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73年9月至1975年初，我作為中央組織工作小組值班室和四屆人大一次會議秘書組的工作人員，參加了四屆人大后兩次的部分籌備工作，親歷了四屆人大兩次籌備工作和一次會議的全過程，這在我一生中是非同尋常的經歷。本文在寫作過程中得到了吳慶彤、朱雨滋、脫若男同志的支持和幫助。

　　根據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為四年（1975年憲法將任期改為五年）。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是1964年12月21日至1965年1月4日召開的。按照當時《憲法》的規定，四屆人大本應在1968年底或1969年初召開。但是，由于那時正值“文化大革命”動亂期間，造反派全面奪權席卷全國，嚴重打亂了黨和國家的正常工作秩序，當時不可能把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問題提到議事日程。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開。會后，根據毛主席的提議，中央從1970年3月開始，著手進行四屆人大的各項籌備工作，成立由周恩來、張春橋、黃永勝、謝富治、汪東興組成的工作小組，負責四屆人大代表名額和選舉事宜；成立由康生、張春橋、吳法憲、李作鵬、紀登奎組成的工作小組，負責修改憲法；由周恩來、姚文元主持起草政府工作報告。

　　按照中央工作的預定日程：1970年3月17日至20日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通過有關四屆人大的各項準備方案，四屆人大的各項籌備工作全面展開。當時曾預計于1970年9月召開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但是由于種種原因，四屆人大會議多次推遲，籌備工作也時斷時續。

籌備工作再次提上日程

　　1973年8月中共十大閉幕不久，周總理和王洪文向毛主席匯報了有關四屆人大的籌備事項。9月12日，根據毛主席的意見，周總理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四屆人大的各項準備工作。會議決定，中央在近期內發出關于召開四屆人大的通知，并開始進行修改憲法草案的工作。同時，在政治局內設立組織工作小組、憲法修改小組和政府工作報告起草小組。周總理擔任政府工作報告起草小組組長，張春橋擔任憲法修改小組組長，紀登奎擔任組織工作小組組長。

　　根據中央政治局會議的精神，1973年9月15日，紀登奎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召開了中央組織工作小組第一次會議。他說，根據主席的指示，中央政治局決定今年召開四屆人大，從現在開始各項籌備工作立即著手進行，中央要求10月5日前完成籌備工作，預計11月份開會。他接著強調，整個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和人事安排，由總理和王洪文負責。中央政治局確定由紀登奎、華國鋒、烏蘭夫、陳錫聯、吳德等同志組成中央組織工作小組，負責四屆人大代表選舉和人大常委的推薦等相關工作。為了協調各方面的工作，中央決定由中央黨政軍有關部門的負責人參與組織工作小組的具體工作，他們是：中央組織部業務組組長郭玉峰、國務院辦公室黨的核心小組組長吳慶彤、總政治部副主任田維新、總政干部部部長魏伯亭、中央統戰部軍代表劉友法及童小鵬、李金德、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局長周啟才等同志。紀登奎說，組織工作小組的任務是負責代表名額的分配和代表選舉工作，組織有關部門推薦四屆人大常委的建議名單。講到這里，他非常嚴肅地說，組織工作小組只管代表和人大常委，鑒于歷史的經驗教訓，要對組織工作小組和中組部定個規矩：“不準議論和提名中央和國家領導人的人事安排問題（包括副委員長、副總理等）”。紀登奎1984年6月在《關于我分管中組部工作期間的情況及問題》的報告中說，他之所以定這個規矩，是“鑒于歷史的經驗教訓，和‘文革’期間中央內部復雜的情況”而提出的。“這項規定，對抵制‘四人幫’插手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和在中組部搞鬼，起了一定的作用。”

　　這次會議還商定了組織工作小組內部的分工：中央組織部負責聯系各省、市、自治區（包括臺灣省）代表的選舉工作；中央辦公廳負責中直機關代表的選舉工作；國務院政工組負責國家機關代表的選舉工作；總政負責軍隊代表的選舉工作；中央統戰部負責民主黨派代表的提名推薦工作。

　　會議還確定由參加組織工作小組工作的中央黨政軍有關部門推薦工作人員，組成組織工作小組值班室，負責組織工作小組交辦的具體工作事宜。組織工作小組值班室辦公地點設在中南海紫光閣，由吳慶彤負責安排，文件運轉由周啟才安排中辦秘書局負責。

　　紀登奎最后說，這次人大的籌備工作時間緊，中央給我們的時間總共不到1個月，任務非常繁重，希望大家集中精力，抓緊工作，一定要按時完成任務。他特別強調，組織工作小組的工作是十分嚴肅的工作，大家一定要遵守紀律，所有議論的問題都在紫光閣內進行，離開紫光閣不準透露出任何消息，包括原單位和親屬。一定要嚴格保密，誰在這方面犯了錯誤，誰就要離開紫光閣。

　　組織工作小組會議的第二天，各單位推薦的值班室工作人員到紫光閣報到，立即開展工作。值班室的工作人員有：國務院值班室范民新（曾任習仲勛秘書）、朱雨滋（曾任齊燕銘秘書），人大常委辦公廳脫若男（長期在人大負責會務工作，后任人大常委辦公廳秘書局局長），總政干部部安培里、總政組織部青年處處長趙榮璧，中央統戰部沙里、李濟生，中央組織部孫中范、李麟章等9人。由于值班室主要是承辦人事方面的工作，中組部對這方面的工作比較熟悉，經紀登奎同郭玉峰、吳慶彤等同志商量，指定孫中范為值班室負責人。

　　從此，紫光閣就成了組織工作小組和值班室開會和辦公的地方。紫光閣大廳的面積非常大，大廳西側是值班室工作人員辦公的地方，大廳東側放了一圈沙發，是值班室工作人員開會或商量事情的地方。在紫光閣大廳外西側布置了一個大會議室，組織工作小組開會辦公就在這個會議室。

　　值班室的工作一般都是由紀登奎等中央領導同志到紫光閣開會辦公安排。值班室的工作人員來自中央黨政軍領導機關，工作非常自覺主動、認真負責，而且大家相處得十分融洽。這里的工作都是由中央領導同志布置下來，我們分工去辦理，遇到問題值班室的同志集體商量提出意見之后，請示報告紀登奎或開組織工作小組會議確定。由于紀登奎經常到紫光閣辦公或召開組織工作小組會議，所以處理事情都非常及時。經過中央領導同志或組織工作小組會議議定的事情，則由值班室寫成書面報告，請示周總理后報告中央政治局，在得到中央批準之后才能辦理。

　　根據郭玉峰、吳慶彤等同志的意見，值班室人員作如下分工：孫中范、脫若男、朱雨滋負責擬定代表名額分配方案及選舉的綜合工作；范民新負責值班室的文字工作；李麟章負責聯系中組部、各省市；朱雨滋負責聯系國務院政工組和國家機關；沙里、李濟生負責聯系中央統戰部、各民主黨派、歸國華僑等；安培里、趙榮璧負責聯系總政及軍隊選舉工作；脫若男、朱雨滋、安培里負責代表名冊匯總；脫若男、李麟章、沙里負責三屆人大常委情況匯總。

　　組織工作小組成立后的第一件工作，是代中央起草四屆人大代表名額分配方案。1970年第一次籌備時，中央政治局曾經討論通過了周總理親自審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名額和選舉的決定》。紀登奎傳達周總理指示：代表名額分配方案可以1970年的《決定》為基礎，作適當調整，既要考慮各地人口分布，又要照顧經濟發達的省、市增加一些代表名額。同時，周總理還提出要多留一點機動名額，以解決代表選舉中可能出現的一些意想不到的情況。后來增加的一些老干部和知識分子代表，都是用機動名額解決的。

　　值班室根據周總理的指示，對各地的代表名額在測算的基礎上作了調整，代中央草擬了《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名額分配方案（草稿）》。紀登奎召集組織工作小組會議對方案草稿進行了討論，又對草稿說明作了一些修改后，將方案報送周總理審批。

　　1973年9月23日，周總理同王洪文一起向毛主席匯報了《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名額分配方案》等相關問題。毛主席在聽取匯報后作了指示。當天，周總理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由王洪文在會上傳達毛主席的指示。

　　王洪文說：剛才，我同總理一起到主席那兒請示四屆人大代表的問題。

　　一、代表名額要增加一些，要到2650名或多一些。

　　總理說：可能達到2700名左右。

　　主席說：可以。

　　二、知識分子代表要增加一些。

　　在保證工農兵代表占優勢的前提下，為了團結各方面的人，有利于團結、改造知識分子，可以增加一些知識分子代表。

　　三、特邀代表的一部分或大部分轉入正式代表，很少一部分放特邀代表，資本家可以做特邀。

　　主席還說：胡厥文也可以做正式代表。增加知識分子代表，要照顧到北京、中央國家機關，上海也有。

　　主席說：周谷城、譚其驤、蘇步青、劉大杰、陳望道都可以做代表。

　　總理說：除北京、上海外，還有廣州、武漢、天津等地也要增加知識分子代表。

　　王洪文還說：另外，我同意登奎同志的意見，目前在實際工作崗位上起骨干作用的知識分子應多安排一些，其他方面的，這次考慮名額有限，將來可在政協安排。總之，老朋友要照顧，同時要多交一些新朋友。

　　根據傳達的毛主席指示和中央政治局討論的意見，值班室對《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名額分配方案（草稿）》再次作了重要的修改。經過組織工作小組會議討論后，紀登奎報給周總理審批。周總理對《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名額分配方案》逐字逐句地作了修改，并批準以中央名義給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和總政治部、中央國家機關發了電報通知。各地、各單位根據中央通知的精神，開始進行四屆人大代表候選人的醞釀協商工作。

　　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名額為3040人，而1970年第一次籌備四屆人大時確定的代表名額人數較少，具體數字記不起來了。特別是由于當時的歷史條件，大多數老干部還沒有“解放”，干部代表中多數是“三支兩軍”的軍隊干部，代表中大多數是工農兵代表，知識分子代表也很少，而且把民主黨派作為特邀代表，這樣的代表結構是很不合理的。因此，在這次籌備工作一開始，中央就提出了用增加代表名額的辦法來彌補。中央確定增加代表名額的指導思想比較明確：一是增加知識分子代表的比例；二是增加老干部代表；三是將民主黨派的特邀代表改作正式代表。經過這樣的調整，當時確定代表名額增加到2700名，實際最后選出的四屆人大代表是2885名。其中，工農兵代表占72％，婦女占22％，各少數民族都有代表。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規定，全國人大代表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鑒于“文化大革命”的特定歷史條件，當時不僅不可能按照法律進行普選，也沒有條件召開省級人民代表大會，中央確定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革命委員會召開協商會議選舉出席四屆人大代表。這種選舉代表的方法是不符合法律規定的，但在當時的歷史情況下，可以說是一個沒有辦法的辦法。

　　根據周總理的建議，經中央政治局討論同意和毛主席批準，四屆人大首次設立臺灣省代表團。按照中央政治局的決定，紀登奎召開組織工作小組會議，討論研究了臺灣省代表的產生辦法。會議確定由在內地居住的臺灣省籍同胞中推舉代表，在北京召開協商選舉會議選出臺灣省四屆人大代表。會議還確定由林麗韞負責，中組部派人協助做具體工作。會后，值班室擬定了《臺灣省四屆人大代表產生辦法》的文件，經組織工作小組會議討論通過，紀登奎報送給周總理。周總理對文件逐字逐句地作了修改，經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后以中央文件下發。中央組織部會同中央有關部門及相關省市協商，提出了臺灣省四屆人大代表候選人名單，經組織工作小組會議討論同意，并報周總理審定后，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后來，在人民大會堂臺灣廳召開了四屆人大臺灣省代表協商選舉會議，正式選出12名臺灣省籍同胞為四屆人大代表，第一次組成臺灣省代表團參加四屆人大一次會議。

　　代表選舉的文件下發后，組織工作小組立即召開會議，布置推薦四屆人大常委人選的工作。

　　1973年9月29日，王洪文參加了中央組織工作小組會議。他在會上講話說：“人大常委，考慮大體三三制，三分之一工農兵，三分之一革命干部和軍隊干部，三分之一民主黨派代表。請組織部、統戰部考慮個名單。”

　　根據組織工作小組會議討論的精神，值班室草擬了《四屆全國人大常委委員名額分配方案（草稿）》，將人大常委委員名額按地方、軍隊、中央國家機關和民主黨派四大塊分配。并確定：由中央組織部負責聯系各省、市、自治區推薦人大常委委員人選的工作；總政負責推薦軍隊方面的人大常委委員人選；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政工組負責推薦中央和國家機關的人大常委委員人選；中央統戰部負責推薦民主黨派的人大常委委員人選；中央組織部還負責推薦了一部分老同志。

　　紀登奎召開組織工作小組會議，對這個方案草稿進行了討論。會后，他將修改后的方案草稿報送給周總理。周總理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了《四屆全國人大常委委員名額分配方案》。會后各有關單位立即開始組織四屆人大常委人選的推薦工作。

　　中央政治局會議之后，紀登奎布置值班室把三屆人大常委委員的情況逐個摸清楚，給中央寫個報告。值班室分工與三屆人大常委委員所在單位聯系，了解他們的有關情況。經過了解后匯總有以下幾種情況：一是當時已定性為敵我矛盾的；二是犯有錯誤尚未下結論的；三是已經工作的；四是已故的。紀登奎召開組織工作小組會議，詳細聽取了值班室的匯報，并找有關部門進行核對。他提出：三屆人大常委除了已定性為敵我矛盾和已故的之外，其他原則上都可作為四屆人大常委委員候選人的人選。組織工作小組經過討論，同意紀登奎的意見。會后，值班室按會議討論的精神起草了《三屆人大常委委員有關情況的報告》，經紀登奎審閱后報送給周總理，周總理批示印發政治局。在后來中央確定的四屆人大常委委員候選人名單中，有32名三屆人大常委委員被列為四屆人大常委委員候選人。但是，由于當時許多老干部尚未解放，未列入四屆人大常委委員候選人名單，致使四屆人大常委委員中老干部的比例過低。

　　根據中央政治局通過的《四屆全國人大常委委員名額分配方案》，各有關單位抓緊工作，很快就提出了四屆全國人大常委委員人選的推薦名單，政治局多次召開會議進行討論。但是，民主黨派的人選遲遲定不下來。當時中央統戰口各單位尚未恢復業務，統戰部還是軍代表領導，他們對民主黨派的情況很不熟悉，研究來研究去只提了十幾位科學家和民主黨派的領導人，而且那時民主黨派人士大部分人挨批的挨批，打倒的打倒，靠邊的靠邊，定這個名單的確很復雜。

　　由于這個名單涉及面很廣，遲遲定不下來，影響了籌備工作的進度。中央政治局曾委托王洪文、張春橋主持召開會議進行討論。由于他們對民主黨派的情況知之甚少，認識很不一致，很難統一起來，討論多次，名單還是定不下來。張春橋只得說：“我們都不了解情況，還是請總理來搞吧！”

　　紀登奎向周總理匯報了這個情況。周總理帶病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約統戰部及中央黨政軍有關部門負責人開會，從早開到晚，周總理一邊吃飯，一邊討論，一個一個把名單定下來，連名單的說明都是周總理逐字逐句推敲審定的。最后經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

　　在周總理直接領導討論確定的這個名單中，包括后來當選為副委員長的郭沫若、周建人、許德珩、胡厥文，還有榮毅仁、史良、王淦昌、貝時璋、白壽彝、華羅庚、嚴濟慈、沙千里、陳望道、羅叔章、胡子昂等一批知名的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代表。

　　最后，在四屆人大代表中，民主黨派愛國人士的代表共有237人，占代表總數的8．8％，比三屆人大少了近150名，這在當時的歷史情況下已十分不容易了。到1973年10月中旬，各地、各單位的四屆人大代表候選人名單已經確定，并陸續上報中央。這時值班室的同志按分工審查各地代表候選人的各項比例是否符合中央的要求，并開始匯編《四屆全國人大代表候選人名冊》。

　　之后，紀登奎召開組織工作小組會議，他傳達說，毛主席提出他不做四屆人大代表，也不出席四屆人大會議。政治局討論了毛主席的提議，一致擁護。總理考慮中央領導同志只有毛主席一人不做人大代表不好，還要有人陪毛主席不做人大代表。我（紀登奎）在政治局會議上首先提出陪毛主席不做人大代表，后來又提出汪東興同志也陪毛主席不做人大代表，政治局討論已經同意，請值班室將我們三個人的名字從代表名冊中去掉。

　　關于毛主席不做人大代表一事，王洪文在1975年1月8日黨的十屆二中全會開幕式上作了通報，并得到全會的認可。

　　王洪文說：在1973年籌備四屆人大時，毛主席提出不做四屆人大代表，也不出席四屆人大會議。政治局討論了毛主席的提議，一致擁護。

　　但是，十屆二中全會和四屆人大籌備工作都是在毛主席的領導關懷下召開的，四屆人大會議期間所有的文件、人事安排，都向主席請示，都有批示。

籌備工作因故再推遲

　　10月中旬，根據周總理的指示，紀登奎召開組織工作小組會議，討論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主席團的組成原則和擬定名單的辦法。會后，中央各有關單位開始提名，由值班室匯總各單位提出的主席團人選建議名單。其間，組織工作小組開了兩次會議討論這個建議名單，對有些人選拿不準，紀登奎還當面請示了周總理。

　　10月21日下午，組織工作小組再次召開會議，根據周總理的指示，對主席團人選建議名單又一次進行討論。會議結束前，紀登奎讓值班室根據會議討論的意見修改主席團人選建議名單，第二天上午正式印好《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主席團人選建議名單》，前面要加一個詳細的說明，準備報周總理和中央政治局討論。會后，值班室按分工很快修改好《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主席團人選建議名單》，我負責草擬了說明（內容包括確定主席團人選的原則、提名的辦法以及各類人員的比例）。文件搞好后當晚送國務院印廠排清樣，準備第二天上午核對后報紀登奎。

　　可是由于情況突然發生了變化，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再一次被推延。

　　我們值班室成立時，由國務院值班室為我們每個人辦了出入中南海的證件。由于紫光閣在中南海北院，中央警衛局批準我們進出中南海北門或西北門。中南海警衛制度非常嚴格，剛開始進門時警衛要檢驗證件核對姓名后方可進入，后來警衛對我們都熟悉了，每次進出都放行。

　　10月22日一早上班時，情況突然發生了變化。我像往常一樣到中南海西北門準備進院，發現門崗警衛增加了許多人，而且都換上了新人。我正在猶豫時，有一位警衛上前敬禮后攔住我檢查證件，之后又進去同國務院值班室核對后才放行。一進西北門就發現中南海內增設了許多流動崗哨，紫光閣門前也增加了警衛。這時，值班室同志們集中在紫光閣會議室開始議論起來，感覺肯定出了大事，否則中南海的氣氛不會這么緊張。大家相互提醒，這幾天的行動一定要特別謹慎，不要添亂。

　　這天上午我們仍按紀登奎的布置，仔細校對了《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主席團人選建議名單》，并討論修改了說明，將修訂后的清樣送印廠付印，準備報紀登奎。按往常慣例，當天下午，紀登奎、郭玉峰、吳慶彤、周啟才等一定會來紫光閣辦公，審定印好的文件。可是他們沒有來，一連等了幾天都沒有開會。10月21日下午的組織工作小組會議，成為四屆人大第二次籌備工作的最后一次會議。

　　后來，從國務院值班室聽說，10月21日，發生了公安部部長李震自殺事件。公安部部長不明原因身亡，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罕見的一起要案，北京的氣氛比較緊張。在當時條件下，李震身亡的原因一時難以查清。中央政治局連續召開會議，中央決定采取若干特殊措施加以防范。這時才弄清楚，中央責成紀登奎、郭玉峰等參與處理李震事件，顧不上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

　　值班室的工作全部是完成組織工作小組領導交辦的事項，領導不來開會布置任務我們就沒有事情可干。由于前段工作任務十分緊張，大家天天加班，幾乎是每天吃住在紫光閣，這樣可以稍事休息一下了。

　　大約在11月初，吳慶彤來紫光閣召集值班室工作人員開會。他說：中央最近有些緊急事務需要處理，一時顧不上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值班室也就沒有事情做，還不知道需要等待多長時間。中央領導同志的意見是，值班室可以派人輪流值班，平時可以回原單位上班，但不要出差，隨時等候通知，繼續完成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

　　會后，我們集中了幾天時間，清理了這段工作期間的文件，封存在紫光閣的檔案柜中。值班室的工作就這樣告一段落。

籌備工作進入關鍵階段

　　1974年1月25日，江青等人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召開在京中央直屬機關和國家機關“批林批孔”大會后，一場聲勢浩大的“批林批孔”運動在全國范圍內迅猛展開。四屆人大的第二次籌備工作因“批林批孔”運動而被迫中止，一拖又是一年，直到1974年國慶節后才又重新開始籌備。

　　1974年“一•二五”大會之火很快席卷全國，“四人幫”借“批林批孔”運動把矛頭指向周總理，全國形勢一片混亂。由于受到“反潮流”之風的沖擊，各級黨委不能正常工作，一些重點大企業處于癱瘓狀態。周總理一邊住院治病，一邊關注形勢的發展，他責成李先念、紀登奎、陳錫聯、吳德等中央領導同志一個省一個省地解決“老大難”問題。中央領導同志從中央國家機關抽調一些同志組成聯絡組，協助做具體工作，我也被調到中央聯絡組。9月下旬，紀登奎派國務院值班室王書明和我以中央聯絡員的身份到內蒙古檢查落實中央解決內蒙古的問題情況。

　　10月5日，我接到國務院值班室打來的電話，說中央領導同志讓我速回北京，到紫光閣報到。我估計到可能是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又要開始了。而我和王書明按原計劃在內蒙古的工作還要一星期才結束。于是我又給國務院值班室回話，請他們請示中央領導同志，內蒙古工作尚未結束是否可以晚回京幾天。國務院值班室很快回復說：登奎同志讓你迅速結束內蒙的工作，兩三天內返京。按中央領導同志的指示，我同王書明一起向內蒙區黨委領導報告，抓緊在兩天內把工作結束。我于10月8日返京后直接趕到紫光閣報到。

　　我到紫光閣后看到值班室的其他同志早已報到，正在按分工緊張地工作著。這時紀登奎也在紫光閣辦公，他見我回來了，就在紫光閣的會議室找我單獨談了一次話。他首先詢問了內蒙古貫徹中央學習班的情況，阻力大不大。他特別關心內蒙古目前的局勢能不能穩定下來，造反派還會不會鬧事，重點企業生產恢復得怎樣。我把檢查了解的情況向他作了簡要匯報。我說，就目前的情況來看，那些造反派不敢再鬧了（在北京學習班期間，經中央批準宣布逮捕了幾個煽動停產的造反派頭頭，威懾力很大——筆者注），形勢會穩定下來。尤太忠同志（時任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讓我轉告，請中央放心。

　　接著，他很嚴肅地對我說：主席已經決定在今年內開四屆人大，中央準備發個通知，待主席批準后很快就會下發，這次人大的籌備工作到了關鍵時刻。總理雖然有病住院，中央決定籌備工作仍由總理和王洪文負責。當前全國的形勢還不很穩定，情況比較復雜，給這次籌備工作增加了許多難度。你們值班室的工作一定要認真負責，精心細致，想問題辦事情要周到，絕不能出紕漏，不要給籌備工作添亂。我當時對紀登奎這次談話的深層含意并沒有理解透，只想到是對值班室工作的嚴格要求。后來從籌備工作中圍繞“組閣”的復雜斗爭，才逐漸明白了他這次談話的真正含意。同時，紀登奎還交代了這段籌備工作的任務。他說：這次籌備工作主要是討論人事問題，最后確定四屆人大代表名單、人大常委委員候選人名單和大會主席團名單，中央還要最后確定人大和國務院的領導人選。這期間要多次召開中央政治局和組織工作小組會議進行討論，你們值班室要隨時做好各項準備工作。

　　當晚，我們開了值班室全體工作人員會議，傳達了紀登奎談話的精神，安排了值班室近期的工作。

　　我在中央聯絡組期間曾經了解到，毛主席對“批林批孔”運動出現的混亂局面很憂慮，對江青的一些做法不滿意，提出了尖銳的批評。

　　毛主席批評“四人幫”以后，全國形勢開始逐步穩定。1974年下半年毛主席開始考慮何時召開四屆人大。1974年國慶節剛過，中央政治局會議正式討論了召開四屆人大的問題。當時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10月4日向毛主席報告說：“十月三日晚，政治局討論了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問題，主要是討論了是否召開四屆人大的問題。”“如主席同意年內（或春節前）召開四屆人大，政治局最近一段時間的工作擬以此為中心全力準備。”毛主席圈閱了這個報告，同意年內召開四屆人大。當天下午，他要秘書打電話給王洪文，提議由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并要王洪文向政治局傳達這個意見。

　　毛主席似乎已預感到在四屆人大將發生一場風波。他在離開武漢前夕，圈閱了中共中央《關于準備在最近期間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通知》，1974年10月11日以中共中央［1974］26號文件的形式發出。從此，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全面展開。

　　我當時看到這個中央文件就覺得很不尋常。文件的題目是《關于準備在最近期間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通知》，但對人大只在開頭講了一句話：中央決定，在最近期間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文件突出了毛主席在武漢期間所作的最新指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并對落實政策、抓革命促生產提出了要求，強調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加強團結，發展當前大好形勢。從后來籌備工作的實踐證明，經毛主席圈閱的中央26號文件很有預見性和針對性，它對搞好籌備和開好四屆人大起著重要的指導作用。

　　1973年協商推舉的四屆人大代表候選人，經過一年多來“批林批孔”運動有些變化，中央決定在1973年代表名額的基礎上按比例減少代表名額。我回京前值班室對各省、市、自治區代表名額按比例減少做出了調整方案，并經中央批準給各省、市、自治區發出了電報通知，要求各地按調整后的名額調整代表候選人，報中央審批后正式協商選舉四屆人大代表。

　　我回京后處理的第一件事就發生了失誤，教訓十分深刻。中央電報通知剛發出，就接到湖北省給中央發來請示電報，說他們協商調整代表有困難，要求增加一個代表名額。值班室接到湖北省電報后經過商量一致認為，中央總的精神是減少代表名額，他們剛接到電報還不可能醞釀具體代表人選就要求增加代表名額，理由不充分，不同意增加代表名額。根據值班室討論的意見，我草擬了中央給湖北省的復電草稿，強調中央總的精神是減少代表名額，不再給湖北增加代表名額，請他們在現有代表名額內調整人選。復電草稿經紀登奎審閱后送周總理審批。

　　兩天后，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組織工作小組會議，討論調整四屆人大常委人選方案。會議開始前，周總理一進福建廳就問起湖北省增加代表名額的電報和復電稿的事。他說：張體學同志（時任湖北省革委會主要負責人、湖北省原省長）向來是顧全大局的，如果沒有特殊原因他們決不會無故向中央要求增加代表名額。我算了一下，按減少名額的比例計算，給湖北省的代表名額可能少算了一個。因為中央電報通知是在我回京前發出的，我沒有直接算過比例，聽了周總理的話心情十分緊張，紀登奎剛剛作了交代就出了紕漏。這時有位中央領導同志提醒，不知其他省是否也有類似湖北的情況。于是，周啟才和我一起對各省的代表名額重新核對了一遍，結果發現有六個省少算了名額。我把復核的結果報告周總理和在場的中央領導同志。周總理立即表態說：在中央處理問題一定要認真細致，實事求是，要給少算的六個省發個電報，并且說明因中央計算名額有誤，分別給他們增加一個代表名額。按照周總理的指示，我當場起草了給湖北等六個省增加代表名額的電報稿，周總理當場簽發后，周啟才立即派中辦秘書局同志當晚發出了電報。

　　發生這件事對我觸動很大，散會后我從人民大會堂回到紫光閣，心情很不平靜。一方面因為值班室對代表名額計算上的失誤，牽扯了周總理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的精力，心里十分內疚。另一方面，對周總理那種認真負責的工作態度和實事求是的作風十分感動。他不僅帶重病堅持領導繁重而復雜的四屆人大籌備工作，就是對一個省的一個代表名額這么具體的事情都那么認真細致。這件事，使我從周總理身上學到了很多平時學不到的東西，實在受益匪淺，終身難忘。于是我連夜寫了一份給紀登奎并周總理的檢討報告。

　　第二天一上班，值班室全體工作人員開了會，我傳達了昨天晚上發生的事情及周總理處理這件事的全過程，并宣讀了我的檢討報告。大家經過討論，對周總理處理事情的態度都很受感動，并一致表示今后在工作中一定要認真負責，決不能再出紕漏。為此值班室作出決定，今后所有上報的材料都要經過三個人仔細核對后才能發出。從此以后，經過大家的努力，值班室的工作再也沒有發生失誤，受到中央領導同志的表揚。

　　當天下午，紀登奎在紫光閣召開組織工作小組會議，落實周總理前一天會議確定的四屆人大常委人選的調整方案。會前我將檢討報告送他審批，并報告了值班室上午開會討論的情況。他嚴肅地說：“我們這里的工作沒有小事，一定要汲取教訓，把工作做得再細一些。”這時吳慶彤插話說：“昨晚的事不怨孫中范同志，代表名額的電報是在他回京前發出了，我們都沒看出來，他替我們承擔了責任，這種精神值得值班室的同志們學習。”紀登奎聽后在我的檢討報告上批示：請總理閱。

　　按照中央的統一部署，從10月中旬開始，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國家機關、軍隊都在調整四屆人大代表候選人。從11月開始，組織工作小組的領導同志逐一聽取各省、市、自治區有關協商調整代表候選人情況的匯報。中央領導同志在聽取匯報的過程中主要強調以下幾點：

　　第一，代表候選人的各項比例必須符合中央的規定，特別強調婦女、少數民族、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的代表要占一定比例，凡達不到中央要求的都要進行調整。

　　第二，中央在八一建軍節和國慶節登報解放了一批“文化大革命”以來從未工作的老干部，這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在周總理的直接領導下，經過艱苦努力實現的。紀登奎直接參與了解放這批老干部的工作，他據此要求各省也要按照中央的精神，盡可能把能夠解放的有代表性的老干部選為四屆人大代表。

　　第三，“批林批孔”運動以來，周總理委托李先念、紀登奎、陳錫聯、吳德等中央領導同志解決“老大難”問題，他們都很有感觸，各地出現的混亂局面都是那些“反潮流”的造反派頭頭鬧起來的。為此紀登奎提出，對那些煽動停產鬧革命、造成很壞影響的造反派頭頭不要選他們做人大代表，已經安排做代表候選人的要進行調整。

　　根據組織工作小組的上述精神，各地又對四屆全國人大代表候選人進行了個別調整。但是，在“四人幫”的干擾下，受“批林批孔”運動的影響，仍有一批造反派頭頭被選為四屆人大代表。

　　各地代表候選人名單經中央審批后，從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將陸續召開協商代表會議，正式選舉出席四屆全國人大代表。

　　按照《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的規定，全國人大代表是按照省、市、自治區和軍隊為選舉單位組成代表團，因此，中央領導人、中央國家機關和民主黨派推薦的代表候選人都要經過省、市、自治區和軍隊協商選舉會議正式選為代表。根據中央領導同志的意見，值班室草擬了《黨和國家領導人、中央國家機關和民主黨派代表選區分配方案》，經組織工作小組和中央政治局討論同意后，中央給各地發了電報通知。這些代表不占本地的代表名額，由中央從機動名額中分配。選區分配一般是考慮代表的籍貫、曾經工作的地區或聯系較多的地方，同時還要考慮各地的平衡。

　　這時紀登奎提出，請值班室注意了解各地選舉代表的動態，發現有什么情況，隨時報告中央。他還提出，在大會召開前，人事名單還沒有最后確定，有可能會有變動，各省的協商選舉會議不能都開完，要留幾個省待中央人事安排名單確定下來后再開協商選舉會議。經組織工作小組會議討論，確定留北京、天津等省、市晚些時候開協商選舉會議最后選舉代表，并給相關省、市發了通知。

　　經過中央和各地的努力，到12月上旬，多數省、市、自治區和軍隊都順利地召開了協商選舉會議，選出了出席四屆全國人大的代表。值班室匯總編印了《四屆全國人大代表名冊》（包括尚未開會選舉的代表候選人名冊），并且按照紀登奎的意見將名冊印發中央政治局委員。

　　周總理在審閱四屆人大代表名冊時發現，剛解放的一些老干部有的應當安排做人大代表；另外，文藝界的代表較多，相對外事和體育界代表過少。為此，周總理于12月14日致信王洪文和中央政治局，建議在現有名單基礎上，再增加老干部、外事和體育等方面的代表名額。中央政治局討論同意周總理的建議，組織工作小組按照周總理和中央政治局的意見，立即開會研究，同有關部門協商，迅速增加了相關的人大代表。

　　與此同時，從10月下旬開始，中央政治局和組織工作小組召開了十多次會議討論四屆人大常委委員候選人建議名單和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主席團候選人建議名單。主席團候選人建議名單，是在周總理主持下審定的，中央政治局在討論時沒有多少爭議，就比較順利地通過了。

周總理縝密謀劃人事安排

　　在中央政治局討論四屆人大常委候選人名單時，爭議非常激烈，討論多次定不下來。爭議的焦點之一，是“四人幫”堅持提各省造反派頭頭和“批林批孔”運動中的代表人物進人大常委會；而組織工作小組的中央領導同志在前一段解決“老大難”問題時發現，各地出現的混亂局面都是由“四人幫”支持的造反派頭頭煽動起來的。因此中央領導同志多次研究，想盡辦法找理由反對把一些造反派頭頭安排做人大常委，有的人選是幾上幾下通不過。爭議的另一個焦點，是周總理、紀登奎和組織工作小組的中央領導同志主張安排一些老干部進人大常委會。經過周總理等中央領導同志的努力，一些在八一建軍節和國慶節剛剛見報的老干部和知識界的代表人物被安排做人大常委候選人，我記得有呂正操、梁必業、傅秋濤、武新宇，以及王淦昌、白壽彝、陳望道等人。最后，周總理抱病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了四屆人大常委會委員候選人建議名單。

　　在毛主席已經明確了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國務院總理以及主要的副委員長、副總理名單的基礎上，按照毛主席關于“其他人事安排由周恩來主持商定”的指示，從1974年11月中下旬開始，周總理在動了大手術之后，不顧自己極其衰弱的身體狀況，在三○五醫院的病房里連續同中央政治局同志分別談話，醞釀協商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問題。

　　到12月中下旬，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進入了最后階段。12月18日，周總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由鄧小平主持起草的《政府工作報告（草稿）》。20日，周總理又審閱修訂了《政府工作報告（草稿）》。

　　12月20日夜，周總理親筆擬定了《擬提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副委員長，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各部部長、各委員會主任名單方案》。

　　12月20日晚，紀登奎在中南海紫光閣召開組織工作小組會議，檢查四屆人大各項組織工作的最后落實情況，會議開到21日凌晨。散會后我留在紫光閣整理會議討論的有關文件。21日凌晨2時，周總理辦公室秘書紀東同志拿著一個文件袋來到紫光閣，問吳慶彤在嗎？我告訴他，慶彤同志剛散會回家休息了。這時他把周總理親筆寫給吳慶彤親啟的“特急絕密”文件袋交給我，并說你同他聯系，總理交代讓速辦，中午起床后總理要看。這時我雖然不知道文件的內容，但已感覺得到是一份非常重要又非常急的文件。因為從值班室成立以來就規定，有關四屆人大的所有文件都由中辦秘書局機要交通處傳遞，總理辦公室直接送交文件這還是第一次。

　　吳慶彤在國務院值班室工作壓力特別大，長期睡眠不足，神經衰弱很嚴重，每天回家不管多晚都要服安眠藥才能入睡。我們都知道他這個習慣，這時一般不再打擾他。但這件事非常特殊，我只好給他打電話，把他從睡夢中叫醒。他一接電話就問有什么急事，我告訴他紀東送來了一封總理給他的親啟件，讓印好后中午交給總理。吳慶彤讓我拆開看是什么文件。我拆開文件袋后看到一封周總理給吳慶彤的親筆信，我馬上在電話里念給他聽。周總理寫道：慶彤同志：請派專人速將此件送印廠特密件印兩份清樣，中午前送我。又及：清樣印好后，請將我寫的原稿燒掉。信后是周總理親筆擬定的《擬提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副委員長，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各部部長、各委員會主任名單方案》。我問他是否要立即把文件送給他，看怎么辦？

　　吳慶彤聽我電話后說：時間太緊，我剛吃了藥，文件就不要送給我了，以免耽誤時間。你現在就直接到國務院印廠，找李文林廠長親自排印，不要讓別人知道，囑咐他一定要保密。你在印廠監督，排完版仔細校對準確后印出清樣。他想了想又在電話里強調說：清樣印好后，你將排印的鉛版和校對稿一起帶回紫光閣，鎖在保密柜里，片紙都不要留在印廠，等早上一上班我就去處理這件事。

　　放下電話我已感覺到這是一件非常嚴肅的任務，絕不能出半點紕漏。為了防止發生意外，我按周總理親筆擬定的名單方案的原件手抄了一份，將原件鎖在值班室的保密柜里。辦完后我立即給李文林打電話，通知他馬上到印廠等我，有一個急件慶彤主任讓他親自排印。放下電話，我從國務院值班室要了車，帶上名單方案的手抄件前往國務院印廠。當我到國務院印廠時，李文林已經在等我，我們直接就進入排版車間立即開始工作。我對李文林說：今天排的是一件極其重要的文件，你排起來就知道了，慶彤主任囑咐就由你一個人排印，并且要絕對保密，不要對任何人講，這是一條鐵的紀律，若傳出去后果不堪設想，我們都負不起這個責任。李文林立即表態說：請領導放心，我一定保密。

　　說好后李文林立即按手抄稿排版印出了小樣，我當場一個字一個字地校對了兩遍，準確無誤后請他正式印出兩份清樣。我又把清樣同原件仔細校對了一次，之后將手抄的原件、兩份清樣和校對的小樣一并裝入文件袋。這時我對李文林說：今天我們倆完成了一項光榮的任務。我告訴他，為了保密，慶彤主任讓我把剛才排的鉛版帶走。李文林幫我把鉛版裝好放到汽車上，我帶著印好的清樣和鉛版回到紫光閣，立即放到了值班室的保密柜里。這下我可算松了口氣，此時已是12月21日早晨6時。趁大家還沒上班，我在值班室抓緊時間睡了一覺。

　　21日早晨一上班，吳慶彤就來到紫光閣。我立即將周總理的親筆信和印出的清樣交給他看，同時把夜里工作的全過程向他作了詳細匯報，他表示滿意。接著，他又把印好的清樣同周總理親筆草擬的原件仔細核對了一遍，確認準確無誤后，將兩份清樣裝入文件袋密封好，并親筆在信封上寫周總理親啟。一切辦妥后，他讓我把文件直接送給總理辦公室紀東。

　　當天上午10時，我把印好的文件準時送到總理辦公室交給紀東。我一進總理辦公室，紀東就開玩笑地對我說：辛苦了！看樣子又是一夜沒睡，還挺準時。我也開玩笑似的回答他：首長把這么重要的任務交給我們，這是對我們的信任，哪敢怠慢。他說：等總理起床后我立即交給他看，有什么事再找你。

　　21日下午，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召集部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員開會，討論國務院各部委人事安排問題。當天晚上，紀東又來到紫光閣，送來了周總理對名單方案清樣的修改稿，讓立即印好兩份清樣，說總理等著要看；并囑：修改稿原件也一并銷毀。吳慶彤立即讓我帶上鉛版和修改稿到國務院印廠，找李文林改版后又重新印好兩份清樣帶回。這時吳慶彤等在值班室，他把清樣對照原稿仔細校對后密封，讓我立即將重新印好的兩份清樣再送總理辦公室紀東。周總理就是帶著這份印好的清樣，于12月23日飛往長沙，向毛主席作了匯報。

　　22日下午，紀登奎在紫光閣召開組織工作小組會議，檢查四屆人大組織工作的落實情況，討論研究四屆人大一次會議秘書處機構設置、人員調配、工作任務等方案，參加會議的有華國鋒、烏蘭夫、吳德，還有郭玉峰、吳慶彤、周啟才等同志。開會前吳慶彤讓我把前一天周總理交辦的付印四屆人大人事安排名單方案的工作情況詳細地作了匯報，紀登奎聽了匯報后說，你們辦得很周到。這時我說，總理兩次親筆原件就鎖在值班室的保密柜里，首長是否要看一下再銷毀。紀登奎當即表示：你們按總理的指示辦，立即把它銷毀，我們都不看了。我當即從值班室保密柜中拿出周總理的兩次親筆手稿、一份手抄稿和兩次印廠的校對小樣，在紫光閣的會議室當著在場的領導同志的面燒掉。完事之后，吳慶彤半開玩笑地說：將來如果有人要查這件事，請首長出來作證。

　　12月21日凌晨，周總理親筆擬定的《擬提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副委員長，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各部部長、各委員會主任名單方案》，是在毛主席已經確定“總理還是我們的總理”，鄧小平、張春橋、李先念為副總理，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朱德，董必武、宋慶齡為副委員長的基礎上，經過反復征求并集中了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意見，提出了其他副總理、副委員長人選的初步名單。

　　方案中副委員長有：康生、劉伯承、吳德、賽福鼎•艾則孜、郭沫若、張鼎丞、蔡暢、烏蘭夫、阿沛•阿旺晉美、周建人、許德珩、胡厥文或榮毅仁、李素文、謝靜宜；

　　副總理有：陳錫聯、紀登奎、華國鋒、陳永貴、吳桂賢、王震、余秋里、谷牧、喬冠華、方毅。

　　另外，對陳云、徐向前、聶榮臻、韋國清、譚震林、李井泉等老革命如何安排，周總理設想國務院設顧問，他們是作國務院顧問還是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需請示毛主席決定。

　　方案還列有：葉劍英兼國防部長，余秋里兼計委主任，谷牧兼建委主任，華國鋒兼公安部長，喬冠華兼外交部長，方毅兼外經部長等。

　　12月21日夜，周總理第二次對名單方案修改的主要內容是，在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名單中增加陳云、韋國清二人。

　　經過周總理煞費苦心精心擬定的人事安排名單，提出了兩個方案供毛主席決策。其中大方案是，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人數多一些，包括一批老革命和各方面知名的代表人物，國務院安排的是一個精干的工作班子；小方案是如果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人數不宜過多（三屆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是18人——筆者注），則將幾位老革命安排作國務院顧問。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應當說是一個比較周到、各方面比較容易接受的方案，一方面周總理想通過四屆人大盡可能地使一批老革命在全國人大和國務院得到妥善安排，另一方面也體現了老中青相結合的原則，盡量體現毛主席當時對人事安排的意圖。

“四人幫”插手人事安排

　　關于國務院各部委的人事安排，“四人幫”與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也是有爭議的，江青、張春橋等竭力想把他們的親信安插在文化、教育、體育等部門。

　　據吳德（當時吳德兼國務院文化組組長）回憶，在周總理與張春橋、江青談話時，他們提出要建立文化部，并讓吳德任部長。吳德提出負責北京市的工作已很繁重，又不懂文化工作，前一段負責文化組時很多工作也沒有做好，他向周總理提出不當文化部長。后來，張春橋又提出讓吳德任國務院副總理兼文化部長，吳德還是想離開國務院文化組。周總理考慮總得有一位政治局委員做人大常務副委員長，經再三衡量還是吳德比較合適。周總理找吳德談話說，王洪文自己提出他不去人大，他不干；讓華國鋒去，華國鋒也不干；總要有一位政治局的同志去，因為朱老總和董老歲數大了，彭真就是副委員長兼北京市委第一書記，還是你去做人大常務副委員長合適。周總理這個建議得到毛主席批準。

　　醞釀由誰當文化部部長爭議很大。“四人幫”提出讓于會泳當文化部部長，吳德提出文化部部長要由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擔任，于會泳、劉慶棠等在文化界不一定能領導得起來，他曾提名上海的著名教授劉大杰當部長。江青他們堅決反對，堅持讓于會泳任部長，劉慶棠、浩亮任副部長。最后，由于“四人幫”的堅持，于會泳還是當了文化部部長。

　　對教育部部長的爭議也很大。“四人幫”始終堅持讓遲群作教育部部長，周總理同李先念、紀登奎多次交換意見，一致認為決不能讓遲群作教育部部長。周總理在聽取政治局同志的意見時，曾有人提議讓上海陳望道作教育部部長，最后周總理反復考慮還是堅持讓周榮鑫作教育部部長，李先念、紀登奎都擁護。李先念提出鐵道部讓萬里任部長，周總理贊成。最后他們議定：對教育部和鐵道部的人選一定要堅持，對文化部和體委可作些讓步。李先念曾同紀登奎開玩笑說：“文化部也不讓他們干，他們就失業了。”

　　關于國務院各部部長、各委員會主任的人選，經過激烈的爭議，“四人幫”只爭得了文化部和體委兩個席位。在周總理擬定的國務院各部部長、各委員會主任的名單中，主要是考慮了兩部分人：一是啟用了一批有豐富領導經驗的老干部，如外貿部部長李強、二機部部長劉西堯、煤炭部部長徐今強、石化部部長康世恩、水電部部長錢正英、輕工部部長錢之光、交通部部長葉飛、郵電部部長鐘夫翔、財政部部長張勁夫等；另一部分是為了保持國家機關工作的連續性，留任了一批軍代表作部長，如農林部部長沙風、冶金部部長陳紹昆、一機部部長李水清、三機部部長李際泰、五機部部長李成芳、七機部部長汪洋、商業部部長范子瑜等。

　　關于提名李素文和謝靜宜做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人選問題，與中央籌備工、青、婦三個組織的人選有關。

　　王洪文到中央工作不久，在1974年他就伸手抓工、青、婦三個組織的籌備工作。他提出由北京、上海、山東三省市各推薦一名負責人。上海推薦金祖敏擔任全國總工會籌備組組長，北京推薦謝靜宜擔任共青團中央籌備組組長，山東推薦楊坡蘭擔任全國婦聯籌備組組長。在審定四屆人大常委候選人名單時，周總理提出，為了便于人大常委會議事方便，在京的人大常委要占多數。為此要調一批工農中委到工、青、婦工作，并兼人大常委，這批人大部分擔任了工、青、婦籌備組副組長。后來，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時，提出了對工、青、婦領導班子的調整意見，他要求增加一些全國知名的勞動模范，派性嚴重的人不要。按照鄧小平的指示，中組部對工、青、婦領導班子名單作了調整，拿下了唐岐山、梁錦棠、鹿田計、董明會、張洪池等一批造反派頭頭，增加了王崇倫、韓榮華、馬恒昌等一些勞動模范和老干部代表人物。

　　在醞釀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人選時，周總理和紀登奎商量同時考慮工、青、婦主要領導人的問題。周總理曾問紀登奎，工會金祖敏的情況如何？紀登奎說，金祖敏在上海是王洪文的得力干將，他到工會就是王洪文點的名，來京后同王洪文聯系頻繁。因此，周總理考慮只安排金祖敏做人大常委候選人，沒有考慮安排他做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人選。

　　謝靜宜是毛主席指定任北京市委書記的，又兼任了共青團中央籌備組組長。江青堅持要謝靜宜當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并且直接給毛主席寫了信，周總理只好把謝靜宜列為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人選。

　　全國婦聯籌備組組長是楊坡蘭。她到婦聯工作不久，有人以“婦聯機關部分黨員”的名義給中央寫信，反映她“特殊化”問題。紀登奎批示：請中組部派人調查，并把調查結果報告中央。郭玉峰派我和中組部干部組魏煥章、李竹林去調查。我找了全國婦聯機關的老領導康（克清）大姐、李寶光等談話了解情況，魏煥章、李竹林分別找全國婦聯籌備組的領導和部分機關干部談話。經過調查我們一致認為，來信反映楊坡蘭“特殊化”的問題情況不實。多數同志認為她是勞動模范，為人還比較樸實，對自己的要求還比較嚴格。中央安排工、青、婦籌備組的領導住在京西賓館，她愛人出差來京，她不讓愛人同住京西賓館，而是住在附近的招待所。但是，大家普遍反映，楊坡蘭是勞動模范，長期在基層工作，組織領導能力較差，打不開工作局面，很難勝任全國婦聯一把手的工作。我們將調查的情況向郭玉峰作了匯報，他同意我們的看法，讓我們以中組部調查組的名義給紀登奎并中央寫了調查報告。紀登奎聽了郭玉峰和我的匯報后說：看來要考慮調整全國婦聯的主要領導人。郭玉峰當場建議請鄧（穎超）大姐擔任全國婦聯主席，紀登奎當即表示同意，但他說這要同總理商量后再作決定。后來紀登奎傳達周總理的意見，周總理堅決不同意鄧大姐擔任全國婦聯主席，全國婦聯主席的人選要再考慮。紀登奎也曾向中央建議由蔡暢、鄧穎超擔任名譽主席，康克清任主席，周總理還是不同意。王洪文、吳桂賢曾提議楊坡蘭任主席，康克清、李寶光等任副主席。郭玉峰堅持楊坡蘭水平太低，當不了婦聯第一把手。這樣，全國婦聯的領導班子始終定不下來。

　　在一次紀登奎同李先念交換意見時，李先念提議李素文當全國婦聯主席。經了解，李素文是沈陽一個副食商店的售貨員，先后當選為沈陽市勞模、遼寧省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全國婦女“三八”紅旗手；1963年當選為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并在大會上作了《為革命賣菜》的發言，周總理帶頭多次鼓掌；1965年被商業部授予全國財貿系統學習毛主席著作標兵，還在北京舉辦了“李素文學習毛主席著作展覽”，李先念為展覽剪彩并講了話。當時她擔任遼寧省委常委、省革委會副主任、團省委書記、十屆中央委員。李先念對李素文比較了解，他的建議紀登奎完全同意，并讓中組部給中央寫了請示報告：建議蔡暢、鄧穎超擔任全國婦聯名譽主席，李素文擔任全國婦聯主席，康克清、李寶光等任副主席。中央政治局討論已經同意，后來全國婦代會因故未開成，此議沒有成文。在周總理同中央政治局同志醞釀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人選時，李先念再次提議李素文列入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人選，紀登奎贊成并說，李素文當副委員長比他們（指“四人幫　”——筆者注）提的人選更可靠。周總理同意這個建議，將李素文列為副委員長人選，報毛主席批準。

　　關于人大常委會秘書長人選，周總理曾經考慮由常務副委員長吳德兼任，吳德堅持說他的事情太多，照顧不過來，建議找一位能夠處理外事活動的同志任秘書長。吳德提議讓姬鵬飛任秘書長，他曾任外交部長，有外事工作的經驗。周總理同意吳德的建議，最后經毛主席批準，由姬鵬飛任人大常委會秘書長。周總理還提出了人大常委會的副秘書長人選，他們是羅青長、武新宇、李金德、沙千里。

“長沙決策”，四屆人大順利召開

　　1974年12月下旬，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是一個極不尋常的時刻。四屆人大的各項準備工作都已完成，進入了最高決策的關鍵階段。

　　12月23日，周總理強撐著重病之身，前往長沙向毛主席匯報四屆人大準備情況。

　　從12月23日至27日，毛主席在長沙聽取了周總理、王洪文有關四屆人大準備工作情況的匯報，同他們進行了四次重要的談話，并且確定了十屆二中全會和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方案，最終形成了“長沙決策”。

　　毛主席在12月24日聽取了周總理和王洪文關于四屆人大人事安排方案的匯報，并作了重要的指示，最后確定了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副委員長候選人和國務院總理、副總理人選建議名單。

　　周總理在京擬定的四屆人大副委員長人選名單是兩個方案。毛主席聽了匯報后表示，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贊成大方案，即副委員長人數可以多一些。這樣原方案列為國務院顧問或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幾位老同志均明確做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人選。

　　在講到人大常務副委員長人選時，毛主席贊成吳德主持人大常務工作。

　　毛主席不同意謝靜宜列入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人選，他說：“副委員長，小謝不能放，人家對她不了解，提得太早了，不好。”又說：“小謝，官越作越大，搞共青團書記可以，當副委員長就不適當了。”

　　在講到鄧穎超、蔡暢的安排時，毛主席同意鄧穎超做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當周總理堅持鄧穎超不要當副委員長時，毛主席沒有再堅持。因此只安排蔡暢做副委員長。

　　毛主席提出：（人大）朱（德）、董（必武）、宋（慶齡）。以下排個次序。

　　在講到民主人士時，周總理提出：是胡厥文還是榮毅仁做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毛主席同意在民主人士中放宋慶齡、胡厥文、許德珩三人做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在講到國務院副總理人選方案時，毛主席贊成小方案，不設顧問。

　　在講到喬冠華、方毅作國務院副總理人選時，毛主席說：“要保護喬（冠華）、方（毅）、謝（靜宜），但不要放。”

　　在講副總理人選時，毛主席還曾問：“吳桂賢多大年紀？”

　　關于總政治部主任人選，在周總理去長沙時尚未有定論，毛主席也在思考中。周總理向毛主席匯報時提出了三個方案——肖華、蘇振華、廖漢生，還提出可否調冼恒漢？毛主席都沒有表態。最后，毛主席再三考慮決定讓張春橋兼任總政治部主任，并說，張春橋有才干。由此可以看出，毛主席一方面批評“四人幫　”，另一方面在人事安排上還要搞平衡。

　　在談到郭老（沫若）時，毛主席說：“回去代我問好。”

　　另外，在向毛主席匯報紀登奎提出要減少兼職的請求時，毛主席沒有表態。

　　毛主席還提出在開四屆人大之前開二中全會，并說：鄧（小平）換李（德生）常委、副主席。李要他自己提出來，辭去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職務。

　　毛主席同意修改憲法報告。

　　至此，毛主席和周總理在長沙最后做出了對四屆人大人事安排的決策，這對挫敗“四人幫”的“組閣”陰謀起了決定性作用，為建立以周恩來和鄧小平為核心的新一屆國務院領導班子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12月27日，周總理帶著“長沙決策”返回北京，親自整理出毛主席長沙談話要點。12月28日，周總理召開有王洪文、葉劍英、張春橋、鄧小平參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研究如何貫徹毛主席在長沙幾次談話的問題。12月29日，周總理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傳達了毛主席在長沙的幾次談話內容，并且將經過毛主席調整同意后的四屆人大人事安排方案印發中央政治局。

　　周總理從長沙回京后對紀登奎說：“上海、北京、東北都有人選了。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南方、西北也應有個年青人。”他們商量江蘇董加耕是個人選。紀登奎通知郭玉峰，讓中組部派人到南京把董加耕接到北京，紀登奎、吳德、郭玉峰等同董加耕談了話。董加耕是全國知名的返鄉務農典型，事跡感人，受到毛主席和周總理的接見，本來是一個合適的人選。但在談話中了解到他是反許世友一派的，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就成為一個問題。紀登奎把談話情況向周總理作了匯報。周總理為慎重起見，就沒有安排董加耕作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人選，讓他作了人大常委。

　　周總理還提出西北也要有一位年青的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人選，并確定由陜西省委推薦，紀登奎直接給陜西省委第一書記李瑞山打電話。李瑞山同省委其他領導商量（據說李瑞山還征求了吳桂賢的意見），推薦了姚連蔚。姚連蔚是西安847廠工人，有工農兵的經歷，是生產突擊手、學習“毛著”積極分子，是西安東郊一派群眾組織的頭頭，當過廠革委會副主任，當時是十屆候補中委、陜西省總工會主任。紀登奎等中央領導看了他的簡歷并同本人談了話，最后經周總理審定，將姚連蔚列為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人選。

　　孫健當國務院副總理是在十屆二中全會期間決定的。二中全會前夕，周總理考慮中央政治局和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都有年青干部，國務院副總理中也應增加一名年青干部。他對紀登奎說，上海有王洪文，北京有倪志福，西北有吳桂賢，又增加了姚連蔚，東北有李素文，天津還沒有人選，請天津推薦一名有一定領導經驗的年青干部作副總理人選。1975年1月7日上午十屆二中全會報到，紀登奎派郭玉峰到京西賓館找天津市委書記解學恭，說明中央讓天津市委推薦一名有一定領導經驗的年青干部作國務院副總理人選。解學恭當即召集天津的中央委員開會，并且電話同天津市委的主要領導交換意見，市委一致同意推薦孫健，并且當天就把他的檔案材料送給郭玉峰轉報紀登奎并周總理。孫健是天津內燃機廠工人，從學徒工干起，當過班組長、車間主任、廠團委副書記、武裝部副部長、廠黨委書記、廠革委會副主任，1970年以后任天津一機局革委會副主任、天津市生產指揮部副主任、市委常委，當時任天津市委主管工業的副書記、十屆中央候補委員。周總理看了簡歷，同意將孫健作為副總理人選。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并報經毛主席批準，直接列入提交十屆二中全會討論的國務院副總理人選建議名單。

　　1975年1月3日，周總理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研究十屆二中全會的各項準備工作。1月4日，周總理和王洪文聯名向毛主席報告了中央政治局會議情況，并報去調整后的四屆人大人事安排名單。這個名單經毛主席批準后，提交十屆二中全會討論。

　　1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經毛主席圈閱的1975年一號文件，任命鄧小平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同時，任命張春橋為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

　　1月8日至10日，在周總理主持下，召開了十屆二中全會。會議討論了四屆人大的各項準備工作，討論通過了提請四屆人大一次會議審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關于修改憲法的報告》和《政府工作報告》；討論通過了提請四屆人大一次會議選舉和任命的四個名單，即《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副委員長候選人建議名單》、《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和秘書長候選人建議名單》、《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各部部長、委員會主任人選建議名單》、《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候選人建議名單》；討論通過了《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主席團候選人建議名單》，提請四屆人大第一次會議選舉。全會還追補鄧小平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選舉鄧小平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通過了《中共十屆二中全會公報》。周總理在1月10日二中全會閉幕式上，傳達了毛主席再次強調“還是安定團結為好”的指示。

　　1月11日，十屆二中全會一結束，紀登奎在紫光閣召開了最后一次組織工作小組會議，對四屆人大籌備工作做總結，對值班室的工作給予充分的肯定。他風趣地說：今天的會議是我和吳德同志的交接，從現在開始你們要在吳德同志的領導下進入四屆人大秘書處的工作了。我不是四屆人大代表，就沒有資格參加大會了。大會開起來你們的工作會更緊張，希望你們保持和發揚在值班室工作的精神面貌，做好大會的各項組織工作，圓滿完成中央交給你們的光榮任務。大會結束后你們再回到紫光閣，由吳慶彤和周啟才同志安排，把四屆人大籌備過程的檔案完整地整理好，移交給中辦秘書局存檔。按照紀登奎的要求，在四屆人大一次會議結束后，我們用約半個多月的時間整理了四屆人大籌備工作過程的全部材料，用周啟才的話說叫“片紙不G”，移交中辦秘書局存檔（我在這里說到的值班室工作情況，在檔案中均有記載）。接著，吳德對四屆人大一次會議秘書處的工作進行了部署。散會后，值班室全體人員從紫光閣搬到京西賓館，投入到大會秘書組的緊張工作中去。

　　距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十年之后，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終于在1975年1月13日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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