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６９周年之際，著名詩人、劇作家，文化部前副部長賀敬之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作上述表示。
８７歲的賀敬之說：有些往事隨著時光流逝漸漸模糊、淡忘，但《講話》對自己的藝術道路、人生道路有著重要意義，永遠不會忘記，“它的精神、思想直到今天都是新鮮的！”
當面聆聽毛主席講“小魯藝”“大魯藝”
賀敬之表示，《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時，他只是延安魯藝文學系不滿１８歲的學生，“延安文藝座談會開會期間，魯藝參加座談會的老師何其芳、周立波等，每天從楊家嶺會場回來，都給我們傳達會議情況。”
延安文藝座談會結束約一個星期，毛主席親自到魯藝給師生們作講演。賀敬之記憶猶新。
“這是我第一次正式見到毛主席。我就坐在第一排，離得非常近。主席穿著舊軍裝，打著補丁。就是在這次演講中，他提出了著名的‘大魯藝’‘小魯藝’的命題。毛主席說，你們這個魯藝還是小魯藝，還有個大魯藝，那就是廣大的社會、廣大的群眾，你們要到人民中間去，要到火熱的斗爭中去。以非常通俗的語言表達了人民藝術家與人民、與社會的關系。這跟《講話》的精神完全一致。”
賀敬之還記得，講演中，針對當時延安部分外來干部脫離群眾、輕視群眾的現象，毛主席還談到了知識分子和人民群眾、本地干部和外來干部――也就是“洋包子”和“土包子”之間的關系問題，提出不要擺知識架子，并引用了柳宗元散文《黔之驢》進行闡釋，給師生們很大教育。
“毛主席絕不輕視知識分子。他發表《講話》時，親自約請已經到延安的艾青、丁玲、肖軍等非常著名的作家談話，并且對他們給予很高評價。”賀敬之說。
最大震動和啟示：文藝為什么人
賀敬之表示，《講話》有很多著名的、科學的論斷，對于當時延安廣大文藝工作者來說，最大的震動和啟示，是《講話》提到的第一個問題――我們的文藝是為什么人的。
“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過去大家并不是那么自覺、深刻意識到這個問題。文藝首先是個人生觀的問題，即活著是為什么；其次，我們從事的文藝工作是為了什么。這從根本上警醒我們。這不僅對文藝工作者，對其他各條戰線的工作者都很有指導意義。所以，《講話》也成為延安整風運動文件中很重要的篇章。”
賀敬之認為，《講話》特別重要的價值，還在于它是人類歷史上文藝（包括文化）發展的一般規律和無產階級文藝的特殊規律相結合的產物。
“過去曾有兩種傾向：一種是與蘇聯初期的拉普派觀點近似的，認為無產階級文藝是無產階級自己創造的，與歷史、傳統無關；另一種觀點認為，無產階級文藝沒有自己的特殊規律，排斥無產階級文藝自己的特點。《講話》提出要繼承中外遺留下來的豐富的文學藝術遺產和優良文學藝術傳統，同時又提出要有無產階級文藝的自主意識。《講話》的精神是科學的。它不是表達個人的利益或一黨私利，而是文學藝術、包括整個文化發展規律的反映和論斷。正因為如此，《講話》到現在仍是實用的，其基本原則，有著永久價值。”
《講話》帶來全新氣象，經典創作影響至今
賀敬之回憶，《講話》發表后，延安文藝界創作風氣、面貌為之一新。
“大家紛紛感覺要重新回顧自己的人生，回顧自己所從事的文藝工作，感覺自己走到了一個新的思想境界。我們深入到部隊、農村、工廠去，廣泛接觸干部戰士、人民群眾，認真向他們學習，從民間文藝、陜北民歌中汲取營養，用于自己的創作中。”
作家、詩人、藝術家自覺以邊區人民新生活、以廣大人民的革命斗爭為題材進行創作，出現了《王貴與李香香》《漳河水》等一批優秀詩作，以及一批影響廣泛的小說、報告文學。轟轟烈烈的秧歌劇運動更是給延安各地帶來嶄新氣象。年僅２０歲的賀敬之迎來了他文藝創作的重要收獲，寫出了《南泥灣》《翻身道情》等廣為流傳的歌詞，寫出了在邊區影響甚遠的秧歌劇《栽樹》《周子山》《瞎子算命》，更與丁毅執筆集體創作了我國第一部新歌劇《白毛女》。
“《白毛女》的故事原型來源于晉察冀邊區廣泛流傳的民間故事，在排練和演出過程中，吸收了廣大群眾和專家的意見，是最廣泛的集體創作。我與共同執筆的丁毅當時談到，我們有歌劇理想，這個歌劇理想首先是革命理想。這部歌劇是為人民寫，寫人民，請人民評判。這是《講話》教導我們的精神。”
歷史告訴我們，就是這樣的一部《白毛女》，從延安演到張家口、東北、北京，繼而演到全中國乃至國外，并一直演到今天，成為中國歌劇里程碑。
“人民的文藝能在人民中產生這么大的影響，確實是我和所有創作者沒有想到的！”賀敬之慨然道，新中國成立后自己所創作的長詩《笑》《回延安》《放聲歌唱》《西去列車的窗口》《雷鋒之歌》等之所以能產生廣泛的社會共鳴，因為首先想到的是觀眾，是為廣大群眾所寫。
時代局限無以影響《講話》恒久光輝
賀敬之說，作為發表在特定歷史時期的《講話》，也存在時代的某些局限性。他表達了對《講話》發表的時代背景的理解：
“這是極為嚴酷的斗爭環境，幾十萬國民黨大軍封鎖陜甘寧邊區，蔣介石發動皖南事變消滅新四軍，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國統區黨的地下組織遭受破壞，國民黨在文化上加緊反共措施……這就是當時解放區所處的具體環境。《講話》中當時之所以特別強調政治的因素，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另外，當時《講話》的對象是黨員文藝家，或非黨員的革命文藝家，是按照黨員或革命文藝家應該做到的來要求的。所以《講話》里很長一段也講到統一戰線問題。建國后和改革開放后的客觀情況不同了，所以又有‘雙百’方針的提出，和‘弘揚主旋律，堅持多樣化’的發展。”
“經過近７０年的反復檢驗，充分證明，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根本精神和理論原則以及一系列論述并沒有過時，對我們今天來說，仍然是應當面對的新鮮問題，它揭示的是客觀規律，是目的性和科學性的統一。因此，它是具有長久生命力的。”賀敬之說。（記者廖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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