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中華民族由56個民族組成了一個團結、奮進的大家庭。其中回族是這個大家庭中不可缺少的成員，回族在我國歷史上雖然受到壓迫最甚，痛苦最多的民族，但是也是一個堅韌不拔、不屈不撓的民族。他們不論在反帝、反封建、反內戰等各個歷史時期始終同各民族同心同德，沖鋒陷陣在第一線。正如革命先行者孫中山所說哪樣：“回族歷代勇敢而不怕犧牲著名于世。”中國之民族運動非有回族參加難得最后之成功，打倒帝國主義非有回族之整個結合，亦勢難完成。”從古到今回族英杰層出不盡，他（她）們不管是在風云突變的戰爭歲月，還是在繁榮富強的社會主義和改革開放的時期做出了不可磨滅的功績
        陜西雖然解放50多年在群眾中至今留傳著：“陜西回回有三馬：馬德涵、馬子健、馬平甫。”馬德涵先生（1868--1958）別名：德咸，字：向治，民族：回族，家庭成分：教師，本人成分：學生；從西安武備學校畢業考進四川講武堂上學，畢業后留母校任教官；1902年先后從四川陸軍軍官學校和四川高級美術學校首屆畢業；軍校畢業即任同盟會混成旅教官。他曾是早期“哥老會”、“同盟會”、“反清同志會”會員。四川保路斗爭開始他和商會會長羅綸擔任“反清同志會”交際部部長；(此段引用了馬德涵先生自述。據分析羅綸因該是第一部長，馬德涵先生是第二部長。他擔任甘肅軍政府參軍、四川軍政府參軍、參事、參議；青海、甘肅、寧夏、西康全軍總教官、四川傳習所主任）四川把總教練、馬德涵先生革命事跡介紹中寫道：“德涵先生遂轉入甘肅、蘭州一帶興辦教育，宣傳救國思想及孫中山先生的同盟會主張，介紹四川人民護路運動的情況，當時德涵先生在書畫上已有相當成就，民國二十七年知名人士馬獨青邀請馬德涵在扇面上畫山水畫，馬獨青看到栩栩如生的山水立即在扇背面揮筆引杜甫《秋興》：“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涌，塞上風云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系故園心。寒衣處處崔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1912年前后，馬德涵先生在甘肅、青海等地以教書繪畫為生，此時他的威望在回民界越來越高，結識了愛國愛教的回漢高級將領——馬安良、吉鴻昌、馬麒、馬麟等人....西寧總兵馬麒對他的為人處事和言談舉止非常滿意，委任他為隨身副官，利用合法的地位，宣傳伊斯蘭教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馬麟擔任第二屆青海省主席時特意保薦馬德涵先生擔任侄兒馬步青家庭教師和侄夫人蘇步青美術教師，他是早期長安畫派的奠基者和創始者，為美術事業做出了應盡力量。
        民國26年（一九二七年）馬德涵先生返回西安先后創辦陜西回教救災會（救窮會），回教公會，回教健身會。回教教育研究會等組織他任各會常委委員。抗日戰爭爆發后立即在小皮院清真北大寺成立陜西地區最早的抗日民族組織----西安回教抗日救國聯合會，他擔任主任委員，他是一位有膽，有識，有民族氣節的人士，為中華民族的崛起和解放做出了鮮為人知的事跡。1937年2月受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周恩來的委托先后兩次深入虎穴承擔了營救中共西路軍神圣的歷史使命，經過同馬步青，馬步芳艱苦卓越絕的秘密談判，出色的完成黨中央和周副主席交給艱巨而光榮的歷史使命，使四千多名軍官先后返回革命圣地延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先后擔任陜西省人民政府委員和西安市人民政府委員，中國民主同盟會委員，陜西美術家協會委員，中蘇友好協會常務理事等職。省，市人民代表，省，市政協委員。 陜西省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西安市民族事務委員會第一副主任. 西安市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第一副主席和各界代表會第一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管制委員會西安禁毒禁煙委員會委員.從抗日戰爭前夕到1958年5月20號病故前，一直擔任小皮院清真北大寺理事長。他始終堅定不移擁護中國共產黨，走愛國、愛教、愛民主的道路。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是一位熱愛社會主義的回族優秀代表，是中共黨史上和陜西歷史上知名人士，受到黨政軍和各界人士愛戴和懷念，大家親切稱他是陜西和西安回民領袖。他是中國共產黨最忠誠、最可靠的助手和朋友。

一、定  居
        馬德涵祖籍南京，其父馬玉堃幼年時參加了太平天國革命斗爭。1848年在遵王賴文光軍中擔任隨軍中醫大夫。扶王陳得才（陳玉成的叔叔）奉命西征時馬玉堃調于陳得才軍中擔任原來的職務。經南征北戰1864年（同治三年）進駐陜西以后定居在前所三坊（現小皮院），這時西安回族同全國回族正處在水深火熱之中，清政府不僅在回民居住地區“重兵防范”和“彈壓”而且法律上明確規定：“回傷漢，一以十抵，漢傷回十以一抵。”不允許回族信仰伊斯蘭教，在反動的政策煽動下，無故殺害回族事件不斷發生后引起各界知名人士和社會輿論強烈反對和憤怒，為了掩人耳目清政府命西安后補知府回民紳士馬百岑和陜西督辦大臣張芾為欽差大臣出面“講和”“撫安”。張芾在途中立即撕破“講和”和“撫安”的假臉面欲殺回民事件，使回民首領，任武、蘭明泰等人進一步認識到張芾反動本質，結束了他可恥的一生；馬百岑同任武、蘭明泰研究協議時群眾在轎中搜出：皇帝秘密手諭，手諭中寫到：“清留漢，不留回。”這手諭一針見血揭露清王朝反動本質。在未搜到手諭前社會上到處散布先殺回回，后殺太平軍，回回是太平軍內應。此事發生以前，西安官吏和民團首領梅錦棠、柏景偉已經變本加厲血腥回族并鼓動：殺回民無罪，殺回有賞。清王朝留漢不留回的反動政策使西北五省民族矛盾日益加深，“民族問題，歸根到底是階級斗爭問題。”以回族為代表的民族為了合法的生存權利。從1862年到1877年回民起義一直在前仆后繼的斗爭中，最后在同治七年爆發了西安回民起義，這次起義的革命火種先后點燃陜西和西北五省回民起義，回民起義雖然失敗了，但可歌可泣反壓迫、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萬古長存。同治年間回民起義是我國近代史上輝煌的一章。
         1868年（同治七年）正月初三馬德涵老先生出今天蓮湖區小皮院（解放前前所三坊）。這片故土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絲綢之路發源地，這片故土是中外馳名文化歷史名城西安中心城區之一。這片故土是如火如荼的革命陣地，造就以魏野疇，雷晉笙為首的陜西地區最早的中共黨組織，這片故土是氣貫長虹，造就以著名杜斌丞、楊虎成為代表愛國人士用滿腔熱血和錚錚鐵骨譜寫國共合作的革命篇章。這片故土是人杰地靈，人文會萃的故土。
        馬玉堃醫術高超，經常給勞苦大眾看病、治療，不僅不收錢和物，節衣縮食救濟勞苦大眾。勞苦大眾稱贊馬玉堃是“看時癥的好幫手”據說馬玉堃一生帶有兩個徒弟，回民著名中醫大夫馬仲良是其中一位。幼年的馬德涵在父親的教育下一邊在家中學習文化知識，一邊學習做人的標準和道德他隨父親經常深入基層親身了解勞苦大眾疾苦，在他幼小心靈中懂得愛什么，恨什么，懂得什么是善，懂得什么是惡，馬德涵先生次子馬毅回憶資料中寫到，我的家庭比較貧困，動產不動產都沒有，小學畢業時候家里常以洋芋充饑，畢業后，幾乎不能升學。又看到回民的小朋友多半和我一樣，吃不飽，穿破衣，很多都因生活困難而失學。父親一面教書，一面繪畫寫字，用微薄的收入維持艱難的生活。艱苦的生活，黑暗的社會使馬德涵先生從小就養成剛正不阿，急公好義的好品行。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他在父親的言傳身教下勤奮學習，不僅學好了文化知識而且喜愛詩詞、繪畫。千濤萬漉雖辛苦，吹進黃沙始到金。由于長期孜孜不倦學習和不斷努力為今后的著名畫家創造良好的基礎。他共有兒女八個。長子馬伯龍（別名馬夔）、次子馬毅（別名馬仲剛）、大女馬艷珍、二女馬麗珍、三兒馬鐸、四兒馬燦、三女馬凱珍和小兒馬敦。其姐馬德珍1958年4月病故終年94歲，姐夫白九皋，字云鶴，1953年病故蘭州。

二、反帝、反清、保路救國
        光緒十八年（1892年）在西安西關成立陜西省文童學校。凡本省武舉、武生、武堂都可以報名，經過射擊打靶和文化考試后，經過評選錄取了70名，馬德涵老先生是其中的一位。從陜西文童學校畢業后，1898年考入武備學校。從該校畢業后受他姐夫白九杲（字云鶴）的邀請，到四川擔任私人秘書和幕僚等職十多年（相當參謀）。
        其姐夫擔任汶茂縣守備（官名清朝祿營軍官，職位次于都司）游擊總司令。
        光緒二十年（1894年）馬德涵先生已經是秘密的哥老會“反清會”會員。同年考進四川陸軍軍官學校。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先后從四川陸軍軍官學校和四川高級美術學校首屆畢業，使原有繪畫藝術有很大的提高，軍校畢業即任同盟會混協旅教官。光緒三十年（1906年）經哥老會，“反清會”會員進步青年侯寶齋（字幫富）在成都秘密介紹馬德涵參加早期同盟會，在軍界宣傳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光緒三十二年1907年）任四川東鄉縣把總教練。宣統三年（1911年）5月初，滿清政府為了維持其搖搖欲墜的反動統治，變本加厲鎮壓和剝削勞苦大眾，以鐵路收為國有為幌子，實際出賣國家主權，清政府以借外債為名，秘密同美、英、法、德四國簽訂喪權辱國合同。同年5月20日合同生效，為了使喪權辱國的合同合法化清政府發布“鐵路收回國有”的命令。喪權辱國的合同激起湘、鄂、粵，川民眾強烈反對，保路斗爭實質是一場反帝、反封建、反剝削、反壓迫的斗爭，是一場愛國與賣國生死斗爭，在愛國是伊斯蘭教中一個主導思想精神鼓舞下，決心將反帝、反壓迫、反剝削斗爭進行到底，用實際行動保衛祖國保衛自己的家園。短短四天，四川六十四縣先后成立“保路同志會”會員發展到十萬多人。他和四川商會會長羅綸任“反清同志會”交際部部長。在此之前馬德涵同羅綸，張瀾等人關系甚密。四川、湖南、湖北、廣東等地工商界，教育界和各界愛國人士，同四川保路同志會會員和群眾一方面在四川總督府舉行聲勢浩大請愿活動，另一方，面各界人士派代表到北京清政府進行請愿活動。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商人罷市，到處是支持保路救國斗爭戰場。清政府不但不支持民眾的愛國行動，而且變本加厲血腥鎮壓請愿代表，制造中外馳名的“成都大血案”，保路斗爭面臨越來越復雜、尖銳的局勢，馬德涵先生同羅綸等人堅決支持“流血爭路、路亡流血、路存國存、保路救國”的戰斗綱領。馬德涵等人不僅沒有畏縮而且同大家立誓言，寫血書，表決心將保路運動進行到底。未發生保路斗爭以前馬德涵同羅綸、張瀾等人關系十分融洽。在工作上相互支持、相互諒解，體現了回漢一家。在反帝和愛國主義的思想上，大家自覺匯集在一起，為四川保路運動貢獻力量。鄧小柯等人受地下黨的委托，秘密同馬德涵等人一起宣傳聯蘇聯共，扶助農工的革命思想，秘密散發傳單，揭露清政府喪權辱國的罪行。利用擔任四川第一高、初兩學校中的體育教師地條件，向全校師生分別宣講保路斗爭的意義和目的，使師生們進一步認識到以四川為中心的保路斗爭，就是維護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斗爭。師生一致擁護馬德涵帶領大家一起投入到保路斗爭中去，大家克服了一切阻力，積極配合四川保路同志會，將保路救國進行到底。由于四川保路斗爭深得民心，所以得到全國各界人士包括清政府高級官員大力支持，合同遲遲不能生效。此時保路救國斗爭形勢一天比一天好，保路組織一天一天的在壯大，斗爭一天一天的在推向高潮，四川總督趙爾豐手忙腳亂不知如何是好，急的他無法收拾。在正義和社會輿論強大壓力下，清政府采取了兩面派的手段。一方面收回鐵路國有的命令，一方面暗地急調湖北瑞方軍隊，積極配合趙爾豐軍隊更變本加厲的撲滅四川保路斗爭的火焰。此時，四川總督趙爾豐，已秘密逮捕羅綸，浦殿俊，張瀾，馬德涵。此時，馬德涵在甘肅等地秘密聯絡各界人士，四川保路委員會和湖北革命文學會等組織，共同成立武裝起義指揮部。武裝起義指揮部成立標志著革命斗爭已經邁向新的歷史時期。
        湖南軍隊還沒有趕到四川，湖南總督瑞方就結束了他可恥的一生；四川保路斗爭是武昌起義成功的前奏曲。所以說，沒有四川保路運動，就沒有武昌起義的成功。四川保路運動是我國歷史上光輝的一頁。
武昌空虛，為武昌起義成功創造了有利條件。全國各地先后成立了軍政府，清王朝結束。甘肅軍政府成立，馬安良（同治年間回族起義主要首領馬占熬長子）任甘肅軍政府都督，任命馬德涵擔任參軍，后全力以赴支持馬安良整軍工作。整軍過程中遇到各種阻力，沒有按計劃完成，這時他收到母親的來信，信中說他胞弟馬友師在清軍反撲禮泉戰役中為中華民族和伊斯蘭教壯烈犧牲。馬友師是抗清名將馬玉貴騎兵隊隊長。他在西安料理后事中收到馬安良電諭：“任命馬德涵為甘肅軍政府咨議和寧、甘、青、康全軍總教練”。1912年（民國元年）他應甘肅總督軍馬安良邀請擔任甘肅傳習所主任。1916年（民國六年）他接受西寧總兵馬麒的邀請任“寧海軍”教官，在此以前曾任馬麒隨身副官。因此，馬家家族對他十分敬重，組織鑒定中清楚寫道：“馬德涵于回民軍隊馬步青、馬安良、白九杲、馬福祥、馬錫武等人左右，經常與回民上層人物等關系甚密，直到60多歲才退居西安，對國民黨表示不滿。”在各個歷史時期，他一直同馬家家族幾代上層人物關系甚密。根據時間的先后排列如下：
        西軍精銳軍第二代、甘肅軍政府總督馬安良任職后任命他為參軍；寧海巡防馬步全軍、西寧鎮守使、寧海護軍使、青海省第一任主席馬麒任職后，任命他為副官；青海省第二任主席馬麟任職后，任命他為國民黨騎兵第五軍軍長馬步青家庭教官和其夫人蘇步青美術教官。
        綏遠督統青島市市長馬福祥、馬安良、馬麒、馬麟、馬延裹，歷史上稱老五馬；馬鴻賓、馬鴻逵、馬步芳、馬步青、馬仲英歷史上稱小五馬。他們都是舉足輕重的歷史人物，天時、地利、人和為他營救中共西路紅軍創造獨一無二的優越條件。

三、神圣的使命
(一)背景
        革命的航船，象在大海的怒濤中顛簸、飄搖轉舵，正沿著新的航向前進，由中日民族矛盾和國內階級矛盾掀起的巨浪此起彼伏。1936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1、2、4三大主力會師前，鑒于敵情的變化中共中央軍委考慮提前執行“寧夏戰役計劃”，以三個方面軍合力奪取寧夏，打通蘇聯國際路線，以實現西北抗日新局面。我工農紅軍1.2.4三大主力會師前后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規定戰略總任務：“團結內部，聯合友軍粉碎蔣介石反共計劃。首先造成西北地區抗日局面，達到迫蔣抗日，停止內戰組成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動員一切力量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目的外，首先造成西北地區抗日的局面，最關鍵是中共西路軍占領，寧夏等地建立西北紅色根據地和抗日大后方打通我黨同蘇聯通道戰略計劃打通與蘇聯的聯系”。正如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指出：“打通蘇聯為實現抗日戰爭首先為實現西北新局面進行部分抗日戰爭之主要一環。”黨中央的軍事部署都是緊緊圍繞這一個環節所進行。為什么要打通蘇聯路線，因蘇聯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是毗連中國西北友好鄰邦，只有打通蘇聯紅軍和友軍才能解決戰略靠背問題，保持廣闊而機動回旋余地，建立鞏固的抗日戰略后方，否則我軍前面是日寇，蒙偽和蔣介石重兵；背后是河西四馬：馬步青、馬步芳、馬鴻逵、馬鴻賓的牽制，對日作戰開始就會處于腹部受敵；當時日本是軍事強國非常囂張不可一世，我們要進行長期抗戰不僅需要愛國的革命精神力量，而且需要大量的物質力量。我軍缺乏武器裝備和物質裝備，對抗日軍隊來說需要軍事經濟援助，蘇聯是唯一向我軍提供國際主義援助國家。中共西路紅軍打通蘇聯路線后，取得蘇聯的直接援助后不僅對親日派是一個沉重的打擊，而且對蘇聯人民切身利益息息相關。蘇聯當時面臨德國、意大利、日本法西斯的嚴重威脅，我黨關于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的戰略方針是中蘇兩國人民根本利益所在。蘇聯領袖斯大林和共產國際表示同意我中共西路軍從北方和西北方向接近蘇聯，西北方向接近蘇聯，造成西北地區的抗日局面離不開以下條件：一、整個紅軍的在大西北集中壯大；二、紅軍同東北軍、西北軍“三位一體”聯盟的鞏固，并從秘密的聯系狀態轉為公開狀態；三、掃清陜甘寧青四省馬家軍的軍隊，尤其是河西“四馬”馬步芳、馬步青、馬鴻逵、馬鴻賓的軍隊勢力，建立紅軍和友軍可靠戰略后方，從寧夏和新疆方向打通蘇聯國際路線，打破日本割斷中蘇聯系的企圖。給蔣介石的“進剿”部隊有力的打擊，粉碎其“反共”計劃。我三大主力在西北的集中造成橫跨黃河兩岸發展，打通蘇聯雄峙的戰略態勢。一個反共的蔣介石已有風聞如芒刺在脊，坐臥不安地返回西北后，立即親自部署西北“剿共”計劃。準備第一步組織通渭會戰；第二步組織最后“圍剿”。其設想是：集中五個軍的兵力，從會寧至固原一帶，由南向北分四路進攻，天上有美式新型飛機100架，地上雄兵百萬。企圖將紅軍主力壓進黃河以東西蘭通道地區一舉殲滅。
        三大主力會師的戰略企圖就是為了西渡黃河，先取寧夏，后取甘西，完成從兩個方面打通蘇聯的任務。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西北局會議在漳縣召開。會議內容確定東進和西進問題。會議上爭論很激烈，多數人同意西進。朱德將兩種意見如實的向中央作了匯報，四方面軍前敵指揮部遵照中共中央軍委和紅軍總部戰役部署決定，三十軍開至大蘆子地區，一方面秘密造船。另一方面尋找既能使大部隊好隱藏又是渡河的好渡口。隨著戰局的不斷變化渡河的問題刻不容緩，當年十月二十二日陳昌浩，徐向前電告朱德，張國燾三十軍在靖邊以南四十公里處虎豹口（現叫河包口）二十三日夜搶渡黃河。第四，第五，第三十一軍以運動防御敵人。十月二十三日“朱德，張國燾電令三十軍軍長程世才，政治委員李先念立即過河，九軍跟進如渡不成電令南敵繼續突進則以九軍配合南線擊敵。十月二十四日深夜搶渡成功。十月二十六日中央軍委致電：朱德，張國燾，彭德懷，九軍軍長孫玉清，政治委員陳海松，三十軍過河后，可以三十軍占領永登，九軍必須強占紅水以北樞紐地帶并準備襲取要北定營，等二三日證實胡宗南軍隊無北進攻意圖，再派一個軍渡河不遲。蔣介石知道紅軍從靖邊縣渡河一面派飛機，轟炸渡口，一方面嚴令各軍急速向會寧附靖邊前進企圖乘紅軍半渡截擊。紅軍既要渡江，又要慎防敵機的轟炸，每日晚上只能渡過千人左右。當時左路軍三萬五千多人，僅有第九軍、第三十軍、第五軍團、總司令部的直屬機關，此時敵人將渡口城堡牢牢控制（此時胡宗南的部隊從蘭州開往武威，馬步芳的騎兵從西寧北移目的裁斷我軍西進的道路。此外南面的敵人，也正向打拉池、海原、同心城豫旺一線進擊。企圖殲滅河東紅軍。西路軍從甘肅靖邊渡過。10月27日朱德、張國燾根據中央軍委26日電報精神指示，徐、陳“四方面軍除三十、九軍兩軍及指揮部已過河外，其余各部應停止過河。河東紅軍主力分布在麻春堡，官橋堡一帶，多次設伏引誘胡宗南軍隊未成。此時胡宗南的軍隊已到達打拉池、中衛等地打通增援寧夏軍隊的道路后將河東紅軍和河西軍隊聯系割斷。十一月一日朱德，張國燾在關南堡會見共產國際代表林育英后電示：“徐向前，陳昌浩云：蘇聯的物質已準備就緒，何時到達指定地點尚待通知”。河西部隊進寧夏必須有以下三個條件：1、單獨解決馬鴻逵，馬步青所部，2、海原戰役的勝利。3、弄清寧夏的地形、氣候、敵情條件。我們估計五、九、三十軍三個軍必須解決馬鴻逵，馬步青。海原戰役也有把握取得勝利。現在你們應加緊籌糧，制作冬衣，了解情況等準備工作，在勝利開展中完成新的任務。寧夏戰役不能如期進行徐向前、陳昌浩非常焦急。原因是：一、部隊過河時每人僅帶三四天糧食，此地荒無人煙，糧食、水等生活問題均無法解決，二、景泰一線地形開闊利于馬家軍騎兵行動自如千里之舟的駱駝都無法在此生存。過河紅軍2萬1千8百多紅軍官兵，徐向前、陳昌浩去電希望第四軍和三十一軍繼續過河，共同完成打通國際通道和建立紅色抗日根據地的光榮任務 ，四方面軍已被蔣介石所部攔腰割斷為兩截后喪失所有掩護陣地，喪失了虎豹口，喪失過河的條件，朱德、張國煮，帶領所部以后輾轉陜北。張國燾、朱德根據實際情況回電：徐陳二人渡河已經不可能，讓他們帶領已經過河的部隊單獨行動。根據三大主力會師后的情況，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召開擴大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張國燾為副主席，朱德、彭德懷、任弼時為主席團成員，委員共23人。同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將河西軍正式任命中共西路紅軍。任命陳昌浩為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主席兼政委；徐向前為西路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兼西路軍總指揮，王樹聲為西路軍副總指揮兼軍政委員會委員；李特為西路軍總指揮部參謀長和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常委；李卓然為西路軍政治部主任和軍政常委，曾傳久為西路軍軍政委員常委；熊同炳、楊克明、李先念、陳海松、鄭義希軍政委員會委員。寧夏戰役經過毛主席等人周密考慮后一個具有歷史意義戰略戰役。在1935年8月5日中共中央在毛兒蓋召開政治局會議。會議決議中寫到：“西北各省是中國反動統治及帝國主義勢力最薄弱地區，在地理上接近世界無產階級祖國蘇聯及蒙古人民共和國。這更是造成蘇維埃與紅軍發展的有力條件。”同時發表了“中央關于會后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1936年6月26日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在關于西征的電文中指出:“從總的戰略上看，無論站在紅軍的觀點上、站在紅軍與友軍聯合成立國防政府的觀點上，打通蘇聯解決技術條件，是今年必須完成的任務。打通蘇聯道路有二，一是寧夏及綏遠西部；二是甘（張掖）涼（武威）肅州（酒泉）”。時機一是夏秋，二是冬季。
        中共西路紅軍成立以后始終堅定不移的執行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指示“在敵后建立抗日根據地和打通國際路線的指引下進入了河西走廊后踏上了血海生涯的道路。從西路軍的組成到西路軍失利”中共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周恩來無微不至關注這支部隊的安危，從戰略全局出發，及時給予明確的指示和幫助。中共西路紅軍是寧夏戰役中一個重要戰略組成部分，中共西路紅軍是寧夏戰役的“前驅著”、“開拓著”西路軍吹響了寧夏戰役的前奏曲沒有寧夏戰役，就沒有中共西路紅軍的成立，就沒有該軍的失利：該軍的失利充分展現了一帶共產黨人甘心情愿為國家為民族犧牲一切的偉大品格，展現中華民族最優秀并具有鋼韌的血脈與傳承，展現了中華文化最為內在的向心力和最為旺盛的生命力。
        中共西路紅軍進入河西前周恩來走廊以后， 1936年5月2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回民工作指示”，指示中號召回民聯合蘇維埃紅軍，為回民的解放和創造西北地區新局面是黨和紅軍報其迫切的主要任務。同年8月，毛主席委派中共陜、甘寧省委書記李富春去寧夏，全力以赴籌備回民政府工作。為當年10月20在寧夏召開回民自治區代表大會做好準備工作，中共中央為什么要計劃寧夏戰役呢？1、為了抗日；2、建立抗日根據地；3、打通國際路線取得蘇聯等國家援助。當時斯大林和國際共產也同意中國工農紅軍北上，并答應相應提供武器和經濟援助。1936年9月11日，共產國際書記處電復中央：“同意你們占領寧夏區域和甘肅西部計劃。”同時，堅決指出：“不能允許紅軍向新疆方面前進，以免紅軍脫離主要區域。在占領寧夏區域以后，將給你們幫助”。中共西路軍在“打通國際路線和通道”和“配合第一方面軍奪取寧夏”的精神鼓舞下英勇的戰勝了不計其數的困難，積極配合河東紅軍的工作；河東的敵軍正在齊頭并進。全力向北壓迫。我河東的紅軍主力與河東的敵人形成相持局勢，這個局勢是一個重大的變化，意味著寧夏戰役推遲。徐向前、陳昌浩經過反復研究，認為此地不是久留之地，因為這里三面受敵背水作戰，不利于我軍隱蔽集結和運動。相反利于敵軍騎兵的突襲。紅西路軍堅守待機，勢必被動挨打，困難會甚一日。單獨北進取定遠營很難完成任務。第一、通過騰格里大沙漠至少需要四天以上的行取程。缺糧、缺水、缺駱駝。第二、蘇聯的援助軍需物資何時到達指定地點還是未知數，西路軍孤軍深入該地有極大的危險。徐、陳向中央詳陳面臨的實際困難。建議河東的部隊力爭按原計劃渡河。進行寧夏戰役。自秦以來這一帶是征馬嘶鳴，戰鼓如雷白刃交加的古戰場。中國漢族和回族為了保衛自己疆土屢屢同入侵匈奴統治者廝殺者。今天中共西路軍軍政委員會陳昌浩主席，徐向前布陣在這片古戰場上與馬家軍一絕雌雄。
        中國時局頗富戲劇的變化。同年11月8日黨中央和中央軍委認為寧夏戰役計劃也沒有執行的可能性。所以做出以下決定：一、放棄寧夏戰役。二、河東紅軍組成南、北兩路軍。由第一方面軍和第二方面軍組成南路軍，第四方面軍和三十一軍成北路軍，兩路軍進入山西迫閻錫山，蔣介石共同抗日。為什么放棄寧夏戰役呢？因為蔣介石回到南京立即撕破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決議，刻不容緩在西安指揮各路人馬加緊“剿共”使我黨同東北軍、西北軍聯合抗日新局面即將破滅。我黨考慮到重兵相見，陜北地僻民窮部隊缺吃少穿難以過冬，中共中央命令李維漢、李富春緊急籌集軍需物資。同時命令中共西路軍停止西進。南北路軍已經撤離陜甘寧革命根據地進軍至黃河后進入山西逼閆錫山、蔣介石抗日。1936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發電西路軍總部：當日徐向前、陳昌浩收到中央軍委來電：“胡宗南、毛炳文、王均各軍妨礙寧夏戰役的執行，我們正在考慮新的計劃。但河東主力將與西路軍暫時的隔離。單獨西進，消滅二馬，接近新疆是否有把握？如返回河東有何困難？”中共軍委從天時、地利、人和均不利我軍，馬家軍兵強馬壯，正規軍幾萬人幾十萬民團具多騎兵機動靈活后備充足。而我軍孤軍作戰供養極其艱難。放棄寧夏戰役不但是一個根本性戰略變化而且改變西北抗日局面的整個方針和部署，基于保密，黨的戰略方針和部署的改變，沒有向徐、陳透露。所以徐向前、陳昌浩不知放棄寧夏戰役的目的，所以進退兩難，拿不定主意，立即召開軍政委員會議討論。西路軍軍政委員討論前河東敵情發生了變化，蔣介石增兵已至，并在寧夏重要部位增兵防范。陜甘區軍糧已告罄盡，籌糧籌款、籌棉、擴紅軍報其困難，數萬紅軍缺衣少食，嚴寒難度。會議一致同意徐向前以下意見：“1.西進能解決西路軍的戰略靠背問題；2.拿到蘇聯援助的武器和物質；3.回過頭來打馬家軍易如反掌；4.對河東的紅軍和友軍能起到有力鼓舞和策應作用。如果我們現在返回河東，敵人已將黃河東岸封鎖，東進和西進兩者比較，東進的困難更大。”會議一致同意西進。會后立即給中央軍委和紅軍總部回電：“我們有把握消滅二馬。”中央軍委隨即回電：“同意向涼州前進，新疆接濟正準備中。”中共中央書記處同時復電共產國際；“已令西路軍依照國際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之方向前進，首先占領涼州地區，先后向肅州前進，并望國際準備接濟物資。1936年12月27日，中共軍委電告西路軍稱“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前途甚佳”。這自然包括西路軍的前途甚佳。在此以前，中共曾電示在南京的潘漢年轉告蔣介石，西路軍東進并非增援西安。而是就糧困難。如蔣介石令馬步芳停止進攻，讓出涼州及其以西各城，讓該軍有糧有食即停止進攻。如果以為蔣介石可以騙過去，那就太天真了。中共西路軍進入河西走廊沒有根據地作堅強的后盾，始終孤軍做戰，外無援兵和軍需物資。在敵強我弱條件下，我軍遭受到最慘重的失敗。從此中共西路軍紅軍踏上血海生涯的道路。
        這是一段失敗的歷史、屈辱的歷史、悲壯的歷史——中共西路軍兩萬多指戰員幾乎全軍覆滅。中共西路紅軍喋血河西走廊，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中遭受到最嚴重、最悲慘的一次挫折。兩萬多官兵的鮮血、淚水灑滿了雪山、祁連山、戈壁灘…..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二日西路軍集結在臨澤，高臺地區后，馬步青、馬步芳所部五個騎兵旅，兩個步兵旅及炮團、民團在飛機、大炮掩護下蜂擁而至，在前敵總指揮馬元海指揮下先以部分兵力牽制倪家營子的主力，然后集中兵力猛攻高臺。浴血奮戰紅軍一月二十日遭受失敗。軍長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楊克明、師長葉崇本和兩千多紅軍官兵除少部分突圍外，全部壯烈犧牲。我軍冒著九死一生的危險從倪家營子突圍出來，現在重返倪家營子。西路軍前委意見不統一，二十日西路軍電告中央軍委：“敵騎日夜接近，步炮集中日夜交戰，西路軍不戰勝此敵，必有極大的犧牲。西進不可能時，東進亦不能，請中央軍委派八個團以上兵力，西進向涼州地區進攻，救援西路軍”。徐向前說我們現在人困馬乏，還有啥力量建立根據地，我們好不容易突圍出來，現在要重返不是自取滅亡。陳昌浩堅持返回倪家營子，在龍渠會議上陳昌浩獨斷專行宣布重返倪家營子。這時中共中央來了電文：1、圍守50天；2、我們正在用各種方法援助你們，陳昌浩高興的在收文本都沒簽字，他認為東進是正確的決策。決策之花是否結成勝利之果。1937年2月27日重返倪家營子雙方在血海中苦苦廝拼中，西路軍重返倪家營子后馬家軍的圍攻越來越猛烈。在此以前該村屯洗劫一空，所有房屋圍墻斷桓殘壁，給我西路軍防守帶來了難以想象的困難。傷亡慘重待援失望，我軍面臨全軍覆滅的命運。陳昌浩在血的教訓中認識到重返倪家營子是失策。軍政委員會一致同意再一次突圍向祁連山轉移。開始做最后出山準備，準備著破釜沉舟，不死就要活著出祁連山；死了，死的壯烈、光榮。
        中共西路軍政委員會在石窩召開最后一次會議時，寒風肆虐，雪飛石裂，雷鳴電閃天氣越來越陰沉，傾盆大雨越下越大。從會議到宇宙到處充滿了悲涼、凄涼。陳昌浩宣布西路軍已經失敗，無法完成中共早期賦予的打通國際路線和在甘西建立革命根據地的任務時，久歷沙場上戰將都淚落紛紛。盡管宣布前部知道事態的嚴重，卻總希望失敗不是事實，總希望回天有力，失敗一旦被正式確認，就很難承受得了。但大家都知道全軍處在九死一生中，個人也處在九死一生中，陳昌浩的聲音非常沉重，像是背上壓著個大磨盤，將他壓的氣都喘不過來，講話極其艱難。聲音疲憊嘶啞，像似一個無油車吱吱呀呀地非常艱難的推進。他用極其沉重、悲傷語言宣布中共西路軍失敗的事情后。在他和大家心靈上和精神上造成創傷難以描述，這既是中共西路軍的悲劇也是兩萬一千八百多紅軍官兵的悲劇。也是中國工農紅軍的悲劇。1937年3月12日中共指示：“要西路軍保存現有的力量，根據情況一是沖向內蒙的邊境，一是分散打游擊。全體紅軍官兵知道這個決定后個個如泣如訴，心如刀絞，黨中央關心西路軍密切關注西路軍指揮西路軍的行動，在西路軍處境危急時中共中央全力進行援救工作，發出了許多重要指示。”當援西軍正在千里之外正急行軍途中，西路軍已經降下沉重、悲壯而凄艷的腥紅色大幕，援西軍止步駐軍甘肅鎮原。救兵如救火，援西軍在幾千里以外，無法等待，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完成了歷史使命，同時成立西路軍工作委員會。領導人李卓然、李先念、李特、曾傳六、王樹聲、黃超、熊國炳等，由李先念統一負責下立即分散突圍打游擊。這時天空雷鳴電閃，雨越下越大，風越刮越厲害，雷為西路軍失敗悲嘆，雨為西路軍失敗所悲壯而痛哭流淚，風為西路軍失敗所淒殘送行。失敗并不是悲劇的結束，而是悲劇的延續；由于各種各樣原因西路軍不僅沒有完成執行打通國際路線的戰略任務，而且全軍失利，四百多人經黨中央營救，回到了新疆，近萬名為國捐軀，一萬多人被馬家軍俘虜，其中有團上干部19人。西路軍黨委在被迫無奈的情況以下決定：1.我們打不過敵人只好分散；2.陳昌浩、徐向前返回陜北匯報情況；3.其余官兵由李先念等負責打游擊，西路軍工作委員會決定將所有部隊編為三支游擊隊，王樹聲領導左支隊，畢占云領導中支隊，李先念、程世才領導右支隊，各支隊根據戰況分散突圍。在人生的長海中，每一個人都有進退兩難的時刻，它強迫你必須當機立斷做出抉擇，選對了，進天堂，選錯了，墜入地獄。陳昌浩平生第一首詩“兵敗抒懷”，“壯志匡神州，拔劍斬妖氣，勇士戰場死，祁連葬英魂”，十六年后，千秋論功德，萬事任沉浮，征途多歧路，更布荊與榛。徐向前元帥今天回憶這段往事時說：“兩萬多西路紅軍幾乎遭到全軍覆沒的命運，在我軍歷史上絕無僅有。回憶這段歷史確有不堪回首當年之嘆！回顧歷史，既容易又很難，說容易，是因為歷史上的事，自己親身經歷過寫出來就行。說難，則是因為你經歷過東西，不見得就是全局掌握和深刻理解的，不僅需要大量的歷史資料的印證補充而且更重要的是，必須運用唯物辯證法的觀點去分析、去概括，得出合乎歷史本質內容的結論來。歷史現象紛繁復雜，蛛網交錯，要實事求是，忠于歷史，反映歷史的本來面貌，達到借鑒過去教育后人目的，很不簡單，是要花大力氣的，西路軍的問題也不例外，總之，歸根到底歷史是復雜的，人也是復雜的，歷史是人創造的，人不能脫離歷史”。
        中共西路軍失利后，黨中央和毛主席、朱德、周恩來等領導人萬分著急，一方面主動用電訊聯系，一方面中共中央決定由周恩來向國民政府提出和平解決河西戰役和紅軍改編國民革命軍等問題。馬家軍不但不理睬，而且將紅五軍、政治部主任楊克明、參謀長劉培基、軍長董振堂的頭顱送往西寧驗證。董振堂是紅軍中的一代名將，出生在河北新河縣，他任一方面第五軍軍長；幼年投入馮玉祥部隊5年內由于善戰從一位見習排長升為革命軍中將，董振堂所在部軍隊編為25師73旅后調到江西寧都圍剿紅軍。1931年12月14日董振堂帶領1萬7千多官兵發起馳名“寧都起義”后全部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后改編組建紅軍第5軍團，他被任命副總指揮第13軍軍長（這是西路紅軍第五軍的前身），毛澤東主席對他十分敬佩，親自批準他參加中國共產黨，在著名瓦窯堡會議上毛澤東特別強調：“從地主資產階級的營壘中變成紅軍董振堂，成了堅決革命的同志，”在西征之前，他認為失策并向毛主席、朱德寫信要求中央將部隊調回，可惜毛澤東等人沒有收到信。馬步青中校軍需處主任芝鐘靈證明材料寫道：“那時候傳說5軍軍長董振堂給馬步青寫了一封信中說，紅軍不占武威，僅僅通過到新疆，不打擾武威。”芝鐘靈的回憶是真實的，董振堂給馬步青寫信如下：
馬師長均鑒：
        紅軍此次西行，絕非與師長不二，實為假道西征，打通國際路線以達到抗日之目的。想馬師長當年與紹仲（董振堂字）同在馮先生屬下共事，往日之情歷歷在目。望與師長以抗日為大義，讓出一條路，紅軍也不主動出擊。
順致
大安
        馬步青當年同董振堂都在孫連仲部任職，看到董振堂的信，知道紅軍目的不是打涼州，而是借道，懸著的心也就放下來，因此馬步青沒有派部隊在武威打仗，事后馬步芳不答應，出兵截擊。黨中央一直同蔣介石交涉，要他下令二馬停止對我西路紅軍的進攻，可是有什么作用呢？蔣介石是一個玩弄兩面派老手。他一面明令停止，暗中又命令消滅我們西路紅軍，他利用二馬消滅西路紅軍，這樣不僅消滅紅軍，而且消耗馬家軍軍事力量達到一箭雙雕的作用。同年12月12日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西安事變解決的好與壞，直接關系到中華民族的生存，關系到各黨存亡……，中國共產黨為了中華民族的和各黨派生存，為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委派周恩來為首的代表團到西安后，立即在楊虎城、張學良公寓等地分別召開各種形式座談會、講演會，在各種會議上馬德涵始終堅定不移擁護中國共產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方針。他應陜西國民政府秘書長杜斌丞等人邀請積極參與起草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協議書。協議書生效時，他作為列席代表出席雙方簽字儀式。在此前后，周恩來多次到馬德涵家中秘密會談國家大事。（西羊市49號，現在改為51號，借住馬子健過廳、西廈、東廈房）通過事實周代表對馬德涵先生急公好義、言行一致的品德深感敬佩。
         (二)談判
         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周恩來正在日夜奔波于延安和西安之間，一方面為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殫精竭慮，一方面為營救中共西路軍夜以繼日的作。                                             

         1937年2月，周恩來同國民黨方面多次談判中，始終將停止進攻西路軍問題作為一項重要內容，國民黨談判代表顧祝同等人不能阻止馬步芳、馬步青對西路軍進攻時，2月27日周恩來給中共中央書記處電報中明確提出：“紅軍只有自己增援西路軍。”當日中共中央決定：“以紅軍四軍、三十一軍、二十八軍、三十二軍及騎兵團組成。以劉伯承為司令、張浩任政委、左權為參謀長、劉曉為政治部主任“即日開鎮原待命，準備附工兵連為先遣隊，搶占鎮原渡口并督造船只外，主力兩個軍限三號準備完畢，四號開始行動”。對西路紅軍進行援救。這時西路軍面臨著全軍覆滅的危險，不斷向黨中央告急，請求急速派兵援救。這是中共中央在特殊情況使用的一種萬不得已的選擇。此時，我黨同蔣介石的談判已進入關鍵階段，國共合作協議即將達成，一著不慎就會給蔣介石以借口，掀起內戰，危及全民族的生存。然而，中共中央對援救西路軍的舉措左右為難。起初，總想通過談判解決，后因效果不明顯，才主建援西軍，為了不給蔣介石以破壞和談挑起內戰的借口，特意給彭德懷、任弼時、劉伯承、左權拍發了電報。電報中明確指出援西軍“增援之實行程度，必須服從以下原則”。
         1.不影響和平大局，因此增援部隊開始行動，周恩來即告顧祝同請求原諒，如不影響和平，則實行增援，否則中道而止，而將增援部隊位于西峰、鎮原地域。
         2.不使援軍又陷于困難地位，因此在取得南京諒解，而我軍西進時，只能控制黃河一段，調動二馬，接出西路軍，共返東岸，不可西進，因為西進是不會生存的。同年三月十八日周恩來在代表國共談判雙方起草一個談判總結，送交蔣介石作最后決定時，堅持將“在河西走廊令馬步芳、馬步青停止對西路軍的進攻”問題寫進去，經過周恩來艱苦卓越的努力和對國民黨上層人物施加壓力，使西路軍問題有所緩解。
中共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周恩來，在西安親切同馬德涵和國民黨高級官員趙守鈺進行交談，委托他倆秘密同二馬商談關于中共西路軍被俘官兵問題；再次之前，周恩來親自召開黨內外知名人士會議，出席會議人員有：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黨代表林伯渠和八路軍辦事處秘書長張文彬、中共陜、甘、青特別工作委員會書記吳鴻賓和陜西國民政府秘書長杜斌丞。會議經過反復研究，一致認為馬德涵先生唯營救中共西路軍最理想、最合適的最佳人選，并且同意馬德涵為營救中共西路紅軍的神圣使者。周恩來親自將馬德涵接到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向馬德涵詳細地介紹西路軍的處境后，同時將教導團500多紅軍高級官兵被扣押也做了特別介紹，并提出欲請馬德涵擔任特使的想法，馬德涵慷慨應諾，并自豪地說：“既是周先生的委托，我應義不容辭，我雖年過花甲，但此事沒有什么可說的，我敬佩中國共產黨，這次西安事變圓滿解決，人所共知，共產黨不記仇，明大義，救民族于危亡，團結民眾抗日。周先生為人處事我非常敬佩。這次蒙您如此信賴我，不要說擔風險，就是為此事豁上老命也應該值得！周先生，古人說的好，士為知己者死”周先生緊緊握著馬德涵的雙手，語重心長地說：“馬老，一切都委托您，不管對方提出任何條件，都可以答應，我們唯一的條件不要殺害我們官兵。”
        黨中央、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對西路軍的生死存亡十分關注，一方面急電在西安事變首席談判代表周恩來，強烈要求蔣介石下令二馬停止對我西路軍的進攻，一方面中共中央愿意同馬步青、馬步芳講和，經濟上不惜一切代價，設法保存和營救中共西路軍的官兵。同年三月二十七日張聞天、毛澤東、朱德、張國燾聯名再次致電周恩來、彭德懷、任弼時，指示為解救西路軍危局與馬步芳、馬步青“講和”中共中央愿意以十萬到二十萬之款請二馬停止對中共西路軍的進攻。要求“以最快的速度辦妥此事”。我西路軍在河西走廊失利以后，蔣介石十分得意特意委派西安行營中將參謀長肖政平于同年4月27日專程赴青海嘉獎“二馬”官兵。
        按照中央有關營救西路軍最新指示，營救談判工作全面展開。黨組織為了照顧馬德涵先生生活問題，同意蘭州商人馬憲民，照料馬德涵先生（他同馬德涵先生在教育廳同過事。吳鴻賓對他了解。）
謝、伍致洛甫同志電 (1938 年 3 月 3 日〉
洛甫同志 :
      ( 一〉過去西路軍失敗的同志 , 二十歲以下的青年約四百余 , 編為工作〔兵〕營 , 現在甘洲〔州〕一帶修路 , 困苦極了 , 許多因受凍連腳趾都掉了 , 請中央設法營救。于一軍口口中 , 都有我們少數同志想歸隊 , 而不可得。若向他們要人時 , 即說無那些人 , 我們跟他們另外調動 , 或給以不好的對待 , 向無確報。
      ( 二 ) 青馬態度很壞 , 派了許多便衣到各地搜查我們同志 , 據多數人傳說 : 被殺死者仍不斷發生。青海來人說 : 被俘虜的 , 殘廢及病的都殺了。他部下的軍官談z日本來士無甚問題 , 如果紅軍及蘇聯的兵來了那就了不的〔得〕。對我們極仇視。有位高固亭 ( 即高金城一編者 )者是醫生 , 馮玉祥時的醫院院長 , 頗有社會地位 , 很同情我們。他在甘洲〔州〕福音堂開醫院 , 幫我們收容了一部分同志。因他過于熾忱 ,引起馬家的仇視 , 因〔于〕正月三號他被秘密槍決。3我即要同朱紹良長官談此問題 , 結果再告。
謝、伍   

         3 月 3 日自一切準備工作就緒于1937年2月馬德涵與紅軍談判代表張文彬及陪同人員馬憲民一起乘張學良飛機赴蘭州，住在東關云發客棧內，臨行時黨組織告訴馬德涵先生到涼州后，在北門外海藏寺找地下工作者，詳細告訴接頭暗號和地下工作者穿戴，將西路軍被俘情況、河西戰役情況，同馬步青談判情況及時告訴地下工作者，他用電報告訴西安地下黨組織。臨行前周副主席特意委托馬德涵給馬家軍各位領導各買厚禮一份，一切費用都是黨組織提供，營救工作是一件秘密任務，對外則宣稱馬德涵先生在蘭州、甘肅舉辦個人畫展。馬德涵曾在甘肅教育廳任第二科長。打聽到青海駐蘭州辦事處。向值勤人員說：“我是你們馬步芳軍長和師長馬步青、馬步芳父親的好朋友，是馬步青的教官，因十年前蘭州商人同我訂過合同，所以他們今天將我接到蘭州游玩，我利用這個機會看看我的學生。”值勤人員立即用電話聯系，馬步青用小汽車特意將他接到涼州，在途中，此時天宇晴朗，凈無云翳，月明星稀，使師生談聲笑語，徹夜暢敘分別之情，到了駐地后，他將馬德涵安排到河西旅社（該社實際上是馬步青騎兵第五師招待所）暫時住下來，對馬德涵生活安排十分周到。。馬步青特意看望馬德涵先生，兩人又暢談分別之情，他說：“老師您這么大的歲數到涼州干什么？”馬德涵說生活困難，在此辦畫展掙一點錢，他說老師畫的畫雖有點名氣，但這里人不懂得藝術，勸老師不要辦了，生活上有困難學生盡力幫助老師。師生暢敘深夜。對馬德涵生活安排十分周到。第二天在司令部為他接風洗塵，特意舉行宴會。大廳中央墻上鑲著一塊白色的大理石，上面寫著唐代詩人王翰的代表作品：“《涼州曲、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黑字，白底，藏藍色的邊將大廳點綴得更寬敞更明亮。和煦的陽光照滿了大廳，增加了春暖花開的氣氛，宴會結束后，師生在大廳談到此行的任務和目的，喜笑顏開的馬步青的面孔立即沉下來，此時天氣慢慢陰暗起來了，陰暗得像一只大黑鍋將整個天空罩起來，歷史上稱馬步青、馬步芳是野馬，性情殘暴。他大聲吼叫你是共產黨派來的奸細，不是看在你同我們家族的關系上非殺你不可。他一邊安然地看著桌上的報刊，一邊喝著茶水。等馬步青心平氣和后說：“子云，我今天不顧年邁到這里來，是看得起咱們家，看得起你這個學生。我同你父親、叔父、伯伯是世交，擔任你家庭教師三年多，深知咱們是一個明事理、懂教義、重情義的家庭。我們要屯牙上（阿拉語社會上）要多做兩世的善事，吉慶的事。我今天的目的是營救中共西路軍官兵。我營救、你釋放都是兩世善事、吉慶的事。在未釋放前改善他們的生活條件同樣也是兩世善事、吉慶的事（伊斯蘭分為今世，后世復生）我們的宗教是一個主張和平，仁愛、寬容的宗教。今天國共兩黨合作抗日，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是寬容的結果，寬容是我們民族的優良傳統，寬容也是我們伊斯蘭教的品德，它體現我們伊斯蘭素質和修養，體現我們伊斯蘭文明的標志。所以你剛才對我大發雷霆，我默默不語，因為默默不語也是寬容的表現。人家紅軍在最不拔的時期（阿拉伯最困難的時）贈送咱們三千只炮和二十萬銀元讓我們救濟災民這個行動是寬容的表現事實證明了人家紅軍是真心實意同我們談判解決問題。；一日為師終身為父‘老師奉勸你好好想一想。”
        馬步青同意和紅軍代表進行秘密會談。第二天，馬德涵、馬步青、張文彬在司令部秘密會談。雙方成達協議后，院內的桔草爭先恐后蘇醒、發芽，她們悄悄的，興奮的說，歡迎會談，樹上小鳥展翅飛舞在天空上歌唱，歡迎使者，歡迎使者，太陽今天特別暖和，天氣特別晴朗……給人們一種萬象更新心情。張文彬悄悄離開涼州，他倆繼續交談，他說軍權雖然掌握在弟弟馬步芳手中，但他盡一切力量勸說弟弟不要傷害紅軍官兵，在自己管轄范圍中可以保證不殺害紅軍官兵，事實證明實馬步青給馬德涵答應事情基本做到。黃番寺被圍困紅軍官兵已經解除了武裝，他管轄的被俘紅軍除女紅軍分配全自己和部下當妻妾外，皆未殺害和活埋。馬步青答應如數釋放被俘紅軍和收編紅軍工兵團，童子軍返回西安。曹晉杰在周恩來與西路軍命運中寫到：“周恩來先是通過西安著名人士杜斌丞的關系，找到中國回教救同會組織部部長中共地下工作者吳鴻賓（回族）,由吳鴻賓牽線請出閑居西安的馬步青老師馬德涵，周恩來用張學良飛機送馬德涵到涼州，當面向馬步青轉告周恩來的意見，要他們不要傷害被圍紅四軍指戰員，要槍給槍，要啥都行。一周后，馬德涵返回西安告訴周恩來，馬步青將被圍的紅軍解除武裝。遵照馬步芳的命令送青海服苦役，未加傷害”原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第二屆處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擔任機械工業部部長周子建在中共中央營救西路軍被俘與失散人員概況資料寫到：“一九三七年初周恩來準備派一名和馬家軍有關的愛國人去河西了解情況并營救西路軍”后得知西安馬德涵先生是一位正直的愛國宗教人士和馬麒（馬步青、馬步芳的父親）馬麟（二馬的叔叔）有一定的關系（馬德涵給馬步青當過教師）于是通過西安著名人士杜斌丞和在西安地下工作者吳鴻賓同馬德涵聯系。馬德涵慨然應去河西談判，隨后周恩來親自幾次同馬德涵見面，告訴馬德涵要緊的是要盡一切可能保全紅軍指戰員生命。同年2月馬德涵已舉辦個人畫展為名到達涼州會見馬步青。馬德涵向馬步青詳細介紹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和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情況，提出盡快放回所有被俘紅軍人員。馬步青迫于形勢答應可以解決并介紹去甘州找韓起功（一百師三百旅旅長）談判。”
馬德涵和馬步青進一步商談具體事情后，馬步青給駐張掖一百師三百旅旅長韓起功寫了親筆信，韓起功看到上級親筆信對馬德涵十分熱情，答應立即辦兩件事：1、改善被俘虜紅軍生活；2、將武裝看押改為一般看管，在張掖的第二天，涼州日報報導優待紅軍的消息，他將該報通過地下關系送到紅軍駐西安聯絡處，他和韓起功商談黃番寺五百多官兵（其中有西路軍等主要領導人），韓說：“這五百官兵已送往青海未將傷害”。他充分發揮即合法、又特殊的身份先后到張掖，涼州管押所。管押所高墻聳立，冰冷的兩扇鐵門像一對閻王殿兇神一樣，值勤人員個個是一幅冰冷面孔，個個像惡狼一樣兇惡，這是當時社會一個縮影——冷冰、殘酷無情，給人類處處感到雪上加霜，馬德涵懷著樂極生悲的心情走進押管所從里傳來蘇武牧羊歌曲：蘇武，留胡節不辱，雪地又冰天，窮愁十九年，渴飲雪，饑吞毯，牧羊北海邊。歌聲中充滿屈辱仇恨，他們沉重、悲傷、堅強聲音唱出蘇武牧羊歌曲將革命精神和民族氣節緊緊聯系在一起，他來到在人群中間悄悄而堅強說，我受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周恩來的委托，專程來看望大家，黨中央正在千方百計通過各種渠道營救大家，大家要多保重身體，聽完后大家無比激動爭先恐后同馬德涵老先生一一握手，用這種方式密切黨群關系，大家揮手向他告別時許多人流下淚水，離開管押所時蘇武牧羊歌聲又唱起來。被俘的西路紅軍沉重、悲傷、堅強的聲音唱著“蘇武牧羊”蘇武，這歌聲時起時伏使人感到有種不可理解信仰深深埋在沉郁旋律中。她從二千多年前發出音響，帶著遠古氣息和今天西路軍心溝通在一起，這支歌像一個嚼夠了生活苦累，嘗透了人世辛酸的老人，在向人訴說她將西路軍指戰員和人們帶到一種美麗而恐怖的虛幻世界。那時蘇武在漢武帝元年以中郎將持節出使匈奴，被扣迫降，寧可玉碎，不可瓦全蘇武囚于地窟往北窟，飲雪水，吞毛毯，堅貞不屈，流放十幾年。兩千多年的歷史歷歷如在今天。蘇武的遭遇緊緊和西路軍遭遇連在一起，留胡節不辱和只要主義真緊緊連在一起，連年征戰、尸骨堆山、血流成河，狹巷短兵相接處，殺人如草，不聞聲。這是歷史的寫照和當時社會的縮影。馬德涵懷著沉重的心情一步挨著一步走進醫院，看到有戰士橫七豎八睡在冰冷潮濕的地上，有的傷員不斷發出呻吟，有的疼痛坐臥不安，有的頭部受傷處鮮血不斷從繃帶中流出，看到這一切他心像亂箭穿心走到傷員中間悄悄而宏亮地說：“我受周恩來副主席委托專程來看大家。黨中央正在千方百計通過各種渠道營救大家，大家要多保重身體。這幾句話像春風一樣將指戰員心中的一切悲傷、痛苦吹散”黨中央在千方百計通過各種渠道營救大家像春風一樣吹進西路軍指戰員心中。傷員聽到霍然挺身坐起來爭先恐后用雙手緊緊握著馬德涵先生雙手，淚水不斷從繃帶縫隙流下來……后面有一位頭部受了嚴重外傷紅軍艱難走出緊緊握著馬德涵先生雙手，激動話都說不出，好久他才認出這就是徐小沛同志（解放后54年擔任東海艦隊政委）懷著樂極生悲的心情一步挨著一步離開人間地獄！管押所和醫院是禁止看望的地方，尤其是韓起功負責涼州更嚴，更厲害。當地有這兩句諺語：“死人怕飛機場，活人怕韓旅長”，但值勤人員知道馬德涵先生同馬步青等人不但有師生關系，而且有家族關系，所以同紅軍在交談過程中不大干涉，給他創造優越的條件。他返回涼州后，馬步青才向上級馬步芳報告馬德涵來涼州情況，馬步芳回電，同意馬德涵先生住在涼州，讓哥哥熱情接待，為了利于工作，馬德涵借故有駐軍經同意搬到涼州交際處樓上。深夜，他在交際處房內向黨組織寫情況匯報。此時張文彬和趙守鈺從西寧秘密來到涼州。他們叁人在交際處樓上默默的相互打了個招呼。深夜馬德涵向張文彬將所見所聞的做了書面匯報后，相互遞交情況，并將交際處處長李蘭軒介紹給張文彬，大家彼此交換了有關西路軍情況，第二天他倆離開涼州，臨走時張文彬讓馬德涵抓緊辦理營救工作。營救方案可參照西寧方案辦理。在哪種艱難復雜的歷史條件下韓起功答應馬德涵改善西路軍生活條件和政治條件，是一件不容易辦到事情。馬步芳、馬步青為了阻止馬德涵為我黨工作，任命馬德涵為涼州土藥、稅收局局長，馬德涵借故他們叔父馬麟從麥加朝覲歸來，在西安有要事研究，婉言謝絕（實際上是脫身之計）住了半個多月，此行任務達到預期目的，他向馬步青贈送鐘表等七件禮品，作為告別，馬步青收到禮品很有禮節回贈馬德涵老師四萬塊錢。師生告別時又將營救工作做了進一步商談，馬步青依依不舍將他送到汽車上，揮手告別，（首次出色完成營救任務，馬德涵返回蘭州后，張文彬代表黨中央在蘭州專程迎接馬德涵，對他首次出色完成營救工作非常滿意，他說馬老任務完成很好。（剩余一百多元，馬德涵先生多次將剩余的錢交給周副主席、周副主席不要，最后贈送給馬德涵。）
（三）家  宴
        經黨中央和馬德涵先生，趙守鈺等人艱苦卓絕的工作使西路軍極其惡劣的條件有良好的改善。同年四五月，青海省主席馬麟從麥加朝覲歸來。住在西安天安棧（原大麥市小學旁邊）做暫短的休息，馬德涵受周恩來的委托專程看望馬麟，馬麟親切同馬德涵在盡情交談，馬德涵說：“勛臣史真乃穆民虔誠子弟，不顧春秋已高令人敬佩。”馬麟說：“這次到麥加朝圣，總算還了我多年的心愿。西安許多清真寺，這次也好好看看。”暢敘完，馬麟愉快的接受了馬德涵的宴請。為了辦好家宴黨組織和周代表作了周密安排。特意在西安有名回民炒菜館天錫樓包一桌十分豐盛的飯菜（現叫群力飯館）。這一天，馬德涵先生借住知友，馬子健（馬子建擔任秦隴軍政府參議；國民黨寧夏護軍署秘書；甘肅靜寧縣縣長，群眾稱他馬縣長）過廳，東、西廈房各一間。在過廳房舉行隆重和諧的家宴。由馬德涵做東宴請有，國民黨青海省主席馬麟，國民黨青海省政府秘書長譚克敏，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周恩來，駐西安八路軍辦事處黨代表葉劍英，陪座有彭德懷，周恩來機要秘書張文彬，陜、甘、青、特別工作委員會書記吳鴻賓，馬德涵親切向雙方作了介紹，當介紹周恩來時，周副主席穿著一套即合體又樸素的深銀灰色呢制的中山服，濃眉如雁翎高聳、雙目似惠星四射，給來賓留下威武、和善、嚴謹、開朗，周恩來落落大方邁著矯健步伐從里屋走出來，一張可敬可親笑臉向大家走來，親切握著馬麟雙手和藹的說：馬主席朝覲歸來，一路辛苦了……。馬麟身穿干凈潔白的白色外套、黑色馬夾干凈、利落的小山胡將一雙有神的眼睛襯托的更加有神，他很很有禮節說：周先生見到您很高興很榮幸。大家在團結的氣氛中邊吃邊談。周恩來用沉重語氣說：我們中華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時刻，全民族各黨派團結一致，浴血奮戰一致對外將日本侵略者趕出我們家園……。馬麟立即回答說：周先生言之有理，我非常佩服，周先生請您放心我是中國人，一定為國為民族盡自己的微薄之力，周恩來聽后非常高興的說：“我們誠懇希望馬主席為中華民族，為伊斯蘭多做貢獻，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不會忘記您這位老朋友”。馬麟說：“周先生言之有理，我馬某甚為欽佩。”周副主席說：“我們誠懇希望馬先生多為中華民族和伊斯蘭多做貢獻，共產黨不會忘記你這位老朋友。”馬麟說：“周先生，我一定為國、為民族盡自己的微薄之力”。馬麟看在馬德涵先生交情上，答應回到甘、青后查清被俘紅軍人數，設法送回。家宴在團結、友誼的氣氛中進行兩個多小時，圓滿結束后，大家仍化裝好分別離開他家。這既是國共兩黨上層領導商討共同抗日家宴，又是營救中共西路紅軍宴會。
        當時馬麟回到西安后，還在小皮院清真寺舉行過歡迎會。馬麟給楊虎城送了藏紅花等禮物，楊虎城宴請了馬麟，周恩來也曾通過馬德涵希望能參加歡迎會，但“馬麟再四不敢周代表的駕”，只好作罷，后來，吳鴻擯1周恩來的指示想去西寧了解被俘紅軍的待遇情況，為了取的合法身份，馬德涵便再次把吳鴻賓保薦于馬麟，希望能在西寧給吳找個事做，馬麟隨即當面吩咐譚克敏給馬步芳寫信，推薦了吳鴻賓。吳帶著馬麟的信，去西寧與馬紹常取得了聯系，見了馬步芳，進一步了解了西路軍被俘的情況，并不時的把暗中獲得的情況通過信件告訴德涵，同時由德涵轉交西安八辦。回到蘭州后，吳還向當時蘭州八辦的黨代表謝覺哉同志作了匯報。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吳鴻賓任全國政協常委和人大委員、甘肅統戰部部長吳鴻賓在“隴原星火”寫到：“這是四十多年前事，每當我回憶這段不尋常經歷，周恩來、謝覺哉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為黨為國深謀遠慮，運籌帷幄的革命氣魄，以及關心愛護革命同志的精神，使我永遠難以忘懷。他們高大的形象仿佛仍浮現在我的眼前，宴會期間周恩來從容自若侃侃而談，馬麟主席再三再四表示共同抗日，對國家對宗教都有好處，馬德涵老先生在家舉辦家宴引起了不尋常的反映，不少人紛紛說這是共產黨設的“鴻門宴”有人說：出了大亂子，出了大危險馬麟被抓起來了。他們擔心事情根本不會發生，他們聽到看到的都是客人們在友善、謙恭握手告別情景。有人不勝驚奇說：看不出來這個聾老漢（指馬德涵）還有這一手。從此人們對平常默默無聞以寫字賣畫為生的老漢再也不能另眼相看。好久好久人們在大街小巷議論這件不尋常事情。家宴像敲擊燧石一樣。點燃大家心中的一盞燈，這一盞燈就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是國共兩黨同心同得共同抗日。

        西安穆斯林隆重歡迎馬麟朝覲歸來，先后在西安清真大寺和小皮院清真北大寺舉辦歡迎會，周副主席專程來到北大寺參加歡迎會，馬德涵先生以北大寺理事長和朋友身份熱情歡迎馬麟和周副主席光臨。歡迎會結束后，馬麟、周副主席、馬德涵叁人在北亭內暢敘，中國共產黨周副主席告別時語重深長的說：“馬主席希望我們很好合作，我們愿意和全國各民族、各黨派組成統一戰線，將日本侵略者趕出我們的家園。”馬麟用慎重的口氣說：“周先生，請放心。我回去后一定組織我馬家軍到前線抗日，要不然對不起大家，也對不起周先生的教誨。”周副主席緊緊握著馬麟的雙手說感謝合作，通過馬德涵先生舉辦家宴和舉辦歡迎會后，馬麟對我黨的民族統一戰線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對我黨的領導人周恩來舉止言談、心底無私肅然起敬。倆人送馬麟到寺外，仍回到北亭暢敘。吳鴻賓奉周恩來的指示，利用馬德涵和馬麟關系甚密條件和民族優勢設法接近馬麟，使馬麟為營救西路軍和民族統一戰線發揮積極作用。馬德涵深知吳鴻賓的來意，積極保薦吳鴻賓，馬麟看在馬德涵先生交情上彼此作了介紹，在此之前，周恩來告訴吳鴻賓，馬麟是一位愛國、愛教的開明人士。在馬德涵的周密安排下，大家邊談邊笑，非常愉快，響禮的時間快到了，叁人同群眾一起做禮拜，在途中吳鴻賓巧妙詢問他參加家宴感想。馬麟自豪的說，在馬老家認識了周先生，很榮幸，周先生是中國共產黨一位了不起人物。禮拜后三人回到了北亭內繼續暢敘中，馬麟分別給馬步青、馬步芳各寫親筆信后將信交給馬德涵先生、吳鴻賓陪同馬德涵以起赴甘、青，解決西路軍改編問題，在此以前西寧日報已經報導了馬麟同周副主席會談的消息，馬步芳看到馬德涵先生帶著馬麟的親筆信雖然不想見馬德涵和吳鴻賓，但關系上人情上講不過去，只好表面熱情招待馬德涵先生和吳鴻賓并安排住處（暗中派人監視）不讓他倆久留青海。他倆利用一切機會了解真實的西路紅軍被俘情況；西路軍被俘官兵押到青海的情況；第九軍長孫玉清情況，九軍政治部組織部部長張琴秋的情況；張琴秋等人押到西寧后在戰友掩護下沒有暴露真實身份分配到馬步芳的新劇團當了演員，馬步芳見孫玉清根本沒有投降的意思后電遞蔣介石，第二天軍委批示“就地懲處”孫玉清被秘密殺害……
        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委員會對西路軍的危難處境極為憂慮緊急指示在西安談判代表周恩來強烈申述中共中央嚴的正要求要蔣介石履行諾言，周恩來曾向國民黨政府提出和平解決河西戰役以及不準殺害我被俘人員，遣返送回要求，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以后這次工作具體由蔣介石西安行營和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處理，我黨派葉劍英，林伯渠和西安行營直接交涉，同時又派謝覺哉直接同甘肅省主席賀躍祖交涉，1936年12月27日中央軍委電告西路軍稱：“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前途甚佳，這自然包括西路軍的前途甚佳。在此以前中央曾電示在南京的潘漢年轉告將介石：西路軍東進并非增援西安，而是就糧困難。如將介石令馬步芳停止進攻，讓出涼州及其以西各城給西路軍，使該軍有糧有食即停止東進。如果以為將介石是可以騙過的，那就是太天真，中央除指示在西安的周恩來，強烈要求將介石令二馬停止進攻外，于2月27號中共中央決定成立援西軍。
        中共談判代表團團長周恩來將西路軍“問題同國民黨談判代表談判主要內容之一。37年3月4日周恩來給中央電報寫到：河西問題，催顧速答”。3月12日中央書記處致電周恩來等同志，嚴厲申明國民黨談判代表，置西路軍不提均須嚴肅聲明，無從接受。要求國民黨之馬家軍對西路軍立即停戰。4月13.15日毛澤東.周恩來給葉劍英電報中寫到：要顧祝同發令，二馬不得追擊，顧祝同的回答很干脆，對河西，中央去令不易生效，顧祝同一口回絕了周恩來的要求，因此.雖然有援西軍的組成與西進卻已無法挽回西路軍的命運。
我們今天通過真實的電報和歷史資料，懂得了曲折復雜的社會情況。坎坷艱難的環境懂得了以政，軍為代表的勾心斗角的社會關系和人事關系。在這種復雜曲折的環境里馬德涵先生是第一位挺身而出，安危度外，不僅先后兩次接受了周恩來的任務—成為營救中共西路軍的神圣特使，而且艱苦的勝利的圓滿的完成黨中央和周恩來交給的光榮任務。圓滿的完成艱苦卓絕的工作，證明了先生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同心同德為了中華民族解放和繁榮富強，證明了先生終身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品德，在國難當頭民族危機的時刻，先生不講任何條件不要任何報酬，深入虎穴促成和談囹吾將士，遇難脫險。
        通過原文知道馬德涵先生為了中華民族、為了國共兩黨合作，為了抗日和統一戰線，在極其危險的環境和極其復雜社會條件下挺身而出、出生入死，不要任何報酬，不講任何條件，義不容辭地承擔了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周恩來的重托 --營救西路軍的神圣的特使。他先后兩次赴甘青艱苦卓絕完成了營救中國工農紅軍--中共西路紅軍的神圣的，艱巨的，光榮的歷史任務。

        中共西路紅軍王懷義的兒子王紹東說八千多人被俘依據這個數字經先生營救人員占一半以上。董漢河和劉統作者分別在資料中六千多人被俘，依據這個數字經先生營救人員占三分之二，此事是先生愛國愛教愛民主最光輝的一頁。這一頁為中華民族的歷史，為中共黨史，為中國回民史譜寫新的一頁。1937年4月3日中共中央毛澤東致電西安紅軍辦事處負責人葉劍英：1、向顧祝同提出如果馬步芳所部俘虜了徐向前、陳昌浩及其他干部應嚴令其不得有任何殘害行為。2、向顧祝同進一步交涉，令馬步芳把集中在涼州的紅軍被俘人員全部調到平涼經國民黨25師駐地，轉交紅4面軍，并制止馬步芳殘害與壓迫被俘官兵。3、西路軍工委來電，約18日可抵敦煌，現有人數9百多，掄5百，望你向顧祝同交涉，務使這批人到敦煌后，友軍不得為難，萬一要槍，給槍。人員必須送至蘭州轉交給我們。葉劍英接到電示，當即找顧祝同同他交涉，并要求派張文彬等人去青海接回被俘人員。西陸軍同志的幫助下克服各種各樣的困難，想進了一切的辦法終于回到母親的懷抱，他們是黨的優秀兒女和寶貴的財富。4月15日葉劍英復電，“顧已電馬家軍，敦煌部隊勿再攻擊，被俘人員開往蘭州處置，如俘徐、陳等干部不得殘害。”顧確以行營名義通電各軍今后對紅軍要以友軍看待，不得小視，并且得到各軍將領復電遵照辦理。毛澤東、周恩來18日致電葉劍英，送蘭州的中共西路紅軍，望速向顧祝同接洽，派張文彬去接或開至平涼接收，后張文彬到蘭州經交涉，將被關押的部分西路軍指戰員解往西安，回到蘇區。
        周恩來則在西安領導對西路紅軍的營救工作，我黨在國民黨第五屆三中全會上提出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編制4個師12個旅24個團，其中包括西路軍；黨中央和毛主席等中央首長對營救和收容中共西路紅軍的工作非常重視，1937年4月22日中共中央派陳云秘密的同新疆督辦主任盛世才商談營救中共西路紅軍事情，隨行人員有軍事才干的滕代遠，精通俄語的專家馮駭，精通無線電工程段子俊和聰明能干的李春田。盛世才是一個非常狡猾軍閥，他一方面擁護中國共產黨，一方面同國民黨蔣介石保持良好的關系，所以在營救工作中故意設置許多困難，經過艱苦卓越努力他終于同意將到達星星峽的400多西路軍官兵妥善安排好后陳云等五人看望了大家，對大家說：“我代表黨中央毛主席向你們表示親切問候，峽谷里響起暴風驟雨掌聲，歡呼聲，一次又一次打斷陳云講話，陳云繼續說今天你們回來了，回到黨的懷抱，黨中央、毛主席一直關懷大家在山中響著”。
        1936年西安事變以后中國共產黨在七賢莊成立“紅軍聯絡處”，這是十年內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成立的一個半公開、半秘密的合法機構。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軍第八路軍。隨著形勢的發展和斗爭的需要紅軍聯絡處改為八路軍辦事處。中共中央委派葉劍英、林伯渠為黨代表。辦事處是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創建最早的合法機構。這個機構是我黨在國民黨統治區開展工作的有力據點，這個有力據點是革命的前哨，紅色的橋梁，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從1937年8月到1946年9月始終堅定不移的貫徹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定不移的支持各界抗日組織和社會團體辦事處領導人經常請社會名流和抗日組織領導人共同研究國家大事，西安事變后出現了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形勢，在大好形勢下蘭州準備成立八路軍辦事處，黨中央十分重視委派周恩來負責，決定在馬麟公館前院正式成立八路軍蘭州辦事處，該辦事處的成立，和馬德涵先生的努力是分不開的，他用實際行動支援我黨和抗日救亡工作.辦事處成為抗日組織和各界群眾紐帶，是黨群關系的橋梁。周恩來是一位卓著統一戰線偉大旗手。吳鴻賓在回憶材料中寫到：“謝老（覺哉）叫我找馬德涵，通過師生關系使馬步青、馬步芳從張掖轉送青海的西路軍未殺害予以改編，馬麟（錄音稿件打成馬明）給，馬德函去青海向馬步青、馬步芳寫了信，我倆帶著信赴青海解決西路軍整編問題”。馬步青、馬步芳見到信后對我倆比較熱情，卻不讓久留西寧，仍當危險人物。馬德涵先生再一次到涼州同馬步青進行秘密會談。這次會談有了新的起點。原因是：1、馬步青等人講義氣具有愛國愛教思想。2、首次會談奠定了固定的基礎。3、國共兩黨重新談判后達成協議。4、有馬麟的親筆信，所以營救進行的比較順利。馬步青派人從兩地押運兩批紅軍（馬德涵老先生自述寫、<洪軍>一批十一人，另一批十三人，共二十四人，其中指導員、營長、副連長各一人）給青海駐西安一三八旅旅長馬碌通了電話，讓他派人從中接應，一切工作就緒，讓他們以執行槍斃命令將24名紅軍官兵帶出駐地，費盡周折，馬碌帶著紅軍到了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朱德總司令熱情接待馬碌旅長后立即在一號院內看到面色焦黃，寒冷冬天還穿著破爛不堪單衣的紅軍戰士，難過的流下了淚水，馬碌聰明機靈，會講一流藏語，由于英勇善戰從一個傳令兵升為師長成為馬步青、馬步芳的左右手。抗日戰爭帶領馬家軍打敗日軍，毛澤東主席親自題寫“抗日英雄”錦旗一 面 贈送馬碌。馬碌同我軍友好往來受到蔣介石懷疑后委派專員監視馬碌，不久馬碌被免去職務馬步青軍需上校處長芝鐘靈在材料寫到：1937年馬步青將一部分被俘人員送往延安，那時送的情況原因我不明確。自被俘到武威的紅軍在新城的大營房管押，那時候我當糧被科長，給被俘人員發過棉衣和棉大衣，每月發給供養。在37年馬步青把全部被俘人員編了一個部隊（名義是團還是旅）據說參謀處派了三個參謀直接送到延安，派去一個人叫張志道，（西安橋梓口人，西安回民）一個叫黃開弟，民勤人，一個是少校參謀肖冠英，是河北省人，當時送的原因不清楚，以后我們分析了可能是同延安有聯系。據紅軍一方面第九軍七十團二營九連戰士何璋玉說：“三六年十一月到甘肅武威四十里鋪被馬家軍俘虜，當時用馬車送到蘭州，關押在黃河北廟灘。老爺廟過了春節”，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將關押在老爺廟，一百多名紅軍一起釋放。我釋放后在蘭州理發店當學徒，直到解放參加國營新口理發店當了職工。
        原紅四方面軍第五軍司號長唐西文：“1936年冬天在酒泉（高臺）被馬家軍俘虜，在張掖扣押一年多，后送到青海修公路，1944年釋放雙十二事變以前，馬家軍對紅軍俘虜很殘酷，有的殺了，有的活埋，雙十二事變以后殺的少了，將一部分釋放了，一部分黨中央要回去了。”原紅四方面軍，第五軍軍部工作中員王興貴說法：“1937年，我在張掖被俘，1944年秋天四百多被釋放我是釋放者之一；雙十二事變國共兩黨合作以后對待上好一點。法律上一減輕一些，把我們組織起來勞動。我當時16、17歲直到1944年秋天我才被釋放”。1937年10月下旬馬步青將原紅軍騎兵第五師和其它部隊的紅軍官兵1200多人。編為“新編補充團”后立即從甘肅紅城子步行于當年11月3日到了蘭州，在蘭州飛機場露宿一晚。第二天分乘十幾輛大汽車，均有全部美式裝備，國民革命軍押送到衛立煌戰區接管，負責押送馬步青的騎兵第二師團長楊明亭，上校參謀張志道，營長黃開弟等人，他們即到西安時馬德涵收到馬步青送到秘密情報后立即向西安八路軍辦事處處長林柏渠做了匯報。林伯渠黨代表立即同西安行營主任蔣鼎文，當面交涉時，辦事處宴請楊明亭、張志道、黃開弟，經過艱苦卓絕的交涉后，1200多名紅軍官兵和楊明亭等人一起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后中共中央舉行隆重歡迎會和表功會，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等人歡迎西路人員歸來，對國民黨軍軍政人員分別記功表揚，彭德懷、肖華、肖勁光等人出席大會，周副主席批準張志道去抗日軍政大學高級班深造函委任他為陜甘寧邊區主席（其他原因張志道返回西安），七七事變后這支軍隊為抗日發揮巨大的作用。
        一九三八年八月上旬騎兵第五師將涼州童子軍營（由被俘小紅軍組成）由馬步青委派營長郭裕坤和教育長馬閣璘（別名馬子高）押送五百多人送往蘭州。此時甘州一百師三百旅補充營四百人左右也經過涼州（營長韓德功，編制三個連）同童子軍一起送到蘭州由國民黨第九十七師接管共計九百余人，除一百人在師部工作外，其余被俘紅軍隨該軍一起開赴到抗日前線。一九三七年九月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成立到一九三八年零星接待中共西路紅軍五百余人，經八辦轉送回到自己軍隊，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周恩來在營救中共西路紅軍工作，日日夜夜耗費著心血，如同國民黨談判始終要求蔣介石答應，停止“二馬”對西路軍的進攻，讓出涼州以西各城作為中共西路紅軍的住地。積極做好民族統一戰線工作。一方面請出愛國、愛教（回民）的民主人士馬德涵和趙守鈺先生，另一方委派地下工作者張文彬、劉秉琳、吳鴻賓等人全力以赴配合民主人士馬德涵和趙守鈺先生做好營救紅軍的工作，經過周恩來等人艱苦卓越的努力先后由被俘紅軍官兵四千七百多人重返自己的軍隊。李先念帶回七百多人從敦煌突圍“二馬”未擊，這些西路軍官兵，他們在我國的國防航空事業中起到骨干作用，綜合上述的歷史資料一方面介紹營救中共西路軍歷史，另一方面介紹在國共兩黨共同努力共同抗日的歷史事實，由于各種原因中共西路軍轉戰河西走廊，這段悲慘的歷史事實，出現許多誤解和謠傳：如張國燾擅自命令成立西路軍和西渡黃河，西路軍在張國燾錯誤路線驅使下遭受悲慘的失敗，西路軍是張國燾的犧牲品等等，這段悲慘的歷史一度成為黨史、軍史的禁區。周恩來為紅西路軍所作的重大貢獻，也被蒙上一層神秘的面紗。長期以來為莫如深，事實總是事實，完整已斷裂，斷裂又完整，沒有失敗的歷史，就沒有成功的歷史，沒有失敗的歷史是不完整地歷史。從張國燾浮沉記和張國燾回憶中證明了張國燾在中共西路軍這段歷史中不僅沒有過，而且是有功的。文章中清楚地寫到他和朱德當機立斷命令第四軍、三十一軍停止過河，我們在打拉池停留兩周，主要工作是牽制敵人。使一萬多紅軍官兵脫離險境，為革命播下了寶貴的火種，歷史總是人事代謝，滄桑巨變，青山不牢，綠水長流，七七事變后這支部隊為抗日發揮巨大的作用。
        中共中央利用統一戰線和各界愛國民族人士的力量，開展了一系列有效的營救和尋找失散的工作。當時西路軍流散人員在河西走廊被國民黨軍隊和地方民團被俘的，以及二馬從涼州和西寧轉來被俘的西路紅軍，都關押在蘭州國民黨第八戰區拱星墩監獄.總人數1300人左右.其中有西路軍軍師，團一級干部方強、徐太先、卜勝光、徐立清等人以及從西寧轉來的紅軍電臺工作人員劉玉庭、黃良誠、曾慶良等人.1937年5月下旬，周恩來派張文彬以中共代表身份前往蘭州拱星墩監獄親切慰問全體紅軍官兵后向周恩來匯報.周恩來立即同國民黨甘肅省主席賀躍祖交涉，要他盡快將關押紅軍轉往西安.在我黨和各界愛國人士努力下被俘人員終于回到自己部隊。
        馬麟朝覲歸來回到青海繼續擔任青海省主席（朝覲前蔣介石同意事情）事與愿違，他不但沒有擔任原來職務，而且受到侄兒馬步芳嚴密監視，蔣介石親自多次調解叔侄矛盾未起作用，經蔣介石批準馬麟借故到上海看病，從此后馬步芳獨掌青海軍政財大權。
        馬德涵艱苦卓絕完成了營救中共西路軍任務后黨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等首長非常滿意，毛主席派人送來毛呢、毛毯，周副主席送來毛毯和禮拜毯，朱德總司令送來炕毯一條，馬德涵收到毛主席等人禮品非常高興，精心畫了幾幅山水畫敬送毛主席等首長表示謝意。給毛主席畫了一張群馬圖，一馬當先，萬馬奔騰，她代表中華民族在毛主席和共產黨領導下跨過層層坎坷，各族人民安居樂業，人歡馬叫的情景。給周副主席畫山水畫，她代表中華民族同中國共產黨是骨肉關系，山水之情。她代表少數民族和周恩來關系隔山隔水永相連。給朱總司令畫的松柏長青，他代表中華民族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齊心協力戰勝了三九嚴寒，中華民族和中國共產黨象松柏一樣在三九嚴寒茁壯成長，表現中華民族和共產黨人要求人類甚少給予人類甚多的作風。
         從一九三六年秋開始，周恩來受中共中央委托先后委派馬德涵、趙守鈺、吳波、張文彬、劉秉琳、蔡光波、高金城、吳鴻賓等人到蘭州、涼州（武威）、甘州（張掖）等地營救中共西路紅軍。  根據目前歷史資料營救中共西路紅軍神圣使者有西安回民領袖馬德涵先生和趙守鈺、高金城先生，他們發揮私交關系和合法地位出色完成營救工作，西路軍官兵先后回到母親懷抱。趙守鈺、宋友琴、中國同盟會會員，大革命前任綏遠都統一馬福祥的參謀長兼軍法處處長，曾任馮玉祥第五師中尉師長和騎兵前敵總指揮，領導馬步青軍隊。在此前同馬麟關系密切，所以說不僅是上下關系，馬步青、馬步芳很尊重趙先生叫趙叔叔。高金城1925年應馮玉祥邀請擔任西北傷兵醫院院長，福音醫院院長，基督教會長，河西抗日后援主任，他們都是無黨派愛國民主人士，艱苦卓絕完成營救工作，使中共西路紅軍官兵先后回到母親懷抱中，解放后曾擔任南京軍區副司令員肖永銀和新疆軍區黨委書記康力譯等人就是其中的成員，這是馬德涵、趙守鈺等人一生中最光輝的一頁，這光輝一頁是歌頌少數民族和兄弟民族一樣具有愛國、愛教、愛民主的革命精神。

四、興辦民族事業
        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馬德涵老先生借故因雙耳失聽，向單位辭職經單位同意返回到西安，在此以前他一直反對軍政界和社會各界的腐敗現象，在西安發揮以教育、繪畫等特長，維持饑寒交迫的生活。馬德涵先生家中的生活是舊中國，舊西安的一個真實的寫照和縮影。他雖然過著饑寒交迫的生活，但無微不至的關懷著兄弟民族和本民族的疾苦。 1875年到1929年關中地區先后發生五次旱災，最嚴重是1929年（民國18年）富饒的八萬里秦川遭到百年不遇的旱災，旱情持續6年多到處是啼饑號寒，死骨遍野，目不忍睹，資料記載：當今11月底，統計全省人口從940萬減少650萬，歷史上稱陜西18年年饉，西安穆斯林飲食行業斷了糧食，群眾自顧不暇，陜西回族雖然自顧不暇，但在伊斯蘭精神鼓舞下經常省衣縮食救濟災民。西安周圍十幾縣災民大量涌進西安，啼饑號寒，死骨成山，目不忍睹，回族生活更加艱難……從以上數字說明，如果沒有西安回民救災會，死亡人更多……為了民族生存，馬德涵來先生聯絡回民知人士馮瑞生、白楚珍、米三等人在西安化覺巷大寺成立“陜西回民救災會”（也稱救窮會），馬德涵任常務委員，在西安清真大寺。酒金橋古寺、小皮院北大寺開辦粥米場救濟回民和兄弟民族，使災民得到第二次生命，對災害奪走生命的同胞，救災會組織人員及時進行埋葬，阻止疾病流行（一切工作都是義務）。在社會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和救濟會忘我的工作，才使各民族安心生活，積極生產，災情有所緩和，一九三零年（民國十九年）后回民救災會宣告結束，在原基礎上仍在西安清真大寺成立“陜西回教公會”成立該會的目的是：提高本民族文化知識和改變落后的生活面貌，在該會的積極努力下，由馮瑞生先生在西安回民集中地廟后街等創辦了“陜西省第一實驗小學”（今天的廟后街小學，他仍擔任委員，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求知的人越來越多，為滿足本民族的要求，各坊有知識學者先后開辦私學，隨著教育事業的發展，馬德涵、馬贊候等人在大寺成立了回民教育研究會，馬德涵任教育主任、同年湖北、湖南發生歷史上罕見的水災），回教公會及時成立援助兩湖委員會。由馬德涵、賈吉安、馬睦生等人具體負責，他們一方面在坊民開展募捐工作，另一方面以健身會為骨干在西安化覺巷大寺開展武術表演，馬德涵、馬平甫參加表演同時邀請馬俊清著名武術氣功鐵彥彪表演將全部收入和物品支援湖北、湖南災區群眾，回漢民族一家人，一方有難，四方支援，事實說明回族具有無私奉獻和助人為樂的優秀傳統和愛國民族精神。馬德涵先生就是身體力行的杰出回民優秀代表之一。
        辛亥革命勝利后，秦隴軍政府總督張鳳翔批準馬德涵先生等人成立回民地區基層行政，西安組織回民民政公所，這個組織是西安回族歷史上第一次得到政治平等民族組織。回民民政公所積極配合軍政府巡邏放哨為民族團結和社會安定起到積極作用。回族民族有了穩定生活，求知人越來越多，因為求知每個人天職，他同韓子元、姐父白九臬等人研究后在西安大寺成立文化組織——回民文化促進會，在成立教學機制和辦學校過程，遇到本民族反對，他們說學習漢語知識就是背叛伊斯蘭等等，針對各種各樣問題他和促進會成員挨家挨戶進行交談，解釋學習漢語知識對宗教好處，經過宣傳，講解使原來反對辦校群眾積極擁護辦校，辦校是學習知識，傳播知識的好事情。克服重重困難在寺內成立了回民歷史第一座學校——精一學校，解放后改為六區五校，以后改為化覺巷小學，最后改為回民小學。馬德涵老先生一九零六年曾在成都清真寺開辦兩座回民小學，先后擔任校長，監學等職務。民國元年他先后在獅市廟街開辦崇重小學，在小皮院清真北大寺內開辦長安縣復興學校，擔任校長，吳振洲任教導主任，丁世豐、夢犇，擔任教師。學生有已故馬文敏、劉希賢、李鴻明……三七年大寺內開辦回民的婦女學校，學生有健在的白秀芹老人，已故的海玉琴……。學校最有影響是一九四五年在北大寺開辦中阿夜校。他仍擔任校長，學校從兩個班（原屠宰廠）發展四個班（南、北亭），漢語趙有山、馬志珍擔任，阿拉伯語由寶文德、阿濟廣等阿訇擔任。兒童和成年人學習人數日益增多，報到需要決定將夜校改為半日制。一部分人上午做生意，下午上學；上午上學，下午做生意，這樣不僅不影響群眾生活，而且發展教育。最后將半日制改為全日制，當年的學生，如今的老爺爺海照慶、林春正、林春瑞對我說：“今天我們有了文化，多虧了馬德涵老先生開辦學校，使我們這些睜眼瞎子看到了光明。穆圣說：學習從搖籃到墳地，求知是每一個穆斯林的天職，創辦學校就是貫徹執行穆圣指示沒有文化等于睜眼瞎子。”當時教室全部是土桌、土凳，上學的人越來越多，有的孩子天天帶著凳子上課……，不久換成木桌凳，桌上刻著“回教公會贈”。解放了，在黨的民族政策照耀下將中阿學校正式任命六區二校，馬德涵以清真北大寺名義（他是理事長）曾兩次將寺內房屋和院落無償借給學校。為了徹底解決根本問題（馬德涵先生仍擔任理事長），他以市政府委員和民族事務處（現民族事務委員）主任身份會同有關單位將原廣西、廣東會館地方劃給學校，使學校成為一座正規學校。有語文（馬生化、馬志珍）、美術（李一民任教）……。為了發展和提高民族教育事業，請滿族同胞趙有山，漢族同胞丁世豐，在教學中充分發揮作用，不僅提高民族教育，而且加強民族團結。馬德涵任西安民族事務處第一副主任負責具體工作（崔一民主任在市政府工作）和市政委員非常重視回民青年的培養工作。四九年九月鼓勵回民知識青年馬生華、劉明躍、馬騰蛟等人分別進入西北軍政大學學習。批準吳鴻運、聶志忠、白勝利、鐵希圣等人六十多人在蘭州民族學業院深造。其中三十多人入了黨，十多人走向主要領導崗位。為振興我們民族和培養民族干部盡到自己一切力量！
六區四校為回民培養了不少的優秀人才，當年該校學生，如今是該校長的劉葉萍、劉希賢。回族小學（原六區五校）支部書記惠西白等人。馬德涵先生一生熱愛教育事業，重視教育事業，因為文化知識是人類進步的階梯。馬毅在會議資料中寫 到少數民族是被人看不起的民族，回民生活多半貧困文化落后沒有正當職業。自從我上學后想讓回民受教育的機會解放初在愛國愛民族的革命精神鼓舞下克服了一切困難積極同馬德汗先生開辦文化掃盲班普急班提高班，為提高回民文化素質做出些努力
        馬德涵先生從抗日戰爭前夕到新中國成立后一直擔任小皮院清真北大寺理事長職務后，深知責任重大，困難多，理事長工作面向各界群眾，所以說群眾工作也是政治工作，特別在馬路不平，電燈不明，電話不靈的舊中國時代困難重重，尤其回族處于三座大山壓迫，反動派常常利用回漢矛盾和回教中新教老教的矛盾，策劃了一系列的流血事件。為了阻止親者痛仇者快事件發生，他深入到各界群眾中去進行交談，通過交談進行實際調查，掌握第一手情況后，了解到本民族對原來歷史中民族問題抓著不放，積極引導。各民族相互尊重相互諒解，本民族在認主獨一原則下求大同，存小異，用事實耐心勸解使大家認識到：仇和恨是國民黨反動派造成的，他是我們的共同敵人。八家巷，小皮院兩坊和兩個清真寺合為一個清真寺，歷史上稱“合坊”。兩坊群眾，新教，老教，回民自由在寺中禮拜，加強團結，徹底粉碎了敵人的破壞。為了紀念這個良好開端，他揮筆在連山門兩側分別“開誠布公，精誠團結”八個大字。

五、陜西地區第一個抗日民族組織
        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場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這場民族解放戰爭促成了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促成了西安事變和平解決，這場民族解放戰爭動員了群眾，武裝群眾，打擊敵人，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各族人民團結一致共同抗日，抗日和愛國愛教的精神深入到家喻戶曉，深入到各個階層，陜西的回族同全國各個民族一樣，積極組織抗日組織，具有愛國愛教的少數民族同各族人民的同仇敵愾、共赴國難、奮不顧身投入到既艱苦又偉大的抗日戰爭洪流中去！
         1937年日本侵占我東北三省后派起全國同胞的極大的憤怒。馬德涵老先生立即在小皮院清真北大寺召開“聲討日本侵占我東北三省罪惡大會”。會上痛斥國民政府采用不抵抗政策。用經歷的四川保路運動號坊民，一定要認清侵略者的罪惡目的，不論是日本侵略者披著“中日親善”的外衣還是挑著在西北地區再扶植一個“滿洲國”成立一個“回回國”幌子，它們罪惡目的是：“將我國倫陷為他們的殖民地，我們的人民成為亡國奴。中華民族一定要崛起，齊心協力盡早的將日本侵略者趕出我們家園。”坊民聽了馬德涵先生講解明白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道理。爭先恐后投入到抗日保家衛國斗爭中去！
         馬德涵老先生和小學教師烏光煥在該寺立即成立西安回民抗日救國聯合會。這個民族抗日組織是陜西地區獨一無二的組織。擔任主任委員。該會下設后勤，擔架、宣傳隊等機構，該會成立后立即舉行聲勢浩大的抗日游行活動。大規模進行抵制日貨，燒毀日貨，曾擔任陜西國民黨黨部機關報“中山日報”總編輯李敖仁先生創辦的“老百姓”報刊在抗日戰爭時，在全國最有影響，深受群眾歡迎，這刊物經常刊登馬德涵先生的文章和美術作品，“覺醒” “憤怒的雄獅”等美術作品是當時代表作。該會會員有七百多人不僅有回族群眾馬仲賢、馬毅、蘭宗芳、林志皋、蘭宗德而且兄弟民族同胞有趙有山，丁世豐、夢犇等人；他得知東北挺進總司令馬占山抗擊日本侵略者消息，立即通電聲援抗日將領馬占山，積極在群眾中開展捐募工作，從精神上、物質上支持抗日工作，中華民族兒女不論天南地北自覺匯集在一起為了一個共同目標——趕走日本侵略者。
        馬德涵先生創辦的民族抗日組織一直受到西安地下黨的重視，后委派17軍負責兵運工作的回民干部劉格平前來工作，兩個月后他創辦的抗日組織同劉格平創辦抗日組織合并后叫陜西回教抗日救國聯合會。劉格平擔任會長，在他們的帶領下三秦大地不斷出現“陜西回教抗敵后援會”、“后援會西安分會”、“西安回民青年讀書會”等抗日組織像雨后春筍茁壯成長。馬德涵先生不顧年邁，積極同馬圖軒、馬生金、馬存祥等人成立了“西安回民救護團”，以清真寺為單位設立分團，他是小皮院清真北大寺的團長，在陜西回教救國聯合會 “西安回民青年讀書會”經常帶領次子馬毅負責美術傳宣工作，會員有已故的馮增烈、馬士年、馬毅、馬麗珍、馬肅……，健在的有馬存祥、馬希明；劉格平在東大街青年會內舉行秘密救國道理和國內的形勢后，進一步激發回民青年抗日救國決心，該會引起特務機關的嚴密監視，劉格平調離西安，該會雖然被迫停辦，但抗日救國的火種越燒越旺！隨著抗日工作深入發展，中共陜、甘、青特別工作委員會書記吳鴻賓（回族）和馬德涵老先生等各界人士在大麥市街天安棧一號院內成立中國回教抗日救國聯合會，會員有中共地下工作者馬紹常和馬述堯、林常盛，西安車馬店經理韓勛臣、寧會縣縣長丁家勛、天水百貨局局長馬品章、楊虎城秘書青年回民章穆……。該組織經費由楊虎城軍隊每月供給兩千塊大洋。該會向社會各界發出以下倡議是：1、堅持擁護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八項政治主章。2、堅決支持張學良，楊虎城抗日愛國行動。3、歡迎國民黨回民高級軍官：國防部部長白崇禧、寧夏省主席馬鴻逵、陸軍騎兵等5軍軍長馬步青、青海省主席馬步芳、甘肅隴東交通司令馬錫武35師師長馬鴻賓等人派代表工作。該組織于1936年12月17日《西京日報》向全國回族人民發出通電。號召各地回族同胞予以響應，同時督催白崇禧、馬鴻逵、馬步芳、馬步青、馬錫武等回族軍閥響應張、楊二將軍的正義行動，并希望派員來西安參加救亡活動。馬錫武特派毛躍庭參加該會的工作。周副主席曾多次在西北綏靖公寓會見馬德涵先生和吳鴻賓等人高度評價回族抗日聯合會的工作。抗日戰爭越來越深入人心，從大人到小孩都自覺投入抗日戰爭運動，“淘水涌，朝日臨，回回兒童大本營，說中國話，讀中國書…拿起我們的血和肉去拼殺敵人的頭。將來獻身國家民族。”
        日本侵略者為了盡早的將我國變成他們的殖民地，侵華戰爭不斷地升級，他們的飛機經常轟爆西安。導致許多群眾背井離鄉，家破人亡……。為了中華民族生存和為了抗日戰爭需要，以西安回民青年為骨干，成立了西安青年救護團。馬圖軒為總團長，馬德涵先任團長。各個清真寺設為救護分團。馬德涵先生義不容辭參加了救護工作，由于侵華戰爭造成許多老人、婦女無依無靠，她們在死亡線上呼救……。馬德涵先生在原陜西省第一中學校分校（現回民中學）成立回民寡婦救濟院，擔任院長。現健在的86年歲的白秀芹說：“多虧了馬德涵老人創辦救濟院，我才活到今天”。救濟院設老年組、中年組，當時生活來源：老年組靠社會各界救濟和坊民也貼，中年組參加社會勞動生產自救。1938年秋天國民黨國防部部長白崇禧來到西安受到“后援會”各界人士的熱烈歡迎，白部長在歡迎會中說：“陜西回民在國難之際要加強團結，服從政府領導，共同抗日御敵報效祖國，號召回民青年到廣西黃浦軍校六分校學習軍事。”馬德涵先生次子馬毅、楊文青、楊文斌等青年回民立即報名到軍校學習后為抗日民族事業做出有益工作。西安化覺巷清真寺大寺和小皮院清真寺和大寺分別舉行歡迎會。會后白崇禧在小皮院清真北大寺同馬德涵先生等人在交談過程中，了解到回民生活中碰到實際困難，經白部長同陜西政府協商后同意回民在城內開辦回民屠宰場，為了方便回民生活和生活開源北大寺立即成立回民屠宰場。白部長離開西安時專程給小皮院清真北大寺贈送“興教建國”牌匾。
         1937年7月7日是中華民族歷史上難忘的日子，這一天發生了盧溝橋事變，盧溝橋事變標志著日本侵略者畜謀已久的侵華戰爭全面爆發。這次戰爭是我國遭受到帝國主義規模最大的侵略者戰爭，七七事變是我國抗戰轉入到最艱苦、最復雜的歷史時期馬毅在回憶資料中寫到在北平上學是親眼看到日寇兇惡的罪行。雙十二事變后受父親到青海交涉被俘紅軍官兵的影響在西安參加了“西北民族解放先鋒隊{此組織是我黨的外圍組織參加抗日宣傳工作體會到抗日統一戰線的偉大。蔣介石被全國人民逼迫抗戰的決不是真心抗戰的又因我在西安被日機炸傷幾乎喪了命。1937年8月21西安國民黨當局在西京日本發出了西北各界抗日救國會等14個抗日組織是非法組織勒令立即解散。不久又勒令西北民族解放先鋒隊解散。在這個極其復雜的歷史時期馬德涵先生的抗日的決心不但沒有萎縮不前，而且奮不顧身積極同我黨地下工作者史可軒、張含輝、李連壁、王維祺等人關系甚密，馬德涵先生為我黨和抗日事業迭送米春發、安德真、馬廉敬、馬世俊、馬文敏、馬光昭六位回民青年經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秘密護送到“云陽鎮西北抗日干部訓練班”學習。米春發、安德真說：“我倆原來在麻家十字開修車鋪過程中，同進步人士在交談之中逐步懂得抗日救國的道理。在一個寒冷的冬天我來到馬德涵老先生家（西羊市49號西廈房），經過交談后老人慎重將秘密介紹信交給我后，立即用布包了幾層后縫在棉衣內。我、安德真、馬廉敬叁人是一張介紹信。馬世俊、馬文敏、馬光昭是另一張介紹信，那時敵人封鎖的很厲害，沿路上尸體遍地，我們歷盡艱難終于到達了目的地，我們叁人分別分配到三大隊、三中隊、三小隊。隊長李克儉、校長胡喬木、教導主任馮文斌、教官成仿吾、著名的哲學家艾思奇、著名的女作家丁玲、著名的文學家魯迅、胡繩曾多次給我們講課、講演，使我們在革命的熔爐里不斷提高政治覺悟和文化知識，。我和安德真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光榮的黨員。以后“七七事變”后在黨中央的號召和中共陜西省委的推動下，陜西人民的抗日熱情日益高漲，成立了“陜西省各界抗敵后援會”。回族各界愛國人士不甘落后成立各界抗敵后援會，陜西回民支會，青年學生成立后援會西安回民學生會，領導人西安高中學生馬生金員會有馬德涵次子馬毅，兒女馬麗珍、馬肅、馮增烈、穆加琨、馬光炎、馬景華等百余人，他們和各界人士一起積極投身于陜西地區蓬勃發展的抗日救援運動的洪流。
         1937年冬天中國回教救國協會在鄭州開始籌辦，1938年1月正在鄭州成立，成立后不久移遷到重慶。同年1月陜西回教救國協會在西安清真寺北大寺宣告成立。大會選舉理事長1名，常務干事1名，常務理事10多名，馬德涵先生是常務理事成員，主要任務：1、組織全省和西安人民開展聲勢浩大的抗日救國干斗爭和示威游行，抵制日貨運動。2、成立生產自救委員組織會，組織生活有保障。3、成立治安和救護隊。4、成立文化宣傳組織；在回協直接領導下成立回民文化研究促進會。馬德涵先生當選教育委員，同年1月28日、2月11日在陜西回協領導下，在西安城內廣場（現革命公園）隆重召開“紀念一、二八淞滬抗戰六周年和反侵略大會”，會后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游行活動。同年11月23日回民同胞匯集在各個清真寺歡渡開齋節，正在聚精會神做禮拜，日本飛機以清真寺為主要目標狂轟濫炸，投彈80余枚，當時三百多人死亡，無數群眾炸傷，西安清真大寺、小皮院清真寺、大皮院清真寺遭到毀滅性的破壞。西安所有的清真寺和各族同胞是日本侵略者的證明者。日本侵華戰爭是歷史上空前的殘暴、空前的屈辱、空前的悲壯。抗日戰爭是中國歷史上一場正義的戰爭，得到世界人民和反法西斯戰爭同盟國家支持，這些支援對我國堅持抗戰和抗戰勝利起到了積極作用和貢獻。抗日戰爭的勝利洗雪了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以來的民族恥辱。成為中華民族由衰敗以重新振起的轉折點，為中國的獨立和解放奠定了基礎。我國人民在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日戰爭中浴血奮戰，日本侵略者被迫無條件投降了，中華兒女都在歡呼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全世界熱愛和平的人民都在為中國的偉大勝利而歡呼！從“九一八”事變到抗日戰爭勝利十余年來，西安活躍著一支回族中共地下黨員，他們是劉格平、吳鴻賓、馬寅、徐強、白琨（白九皋之子）等同志，在他們的影響和帶動下一些追求進步的人士積極抗日，積極靠攏黨組織后作了大量的抗日救國的工作，民主人士馬德涵老先生是其中一個代表，自從他認識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周恩來和陜、甘、青特別工作委員會書記吳鴻賓等人經常協助我黨和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忘我的工作得到各屆辦事處領導的關心和支持。馬德涵老先生經常從辦事處帶回“新華日報”“西北”周刊及進步書籍在回民群眾宣解。馬德涵先生革命事跡中寫：從西安事變以后，一直幫助黨做些工作，特別是作了許多宣傳工作，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反動宣傳作了有力的反宣傳，使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回民真正了解八路軍的戰功和黨的民族政策。總之在我黨的領導下，馬德涵老先生積極配合民族性的抗日救亡組織。堅決支持回教教育促進會工作，為陜西和西安地區抗日救亡工作付出貢獻。

六、參加中國民主同盟會
        1944年中國民主同盟西北總之部籌備會在陜西秘密開始工作。1945年2月在西安成立后中國民主同盟會、中共地下工作者王維祺介紹馬德涵、馬子健參加民主同盟會并當選委員。民主同盟會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忠誠的、積極的進行著不屈不擾反內戰、反獨裁的斗爭。 1945年抗戰勝利以后，馬德涵先生積極同著名愛國人士、民主同盟會西北總部主要負責人杜斌丞、秦鳳日報社主筆關夢覺、著名的文藝理論家、教授鄭伯奇民主同盟會會員和甘肅特派員吳鴻賓等賢達人士關系甚密，為進一步推動陜西民主運動做出有益的工作。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在重慶隆重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這是國共重慶和談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各黨派聯合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歷史上叫舊政協會議），會議代表38人，包括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青年黨、無黨派人士。這個具有歷史性的會議使國共兩黨1945年10月10日在重慶談判中雙方達成文字協議，國民黨黨表示承認：“和平建國基本同意，長期合作，堅持避免內戰，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雙方同意在召開有各黨派和社會賢達出席，討論和平建國方案時毛澤東主席直接同蔣介石進行多次商談后，中共中央決定由周恩來、王若飛組成代表團和國民黨代表王世杰、張群、張治中、邵力子進行具體談判。政協會議22天，通過：政府組織案、國民大會案、和平建國綱領、軍事問題案、憲法草案。馬德涵曾多次受周恩來的委托代表無黨派和少數民族出席這個具有歷史性的會議。在會議上進一步認識到：中國共產黨總是在各個歷史時期總是以國家利益、民族利益為重，馬德涵從經歷的西安事變、抗日戰爭到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充分證明我黨天下為公、公而忘私的品行。同時揭露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一貫采用兩面三刀、言而無信的品行，政協會還在進行時，陪都各界協會在滄白堂連續舉辦講演會，國民黨特務在會上從起哄發展到動手打人，會議被迫停止，政協會議剛剛閉幕，不少國民黨頑固分子在國民黨中央黨常務會議上大哭大鬧，說政協不利于國民黨，使國民黨失敗。政協會議是國共兩黨達到文字協議同意召開的，蔣介石說：“我對憲法草案也不滿意，但事已至此，無法推翻原案，只好姑且通過。”由于蔣介石暗中支持特務從起哄發展到打人的事件，政協會議被迫無法開下去。通過許多事實使馬德涵先生進一步認識到：中國的革命要取得勝利，必定依靠中國共產黨為核心，緊密團結各黨派和各界人士，中國革命才能勝利！黨組織一直考驗著馬德涵先生，培養著馬德涵先生，經知友、中共地下工作者、民主同盟會領導人王維祺介紹馬德涵先生和馬子健參加了中國民主同盟會。解放后中國民主同盟會重新登記會員時，他倆仍是正式會員和委員。他倆是少數民族最早的會員和委員，這是馬德涵老先生政治生活中的大事！
         1946年上半年國內的政治局勢正在處在密云不雨的狀態中，表面上，一月間國共兩黨簽訂協定仍在繼續執行，實際上蔣介石敢于撕毀政協協議，準備發動全面內戰。西安國民黨黨部為了緊密配合內戰糾集社會上牛鬼蛇神三月一日在城內廣場（現革命公園）召開“反共、反蘇”大會。敵人有野心、有目的、有計劃搞毀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和秦風報館工商報館。辦事處處長周子健遵照黨中央的方針政策，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政策，掌握有理有利有節斗爭的原則，工作人員全部武裝，立即下達全部武裝命令，辦事處工作人員一切行動聽指揮，一旦特務沖進辦事處，全部、干凈消滅來犯之敵，特務在八路軍西安辦事處門外大吼大叫一個多小時，灰溜溜走后，將[秦風日報][工商日報]兩個報社全部砸毀，使報社無法正常工作，白色恐怖正在籠罩著西安古城……。馬德涵先生和馬子健先生在出事第2天冒著生命危險到了報社進行親切的慰問，事情平息以后兩個報社發表文章感謝馬德涵和馬子健。

七、喜迎曙光
        黑暗的舊中國雖然即將滅亡，但敵人不甘心滅亡，他們嚴密監視愛國民主人士的一切自由。特別是祝紹周擔任西安市市長以后便衣特務多如牛毛他們有的偽裝車夫有的偽裝買菜將國民黨政府要員杜斌丞更嚴密監視起來，杜先生的自由反動勢力乘兇狂特務密布似羅網西安當時劃分12個區185個保322個甲。特務機關70個5萬多特務化妝個種個樣的職業混混雜在群眾中國民黨陜西省政府秘書長 西北民盟總支部書記杜斌丞嚴密監視起來了祝韶周擔任西安市市長以后法西斯統治更兇在這種情況下馬德汗先生沒有畏縮仍然支持我黨關于和平建國的方針政策和反論戰反獨裁斗爭支持杜斌丞等人提出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聯合政府的主張敵人變本加厲將杜斌丞嚴密監視起來以后失去同我黨聯系……。馬德涵先生發揮送畫、送字等方法將我黨情報傳遞給杜先生，杜先生對馬德涵親切說：“我的親友已絕跡，他們都不敢登門，而您冒著九死一生的危險給我傳遞情報，我內心很感謝。”這一次從杜家出來后特務緊緊跟蹤他，他多次改道企圖將特務甩掉，他們越跟越緊，他鎮靜來到蓮湖公園利用人群想甩掉特務……，特務將他圍起來，大聲盤問這，盤問那。他做了巧妙答復后，從袖中拿出幾幅畫主動說：“巷內張老漢（杜先生）前幾天到我家讓送畫，我知道他家住巷內，不知門牌多少號，因此多走了幾家。”特務說：事上一次買畫，這次為什么又去買畫。”他回答：“我以繪畫為生，人家看不上所以要跑幾次，直到張老漢和別人滿意為止，這有什么奇怪和懷疑的地方……。”特務沒有找見證據，只好讓他走了。1949年夏，著名的愛國人士、偉大的教育家、社會活動家杜斌丞被胡宗南秘密殺害，馬德涵沒有被嚇倒而且繼續同愛國民主人士保持密切聯系，積極支持和擁護新中國的成立

八、西安回民告馬官兵同胞書
         西安是西北五省大門，西安雖然解放了，西北五省不但沒有解放而且敵強我弱，形勢嚴峻。胡宗南、馬步芳等人東山再起實現蔣介石將大西北變成反革命基地計劃，我第一野戰軍占領西安后，蔣介石立即電令胡宗南、馬步芳、馬鴻逵聯合反撲；胡宗南也因誤失西安妄想報復，胡、馬二十多萬軍隊瘋狂反撲西安。西安的解放歷解放西安和保衛西安長達20多天的戰斗歷程。戰斗打的非常激烈，我軍發揚連續作戰不怕犧牲的戰斗作風，削弱敵人的銳氣，馬步芳、馬鴻逵騎兵受到嚴重的損失，潰敗四散，這時，解放后的西安，形勢才初步穩定。1949年7月1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向扶風、眉縣一線的胡、馬國民黨軍隊發起攻勢，經過堅苦卓絕的戰斗，14日占領寶雞等軍事要地，先后收復寶雞、扶風、鳳翔、永壽、眉縣9個縣城。胡的殘兵敗將逃到四川，西安穩固地回到人民的手中。大西北解放后匪患十分猖獗，在關于西北工作情況的報告中說：“我們西北工作的任務，應是消滅土匪，掃清特務，實行民主改革，動員一切力量，節衣縮食，克服困難，恢復生產。為迎接全國解放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徹底、干凈消滅各種各樣敵人和形形色色的特務做好一切準備工作。祖國的大西北包括陜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面積三百二十多萬平方公里，約占全國總面積三分之一，有3209多萬人口。有漢、回、維吾爾、哈薩克等20多個民族。地域遼闊，人煙稀少，高山從集、交通不便。大部分土地貧瘠、氣候嚴寒。長期以來各民族受國民黨反動派大漢族主義壓迫和剝削和反革命輿論宣傳企圖將大西北變成反革命基地。馬家軍騎兵攻勢兇猛——關中平原突起沖天的狂風，呼嘯的浪濤，馬步芳大放厥訶：“彭德懷是馬某我的手下敗將，不把他剁成肉醬，你們都是混球種”。馬繼援得意忘形吼叫：弟兄們真給我作臉，上午攻占咸陽，我們人在咸陽留念，下午到西安吃餃子，他們父子狼狽為奸，馬家軍駐地到處呈現一片厲兵秣馬的緊張氣氛。解放大西北起著舉足輕重的歷史作用，所以毛主席等中央領導十分重視，毛主席將解放大西北重任放到彭德懷身上。毛主席對他說：“國民黨反動派自知華南無望，遂企圖盤踞西南接連西北，將維持殘局的希望寄托在西南宋希濂和西北胡宗南。特別胡宗南40多萬運動軍隊妄圖東山再起”。周恩來對他說：“進軍西北，在解放全國這盤棋上，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走活了，全盤皆勝；有一著閃失，將引起許多麻煩”。毛主席點了點頭說：“西北走錯一步棋，后患無窮。大西北地域遼闊，蔣介石的殘匪如果在哪里我們兜起圈子來，敵人逃到青海草原或新疆天山南北的大沙漠里，我們再到草原或深山老林，大沙漠里去追剿。那時我們在明處，敵人在暗處，我們要付出更大的代價，全國解放的時間要推遲三年到五年”。朱德插話：“真到那個局面敵人主動，我們被動。在草原作戰、在大山里、大沙漠里打轉轉，馬家軍的騎兵很難收拾的”。周思來嚴肅的說：“全國各戰場是敵弱我強，而獨有西北戰場是敵強我弱——目前西北敵人肆拾伍萬，而且部隊訓練有素，裝備精良；而我第一、第二兵團加上第十八、十九兵團不足叁拾捌萬人，面對這一特殊的嚴峻形勢，所以毛主席把你從前線請回來，共同商討這個大事情”。朱德說：“過去馬步芳配合蔣介石襲擊我北上抗日的中國工農紅軍，殘害大批革命同志，真是罪惡累累，罄竹難書；而胡宗南長期以來充當蔣介石反共的急先鋒”。周恩來憂慮地說：“還有美帝國主義的干擾……，西北形勢嚴峻，十分嚴峻”。毛主席說：“蔣介石是背水一戰，必與我拼死相博，胡、馬為保他們自身利益，也必竭盡全力與我斯殺。向西北進軍，必是一場苦戰惡戰！”此時毛主席、朱德、周恩來的目光都射向彭德懷，彭德懷穩定自如的對主席等人說勝利有六成把握，在長期戰爭中、峰火中將彭總百煉成鋼，使他養成純樸、沉穩而嚴謹的性格，六成把握已成竹在胸。
        彭德懷接受任務立即投入到艱苦卓越西北戰役中來，戰爭是殘酷的、激烈的、無情的，面對敵人尤其馬家軍驃悍兇殘，但鹿死誰手，尚且難說。到處呈現出一派歷馬襪兵的緊張氣氛，彭總獲悉，胡宗南派出重兵嚴陣以待，馬家軍惡瘋瘋撲來——兩匪聯合反撲了，已匯成強大的洪流！二狗把門！而且瘋的惡狗更加狠毒，彭總遵照毛主席在戰略上要藐視敵人，在戰術上要重視敵人的戰略方針，帶領我第一野戰軍指戰員奮勇前進。堅決、徹底、干部全部殘滅我國境內一切抵抗的國民黨反動派，解放全國人民，保衛祖國領土獨立和完善。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了，西安市軍政委員會西安市市長賈拓夫在慶祝西安解放大會上說：“西安解放這是勝利的大會，是解放的大會，是動員全市人民消滅胡、馬匪幫大會”。西安雖然解放，關中西部扶風、眉縣正在激烈的戰斗中，扶眉之戰它是第一野戰軍進軍大西北的第一仗，也是整個關中解放的最后一仗。西安回族受國民黨長期壓迫和反革命宣傳影響不接近人民政府和中國人民解放軍，馬德涵先生同回族名望馬子健、馬平甫一面深入大街宣傳我黨方針政策和民族政策，一方面利用在清真寺做禮拜前后宣講黨的政策和民族政策，使黨的政策家喻戶曉，人人明白，用鐵的實事——各個清真寺完整無缺，廣大的回族群眾自由進行宗教活動，用鐵的事實事揭穿敵人散布：解放軍是漢人的軍隊，西安回民鮮血流成河“的人民解放軍有回民軍隊、回漢民族是一家人，共同發展生產、克服各種困難，馬德涵先生鼓勵大家安心生產努力工作。
        西安雖然解放了，但敵人不甘心失敗，馬鴻逵、馬繼援等人企圖東山再起，他們一方面在寶雞、眉縣、扶風重兵壓境，一方面到處散布謊言：“解放軍是漢人的軍隊，西安回民將全部被他們殺死，回民鮮血成河，白骨成山……”。馬步芳、馬繼援是咱們回民的軍隊，回民的軍隊為回民報仇，由于歷史和各種因素，許多群眾上當，因為扶眉戰役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于1949年7月在關中西部的扶風、眉縣地區第一次重要戰役，它既是解放軍進軍大西北的第一仗，也是整個關中解放的最后一戰，為了配合大西北解放和及時粉碎敵人的陰謀，馬德涵先生、馬平甫在各個清真寺內用鐵的事實——各個清真寺完整無缺深入到各家各戶做生動具體演講，黨的民族政策支持回民同胞和兄弟民族加強團結，安心生產，不要上“伊布利斯”（魔鬼）的當。馬德涵、馬平甫、金啟祥代表全體坊民和各寺理事會聯名給馬鴻逵、馬鴻賓倆人寫信詳細介紹西安回民生活情況和清真寺情況。為了安定團結，三人到咸陽，馬鴻逵、馬鴻賓兄弟倆人熱情招待他們三人，他們三人實事求是將西安情況向兄弟倆人做了介紹，希望他倆以民族利益為重，不要偏聽謠言……。馬德涵先生單獨同馬鴻賓秘密交談勸他起義，馬德涵先生同馬鴻逵的父親馬福祥關系甚密，因此他兄弟倆對大家很熱情。發揮民族關系在咸陽等地張貼安民告示。真實介紹西安回民安居樂業的情景。返回西安后馬德涵先生立即在解放日報發表了西安穆斯林告馬官兵同胞書（此文由馬德涵先生次子馬毅執筆）文章中說：“現在現在西安解放，我們也親眼看到人民解放軍——真不愧是紀律嚴明熱愛人民的軍隊。”西安穆斯林很平安，所有的清真寺保護得很完整。過去我們聽到的一切，到現在才知道完全是欺騙我們的謠言，親愛的朵十們：你們細心的想想，人民軍隊跟我們既沒仇又沒冤，我們為什么把自己當作敵人，你們趕快清醒吧！千萬不要再上當了，為西北幾省穆斯林，為整個伊斯蘭教，為了已經上當“無觴”的朵十梯，為全國受苦，受難受壓迫的老百姓報仇，把槍口對準真正的敵人——賣國賊蔣介石、胡宗南、馬步芳、馬鴻逵、馬繼援和欺騙我們的敵人。“獨失滿”（阿拉伯語仇敵、大仇人）是空前絕后的賣國賊，他們是全國人民的公敵，馬步芳、馬鴻逵、馬繼援為了個人升官發財甘心給蔣介石當走狗，他們把我們從溫暖家里抓出來趕上戰場，迫我們當炮灰……
        人民解放軍是我們回漢人民的軍隊，里面也有回民部隊，是為我們報仇的軍隊，是保護我們生命財產的軍隊，不殺人、不打人、不罵人，主張信教自由……。文章號召馬官兵“不要錯過機會，趕快的投奔人民解放軍!人民解放軍和解放區人民一定會優待你們，如果需要回家一定發給路費，如果愿意參加人民解放軍也非常歡迎，這里官兵平等，吃穿都很好，對回族人民一視同仁。我站在回教立場上，更愿意你們轉告給甘、寧、青的穆斯林叫他們不要相信謠言……。希望他們拿定決心，認清敵人，不要再糊涂了，早一點想法子打倒欺騙我們的賣國賊馬步芳、馬鴻逵、馬繼援，使全國整個早一點解放。”這篇具有歷史意義的文章刊登49年5月20日解放日報頭版位置上，該報由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在前沿陣地散發萬余份，陜西廣播電臺多次向陜西、青、甘等地播頌。“彭德懷血戰大西北”前言張宗遜寫到“當年我是彭總的助手，蔣介石將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盤踞西北的胡宗南、馬步芳等部隊身上，妄圖保住西北，憑借西南，特別夢想將西北作為最后的反革命基地，取得帝國主義支持，爭取時間重振旗鼓，東山再起。當時全國各個戰場均敵弱我強，唯有大西北敵強我弱……毛澤東主席召見率部進軍大西北的彭德懷，坦言：“大西北敵匪胡宗南兵強馬壯，馬家軍兇殘驃悍，虎視眈眈，在這個非常時期馬德涵始終堅定不移擁護中國共產黨。為了配合形勢和斗爭需要，同年6月22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管會主任、西安市市長趙壽山、甘泗淇、趙伯平在市政府召集回族首領座談會。參加代表人：馬德涵、馬平甫、馬文卿等50位各界人士。會議一致通過：以西安全體穆斯林名義再一次發表“西安穆斯林告馬官兵同胞書”，6月27日刊登在群眾日報頭版上（現陜西日報）。該文章發揮了團結人民、分化敵人、打擊敵人的作用。
        為了支持我軍東征，馬德涵先生緊密配合我黨的工作7月發表了“回族各界異口同聲，要求我軍東征”。文章用鐵的事實：“痛斥賣國賊走狗蔣、胡、馬匪造謠共產黨如何取消了宗教，毀滅清真寺，而事實證明，共產黨是保障宗教自由的”。為了促使民主政府成立，同年7月馬德涵先生發表了“希望迅速建立民主聯合政府”。在文章中馬德涵先生嚴正聲明：“馬鴻逵、馬步芳所代表的是他們私人利益”，非我們回族大眾利益，胡匪在西北民族中惡貫滿盈，倆馬助紂為孽，甘當走狗，已不屬于回族，鄭重聲明：“倆馬和我們教雖一、道不同，他倆是胡宗南的走狗，一切為了個人發財，而我們安分，事業不同。祝賀共產黨推行民主主義，早日普及全國。” 在各個歷史時期發表不同文章，馬德涵先生革命事跡中寫道:馬德涵先生為人正直,不畏強暴.追求進步.熱愛我們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熱愛我們偉大的領袖和革命導師毛主席.熱愛我門敬愛的周總理.馬德涵先生革命事跡中寫道:從西安事變以后,一直幫助黨做些工作,特別是做了許多宣傳工做,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反動宣傳做了有力的反宣傳,使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回民真正了解八路軍的戰功和黨的民族政策,使回民群眾知道了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只有毛主席才能使各族人民得解放.這些宣傳,在即將解放的前夕,起了很大作用.
        這些文章起到了團結人民、分化敵人、打擊敵人的作用。一筆為旗，以文為刀篇篇文章起到團結民眾，分化敵人，打擊敵人的作用，篇篇文章猶如利刀插進敵人的心臟，文章又像一把沖鋒號鼓舞全國各民族同心同德，沿著中國共產黨開辟的陽光大道前進、前進！

九、新  生
        1949年9月21日毛澤東主席主持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會議通過關于民族政策“共同綱領”。共同綱領明確規定：“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團結互助，共同反對帝國主義和各民族內部的人民的敵人，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各民族團結、和睦、進步的大家庭。”兩種社會兩種制度，清朝政府法律規定：清留漢不留回，造成同治年間陜西回民起義，國民黨政府利用民族矛盾制造民國28年流血事件和不可告人的目的。在毛主席領導社會主義回民同各個民族在政治上、工作上一律平等，一起研究決定國家大事，1949年7月西安各界代表選舉產生大會：西安市各界主席、副主席。趙伯平任主席、馬德涵任副主席、揚子兼、朱子彤、王竟秋（女）秘書長何寓礎副秘書長韓述之. 1950年1月西北軍政委員會舉辦盛大宴會前吳鴻賓特意告訴大會主席團工作人員一定邀請馬德涵老先生出席盛大的宴會。宴會由西北軍政委員會主席彭德懷主持，倆人同桌邊吃、邊暢敘，一起暢敘新中國和西安的發展前程。馬德涵老先生興奮說：“我做那件小事（指營救西路軍事情）共產黨一直惦記著我，共產黨不得天下，天理不容。鴻賓老弟，以后共產黨用著老朽的地方盡管說，我仍然是挺身而出，在所不辭。”
        1950年美帝國主義發動武裝侵占朝鮮后，同年9月30日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嚴重警告說：“中國人民熱愛和平，但是為了保衛和平，從不害怕反抗侵略戰爭。中國人民決不能容忍外國的侵略，也不能聽任帝國主義對自己鄰人進行侵略而置之不理。抗美援朝就是保家衛國，因朝鮮的存亡于中國的安危是密切相關的，唇亡則齒寒，戶破則堂危”。中國人民支援朝鮮人民的抗美戰爭不僅是道義上的責任而且和我們全體人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為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堅持正義斗爭，毛主席于同年10月8日發布命令：將東北邊防軍組成中國人民志愿軍，任命彭德懷為中國人民志愿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赴朝作戰。為了配合黨中央、毛主席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馬德涵先生不顧年邁，日夜奔波在保家衛國運動之中，在保家衛國動員大會上,他無比激動地說：“要保衛新中國，就必須鞏固我們的國防。國防不堅強，就如居家四面沒墻，強盜隨意可以闖進家里來，全家不能安居樂業，保衛祖國，人人有責，我們回民青年應該把捍衛祖國的光榮任務勇敢擔負起來……”，坊民聽了他的動員后，十八名回民立即參加中國人民志愿軍，一起投入到具有歷史意義的抗美援朝 ，保家衛國斗爭中去。1954年12月26日陜西省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陜西省人民政府省長、副省長委員。省長趙壽山，副省長韓兆鄂、成伯仁，委員王季陶、王菊人、李子健、候宗濂、馬德涵、張鋒伯、賀連誠......共和國成立以后，馬德涵先生先后陜西省人民政府、西安市人民政府委員、政協主席、政協委員、民族事務委員會第一主任、陜西省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民主同盟會委員，各級政府直接參政、議政，同各界人士共同研究預決國家大事，齊心協力支援社會主義建設。
        馬德涵先生一生擅長山水畫，不斷學習別人長處特別喜愛米蒂父子畫的山水畫，特意在自己扇面畫畫題詩。扇面點墨成山，山下溪上橫一小橋，橋上一人披蓑戴笠作雨中行。全局以淡墨點漿，山樹亭閣在云煙籠罩中，依稀隱境超逸。詩寫到：“本生好學米家法，云煙縹緲了不差。”對自己美術事業孜孜不倦學習，他的畫具有長安畫派特色，受到群眾喜愛和收茬。美術作品是一個時代的真實寫照，馬德涵先生創作“覺醒”和“黑娃從軍記”，“覺醒”創作于抗日時期號召民眾積極抗日，“黑娃從軍記”創作于抗日戰爭即將勝利號召群眾積極參加人民軍隊保衛勝利果實；“馬二從軍記”創作于1944年揭露國民黨利用征兵到處欺壓老百姓情況；新中國成立以后以登峰瀑布、溪水長流為代表作品歌頌新中國錦繡河山和欣欣向榮景象著名畫家李若禪說：“畫的價值，重在人格，人格——愛國第一。”
      “憤怒的雄獅”“馬二從軍記”是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代表作品；登峰瀑布、長安八景是建國以來的代表作品。他的作品先后參加1950、1951、1953、1955、西安、陜西、青海、甘肅等地全國各地展覽，經過選擇馬德涵先生登峰瀑布、長安八景等美術參加全國畫展。馬德涵先生的美術作品充滿著時代的旋律，用美術宣傳打擊敵人、團結人民，將所有畫展和工資（解放后）支援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等各個歷史時期。馬德涵先生的一生是言行一致，一生不論是在風云突變年代還是風平浪靜始終堅定不移的貫徹黨的各項政策，為中華民族的崛起和繁榮貢獻自己一生！
        馬德涵宴請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周恩來和國民黨青海省主席馬麟和營救中共西路軍和事情引起了西安特務的嚴密監視.，國民黨陜西政府已經將馬德涵定為“赤化”“通匪”罪，等批準后秘密殺害，這時他接到地下黨和國民黨政府陜西政府官員鄧昌躍（他姐夫的知友）送來特務要殺害他的情報，讓他急速轉移。遵照地下黨組織指示立即轉移到南郊東八里村借住張思宏家中繼續我黨工作。特務多次撲空，氣勢兇兇將房內東西全部砸碎。向群眾打聽他的下落，有人說去蘭州，有人說去甘肅。特務只好掃興而走。
       解放前，馬德涵先生同我們勞苦大眾一樣一貧如洗，抗戰前后馬子健無償將廈房兩間廳房一間借給馬德涵先生居住在組織鑒定中寫到，馬德涵先生在新中國成立之前不曾有祖留遺產，一直借屋而居，生活清貧，兩個房主，第一個房主馬子健，是回族，第二個房主張恩宏，是漢族。”在八里村饑寒交迫和各種各樣實際困難雖然嚴重威脅著馬德涵先生生存，，這時村里一片混亂，有人說土匪來了，有人說解放軍進了西安……。他決定克服一切困難一步挨著一步來到西安北關，向一個買肉回民了解真實情況，趙壽山帶著親人解放軍進了西安，這時他忘記他已經是年過花甲的老人，忘記饑寒交迫……，挨家挨戶動員群眾給部隊送水送飯，大街小巷貼滿歡迎標語……西安在歡騰，人民在歌唱之中他返回學校省一中（現回民中學擔任美術教師）立即成立最早的慰問中國人民解放軍慰問團，他擔任團長，在大街小巷成立茶水站，服務小分隊，這是西安歷史上最有歷史意義的事件。49年6月12日，在革命公園召開十萬多人的群眾大會“慶祝西安解放暨歡迎人民解放軍大會”。他不僅代表少在大會上發了言，而且當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大會主席團如下：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北軍司令員、西安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主席賀龍將軍、西安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副主任、西安市人民政府市長、中國共產黨西安市委員會書記賈拓夫同志、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副司令趙壽山將軍、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十八兵團司令周士第將軍、陜甘寧人民政府副主席楊明軒先生、西安警備司令張經武將軍、中國共產黨西安委員會副書記趙伯平同志、西安市人民政府副市長方仲如同志、工人代表朱子彤、學生代表菅高山、婦女代表大華紗廠女工趙秀英、民主人士成柏仁先生、文化教育界代表西北大學代校長岳劫恒教授，回民代表馬德涵先生。大會主席團分別給毛主席、朱德發了賀電，大會勝利結束后馬德涵先生回到家中（西羊市49號）鮮維俊、吳劍夫等人候他講明來意：擔任西安市民族事務會第一副主任。他考慮到年邁，怕辜負了政府重托，再三四請組織認真考慮請別人擔任民族事務委員會領導工作，同時保薦十幾名回民進步青年擔任領導工作，最后組織仍決定馬德涵先生擔任西安市民族事務委員會第一副主任，同年7月13日西安召開人民代表大會。馬德涵先生接受軍事管制委員會賀龍主任聘請，先后擔任人大代表和主席團第一主席。
         張恩宏嫂嫂回憶地說:“你們從抗戰到西安解放后一直住在我家，她說：“馬老是以為孜孜不倦的老人，馬老經常出外回來以后整天看書、繪畫，他是一位正直樸實熱情的老人，在村里舉辦墻報進行宣傳，在村口畫群馬圖.他一個人住一間房屋，我們知道周總理解放前給馬德涵先生送過錢和物品，新中國成立不久，周總理又在北京親切會見了他老人，總理親自安排你馬德涵先生生活，回西安時總理送錢和物品幫助你們渡過難關。因為馬德涵先生用教門的方法使周總理轉危為安。”西安市人民政府司機朱鐵秀和廟后街小學美術教師李永芳先后講述了，馬德涵先生發揮教門方法使周恩來轉危為安，此時在回民群眾中一直流傳至今。經過我多次調查，事情的來龍去脈是這樣的：1937年1月25日前后周總理出外工作，特務跟蹤，周總理無法脫身，這是想請馬德涵先生給予幫助，于是不慌不忙從大皮院臭皮巷內到了他叔叔家中（馬全恩清真北大寺伊麻日（阿拉伯語首領）），從后門進了小皮院清真北大寺，馬德涵先生和寶文德阿訇正在洗子做響禮拜準備工作，周恩來向馬德涵先生做了暗示動作他倆立即給周恩來穿上一套合身“海力凡”（阿拉伯語學生意思）服裝，三人聚精會神學習起來古蘭經，便衣特務鉆來鉆去闖進清真寺問我馬德涵先生，寶阿訇說他失聰，特務問來問去沒有發現問題，掃興走了。這時響禮（下午1點多）時間到同群眾做響拜，特務被迫無奈離開清真寺，禮拜結束后寺內沒有群眾，馬德涵先生打開另一個后一直護送到安全地方，他倆回到清真寺；另外還有一次，特務緊緊盯梢到北院門時，周恩來趁機跑到他家（西羊市49號借住甘肅會寧縣縣長馬子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擔任西安市中級法院院長）馬德涵先生立即給他換了一套衣服，帶他從米家后門走到大皮院，又一次擺掉尾巴，馬德涵先生革命事跡中寫:“馬德涵先生從西寧返回后，周付主席對于事情的圓滿解決十分滿意。多次來德涵先生家交談。但國民黨反動派的特務總是跟蹤、監視。德涵先生冒著極大的風險，關心總理的安全。同時又寫到：“第一次和周付主席見面，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前后，為了保證周付主席的安全，約會在小皮院清真寺內北廳見面。會面后由寶文德阿訇經獅子市街、紅埠街、大蓮花寺街護送到比較安全的王家巷一帶。”“此后，為了周付主席的安全，每次見面除了直接去八路軍辦事處以外，就在西北角的喇嘛寺內，會面以后總是設法把周付主席送到安全地方。馬德涵先生同周恩來曾多次在西安西北一路廣仁寺交談，廣仁寺長教叫關符清，解放前后是馬德涵先生摯友，關符清檔案材料中證明人是馬德涵和何寓礎。此人解放后擔任人大、政協委員，馬德涵先生赴青海將情報通過海藏寺（喇嘛教）轉到廣仁寺轉長教﹝喇嘛教﹞。
         以上事情來源口碑不可全信，也不能不信，通過以下事實充分說明馬德涵先生同周恩來的密切關系。1、1936年1月下旬，地點小皮院清真北大寺北廳內；2、1937年2月地點紅軍聯絡處（西安八辦）；3、1937年5月地點西羊市49號；4、1937年夏天地點漢口八路軍辦事處。經馬德涵先生引見周恩來親切會見楊靜仁、李敷仁（另外資料鮮維俊）；5、1938年地點：漢口八路軍辦事處周恩來接見馬德涵先生和馬德涵先生次子馬毅；6、1938年地點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周恩來多次會見馬德涵先生；7、多次在廣仁寺會見，解放后；8、馬德涵先生到北京周總理親切會見；9、1951年次子馬毅參加北京人民大會堂陜西廳美術設計工作中總理派秘書詢問馬德涵先生情況；10、1951年馬平甫出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休息時向他詢問了馬德涵先生情況；11、1954年總理出席萬隆會議前在西安人民大廈休息接見馬德涵先生、趙壽山省長座陪；12、萬隆會議結束后在西安人民大廈接見馬德涵先生，陜西省長趙壽山座陪；13、1956年9月底赴京出席國慶典禮后當中央和國務院聯合宴請各民族參觀團，總理親自來到陜西團，親切地說：陜西有位馬德涵老先生，他是一位愛國人士；14、1957年總理陪同尼泊爾國王馬享德參觀西安時特意委派陜西第一書記趙伯平和西安時書記兼市長方仲如用專車將馬德涵先生從家接到西安人民大廈，趙書記為書記座陪。以上歷史介紹了馬德涵先生和我們敬愛的周恩來總理真摯和友誼的關系。所以說民間流傳周恩來是馬德涵義子。

十、舉辦戒煙所
        舊西安是舊中國縮影，吸毒販毒等丑惡事件成風，許多人滑到吸毒、販毒道路上，導致許多美好家庭家破人亡、妻離子散、背井離鄉，許多群眾不能安居樂業。西安解放后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管制委員會、西安市人民政府先后多次發布禁毒、販毒的命令和公告后在軍管會市政府領導下以六區四校為中心先后在六區一校，六區二校、六區五校，利用暑假寒假舉辦戒煙所四校（現在的廟后街小學）一校是現在的蓮湖路小學。二校是小皮院小學。五校是化覺巷小學。校長分別是：馬毅、劉青萍、丁麟祥、馬家驥，堅決擁護大快人心的禁煙禁毒的命令和公告。馬德涵先生代表政府和各界人士，盡心盡力。全力以赴辦好戒煙所。此事是一件利國、利民、利宗教的好事。販毒吸毒等丑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制度不允許、伊斯蘭教不但不允許而將此事定為大罪，伊斯蘭教是一個命人干好、止人干歹的宗教。禁毒、販毒關系到中華民族興衰，所以我們有義務支持政府關于“禁毒、販毒”政策法令，吸毒、販毒他（她）們所得一切收入全部都是“哈牙日”（不是勞動所得財物），在西安市戒煙委員會和民族事務委員會直接領導下成立戒煙所，戒煙所全封閉、不準通信、不準探親、生活統一管理。24小時巡邏、執勤，伙食分三種：經濟好一次付清，經濟差分期付清，無力付清政府適當給予補助。政府不論是從學習上、生活上總是創造一切有利條件讓他們重新做人，為社會和家庭教育成一個有用人才。
        戒煙所每周一、周三、周五學習政府關于禁煙、禁毒文件，二、四學習報刊，了解形勢，懂得國家法律和做人的道理。邊學邊習、邊聯系實際情況，通過自查、學習理論與實際不斷提高認識，通過學習懂得做人的標準和學習的主要性，進一步懂得不學習分不清好壞，才走向犯罪的道路。戒煙所既是改造人的地方，也是教育人的地方，使他們重新做人。原西安市蓮湖區廟后街小學教師鐵福元（現在已經70多歲的老人）對我說：“舉辦西安回民戒煙所時，我還是一個青年團員，當時組織讓我負責分發戒毒藥品，藥品顏色不同，分甲、乙、丙三種，吸毒嚴重者面黃肌瘦、四肢無力、精神失常。為了中華民族的興旺發達，馬德涵先生當年已經85歲老人同戒煙所工作人員深入到販毒、吸毒家庭宣傳講解。禁毒、禁煙的意義，聯系吸毒、販毒導致美好家庭家破人亡的事實，鼓勵家屬積極做好販毒、吸毒人思想、工作，支持政府的工作。經過長期的思想教育和藥物治療，挽救他們的生命，他們紛紛表示用實際行動感謝政府和民族干部的關心。戒煙所分批組織他們參加修城墻、挖污泥等工作。將勞動所得來的收入補助在集體生活中，西羊市回民婦女馬秀芹原來是一位勤勞、善良的勞動者，吸毒后家破人亡，麥莧街郭宏義原來是屠宰行家，吸毒后30多歲沒有結婚，回民非常歧視他。馬德涵先生等民族干部不但沒有歧視他（她），而且熱情同她們談心，談心是人類相互交流的工具，是溝通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橋梁，是聯絡感情，加深友誼，共同記載歷史發展足跡。解除思想包袱后認真接受改造，做一個對民族、對社會、對家庭有用的人才。郭宏義、馬秀芹從戒煙所學習結束后，郭宏義在裝卸隊不僅上班，而且當了隊長；馬秀芹在家開辦縫紉，他（她）們先后結婚過著幸福生活，群眾說人民政府真有辦法，將這些無法改造的二流子改造成對社會和家庭有益的人才，這些事情只有在毛主席領導下才會有這樣的人間奇跡。戒煙所即將結束時，許多人再三再四表示要重新做人，用勤勞致富感謝政府挽留他們。馬德涵先生、馬平甫等民族干部同戒煙者在25中學操場合影留念。”

十一、珍貴的禮物
        1937年夏天，馬德涵先生、楊靜仁、李敷仁到漢口（另外資料報道鮮維俊），由馬德涵先生引見周恩來副主席在漢口八路軍辦事處親切會見大家。楊靜仁、李敷仁匯報民族抗日工作情況，他單獨向周恩來副主席匯報營救中央西路軍情況。這時他的次子馬毅從桂林成達師趕到漢口八路軍辦事處看望他父親和周副主席。周副主席分別在辦事處和在漢口江岸同馬德涵先生和馬毅合影留念。1938年馬德涵和馬毅從西安趕到漢口八路軍辦事處（日本租借地）周副主席親切招待他們父子，當時郭沫若先生也在場，周副主席向郭老介紹馬德涵先生，為營救中共西路軍出生入死的情景。因他耳目失聰，三人用文字進行交談，不久周副主席在漢口贈送馬德涵先生一套罕見的德國制造助聽器（原用五號電池后改用一號電池）他生前一直愛不釋手。周副主席將馬毅安排到六處三科（美術系）當繪圖員。田漢擔任三科科長。日本侵華戰爭全面爆發，漢口淪陷后，國民政府遷移重慶，中共辦事處也要遷移重慶。漢口日夜告急，他們父子根據周副主席安排立即返回西安，1946年周副主席在西安接見了馬德涵先生，以后周副主席委托他出席全國政協會議。
        尊敬的周恩來總理從解放前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第九年，一直無微不至的關心馬德涵先生的工作情況、生活情況，從他工作和生活問題直接反映了我黨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風和密切聯系群眾的作風，這不僅反映了少數民族政治地位提高，而且歌頌反映了以人民總理為代表黨非常關心群眾事實歌頌我黨形象。周總理解放后親切會見馬德涵。1.1954年陜西回民代表馬平甫參加全國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會議休息時總理向馬平甫詳細詢問馬德涵先生生活情況、工作情況及其他各方面情況，馬平甫回到西安后無比激動地對大家說：“總理對咱馬老印象太好了！太深刻了！”2.同年馬毅參加北京十大建筑美術設計，總理特意派了秘書詳細詢問他父親情況。3.周總理參加萬隆會議前在西安西郊飛機場會客廳親切會見陜西省省長趙壽山和馬德涵。三人進行真摯的交談，分手時總理和藹的對趙省長說：“馬老有什么困難請予以解決，需要我解決的地方請告訴我。”4.萬隆會議結束后，周總理在人民大廈親自會見趙省長和馬德涵，三人在回民小灶共進午餐（廚師是河北回民叫曹九州），在吃飯過程中，周總理向趙省長詳細介紹他為營救中共西路軍出生入死的事跡。飯后他倆人將周總理送到銀灰色小汽車內，依依不舍分手。馬德涵加重將他接到西安人民大廈后，周總理親自同馬德涵交談。趙書記、方書記陪坐。總理向馬德涵詢問蘭州愛國商人馬憲民情況，馬德涵實事求是匯報說他的生活極其困難。總理說：“請馬老給他寫一封信，告訴他，我們沒有忘記他，工作問題要通過組織解決。”他遵照總理的意思立即給知友蘭州政協郭南甫（郭福全）寫了信。郭南甫收了他來信，當時轉給馬憲民，馬憲民看到馬德涵先生來信非常激動，立即給周總理寫了信，周總理收到馬憲民來信后，立即批準甘肅統戰部、甘肅省委統戰部副部長李健和辦公廳主任張國威研究決定：將馬憲民安排在蘭州民族事務委員會工作，以后擔任民委委員、伊斯蘭協會委員。馬憲民有了工作解決了生活來源。馬德涵先生（大皮院6號）接到西安人民大廈親自同他進行真摯的交談。告別時總理親自將馬德涵先生從六樓送到一樓，這件事在西安群眾和民主人士傳為佳話。萬萬沒想到這是馬德涵先生同周總理最后的告別。解放后，周恩來擔任國家總理后，除親自會見馬德涵先生外，還通過各種方法直接詢問他的工作情況、生活情況，從吃住穿行總是無微不至的關心，從馬德涵家的生活起到翻天覆地的變化，歌頌了新中國在毛主席領導下欣欣向榮的真實寫照。1958年5月20日正是西安和平解放10周年，他離開了我們，終年91歲，臨終前多次向組織要求到北京探望我們的好總理——周恩來。因他年邁患嚴重高血壓病，組織沒有批準馬德涵先生要求。通過總理送馬德涵先生這件小事，反映了在毛主席領導下少數民族和兄弟民族在政治上生活上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反映了以周恩來總理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高級領導人始終保持平易近人工作作風，這個既平凡又偉大的工作作風永遠值得我們學習。

十二、歷史的評價
         從西安事變前到營救中共西路紅軍任務后，馬德涵老先生一直同我黨和西安八路軍辦事處保持密切聯系，為黨和人民做出一些有益事情。西安八路軍辦事處1938年8月的工作報告記載：文人、作家、教授除了一部分頑固和保持舊觀念的分子外，大多數同意我們的主張，如：楊明軒、楊紹宣、侯外盧、陳建晨、李陶達、劉景向、馬德涵、張德馨。此報告紀錄為抗大、陜公介紹學生和介紹人數表，這張表共33人，有偉大的革命家葉劍英、董必武等人，馬德涵介紹六位回民青年到陜公共排列13名。西安八路軍辦事處資料記載著：“在會客廳周副主席多次會見杜斌丞、楊明軒、侯外盧、馬德涵等人，同他們一起研究國家大事，向他們宣傳我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并通過他們去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從而孤立了頑固勢力”。西安、蘭州八路軍辦事處大廳懸掛馬德涵、楊明軒、杜斌丞、侯外盧的巨幅照片。同時報告中寫道：他們大多數都贊賞中共的主張，同情八路軍與西辦發生聯系，比如和江有章、馬德涵、李一非從此這些文化名流與西辦關系緊密。中共駐陜代表林作渠紅軍總部高級參議宣俠父八辦處長伍云甫等同各界抗日團體的負責人和一些愛國進步人士楊明軒、杜斌丞、張性初、車向忱、馬德涵、劉古鳳、鄭伯奇、曹靖華、于振流、陳建晨、候外盧、宋聯奎、李敷仁經常保持聯系。這些知名人士很仰重周恩來、朱德總司令。西安辦事處滿足他們愿望和要求，安排會見。他們許多人是中國共產黨可信賴的朋友和統戰工作得力助手。
          1937年2月奉周恩來、葉劍英電召宣俠父來到西安紅軍聯絡處，協助周、葉從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周恩來忙于國共合作談判，在介紹宣傳時結識西安地區抗日救亡團體領袖杜斌丞、楊明軒、車向忱、馬德涵等人……。面對如火如來的群眾救亡運動，國民黨反動派先是葉公好龍，繼而百般設障阻撓。1938年5月西安當局下令解散13個抗日救亡團體。在中國共產黨民族統一戰線旗幟，社會各黨和回族同胞、兄弟民族緊緊團結一致，展開既又轟轟烈烈的抗日運動。處處看到回族同胞、兄弟民族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奮戰的情景，處處看到回族同胞、兄弟民族保衛祖國為民族生存的視死如歸的精神。中華兒女為了保衛自己的母親—祖國不受凌辱、不當亡國奴，盡早的將日本侵略者趕出我們的祖國不分任何黨派，不分任何民族，不論男女老少大家自覺地從五湖四海匯集在一起，團結在一起為了一個共同的戰斗目標—抗日。將日本侵略者趕出我們的國土。
        八路軍駐甘辦事處革命活動大事記 127頁、128頁、130頁中分別記載有：1937年2月初，周恩來同志派他的秘書張文彬同志通過我地下黨員吳鴻賓，找到回族進步人士馬德涵先生，他曾當過馬步青的老師。周恩來同志約請馬德涵先生望能為西路軍被俘人員出力，馬德涵先生欣然應命，以赴武威辦畫展為名.在張文彬、馬憲民陪同下，乘飛機前往武威。
        是月，馬德涵向馬步青引見了張文彬與馬憲民兩人，張文彬以紅軍代表身份向馬步青轉達了周恩來同志的意見，要求馬步青不要再殺害紅軍，釋放被關押在武威的紅軍被俘人員。
4月周恩來同志在西安馬德涵先生家中，主動宴請從麥加朝圣歸來的青海省主席馬麟，宣傳我黨抗日主張，尋求解決我被俘西路軍紅軍問題。
         8月2日謝覺哉聽取從青海歸來的吳鴻賓匯報西被俘、失散紅軍情況。并致信賀耀祖電告馬步芳索要。吳鴻賓向謝覺哉做了匯報。謝老日記記載：三七年八月二日（吳鴻賓調查）被俘紅軍河西尚有千余人，其分布情況：工兵營約有五百修汽車路，有的在老鴉峽口揚家店二百多人，有的在永登三百余人。待遇很壞，晨三點起床，每日兩次操，夜宿帳中，不許與人們接觸，無鋪蓋，穿著短衫褲，婦女二百余人在工廠、醫院工作，每天兩頓飯，小孩百余人分散在旅館、澡堂當伙夫，給軍官當勤務兵，歌舞團二個，一個在青海，一個在甘肅，各有約二十余人，待遇較好，有被子，其余分散在部隊，寫信給賀，請電青馬索上取，上述日記中的“賀”中指當時國民黨甘肅政府主席賀耀祖，“青馬”則指老巢在青海的國民黨西北軍閥馬步芳。當時謝覺哉已任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黨代表。同年8月八路軍駐甘辦事處在馬麟公館前院正式成立。辦事處成立任務是：一，廣泛深入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二，營救和收容失散在甘肅，青海等地的西路軍官兵。三，擴大地下黨組織輸送革命青年和各界愛國人士到延安。中共中央任命謝覺哉為八路軍駐甘辦事處當代表。彭加倫，伍修權任處長。辦事處始終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指示，一方面出色完成其它工作，一方面出色完成營救和收容，在一年的時間零星接待三百多名西路軍官兵后分別送往西安，延安，慶陽，等地。參加營救和收容工作人員有張文彬，彭加倫，秦幫憲，朱韶良，等人。
         8月22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布命令，將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1991年12月中共甘肅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出版發行的《悲壯的征程》大事紀中寫到：“1937年4月底周恩來通過愛國進步人士馬德涵先生與國民黨青海省主席馬麟交談，希望馬麟以全民族利益出發，出面制止“二馬”對付紅軍的殺害，馬麟表示愿意幫忙。”
        在抗日統一戰線中，地方名流是舉足輕重的力量。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民族事務委員主任、國務院副總理楊靜仁曾先后兩次證明：第二次是1978年10月30日給陜西統戰部批示中寫道：“馬德涵老先生1937年受我們周總理委托與馬步青（馬德涵先生曾給他教過書）洽談釋放西路人員，作了一定的工作。”以后他一直同我黨保持聯系。第一次是1977年6月20日楊老在審查中寫道：據吳鴻賓給我和鮮維俊談，馬德涵早年做過馬步青的老師。1936年西路軍在甘肅河西失敗，馬家俘虜西路軍一部分人。雙十二事變后，我黨中央為同馬步青等人辦交涉要回部分人，開展抗日統一戰線工作，要馬德涵去見馬步青，馬德涵去馬步青處交涉結果，馬步青、馬步芳放回我西路軍的那一部分，因此自1937年以來馬德涵與我黨經常聯系。”吳鴻賓材料中寫道：“回民馬德涵和馬步青是師生關系，取得周總理同意后，當即讓馬德涵乘飛機去武威，為了在路上照顧馬德涵，還讓馬憲民同行。去后見了馬步青，把問題基本解決了，回后向總理作了匯報。”西安八路軍紀念館隆重舉辦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展覽和紅色橋梁紀念冊分別記載著：“馬德涵西安回民領袖，為營救西路軍1937年2月由張文彬、馬憲民陪同去武威間學生馬步青交涉有關釋放被俘紅軍的問題。”四月周恩來在馬德涵家中宴請青海省主席馬麟，希望他以民族利益為重，阻止馬步芳對被服同志的屠殺。
     紅軍聯絡處營救紅軍西路軍將士統計表
     時    間 人    數 去    向
     1937年5月 1200余人 三原紅軍總部、延安
     1937年8月 24人 云陽八路軍總部
     1937年9月 1500余人 延安
     1937年秋 1200余人 延安
     1937年9月—1938年9月 500余人 八路軍部隊

     介紹到西安辦事處者
     介紹人 人數 介紹人 人數 介紹人 人數
     羅世文 36 吳純南 20 長安縣副縣長 3
     葉霖生 24 黎玉 6 傅復生 3
     王書 38 郭洪濤 28 徐夢周 3
     王干青 42 陳銘樞 2 周慾發 2
     江子能 12 馬德涵 6 曹靖華 2
     張殊之 23 成校長 43 唐天際 31
     侯野君 8 董老 17 周素園 3
     載學禮 6 葉劍英 14 梁益堂 5
     仇一德 3 宣俠父 16 佐覺慧 1
     章友江 4 謝華 9 項乃光 3
     秋江 15 徐彬如 14 錢維人 6

     八路軍西安辦事處一九八三年八月工作報告中記載的為抗大、陜公介紹學生的介紹人和介紹人數表，馬德涵先生曾介紹了六名。

     西安辦事處工作報告
     日期 :1938 年 8 月    號數 : 陜字 NO 、 12
第一章
(二〉工作范圍
4、其他
(A) 收編河西散軍 z 西躋軍在河西失去聯絡的戰斗員和 大部分干部 , 由甘肅省政府遣送前來的約一千二百人 , 從其他各 方面零星收集的 , 也有五百人左右 , 這此戰斗員都經西安辦事處,分別遣送八路軍部隊。
第四章 ( 略 )
第四節 ( 略〉
( 一 )( 略 )
( 二 ) 介紹到西安辦事處者
介紹人         人數
馬德涵          6

部分過往八路軍駐陜辦事處黨、政、軍領導各界知名人士
博古 鄭伯奇 白志文 陳賡 陳云 陳郁 陳潭秋
陳昌浩 陳丕顯 陳伯鈞 陳再道 陳先端 陳光 陳錫聯
陳漫遠 陳建晨 陳惠清 陳嘉庚 程子華 蔡樹藩 蔡暢
曹靖華 曹軼歐 車向忱 車耀先 成柏仁 陳焰 成仿吾
遲浩田 崔田民 鄧小平 鄧六金 鄧穎超 鄧子恢 杜斌丞
鄧發 鄧華 傅連璋 馮文彬 馮雪峰 傅鐘 莫文驊
甘泗淇 甘渭漢 關向應 郭化若 郭樂三 郭述申 郭洪濤
高崗 高文華 耿飚 賀子珍 胡喬木 胡耀邦 胡奇才
賀龍 賀炳炎 賀晉年 侯外廬 何干之 何長工 何基灃
黃友誠 黃春庭 黃振堂 諶厚慈 洪學智 韓先楚 賈拓夫
季陶達 賈麟炳 景梅九 聶榮臻 江隆基 江華 柯慶施
康生 康克清 劉少奇 劉伯承 劉古風 劉景向 劉亞樓
劉子九 劉英 劉群仙 劉亞波 劉曉 劉震 劉志堅
劉白羽 林彪 林卓午 羅世之 羅瑞卿 羅炳輝 羅榮桓
羅世文 周小舟 李伯釗 李天煥 李維漢 李天佑 李雅軒
李一非 李子健 李聚奎 李公樸 李敷仁 李達 李先念
李卓然 李富春 李昌 李倫 李強 李井泉 李仲英
李宗貴 李根源 盧冬生 賴傳珠 陸樹東 陸定一 呂正操
廖承志 廖漢生 黎玉 盧競群 毛澤民 馬明方 馬德涵
莫紹明 莫文驊 孟慶樹 張國燾 南漢辰 倪志亮 歐陽山
彭德懷 彭雪楓 彭加侖 彭紹輝 彭真 潘自立 皮定鈞
錢之光 錢希鈞 錢英 任弼時 粟裕 宋聯奎 宋任窮
宋時輪 宋黎 沈志遠 陶鑄 邵式平 譚政 騰代遠
吳玉章 伍修權 吳伯倫 王稼祥 王定國 王若飛 王震
王平 王兆相 王世英 王炳南 王宏昆 王根英 王首道
王錚 王觀瀾 王樹聲 王維舟 王子緯 王明 王新亭
王近山 溫起凡 汪達之 汪鋒 吳劍西 韋國清 韋杰
韋拱之 謝覺哉 徐海東 徐特立 徐向前 徐競成 徐彬如
徐深吉 徐冰 徐夢秋 謝飛 肖勁光 肖華 肖克
許光達 徐建國 徐重遠 許世友 吳仲廉 習仲勛 項英
夏之栩 繼范亭 葉挺 葉道志 葉成煥 楊尚昆 楊勇
楊得志 楊成武 楊子華 楊明軒 楊亦周 楊立三 閻紅彥
于振瀛 袁國平 袁子欽 余秋里 周恩來 周昆 周揚
周建屏 周文龍 周玉成 周士第 朱德 朱光 朱瑞
朱理治 張云逸 張知道 張聞天 張琴秋 張子意 張浩
張鼎丞 張德生 張宗遜 張際春 張震 張性初 張愛萍
張明先 張友江 張德馨 張紹東 張賢約 張秀山 左權
鐘赤兵 曾山 曾希圣 曾傳六 趙品三 趙伯平 
        由陜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4月發行“西安七賢莊”書刊記載著“隨著形勢的發展，使紅軍聯絡處設法營救流離失所或被關押的西路軍有了契機。周恩來親自安排部署營救工作，他登門拜訪回民阿訇馬德涵，送上2800銀元，請他專程赴青海，作他的學生，軍閥馬步青的工作，盡快釋放被監禁的西路軍干部戰士”。經他營救中共西路紅軍的人數戰總數的五分之一以上。
        派出張文斌、張子華、吳波赴青海、甘肅、寧夏，調查西路軍失散情況，對軍閥馬鴻逵開展工作，為完成這項工作，張子華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張子華的父兄與馬氏軍閥是世交，張在對馬氏的工作上因被同去的有極左思想工作人員舉報而被關押延安保安處多年。1943年病故在獄中（以后平反追認為烈士）上述資料說明營救中共西路軍工作是一件極其艱巨和復雜任務，他們責任有多重，不管多少艱難困苦勝利屬于最堅強的人們。
        八路軍西安辦事處成立后，蔣介石、胡宗南派了大批的軍警、特務將西安辦事處周圍嚴密監視起來，到處都是特務跟蹤、盯哨。馬德涵和次子馬毅經常冒著生命危險給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傳遞情報，忘我的工作受到林伯渠黨代表和伍云甫、周子健處長鼓勵和支持。當工作中遇到困難時林代表等人同他進行談心，談心是人與人交流的工具，是相互溝通關系的橋梁，通過相互交談密切聯絡感情加緊友誼。俗話講的好：良言一句三春暖，美好的語言能息事寧人、和睦鄰里。他經常將“向導”等黨內刊物帶回家如饑如渴的學習后結合實際向群眾宣講，將黨的方針、政策熔化在實際工作中。黨內刊物當時是國民黨禁止刊物，一旦發現全家都要被殺害，就在這種白色恐怖時代里，馬德涵先生依然忘我的工作。
        各民主黨派和各界愛國人士堅定不移地走在“不反蘇、不反共、不反人民”的三不反道路，同心同德地擁護中國共產黨的政策。黨中央和中央首長對于愛國民主人士甚為關懷愛護，一方面及時解決分析當前時局、政治前途和人身安全，另一方面，對民主人士提出的意見和建議非常重視，1946年3月我黨挑選國大代表問題，民主人士杜斌丞向中共代表任弼時推薦陜西回民領袖馬德涵為國大代表。
        他從西安事變前到河西走廊出色完成營救中共西路軍任務后，一直同我黨保持密切的聯系。經常冒著生命的危險給西安八路軍辦事，傳遞情報，因此受到了辦事處黨代表林伯渠和第一任主任伍云甫，第二任主任周子健的關懷和支持。
        由于他出色的工作，得到了當時中央軍委副主席任弼時先生的推薦。
      “1946年3月20日以中共中央的名義，向周恩來、董必武、王若飛轉發周子建來電.內稿：
         1.關于我應推選國大代表杜老（杜斌丞）希望能注意到國統治區域中.有威望而能為我提議之無黨派人士；陜西方面希望我們推出南右松；西北方面如我方不便自己提出亦可經民盟提出。
        2.陜西回民領袖馬德涵希望我們推其出任回民代表。此人政治上絕對可靠與我們站在一起”。
他在甘肅工作時，認識了吉鴻昌，1926年，馮玉祥代領革命軍解圍西安，吉鴻昌任該軍旅長；他女兒馬艷珍同吉鴻昌夫人積極參加西安婦女解放運動，他曾向周恩來保薦他的兒子馬毅、馬鐸，馬燦，革命工作需要；就是馬德涵全家的需要。全家在他代領下：有力出力，有人出人，自覺地投入革命斗爭中去。盡自己一切力量為黨為民族多干一些有益的工作。他病故后，家人發現藏在枕頭里的“向導”等刊物。馬德涵先生一生有兩件遺憾事，第一件是黨中央和毛主席等人委托他利用同馬福祥私人關系到新疆營救毛澤民等人，準備工作就緒，噩耗傳來他們已被秘密殺害，此事雖然未辦但說明黨中央和中央領導人對他信任，第二件臨終時未見周恩來總理。從中歌頌少數民族在黨政策下政治地位不斷地提高。青海民族學院黨史研究室主任朱永馨在青海學報發表的“懷念幫助我黨營救中共西路紅軍馬德涵、趙守鈺先生及高金城烈士”資料和西路軍、高臺西路紅軍紀念館前言介紹馬德涵營救工作情況，1977年7月6日蓮湖區群工組根據中共中央統戰部（1977）第11號“關于收集民族工作資料問題”的通知中共陜西統戰部（1977）10號文件提出要求，給北京民族文化宮征集少數民族和各民族革命文件，我區經調查已整理出“西安回民參加辛亥革命概況”和“馬德涵先生革命事跡介紹”。由蘭州社會科學院西路軍研究所主任董漢河編寫“西路軍女戰士蒙難記”1988年西北軍事文學第二期。2001年由解放軍出版社發行西路軍女戰士蒙難記，北京作者劉兼榮編著“西路軍魂文章報道等文章獻后報道馬德涵先生營救西路軍情況”。陜西新文化電視中心編劇導演劉保民編導的十集西路軍電視連續劇中介紹他營救西路軍事，慶祝西安解放50周年西安統戰部等單位共同出版多黨合作在西安介紹他生平，八一電影制片廠和北京聯合攝制電影“洪流”（由朱鴻鼎扮演馬德涵）等文學。由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研究員楊文剛先生在2002年文物刊物發表和原西路紅軍263團正營6連9班長康立清寫《回首崢嶸歲月》書中寫到：周恩來通過回族愛國民主人士馬德涵與國民黨青海省主席交談釋放了我被俘人員，康立清解放后先后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后副政委、新疆軍區政委。
        西安市蓮湖區黨史辦檔案館、西安市黨史辦、八路軍辦事處、西安市檔案館，聯合舉辦愛國主義思想教育展覽周，分別介紹了馬德涵先生的革命事跡。蓮湖區地方志，西安市地方志，陜西省地方志，西安通覽，三秦大辭典，中國回族大辭典。紅色的橋梁、光輝的里程。從不同的角度分別了介紹馬德涵先生生平和營救中共西路軍的事跡；中共西路紅軍西征雖然失敗了，但他們的歷史功績在中國革命史仍具有不可磨滅的貢獻：1.有力地策應了河東的紅軍作戰。2.分散了國民黨得兵力，積極配合了西安事變和平解決。3.在艱苦的條件下，先后在永昌、山丹、臨澤、高臺建立了蘇維埃政府和抗日義勇軍、抗日促進會，為該地區以后的革命斗爭創造了有利條件。今天露出地面的豐碑，使我們歡欣鼓舞，使人們肅然起敬；昨天失敗的歷史則是深深的基石，無怨無悔負載著歷史的豐碑，失敗的歷史是一部發展壯大的真實記錄，是一部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壯烈犧牲先輩和西路軍官兵，他）她）們像南飛的大雁任憑狂風暴雨的襲擊，只要活著千方百計都要回到祖國的懷抱。他（她）們像松樹一樣，任憑天寒地凍，總是茁壯成長。他（她）們象征著中華民族和共產黨員的風格。 ---要求人類的甚少、給予人類的甚多，讓我們永遠發揚學習這種精神。

        從不同角度介紹和宣傳馬德涵先生革命事跡.在慶祝西安解放60周年和馬德涵先生逝世50周年之際,我整理馬德涵先生材料作為獻禮。作為穆斯林一片心意。解放后，我們的生活同各民族一樣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再也看不到“兩兩炭，斤斤面，一個扁擔，兩個筐，埋了死的，養活的”悲慘情景。政府每月按時給馬德涵先生送來一代（50斤）富強粉（當時按高干對待）和各種報刊送到家中，在周總理和西安市長方仲如關懷下按特殊情況給我們購買（大皮院6號）舊屋一套，改建為有廳房、東西過廳和東西廈房11間，有水井、水房……。當時政策是沒收私產為公私合營和改造私產者。從我們的生活日益提高反映社會主義好。生活是時代寫照和縮影，馬德涵先生生活得到翻天覆地的變化。歌頌回民具有愛國愛教、反帝反壓迫的精神，他58年2月因高血壓引起腦出血，經大夫精心搶救，恢復健康。他是一位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回族優秀人士，幾十年如一日堅持工作、堅持學習、堅持禮拜，常常用做人和做禮拜一樣——內潔外凈，用古蘭經的精神時刻鞭策自己。他老人家對我們子女嚴格要求。5月20日病情復發病故，當夜國務院辦公室發來函電，陜西省和西安市黨政機關聯合成立了“馬德涵委員治喪委員會”在陜西日報刊登補告和治喪委員會成員名單：時逸之、張漢武、李連璧、賀延俊、崔一民、何寓礎、馬平甫、石魯、張之逸、吳自新。等省、市主要領導和各界人士三千多人一直將他送到小白揚回民公墓按照回民風俗埋葬，陜西省人民政府送來挽幛“民族大家庭中失去一份力量”，陜西省委員會、西安市委員會送來挽幛“幫助革命精神、雖死猶生”，陜西省民委送來挽幛“共事方長、胡遽逝世”，陜西政協送來挽幛“老成凋謝”。趙伯平、趙壽山、張鳳翔、時逸之、楊玉亭、張毅忱、李啟明、謝懷德送來挽幛：良友其萎。
        我們今天通過原始電文和真實歷史資料后明白了曲折，復雜的社會情況，明白了坎坷，艱難的社會環境，明白了以政政治軍事為代表的勾心斗角人事關系，就在這種歷史條件下，為了國共合作的利益，為了抗日事業，第一位回民特使挺身而出，安危度外，先后兩次承擔了營救中共西路軍任務。而且艱苦卓絕，凱旋而歸，勝利完成黨中央交代的任務。在國難當頭，民族危機時刻馬德涵先生不講任何條件，不要任何報酬，深入虎穴促成和談，令吾將士脫險，中共西路軍人員王懷儀兒子王邵東說：八千多被俘將士，被先生營救人員達一半以上。董漢河、劉統作者資料中被俘人員6千多人，依據這個數字，被先生營救人員占3/2以上。先生從四川保路起，到營救中共西路軍和西安解放等大事件中，始終走愛國的光明大道。營救中共西路軍是先生一生中最光輝的一頁，這一頁為中國的歷史，為中共黨史，為回族史譜寫了新的一頁。營救中共西路軍不僅是先生個人成績而且是回漢一家人的成就。正如資料中寫到“西路軍的同志在回漢人民幫助下，克服了各種各樣的困難，想盡一切辦法，終于回到母親的懷抱中。回到紅軍中來了……他們都是黨的好兒女，他們都是我們的精神財富”。在和諧社會今天，我們不該忘記他們的豐功偉績。
         馬德涵先生歸真后由剛正不阿的哈志馬明寶大伊麻目在小皮院清真寺親自攢“者那齋”（祈求真主）

馬德涵先生革命事跡中寫:馬德涵先生為人正真,不畏強暴。追求進步。熱愛我們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熱愛我們偉大的領袖和革命導師毛主席。熱愛我們敬愛的周總理。  
         中共西路紅軍全軍覆滅的事件是中國共產黨黨史上空前絕后的大事件大悲劇。一段失敗的歷史、屈辱的歷史、悲壯的歷史——中共西路軍兩萬多指戰員幾乎全軍覆滅。中共西路紅軍喋血河西走廊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中遭受到最嚴重、最悲慘的一次挫折這是一段失敗的歷史、屈辱的歷史、悲壯的歷史事實證明通過談判要蔣介石制約“二馬”保存西路軍是不現實的這個論斷言簡易劾含蓄深刻 。。。。。
         從一九三六年秋開始，周恩來受中共中央委托先后委派馬德涵、趙守鈺、吳波、張文彬、劉秉琳、蔡光波、高金城、吳鴻賓等人到蘭州、涼州（武威）、甘州（張掖）等地營救中共西路紅軍。  根據目前歷史資料營救中共西路紅軍神圣使者有西安回民領袖馬德涵先生和趙守鈺、高金城先生，他們發揮私交關系和合法地位出色完成營救工作，西路軍官兵先后回到母親懷抱。趙守鈺、宋友琴、中國同盟會會員，大革命前任綏遠都統一馬福祥的參謀長兼軍法處處長，曾任馮玉祥第五師中尉師長和騎兵前敵總指揮，領導馬步青軍隊。在此前同馬麟關系密切，所以說不僅是上下關系，馬步青、馬步芳很尊重趙先生叫趙叔叔。高金城1925年應馮玉祥邀請擔任西北傷兵醫院院長，福音醫院院長，基督教會長，河西抗日后援主任，他們都是無黨派愛國民主人士，艱苦卓絕完成營救工作，使中共西路紅軍官兵先后回到母親懷抱中…………………….

         馬德涵老先生一生跨越清末、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三種不同社會。在四川保路斗爭中，他同商會會長羅綸、擔任“反清同志會”交際部部長。早年參加同盟會，清王朝滅亡后分別擔任甘肅軍政府，四川軍政府參軍等職。“9.18”事變爆發以后挺身而出，在陜西地區成立最早民族抗日組織——西安回民抗日救國會。西安事變時積極擁護我黨和解決西安事變時受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周恩來的委托出色完成營救中共西路軍神圣使命。曾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央民委主任楊靜仁先生批示中寫道“馬德涵老先生1937年受我們敬愛的周總理委托同馬步青（馬德涵曾給他教過書）洽談釋放被俘西路人員，作了一定工作，一直同我黨保持聯系。”在解放西安時在解放日報發表了具有歷史意義文章：“西安穆斯林告馬官兵同胞書”馬德涵先生一生是愛國，愛教，愛和平的一生，是堅定不移的沖在反帝、反封建、反內戰的一生，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始終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一生，是為中華民族崛起和繁榮富強總是任勞任怨，奮不顧身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