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項基本原則不容違反—--評電影文學劇本《苦戀》
 《解放軍報》特約評論員
 （本文原載1981年4月20日《解放軍報》）

 粉碎“四人幫”以后，特別是黨的三中全會以來，廣大文藝工作者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思想解放，心情舒暢，創作熱情高漲，我國社會主義文藝出現了繁榮的局面，我軍也涌現出一大批優秀作品。部隊文藝創作在取得很大成績的同時，也存在著缺點和問題。一方面“左”的錯誤思想影響需要進一步清除，另一方面也需要糾正存在著的某些追求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傾向。兩種傾向都是背離四項基本原則的。有的作品，如部隊作家白樺同志創作的電影文學劇本《苦戀》，則不僅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甚至到了實際上否定愛國主義的程度。我們認為，有必要對這部作品進行實事求是的批評，這對于加深我們對四項基本原則的認識，提高堅持和維護四項基本原則的自覺性，發揚愛國主義精神，繁榮社會主義文藝創作，那是有益的。
 (一)
 《苦戀》寫了一個畫家一生“苦戀”祖國，卻遭到祖國“踐踏”的悲劇。故事從1976年夏天畫家凌晨光被追捕、逃亡葦蕩寫起，往前追述了他少年和青年時代的經歷，往后寫到他在雪原上凍餓而死的悲慘結局。在舊中國，少年凌晨光家境貧寒，然而處處可以得到善心人的照拂，識才者的器重：彩繪藝人教他繪畫著色；科學家陳先生稱他為朋友，陳先生的女兒娟娟贈他拴有同心結的木刻刀，為他唱“我們相愛在星光下”的歌子；禪院長老把他畫的玉蘭裱成長卷，回贈他題款“凌晨光居士雅屬”的條幅，寫著屈原《離騷》詩句：“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青年凌晨光被國民黨抓壯丁，巧遇船家女綠娘搭救，彼此深情相愛。他參加了“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運動，被特務追捕，躲進輪船，到了國外。
 在美洲的一個國家，他出了名成了家，享有“花園別墅”、“黑色轎車”、“黑人使女”和“有燈光調節的畫室”，舉辦畫展，博得了外國人的贊賞和尊敬。在畫廊，畫家再次巧遇綠娘，終成眷屬。祖國解放了，畫家夫婦拋棄國外的一切，雙雙返回祖國。在輪船駛入祖國領海看到五星紅旗時，綠娘生下了他們的女兒，取名“星星”。然而，在社會主義祖國，畫家僅僅有過短暫的歡樂，緊接著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浩劫。與他們一家愛國心切相對照，著力渲染的是祖國如何不愛他們：全家被趕到昏暗的斗室，“沒有窗戶，沒有陽光，沒有空氣”；在畫家生日那天，他被打得滿身鞭痕。女兒星星覺得在“這個國家”不能容身，決定跟男朋友棄國出走，凌晨光不同意。此時女兒反問父親：“您愛我們這個國家，苦苦地留戀這個國家……可這個國家愛您嗎?廠凌晨光“無法回答”。他被人追蹤，帶著“生活在社會主義祖國還要逃亡”這個百思不解的問號，藏身葦蕩，啃生魚，吃鼠糧，成為荒原野人。劇終，雪停天晴，人們奔跑著尋找失蹤的凌晨光，而畫家生命之火已經燃盡，他用最后的一點力量，在白茫茫的雪地里爬出了“一個碩大無比的問號”，問號上的那一個點就是“他已經冷卻了的身體”。一生了結了，他“眼睛沒有閉”，“手盡量向天空伸去”。
 這就是《苦戀》描繪的畫家凌晨光的所渭“壯麗而艱難的道路”。
 　(二)
 《苦戀》作者向人們宣告：這部作品的主題意義是愛，作品主人公對祖國的愛，也是作者對祖國的愛。但是，作品的主題思想總是通過它的具體情節展示出來的，看過作品之后，我們不能不說它所描寫和抒發的感情，并不是對祖國的“愛”，而是在“愛”的掩蓋下，對我們黨和社會主義祖國的怨恨。
 愛國，愛國主義精神，從來不是抽象的，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和不同的階級社會里有著不同的內容。今天，我們講愛國，不只是熱愛我們祖國的地大物博、山川秀麗、歷史悠久和燦爛的文化傳統，而是要熱愛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十億勤勞勇敢的人民，熱愛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熱愛黨領導下的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偉大事業。這種愛國主義具有最廣闊最深厚的社會基礎，具有嶄新的社會經濟的、政治的、思想的內容，是歷史上任何的愛國主義所不能比擬的；它反映了人民和國家間的新的關系，這種關系是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難道今天對祖國的愛，能夠同對黨、對社會主義的愛相對立嗎？但是，《苦戀》所反映的卻不是這樣。它描繪的舊社會還有些情誼和溫暖，而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卻處處是苦痛和悲劇；舊社會愛國者被迫害還有人救援，在新中國愛國者不但仍被迫害而且走投無路；在美洲的那個國家遍地“陽光燦爛”，社會主義祖國卻是一團漆黑。《苦戀》描寫凌晨光如何愛國，正是為了反襯祖國如何不愛他。在這部作品中，甚至連五星紅旗也被潑上了污水。畫家的女兒在五星紅旗下誕生，卻無法在五星紅旗下容身，棄國出走時交替出現的畫面是“閃著金光”的五星紅旗和“失聲哭泣”的星星，還伴隨著星星誕生時她父母對話的畫外音：“起個名兒……”“就叫星星吧!”五星紅旗是社會主義祖國的莊嚴象征，竟被嘲弄到如此程度，每一個有愛國心的人，讀到此處不能不感到一種無法容忍的屈辱。《苦戀》違背歷史的真實和生活的真實，用如此強烈的對比，清楚地表達了作品的主題思想：新中國不如舊中國，共產黨不如國民黨，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祖國不僅毫無可愛之處，而且可憎可怕。
 六十年來，正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華民族才根本改變自己的命運，在世界上站起來子。我們黨領導下的偉大的人民解放事業，是中華民族愛國主義史冊上最光輝燦爛的一頁；今天我們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建沒事業，集中地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精神。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這是歷史的真理，人民的心聲。盡管建國以來，我們黨的工作有過失誤，幾經挫折，特別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破壞，使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未能充分發揮，但建國三十年來的成績仍然是巨大的。借批評黨曾經犯過的錯誤以否定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否定四項基本原則，這決不是歌頌愛國主義，而是對愛國主義的污辱。
 《苦戀》通過藝術形象散布了一種背離社會主義祖國的情緒。盡管作者曾說作品意在“表現中華民族的凝聚性和向心力”，然而，人們在作品里看到的恰恰是這種“凝聚性和向心力”如何遭到摧殘。作品通過畫家女兒之口提出的“您愛我們這個國家……可這個國家愛您嗎”這句尖銳的問話，才是這部作品的真實主題。整個劇情都在闡發著這個主題。畫家凌晨光“癡戀著祖國”，被摧殘得家破人亡。與畫家在葦蕩相遇的歷史學家馮漢聲放棄了國外的“最現代化的生活”，落得個一輩子對祖國的“單相思”。與畫家同船回國的詩人謝秋山夫婦，被逼得“夫南妻北”；當詩人看到妻子云英的“死亡通知書”時，畫外音里傳來了妻于的咳嗽聲和她在歸國船上所說的話音：“就會好的，回到祖國就會好的，一切都會好的。”
 所有這些，實際上成了對于祖國的控訴和詛咒，是散布一種對祖國懷疑和怨恨的情緒。這種情緒同我國廣大勞動人民和知識分子熱愛祖國熱愛黨的赤子之心，有什么共同之處呢?最近報刊廣泛介紹的原太原工學院副教授欒茀，1949年從臺灣大學回到祖國大陸，盡管十年浩劫中受到迫害，但他對黨、對社會主義事業、對祖國的燦爛前程，始終充滿信心，百折不撓地把自己的全部心血獻給了社會主義祖國，祖國人民將永遠懷念他。這些年來，許多僑居海外的科技工作者，紛紛回國參加四化建設。“不管祖國怎樣貧窮、落后，她總是我的祖國；就像我的母親，不管她怎樣窮，總是我的母親。”這是他們發自肺腑的共同語言。我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作為偉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今天全國各族人民包括臺灣同胞和海外僑胞在內的大團結的重要思想基礎，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祖國的巨大精神力量。而浸透在《苦戀》這部作品里的離心情緒，卻傷害了我們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和民族的自信心，不利于安定團結，不利于我們正在進行的四化事業。
 (三)
 作者說，這部作品是揭露和審判“四人幫”的。可是，人們從作品中，卻看不出哪些是“四人幫”的反革命罪行，也看不到黨和人民對“四人幫”的斗爭。作者用大量的形象、隱喻、符號和浯言，反復表現的是“神佛”對人的精神奴役，“太陽”下人的苦難命運，以及五星紅旗飄揚的土地上發生的悲劇。很明顯，作品中的神佛、太陽，所影射的并不是“四人幫”；而把一樁樁悲劇安排在五星紅旗下，也決不是為了審判“四人幫”。星星說的“這個國家”，就更沒有道理說是指的“四人幫”了。祖國和“四人幫”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同樣，黨和“四人幫”也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一個對人民負責的作家怎能如此歪曲歷史，把“四人幫”的倒行逆施，當作偉大祖國對自己兒女的冷酷無情，把十年浩劫的災難歸罪于社會主義制度，甚至把黨和“四人幫”等同起來加以鞭撻呢?我們誰也沒有忘記“四人幫”橫行期間的苦難，是“四人幫”踐踏了祖國和她的兒女，國家和人民一起受難，我們的黨、我們的軍隊、我們的國家遭受到極大的破壞。但是，盡管林彪、“四人幫”篡奪了黨和國家的一部分權力，我們的廣大黨員、廣大干部和人民群眾對他們進行的抵制和斗爭始終沒有停止。最后也正是黨領導人民起來粉碎了林彪、“四人幫”。這一切都說明我們的黨和國家是同廣大人民共命運的，我們的黨和社會主義祖國是屬于人民的。“粉碎“四人幫”以來，不少文藝作品正確地反映了這段歷史，以鮮明的愛和恨，給人以啟發、信心和力量。例如影片《巴山夜雨》，就顯示了廣大人民跟林彪、“四人幫”是根本對立的。《苦戀》卻不是這樣，它把黨和人民(包括知識分子)分離了開來，又把黨和祖國同林彪、“四人幫”混淆在一起。作品中詩人謝秋山朗誦的一首詩：“既然是同志、戰友、同胞，何必要給我設下圈套?既然你打算讓我戴上鐐銬，又何必面帶微笑?既然你準備從我背后插刀，又何必把我擁抱?你們在我們嘴上貼滿了封條。我們在自己的腦袋上掛滿了問號!……”明明白白地表明了作品要揭露和審判的并不是林彪、“四人幫”，而是我們的黨、黨的領袖和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政權。
 打著反對封建主義、反對現代迷信的旗幟，詆毀黨的領導和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是這部作品的另一主題。作者曾說：“中國現代封建主義比辛亥之前的封建主義還要厲害。”《苦戀》拼湊的藝術形象，就是對這一概念的圖解。作者還曾就《苦戀》的創作意圖，作過如下的告白；”
 祖同的象征絕不是歷代帝王和當權者，絕不是!相反，他們是踐踏祖國母親的人”。這里的歷代“當權者”一詞雖然隱晦，但含義不難理解，這是包括我們人民民主專政國家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和它的領袖在內的。《苦戀》這部作品中，描寫造神、信神、群眾被神愚弄的畫面貫穿全篇，反復出現這樣的對話：“為什么這個佛爺這么黑呀?”“善男信女的香火把他熏黑了……”而且用北京大街上“滿街都是揮動著語錄本的人，一張張虔誠、天真而狂熱的臉”來與之呼應。禪院長老和少年凌晨光關于神佛、香火和廟堂的對話的中心意思是：廟堂制造了神佛，愚弄了善男信女，騙取了香火。這種隱喻和暗示，所能產生的社會效果，只能是把人們對“四人幫”的仇恨引向黨和黨的領導人，引向人民民主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
 我們反對封建迷信，也反對現代迷信。但是，我們不能因為反對現代迷信就否定馬克思主義關于群眾、階級、政黨和領袖關系的基本原理。無產階級政黨和它的領袖是在人民革命斗爭的長期考驗中產生的，他們不是泥塑木雕的偶像，不是靠迷信制造出來的幻影，他們因為代表了人民群眾的利益而為人民群眾所擁護。但領袖是人不是神。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為我黨、我軍和我國各族人民建樹了偉大的功勛，他晚年也犯了錯誤，這錯誤給黨和國家帶來了不幸，雖然如此，他的功績仍然是第一位的，錯誤只是第二位的。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是我們千百萬共產黨員和億萬人民群眾用血汗凝成的寶貴財富；它的基本原則將永遠是中國共產黨人、中國人民解放軍指戰員和中國人民的精神武器，指導我們不斷將革命推向前進。全黨討論真理標準，破除現代迷信，是要求人們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觀察處理問題從實際出發，擺脫“本本主義”和兩個“凡是”的束縛；但這不是要否定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恰恰是為了實事求是地評價毛澤東同志，恢復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目，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苦戀》的作者把我們的黨和黨的領袖同“歷代帝王”相提并論，把他們說成是“踐踏祖國母親的人”，把廣大干部群眾污蔑為“善男信女”，講這種話，作這樣的描寫，實際上使自己滑到同黨和人民對立的位置上去了。
 (四)
 《苦戀》一再出現天空中自由翱翔的人字雁群，一再唱出“我們飛翔著把人字寫在天上”，人是“天地間最高尚的形象”的主題歌，用來和祖國大地上人的悲慘境遇作對照。據說，這種構思“將促使人們思考：什么是人的尊嚴?什么是人的階值”?
 毛澤東同志說過：“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我們民族、我們黨有多少優秀兒女為了人民的利益而前仆后繼，為了人民的尊嚴而寧死不屈，他們在為社會進步和人民解放事業的奮斗中，實現了人的價值。我們尊重人的尊嚴和人的價值，但從不脫離歷史的、現實的、具體的人而去空談抽象的“人類之愛”。舊社會，中國人民處于無權的地位，談不上人的尊嚴和價值。只有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新中國，人民才得以當家作主，知識分子才得以有所作為，海外僑胞才得以不被異國歧視。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人，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宗旨，以解放全人類為最終目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共產黨人是人類最壯麗事業的探索者和實踐者，是徹底的革命人道主義者。但是《苦戀》這部作品又是怎么寫的呢?它把我們黨為人民利益而斗爭的宗旨，歪曲為神的護國佑民，只是寫在經書里，懸在天空中，可望而不可及的欺騙。作品中一再用天上的人字雁群和人是“天地間最高尚的形象”的主題歌，來反襯地上的人的悲慘命運，指責我們的黨踐踏了人的尊嚴，抹殺了人的價值，制造了祖國大地上的人的悲劇。作品中的人的頌歌，不但和兩年前西單墻上的那些所謂爭“人權”的論調相似，而且和一百多年前代表德國小市民利益、反對共產主義革命的所謂“真正的”社會主義者關于實現人的本質的無謂思辨相似。馬克思、恩格斯對這種觀點作了透徹的分析：他們“不代表無產者的利益，而代表人的本質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這種人不屬于任何階級。根本不存在于現實界，而只存在于云霧彌漫的哲學幻想的太空。”(《共產黨宣言》)《苦戀》謳歌的“人”就是這樣的，它并不代表生活在社會主義中國的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不過是作者按資產階級人文主義的概念虛構出來的，超脫中國社會現實的，用來責難黨和社會主義的工具而已。
 《苦戀》摘屈原《離騷》詩句“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為卷首語，還用《離騷》中的另一詩句“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表現畫家凌晨光不屈不撓的“求索”精神。本來屈原對祖國的愛，表現在他對楚國的忠誠和對人民的同情，屈原的求索，突出表現在他立志改革，主張“國富強而法立”的進步思想。而《苦戀》所鼓吹的“求索”，是懷疑黨懷疑社會主義的“求索”，是突破四項基本原則框框的“求索”，是引導人背離祖國的“求索”。這不是繼承了屈原精神，而是對屈原精神的悖逆。作品歪曲屈原精神卻套用屈原故事，塑造了畫家凌晨光的悲劇形象。作品也正是用了這個類似兩千多年前屈原自沉汨羅的古老悲劇作為高潮而結束的。在茫茫的雪原上，在人字雁群消逝在天際時，畫家用他的血肉之軀，在祖國母親的胸膛上爬出了一個問號，在問號的那一個點上，終結了他“求索”的路程。凌晨光雖然死了，一個“越來越大”的問號卻擺到了人們面前。作者用自己的話作了回答，這樣的構思是：“希望人們從這些破碎的心靈的血漿里看到慘痛的教訓，丟掉對自命為祖國象征的那些人的幻想，進行不屈不撓的斗爭!”那么，誰是自命為祖國象征的那些人?向誰進行不屈不撓的斗爭?作品提出的問題，不能不使人得出這樣的看法：它的鋒芒是指向黨，指向四項基本原則的。
 （五）
 四項基本原則，是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的立國之本。它的內容是載入了我國憲法的。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都應遵守，各條戰線各項工作都應遵循，文藝工作不能例外。電影文學劇本《苦戀》的出現不是孤立的現象，它反映了存在于極少數人中的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資產階級自由化以至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的錯誤思潮。如果容忍這種錯誤思潮自由泛濫，勢必對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造成危害，也就不可能順利進行經濟調整和四化建設，這是違背全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我們批評《苦戀》的錯誤傾向，目的正是為了堅持和維護四項基本原則，鞏固和發展安定團結，保衛社會主義的四化建設。
 雙百方針是繁榮社會主義文藝的方針，指的是在文學藝術中各種形式和風格的自由競賽，在學術上的自由討論，反對用行政的方式推行一種風格、一種學派。如果把它理解為可以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沒有任何限制的絕對自由，那就會走到違背廣大人民利益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邪路上去。因此，對于錯誤傾向開展說理的批評，進行必要的思想斗爭，不但不會妨礙雙百方針的貫徹執行，而且有利于雙百方針的正確貫徹。如果掩蓋錯誤，堵塞批評，回避斗爭，則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利，對發展社會主義文學藝術不利，對犯錯誤的同志也不利。我們希望通過對《苦戀》這部作品的批評，提高我軍文藝工作者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自覺性，也希望《苦戀》的作者能從這一錯誤中吸取教訓，端正創作思想，在今后能寫出有益于社會主義祖國和人民的作品。
 堅持和維護四項基本原則，就必須理直氣壯地、始終不渝地同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錯誤傾向進行斗爭。四項基本原則是我軍貫徹執行黨的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建設現代化革命軍隊的根本前提，也是我軍各項工作包括文藝工作在內的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我軍每個干部戰士，特別是共產黨員，都要把堅持和維護四項基本原則作為神圣的職責。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是堅持黨的領導。每一個愛國的、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文藝工作者，都應緊密地團結在黨的周圍，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繼續解放思想，正確貫徹雙百方針，促進社會主義文藝的繁榮和發展，努力使自己的作品正確反映我們所處的新時代，促進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同心同德為四化的偉大事業作出新的貢獻。這樣做，才無愧于哺育我們的黨和人民，無愧于我們親愛的社會主義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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