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龍:進軍大西南 "這是毛大帥給的任務"
劉秉榮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2011年02月07日09:05
本文摘自《建國后的賀龍》劉秉榮著 當代中國出版社
1949年10月10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軍委會議,討論和決定進軍大西南的若干問題。
大西南為川、滇、黔、康、藏諸區域,那里資源豐富,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抗日戰爭時期,是我國的大后方,更是重要物資供應基地。1949年春末,國民黨政府拒絕和談,中國人民解放軍遵照毛澤東、朱德“向全國進軍”的命令,以秋風掃落葉之勢,橫掃蔣家百萬兵。而蔣介石仍幻想割據西南,企圖以胡宗南、白崇禧、宋希濂集團各部為后盾,以西南地區為基地,以秦嶺、巴山、巫山、武陵山為屏障,固守一隅,爭取時間,等待國際事變,爾后東山再起。蔣介石以白崇禧集團和粵系余漢謀部隊組織了“湘粵聯隊”,阻止解放軍進軍兩廣;以胡宗南集團和川陜邊部隊扼守秦嶺、巴山,防止解放軍入川;以宋希濂集團和孫元良兵團布防川湘鄂邊,防守川東門戶,并把若干個軍擺在川康云貴境內機動。蔣介石認為:中共軍隊入川,一定會從北面或東面,尤其是北面的可能性更大。因為川貴邊方面地勢險要,交通不便,大兵團行動極為困難,而且白崇禧集團又集結在湘桂地區,共軍絕不會舍近求遠去打白崇禧。而川北方向既有隴海路又背靠解放區,補給問題好解決。且從6月開始,解放軍在陜南、鄂東活動頻繁,這更加深了蔣氏的判斷。于是,蔣氏把防御重點放在川北和鄂東,除在秦嶺主脈構筑主要防線外,又沿白龍江、米倉山、大巴山線構筑第二道防線;在川鄂邊,除布防了宋希濂集團和孫元良兵團外,又將羅廣文兵團置于南充、大竹地區,準備向北或向東機動。蔣介石命令白崇禧、胡宗南及川境諸將,密切合作,背靠云貴,組成“大西南防線”。
毛澤東對蔣介石的企圖看得十分清楚,他在中央軍委會議上提出:對白崇禧集團及西南各敵,應采取大迂回、大包圍動作,斷其后路,先完成包圍,然后再回打之。在作戰部署上,確定將第二野戰軍之四兵團歸第四野戰軍指揮,1949年10月間與四野其他主力攻占廣州,繼爾迂回包圍白崇禧部,聚殲敵于廣州境內,爾后出昆明。二野主力在廣州解放后,于廣西作戰的同時,以大迂回大包圍的動作,從東南面直出貴州,進占川東、川南,切斷胡宗南集團和西川康諸敵退往云南的道路;第一野戰軍的部隊積極吸引和抑留胡宗南于秦嶺地區,待二野斷敵退路時,再迅速南下,由北面越過秦嶺,追擊胡宗南集團,會同二野主力聚殲其于四川盆地。
對毛澤東提出的大迂回大包圍,與會者皆贊同。當毛澤東問賀龍帶一野哪支部隊入川時,賀龍說:“十八兵團現在在秦川和天水一帶,處在入川比較方便的位置,我帶十八兵團吧。”
毛澤東和中央軍委同意了賀龍的意見,決定由賀龍率第十八兵團、第七軍、第十九軍共14個師入川,解放陜南和川北。毛澤東對賀龍說:“殲胡作戰時間,不應太早,應待劉、鄧進至敘府、瀘州、重慶之線,然后發起攻擊,時間大致在12月中旬。”
有人問賀龍為什么不帶自己的部隊,賀龍說:“為什么一定要帶我從前領導的部隊呢?軍隊都是黨領導的,不是我賀龍自己的。如果那樣做,我就不像個共產黨員了。”
10月11日,毛澤東為中央軍委起草了關于賀龍率十八兵團入川的指示,稱:“張宗遜并告彭德懷及西北局:10月9日電悉。(一)昨日中央會議已決定十八兵團由西南軍區司令員賀龍同志統率入川;(二)向胡宗南作戰的兵力,除十八兵團外,尚須令劉金軒部及七軍予以配合。在占漢中一帶后,劉金軒部除守衛以漢中為中心一帶地方外,是否以適當部分進入川邊策應十八兵團,依那時情況再定。七軍須準備進占隴南文武成康一帶;(三)向漢中一帶進攻的時間,大約在12月上旬或中旬,請令有關各部于11月下旬準備完畢。”
10月13日,中共中央決定,鄧小平、劉伯承、賀龍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第二、第三書記;賀龍任西南軍區司令員,鄧小平任政治委員,劉伯承任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
10月18日,毛澤東發布由陜入川的作戰命令。25日,毛澤東致西北局和彭德懷電稱:“賀(龍)在京事畢,明日或后日動身回西北。他到西安后,請彭(德懷)決定在11月上旬在蘭州或酒泉或西安開一次西北局會議,討論各項問題,包括賀(龍)及十八兵團離開西北進入四川問題,西北軍政委員會名單及各省政府名單的最后確定問題等。”
賀龍在返回西安途經臨汾時,又在這里看望了集訓的干部,檢查了入川的準備工作,同時,接見了從四川輾轉而來的四川地下黨負責人川康特委書記、副書記李宗林、馬識途等人,聽了他們關于四川情況的匯報。
從1949年5月起,晉綏的黨政機關、軍區機關和各類干部學校先后遷駐臨汾,并做好了南下入川的準備。按系統分別編為5個梯隊,下設若干大隊、中隊、分隊和小隊。梯隊長一般由軍、師級指揮員擔任,政治委員由黨政領導干部擔任。5個梯隊總人數為16204人,統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下工作團(以下簡稱“工作團”),直接受賀龍、李井泉等領導指揮。
賀龍聽取了“工作團”和四川地下黨負責人的匯報后,又到了運城、安邑等縣,在這里,賀龍給編入“工作團”的原西北軍大、西北藝校和晉綏行政干部學校的學生數千人講了話。他號召大家發揚勇于克服困難,不怕犧牲的革命精神,完成解放四川人民的歷史任務。此后不久,“工作團”即從晉南臨汾等地分批出發,向西安挺進。
11月3日,賀龍、李井泉到達西安。11月6日,賀龍向中共中央并西南局建議:“向陜南及川北進軍,因除十八兵團外,九、七軍及陜南部隊配合作戰時間,尚須一時期才能完成,川西北地區城市地方工作亦須統一布置,在未與西南局會合前,須有統一的黨委組織及指揮機構實施領導較為適宜。此種統一領導組織是否需要及組織名稱,具體名單,請中央決定指示。”
翌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中央關于成立川西北軍政委員會致賀龍并告西北局彭德懷及劉伯承、鄧小平電:“同意賀龍6日意見。為了統一指揮十八兵團及其他臨時配合作戰部隊,為了領導川西北地方工作,在未與西南局會合前,成立川西北軍政委員會,以賀龍為主任,統一領導軍事、政治、黨務、民運等項工作。何人為副主任及委員名單,請賀(龍)提出,先在此次蘭州西北局會議上斟酌通過,電告中央作決定。此項機關,因無黨外人參加,又是臨時的,故可將黨務工作歸其管轄,而不必另外成立黨組織。至于對十八兵團及其他部隊指揮作戰,如覺用川西北軍政委員會主任名義不方便,即可用西北軍區司令員名義下命令。在執行中,這個委員會名為‘川西北臨時軍政委員會’,并以王維舟、李井泉為副主任。”
11月25日,西北局和西北軍區召開了一次團以上干部動員會議,賀龍和習仲勛作了入川的思想動員。當時,入川的部隊和干部大多是北方人,聽說要離開家鄉,又聽說大西南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人無三分銀,就產生了顧慮,還有的怕瘴氣,怕水土不服。賀龍為使大家放下包袱,增加對四川情況的了解,遂讓隨他一起到西安的馬識途、李宗林等四川地下黨介紹了四川的情況。
馬識途、李宗林等即遵照賀龍的指示向南下干部報告了四川的情況。馬識途在報告中講了成都除了有紡紗廠、電廠、面粉廠等幾個小廠外,沒有什么生產事業,幾乎是一個純消費城市,大量的市民依附于反動的政權、軍閥、官僚、地主階層而求生存,百業凋零,物價飛漲、民不聊生,亟待解放軍去解放。馬識途還講了川西壩子叫天府之國,靠的是都江堰,而都江堰每年都修復,但今年歲修已耽誤,入川后如不抓緊歲修,明年農業生產將違時,影響極大。馬識途講的這些,引起了賀龍及與會干部們的注意,但當馬識途講到國民黨軍隊已無斗志,軍心渙散,已不可怕,而可怕的是那些沒遭打擊的、盤踞在農村的袍哥、土匪和地主武裝這些地頭蛇時,有的干部不以為然,說:“蔣介石幾百萬大軍都被打垮了,還怕幾條地頭蛇?”
賀龍聽了說:“我在四川駐過防,我知道地主、袍哥的厲害,大家要注意,不要叫地頭蛇咬了!”
馬識途等介紹完四川的情況后,賀龍向與會干部們詳細講解了中央的戰略部署,四川在政治、經濟、軍事上的戰略地位,各個戰場的勝利和二野部隊已發起的川黔戰役的大好形勢,他最后說:“同志們,這是毛大帥給的任務,我們要殲滅胡宗南部隊,配合二野解放祖國的大西南,這個任務是非常艱巨的。不錯,西南和華北等地相比,許多地方還很落后,條件很艱苦,大家不要怕艱苦。我們有些同志一聽說到西南要天天吃大米,就想留家鄉不走了。我們在座的都是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革命戰士。我們不是天天說要解放全人類嗎?現在西南還有幾千萬同胞在受苦,蔣介石還有幾十萬軍隊盤踞在那里,要把西南當成卷土重來的反攻基地。你們留在家鄉能安居樂業嗎?我也不是北方人,家鄉在湖南桑植。我就是吃大米長大的。為了革命,為了抗日,我們許多南方人參加了二萬五千里長征,到了晉綏,吃了整整8年的小米和黑豆。難道在座的同志就不能為了革命,到西南去吃幾年大米嗎?”賀龍還以自己過去在四川待過的切身感受,向大家介紹了四川的風土人情。他說:“四川自古以來就有天府之國的美稱,那里人口眾多,物產豐富,人民勤勞勇敢。這可是塊風水寶地啊!那里的生活也很有特色,就連喝茶都挺有講究,叫蓋碗茶。”賀龍幽默地學著擺起茶碗,倒開水和喝茶的姿勢,會場頓時活躍起來。賀龍接著說:“四川的泡菜也是挺有名的,酸甜脆辣,味道鮮美。”說著,他咂了咂嘴,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談到同二野會師后,賀龍說:“要虛心向二野同志們學習,主動搞好團結,不要一開口就是我們吃了好幾年黑豆。難道只有我們才艱苦?兄弟部隊就不艱苦嗎?”賀龍抬高嗓門:“同志們,解放大西南是大陸上最后一仗,我希望每個同志都不要錯過這個立功的機會。”
第十八兵團司令員周士第也號召南下干部要發揚“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的大無畏精神,在賀龍司令員的率領下進軍川康,建設川康。這些講話,特別是賀龍的話,字字句句都打動了每個人的心。一些對南下有顧慮的干部想通了。于是,全軍上下都自覺做好南下的各方面準備工作。
在西安,賀龍還接見了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程硯秋。程硯秋與賀龍在全國政協第一次會議上見過面。當時賀龍邀他去西安演出。程硯秋遂率“秋聲”劇社到西安慰問部隊。他們剛到西安,賀龍即在百忙中去看望了程硯秋和“秋聲”劇社的演員。賀龍握著程硯秋的手說:“程先生,你們跑這么遠來慰問部隊,太辛苦了。”又說:“你們剛來西安,演出和生活上有什么困難?”
程硯秋說:“沒有什么困難,請您放心。”
賀龍說:“這里才解放不久,情況復雜,要多留心才是。”
當天,賀龍在普海春飯店舉行了便宴,歡迎程硯秋。賀龍即席講話說:“程先生是‘四大名旦’中第一位率劇團來到剛剛解放的西安的,我代表西北軍區機關、部隊和西安市軍管會,表示熱烈的歡迎!聽說同志們來時火車不通,吃了不少苦,我代表部隊和西安市人民感謝大家一路風塵送戲上門!”他舉起酒杯,“來,請大家舉杯,首先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干杯!”
他一飲而盡,又讓接待人員斟滿第二杯,說:“我們再為歡迎程先生和劇團全體同志干杯!”
程硯秋平日是不嗜酒的,但若遇到高興的事,必要豪飲一番。這次,他連飲了幾杯。
第二天,程硯秋拜見了賀龍。賀龍的臨時辦公和下榻的地方在“高桂滋公館”。程硯秋一見到賀龍,即端端正正地鞠一了躬,說:“我今天特地來拜見賀司令員,感謝您對我們的款待和關照。”
賀龍忙說:“不必如此。咱們不必拘泥這些舊禮節。”說著,把他讓到沙發坐下。
賀龍指著坐在旁邊的“戰斗”劇社的負責人說:“程先生要舞劍,你們‘戰斗’劇社的樂隊給伴奏嘛。你回去派樂隊的同志到程先生那兒去一趟,看程先生有什么要求,事先練一下。”二人一番親切交談后,賀龍對警衛員說,“你去把那把刀取來。”
程硯秋說:“我還準備到部隊慰問演出,是否也請賀司令員安排一下。”
賀龍說:“前線作戰部隊都在寶雞那邊,很遠。你可以先在城里慰問守城部隊,也可以到醫院慰問傷病員。到前線去,以后再說吧。”這時,警衛員拿來了一個長條形的包袱,解開后露出了一把泥金紅地的刀鞘。賀龍把刀抽了出來,只見那把刀寒光閃閃,刀柄上的鎦金飾物發出耀眼的光芒。他對程硯秋說:“你看,這是我們抗戰時期繳獲的日軍將官指揮刀,很漂亮。”
程硯秋接過戰刀,揮舞了一下,說:“這刀的鋼很好,還有些分量。”說著,把刀插入刀鞘,放在辦公桌上。
賀龍親手用杏紅緞子把刀包好。雙手捧起,說:“程先生,我們西北窮得很,沒有什么好送的,就把這把刀送給你作個紀念吧!”
程硯秋連忙擺擺手推辭說:“這使不得,這是您的心愛之物,我如何受得?”
賀龍笑了:“中國有句古話:‘寶刀贈烈士,紅粉送佳人’。你是位有氣節、有膽識的男子漢、大丈夫,當然受得。莫推辭,收下吧。”
程硯秋雙手捧過戰刀,后退一步,朝賀龍深深地鞠了一躬,連說:“謝謝,謝謝了!”
程硯秋說:“我們和軍區京劇院聯合演出,過兩天就排好了,您一定來看。”
賀龍遺憾地說:“戲是看不上啦。”他十分留戀地望了望大家,又說:“我馬上帶大部隊進川,去解放西南地區,西南解放了,到時請你們到西南作一次旅行,我準備歡迎你們。我就先行一步了。”
大家聽了,頓時活躍起來。
程硯秋興奮地問:“西南什么時候能解放?”
賀龍胸有成竹地說:“很快!年底以前問題不大。”
程硯秋毫不猶豫,非常干脆地說:“那好,西南一解放,我們立刻就到。”
賀龍一語雙關:“好戲,我們在重慶看吧。”
賀龍和程硯秋緊緊地握手,二人異口同聲地說:“重慶見!”
賀龍送刀與程硯秋,使程硯秋感動,程硯秋于當天記下這樣的文字:“新國肇造,西北壯遨。賀龍將軍,慨贈寶刀。勝利紀念,百練功高。1949年賀龍將軍贈于古長安。程硯秋識。”程硯秋回到北京后,到前門銅器店,叫銅器店的師傅用魏體字把他寫下的字刻在刀柄上。”這把刻著程硯秋親筆題詞的戰刀,既是抗戰勝利的見證物,也是賀龍與程硯秋真摯友誼的永久紀念品。
11月27日,中央軍委致電賀龍、李井泉、劉伯承、鄧小平稱:“為協同一致,全殲川康各敵之目的,軍委決定賀、李(井泉)部(十八兵團及其他)應受劉、鄧指揮……我們不直接指揮賀、李,以免分歧。”
到這時,賀龍、周士第指揮的入川部隊,彈上膛、刀出鞘,一聲令下,就會像離弦的箭直撲胡宗南的殘部。
劉、鄧指揮二野于11月1日起在南起貴州天柱,北起湖北巴東的500公里地段上,向國民黨軍發動多路攻擊,并于11月15日解放了貴陽,21日解放了遵義。同時,在鄂川邊地區圍殲了川湘鄂邊綏靖公署宋希濂的部隊,先后占領了建始、恩施、宣恩,解放了彭水、黔江,生俘了宋希濂第十四兵團司令鐘彬。直到這時,蔣介石才明白了毛澤東走的由湘鄂進黔川迂回重慶、成都的這步棋,一時著了忙,急令胡宗南部由秦嶺、巴山南撤。胡也覺察到了解放軍的大迂回之策,被迫放棄了他與國民黨西南行政長官張群、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共同制訂的所謂“川陜聯防”計劃。11月9日,胡宗南在陜西南雙石鋪召集附近師長以上的高級干部會議,研究當時形勢和以后的作戰計劃。胡認為,蘭州、寧夏的馬家軍被殲后,解放軍可能要分兵南下入川,與川東解放軍相呼應,切斷成都通路,為此急需重新部署兵力做先行入川的準備。但他又認為貴州有鐘彬兵團,川鄂邊境有宋希濂部,川東有楊森、孫震、羅廣文兵團,解放軍尚不敢深入,加之一野部隊在與馬家軍激戰后,損失不小,整頓補充尚需時間,因此,其各部可從容入川。于是,他決定先將第一軍用汽車輸送入川,該軍所遺雙石鋪防務由第三十八軍接替,將第九十軍集中成縣,其余仍守原防,候命行動。
11月12日,胡宗南在漢中國民黨中國銀行南鄭分行辦公處召開了“陜南地區實施總體戰緊急動員”方案。會議由西安綏署參謀長羅列主持,參加會議的軍政高級人員有西安綏署的沈策、第一軍軍長李廉、陜西省政府主席董釗等百余人。陜西省參議會議長王宗山講話說:“在目前形勢下,必須縮短戰線,集中兵力,解決補給困難,才能加強戰斗力量,爭取主動,因此,在陜南地區有立即實施總體戰總動員的必要。”接著,王宣布總體戰條文,總的內容是對陜南人民進行大肆掠奪,把糧食、牲畜、年輕勞力等統統帶到川西。會上宣布設立“總體戰緊急動員督導委員會”,由胡宗南兼任主任,董釗、王宗山、羅列兼職副主任。由于中共軍事發展迅速,胡的這個計劃在陜南沒有完全得逞。
11月14日,蔣介石由臺灣飛抵重慶,親自指揮保衛大西南的戰役。然到了11月28日,宋希濂集團及羅廣文兵團3萬人在南川山地被陳錫聯兵團聚殲,重慶直接暴露在解放軍炮火之下。30日,蔣介石飛抵成都。當日重慶解放。
11月30日,賀龍、李井泉向第十八兵團等部發布了追殲胡宗南集團的指示,大意為:胡匪主力一軍、六十五軍、三軍(有調重慶消息)等部,均于23日先后經廣元向成都退去,其他部隊已于11月25日開始逐步南退漢中,并沿途破壞道路橋梁,似已放棄秦嶺陜南之線向漢中、巴山撤退。估計胡匪為縮短防線集結或保存實力,勢在必撤。我主力一經出動,緊迫敵人,敵必加速撤退,我軍如不前進,敵將有計劃地撤退,并且必然破壞道路橋梁,增加我軍前進困難。在秦嶺山區已不可能殲擊胡匪的情況下,我以不過于壓迫敵人及掃清前進道路上之障礙為目的,著派得力先頭部隊配屬工兵,以戰備姿態尾敵前進,負偵察敵情修路之任務,以做大軍前進之準備。
(本文摘自《建國后的賀龍》劉秉榮 著 當代中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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