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為了扭轉中國在軍事上即將崩潰的形勢并最大限度地利用中國的軍
事潛力，極力阻止國民黨政府向共產黨發動大規模的進攻；在共同對日作戰 時，充分利用共產黨的力量和根據地，并最終使國民黨和共產黨團結起來， 建立聯合政府。這種以和平的方式建立統一、民主的中國的政策也從使中國 成為大國的政策中汲取了動力。因為，用薩姆納·韋爾斯的話說，如果中國 “在無休止的內戰和無政府狀況中掙扎”而無人過問的話，那么她就無法完 成美國交給她的任務。
美國試圖使中國成為大國并使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之間實現政治解決的
努力也是以她估計到俄國對中國懷有覬覦意圖為前提的，是以她希望不僅在 遠東，而且在整個世界范圍內與蘇聯在戰后繼續保持合作為基礎的。華盛頓 認為，如果她賦予中國以大國的地位；如果她取得蘇聯遵守一定的國際行為 準則的保證；如果她使中國和俄國達成某種正式的協定；如果她使中國的國 民黨人與共產黨人共同組成聯合政府，那么她就能夠在戰后的遠東防止蘇聯 干涉中國內政，使之善待中國，并保證美蘇的繼續合作。
戰后美蘇合作的宏偉計劃和以和平方式建立團結與民主的中國的政策都
是符合實現日本無條件投降的目標的。因為，如果我們考慮在遠東美蘇繼續 合作的可能性與在中國國共合作的可能性的話，那么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打敗 敵人。因而，美國的軍事目標、政治方針與有關戰后世界的設想形成了相互 關聯的整體，而重要的環節就是迅速戰勝日本這一最高行動目標和使之無條 件投降的原則。
然而，不幸的是這種全面規劃是以錯誤估計了蘇聯的意圖，并對國際共 產主義運動和中國共產黨做出錯誤的判斷為基礎的。當蘇聯和中國共產黨人 并沒有像美國官員所期待的那樣采取行動時，這一規劃就破產了。而且，規 劃的一致性和合理性體現于它的軍事目標，而不是它的政治目標。隨著事態 的不斷發展，政治方針只不過是實現軍事目標的手段。顛倒政治目的與軍事 手段的合理次序是美國傳統的外交與軍事力量脫節的狀況在戰時的反映。由 于軍事國標是至高無上的目標，因此美國軍事行動中的政治含意便沒有得到
充分的考慮。美國在部署軍事戰略時，也沒有考慮到它對中國的國內穩定所 產生的政治影響。利用中國共產黨的力量和根據地的愿望是錯誤地估計中國 共產黨的性質與意圖的原因之一。因此，使中國成為大國的政治方針僅僅是 以外交行動來實現的。馬歇爾以微妙而尖銳的語言描述了這種形勢的實質。 他說“羅斯福總統的政策是把中國看成是個大國”。僅僅以外交行動實現政 治方針導致了公開的政治目標與具體的軍事方案之間的矛盾，它只能使整個 政策結構的崩潰產生更加嚴重的后果。
2.使中國成為大國的政策：設想與感情 使中國成為大國的政策的根據是一種盲目的設想，即認為太平洋戰爭之
后，中國將作為對美國友好的大國而出現。這種政策體現了一種善良、高尚
和激勵人心的想象力，它來源于美國與一個爭取擺脫外國統治和剝削、擺脫 落后與貧困的被壓迫國家之間的百年來似乎從未間斷過的友誼和感情。美國 人民已爭取到了自身的獨立，并在新大陸建立起自由人民的繁榮社會。這種 政策是符合他們慷慨大度的天性的。
對這種政策的根本設想并不是完全脫離現實的。從長遠的歷史觀點來 看，中國的衰老狀況只能是暫時的。具有三千多年完整的、連貫的文化傳統 的民族或遲或早勢必我到一條振興國家的道路。中國漫長的歷史是以王朝的 興衰為特征的，考慮到這一點，當前的混亂顯然是處于過渡時期；在此之后， 偉大、光榮的復興時期必將來臨。從世界歷史的發展來看，它可以被認為是 新時代的黎明前的黑暗，中華帝國燦爛輝煌的傳統將體現在現代化、工業化 和民主化的強大的中國之中。〔8〕
對中國的前景所持的這種長遠觀點看來已為中國最近的歷史所證實。無
論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步伐是多么緩慢與躊躇不前，她還是取得了巨大的進 步。使西方列強震驚的漫長的抗日戰爭被認為是中國政治力量恢復的標志。 因此，中國在美國的保護下作為大國出現的前景似乎有可能使她恢復過去的 偉大形象。它預告了歐洲帝國主義在東方各國的末日的即將來臨，開辟了東、 西方以平等、友誼為基礎而共同生存的新時期。這的確是高尚和激勵人心的 想法。
美國在中國的失敗
取消了這條約束線。10 月 17 日，麥克阿瑟發出新的命令，把約束美軍的線 移向一根通過青山澗水一熙川一平原一德泗里一豐山一松津的橫向線，這條 線在某些地方超過原線以北多達 60 英里。這個新命令仍然符合 9 月 27 日的 含糊指令，華盛頓沒有作出反對的反應。然而，事后回顧，修改約束線是軍 事上意義重大的行動。由于這個命令，麥克阿瑟將軍放棄了三八線以北的可 能的最短防線。正是主要在新舊兩線之間的地區內，美軍在 11 月下旬在北朝 鮮的戰役中打了決定性的敗仗。
10 月 24 日，麥克阿瑟干脆取消了約束線。他敦勸他的野戰指揮官們說， 原先的約束是基于“敵人投降的可能性”。他現在授權給他們“在必要時動 用其指揮下的任何的或所有的地面部隊，以便全部占領北朝鮮。”麥克阿瑟 將軍發出 10 月 24 日的命令時，事先并未告之聯合參謀長們。10 月 25 日， 聯合參謀長們告訴麥克阿瑟將軍說，他的命令不符合 9 月 27 日指令的精神。 他們進一步說，一方面他們理解麥克阿瑟有充分的理由發出他的新命令，另 一方面他們很需要被告知這些理由。后來，在麥克阿瑟的聽證會上，柯林斯 將軍舉出麥克阿瑟將軍的命令，作為違反聯合參謀長們的指令的案例，或至 少是違反了指令中規定的政策。麥克阿瑟立即回答說：取消約束是“一個軍 事上的必需，因為大韓民國的部隊力量不夠，并且不能被很好地領導來應付 局勢。”他解釋說，他在 9 月 30 日從國防部長馬歇爾發來的一則電文中，被 授給必需的橫向線，以便修改 9 月 27 日的指令。該電文說：“我們要求你在 越過三八線向北推進時，在戰術上和戰略上都不要受到牽制。”麥克阿瑟作 結論說：“我完全理解你們的指令的基本目的和意圖，所以在前提里提出了 各種可能的預防措施。然而，這一挫敗之所以會釀成，甚至也許是戰術上的 風險的原因，乃是由于我的指令以外的其他行動。整個問題我在威克島會談 中都談到了。”杜魯門總統再一次感到很詫異，正如其他人全都感到詫異一 樣。遲至 10 月 26 日，他還在記者招待會上重申：“按他的理解”只有南韓 部隊將進入北方各省。如果杜魯門在威克島會見麥克阿瑟的目的是跟他的野 戰指揮官建立更親密的關系，來確保麥克阿瑟忠實執行華盛頓的政策，并阻 攔將軍采取挑釁性的行動，那么，這個目的并沒有達到。
在 10 月末 11 月初，中共軍隊向聯合國軍發動了兩次反擊作戰。同時，
中共政權在中國發動了一個突出“仇視、鄙視、藐視”美國為主題的群眾運 動。參加這個政權的一切黨派在 11 月 4 日發表一項聯合聲明，發誓支持“在 志愿的基礎上的”抗美援朝運動。這表示各黨派贊同干涉朝鮮，這種干涉已 經成為既成事實。11 月 6 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輕蔑地駁斥任何美軍也 許會在中朝邊界停下來的想法。它提出，當美軍接近三八線時，美國制造了 一種印象似乎美軍會在那條線停下來。后來，美國制造了一種印象，似乎美 軍將在離中國與蘇聯的邊界的一定的距離之外停下來。但是，社論指責說， 事態表明這些聲明都是謊話。現在，美軍正在向鴨綠江推進，而美國發言人 又再一次用口頭上保證麥克阿瑟的軍隊不會越出朝鮮邊界的辦法來施放煙 幕。社論問道：根據過去的經驗來看，這些聲明難道不正是美國侵略者要越 出朝鮮邊界推進的信號嗎？
11 月 7 日，中國軍隊和北朝鮮軍隊突然擺脫了與聯合國軍隊的接觸。這 個戰術上的脫離接觸使朝鮮戰場上出現了沉寂。中國干涉已經成為事實。但 仍有這樣一些問題：中國干涉的目的和范圍是什么？華盛頓和麥克阿瑟都不 知道。但政府對與中共軍隊發生沖突一事比麥克阿瑟還要更關心，它于是想
用政治手段解決中共干涉的問題。在另一方面，政府交給麥克阿瑟的軍事任 務仍繼續保持不變。它試圖用 11 月 15 日在聯合國通過一項六國決議案、次 日并用總統親自出面的辦法，向北京保證：華盛頓意欲尊重滿洲的邊界。它 探尋沿鴨綠江建立一個緩沖地帶的可能性。它準備尊重中國在鄰近邊界地帶 的合法權利，并準許北京使用朝鮮的水電力。作為實現朝鮮統一的手段，外 交措施現在被擺到軍事作戰的前頭。在對麥克阿瑟的指示不變的情況下來探 求談判的可能性的政策，依據于兩個假設。其一，中共會樂意就建立緩沖地 帶及從北朝鮮取得電力供應的問題進行談判。其二，麥克阿瑟將軍的軍事作 戰行動將會獲得成功。結果是：兩個假設都是不真實的。
麥克阿瑟激烈地反對任何與中共進行談判的企圖，反對作出和解的姿 態。他不認為水電設備在北京的盤算里有重要性。他根據道義上和政治上的 理由反對緩沖地帶的想法。他電告華盛頓：“把北朝鮮的一部分放棄給中共 的侵略，將是自由世界在現代的最大失敗。向這樣一個邪惡的家伙屈服將使 我國的領導和在亞洲的影響破產，并使我們在政治上的和軍事上的兩方面的 陣地都守不住。”他不相信北京會用全力進行干涉。他確信：“在這些國家 承擔它們為了政治上的理由無法撤退的責任以前”，迅速占領全部朝鮮就會 制止蘇聯和共產主義中國的侵略計劃。如果中共軍隊確實用全力干涉，他確 信他的空軍將消滅他們。[229]麥克阿瑟那樣地確信他指揮下的軍隊的壓倒力 量，于是在 11 月 24 日發動了為贏得戰爭勝利的最后一次攻勢，并告訴部隊 說他們可以回家過圣誕節。他把軍隊分成兩路，各有一個單獨的指揮官，中 間留著一個 20 到 35 英里的空隙。
三天后，中共及北朝鮮的軍隊用全面反擊來迎接麥克阿瑟的總攻擊。這
一擊“閃電般地、出乎意外地、令人震驚地”落在中段的大韓民國第二兵團 的頭上。南韓部隊的崩潰暴露了第八軍的右翼。第八軍知道這一情況后在處 于數量上占優勢的中共軍隊的壓力下，于 11 月 27 日開始后撤。中共軍隊在 全線擊潰了聯合國軍。這證明敵人集結了比原先估計的數字大得多的兵力。
11 月 25 日，第八軍的情報部門把前線的敵軍兵力判斷為 149000 人，比前一
天的估計增加 95000 人。三天后，在朝的中共軍隊的兵力被估成 200，000 人，實際上則有 300000 中國軍隊。在 11 月 28 日的一份特別公報中，麥克阿 瑟將軍宣稱：“我們面臨一場新的戰爭。”這場新戰爭以 S·L·A·馬歇爾 稱之為“本世紀的主要決定性戰役之一”開始，“接著是美國歷史上最遠的 一次撤退。”[230]
北京以在成功湖的外交攻勢來伴隨它在朝鮮的反擊戰。11 月 24 日，北
京政權派往安理會的首席代表伍修權將軍到達紐約，參加安理會討論北京對 “武裝侵略臺灣”的控訴的會議。在 11 月 28 日的一份長篇發言中，伍排除 了任何解決福摩薩問題的折衷方案。他宣稱：
不管聯合國大會可能對所謂的臺灣地位問題采取什么決議，不管是否把該島交給美 國以便它能公開統治它，[或]是在“托管”的幌子下，或是搞“中立化”，或是用“調查” 來進行拖延，因而保持目前的實際上的美國占領狀態；這在實際上是竊取中國的合法領土， 并支持美國對臺灣的侵略，以反對中國人民。任何這類行為一點也動搖不了中國人民解放 臺灣的決心，更不能阻擋中國人民解放臺灣的行動。
伍要求安理會“采取具體步驟，對美國的武裝侵略中國領土臺灣和武裝
干涉朝鮮的罪惡行徑實行嚴厲的制裁”，并要求“安理會采取有效步驟，使 美國軍隊從臺灣和朝鮮全部撤退”。伍攻擊美國的勢頭之猛與在朝的中共軍 隊向美軍猛攻的勢頭不相上下。
后來在 11 月 11 日，周恩來拒絕了印度希望中國軍隊停于三八線的呼吁。 他對潘尼加大使說，他的和解條件包括美軍撤出臺灣，中國進入聯合國，及 一切外國軍隊撤出朝鮮。12 月 16 日，杜魯門總統宣布：國家處于緊急狀態。 只有進一步在戰場上的較量，才能帶來和平的恢復。
6.朝鮮戰爭和政府中國政策的崩毀 隨著北京的干涉及爾后的朝鮮戰爭的僵持局面，福摩薩海峽的中立化失
去了它的暫時性特征。這些形勢的變化意味著政府的擺脫政策的徹底失敗。
這一失敗植根于美國的兩黨分歧。中國幫要求有個積極援助國民黨的方案一 事及它對中國在感情上的牽連，使得有必要在 1947 年采取有限援助的政策。
在 1948 年 10 月，馬歇爾從一切實用的目的出發，把中國大陸跟福摩薩全都 一筆勾銷之后，他們使美國的中國政策有一年半時間處于不能動彈的狀態。 這種動彈不得及在中國的繼續糾纏，給蘇聯提供了充裕的時間，來準備在中 國與朝鮮采取新行動，以對付美國的扶植日本的政策。且不論蘇聯在北京發 動對福摩薩的預定進攻之前就安排攻擊南朝鮮時作了一些什么樣的盤算，在 朝鮮的入侵導致了福摩薩海峽的中立化。這就進一步激起了北京對美國的敵 意。在美軍越過三八線后，北京干涉了。在北朝鮮的奇襲得勝后，共產主義 中國跟美國一樣拒絕把進軍停止于三八線。我們可能永遠不會知道：福摩薩 海峽的中立化對中共決定進入朝鮮戰爭的確切的影響；或對它后來拒絕停兵 三八線的確切的影響。很可能是：美軍越過三八線一事，就足以構成使北京 作出那些決定和行動的條件。但人們也必須記住：福摩薩海峽的中立化，也 是北京干涉以前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不能不影響北京的決定。它不能不 使莫斯科的勸說北京干涉，與勸說北京把美軍逐出朝鮮的工作更輕松些，如 果需要勸說的話。總之，在福摩薩海峽中立化之后，緊接著發生越過三八線 與中國干涉一事，這種干涉又反過來從基本上改變了中美關系。
就這樣，在 1950 年末，政府對華政策的整個大廈變成了瓦礫堆。政府曾
采取行動使美國從中國內戰中擺脫出來，但形勢迫使它用福摩薩海峽的中立 化，在最后時刻里進行干涉。它曾企圖勸阻北京不要干涉朝鮮；但是，聯合 參謀長們所同意的、艾奇遜猶猶豫豫地也同意的麥克阿瑟越過三八線的挺進 卻把北京拉人了戰爭。它曾竭力避免美國與共產主義中國之間的軍事沖突。 但是，向北朝鮮進軍的決定鋪平了美國有現代化技術的軍隊最終被裝備惡劣 的中國士兵打敗的道路——而且是在對后者來說有著比中國大陸更不利的地 形條件下。它曾企圖限制美國對國民黨政府所承擔的責任；但是，在 1950
年 11 月以后的朝鮮戰爭形勢的發展，卻導致對福摩薩的迅猛地增加軍援。它 曾尋求通過聯合國在福摩薩問題上取得妥協；但是，北京用越過三八線在朝 鮮逼進的辦法，強調了她對任何這類方案的拒絕。它顯然曾希望最后跟北京 建立正常的外交關系；但是，卻發覺自己越來越反對承認共產黨政權，越來 越反對接納它進入聯合國。[231]它曾把它的長期性政策寄托在使中國民族主 義轉向反對俄國，從而分裂中蘇同盟的希望上面；但是，福摩薩海峽的中立 化和中國對朝鮮的干涉，大大地增加了北京對莫斯科的依賴性，而且在以后
的幾年內，使這兩個為首的共產主義伙伴更牢固地團結在一起。 如果政府曾采取步驟制止麥克阿瑟向鴨綠江的進軍，那么，越過三八線
的決定不一定就導致美軍的丟人敗績。杜魯門總統或聯合參謀長們可以堅持 美軍在朝鮮狹頸部的約束線。他或他們可以撤銷麥克阿瑟 10 月 17 日的命令， 這個命令在某些點將約束線北移 60 英里。聯合國軍在狹頸部的可能的最短防 線上，可以有更好的擋住中國軍隊的全面進攻的希望。再不然，杜魯門和參 謀長聯席會議可以撤消 10 月 24 日麥克阿瑟的干脆取消約束線的命令——這 個命令違反了聯席參謀長們 9 月 27 日的指令，或至少違反了指令中規定的政 策。這樣的步驟也許能防止美軍的某些先頭部隊深深陷入中國人的埋伏中。 當政府對北京的主動外交表示遭到斷然拒絕后，政府也許可以在 11 月里改變 它對麥克阿瑟的指示。這些步驟一個也沒有采取，因為政治目標仍然是野心 勃勃的統一朝鮮，而軍事上的風險顯然未被認為像它們終于證明的那樣嚴 重。總之，中國——不管它是國民黨的或是共產主義的——在美國人的盤算 中，不是一個嚴重的因素。美國對中國的感情上的牽連，并不伴隨著對中國 力量的尊重。加之，政府在約束麥克阿瑟時，在政治上處于軟弱的地位，因 為它的中國政策已經被猛烈攻擊了若干年，而麥克阿瑟是對遠東事務的新態 度的象征。就這樣，美國在北朝鮮的失敗的根源是它的對華政策。
也許，共產主義中國跟美國之間的軍事沖突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北京的
外交政策的意識形態成分及對偉大目標的追求——這種追求總是深深地埋藏 在中國的歷史與文化之中，這種追求在一個世紀的屈辱和失敗之后，被恢復 了的力量和統一的感覺所復活了。但是，未能在 1947 與 1950 年間迅速從華 撤退，福摩薩海峽的中立化，及越過三八線的決定等等，卻把潛在的可能變 成了眼前的現實。這樣，它就剝奪了美國為適應新的遠東力量對比的機動的 余地和調整的余地。即使不發生朝鮮戰爭，在一段時間以后，也有各種各樣 的可能性產生這種新的力量對比。因為，在共產黨領導下的覺醒了的中國的 革命利益和民族利益，跟美國的遏制政策有尖銳的矛盾，跟美國扶植亞洲的 非共產主義政權的努力有尖銳的矛盾。但朝鮮戰爭促使這個國際力量對比突 然出現，并給力量均衡增添了新的政治上的和感情上的因素，不然的話，這 些因素是不會存在的。
從朝鮮戰爭中演化出來的新的力量對比，包含兩個主要的成分。其一是
中國在遠東以強國姿態出現，其二是在北京、莫斯科和華盛頓之間的新的斗 爭模式。北朝鮮戰役是中國軍隊對一個大國作戰所贏得的第一次偉大勝利； 自從鴉片戰爭揭開了現代中國的序幕以來，這一勝利對于一場國際戰爭的結 局，具有持久性的影響。[232]它標志著羅斯福總統在戰時的要使中國成為大 國的政策獲得了令人啼笑皆非的、部分的實現。自從朝鮮戰爭以來，遠東的 力量均衡就是共產主義陣營在亞洲大陸上的陸軍，跟基于島嶼環形線上的美 國海空軍的互相對峙。朝鮮半島和東南亞成為兩個陣營政治軍事斗爭的目 標。
第二，福摩薩海峽的中立化及中國的干涉，促使在北京、莫斯科和華盛 頓之間的關系上，出現一種新的斗爭模式。懸而未決的福摩薩問題把共產主 義中國給迷住了。結果，在北京與華盛頓之間在福摩薩的利益沖突，傾向于 使蘇美之間的沖突相形見絀。共產主義陣營中的二等伙伴跟自由世界的為首 國家之間的敵對關系，變得比預期的兩個對立陣營里的最強大國家之間的緊 張關系還要更尖銳。莫斯科和北京在中蘇同盟中的各自的地位，也已經基本
上改變。莫斯科在推行其對亞洲的外交政策上對北京的依賴性，被北京靠莫 斯科的支持來實現她的最重要的政治目標——消滅對手的政權并實現全國統 一——的依賴性遮蔽得黯然失色。北京在外交上孤立于美國的狀態幾乎是徹 底了，可是，莫斯科機動靈活的自由卻被大大地提高了。這一變化，使艾奇 遜的打中國這張牌來反對蘇聯的政策注定了要失敗。它把美國放置在一種以 北京、而不是以莫斯科作主要對手的地位上，而對于北京，到目前為止，還 沒有任何改善關系的可能性。
北京的進行奇襲的驚人成就及隨后的持久僵持，被北京看成是證實了毛 關于美國是紙老虎的觀念。這被看成是證明他的公式——“在戰略上藐視敵 人，在戰術上重視敵人”——是正確的；這個公式經常是毛的思想的一個重 要部分，但是在 1957 年 11 月，卻只能用這些話簡要地加以論述。對這些思 想的正確性的強烈信仰，導致毛過高估計了蘇聯擁有的洲際彈道導彈的重要 性；他把戰略優勢歸之于共產主義陣營方面；并且宣布東風壓倒西風。戰略 評價上的這一錯誤，并不能用北京在戰術上的小心謹慎加以充分彌補。不論 何時何地，只要一有機會，北京總是鼓吹對美國采取好戰的政策。
在美國方面，初次的失敗及隨后的挫折激起了對中共政權的深刻的恐懼 和敵意，恐懼和敵意由于從前的對中國在感情上的牽連只有更加強烈。從此 之后，恐懼和敵意就代替了傳統友誼，成為美國對華姿態上的占支配地位的 模式。美國就這樣酬答了北京對華盛頓的恐懼和仇恨。感情上的姿態和懸而 未決的問題互相推波助瀾，使中美之間的敵對關系僵硬化；這種敵對通過日 常的斗爭，使美蘇對世界領導權的長期競爭也相形見繼。
艾森豪威爾政府采取的行動過程，從杜魯門政府的政策的垮臺中，自然
而然地被引導出來。對許多人來講，失敗了的政策的唯一替換物，在邏輯上 講，就是它的對立面。最大限度地孤立北京，代替了尋求妥協。重新扶植國 民黨政府作為在遠東的頭等同盟者的政策，代替了限制美國承擔責任的政 策。至少到 1958 年末為止，中共政權不是持久現象的假設，代替了它已經生 根立足的假設。為阻止北京的新行動而采取的戰爭邊緣政策，代替了一再向 中國保證美國現在的意圖，和提醒她關于傳統友誼的做法。向中蘇集團施加 最大壓力作為分裂該同盟的措施，代替了想使俄國成為中國民族主義的主要 目標的希望。同時，北京已自己擔當起共產主義陣營中的美國的最不調和的 敵人的角色。
于是，在半個世紀以后，發生了海約翰的門戶開放政策以互相對峙而告
終一事。對峙的一邊是竹幕，另一邊則是全面的商業禁運。保持中國領土主 權完整的原則，以兩個中國政權的現實而告終。對中國事務的不干涉，進入 一個美國強制實行的事實上的內戰停戰狀態。對遠東的倒霉鬼的傳統的同情 心，被對亞洲的覺醒了的巨人的恐懼心所代替。對美國在中國道義上的領導 作用的自豪感，被對中國意識形態在亞洲的影響的擔心所代替。宗教和慈善 活動被政治宣傳戰所代替。友鄰的對話被互相責罵所代替。歷史的友誼發展 到頂點，變成互相間的敵視。地平線上永遠籠罩著戰爭機會的陰影。恐怕誰 也很難找出一個更能發人深省的例子了：一個有良好愿望和高尚理想的政 策，卻收到了悲劇性的后果。這個政策就是缺乏與自身利益相關連的估計作 基礎，就是沒有得到能跟高尚目標相稱的軍事力量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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