使別人搞逼供信,我為什么要承認錯誤。毛澤東比我們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他認為領導必須預見,沒有預見就不能領導。當然,當著潮流起來的時候,即便有中流砥柱又能如何。比如周恩來,到中央蘇區之前后,對糾正肅反錯誤,做了大量的工作,仍然遭到《始末》作者的批判,你說他就完全批錯了,那也不見得,因為事實俱在啊,何況他又沒有主觀故意。問題在于,只有防微,才能杜漸。消防隊員都懂得,火災只能撲滅于初起之時,一旦火勢形成,就只能盡量減少損失。毛澤東對肅反錯誤耿耿于懷,說明他任何時候都沒有關閉糾正肅反錯誤的大門。《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規定得很清楚:“一切經過調查確系因錯誤處理而被誣害的同志,應該得到昭雪,恢復黨籍,并受到同志的紀念。”一句話,“有反必肅,有錯必糾”。幸虧中國共產黨內有明白人,中國共產黨沒有再次作出平反打AB團和富田事變的決議,如果當時要是做了,后人會怎么看這件事呢?人們就會說:全無實事求是之心,只剩嘩眾取寵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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