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粟在心：對于蒯大富的觀點，本人不完全同意，但相信大部分是真實的，毛澤東發(fā)動文革的原因，參加文革的群眾尤其是學生的目的，部分投機分子的所做作為都有利于對文革的全面理解。本人的觀點：文革的目的是好的，就是為了防止執(zhí)政的黨腐化墮落，但方法存在問題，沒有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保護群眾利益，防止官僚腐敗的機制，文革的方向是對的，問題在于如何探索出有效的方式和方法，但改開30年來連文革方向也否定了，造成黨無法解決自身的腐敗問題，反而日趨惡化，完全真正的成了資本主義當權派，從而毛澤東的預言完全實現。現在的黨已經失去民心，幾乎完全墮落（不知道薄熙來等比較清醒正派的領導人能否扭轉這一趨勢）

關于毛澤東發(fā)動文化革命，他的根本動因是什么？一個就是劉少奇在文化革命之前，已經把持了毛澤東不能容忍的那么大的權力，他們有時候反對毛澤東的決策主張也是很堅決，也很激烈的。比如彭真說姚文元的文章《海瑞罷官》，北京一個字不許發(fā)，那一個字不許發(fā)就是不許發(fā)。這是毛澤東所不能容忍的。更主要的在于，當時毛澤東提出來，就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理論，以后呢，又提出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他實際認為共產黨內形成了一個特權階級，或者說是特殊的利益集團，這與老百姓的利益是矛盾的。我們覺得毛澤東當時思想的精華就是這個，所以就死追這個。我大一的時候就給中央寫信反映農村干部的腐敗，所以對此深有體會。我自認為對毛澤東的這條吃得很透了，堅決相信毛澤東搞文革的目的是為了反修防修，是一心想把共產黨搞成清正廉潔的政府。　　

今天用"全盤否定文革"這一句簡單的話來總結文革，這顯然是不夠科學的。這樣一個偉大領袖發(fā)動領導的，八億人口參加的，搞了十年的運動，一句話就全盤否定不符合事實。應該采取一種科學的態(tài)度，就是用馬克思主義揚棄的態(tài)度，應該否定的否定，不應該否定的就不能否定。文化革命的目的還是很真誠的，毛澤東的意思是想動員人民起來監(jiān)督政府，不腐敗。但是這個方式錯了，所謂大民主的方式，沒有法制的保障，不僅根本達不到目的，而且必然演化到暴民政治。結果要么就是暴政，要么就是暴民。這兩個極端，都不能長治久安。但是如果因為害怕暴民，就把"四大"這些大民主的手段全部否定掉，又不建立法制監(jiān)督，那么人民就失去了監(jiān)督政府的手段，像現在的情況，那就放任當官的腐敗下去。為什么總會有突發(fā)性事件，就是人民失去了監(jiān)督的權利。　　

沒有力量能把共產黨打垮，如果共產黨將來垮臺那一定是自己內部腐爛透頂，導致自己的滅亡。而當前這種嚴重的大面積腐敗，恰恰就是不科學地全盤否定文化革命的后果，這是我的一個重要的反思。如果真是馬克思主義的態(tài)度呢，文革中很多東西可以經過科學的改造加以利用，八億人口，這么大的黨，這么偉大的領袖，搞了十年時間，說這里面沒有一點好東西，那是不對的。好多人懷念毛澤東，實際是懷念那個時代干部的廉潔，人民有說話的機會。現在幾乎完全沒有，最后導致鄧玉嬌把干部捅死了，或者通化鋼廠的工人把一個領導打死了，這是很惡性的。由于缺乏渠道，要不就沒地方說話，要不就惡性爆發(fā)。怎么能搞出一套讓人民充分實行當家作主權利的、在法律保障下有序參加的，能監(jiān)督公仆們讓他沒有可能腐敗，而且讓他腐敗了以后能受到嚴厲懲罰，以至于他不敢腐敗。這樣一套制度的建立，就應當吸取文革正反兩方面的東西，那才是國家長治久安之路。這是總結文革教訓需要真正認識到的。　　

現在的領導人思維啊，有些不可理解，怎么就讓目前這種狀況維持下去呢？基本態(tài)度就是拖，想把這些問題矛盾往后推，挪到下一屆讓他們解決。有的東西就是害怕亂，但是真的要害怕亂，就要把亂的根源解決掉。亂的根源沒解決掉，那將來還是要亂的。好比簡單的，xx平反的問題。有人會操作的話，得分會很高的，而且并不是很困難。但是也不動，這事拖到什么時候，拖多久也得平反，全世界人民面前也說不過去啊。北京人民是記得很牢的，說北洋軍閥、蔣介石全部加起來殺的老百姓，什么"3.18"慘案、什么"12.9"啊，整個加起來也沒有xx殺的多。你怎么能想象共產黨軍隊向老百姓開槍呢，這沒法解釋啊。完全用一種實用主義取代了共產黨人的理想。　　

毛澤東是一個有想象力、有魄力的領袖，他為了實現他的理想王國，他不惜打碎自己的家當。他這個人，無論無何，我說他是一個空前的民族英雄。他了不起，不信邪，敢和美國人斗，敢和蘇聯(lián)人斗，敢于硬碰硬。美國之所以和中國平起平坐，或者對中國友好，實際上和兩場戰(zhàn)爭非常有關系，一場是韓戰(zhàn)，一場是越戰(zhàn)，好多人都講什么韓戰(zhàn)打錯了，怎么怎么的，你要脫離當時歷史情況就不理解這個。美國人你不把他打得知道疼啊，他就不會買你的帳；在越南戰(zhàn)場上你不把美國人打趴下打走了，尼克松不會到中國來的，而且見到毛澤東的時候畢恭畢敬。中國這些年有這樣的國際地位，離開毛澤東根本不可能。　　

毛澤東另一方面是同情弱者，同情弱勢群體，同情草根階層，所以現在的弱勢群體呢，工人呢，農民呢，還懷念毛澤東。那時是強調工人掌權，工農掌權，當然實際上那是不完全真實的，但那個時候工人農民說話還是有機會的，不像現在這樣。我非常欣賞毛澤東、崇拜毛澤東，當時堅定地跟著毛澤東，就因為一個看毛澤東確實反腐敗，另一個看毛澤東比較能維護弱勢群體。　　

毛澤東當年就想在他的領導下，建立一個長期的讓政府不腐敗的辦法，就是能創(chuàng)造這么一種制度。但是，毛澤東理論上陷入了自己的悖論，他想創(chuàng)造這種全民的清正廉明的社會制度，而這種社會卻維系在他的領導之下，一旦沒有他的領導，這個制度也就不存在了。再有，他這個制度下面是極端的大民主，上層卻是極端的集權專制，這兩個極端存在于一個共同體當中。在文化革命中，我們有時候也感到迷惘，或者說覺得毛澤東的做法有道理嗎？因為毛澤東的理論再往前走，他本人也做不到了。他的理論是一種很不徹底的理論。比如說造反有理，如果是以真理為標準，那誰的反都應該可以造的啊。但我們那時反康生，后來也反陳伯達，他都不答應，更別說反林彪、反他本人了。這就是個悖論，就是對有的人可以造反，對有的人不能造反。他這個劃分是以他自己為標準，而不是以客觀為標準。結果呢，真理是對別人的，而不是對自己的。當時我也很難理解這一點。　　

文革當中群眾蜂擁而起，這個發(fā)動的深度廣度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是自下而上的。毛澤東這點上又有一大失誤。你把群眾從基層發(fā)動起來攻擊政府，攻擊黨的各級干部，如果不在一個很嚴密的法制范圍來控制的話，那肯定就會出現暴民政治。這實際上就和武斗一樣，他搞文化大革命失敗的問題也就在這上面。　　

再者，毛澤東得罪的人，得罪的太多了。就是在文化革命當時，我們也感到很恐懼。心里也在想，主席怎么打倒這么多干部呀？幾乎百分之九十，各省、各縣都沒什么好人了，簡直太厲害了。如果這些人團結起來，向你反撲，你肯定擋不住。我們也覺得這是個很大的問題，感到迷茫，但不管怎樣，我們還是順著他的這個路子走的。幾乎毛澤東指到哪，我們就打到哪；我們打到哪，哪就垮了。為此我們曾經也特得意。　　

文革中，我們覺得全國這個力量對比，基本上我們這邊的人，屬于我這個觀點和立場的，也就是比較符合文革思想主流的造反派，占三成，所以我們是光榮孤立；保守派能占到四、五成，保守派和我們差不多是五比三的勢力對比；另外兩成是出身不好的或逍遙派，就基本不參加運動了。當時我們也真感到心虛，有可能會失敗。就是覺得我們能真正依靠的人太少了。盡管如此，我當時認為，即使毛主席領導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失敗了，我們也會跟著毛主席一起上山打游擊。當時就有心理準備，覺得文革可能失敗。當時在我們很猖狂的時候，心里也覺得沒底。毛澤東當時依靠和信任的那一部分人，也都因為各種原因而被打倒了。像我們這樣的，應該說是他比較信任的，最后在其他勢力的壓迫下，他也不得不拋棄我們。我從1968年開始就這么理解，我們下臺雖然是犧牲品，但是在右派壓迫下，毛澤東沒有辦法。包括王力、戚本禹都是一樣，毛澤東其實很欣賞他們，但是為了平息右派的憤怒，就把他們拿下了了。回頭看自己這一生，是一種什么心境？我不為自己在那個歷史環(huán)境下曾積極參與了文革這個"試驗過程"而后悔，但是也深有懺悔，特別對于由于個人錯誤導致的損失而內疚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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