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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飛:簡論中國無產者爭得民主過程中的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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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論中國無產者爭得民主過程中的得失

曾飛

  近百年的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無產者聯合成無產階級并上升為統治階級,中華民族正在崛起。其間,中國人民付出了鮮血與生命的巨大代價,打倒了封建統治者,趕走了帝國主義,取得了反封建、反官僚資產階級、反帝國主義斗爭的初步勝利,克服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劇命運,建立了基本上屬于人民的國家。中國人民,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選擇了社會主義。

  《共產黨宣言》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并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要做到這一點,當然首先必須對所有權和資產階級生產關系實行強制性的干涉,也就是采取這樣一些措施,這些措施在經濟上似乎是不夠充分的和沒有力量的,但是在運動進程中它們會越出本身,而且作為變革全部生產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當階級差別在發展進程中已經消失而全部生產集中在聯合起來的個人的手里的時候,公共權力就失去政治性質。原來意義上的政治權力,是一個階級用以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有組織的暴力。如果說無產階級在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中一定要聯合為階級,如果說它通過革命使自己成為統治階級,并以統治階級的資格用暴力消滅舊的生產關系,那么它在消滅這種生產關系的同時,也就消滅了階級對立和階級本身的存在條件,從而消滅了它自己這個階級的統治。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中國的無產者上升為統治階級之后,爭得民主的過程十分曲折艱辛,有所得,也有所失。不反思過去,就難以明了未來前進的道路。但由于在中國民主依然被窒息在千年官僚政治濃烈的空氣之中,民眾沒有最起碼的知情權和政治權利,一切政治活動都籠罩在神秘與專制的氣氛中,一切執政的真實歷史資料幾乎都成為“國家機密”而民間無權得知。要實事求是、全面地把握資料,得出沒有偏頗的結論相當困難。因而,我們只能從親身經歷的直觀感受與有限的信息中,以草民的視角來做一個簡略的反思。以引發更加深入的反思。使國人建立一個一切人都能夠自由發展的聯合體的理想社會之努力不至于落空。

  這種反思,一直都有過。但是人們陷于英雄創造歷史的陳腐歷史觀的陷阱之中,喋喋不休地爭論偉人的一得一失,而忘記了兩個基本原理:一是人民群眾創造歷史;二是事物的結構決定事物的屬性,也就是社會的結構、政治的結構決定社會與政治的屬性。即使是偉人,他們的行為也必然受到這種結構的制約。遠離了這兩個原理,反思就難得要領。

中國的無產者集團與官僚集團

  在西方,資產階級革命已經成功。社會的結構也產生了巨變,社會日益分裂成資產者與無產者兩大經濟集團。正如《共產黨宣言》所指出的:“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資產階級在它已經取得了統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系都破壞了。它無情地斬斷了把人們束縛于天然尊長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羈絆,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系了。……資產階級日甚一日地消滅生產資料、財產和人口的分散狀態。它使人口密集起來,使生產資料集中起來,使財產聚集在少數人的手里。……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競爭以及與自由競爭相適應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資產階級的經濟統治和政治統治。”因而“在當前同資產階級對立的一切階級中,只有無產階級是真正革命的階級。其余的階級都隨著大工業的發展而日趨沒落和滅亡,無產階級卻是大工業本身的產物。”

  在中國,在儒釋道三位一體的封建統治階級思想體系強有力的維護之下,封建的社會結構特別頑固。在近代資本主義潮流的沖擊之下,也只不過略為變化而成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社會的結構還沒有根本性的改變。中國不很發達的大工業并非主要在民間自由資本的推動下發展的,反而是在官僚資本的推動下形成的。以數量并不多的產業工人為主干的廣義上的無產者集團的對立面是官僚集團,而不是民間自由的資產者集團。在中國,民間的資本與相應的民族資產階級相當脆弱,不但無法領導一場資產階級革命,本身甚至成為被欺凌的對象。這樣的社會結構和被儒釋道三位一體的封建統治階級思想體系所奴化的民眾,導致了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的艱巨性。

  在西方“現存社會里,私有財產對十分之九的成員來說已經被消滅了;這種私有制之所以存在,正是因為私有財產對十分之九的成員來說已經不存在。”但在中國,這種私有財產仍然廣泛存在。主要是指生產資料,而不是指生活資料的“私有財產”也必須區分為兩種:一是與自己的勞動密切結合的“私有財產”(自用的生產資料),一是專門用來驅使他人勞動并盤剝起剩余價值的“私有財產”(資本)。在中國,廣義的無產者指的就應該是不擁有第二種“私有財產”(資本)的勞動者。這樣,在中國的現實社會中與官僚資本集團相對立的無產者集團就應該包括所有的勞動者:產業工人、臨時的勞工、自耕農民、知識勞動者和各類管理者等等。這就是在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工農聯盟的緣由。中國革命的成功其前提就是廣義的無產者必須聯合成無產階級,并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

  必須說明的是,“私有財產”的這種區分,符合共產黨宣言所指出的基本原理:“共產主義并不剝奪任何人占有社會產品的權力,它只剝奪利用這種占有去奴役他人勞動的權力。”而且既使到了共產主義,屬于生活資料的“私有財產”——“任何人占有社會產品的權力”也不在被剝奪之列。

無產者“爭得民主”及其艱巨性

  “爭得民主”不僅僅是爭得選舉權。給予國民選舉權,是西方資產階級民主的基本特征之一。資產階級民主相對于封建專制,是歷史的進步,人類文明的進步。

  對于被炸毀的封建制度,“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競爭以及與自由競爭相適應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資產階級的經濟統治和政治統治。”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是與自由競爭相適應的政治制度。經濟中自由競爭的必然結果是資本寡頭的壟斷,與之相適應的選舉競爭的必然結果也還是資本寡頭的壟斷。這樣的民主實質上就只是資產階級圈子內的民主。

  西方的這種實質上是資本競爭的選舉民主到了法制等于空設的中國農村,就赤裸裸地顯出了它的金錢交易的丑惡本性。

  網友“劍如虹”在天涯時空爆料:我所親身經歷的中國農村選舉戰爭。……我們村子有大約3000人,算是個比較大的村莊。選舉前的那天晚上,最牛的那個候選人承諾:每張選票給4000元。但必須先把選票交出來。而且村子中的各個道路被那個最猛的候選人派專人連夜安營扎寨的守候,如果其他人聯絡走動,那就開打。白天是選舉人的宣傳車,公布自己以后的施政綱領和各種承諾(大部分都是空頭支票,當選了就全當放了個屁。選舉人其實只想當一屆而已,名聲無所謂,反正你也罷黜不了)到了投票的那天,按照收錢的花名冊先到指定地點集合,發給選票,然后安排專人去投票箱。投票的人在投入箱子的時候,必須有意的去讓那個人看到是最猛候選人的名字,這個監督人會馬上在花名冊上劃勾。這時候,就可以立即領那4000元去了。到了唱完票,確實最猛候選人當選了,立刻到城市最豪華的酒店宴請所有投票者(原則上,每家每戶出一人)。酒足飯飽后,再領兩桶魯花食用油和一箱牛奶。以前倒是有另外的候選人向新聞媒體告發,媒體姍姍而來,但是還在在酒店正宴請村民的候選人當場慷慨陳詞——“我就是請老少爺們喝點酒,自己發財致富了,不忘鄉親,先富帶動后富,咋啦?不行啊?”記者鎩羽而歸。反正幾個候選人里沒有真正代表全莊大部分人的利益,真正能辦實事的人,就是有也進不了候選人的名單。所以,在這種無奈的情況下,老農民們就是看誰給的票子最多就選誰。不拿白不拿。過期作廢,甚至說不定什么時候還會被穿小鞋。大家都不傻,都是按照最實際和現實的來做反復的衡量。每個老農都有多重的考慮,比如可拿到手的金錢、家族血緣關系、人情交情、恩怨情仇、施政承諾(雖然不可靠但也有吸引力)、候選人以前的聲譽品行等等。其實我們在上個世紀初,就很是搞了一些大規模的全民選舉和西方式的投票。但很滑稽很無奈。并沒有起到民主的作用。西方式的民主選舉并不是那么想象中的那么民主的。雖然也有那么一點有利可圖的空間。選舉背后的東西是很不光明的。這就是某村全民選舉的大體情況。當選人正在準備大干一場。如果沒有大規模的意外的話,撈回本錢來那是相當的輕松。可以賣地嘛,搞房地產嘛。很多很掙錢。這就是西方一人一票式的選舉在中國農村近幾年選舉中的黑色幽默式的表演。

  網友的暴料道出了問題的實質:“反正幾個候選人里沒有真正代表全莊大部分利益,真正能辦實事的人,就是有也進不了候選人的名單。”權力與資本控制著一切。

  在資本控制著一切的西方世界里,資產階級民主的進步意義就在于,它確保了資本對政治的控制,使政治權力為資本主義經濟服務。他們所形成的一整套在法制保證之下的民主體制,確實使資本能夠有效地控制公共權力,從而結束了官僚權力控制一切的歷史。這也算是一種歷史的進步。至少資本和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促使社會生產力空前發展。

  而在中國,情況就不盡相同。數千年來,中國是官僚權力控制一切的社會,而在近代國民已經被嚴重奴化,抗衡官僚權力的力量相對比較薄弱。在中國近代能夠出現的就只能是權力與金錢聯姻來控制一切,其典型表現就是官僚資本勢力控制一切。因此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不可能在中國真正立足。實質上的官僚專制的陰云依然籠罩在中國的上空。

  因此,中國無產者就只能依靠自己聯合成無產階級,組成自己的無產階級政黨去爭取對國家政權的真正控制,而不是名譽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就形式上來講,無產者集團,或者包括民間的自由資產者等而擴展為“人民”,他們對國家政權的真正控制完全可以借鑒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中行之有效的,保證資本對國家政權的控制方式。譬如政黨、代議制、選舉、授權制、罷免制、分權約制、官員財產公示、法制和道德約束、教育平等、言論自由等等來達到人民對公權力的真正控制。其間根本不同的是,由民意、人民的根本利益來控制一切,而不是讓資本控制一切。

  一句話,無產者爭得民主,就是確保民意與人民的根本利益控制國家政權的政治體制順利運行。這個實質性內容是不可更改的,而形式是可以在探索中改變的。

  《共產黨宣言》指出:“過去一切階級在爭得統治之后,總是使整個社會服從于它們發財致富的條件,企圖以此來鞏固它們已經獲得的生活地位。”這是一種可怕的傳統的力量。

  在中國的革命獲得勝利之后,執政黨內的當權者很難擺脫“在爭得統治之后,總是使整個社會服從于它們發財致富的條件,企圖以此來鞏固它們已經獲得的生活地位”這種傳統勢力的可怕誘惑,大部分當權者很難抗拒。而新中國六十多年的歷程也證實了這一點:大部分的當權者總是力圖把握自己手中的權力來發財致富并力圖鞏固自己已經獲得的生活地位。這種狀態表現為大面積的高官腐敗。而且屢禁不止,愈演愈烈。

  這種現象表明,無產者集團與官僚集團控制公共權力(政治權力)的斗爭,并沒有因為革命勝利而結束,而是以新的形式在或明或暗地繼續進行著。這就是建國之后階級斗爭的新表現形式。

  這樣的國情,決定了中國無產者“爭得民主”過程的艱巨性與曲折性。

中國無產者在延安時期“爭得民主”過程中的得失

  在中國的無產者及其政黨獲得全國性的勝利之前,已經通過革命割據的形式在延安奪得了局部地區的政權。由于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和國內官僚資本勢力的強大壓力,當時延安奪得了局部地區的政權中的干部還沒有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來發財致富,并力圖鞏固自己的生活地位的現實誘因。因此,人民民主在延安比較容易獲得發展。

  河北大學馬列教研部王鐵群的《論延安精神》一文指出:

  (一)主權在民是民主國家的基本特征。

  中國共產黨以《新華日報》《解放日報》為主,大力傳播民主的價值和民主的正義性,強調判斷一個國家是不是民主國家,最基本的標準是看這個國家是否主權在民。

  1944年2月2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論選舉權》,文章指出,公民有否選舉權,是評判一個國家是否民主的主要的標準,真正的民主國家,人民都享有普選權:“選舉權是一個民主國家的人民所必須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起碼的政治權利。民主國家,主權在民;人民是主人翁,官吏是公仆,代議士是人民的代表……

  1945年9月27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民主的正軌:毫無保留條件地還政于民》,文章再次強調民主國家主權在民的原則。文章指出:“一個民主國家,主權應該在人民手中,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如果一個號稱民主的國家,而主權不在人民手中,這決不是正軌,只能算是變態,就不是民主國家。……一個國家是不是實現了民主,執政當局是不是有誠意實現民主,就看他是不是把人民應有的權利,毫不保留地交給人民;并且對于人民實行這幾種權利,是不是毫無保留地加以尊重。”

  (二)中國人要學習美國的民主理念和民主精神。

  中國共產黨非常崇尚美國民主,毛澤東要求“每一個在中國的美國士兵都應當成為民主的活廣告。他應當對他遇到的每一個中國人談論民主。美國官員應當對中國官員談論民主。”毛澤東強調中國人尊重美國人的民主理念,鮮明地提出:“我們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國影響,我們歡迎它。”(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編《黨史通訊》1983年第20-21期《1944年毛澤東與謝偉思等人的談話》)中國共產黨大張旗鼓地介紹和宣傳美國的民主理念和民主精神。

  由此,早在1937年7月23日,毛澤東發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一文,在全面闡述中共抗戰主張的同時,強調指出:要使抗日戰爭成為真正的人民戰爭,就必須在戰爭的同時進行必要的政治經濟改革,廢止國民黨的一黨專政,給人民以充分的抗日民主自由。延安的民主政治實驗中濃抹重彩的一筆是中共領導的“三三制”政權的成功實踐。(《李煒光:延安的財政民主制實驗》)人民民主在這里有了成功的實踐。

  1945年抗戰勝利,黃炎培與毛澤東進行了一場著名的談話。黃炎培說:“余生六十余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毛澤東說:“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個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黨的領袖對中國能夠人人起來負責,爭得民主充滿信心。

  但是,也就是在這個時候,黨內一些期望在獲得全國新勝利之后能夠掌握更大的實權,以實現自己的欲望的一批領導人,譬如劉少奇等,就開始了自己的官僚政治前景的圖謀。據信力建先生《劉少奇如何從延安崛起的》一文披露:“到延安后,劉少奇干的第一件事便是在1943年3月16日-3月20日的中心政治局會議上提出毛澤東任“主席”的提議(亦即“毛主席”來歷)。我們知道,在建黨之初,陳獨秀提出中共不搞黨魁制,宜采取較民主的委員制,委員中推舉一個書記負責聯系。明顯,這是一種分權的領導體制。……黨中央書記或總書記的設置,一直持續到劉少奇到延安后這次政治局會議上,中央秘書長任弼時提出書記處作為政治局辦事機關、成員精簡為3人時,劉少奇隨即提議書記處應設立1個主席,其他兩名書記是主席的助手,書記處要能夠在政治局方針下有權處理和決定一切日常性質的問題。與會者贊同劉少奇的意見,決定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組成書記處,以毛澤東為主席。書記處會議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后決定之權。從此,毛澤東就在黨內被正式成為“毛主席”。……通過這次政治局例會而不是中央全會或全國代表大會,在周恩來、王稼祥、王明、博古、陳云等政治局委員缺席的情況下,劉少奇和任弼時推動對黨的領導體制作出了一個影響深遠的變動。后來,七屆一中全會進一步設置了中共中央主席兼政治局、書記處主席這個職位。從法理上來說,“主席”具有比斯大林這個蘇共總書記更大的權力。這種至高無上的權力曾經勝利地領導中國共產黨奪取全國政權,但一旦偏離了正確的軌道,就不是全黨和全國人民之福了。

  該文還指出:“如果說,毛澤東是在延安最后確定了他擁有真正黨和軍隊的‘最后決定權’的話,那延安就是劉少奇崛起的真正起點——換言之,是在延安,劉少奇才成為中共第二號人物的。”這種利用革命斗爭的需要為借口,利用領導者對奉承特別樂意接受的人性弱點,劉少奇一類的官僚代表人物,成功地用傳統的官場權術為自己打下了日后圖謀執掌公權力為官僚集團謀利益的基礎:在黨內確立了此后被稱之為“一把手”的高度的集權制度。這是當時延安民主政治中最大的失誤,無產者不用說加以制止,甚至連知情權、參與權都已經在逐漸地喪失——初生的人民民主制度已經開始產生實質性的裂痕。這也是中國共產黨和政治領袖毛澤東在無產者爭得民主的過程中所產生的一次重大的失誤,其后果非常嚴重。

中國無產者在建立新中國之后“爭得民主”過程中的得失

  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1949年3月5~13日在中國河北平山縣西柏坡舉行)閉幕不久,3月23日,中共中央離開西柏坡向北平進發,臨行前,毛澤東向周恩來、劉少奇、朱德、任弼時等領導同志說:“今天是進京的日子,進京趕考去”!“我們絕不當李自成,我們一定要考個好成績”!(人民網,《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后的“進京趕考”》 )

  但就這個時候,經過艱苦的斗爭考驗而產生的由毛澤東、朱德、周恩來所構成的領導核心正在逐漸被人為策劃的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的新權力中心所替代,給進京后的官僚政治死灰復燃埋下了隱患。中國共產黨還是沒有能夠徹底擺脫中國千年官僚政治的歷史宿命,還沒有完全解決李自成進京后遇到的歷史性難題。也就是中國共產黨在成功奪取政權之后如何把人民應有的權利,毫不保留地交給人民,實現人民民主;依靠人民徹底擺脫當權者“在爭得統治之后,總是使整個社會服從于它們發財致富的條件,企圖以此來鞏固它們已經獲得的生活地位”的歷史循環。

  因而中國共產黨“進京趕考”就是一個關節點,在進京之后,防止干部的腐敗成為當務之急。建國初期開展的“三反”運動,依照黨紀國法,嚴懲腐敗分子。對于違法亂紀分子,“其違法情形嚴重者必須給以法律的制裁,如果是黨員必須執行黨紀。各級黨委應有決心將為群眾所痛恨的違法亂紀分子加以懲處和清除出黨政組織,最嚴重者應處極刑……”(《黨史文匯》)毛澤東非常重視大案要案,并將其作為打擊重點,對待犯罪的高級干部決不姑息,敢于碰硬,強調要“殺一儆百”,處理少數人,教育挽救一大批。譬如處決天津地委書記劉青山、專員張子善,以挽救犯有各種不同程度腐敗錯誤的干部。

  但是防止干部的腐敗不是邁向民主的全部,甚至不是主要的部分。更帶根本性的是人民民主制度的“基本建設”。

  《論建國初期新中國為何選擇向社會主義蘇聯學習 》一文指出:新中國成立后,新中國斷然執行聯蘇抗美的“一邊倒”的國際戰略。……蘇聯是世界上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唯一的國家。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就是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展開的,并取得了勝利,走蘇聯的道路。無疑是中國的選擇。

  這種選擇對于新中國成立后的發展有重大的積極意義。但也帶來了負面的沖擊。有學者指出:蘇聯解體的真正原因來自蘇共內部,來自為數十萬人左右的占據著黨政機關重要領導崗位的官僚特權階層。正是這個官僚特權階層企圖實行資本主義,以便他們享有更大的權力,擁有更多的財富。蘇聯的官僚特權階層是逐步形成的。在列寧時期,蘇共的干部革命意志堅定,沒有絲毫特權,能與群眾同甘共苦。在斯大林時期,“干部決定一切”的方針雖然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終于引向了單純依靠干部而忽視依靠人民的嚴重傾向。蘇共所犯的忽視民主建設的錯誤,終于導致出現了一個官僚特權階層。蘇聯出現的這些傾向很自然地對中國民主制度的建設產生了極為不良的影響。

  建國伊始,鞏固領導層已經獲得的權力地位的訴求已經在官員中逐漸成為主流思潮,這集中反映在“二把手”劉少奇的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政治主張,以及告誡黨的干部要“吃小虧占大便宜”,教導人民大眾要“做黨的馴服工具”的政治思想上面。并且希望與資產階級聯姻,發財致富。當時劉少奇在中央高層會上說:現在上海的工人都說,求求資本家來剝削我吧,因為你剝削我的話,我就有工作機會了,我就能給一家老小買飯吃,買衣穿。雖然中央沒有接受這一系列的主張,但是一系列官僚集權的官場權術也就開始盡情表演。最初是由中央多數決定,不顧毛澤東的強烈反對,把中央領導機構搬進中南海。毛澤東對搬進中南海所產生的政治影響有過復雜的思考,但終于還是少數,不得不服從多數。并且還借口“一把手”的安全,基本上切斷了“一把手”與老百姓的聯系。此后民情、民意很難反映給“一把手”,“一把手”通過匯報報告所提供的作假的材料和被事先布置好的調查會獲得的多是被扭曲了的“實際情況”來最終抉擇國策,就必定與實際不相符合,終于形成盲目樂觀的激進政策。“二把手”劉少奇則利用自己國家主席的權力乘機大刮“五風”——共產風、浮夸風、強迫命令風、瞎指揮風、干部特殊化風,制造紛亂,以便日后依照傳統的官僚權術把責任推給“一把手”而讓自己獲取全部實權,重新推行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政治主張,帶領官員實現鞏固既得地位和發財致富的訴求。在脫離實際的激進決策之下,再加上這樣的陽奉陰違、“形左實右”的執行,終于導致了全國經濟建設的巨大損失,直至造成1959年—1961年的“三年經濟困難”,并被文飾為“三年自然災害”。這就是民主喪失之災。

  雖然新中國成立后所制定的憲法已經勾勒出了實現人民民主的以人民代表大會為核心的基本民主體制。這是中國無產者及其先鋒隊在民主道路上前進的重要成果。但可惜在“干部決定一切”的信條被推向極端和中國傳統的尚賢政治影響之下,“一把手”集權體制迅速膨脹。憲法所規定的人民民主體制如同空話。國家的一切權力不在人民手中,而高度集中在以“一把手”為核心的干部集團手中。“人大代表”成了黨恩賜的榮譽,而并不代表人民大眾掌握國家的最高權力,甚至連監督都難以做到。在監督機制形同空設的狀態下,一部分“一把手”開始利用自己手中的特權圖謀自己的權勢與私利,欺凌百姓。

  其中最典型的莫過于河南省委“一把手”吳芝圃、信陽地委“一把手”路憲文利用中央急于快速發展經濟的激進政策的失誤,猛刮“五風”圖謀一己之利所制造的“信陽事件”;不惜用黨員與群眾的生命的代價鋪平自己升官的路途。據信陽地區張樹藩等領導干部的回憶:1958年信陽地委召開黨委會討論秋收預產。當時地委9個常委中,8個認為1959年農業生產比1958年豐收,是特大豐收年,因為根據各縣市預報的糧食產量是72億斤,而1958年不過56億斤。張樹藩在會上談了和大家完全不同的看法,認為今秋是個大欠收年,全區總產大概就30多億斤,最多超不過40億斤(后來證實只有20多億斤,張樹藩說的也多了)。1959年春,在豫東商丘、豫北新鄉造成嚴重的餓死人現象。河南省委并沒吸取經驗教訓,卻向中央寫了餓死5000人的假報告(實際十幾萬),當時信陽就曾支援他們每個地區1億斤糧食。1959年氣候反常,春夏間雨水偏豐,夏季作物受到了一定的影響,夏秋間發生了嚴重的伏旱,從7月初開始至9月21日為止,80多天未降透墑雨,秋后繼續干旱,全年缺水率達49%左右,不少溝河斷流,塘堰干涸,有將近三分之一的大秋作物無墑播種或未能適時播種,已種者有三分之一的絕收,三分之一的嚴重減產,三分之一的收成較好。張樹藩從1959年9月底就開始挨批斗,停止工作。張樹藩說:有一個黨支部(哪個縣哪個村記不清了),23個黨員餓死了20個,剩下的三個黨員,給省委寫了一封血書,請求省委救救他們村人民,此信也被省委秘書長扣壓并要查處。有—天,余德鴻從我辦公室門口路過,我看到了叫他進來,他很害怕不敢來。我說小余你怕什么,不是也和我—樣嗎?進來談談話也好嘛。余進屋了,我問了他一些情況。他說他已被撤職,也沒工作可做,半個月就回淮濱縣老家兩次。我問他兩次回家干了什么,他說,第一次回家是埋大爺大娘的,第二次回家是埋父母的。我問怎么半個月內四個老人家全去世了,是什么病死的。余說是瘟疫傳染的(當時餓死的人統統說成是瘟疫,不能說是餓死的)。這使我感到問題更嚴重了,因為我知道余秘書的家還算是比較富裕的。于是我又對余說:事到如今,你對我還不敢說句實話,他們到底是怎么死的?這時余的眼淚流下來了,哭得說不出話來,停了一會才說出都是沒有吃的餓死的。聽后我也難過得掉了眼淚。接著我又追問:你們村餓死多少人?余說他沒有多出家門,光知道他們村西頭就餓死—半多,有不少戶餓死都沒有人埋。聽到這些情況后,我的腦子像炸了一樣。余離開后,我當即跑到地委找路憲文。路不在,主管黨群的副書記王達夫在辦公室,我就把余德鴻談的嚴重問題向王講了,并請地委立即采取緊急措施挽救。事后了解,地委仍未采取緊急措施,始終不敢承認是餓死的,全區統—口徑都說是瘟疫傳染而死的。……

  早在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毛澤東在武昌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多次講話,就已經開始糾正“五風”。但“五風”還是沒有被制止,甚至愈演愈烈。

  1960年,全國面臨嚴重的糧食危機,許多地區都出現了餓死人現象。6月份,李先念到信陽地區調查,他不僅目睹了許多村莊房倒屋塌,尸骨遍地,人人戴孝,戶戶哭聲等慘相,也聽到許多關于干部嚴重違法亂紀的情況。他心情沉痛,曾多次落淚。隨后,他到了鄭州,向省委匯報時,吳芝圃仍然滔滔不絕地講河南工作如何如何好。李先念聽得不耐煩了,直截了當地說:“算了吧,不要再說了,你講的不是真實情況。”大約在此前后,中紀委的調查報告,也送到了中央。“信陽事件”的蓋子,終于揭開了。李堅、李正海他們經過三個月的調查了解,越查問題越嚴重,最后結論是餓死的人數字比張樹藩估計的要多好幾倍。

  1960年9月,中共中央開始處理餓死百萬人的“信陽事件”。1960年12月,毛澤東將該事件定性為“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勢力大大作怪,對社會主義更加仇視,破壞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生產力”。毛澤東同志獲悉“信陽事件”之后,毛澤東對全國縣、社、隊的情況和干部隊伍情況作了一個分析。他認為,就全國來說,按縣、社、隊為單位,大體是三、五、二的比例,即百分之三十是好的,百分之五十是中間的,百分之二十是壞的。在壞的中間,有若干單位領導權被人家拿去了。 1961年元旦,中共中央為了保證民主革命補課運動的順利進行,中共中央國務院直接從中直機關抽出骨干力量452名,中共河南省委也從省直機關及各個地區干部隊伍中抽調出骨干1844名,新地委也從地區干部隊伍中挑選了骨干1483名,組織了近4000人的力量,加強對運動的領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基本上是同一時間內,奪取了地縣社各級領導班子中的各種權力。金沖及同志等人編寫的《毛澤東傳(1949-1976)》中提到:毛澤東看到反映農村嚴重情況的報告越來越多,包括像信陽事件那樣的報告,對他震動極大。“五風”造成的損失是慘重的。糧食嚴重減產,農村中餓病逃荒死現象大量出現。特別是在有些地方,干部蛻化變質,違法亂紀,摧殘人命,無法無天,使人感到,這種地方已經不是共產黨領導的天下了。這個問題給他留下很深的印象,成為他以后發動“四清”運動(城市和鄉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后來統稱為“四清”運動。)的重要起因。

  “二把手”劉少奇的態度,是一直主張嚴懲“信陽事件”直接責任者。其派出的代表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曾在河南省委討論擬定了一個殺2萬“信陽事件”直接責任者的計劃。(見路憲文《“信陽事件”的歷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這一時期,全地區縣、市委第一書記被開除黨籍、逮捕法辦的就有8人,其余縣市委書記統統被撤換。農村20多萬基層干部則被集中起來進行“特殊訓練”,還調用了部隊,用繩子將他們一串串拴起來,武裝押送。這成了一次全面徹底的大奪權。這么多干部怎么會都變成了反革命,怎么能如此殘酷地鎮壓呢?張樹藩想不通。本來地委決定讓他負責抓民主革命補課運動的,由于他感到這樣做不對頭,就拒絕擔任此職,并在地委常委會議上忍不住大哭起來。張樹藩邊哭邊說:“我在信陽地區工作十幾年,和廣大黨員、干部有著深厚的感情,我弄不清那么多人怎么變成了反革命。我和他們有千絲萬縷的聯系,要我領導去整他們,我確實下不了手,還是讓我主管生產救災工作為好。”事后,就因為張樹藩沒有服從省委、地委決定,還提出不要這樣整干部,在運動初期劃“三種人”(明白人、犯有嚴重錯誤的人、糊涂人)時,把他劃為“糊涂人”,那些自己應對信陽事件負責、事后卻大整基層干部的人倒成了“明白人”。張樹藩雖不服氣,但心想隨你們劃吧,歷史最終總會是公正的。歷經幾個月的深挖細查,由中央、省、地區近三級4000名干部組成的民主革命補課大軍,沒有查出國民黨殘余,沒有查出真正的反革命;最重要的是全國許多地方都爆出了同類問題,促使最高領導放棄了“反革命復辟”的定性和殺、關、管政策。

  1961年7月,中央任命劉建勛為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改任第二書記。1962年4月,吳芝圃調中南局任書記處書記。他自己曾在檢討中說:“省委和我犯的錯誤嚴重得很,罪惡也很大。組織上無論如何嚴肅處理,我都沒話講的。處以極刑,我也應引頸受戮。”文革中吳芝圃被河南造反派紅衛兵從四川押解回來揪斗,老病死于1967年。(資料來源于《“信陽事件”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真正起源》一文)

  憲法賦予人民的最高權力形同虛設,“一把手”的權力如此惡性膨脹。這就使得經濟建設的許多努力一再遭到破壞。因而毛澤東在周恩來的支持下,不得不發動文化大革命,希望發動群眾徹底清除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防止資本主義復辟。但是,在當時的黨的干部隊伍中,支持者成了少數派;許多既得利益的高級干部,譬如林彪、張春橋等等乘機運動群眾,制造“內戰”以擴大自己的勢力。因此文革也就演繹成了失敗的悲劇。但文革給人民敲響了警鐘,鍛煉了人民,為他們捍衛人民民主,對反對黨內的官僚特權階層走向資本主義的斗爭打下了基礎。這正是文革的歷史功績之一。

中國無產者在“改革開放”之后“爭得民主”過程中的得失

  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后,1979年1月24日下午,在北京全國政協禮堂,鄧小平親自為吳芝圃平反并主持追悼會。悼詞宣布:“對于強加給吳芝圃同志的一切誣蔑不實之詞應予全部推倒,徹底為吳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說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共產主義事業鞠躬盡瘁,無私地貢獻了自己的一生”。(資料來源于《“信陽事件”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真正起源》一文)鄧小平用矯枉過正的措施來調動干部隊伍的積極性,恢復正常經濟建設雖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其負面影響不可低估。

  在此種“激勵”之下,“一把手”的專權橫行非但無罪,反而有功。雖然鄧小平一再主張“黨政分開”,并強調說:“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但實際上并沒有實質性地推進民主的發展。“一把手”專權體制反而日益鞏固。人民民主不知道存在于中國的哪一個角落。

  此后,在“與國際接軌”的口號之下,中國進行了理性官僚制的改革。中國自80年代以來,開啟了行政改革的進程,著重學習美國腐朽的“理性官僚制”,而避開學習美國的民主觀念和控制官僚權限的有益的民主制度。理性官僚制的改革奠定了中國官僚體制的合法地位,促成了中國新的官僚政治。號稱“一把手”體制的官僚制度也就更加名正言順了。

  新民周刊《與腐敗一把手的較量 訪制度反腐資深學者李永忠》一文指出:記者:一個地區、一個部門掌控最高權力的,是第一把手。……李永忠:省委書記是一把手,比省委書記小的也有一把手,比如市委書記、縣委書記乃至鄉鎮黨委書記。現行黨委領導體制,就權力架構而言,是一把手體制。最突出的表現就是——班子內只有一把手說了算。班子內的其他常委或其他領導,在其分管的領域,也是一把手,也能說了算。我把它叫做一把手體制的延伸或轉借。當年,山東省泰安市原市委書記胡建學就這樣說過:官做到我這一級,就沒有什么監督的了。他說得如此大膽,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一些地方和部門的實際情況。還有,江西的胡長清曾經打過一個比喻,組織的管理和監督對他而言,如同是“牛欄關貓,進出自由”。非常形象啊!關牛的地方,欄桿空隙那么大,一只貓在里面,怎么能不“進出自由”?胡長清肆無忌憚地受賄索賄,養情婦,嫖娼妓,胡長清要當一只“靈巧的貓”。我們從這些腐敗分子的坦言中應該看到,我們對權力的監督還比較乏力,我們的制度反腐還相當“粗放”。而腐敗分子就鉆了體制不嚴密和監督不到位的空子。

  相應地人民代表大會演繹成了官員代表大會。據《華夏時報》報道“是人民代表大會而不是官員代表大會。”中央黨校教授王貴秀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針對我國現行的人大代表的構成現狀,非常認真地提出,我國人大代表的數量之多創世界之最,代表中的官員之多也是世界罕見的。中國經濟時報,朱四倍先生的文章《“官員代表大會”凸顯公平缺失 》披露:“我國有將近3000名人大代表,“但有近70%的代表,是來自行政和企事業單位的領導”,這些“官員代表”,在平常的領導和管理中,一直充當著意見領袖,而每年的“人代會”,作為人民可以最直接、最有效表達意見的渠道,如果在這里,還要讓官員代表人民發聲,他們的代表力難免讓人質疑。”

  這樣的最高權力機關,根本無法代表民意。這樣的“人大”連產生一個反壟斷法都一再難產。有記者描述說:“事實上,中國的反壟斷立法或多或少一直受到來自某些行業以及政府部門的抵制。一些壟斷性行業如電信、電力、郵政、民航、鐵路等部門出于自身既得利益,即便不公開反對,也會以本行業的特殊情況為由要求從《反壟斷法》中得到豁免;同時,一旦《反壟斷法》頒布和實施,中國現行的一些部門立法如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勢必需要進行相應的修訂,這將影響到某些政府部門的執法權限,進而影響到其既得利益,特別是那些擁有行政壟斷特權者的利益。‘反壟斷,說到底,反對的是濫用權力。’盛杰民說。因為中國有太多的既得利益者,誰都不愿意改革損害自己的利益,反壟斷法自然出不來了。”一直拖到了2007年8月30日,十屆人大常委會才表決通過反壟斷法草案。但反壟斷法草案仍存許多紕漏,成了一個“中國特色”的怪胎。

  因而,“民主”一詞也就隨之成了最為忌諱的敏感詞語。

  2006年12月28日,才由俞可平先生羞答答地推出一個《民主是個好東西 》的短文。該文辯解說:“民主是個好東西,不是對個別的人而言的,也不是對一些官員而言的;它是對整個國家和民族而言的,是對廣大人民群眾而言的。坦率地說,對于那些以自我利益為重的官員而言,民主不但不是一個好東西,還是一個麻煩東西,甚至是一個壞東西。試想,在民主政治條件下,官員要通過公民的選舉產生,要得到多數人的擁護與支持;其權力要受到公民的制約,他不能為所欲為,還要與老百姓平起平坐、討價還價。單這兩點,很多人就不會喜歡。因此,民主政治不會自發運轉,它需要人民自己和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官員去推動和實踐。民主是個好東西,不是說民主什么都好。民主決不是十全十美的,它有許多內在的不足。民主確實會使公民走上街頭,舉行集會,從而可能引發政局的不穩定;民主使一些在非民主條件下很簡單的事務變得相對復雜和煩瑣,從而增大政治和行政的成本;民主往往需要反反復復的協商和討論,常常會使一些本來應當及時做出的決定,變得懸而未決,從而降低行政效率;民主還會使一些夸夸其談的政治騙子有可乘之機,成為其蒙蔽人民的工具,如此等等。但是,在人類迄今發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種。也就是說,相對而言,民主是人類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 ”

  連俞可平先生也沒有底氣,低聲下氣地說“民主是個好東西,不是說民主什么都好。……有時民主的代價太高,甚至難以承受。”而根本不敢大聲說爭得民主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主張,是中國革命的重要目標之一。

  相反的,官員卻敢于“理直氣壯”地大聲喊話:“你到底是替黨說話,還是替老百姓說話?”敢于視替老百姓說話,為人民大眾謀利益為大逆不道。人民民主遭受了最嚴重的挫折。精英厲以寧就敢于公開宣稱:“中國8億多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狀是很有必要的!”毫不掩飾地把“中國8億多農民和下崗工人”當成是中國官僚貴族發財致富的“巨大的財富”,而宣稱要用他們把持的權力來“維持現狀”。視人民大眾的民主權力為無物。

  因此,在黨內,腐敗蔚然成風。大批高官熱衷于利用公權力來發財致富,圖謀私利而無所忌憚。聲調極高的“反腐斗爭”成了裝點門面甚至官僚派別斗爭的工具。據吳官正披露:“據知,2003年,中紀委調查組、中共中央研究室、國務院研究室、中組部,曾就財產申報制,決定到上海、廣東搞試點,結果發生二大問題:(一)黨政干部強烈抗拒,以消極怠工、政局癱瘓來對待;(二)高、中級干部在內部申報時,上海市的省、廳級干部,百分之九十擁有一千萬以上的資金,廣東省的省、廳級干部,百分之九十九擁有一千萬以上資產,如公開,勢必會被社會各界追擊。”(《吳官正交班直言三大憾事》)中國的貪官集團終于敢于和“過去一切階級在爭得統治之后”一個樣,“總是使整個社會服從于它們發財致富的條件,企圖以此來鞏固它們已經獲得的生活地位。”官僚集團的專制一旦成風,人民民主也就奄奄一息。

  在此階段,以人民日報的強國論壇為代表的網民之網上民主和通鋼林鋼產業工人對官僚鯨吞全民財富的勝利斗爭成了主要的爭取民主的亮點。但言論的自由和工人的斗爭依然沒有合法的保證,查禁刪除封殺和警察干涉之嚴眾人皆知。何況只是讓人講話與些許退讓的寬容并不是民主本身。憲法所規定的主權在民的民主體制依然被束之高閣。中國無產者爭得民主之路還相當遙遠。

小結

  中國無產者如果不爭得民主,中國就不會有真正的社會主義,就不會有人民大眾的真正福祉。也就難以粉碎官僚貴族及其背后的主子美國壟斷寡頭圖謀在中國建立的天堂。中國的人民大眾就永遠不可能真正站起來,也永遠不可能有真正的富裕和幸福生活。中國人民在爭得民主的過程中走過了曲折艱辛的道路,有所得也有所失。中國無產者,中國的人民決不會失去信心。他們會進一步聯合起來,緊緊地團結在真正的無產階級政黨的周圍,堅持到底,爭得民主,爭得真正的社會主義和人民大眾的富裕與幸福。我們堅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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