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是怎樣總結經驗，教育干部的？

孫煥臻

貴州省銅仁學院，[email protected]

毛澤東同志早在1938年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的報告中，就指出：“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他通過總結民主革命的經驗，找出了黨的建設的核心問題是教育干部。只要黨和軍隊的各級領導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統一了認識，作風正派了，中國革命就一定能夠取得勝利。這就有了自1942年到1945年上半年，全黨的整風運動。經過三年半的延安整風運動，使全黨真正統一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為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也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毛澤東同志領導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經過不斷總結經驗教訓，解決黨的領導核心的問題，同樣還是教育干部的問題。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前夕，本文結合學習《毛澤東傳 1949—1976》和《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毛澤東文集》中的有關著作，回顧在1958年以后的幾年間，總結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經驗教訓、教育干部的歷史，是有著現實意義的。

在1958年開始發動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由于在中央一線主持日常工作的主要領導人LSQ、XXX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領導作風，全國各地大刮“五風”，以及后來連續幾年的嚴重自然災害，再加上赫魯曉夫的“逼債”，在這些天災人禍的作用下，致使從1959年下半年開始，我國的國民經濟遭遇到嚴重的困難。毛主席在1958年11月就最早覺察到了“刮五風”的嚴重問題，開始著手糾正。他通過不斷總結經驗教訓，認識到黨的領導不但要解決工作方法問題（頒布了工作方法六十條），還要逐步地結合農村人民公社的實際，解決人民公社的體制和一整套的工作條例問題（通過了“農業六十條”，克服兩個平均主義，確定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而要解決好這些問題，就特別要抓好教育各級領導干部的問題。

我曾經寫文介紹，1961年初在召開南三區會議（指一九六一年三月十日至十三日毛澤東在廣州主持的中南、西南、華東三個地區的大區和省市委負責人會議）和北三區會議（指同時劉少奇在北京主持的華北、東北、西北三個地區的大區和省市委負責人會議）時，毛主席曾專門寫信給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及參加三北會議的成員，尖銳地批評說：“我看你們對于上述兩個平均主義（指生產大隊內部生產隊和生產隊之間的平均主義和生產隊內部人與人之間的平均主義——作者注）問題，至今還是不甚了了，不是嗎？我說錯了嗎？省、地、縣、社的第一書記大都也是如此，總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務工作，不作親身的典型調查，滿足于在會議上聽地、縣兩級的報告，滿足于看地、縣的書面報告，或者滿足于走馬看花的調查。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樣犯了的。我希望同志們從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當然要堅決改正?！梢蕴岢龇磳σ庖姡灰弥焕??！保ā督▏詠砻珴蓶|文稿》第九冊，P440-441）可見對黨的干部，包括中央領導干部進行教育的重要性和艱巨性。

一、毛澤東總是把群眾路線作為黨的領導干部的根本工作路線和方法。

通過大興調查研究之風，黨中央總結出來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即“農業六十條”，集中了廣大干部和群眾的意見和要求。但是，它是不是正確，是不是符合實際？在人民群眾的社會實踐中是否行得通？還有些什么問題沒有解決？這就需要再回到社會實踐中去檢驗。廣州會議后，毛澤東要求黨的各級領導人帶著“六十條”，深入基層，征求意見，開展更大規模的、更加深入的調查研究。

1. 毛澤東十分注意督促各級領導同志親自調查研究，然后聽取他們匯報，了解情況，發現問題。

1961年3月23日廣州會議閉幕后，他一直到3月29日才離開廣州，就是為了等陶鑄、陳伯達從番禺大石公社回來，聽他們下去了解群眾對“農業六十條”的意見和要求。毛澤東聽完匯報，即乘專列北上，到長沙再聽湖南省負責人和湖南調查組反映群眾對“六十條”的意見。

他在專列上看到鐵路兩邊，正是廣東農民插秧季節。發現插秧還是太密，便派身邊工作人員下去問幾個農民，那幾個農民都贊成6X6寸的插秧密度。毛澤東說，瞎指揮生產有許多出自領導生產的部門。瞎指揮是由于沒有生產知識，既沒有實際生產經驗，也沒有現代農業科學知識。

2.毛澤東除了要求中央一級的領導干部走群眾路線，還要求省一級的領導干部走群眾路線。

他到長沙，在專列上聽取張平化匯報。張平化說，在討論“六十條”中，群眾最關心、議論最多的是食堂問題、供給制問題，還有“三包一獎”問題，群眾對獎勵糧食很感興趣。毛澤東說：“糧食是群眾生產的，還叫什么獎呢？群眾多生產的就可以多歸他們，還能拿自己的東西獎自己？可以不叫獎?！泵珴蓶|聽了一段匯報后說：“這只是公社、大隊這兩級干部的反映，也只是初步的，還沒有拿到小隊，拿到群眾中，拿到有經驗的農民中去宣讀。宣讀后會有更多的意見?！泵珴蓶|特別囑咐，這只是一個草案，要讓群眾提意見，還要修改，還要補充，切記不要當成一種命令去貫徹。毛澤東問：“群眾肯說真話嗎？他們肯不肯說話？”張平化回答：“群眾還是肯講真話?！泵珴蓶|說：“‘六十條’也是教育干部的主要教材，這個教材經過干部和群眾的討論，對他們的教育就更深刻。將來在五月會議期間，按各省征求群眾的意見把條例草案加以修改，再拿到群眾中試行。修改后也還不能作為正式的文件，可以叫做修正草案，再在群眾中廣泛征求意見?！?（毛澤東同張平化談話簡要記錄，1961年3月31日）

對于一個中央文件，毛澤東采取如此慎重的態度，經過如此廣泛而深入的征求意見，從大躍進以來，實屬罕見。以后，毛澤東越來越看重“農業六十條”，把它當作解決農業和農村問題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文件。

談話結束已是下午四時，第二天，毛澤東要在武昌會見古巴客人，須立即趕赴武漢。他對張平化說，我在湖北停幾天，接見幾個客人就回來，并囑咐張平化“以下鄉為主”。

4月9日，毛主席又回到長沙，在專列上，毛澤東先后與張平化、胡喬木談話。他們都剛從鄉下回來，帶來許多具體生動的第一手材料，他們暢所欲言，毛澤東聽的津津有味，偶爾插幾句話。

在聽了張平化反映農民對食堂問題的意見后，毛澤東肯定地說：“愿意參加食堂的是少數人。食堂的確存在這幾個問題，所說用工太多，浪費勞動力嘛！浪費柴火，破壞森林嘛！還有浪費糧食，再一個就是社員不能養豬。得兩頭搞，一頭是搞食堂，一頭是家里開伙?！痹诼犃藦埰交瘏R報供給制問題時，毛澤東說： “基本原則是兩條：一個是各盡所能，按勞付酬；一個是價值法則，等價交換。將來所謂公，靠什么呢？靠積累，現在就困難了，現在公社就不要搞積累，恐怕兩年、三年之內，新的公社就不要積累。新的公社老百姓又怕哩！現在劃小，公社多了，它又去搞平調，這個你們要議一下，萬萬不能再平調。如果認為沒有家底又去平調，那可不得了啦！”

胡喬木是剛從韶山大隊調查回來向毛澤東匯報的。韶山，是毛主席的家鄉，對毛澤東來說，這里是熟人、熟路、熟地方，聽起匯報來，自然有一種親切感。

胡喬木說：“看起來群眾最關心的有三個問題：第一，超產獎勵問題；第二，分配制度問題；第三，食堂問題。食堂問題在目前特別突出。這回‘六十條’這么一說，好些大隊反映，說念這一條的時候，群眾最欣賞的是末了一句：‘可以不辦’?！薄拔覅⒓恿耍ㄈ齻€小隊長和這三個小隊的一部分社員的座談會。……經過幾次辯論以后，覺得他們提出不辦食堂的理由是有道理的，是對的，應該考慮?！焙鷨棠玖信e了一些理由，毛澤東補充說：“還有一條，在食堂吃飯沒有家里搞得好吃。”湖南調查組對食堂問題的調查，說明要了解真實情況，特別是食堂這樣的敏感問題，必須做深入的調查。走馬觀花不行，時間短了也不行，只調查一個地方也不行。應該說這次毛主席親自組織的調查，特別是湖南調查，對后來毛澤東下決心全部解散食堂，是有重要影響的。

談話最后，胡喬木問：“主席，你對我們這里還有什么指示？”毛澤東說：“沒有什么。就是要用真正聽群眾的意見這種態度，不能學那個橋頭灣小隊長那樣一種態度。”胡喬木在匯報中，曾講到韶山大隊橋頭灣生產小隊隊長，不給社員分自留地，不讓社員養豬，茅房也只有公共的，沒有私人的，思想比較僵化，又堅持自己的意見。

隨著調查研究的深入，毛澤東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對于公社化以來由中央決定的一些不符合實際的、不利于生產發展的決定，統統都推翻。正如毛主席審定的中共中央關于調查工作的信中所說：“不要怕實際檢驗推翻了已經作的判斷和決定。”

對人民公社，毛澤東總是教育干部密切聯系群眾，從實際出發，不斷總結經驗，根據這個新生事物的具體發展情況，去扶持它，愛護它，幫助它成長壯大！絕不是如1980年代，黨內走資派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把一個成長得很健康的新生事物——人民公社，一刀砍掉。使十億農村人口，一夜之間又復辟倒退到延續了兩千多年前的農民小私有者個體經濟。

3. 毛澤東還注意用一省一地的經驗幫助教育另一省另一地的領導干部。

他在聽張平化、胡喬木匯報的時候，敏銳地覺察到湖南的有些問題，單純靠他們自己很難解決，需要外力幫助一下。所以，毛澤東要湖北的王任重、王延春到湖南住三五天，幫助湖南解決一些問題。毛澤東覺得，湖南同志對于“走群眾路線，及時看出問題、先下手、爭取主動權，這樣兩個問題似乎還不大懂。（一）對十二條政策沒有認真堅決去做，有些縣群眾沒有真正發動，無蓬蓬勃勃之氣，有不敢講話之風；（二）去冬十月至今，整整半年，‘五風’沒有普整，相當多的地區，政權還沒有從敵人手上奪過來。見事遲，抓得慢，以致春耕大忙臨近，有許多地區黨還沒有取得主動權?！?（《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P465）

又如，毛主席還用一些典型材料，來指導地方領導的工作。1961年4月14日，胡喬木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附了四份材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關于公共食堂的調查報告。這是毛主席收到的第一個主張立即解散公共食堂的正式報告。他立即將報告批給張平化，請他印發湖南三級干部會，予以討論。（《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P467-470）之后，毛主席又召集劉少奇、陶鑄、王任重、胡喬木開會，研究食堂問題。過了十天，鄧小平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以中共中央名義將胡喬木的信及四個附件轉發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作為研究和解決食堂問題和有關問題的參考。這是在公共食堂問題上的真正突破。

二、毛主席對一個階段要解決的主要矛盾，總是抓住不放，以此教育干部。

1961年3月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以后，毛主席又經過沿途調查研究，和各地領導同志談話，返回了北京。

1.毛澤東決定5月在北京接著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繼續解決人民公社急需解決的重要問題。

4月25日，毛澤東在給鄧小平的信中說：“此次會議的任務是繼續廣州會議尚未完成的工作：收集農民和干部的意見，修改工作條例六十條和繼續整‘五風’，不討論工業和城市整風問題，或者只在會議末尾略為討論一下，這個問題留待七月會議上去討論。為此，到會各同志，應利用目前這一段時間，對農村中的若干關鍵問題（食堂問題、糧食問題、供給制問題、自留山問題，山林分級管理問題，耕牛、農具大隊有好還是隊有好問題，一、二類縣、社、隊全面整風和堅決退賠問題，反對恩賜觀點、堅決走群眾路線問題，向群眾請教、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問題，恢復手工業問題，恢復供銷合作社問題）進行重點調查，下十天至十五天苦工夫，向群眾尋求真理，以便五月會議能比較徹底地完成上述任務?！?（《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P475）

中央和省市自治區負責人收到會議通知后，隨即紛紛到農村，按照毛主席和黨中央的要求做調查。

2.毛澤東給李井泉、陳正人寫信，再次敦促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到農村去做調查。

5月初，毛澤東收到陳正人從四川簡陽縣一個公社寫來的信，他在復信中寫道：“井泉同志：你為什么不給我寫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調查了沒有？中央列舉了一批調查題目，是四月二十五日通知你們的。五月四日又發了一個通知，將會期推遲到五月二十號，以便有充分調查研究的時間，將那批問題搞深搞透，到北京會議時，比起廣州會議來，能夠大進一步。我在這里還有一個要求，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第一書記同志，請你們在這半個月內，下苦功去農村認真做一回調查研究工作，并和我隨時通信。信隨便寫，不拘形跡?！?（《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P484）

3.毛澤東分別批發了周恩來從河北邯鄲打電話匯報的調查情況；轉發了胡喬木在韶山調查情況的報告；還轉發了鄧小平、彭真的來信。

毛澤東陸續收到各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的來信。又連續轉發了其中的四封，有張平化1961年5月10日關于瀏陽縣大江大隊調查的來信；李井泉5月13日關于恢復供銷社試點工作的來信；王任重5月10日關于湖南三級干部會議情況的來信；閻紅彥5月9日關于調查農村幾個問題的來信。

4.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召開中央工作會議。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前一段中央和省兩級領導干部的調查研究工作，為這次會議作了充分準備。

會議開始階段（5月23日到26日），討論毛主席提出的四個問題：調查研究、群眾路線、退賠、平反。5月29日、30日，討論和修改人民公社工作條例?！掇r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修改后，形成《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其中最重要的修改，一是取消供給制；二是規定辦不辦食堂，“完全由社員討論決定”，“實行自愿參加、自由結合、自己管理、自負開銷和自由退出的原則”，實際上是取消了公共食堂制度。經過反復調查，充分醞釀，這兩個關系億萬農民切身利益的大問題，終于徹底解決。如果沒有毛主席倡導的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廣泛深入地調查研究，問題解決得這么順利，是不可想象的。

會議還根據連續兩年嚴重自然災害，致使糧食問題特別困難的情況，決定從1958年招工的2500多萬人中，規定三年內減少城鎮人口二千萬以上。

毛澤東在會議結束時，6月12日上午，發表了講話。他說：這次會議大有收獲。去年北戴河會議時不甚清楚。后來十月開了幾天會，搞了“十二條”，但是還要辦食堂，還要搞三七開。今年三月廣州會議，大有啟發，啟發了思想，解放了思想。廣州會議搞了“六十條”，就解放思想了。但是解放得徹底嗎？還不徹底，什么三七開呀，食堂問題呀，糧食問題呀，還不徹底。至于商業問題，手工業問題，林業問題，沒有提到。認識客觀世界是逐步的，沒有任何一個人例外，我也不例外。

毛澤東建議大家再讀一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他說：這本書只有極少數個別問題有毛病，我最近又看了三遍。他講客觀規律，把社會科學的這種客觀真理，同自然科學的客觀真理并提，你違反了它，就一定要受懲罰。我們就是受了懲罰，最近三年受了大懲罰。

毛澤東又一次回顧自鄭州會議以來的這段歷史，結合回顧黨領導民主革命的歷史，總結經驗，來教育廣大的黨的干部，逐步認識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規律。毛主席的這次講話，經過整理成文稿，題目是：《總結經驗，教育干部》?，F引錄于下：

“兩次鄭州會議開得倉促。我那時對中國社會主義如何搞還不甚懂。第一次就是搬斯大林，講了一次他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第二次就是分三批開會，第一批是一天，最后一批是一天半。這怎么能解決問題呢？那時心里想著早點散會，因為三月份春耕來了。如果要把問題搞清楚，一天兩天是不行的。時間短了，只能是壓服，而不是說服。那時許多同志找我談的，我打你通，你不通。一兩天，怎么能打通呢？廬山會議后，我們錯在什么地方呢？錯就錯在不該把關于彭、黃、張、周的決議，傳達到縣以下。應該傳達到縣為止，縣以下繼續貫徹《鄭州會議記錄》、上海會議的十八條，繼續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個假象，可好了，生產大發展呀，其實不是那樣。彭黃張周的問題，在十幾萬人的小范圍內傳達就行了，軍隊不搞到連隊，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去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許多‘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現在看是犯了錯誤，把好人、講老實話的人整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當然，鄭州會議基本上是正確的，上海會議提出的十八條也還是基本上正確的，但對食堂問題、供給制問題是講得不正確的。一九五九年四月，我在北京召集中央常委和在京參加人代會的一些同志談了一下，就給六級干部寫了那六條。那六條等于放屁，因為我們各級干部中許多人不懂得社會主義是什么東西，什么叫按勞付酬，什么叫等價交換。一九六0年春看出‘共產風’又來了。先在廣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開了三個小時的會，時間這樣短。接著在杭州又召集華東、西南各省的同志開了三四天會，議題不集中，將搞小高爐、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機械化和半機械化等等一些問題都插進去了，整一平二調沒有成為中心。一次會只能有一個中心，一個中心就好。一次會發很多文件，沒有一個中心就不好。后來又在天津召集東北、西北、華北各省同志開了會，也不解決問題。那時候提倡幾個大辦：大辦水利，大辦縣社工業，大辦養豬廠，大辦交通，大辦文教。這五個‘大辦’一來，糟糕！那不又是‘共產風’來了嗎？去年七八月北戴河會議，百分之七八十的時間是談國際問題，只剩下一個尾巴談糧食問題、農業問題，也沒有批評兩個平均主義。一平二調問題的徹底解決，還是從十一月發出十二條指示開始的。十二條指示，在執行中發生了一個錯誤，就是只搞了三類縣、社、隊，其他一類、二類放過了，沒去動。河南用整整半年的時間搞三類縣、社、隊，一、二類不去觸動，‘共產風’、命令風、浮夸風、瞎指揮風、干部特殊風沒有普遍去整。一提‘五風’，說是一、二類可以放心，現在一查，那些地方‘五風’可厲害了。所以，今年的中央文件上規定，一、二、三類縣、社、隊都要普遍地整‘五風’，在劫者難逃。現在干部中有一些人似乎摸到了一點‘規律’，以為整‘五風’大概整個年把時間，‘風’就過去了，就沒事了。我們可不能這樣搞。我們要學韓文公在《祭鱷魚文》中所說的辦法，‘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我就打它、殺它。我們也來個三年不行至五年，五年不行至七年，七年不行至十年，十年還不行，是終不肯改也，那我們就撤職、查辦。

一定要搞好調查研究，一定要貫徹群眾路線。平調的財物要堅決退賠，但不要有恩賜觀點。還有一個，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

現在的問題是一個教育干部的問題。在座的都是先生，因為我們已經自己教育了自己。通過廣州會議、這次北京會議，我們自己思想通了，就要以身作則教育干部，教育省一級、地一級、縣一級干部，首先要教育這三級干部。這三級干部教育好了，他們就會回去教育公社一級、大隊一級、小隊一級干部。

我們在民主革命時期教育干部也是長期進行的。陳獨秀不懂得民主革命，實行的是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使革命失敗，五萬黨員只剩下萬把人。上山打游擊，打了十年。十年中間又犯了三次‘左’傾錯誤，萬里長征教育了我們。然后是延安整風，編出了《六大以來》、《兩條路線》等幾本書，從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上半年，整了三年半。那是和風細雨的，提出了‘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口號，個人寫筆記、看文件，講自己的思想。在七大召開以前，作出了《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七大成為團結的大會，實現了全黨思想的統一。從一九二一年建黨，到一九四五年七大以前，二十四年中我們黨在思想上沒有完全統一過，先是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后是三次‘左’傾機會主義。學派很多，各搞各的。主要有兩派：一派是主觀主義即教條主義，一派就是非教條主義。延安整風和七大以后，我們黨在政治上、軍事上、經濟政策上、文化政策上、黨的建設上都有了一整套統一的東西。為什么后來三年多的解放戰爭沒發生錯誤呢？為什么有些東西過去反對它的人也贊成了呢？比如在軍事上，過去有的人怕打爛壇壇罐罐，要御敵于國門之外，兩個拳頭打人，主張正規戰，反對游擊戰，而這一時期對誘敵深入等都通了。這就是因為教育了干部，特別是延安整風教育了干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我們還沒有搞過這樣一次細致的整風。我看要從現在開始，用六十條長期教育干部，沒有幾十年不能教育好。

社會主義誰也沒有干過，沒有先學會社會主義的具體政策而后搞社會主義的。我們搞了十一年社會主義，現在要總結經驗。我今天講的就是總結經驗，我下回還要講。我們是歷史主義者，給大家講講歷史，只有講歷史才能說服人。

民主革命從建黨到勝利是二十八年。社會主義才搞了十一年，我看再加十一年，二十二年行不行？我在一個小冊子里講過：民主革命我們開始也沒有經驗，翻過斤斗，取得了經驗，最后才得到勝利；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取得經驗的時間是不是可以縮短一點。這是一種設想?，F在看起來，我們大家都覺悟了，就可以縮短時間。民主革命是二十八年，如果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搞二十二年，比民主革命減少六年，也還要十一年。是不是能夠縮短？蘇聯的經驗是蘇聯的經驗，他們碰了釘子是他們碰了釘子，我們自己還要碰。好比人害病一樣，有些病他害過就有了免疫力，我還沒有害過就沒有免疫力。

領導方法不可不注意。我剛才講了，從北戴河會議、第一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海會議、給六級干部的信、廬山會議，一直到六十條和這次會議，都沒有解決問題。問題沒有解決就不要放著不管，就要講，沒有解決就是沒有解決，現在還是沒有解決嘛！平調的財物現在退賠了的有沒有三分之一，我是懷疑的。我曾經問過：有沒有一半？許多同志說沒有一半，有三分之一就算好的了。橫直是敲‘牛皮糖’，敲了三分之一，再敲三分之一，還有三分之一就再敲三分之一，敲完了不就舒服了嗎？堅決退賠就是教育我們黨，教育我們的干部。我看現在就是要拿六十條之類，加上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那本書，作為學習材料。斯大林的書是什么時候寫出來的呢？他是從一九一七年起，經過三十五年，直到一九五二年才寫出來的。斯大林是在他們干了三十五年以后寫成那本書的。我們還只干了十一年，現在如果由我們寫那樣的書，我就不相信能寫好。現在不是到處在編教科書嗎？我看編出來也用不得，還要用斯大林那本書。

經過三月廣州會議、這次北京會議，今年的形勢跟過去大不相同?，F在同志們解放思想了，對于社會主義的認識，大為深入了。為什么有這個變化呢？一個客觀原因，就是一九五九年、一九六0年這兩年碰了釘子。有人說‘碰得頭破血流’，我看大家的頭也沒有流血，這無非是個比喻，吃了苦頭就是了。” （《毛澤東文集》第8卷，P273-277）

從這個講話中，我們不難看出毛主席是多么偉大！他不管是革命戰爭年代，還是社會主義建設年代，總是按照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從調查研究人手，真正走群眾路線，實事求是地認識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克服困難，迎接新的更加偉大的勝利。他為了奪取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偉大勝利，總是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即，教育好革命隊伍內部的領導干部問題，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關鍵所在。

三、簡要總結。

毛主席在1961年初，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搞一個實事求是年。他又緊緊抓住“總結經驗，教育干部”這個矛盾的主要方面，才使調查研究工作能夠順利地進行，使從中央到地方的廣大革命干部越來越正確地認識了人民公社的發展規律。這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記憶，為后人提供了許多值得借鑒的寶貴經驗，毛主席對怎樣建設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提供了一個光輝的范例。

在這一年多的時間里，在改變人民公社體制、調整農村生產關系方面，毛主席走出了三大步：第一步，縮小社、隊規模；第二步，取消食堂、供給制；第三步，改變基本核算單位。這三個步驟，加上允許和鼓勵社員發展家庭副業和經營自留地等規定，對于克服暫時困難，恢復和發展農業經濟，解放生產力，改善人民生活，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從1962年以后，直到70年代末，我國糧食生產以平均每年增加260億至300億斤的速度、棉花以平均每年增加600萬擔的速度增長著。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糧食生產以很快的速度增長，這不能不說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后來，毛主席為了進一步從哲學世界觀認識論的高度，加以總結，他在1963年5月寫的《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中開宗明義，指出：“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是自己頭腦里固有的嗎？不是。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只能從社會的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這三項實踐中來?！泵飨谒耐砟?，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發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實踐，就是黨和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三大社會實踐的產物。毛主席留給我們的這份遺產，必將教育億萬中國人民和從他們中產生的領袖人物，把我國的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繼續推向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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