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讀馬列著作

    

    毛澤東是在經過對各種思想流派和革命學說進行探討、比較之后，才選擇了馬克思主義的。他一旦認定馬克思主義是唯一能夠救中國的革命真理，便終生堅定不移地信仰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從一九二○年讀第一本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共產黨宣言》起，始終堅持不懈、孜孜不倦地閱讀和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著作。馬恩列斯的基本著作和重要文章，他讀了很多，有的不知讀過多少遍。他讀馬列著作的特點是，有重點地讀，認真地反復地讀，密切聯系中國實際地讀。

                          為解決實際問題而讀馬列著作

    緊密結合中國實際，為解決中國革命和建設中的實際問題而讀馬列著作，這是毛澤東讀馬列著作的根本方法。
    一九二○年毛澤東讀了《共產黨宣言》等兩三本書，知道人類有史以來就有階級斗爭，階級斗爭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初步地找到了認識問題的基本立場和方法。然后，他就老老實實地去開始研究實際的階級斗爭。
    在大革命時期，馬列著作翻譯到中國來的還很少。毛澤東在一九二六年已經直接地或者間接從別人的引述那里，讀過列寧的《國家與革命》的部分內容。但是問題不在于讀了這本書，可貴的是，毛澤東用《國家與革命》的理論來說明中國的革命問題，指導中國的革命。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在被國民黨反動政府封鎖的革命根據地內，要讀馬列著作十分困難。但是毛澤東是多么渴望讀到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多么需要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谒艿健白蟆眱A教條主義領導者排擠的時候，他的正確主張得不到貫徹實行，而教條主義領導者卻動不動引經據典，說馬克思、列寧是如何說的。毛澤東因受條件的限制，當時對馬列著作確實不如他們讀得多。為了堅持自己的正確主張，說服對方，說服黨內其他同志，就得有理論武器，這也是使他發憤讀馬列著作的一個重要原因。那個時候，打下一些城市后，才好不容易弄到一點馬列主義的書。一九三二年四月，紅軍打下當時福建的第二大城市漳州，沒收了一批軍事、政治、科學的書送到總政治部，其中有一些馬列著作。根據彭德懷和吳黎平的回憶，其中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列寧的《兩個策略》（即《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左派”幼稚病》（即《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后來，毛澤東回憶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歷史時說，那個時候能讀到馬列著作很不容易，在長征路上，他患病的時候躺在擔架上還讀馬列的書。一九六四年三月，他對一個外國代表團說，他“是在馬背上學的馬列主義”。當年在長征路上同毛澤東一起行軍的劉英親眼目睹毛澤東讀馬列著作的感人情景。劉英是張聞天的夫人，一位忠誠的老革命家。在一次訪問中，她對我說：“毛主席在長征路上讀馬列書很起勁?？磿臅r候，別人不能打擾他，他不說話，專心閱讀，還不停地在書上打杠杠。有時通宵地讀。紅軍到了毛兒蓋，沒有東西吃，肚子餓，但他讀馬列書仍不間斷，有《兩個策略》、《“左派”幼稚病》、《國家與革命》等。有一次，主席對我說：‘劉英，實在餓，炒點麥粒吃吧！’毛主席就一邊躺著看書，一邊從口袋里抓麥粒吃?！甭犃诉@段生動的回憶，使人對毛澤東刻苦學習馬列著作的精神，感佩不已！另據吳黎平回憶，毛澤東在長征途中讀過《反杜林論》。
    在馬恩列斯的著作中，毛澤東尤其喜歡讀列寧的著作。讀得最多、下功夫最大的恐怕也是列寧的著作。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毛澤東要從列寧的著作中尋找關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進行民主革命以及由民主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的理論，從列寧的著作中學習和汲取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毛澤東喜歡讀列寧的著作，還因為列寧的作品，特別是革命時期的著作，生動活潑。“他說理，把心交給人，講真話，不吞吞吐吐，即使和敵人斗爭，也是如此?！泵珴蓶|說過，他是先學列寧的東西，后讀馬克思、恩格斯的書。在列寧著作中，《兩個策略》、《“左派”幼稚病》、《國家與革命》、《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以及后來出版的《哲學筆記》等著作，又是毛澤東讀得遍數最多的（當然不只是這些）。根據延安時期給毛澤東管過圖書的史敬棠回憶，毛澤東在延安經常讀《兩個策略》、《“左派”幼稚病》。他用的這兩本書還是經過萬里長征從中央蘇區帶來的，雖然破舊了，仍愛不釋手。毛澤東在這兩本書中寫了一些批語，有幾種不同顏色的筆劃的圈、點和杠杠，寫有某年某月“初讀”，某年某月“二讀”，某年某月“三讀”的字樣。這說明，到那個時候為止，這兩本書至少已讀過三遍了。這兩本書早已丟失，這是非?？上У?。我們從彭德懷的回憶里，也可以看到毛澤東當時是如何重視這兩本書以及對這兩本書的看法。彭德懷說：一九三三年，“接到毛主席寄給我的一本《兩個策略》、上面用鉛筆寫著（大意）：此書要在大革命時讀著，就不會犯錯誤。在這以后不久，他又寄給一本《“左派”幼稚病》（這兩本書都是打漳州中學時得到的），他又在書上面寫著：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書，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會知道‘左’與右同樣有危害性。前一本我在當時還不易看懂，后一本比較易看懂些。這兩本書，一直帶到陜北吳起鎮，我隨主席先去甘泉十五軍團處，某同志清文件時把它燒了，我當時真痛惜不已?！睆呐淼聭训倪@段敘述中可以看出，當時毛澤東結合中國革命的實踐經驗，對列寧的這兩本書有了深刻的理解。一方面，他從理論上認識到大革命失敗的原因，就主觀方面說，是陳獨秀犯了放棄無產階級對民主革命領導權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另一方面，從理論上認識了王明“左”傾路線對革命的嚴重危害性，“左”傾同右傾一樣地危害革命事業。彭德懷的這段敘述中還可以說明，為什么毛澤東特別重視列寧的這兩部著作，反復地學習和研究，并用來教育中國共產黨人。
    到了延安以后，毛澤東廣泛地收集馬列主義的書籍。為了系統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指導中國革命繼續前進，也為了從理論上清理王明“左”傾路線的錯誤，他集中精力，發憤攻讀馬列主義的書，包括馬恩列斯的原著和闡述馬克思主義哲學、經濟學的著作。當時毛澤東閱讀、圈劃并作了批注的馬列著作，現在保存在毛澤東故居的已經為數不多了，主要有《資本論》、《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列寧選集》（多卷本，蘇聯出的中文版》、《國家與革命》、《理論與策略》（收了《論列寧主義基礎》、《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等幾篇斯大林的重要著作，蘇聯出的中文版）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藝術》。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圈劃的馬列著作，保存下來的雖然不多，但從中可以看出毛澤東如何把馬列主義的基本觀點運用到中國革命實際，如何用馬列主義基本理論總結中國革命經驗的某些思考。
    解放戰爭時期，經毛澤東批閱的馬列著作，我們現在掌握的有兩本，一本是《國家與革命》，一本是《“左派”幼稚病》。這兩本書也都是毛澤東為了當時的革命需要而重新閱讀的。在《國家與革命》的封面上，毛澤東親筆寫上“毛澤東一九四六年”，在扉頁上注明：“1946年四月廿二日在延安起讀”。翻開書一看，在“階級社會與國家”這一章，幾乎每句話的旁邊都劃著杠杠，講暴力革命的地方劃的杠杠特別引人注目。例如，革命才能消滅資產階級國家這一句，關于暴力革命的觀點是“馬克思恩格斯全部學說的基礎”這一段，杠杠劃得最粗，圈圈劃得最多，“革命”、“消滅”、“全部學說的基礎”這些詞和同組的旁邊劃了兩條粗杠。毛澤東讀這本書的時候，國民黨正在積極準備發動全面內戰，國內革命戰爭已不可避免，用革命的暴力推翻、消滅反動統治的國家機器，已是決定中華民族前途命運的頭等大事。毛澤東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結合中國共產黨人肩負的歷史使命，重溫列寧這部重要著作的。他從中汲取理論的力量，使中國革命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一九四八年四月，中國人民解放戰爭正在乘勝前進，為了克服革命隊伍內部存在的無紀律狀態和無政府狀態，保證革命戰爭的徹底勝利，毛澤東重讀《“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布爾塞維克成功的基本條件之一”，并在書的封面上寫了一個批語：“請同志們看此書的第二章，使同志們懂得，必須消滅現在我們工作中的某些嚴重的無紀律狀態或無政府狀態。毛澤東一九四八年四月廿一日”。中宣部在六月一日發出毛澤東這一指示，要求全黨學習《“左派”幼稚病》第二章。
    全國解放后，在黨的工作重心轉到大規模經濟建設的時候，一九五四年，毛澤東又一次閱讀《資本論》，以后又多次讀《政治經濟學批判》、《列寧有關政治經濟學論文十三篇》等經濟學經典著作。
    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中，出現了一種否定商品生產的極左觀點。為了從理論上解決這個重大問題，說服持這種觀點的人，并教育干部，毛澤東下功夫研究了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這個小冊子，毛澤東讀了許多遍，據我看到的，經他批注的就有四個本子。他還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作了長篇評論。（這里順帶澄清一個事實，“文化大革命”中流傳的所謂毛澤東對《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批注，那是誤傳。對《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毛澤東是作過批注的，但不是“文革”中流傳的那個本子。）毛澤東對《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批注和評論，緊密結合中國當時的實際情況，著重闡述了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商品生產的必然性。對該書中斯大林概括的列寧關于社會主義革命道路的五條，毛澤東在批語中指出：“列寧是要以全力發展商品，問題還是一個農民問題，必須謹慎小心。”在斯大林批評那種認為商品生產在任何條件下都要引導到資本主義的觀點的地方，毛澤東寫道：“不要怕資本主義，因為不會再有資本主義。”在斯大林講到商品生產的活動范圍只限于個人消費品的地方，毛澤東則寫道：“限于個人消費品嗎？不，在我國，農業和手工業生產工具也是商品。是否會導致資本主義呢？不?！边@些批注反映了當時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社會發展商品生產的一些基本觀點，并且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突破了斯大林的某些論點。毛澤東的這些看法，在鄭州會議和武昌會議的講話中得到了充分展開。他說：現在有不少人向往共產主義，想立即進入，不要商品了，看了商品就發愁，以為這是資產階級的東西。為什么社會主義社會要搞商品生產？他就沒有區別資本主義商品和社會主義商品在性質上的差別。在社會主義階段，應該充分發展和利用商品生產。為了團結幾億農民，為了換取農民的產品，就要跟他們做買賣，商品生產不是縮小，而是要發展。廢除商品，對農民的產品實行統一調撥，就是對農民的剝奪。中國是商品生產最不發達的一個國家。我們要大力發展商品生產，為社會主義服務，不要怕資本主義。毛澤東為解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問題而研究馬克思主義，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是一個典型例子。毛澤東并沒有全盤肯定斯大林這本書，然而他抓住其中科學的、對我國有用的理論觀點，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進程中出現的一些混亂認識問題。他在讀這本書時闡述的一些好的觀點，至今還有其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用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教育干部

    毛澤東非常重視用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教育干部，大力提倡干部要讀馬列著作。在延安整風中，為了清理王明“左”傾路線的影響，他親自規定高級干部都要學習《“左派”幼稚病》和其他幾本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和經濟學著作。他提議整風之后，組織人力大量翻譯馬恩列斯著作。當時他說：我們黨內要有相當多的十部，每人讀一二十本、二四十本馬恩列斯的書，我們有這樣豐富的經驗，有這樣長的斗爭歷史，如果讀通了這些馬恩列斯的著作，我們黨就武裝起來了，我們黨的水平就大大提高了。一九四五年，毛澤東在七大上又特毛澤東讀馬列著作31別提出要讀五本馬列著作：《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兩個策略》、《“左派”幼稚病》和《聯共黨史》。一九四九年，在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的時候，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決定干部要學習十二本馬列主義著作。在現存的檔案中，還有當時胡喬木寫的這十二本朽的目錄，毛澤東在這個目錄前面加了“干部必讀”四個字，并請周恩來即刻印發給七屆二中全會。由毛澤東起名的《干部必讀》十二本，在一個比較長的時期內，一直是干部學習馬列主義的基本教材，從思想上武裝了一代中國共產黨人。
    一九五三年，我國進入大規模經濟建設時期，為學習蘇聯建設社會中義的經驗，中央決定全黨干部學習《聯共黨史》九至十二章。當時正值《毛洋東選集》第三卷出版，準備組織干部學習。但毛澤東說，《毛選》都是過去歷史上的東西，還是要學習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問題。（大意）在我國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毫無經驗的情況下，學習蘇聯，這在當時是必要的。我們從蘇聯經驗中學到了一些有用的東西，但也有消極的一面。隨著實踐的發展，隨著蘇聯經驗缺點的逐步暴露，毛澤東在總結我國自己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一些適合我國情況的、不同于蘇聯的關于經濟建設的方針和政策。
    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出現嚴重失誤的時候，干部中產生了某些混亂思想。毛澤東寫信給中央、省市自治區、地、縣四級黨委委員，建議讀兩本書：斯大林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要求“每人每本用心讀三遍，隨讀隨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確的（我以為這是主要的）；哪些說得不正確，或者不大正確，或者模糊影響，作者對于所要說的問題，在某些點上，自己并不甚清楚?！薄耙撓抵袊鐣髁x經濟革命和經濟建設去讀這兩本書，使自己獲得一個清醒的頭腦，以利指導我們偉大的經濟工作。”
    一九六三年，毛澤東又提出學習三十本馬列著作的意見。七月十一日，他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集中央部門管理論宣傳教育工作的同志，就學習馬列著作問題做出布置。他說，要讀幾本、十幾本、幾十本馬列的書。要有計劃地進行，在幾年內讀完幾十本馬列的書。要有辦法引起高中級干部讀書。他認為，原來提出的目錄，哲學書開得少了，書目中還應有普列漢諾夫的著作。三十本書都要出大字本，譯文要校對一下。他還提出，要為這些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寫序，作注，注解的字數可以超過正文的字數。他說，有的人沒有讀書興趣，先要集中學習，中級以上干部有幾萬人學就行了。如果有二百個干部真正理解了馬列主義就好了。①過了不到一個月，八月四日，毛澤東專為印馬列著作大字本問題寫信給周揚，并且囑咐封面不要用硬紙，如《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反社林論》，應分裝四本或八本，使每本減輕重量。毛澤東對印大字本關照得如此細密周到，是為了便利一些老同志閱讀，當然也包括他自己在內。

                           發展馬列主義，創造新的理論

    毛澤東重視閱讀馬列著作，但更重視在實踐中運用和發展馬列主義。他反對死讀馬列的書，生搬馬列主義教條，反對抽象地無目的地研究馬列主義，反對用靜止的孤立的觀點對待馬列主義。他曾說過：“一切皆在變化中，不應該用固定的形式主義的觀點，而應該用活潑的辯證的觀點注意變化中的事物。要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具體環境與具體策略?！?BR>    關于應當用什么態度對待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毛澤東在一九六○年初，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時候說過一段很重要的話，今天讀來仍很受教益。他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書，必須讀，這是第一。但是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人，任何國家的無產階級的思想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產生自己的理論家，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任何國家、任何時候，單靠老東西是不行的。單有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列寧，不寫出《兩個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決一九○五年和以后出現的新問題。單有一九○七年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就不足以應付十月革命前后發生的新問題。適應這個時候的需要，列寧就寫了《帝國主義論》、《國家與革命》等著作。列寧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寫出《論列寧主義基礎》和《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這樣的著作，來對付反對派，保衛列寧主義。我們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末期和抗戰初期寫了《實踐論》和《矛盾論》，這些都是適合于當時需要不能不寫的。現在我們已經進入社會主義時代，出現了新的一系列的問題，如果不適應新的需要，寫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論，也是不行的。
    正是在這個思想指導下，毛澤東在一九六三年提出要為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寫序、作注。之后，又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重新提出寫序問題。他召集陳伯達、艾思奇、胡繩、田家英等到杭州進行這一工作。我也隨著他們去了，還給毛澤東帶去二十部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大字本），加上別的一些書，裝了兩大木箱。毛澤東特別提醒，寫序要結合中國革命的實踐經驗。
    毛澤東對待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信念是堅定不移的，但總的來說他又不受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個別論斷所束縛。他善于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并且根據客觀形勢的發展，在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指導下，大膽地提出新的科學論斷和理論觀點。他是一個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同黨的其他領袖人物一起，領導中國人民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革命的道路；也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一起，也曾經為開創一條中國式的道路進行過思考和探索?！墩撌箨P系》和《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凝集著毛澤東在這一方面的一些光輝的思想，成為我們黨探索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先聲。但是，由于歷史條件和他本人主觀條件的限制，他沒有也不可能實現這個任務，而在探索的過程中，又發生過失誤甚至犯了嚴重錯誤。我們黨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所做的工作，從根本上說，就是糾正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新總結經驗，繼承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在探索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道路上繼續前進，并且力求創造出新的理論，對發展馬克思主義作出自己的貢獻。
    （《環球視野》第353期，網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