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節前夕，想想還有幾天就到中國傳統節日春節了，好不容易要在家中不上班7天，一年繁忙的工作，也該喘口氣了。我想除了到雙方老人家陪父母和岳父母過年，還要和朋友聚會，還要留2天在家休息，買兩本書看看吧。

我到市里最大的一家書店看到一本自己感興趣的書：《高宗武回憶錄》，高宗武何許人也？他就是抗戰史上著名的“高陶事件”的主要當事人之一，另一位主要人物是是陶希圣。“高陶事件”也稱“抗日史上的小西安事變”，高陶二人曾經是汪精衛的親信，但是在汪精衛賣國投降最關鍵時候，他們二人幡然悔悟，毅然從上海出走，并將汪精衛與日本人密談的賣國條約在報紙上公之于眾，揭露了日本人獨霸中國的野心，給了國內漢奸和投降派以沉重打擊。三十年前的上世紀八十年代，香港曾經以此事為腳本，拍了一部《上海灘十三太保》的電影，虛構了為保護高先生攜密約出走，上海十三太保分為擁汪和抗日兩撥人馬，砰砰乓乓打的煞是熱鬧，最后十三太保只剩下外號叫教授的人，其余全死了，當然教授也是抗日派和武功最高的人。當時劉德華在香港演藝圈嶄露頭角，在其中扮演十三太保中的抗日派：書生，戲份還是蠻多的。　　

對于高陶事件的真相，過去一直眾說紛紜。這本回憶錄是高宗武離開香港到美國定居后，在1944年8月完成的英文手稿，在手稿中高詳細記述了自己從事對日外交的經歷，并介紹分析了當時的日本政局，以及日本在侵略中國過程中政治和軍方人物對中國的態度、政策演變，但書稿封藏60多年未出版，此次首度公開出版，對于澄清歷史事件的迷霧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因是當事人的親身經歷，因此可信度較高。這本書的翻譯者是陶希圣的二兒子陶恒生。

高宗武，1906年生。早年在日本留學8年。用他自己的話形容：他的日語說的比日本人還地道。抗戰前期，25歲即進入外交部，由于高對日本政壇、軍界和社會非常了解，在中國人中是有名的“日本通”，發表的一些中日關系文章分析精辟且深刻，引起了蔣介石和汪精衛的注意（當時蔣是總裁，汪是外交部長），高29歲就擔任了外交部亞洲司司長，專門從事對日外交工作，是當時國民政府里最年輕的外交官。

抗戰全面爆發后，高宗武接受特殊任務，在香港負責對日情報工作。他在這段時間一度背離了蔣介石，為汪精衛“和平運動”秘密奔走，甚至在1939年中國抗戰最激烈的時候，秘密出訪日本，與時任日本首相的近衛文磨會談，并追隨汪去上海，后被蔣介石得知，引起蔣的震怒。高在參與“汪日密約”的談判過程中，識破日本人的狼子野心，內心十分痛苦，在勸說汪無效的情況下，把密約偷拍下來，通過杜月笙轉交到蔣介石手中。在杜月笙親信萬墨林的安排下，與陶希圣一起逃離上海，制造了轟動一時的“高陶事件”。

對于日本人獨霸中國的野心，高宗武也是一個逐步認識的過程，他由對汪精衛和日本抱有幻想，到懷疑、到認清再到幻想的破滅，應該說高對日本人的認識是比較透徹的。在他的回憶錄中，我認為最核心的內容并非是背叛汪精衛出走，而是高宗武在接觸日本政界和軍界高層人物時，做出的與眾不同的獨立判斷，這對于他后來脫離汪精衛賣國集團起到了決定性作用，這也是他懸崖勒馬、毅然回頭的思想基礎

比如在回憶錄第三章中，1939年2月高宗武代表汪精衛秘密出訪日本，先后與許多當時日本重要人物談話，其中與5位最重量級的政界和軍界人物會談在回憶錄中被記錄下來，包括日本陸軍中將板垣征四郎，日本陸軍參謀本部次長多田駿，時任日本首相的平沼騏一郎，擔任過三次日本首相的近衛文磨，原日本住國際聯盟代表松岡洋右，后來日本以國聯不支持日本對中國的主張為借口，退出國聯，這件事當時就是松崗干的。別小看這五個人，他們基本可以代表當時的日本人核心當權者對于中國的態度，也可以代表整個日本國內對中國的態度。

通過與這些日本精英的會談，高宗武對他們分別作出評價。

對板垣征四郎的印象和評價是：他給我的印象極壞。面向像個粗人，說話帶鄉音。他一本正經說話時總是閉上眼睛，似乎表達一種辛辛苦苦才抓住的思路，不允許有任何令他分心的干擾。與許多我曾經談過話的日本人一樣，板垣完全否認日本軍隊在中國的暴行，不承認歷史事實和真像，即使是我把日本在中國活動的第一手資訊提供給他，他也不承認。這顯現日本最有影響力的將領的可怕心態。東條英機后來可能更有權力，但他的心態并無不同。經過多次這種經驗，我得出的結論是：說謊的日本人并非有意說謊，而是他們實際上相信這種謊言。

對多田駿的印象和評價是：多天有一張長長的、學者型臉型，說話流暢，邏輯性比板垣強。多田曾經擔任過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官，在華北成立了冀東防共自治政府，脫離當時的國民黨中央政府，依附于日本人。與板垣一樣，他不承認他在華北實行囚籠政策和屠殺中國人的野蠻行徑。多田駿聲稱：日本對中國沒有領土野心，不會提出無理要求。高宗武打岔說：你可知道，如果我在中國，把你的話重復說一遍，沒有人會相信曾經指揮過中日戰爭的日本參謀本部次長，會說出這些話。多田露出一個學者型的微笑說：在日本也不會有人相信我會說這些話。

對日本首相平沼騏一郎的音響和評價是：平沼是一個典型的東方人，凡事不輕易表態，但是談話無力而且重復。他只談中日之間的“共同防共”和“經濟合作”。高宗武反駁說，根據他掌握的例子，即使是與日本最友好的人（現在所稱的漢奸——筆者注），自己所辦的工廠在占領區，也被日本人在經濟合作的名義下沒收，血本無歸。至于日本以防共為名侵犯中國的內政和軍事主權，那其實是日本擴張軍事、控制中國的工具。中國的親共或者反共，是中國自己的事情，都與日本無關。對此平沼的回答是：沉默。

隨后，高宗武又分別于近衛文磨和松岡洋右會談，雖然這兩位比前幾位文雅一點，但是他們對中國的野心和主張更激進、也更危險。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猛烈攻擊當時的蘇聯。松岡洋右說：不惜任何代價必須與蘇聯打一仗。松岡也攻擊西方的民主和個人主義，說：只有動物才能實行個人主義。面對著日本高官的謊言和無理，高宗武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高不得不痛苦的承認：這個禮拜是我一生中最不愉快的一個禮拜，為什么日本人一邊在屠殺中國的士兵和百姓，一邊又要假惺惺的如此招待我？過去我在中國和日本人談判時，有時候覺得是在與虎謀皮；現在我發現，我正在深入虎穴中。

高宗武很快就形成一個報告，準備送給當時已經出走在越南的汪精衛。需要交代的是：在此之前，汪精衛于1938年12月22日秘密飛往越南，汪抵達河內的當天，日本近衛發表了和平宣言。八天之后的12月30日，汪公開發表響應近衛的電報，即史上有名的艷電聲明。以此為標志，汪精衛徹底淪為背叛祖國、背叛人民的大漢奸和大賣國賊。但是，高宗武仍然幻想勸說汪不要相信日本人說過的話，因為日本人實在是太卑鄙了。最終一件意外事件的發生，促使汪精衛迅速倒向日本人的懷抱。

　1939年3月20日午夜，四個刺客潛入汪的家中，刺殺汪精衛。但是，汪毫發無損，汪的秘書曾仲鳴被殺，曾夫人也受重傷。一般人認為，因為汪精衛的叛變，這是蔣介石的手下對汪的懲罰，汪精衛本人對此也深信不移。可是高宗武卻不這么看待，關于誰是兇手，誰是幕后策劃人，高提出另一種觀點。高認為：日本人是幕后策劃者，目的是離間汪精衛與蔣介石的關系，促使汪盡快鉆入日本人的圈套，理由如下：一、殺手開槍打完了手槍里所有的子彈后，還在屋內帶了將近2小時才走，不符合常理；二、殺手沒有進入汪的臥室，也沒有對其他物品造成破壞；三、被殺死的是汪的秘書，這對于蔣介石并不重要，而對于日本人卻非常重要。高宗武相信，這一定是日本特務所為。四、暗殺發生不久，日本軍方宣布在上海抓到了三名兇手。高宗武絕不相信兇手會愚蠢的跑到上海去自投羅網，除非這是日本人陰謀的一部分。

當然，高說的僅是一家之言，蔣介石完全有理由除掉汪精衛；話說回來，高的猜測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究竟是誰干的？可能無解，但是汪精衛從此走上了賣國投降的不歸路是歷史事實。

高宗武從此恍然大悟，終于相信，日本人為了利益是虛偽的，也是貪得無厭的。

按理說發生在70幾年前的高陶事件，與馬立誠在2002年發表的《對日新思維》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件事，這兩者之間還能有什么聯系嗎？

對國際問題比較關心的網友對馬立誠的名字可能不會陌生，他就是首先提出《對日新思維》的人。２００２年，人民日報主任編輯馬立誠應日本外務省之邀訪問日本，歸來后在《戰略與管理》雜志同年第６期發表了《對日關系新思維--中日民間之憂》一文，稱日本就侵華戰爭已向中國"謝罪"２１次，歷史問題已經解決，中方不應再抓住不放，對日本應該寬大為懷，共同面向未來。文章還對中國的"狹隘民族主義思潮"進行了抨擊。２００３年，馬立誠又先后在鳳凰世紀大講堂發表演講，在《時事報告》雜志參與座談，在日本右翼雜志《文藝春秋》發表文章，在日本中央公論社出版《擺脫"反日"》一書，多次重復了相似觀點。　　

２００３年４月，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時殷弘在《戰略與管理》同年第２期發表《中日接近與"外交革命"》一文，對所謂"新思維"進行了更為系統的闡述。此文可視為馬立誠《對日關系新思維--中日民間之憂》一文之后，關于"對日關系新思維"的又一代表作。文章強調：中日關系再這樣緊張下去對中國是相當危險的，因此有必要進行一場"外交革命"，大力實現中日接近。只要中日關系有大幅度進展，就可以"顯著增強中國對美外交的杠桿"。為此，殷教授提出了接近日本的五大舉措，大意是：中國應該大體上滿足于日本對侵華戰爭罪行的反省道歉，不必再計較了；要多和日本做生意，少和美國、歐盟做生意；日本擴充軍備的危險性被我們夸大了，我們內心適當警惕一下就可以了，面上要大度一些；要把日本當作政治大國看待，給以充分的尊重；不要阻攔日本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上述言論發表后，日本如獲至寶，大為歡迎。據報道，"日本媒體鋪天蓋地進行轉載，輿論充斥猜測之聲，認為中國政府對日思維將因此發生新的轉變。時殷弘也因此受日本外務省力邀，于5月到日本進行短期訪問。"相形之下，"新思維"在中國引起的反響迥然不同，廣大網友紛紛在互聯網上發表對"新思維"的看法，贊同者寥寥，反對者甚眾。　　

關于馬立誠和時殷弘提出的對日新思維是否正確？前一段時間，從官方到民間，輿論方面對兩位高人的反駁已經夠多了，我不想在做過多的解讀和批判。我也不想給誰扣上賣國者和漢奸的大帽子。我只是觀察到了一點：歷史上曾經有驚人的相似之處。馬立誠和時殷弘提出觀點并不新穎，歷史上就曾經有過類似的論調。比如面對日本對華侵略，汪精衛就曾提出過“和平建國”理念，其核心思想就是要忘記日本人對中國人的屠殺，要和日本人友好和平相處，哪怕日本人占據中國大半壁江山，要與日本人多做生意，對大日本皇軍給予充分的尊重。　　

基于以上理由，所以我認為：馬立誠和時殷弘的所謂“對日新思維”不如改一下名稱，叫做“對日舊思維”可能更加合適，因為古已有之嘛。這個觀點是70年前汪精衛首先提出來的，馬與時把它據為己有，顯然是不合適的。　　

時殷弘是否去過日本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去過美國和德國。馬立誠倒是去過日本，不過馬立誠只在那里待了13天。相比較而言，高宗武在日本留學八年，日本話說的比日本人還地道，并且高還在當時中國外交部擔任高官，直接負責與日本人談判。高宗武和他們二位相必，誰對日本人更了解呢？答案是顯而易見的。以高宗武這樣的“日本通”，對日本人是有資格評價的，而且其評價應該是很客觀的。馬立誠和時殷弘只是比普通人多讀了一點書，充其量只是個博士，最多是個教授，也不敢保證他們對日本人能有多深的了解。所以他們所提出的“對日新思維”是不是錯誤我不敢肯定，但是我起碼能斷言“對日新思維”觀點是草率的和脫離歷史的，也不符合中國絕大多數老百姓的觀點和認識。　　

當然，人們會說，高宗武所處的年代與現在不可同日而語，不過我會說，遺傳的因素也是很重要的。現在人們可以看看日本人在中國釣魚島上的蠻橫態度，何況現在中國還有核武器。我們也能夠想象出來，當時高宗武代表孱弱的中國與日本人談判是多么不容易。　　

中國人的愛國與賣國，界限在哪里？中國歷史上沒有一個人敢明目張膽的聲稱，自己是漢奸賣國賊。比如汪精衛就認為自己很愛國。愛國者不用說了，賣國者從來都毫不臉紅的說：自己比愛國者還要愛國。當然，愛國與賣國也不是哪幾個人所能下論斷的，究竟是愛國還是賣國？歷史是無情的，要由歷史檢驗，而歷史是人民決定的，也是人民寫下的。　　

與高宗武會談的幾個日本人的最終結局：　　

　1948年12月22日　，背負累累血債的板垣終于被送上正義審判的絞刑架；　　

　1948年12月16日　，作為甲級戰犯的多田駿因患胃癌在獄中病死；　　

1945年平沼以甲級戰犯嫌疑被逮捕， 1947年11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以“共同謀議侵略戰爭罪”判處他終身監禁。　1952年8月22日　，平沼騏一郎在服刑期間因年老體衰，死于慶應醫院，終年86歲。此人終身未婚，留有一養女。　　

　1945年12月16日　晨，近衛文磨為逃避人民的審判，在美軍占領當局剛剛發出對他的逮捕令后服毒自殺，結束了罪惡的一生；　　

　1946年6月27日　，松岡洋右被定為甲級戰犯。在病中死去，時年66歲。松岡憑著病死逃過了國際軍事法庭對他的最后審判，但他所犯下的累累罪行，罪責難逃，死有余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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