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三日電）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日前罕見接受專訪，表達他想在今年全國「兩會」（人民代表大會、政治協商會議）提案關切當前土地改革政策，并說要沖破計畫經濟、進行改革就要「吃禁果」。

　　曾任中國共產黨統戰部副部長、全國工商聯黨組書記（第一副主席）的胡德平是在北京家中接受中國經濟周刊專訪時，作上述表示。他所謂的「禁果」說源自圣經，圣經里的「原罪」就是吃禁果。

　　目前擔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委的胡德平說，他一直關注民營企業發展，民營企業只有現罪，沒有「原罪」；沖破計劃經濟必須要吃禁果。

　　近年來，大陸農村集體土地被征收引發的城鄉土地矛盾問題日益增多，強制拆遷民房也造成不少社會矛盾，為中共高層強調的「維穩」帶來沈重壓力。

　　胡德平自2010年來，發表一系列相關文章，回顧他父親用集體所有制的辦法建設小城鎮，探索土地制度改革和城鎮化發展模式的戰略思考。

　　他直率指出：「政府為了公共利益可以征收農民的集體土地，但若不是為了公共利益，而是用于商業開發用地，合法嗎 用補償性低價收購，再高價售出，合理嗎 」

　　他又指出，中國大陸改革開放30年之前，所有的錯誤，所有出現的偏差都可以追溯到對農民和對土地的態度上。但如果把土地增值的收益部分真正留給農民，以上問題即可根本解決。

　　大陸當前城鄉發展失衡、貧富差距日益擴大，致使民營企業往往成為社會群眾的箭靶及出氣桶，對此，胡德平認為，民營企業只有現罪，沒有「原罪」。圣經里說，原罪是吃禁果，但是沖破計劃經濟必須要吃禁果。

　　他解釋說，很多人認為吃禁果就是罪惡、就是「原罪」，這是不瞭解大陸改革的真實歷史。真正要改革就要突破所有制，讓國有企業改革，讓民營企業成長，這是相輔相成的。

　　今年初，胡德平出版「中國為什么要改革--思憶父親胡耀邦一書，由人民出版社發行。中國大陸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并親自為該書寫序。書中收錄了溫家寶與前中國大陸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前全國政協副主席胡啟立等人緬懷胡耀邦的文章。

附文1：胡耀邦為什么要反封建專制主義（轉自飛揚軍事）

我的父親胡耀邦是湖南省瀏陽人，家境貧寒。瀏陽地處毛澤東同志領導秋收起義的中心——湘贛邊界瀏陽文家市地區，他讀書的里仁學校校長陳世喬，是個既有學識又有理論素質的新派學者，父親從小就受他的影響。雖然只讀到瀏陽初中二年級，但已養成良好的讀書習慣，他在革命隊伍里讀書之多、之刻苦，是不多見的。所以陸定一伯伯就說他是個“大知識分子”。

    我根據他的教誨談談反對封建專制主義的問題。

    無需繁瑣考證，打倒“四人幫”以后，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我黨對“四人幫”的批判，是把他們說成新舊資產階級的代表、是正在走的走資派、是右得不能再右的反革命資產階級分子——他們的終極目的是復辟資本主義！

    自1957年反右，直至批判“四人幫”，任何政治運動，任何黨內斗爭，任何意識形態的交鋒，只要給對方戴上資產階級路線、資本主義道路、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帽子，那么把他打倒在地，他就永世不得翻身了。在此罪名下，誰都有口難辯，也無人為你辯解。幾十萬右派分子是這樣，彭德懷元帥是這樣，劉少奇主席是這樣，無數的冤假錯案也是這樣。我們難道還能給“四人幫”戴上這頂帽子嗎？難道不用這項罪名，就不足以置“四人幫”的理論、路線于“死地”？我認為，如果今天還不給“四人幫”摘下這頂帽子，“四人幫”代表的意識形態和反動勢力就可能復活，他們在地下就可能訕笑今天：資產階級奉行市場經濟，今日中國也搞市場經濟。我們“四人幫”則是極力維護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不斷割資本主義尾巴，不給市場以一寸生息之地！資本主義有資本家階級，今日中國也有大量的私營企業，這是不折不扣的新生資產階級，今天竟叫他們是什么“新的社會階層”，我們“四人幫”則是要對資產階級全面專政，既要在經濟領域中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又要在上層建筑中實行專政，還要對黨內的資產階級實行專政。資本主義社會是兩極分化，貧富對立。今日中國的基尼系數已超過歐洲、日本。我們“四人幫”竭力維護的分配制度，你說它是“大鍋飯”也好，“鐵飯碗”也好，“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反正都是一視同仁，既平均又平等的。資本主義的工人階級是雇傭勞動者，工作沒有保障，有人數眾多的失業大軍。“四人幫”強調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發展全民企業唯恐不多，唯恐不大，唯恐不公，絕無失業可言。今日中國則是工人下崗，農民失地，比比皆是！如此等等，怎么反說我們“四人幫”是資產階級呢！

    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經濟基礎與上層關系，和我黨的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制度，乃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制度，既有共性又有個性。否定個性就否定了我黨領導的社會制度的階段性，妄圖畢其功于一役，其思想根源是教條主義，用一句當代人的話就是“原教旨主義”。否定共性，就是否定人類的社會發展史，就是空想社會主義，用毛澤東同志20世紀40年代的話來說就是民粹主義。對“四人幫”一伙的本質和對國內外的影響還需深入認識，在大好形勢下，不能麻痹大意。

    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從半封建半殖民地走來的東方落后大國來說，如何建設社會主義？何時進入社會主義？怎樣成為合格、優秀的社會主義？確實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面臨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嶄新課題。也是中國共產黨人，我們的人民、民族內心深處所真正關心與祈求徹底弄清的問題。人民群眾的這一要求是完全正確的，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必需的，不容任何懷疑。

    怎樣看待“四人幫”所代表的社會勢力？所扮演的歷史角色？胡耀邦同志從“文革”的浩劫、災難出發，并不認為“四人幫”一伙是資產階級的代表，也不認為他們要復辟資本主義；相反，他們一伙對資本主義的歷史與發展，發生和消亡的歷史必然性一竅不通。他認為“四人幫”一伙是打著“防修反修”幌子的封建專制主義的代表，是一群破壞性極強的流氓無產者。黨內一切野心家、陰謀家要想得逞，必具流氓性才得以售其奸詐。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打倒以后，胡耀邦同志十分重視對“四人幫”所代表的反動勢力的批判，他于當年12月8日給青年朋友——我的一位大學同學羅炤回信：    現在，全國思想戰線上最中心最迫切的任務是批判“四人幫”。這是一場關系我國革命前途的偉大斗爭。要知道，把這一小撮喪盡人心的壞蛋拉下馬來，打翻在地，這是一舉成功的事情，但要從各方面把這幫蛀蟲們多年來一系列的反革命言行揭深揭透，批深批透，從而把我國革命引回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軌道上來，還須作極其艱苦的努力。你的這個作品（注：即羅炤寫的評譚嗣同文章），同這個任務聯系得不密切。這是否合乎“時宜”？

    在胡耀邦同志心目中，中國近代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康、梁、孫、黃，都是他極其尊敬的歷史偉人（包括毛澤東同志和孫中山先生共同的老師鄭觀應老先生，他的兒子在延安和胡耀邦同志還一起工作過），尤其是對中國民主革命的先驅者孫中山先生。對譚嗣同也不例外，如他在回羅炤信中寫道：    譚嗣同的哲學思想，即使充滿著唯心主義的糟粕，但這個人畢竟是我國十九世紀末思想界的一個先驅，他在反封建專制斗爭中那種一往直前、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極大地鼓舞了后來革命者的斗志。

    “四人幫”一伙的反動勢力一直大批黨內所謂的民主派，在“四人幫”嘴里，民主派一變而又為黨內的“走資派”，其實“四人幫”這伙人，連資產階級民主派都不夠格。

    1974年，在“批林批孔”的鬧劇中，胡耀邦同志就說過：批孔批儒尊崇法家的運動，是“文革”思想路線的破產。在打倒“四人幫”后，他的這一思想繼續深化，1977年3月，他和吳江同志談話時說道：    我一直是你的讀者，關于法家學說那篇文章寫得好（注：指《現代復辟派和古代變革史——“四人幫”是怎樣利用批儒評法進行反黨陰謀活動的》一文）。揭露“四人幫”的封建法西斯主義做得對，封建主義在我們這里還很有市場呢！理論就是要聯系實際才有人愛看。

    同年5月，對中央黨校的同志談到如何認識“四人幫”這一歷史現象時，他先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的影響談起：在思想政治或者其他領域，到底應該反對資本主義，反對修正主義，還是反對封建專制主義，反對流氓無產階級？……主席從抗大講《實踐論》，進行延安整風，到1956年《論十大關系》，鋒芒主要對準教條主義、對準斯大林。雖然沒有公開地點斯大林的名，但黨內高級干部都知道，批王明、批教條主義，背后就是批斯大林。那時方向對，革命和建設就順利，黨和國家就興旺發達。1957年主席的鋒芒轉了，從反“左”，從“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一下轉到 “反右”，對準了資本主義，對準了鐵托、赫魯曉夫。到寫《九評》時他就轉不回來了。

    從國內問題來看“四人幫”，他認為：    國內根源我看也不是什么資產階級和“正在走的走資派”。林彪、康生、江青這些人搞的是封建專制主義那一套，什么宮廷政變，什么呂后、武則天，什么法家，那還不是封建的？王洪文是流氓無產階級。分析“四人幫”的基礎，要找一點馬克思論封建主義、論流氓無產階級的東西出來，《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就講了這些。

    這一年，陜西咸陽地委黨校校長王伯惠同志，在中央黨校找到胡耀邦同志，要求把某部隊占據的地委黨校校址歸還黨校。王伯惠后來回憶這次見面說：    他（胡耀邦）飛速地看了一下，就用紅鉛筆寫上“請小平同志閱處”，下面寫上他的名字，就交給秘書處理去了。然后他把椅子倒過來，兩腿騎在椅座上，兩手托在椅背的上面，把下巴放在兩個手背上，笑瞇瞇地看著我說話。……他說，你們是搞理論工作的，請研究一下產生“四人幫”的社會基礎，它不是一個孤立的社會現象，而是有它的社會基礎的。上海這個地方，過去地痞流氓、癟三很多，幫會勢力和封建買辦勢力很大，這些勢力的殘余和影響是不是他們的社會基礎，請你們注意研究一下。我對他說起1940年延安時期給我平反冤案的事，剛想對他說感謝的話，他只淡淡地說了一句：可見冤假錯案任何時候都有啊！就陷入片刻的沉思之中，使人再也說不出感謝他的話來。（王伯惠《挽救我政治生命的領導人——深切懷念胡耀邦同志》，《理論導刊》2007年第8期）

    我認為對“四人幫”一伙的批判清算，和真理標準大討論是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的。試想“兩個凡是”的思想、理論、政策的概括，是否也反映了封建文化、思想、理論、法制、體制的潛移默化的深刻影響呢？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對改革開放，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起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偉大作用，這已是全黨全民的共識。遺憾的是，這一討論本應伴隨改革開放的進程不斷深入下去，本應喚起中國人民時時刻刻用解放思想的思想方法關注我國的一切重大事件，可惜這一效果還不太明顯。如果事實如此，那就應該承認，當年的真理標準大討論還有很大的不足，中國人民求真務實繼續前進，還需進一步打破思想禁錮，解放思想；對起到破壞、消極作用的封建糟粕的傳統文化，還需進行深刻認識；這樣，才有助于把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進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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