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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毛言論現形記

    第一章 私人問題專題

    第二章 軍事專題

    第三章 建國后政策專題

    第四章 外交專題

    第五章 社會狀況專題

    第六章 建國成就歸屬專題

    第七章 制度比較專題

    第八章 大躍進專題

    第九章 所謂“整人”專題

    第十章 文革專題

第三章 建國后政策專題　

反毛言論一：毛澤東曾許諾“軍隊國家化”：　

駁：　

　　有人說毛主席在1945年（或1946年）已經表示要“軍隊國家化”，并以此攻擊毛主席建國后沒實行“軍隊國家化”。我們看看這個“軍隊國家化”是怎樣提出的：“一九四四年，國民黨政府提出了一個所謂‘提示案’，叫共產黨‘限期取消’解放區軍隊的五分之四。一九四五年，即最近的一次談判，又叫共產黨將解放區軍隊全部交給它，然后它給共產黨以‘合法地位’。”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當時，蔣介石政府拿“軍隊國家化”來企圖讓共產黨交出軍隊，實行“軍隊國民黨化”而已。于是毛主席指出：“‘軍隊是國家的'，非常之正確，世界上沒有一個軍隊不是屬于國家的。但是什么國家呢？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的封建法西斯獨裁的國家，還是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中國只應該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并在這個基礎之上建立新民主主義的聯合政府；中國的一切軍隊都應該屬于這個國家的這個政府，借以保障人民的自由，有效地反對外國侵略者。什么時候中國有一個新民主主義的聯合政府出現了，中國解放區的軍隊將立即交給它。但是一切國民黨的軍隊也必須同時交給它。”（毛澤東《論聯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面對蔣介石的獨裁政府，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組建聯合政府，實行軍隊國家化，已經是能提出的最高標準了，而共產黨的最終目的是建立社會主義國家，當時能提出這一要求嗎？　

在寫明“軍隊國家化”的《論聯合政府》（1945.4.24）里，對于革命兩個階段也說得很清楚，指出新民主主義制度下才不實行無產階級專政①。所以說，建國后過渡到社會主義制度，并未搞“軍隊國家化”，非但不是毛主席出爾反爾，而是早已言明且一以貫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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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些人懷疑共產黨得勢之后，是否會學俄國那樣，來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和一黨制度。我們的答復是：幾個民主階級聯盟的新民主主義國家，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是有原則上的不同的。毫無疑義，我們這個新民主主義制度是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建立起來的，但是中國在整個新民主主義制度期間，不可能、因此就不應該是一個階級專政和一黨獨占政府機構的制度。”（《論聯合政府》）　

反毛言論二：毛澤東一開始搞“土改”，后來又將土地收回，出爾反爾：　

駁：　

　　土改到農業合作化是必然的：　

（一）中國不可能走資本主義農業發展之路：　

第一，解放前中國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本國封建主義與外來資本主義相結合，外來資本主義阻止中國由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轉變，本國封建主義又有外來資本主義支持，在農村就一直占主導地位，難以動搖。　

　　第三，西方的農業現代化走的是廣大農民破產的道路，廣大農民成為產業大軍的候補力量，而使大量的土地集中在少數人手里，從而實現農業的規模經營，實現西方農業的現代化。　

　　西方資本主義式的大農業是機器農業，是工業化的農業，需要雄厚的資金、物質與技術作為基礎。中國的農業過去沒有這樣的基礎，新成立的國家由于制定的是高速度工業化戰略，這樣的戰略著眼的是大規模的工業建設，是國家工業在生產規模和產品數量上的趕超，所以，國家同樣不可能在農業上大量投資，反而需要從農業方面得到更多的"剩余產品"。要農業提供更多的剩余產品，就當時國家的現狀和農業的現狀來看，首要的和更多的只能在生產關系上做文章。　

當代的小崗村已經證明了分田單干不能使農村致富，而很多搞集體經濟的農村（華西村、南街村、劉莊、周家莊等）恰恰證明了集體化可以真正使農民共同致富。　

（二）土改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內容，農業合作化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內容：　

早在1940年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里，毛主席就說過：“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必須分為兩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義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會主義的革命，這是性質不同的兩個革命過程。”“這個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階段，決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社會，而是要建立以中國無產階級為首領的中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的社會，以完結其第一階段。然后，再使之發展到第二階段，以建立中國社會主義的社會。”　

所以，從新民主主義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從土改到農業合作化，是早已公開說明的。　

　　毛主席說過：“他（指鄧子恢--編者注）提議搞四大自由（雇工、貿易、借貸、土地買賣自由--編者注），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永遠鞏固下去，就是搞資本主義。我們說，新民主主義是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只觸動地主、買辦資產階級，并不觸動民族資產階級。分土地給農民，是把封建地主的所有制改變為農民個體所有制，這還是資產階級革命范疇的。分地并不奇怪，麥克阿瑟在日本分過地。拿破侖也分過。土改不能消滅資本主義，不能到社會主義。”①　

（三）土改不能完全解決農村發展問題：　

　　土改后的個體農業重新出現了貧富兩極分化。小農經濟，由于生產規模小，技術落后，生產能力有限，基本上是靠天吃飯，一時還不可能采用先進的農業機械，并且一時也不可能對農業進行大規模的技術改造，農業仍然處于主要使用手工工具的原始狀態，所以很不穩定。出現貧富兩極分化是小農經濟的必然趨勢②。　

（四）在抗戰與解放戰爭時期農村已有互助組織：　

解放前在革命老區，如山西、江西、陜北、華北、華東、東北都出現了農業生產互助團體③。　

（五）農業合作化具體實例：　

　　農業合作化是以自愿互利為原則的，可自由退社。私有的土地和耕畜、大型農具等主要生產資料轉為合作社集體所有。　

農業合作化后，農業生產得到大發展，農民得實惠。例如在1955年，已有的六十五萬個農業生產合作社，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社是增產的(增產的數量由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三十)。　

　　如南京第一個農業生產合作社--“李玉農業生產合作社”，建社這一年，小麥獲得大豐收，平均單產超過單干農產的一倍多④。再如湖南澧縣農業合作社，棉花平均畝產量也比單干戶多一倍，即使后來遇到大水災也保證了好收成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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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關于哲學問題的講話》（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北戴河）　

②“在中國，實際上還有幾百萬農民沒有足夠的土地、耕畜和農具來進行各種形式地小規模生產，更不用提‘發家致富'了。號召每個農業生產者都富裕起來，從字面上看就是矛盾的，一個富裕的農民實際上就是一個剝削者，因為他通過雇用別的勞動力致富，不論在哪個地方，都只有極少數的人有希望雇工置地加息放貸和創辦企業致富。”〔美國作家威廉·韓丁《深翻》第二部《組織起來》〕　

　　“以前那個反地主、打土豪、分田地的聯盟是暫時的聯盟，它鞏固一下又不鞏固了。在土地改革后，農民發生了分化。如果我們沒有新東西給農民，不能幫助農民提高生產力，增加收入，共同富裕起來，那些窮的就不相信我們，他們會覺得跟共產黨走沒有意思，分了土地還是窮，他們為什么要跟你走呀？那些富裕的，變成富農的或很富裕的，他們也不相信我們，覺得共產黨的政策總是不合自己的胃口。結果兩下都不相信，窮的不相信，富的也不相信，那末工農聯盟就很不鞏固了。要鞏固工農聯盟，我們就得領導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使農民群眾共同富裕起來。”［毛澤東：《農業合作化的一場辯論和當前的階級斗爭》（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　

③“早在抗戰期間, 山西革命老區農民就自發地成立起一些勞動互助組。我所在的太行區32 個縣就有23266 個, 晉察冀邊區26 個縣有38500 個, 晉綏邊區有。”［陶魯笳（1917 年2 月出生于江蘇溧陽, 1936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7 年至1949 年在太行革命根據地工作。1949 年9 月任山西省委副書記兼宣傳部長,1953 年7 月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書記, 1965 年8 月調任國家經濟委員會第一副主任、黨組副書記）］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在二十二年的革命戰爭中，我黨已經有了在土地改革之后，領導農民，組織帶有社會主義萌芽的農業生產互助團體的經驗。那時，在江西是勞動互助社和耕田隊，在陜北是變工隊，在華北、華東和東北各地是互助組。那時，半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組織，也已經個別地產生。例如，在抗日時期，在陜北的安塞縣，就出現了一個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不過，這種合作社在當時還沒有推廣。”［毛澤東：《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④根據“自愿結合，等價交換，民主協商”的原則，組織農民建立農業生產互助組、農業生產合作社。在勞動過程中交換使用勞動力和耕畜、農具等生產要素，或以人工換人工、以人工換畜力、農具。以土地入股、統一經營為特點的初級農業合作社。合作社有章程、有制度、有社委會。根據章程規定：社員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入社的社員必須是從事農業生產或從事農業勞動為主，善于經營副業生產的貧雇中農，入社的農民稱為社員；土地入股，社員自耕地除留足菜園地外，按土質好壞、水利條件、路途遠近、面積大小等，評產入股；生產資料，耕牛折價歸社，公有公用公養，從總收入中付給代價費，兩年付本利，牧畜、大型農具折價歸社，公修公用，從總收入中付給代價費，兩年付本利；勞動評功記分、集體組織生產，在分配上除從總收入中提取5%公積金、公益金外，一般按土四勞六分紅，超產部分按勞分紅；財務制度，每月公布一次賬目，經濟上管錢不用錢，用錢不存錢，做到事事有據，筆筆有方，手續清楚；社員大會為最高權利組織，社委會負責執行社員大會后的社務工作，每年民主選一次社委；社員大會一月開一次，社委會每周開一次。　

　　“李玉農業生產合作社”建社這一年，小麥獲得大豐收，平均單產超過單干農產的一倍多。　

　　“初級社試辦的頭一年，就顯示了它在發展農業生產力方面的巨大威力，遠遠超過了我們的預想。在農業生產方面，10個社普遍增產，當年糧食平均畝產超過上年21.5%，超過當地好的互助組9%，超過好的個體戶28%；經濟作物的種植面積普遍擴大，普遍增產，交售給國家的棉花、油料、煙葉等工業原料超過上年一倍多，有助于國家工業化。在工副業生產方面，10個社的總收入4156萬元（舊幣，下同），每社平均410萬元。在社員分配和公共積累方面，社員戶收入同1950年相比，折成糧食計算，多收一石（一石為263市斤）以下的占3.1%，多收一石至五石的占38.4%，多收五石至10石的占26.3%，多收10石至20石的占23.1%,與上年持平的占6.7%，比上年減收的占2.7%；社員人均收入折款38.018萬元，互助組人均32.043萬元，個體戶人均30.5萬元。在社員生活提高的同時，集體經濟壯大了，10個社已有公共山林600多畝，公有土地31.6畝，農具177件（內有新式農具和機械57件），牲口17頭半，羊449只，公積金折糧315.85石，其他生產資料折糧256.92石。辦社頭一年的巨大成就，使社員們歡欣鼓舞，互助組和個體戶紛紛要求入社，有的中途退了社的社員重新申請入了社。社員們說："土改人翻身，入社地翻身。"黎城縣王家店合作社社員岳禮存、劉保貴說：‘農業社一年鬧下來這么多家業，真是興旺發達，這是單干戶一輩子也辦不到的。用鐵棒打我也不出社啦！'”（《陶魯笳：建國初一次高層爭論》）　

⑤“1951年四、五月間，土改剛剛結束，澧縣最早的互助合作組織之一，畢承松臨時互助組宣告成立。在維護土地個體所有的前提下，組員們之間開展了季節性臨時勞畜換工，互助互濟，單家獨戶的勞畜不足問題初步得到了解決。1951年冬，畢承松常年互助組成立，通過一年奮戰，1952年，全組棉花又獲得了大豐收，畝產量比單干戶高出一倍多。1954年，澧縣遭受了歷史罕見特大水災。全縣43個垸子有6個先后潰決，淹沒農田4萬余畝；其它各垸也先后五次被漬，漬災面積達55萬余畝。在畢承松的帶領下......當年棉花仍然獲得了較好收成。　

　　“1961年冬和1962年春，在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的過程中，在擁憲大隊黨支部和社員群眾的強烈要求下，畢承松重新回到了擁憲，并擔任了大隊黨支部副書記。""1962年，全大隊1250畝棉花，畝產皮棉達到150斤，比全縣平均畝產61斤高146%。畢承松的5畝試驗地，畝產達185斤，其中3畝地畝產突破了200斤。”（原載1988年4月《湖南農業合作化史資料》第六期）　

反毛言論三：毛澤東不顧實際，搞“趕英超美”：　

駁：　

（一）“趕英超美”的思想來源：　

　　1955年3月21日，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毛主席第一次明確提出“趕超”思想。10月29日，在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問題座談會上，毛主席說：“我們的目標是要趕上美國，并且要超過美國，......究竟要幾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是五十年吧，也許七十五年。”　

　　1957年5月4日，毛澤東在接見來訪的緬甸聯邦民族院議長蕭恢塔時，向外國朋友表示：我們要好好干五十年，把工業建起來，要有美國那樣多的鋼鐵。　

（二）“趕英超美”的正式提出：　

　　1957年11月18日，毛澤東于莫斯科在各國共產黨、工人黨代表會議上提出：中國要在15年左右的時間內，在鋼鐵和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方面趕上英國。12月2日，劉少奇在中華全國總工會第八次全國代表會議上代表黨中央正式宣布：“在十五年后，蘇聯的工農業在主要產品的產量方面趕上或者超過美國，我們應當爭取在同一時期間，在鋼鐵和其它重要工業產品的產量方面趕上或者超過英國。”　

　　1958年元旦，《人民日報》的“元旦社論”向全國人民發出號召：“我們要在十五年左右的時間內，在鋼鐵和其它重工業產品的產量方面趕上和超過英國，在這以后，還要進一步發展生產力，準備要用二十年到三十年的時間，在經濟上趕上并且超過美國。”　

（三）變化情況：　

　　起初，毛主席基本堅持“十五年或者更多一點的時間趕上和超過英國”，并且強調“十五年超過英國口號幾年內不要變”。而且，毛主席還找來時任時任《人民日報》總編輯兼新華社社長吳冷西談話要他卡住報紙唱高調的風氣①。　

　　后來，1958年3月20日，冶金工業部部長王鶴壽向黨中央和毛澤東呈送了《爭取有色金屬的飛躍，占領有色金屬的全部領域》和《鋼鐵工業的發展速度能否設想的更快一些》兩個報告。特別是后一個報告，明確提出了可以縮短趕超時間的建議，毛主席此后認為“趕英超美”的時間能提前②。但是，再一次提出"十五年趕上英國"的口號仍不變。　

　　然而，作為具體負責的劉少奇在實際工作中卻大吹很快能“趕英超美”，甚至大家都能看到共產主義③。　

　　由此可以看出，雖然后來毛主席在思想上對“趕英超美”估計過于樂觀，但主張謹慎宣傳，而劉少奇則在實際中不斷唱高調，鼓勵浮夸，因此這段時間內建設出現了問題，引起毛主席注意。1958年11月，黨中央召開第一次鄭州會議，毛澤東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的講話體現了由熱到冷的急轉彎④。　

※“趕英超美”是為發展經濟提出的口號，其具體內容是“在十五年左右的時間內，在鋼鐵和其它重工業產品的產量方面趕上和超過英國”，這并非不顧實際，因為中國確實在鋼鐵產量上在七十年代初超過了英國。并且，毛主席不管對“趕英超美”的時間有怎樣的估計，總是強調“十五年趕上英國”的口號不變，在建設過程中出現問題后，也及時提出批評，主張放緩節奏，而當時負責具體經濟工作的是劉少奇，主管宣傳的是鄧小平，將當時的浮夸口號歸責于毛主席是錯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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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見第八章第六節注釋①。　

②4月15日，毛澤東寫《介紹一個合作社》的批語，他說：“由此看來，我國在工農業生產方面趕上資本主義大國不需要從前所想的那樣長的時間了。”值得注意的是，這句話是經過修改的，手稿原話為：“由此看來，我國趕上英美不需要從前所想的那樣長的時間了，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也就夠了。”　

③1958年6月14日，劉少奇在同全國婦聯黨組織談話時，大膽地預言，到將來我們到共產主義不要多遠。15年可以趕上美國，再有15年等于三、四個美國。再有40年、50年中國可進入共產主義。劉少奇認為，中國已具備了空想社會主義者所不具備的條件。歐文等人（按：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者--筆者注）的未竟之業可以實現了。（上引劉少奇談話，見劉少奇：同全國婦聯黨組織談話。 [A]人民出版社資料室：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言集，<1958．6-1967．7>）　

　　1958年6月30日，劉在同《北京日報》編輯談話時說："我看，三、四十年之后，可以到共產主義社會，你們看，要不要這么長？"　

　　1958年7月5日，劉在北京石景山發電廠同工人談話時說：中國進入共產主義不要好久，你們大家都可以看到共產主義。現在趕上英國不是十幾年，兩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過英國。這不是假的。鋼鐵、煤炭明年就可以超過，電要慢點，多幾年，大概五年，五年不行七年，其他大都是二年三年。15年超過美國的問題。其實也用不了15年，七、八年就行了。......中國人口等于三個蘇聯，四個美國。美國就是多幾噸鋼和其他工業產品。15年我們要超過整個歐洲（包括蘇聯）。歐洲共六億人口，和我們一樣，面積也差不多。歐洲幾十個國家，不互相幫助，我們幾十個省可以互相支援，發揮地方積極性，15年許多省要超過一個國家，河北要超過英國，河南要超過法國，再一個超意大利，再一個超西德......我們大有希望。前途好得很。我們在報紙上所以不提二、三年趕英，七、八年超美，是為了麻痹敵人...（上引劉少奇談話，見劉少奇：在景山發電廠的講話，同前[A]）　

④毛主席說：10月鋼產量720萬噸，還差400萬噸，真是逼死人了，腦筋里頭就是鋼了，農業沒人抓了，現在開的支票太大了，恐怕不好。人們的想法是一回事，是否符合客觀實際是另一回事。在談到"十年規劃"的鋼鐵指標時，毛主席主張把時間延長一點，認為不要急著去趕超美國，強調現在只趕英國就可以了。　

反毛言論四：毛澤東迫害知識分子，不以知識為貴：　

駁：　

（一）眾所周知，毛主席本身即是學貫古今的大知識分子，向來重視知識與知識分子。在抗戰期間，毛主席在《大量吸收知識分子》中就說要善于吸收知識分子①，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更是專門對文藝工作與文藝工作者進行論述，引導正確的發展方向。1961年，毛主席會見蒙哥馬利時，還稱國民黨時期留下的工程技術人才是“寶貝” ②。　

　　一些著名知識分子對毛主席的評價中可以從側面說明問題，著名歷史學家和哲學家周谷城、著名數學家華羅庚、著名科學家錢學森等都對毛主席感激不已③。從科技成果來看，在所謂“不重視知識，不重視知識分子”的毛澤東時代，錢學森、鄧稼先等人搞出了“兩彈一星”；李四光用他所創立的“地質力學”原理指導發現了大慶、勝利、大港油田；華羅庚創立了“統籌法”和“優選法”；袁隆平、李振聲完成了他們的雜交水稻和雜交小麥的培育；馬鳳山、程不時等人完成了“運十”的設計和制造；陳景潤解開了神秘的“哥德巴赫猜想”；被譽為“當代畢昇”的王選則發明了“漢字激光照排系統”......　

（二）反毛者說毛主席“不重視知識，不重視知識分子”的一個很振振有辭的說法是毛主席用“反右”、“文革”、“上山下鄉”來“迫害”知識分子。反右問題見第八章第二節，這里不再贅述。而文革問題，一開始劉鄧就搶先派工作組，將真正起來文革的造反派打成“反革命”，同樣還有在“紅八月”里制造動亂的“聯動”等等，對知識分子的迫害，絕大多數的發生應由他們這類人負責，而他們這些人才恰恰是文革的對象。試問，對敵人進行進攻，敵人反攻致使自己受傷，難道應該檢討自己不該去進攻敵人嗎？　

　　知識分子到農村干農活則是對其思想改造，了解農民的甘苦，真正成為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為人民服務。農村的農民世世代代生活在那土地上，知識分子和他們一起生活，就叫受“迫害”，那么那些農民又應該哭喊什么口號？真正無私的、愿為人民服務的知識分子，絲毫不會把那當作“迫害”，反而感激那一段磨礪，如現代醫學泰斗裘法祖、現代漫畫泰斗華君武，都如此認為④。　

　　關于“五七”干校、知青上山下鄉，更不是什么迫害。所謂下放，有因戰備疏散而下放的⑤，有因機關精簡而下放的，也有培養接班人的鍛煉式下放，更有城市支援農村、邊遠地區的下放，還有作為各類骨干為艱苦、落后地區服務而下放的，其中，僅有少數右派接受基層群眾再教育的下放。同時下放過程中，原有的工資待遇并未取消。而上山下鄉，80%以上的知青在農村沒有呆滿4年，簡單說就是上了一次社會大學。　

　　并且，毛主席的兩個女兒同樣下放⑥。更早的，1945年毛岸英從蘇聯回國，便被毛主席安排下放農村上“勞動大學”。然而，在反毛者眼里，他們都是在“鍍金”。　

（三）兩個時代知識分子壽命比較：　

經過毛澤東時代的知識分子，如巴金享年101歲，冰心享年101歲，季羨林享年98歲，錢鐘書享年88歲，這些住過牛棚、親自參加過體力勞動的大家最終都成為了壽星。　　　

　　后來，據說知識分子受到了尊重，不再下鄉進農場參加體力勞動了。那么，效果如何呢？我們知道，上世紀80年代以來知識分子英年早逝的現象層出不窮，如蔣筑英終年38歲，施光南終年50歲，張廣厚終年50歲。據近來一份調查顯示，北京的知識分子人均壽命僅有53歲，較北京市民平均壽命還要短2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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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毛主席在《大量吸收知識分子》（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中就說：“在建立新中國的偉大斗爭中，共產黨必須善于吸收知識分子，才能組織偉大的抗戰力量，組織千百萬農民群眾，發展革命的文化運動和發展革命的統一戰線。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　

②1961年9月21日，毛主席會見蒙哥馬利元帥，客人問及1949年著手恢復經濟時是不是有足夠的得力的人才，毛主席說：“根本沒有，我們第一靠國民黨留下來的工程師、知識分子、技術工人，第二靠蘇聯幫助。我們講蘇聯幫助，指的是新建的工廠，上海就沒有靠蘇聯幫助，蘇聯專家沒有去過，全部靠國民黨留下的人，我們自己沒有教授。我們連唱戲也不會唱，要靠留下的人，這批人對我們說是寶貝。”(轉引自《毛澤東摶》下卷，第1172頁) 　　

③周谷城說：“回憶過去（毛）主席對我的教導，宛如他的音容笑貌仍然在我的眼前。主席對知識分子的關懷，對百家爭鳴的倡導，以及他學識的淵博，都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周谷城傳略》第九十六頁）　

　　華羅庚也說過：“一九六四三月十八日，毛主席親自寫信教導我要樹雄心、立壯志、絕舊緣、走新路。這一巨大的鼓舞和鞭策，使我一改舊習，寫出了《統籌方法平話》。”（《人民日報》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錢學森在回憶中對毛主席的評價有很多，他還曾經回憶說：“毛主席親自教誨我，每一次都給我指明了繼續前進的方向，每一次都給我增添了攀登高峰的力量。我之有今天，都是毛主席、共產黨給的。”（《人民日報》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　　

④裘法祖在2005年10月11日中央電視臺1套《大家》中，自述了文化大革命的個人經歷。對此，他卻說，文化大革命對他教育很大。因為以前作為醫學權威，他性情急躁，對助手，對醫生、護士，乃至病人，動輒就罵。可自從下鄉看到了農民困苦的生活后，從此他就去掉了罵人的惡習。 　

　　他妻子，一個德國人，主動退掉了大房子，現今夫婦倆就居住在五十多平方米的舊房中生活。他說，她是不是共產黨，可比共產黨還要共產黨。 　

　　華君武，國慶期間，也在中央電視臺《大家》中，他自述，文化大革命中過得很好！種了一年大田，種了一年菜田，挑了一萬多斤的糞，喂了四年的豬，只想著毛主席何時能夠解放自己。問他是否感到委屈，他斷然回答，說：沒有！因為當年延安整風，自己也是如此審查別人的。　

　　楊某，國際有名的數學家，顧秀蓮丈夫。也是在中央電視臺《大家》中，他自述，"四清"時他到河南農村工作，因老鄉家沒有閑房，只好住在豬棚。兩年的豬棚生活，他目睹了農民的貧困，體會到與農民相比自己根本就沒有什么困難和委屈可言！ 所以，他和顧秀蓮為了更好地為國效力，不僅謝絕了組織上將顧秀蓮從甘肅調到北京的好意，而且自己也主動要求從北京調到房山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直到退休。期間，顧秀蓮高升進京，后又去江蘇任職，可他們一直兩地分居。　

⑤1969年中蘇邊境沖突發生之后，國家實際上逐步轉入戰爭動員狀態，在1969年的中央“8·28指示”之后，各地開始大批進行疏散。首批被疏散的有大專院校教職員工和部分干部，疏散的地點多數位于農村。　

⑥1969年知識分子下放，李敏與普通年輕人一樣，接受上山下鄉再教育，只是接受教育的地點似乎比常人更加殘酷，毛主席特別挑選了內蒙古阿拉善左旗，作為李敏被改造的地方，在那里與農民們“同吃同住同勞動”。1970年，李訥到設在江西井岡山下的中央辦公廳“五七干校”勞動。李訥在這里干了3年農活，包括挑糞、養豬、種菜等眾所周知的勞動。身為毛澤東的女兒，用李訥的話說，“艱苦奮斗是我們的本色。”李敏也曾經說到：“毛澤東的兒女們都過著平民百姓的生活，他們沒有特權。”事實上現在的李訥，就是一個靠著一份退休工資生活的普普通通的人。　

反毛言論五：毛澤東毀滅中華傳統文化：　

駁：　

（一）對于中華傳統文化的正確態度，我們早已知道是“去其糟粕，取其精華”，是批判性繼承。譬如儒家的仁義忠孝，在古代，在外均以君主為核心，在內均以家長為核心，遂構成封建禮教，造就數不勝數的偽君子。在新中國，強調忠于人民，忠于社會主義事業，孝順在摒棄家長制后依然提倡；至于仁義，又有了像雷鋒說的那樣“對待同志像春風般溫暖，對待敵人像秋風掃落葉一樣無情”的社會主義理念。人人甘于奉獻、恥于自私，人際關系和諧融洽，還要緊緊抱著“仁義忠孝”不放嗎？在批判傳統文化糟粕時，也不是直接打壓消滅，而是讓每個人都了解后再進行批判，傳統文化首先就已掌握。　

（二）拿中醫來說，在民國時，明令禁止中醫，建國初期毛主席及時批評和糾正了衛生部個別領導對中醫的錯誤認識，并在多次講話中對如何對待中醫藥學遺產的問題給予明確指示。1954年毛主席指出：“重視中醫，學習中醫，對中醫加以研究整理并發揚光大，這將是我們祖國對全人類貢獻中的偉大事業之一。”1954年6月，毛主席指示：“即時成立中醫研究機構，羅致好的中醫進行研究，派好的西醫學習中醫，共同參加研究工作”。　

　　在《對中醫工作的指示》（一九五四年七月三十日）中，毛主席說：“中醫對我國人民的貢獻是很大的。中國有六萬萬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我們人民所以能夠生衍繁殖，日益興盛，當然有許多原因，但衛生保健事業所起的作用必須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這方面首先應歸功于中醫。　　　

　　“中西醫比較起來，中醫有幾千年歷史，而西醫傳入中國不過幾十年。直到今天，全國人民疾病的診療依靠中醫的仍占五萬萬以上，依靠西醫的則僅數千萬（而且多半在大城市里）。因此，若就中國從有史以來的衛生保健事業來說，中醫的貢獻與功勞是很大的。　

　　“......今后最重要的是首先要西醫學中醫，而不是中醫學西醫。”　

　　在毛澤東時代，中醫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發展，其中像針刺麻醉取得重要成就。而在當代，中醫又被打壓，西醫占壓倒性優勢，不用說發展，就是延續中醫也成了中醫首要問題。　

　　再比如現代京劇，在毛澤東時代，京劇被賦予了新的生命力，《紅燈記》、《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等膾炙人口，至今仍是廣受好評的經典劇目。同樣，在當代，京劇又如中醫一樣沒落。　

　　至于文革中破壞文物等，很多都是實際反對文革的保守派、假造反派所為，更是不能將帳算到毛主席頭上（具體參考第十章第五節）。　

反毛言論六：毛澤東批判馬寅初，鼓勵生育：　

駁：　

（一）批判馬寅初問題：　

許多人認為當初批判馬寅初導致未及時控制人口，其實是未了解當時的批判是針對馬寅初人口學說的馬爾薩斯傾向①，對于控制人口這一點并未反對。　

批判馬寅初，是批判他把人口增長與生活資料或糧食增長直接聯系起來，也把我國人口眾多當作是貧困的原因；批判 “要和平共處，做到我不侵略人家，也不要人家侵略我，就非控制人口不可”中說的中國人口增加了就會侵略別國的思想；批判隨著機械化和自動化，對于工人的需求就會大大減少，從而認為人口多就會拖工業化的后腿的說法；批判他公然否定生產關系要適應生產力的原理。　

（二）毛主席的人口政策：　

1955年1月，中共中央批準了衛生部《關于節育問題的報告》，并第一次以正式文件形式發出了《關于控制人口問題的指示》。在馬寅初發表新人口論（1957年7月5日）之前，中國很多地區的計劃生育工作就開始了，那時叫“節制生育”、“控制人口”。　

　　毛主席也多次談到“要提倡節育，要有計劃地生育”、“人類要自己控制自己，有時候使他能夠增加一點，有時候使他能夠停頓一下，有時候減少一點”②，并且，那時計劃生育是靠宣傳教育，而不是暴力強制。在1955年開始推行節育，以后就一直秉持這個政策③，足見“毛主席不控制人口”觀點是立不住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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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是：人口以幾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資料以算術比率增加。根據食物為人類生活所必需這一有關人類本性的法則，必須使這兩種不相等的能力保持相等。　

　　馬克思對馬爾薩斯人口理論批判說，“馬爾薩斯愚蠢地把一定數量的人口同一定數量的生活資料硬聯系在一起......決定是否把工人列入過剩人口范疇的，是雇傭資料，而不是生存資料”，他在《資本論》里還證明了，造成資本主義社會人口相對過剩和無產階級貧困化的真正原因是資本主義社會的資本積累的一般規律。馬克思還說，“工人人口本身在生產出資本積累的同時，也以日益擴大的規模生產出使他們自身成為相對過剩人口的手段。這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規律”，“抽象的人口規律只存在于歷史上還沒有受過人干涉的動植物界”。這是馬克思對人口問題的總的看法，也是馬克思的人口理論與馬爾薩斯人口理論的根本區別所在。　

　　 毛主席針對美國前國務卿艾奇遜在新中國成立前夕發布的《白皮書》里關于所謂中國人口壓力的讕言進行駁斥時說：“中國人口眾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辦法，這辦法就是生產。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馬爾薩斯者流所謂食物增加趕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謬論，不但被馬克思主義者早已從理論上駁斥得干干凈凈，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蘇聯和中國解放區的事實所完全駁倒。”　

　　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毛主席還說到，“過去人們總以為合作化以后，勞動力一定會過剩。原來已經過剩了，再來一個過剩，怎么辦呢！在許多地方，合作化的實踐，打破了人們的這種顧慮，勞動力不是過剩，而是不足。有些地方，合作化以后，一時感到勞動力過剩，那是與我們還沒有擴大生產規模，還沒有進行多種經營，耕作也還沒有精致化的緣故，對于很多地方說來，生產規模大了，經營部門多了，勞動的范圍向自然界的廣度和深度擴張了，工作做得精致了，勞動力就會感到不足。”　

②毛主席關于節育的談話：　

“過去有些人批評我們提倡節育，但是現在贊成的人多起來了。......社會的生產已經計劃化了，而人類本身的生產還是處在一種無政府和無計劃的狀態中。......我們有一位民主人士叫邵力子，他就提倡節育。"（1956年10月12日同南斯拉夫婦女代表團的談話）　　　

“要提倡節育，要有計劃地生育。......人類對于生產人類自己就沒有計劃了,這是無政府主義，無組織無紀律。這樣下去，我看人類是要提前毀掉的。......關于這個問題，政府可能要設一個部門，或者設一個節育委員會，作為政府的機關。人民團體也可以組織一個。”［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你要他不增長，很難，因為現在是無政府主義狀態，必然王國還沒有變成自由王國。......總而言之，人類要自己控制自己，有時候使他能夠增加一點，有時候使他能夠停頓一下，有時候減少一點，波浪式前進，實現有計劃的生育。”［1957年3月1日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計劃生育，也來個十年規劃。少數民族地區不要去推廣，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廣。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進行試點，逐步推廣，逐步達到普遍計劃生育。計劃生育，要公開作教育，無非也是來個大鳴大放、大辯論。......沒有一個社會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來做，那是不行的。”（１９５７年１０月，毛澤東在黨的八屆三中全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５卷第４７１頁）　

③⑴1956年，毛澤東主持制訂了《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規定除少數民族地區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區，宣傳和推廣計劃生育。這一認識在黨的八大有關決議中得體現，“生育方面加以適當控制”的人口政策第一次被納入發展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 　

⑵1957年10月，毛澤東在黨的八屆三中全會上談到人口問題（見②）。　

⑶1962年，國務院成立了毛澤東在1957年曾設想的機構--計劃生育辦公室。12月，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通知》。　

⑷60年代初三年自然災害過后，補償性生育造成人口激增，這引起了中央決策層的關注，1964年，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成立。1965年全國人口自然增長率急劇下降。　

⑸1973年，國務院成立了計劃生育領導小組和計劃生育辦公室，各地區各基層單位也陸續開始建立計劃生育機構，國務院提出了“四五”期間人口增長計劃，這是我國第一個人口增長計劃。　

⑹1973年12月，全國第一次計劃生育工作匯報會在北京召開，會議貫徹了毛澤東提出的避孕藥具一律免費并送貨上門的要求，提出“晚、稀、少”的宣傳口號。 　

⑺1974年底，毛澤東在國家計委《關于1975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上作了“人口非控制不可”的批示。到1977年凈增人口從1971年的1950多萬減少到1100萬，6年中少增加了3100多萬人，自然增長率下降了11.3％。70年代人口平均增長率比50年代和60年代減少了3.1個千分點（參見《黨和國家領導人談計劃生育[50－70年代]》中國人口出版社1997年版）。 　

反毛言論七：毛澤東讓老百姓喊自己萬歲，搞個人崇拜：　

駁：　

（一）喊“毛主席萬歲”、崇拜毛主席是人民群眾自發的行為：　

　　最早喊“毛主席萬歲”的，是在1947年，人民群眾自己所喊出的①。人民群眾喊“毛主席萬歲”是發自內心的，不用宣傳，不用強制，難道要把人民群眾喊“毛主席萬歲”的權利也要剝奪嗎？　

　　人民群眾對毛主席的崇拜，是自發自愿的，而領導層的推動則進一步擴大了這種崇拜②。但是毛主席個人卻是反對搞個人崇拜的，如解放之初他拒絕把北京市改為毛澤東市、拒絕把自己的頭像印上人民幣；在文革中間，他先后數次明確地提出反對“四個偉大”、“一句頂一萬句”、“大樹特樹”等提法；1970年廬山會議上，林彪、陳伯達等鼓吹“天才論”和英雄史觀，毛主席不接受他們的吹捧，針鋒相對地提出了“奴隸創造歷史”的人民史觀。　

（二）關于個人崇拜：　

當今，人們崇拜歌星、影星、體育明星，崇拜神佛宗教，崇拜金錢、權勢......這些崇拜未見反毛者大加批判，卻對人民群眾發自內心的對毛主席的崇拜痛罵，由此可見反毛者自相矛盾的邏輯。即使是在某些洋奴心中視為圣地的美國，就沒有個人崇拜嗎？比如華盛頓州、肯尼迪大道、肯尼迪機場等地名，就不見反毛者有什么不滿，可如果中國某地要以毛澤東命名，他們可就又要扣上“個人崇拜”的帽子了。 　

　　從人類誕生以來，就伴隨著崇拜，先是對天地自然的崇拜，并因此引出對鬼神的崇拜，后來便是對君主的崇拜，到了現代，崇拜物化，直接崇拜金錢了。中華文化最大的優點之一是崇拜萬物之靈--人，因此歷史上圣人、英雄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我們不崇拜對人民、對社會作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的貢獻的毛主席，難道應該去崇拜歌星、影星、體育明星，崇拜神佛宗教，崇拜金錢、權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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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47年夏天，劉勘7個旅的追兵緊追不舍，中央縱隊到達米脂至霞縣的大川里。群眾看到了這支隊伍，有人認出毛主席，于是人群里響起了“毛主席萬歲！”的呼聲。　

②朱德在做《論解放區戰場》報告臨結束時高呼“我黨領袖毛澤東同志萬歲！”（《朱德選集》第182頁）；劉少奇自己在1959年廬山會議后多次說過“我是積極地搞‘個人崇拜'的”；林彪在文革中更是為了賺取政治資本大搞個人崇拜。　

反毛言論八：如果毛澤東時代真像毛派所說經濟大發展，那么就是政府聚斂財富而不讓老百姓享受實惠：　

駁：　

（一）資本主義積累與社會主義積累不同：　

　　資本主義積累表現為資本的積累，是靠剝削工人階級的剩余價值得來，資本積累越多，貧富分化越大，經濟的實惠只是由資產階級享有。勞動人民的需求，總是落后于不斷擴大的生產，經常發生生產過剩、周期性的經濟危機，而不是產品多到勞動人民不需要的地步。　

　　社會主義積累的財富屬于全民共有，不像資本主義社會屬于少數人，它將造福而不是壓迫人民群眾，會直接或間接地用來為勞動人民謀福利。　

　　舊中國一窮二白，基礎極差（見第六章第二節），建設新中國主要靠農業慢慢積累，按價估值資本家工廠，按5%利息付給資本家，還借一部分外債和內債。至1976年中國有9億3717萬人口，外債和內債全部還清，建成40萬多家國營和集體企業，建設成配套完整的工業體系。有了這樣的基礎，才談得上滿足人民群眾的消費需求。　

（二）老百姓享受到的實惠：　

1、壽命：　

1949年到1976年平均壽命由35歲增加到65歲，嬰兒成活率從20％上升到70％。在發展中國家處于領先，高于世界平均水平①。　

2、公費醫療：　

　　毛澤東時代有公費醫療，在農村大辦合作醫療（1969年底統計，95%的農民都參加了合作醫療），大力培訓赤腳醫生。1975年，世界衛生組織對中國農村普及合作醫療、防治血吸蟲病、麻瘋病以及地方病等方面的成績給予高度評價，譽為發展中國家的典范，贊譽中國只用了世界上1%的衛生資源，解決了世界人口22%的衛生保健問題。1978年召開的、著名的阿馬阿塔（Alma Ata）會議上，將中國的醫療衛生體制推崇為世界范圍內基層衛生推動計劃的模范。　

　　毛澤東時代，全國有85%的人有醫療保障，而改革開放后卻有80%的人沒有任何醫療保障，有合作醫療的村莊比例從1976年的超過90%減少到1986年的4.8％。在90年代，即使有地方政府的支持和中央的鼓勵，這個比例在1997年也只增長到7%。　

3、公費教育：　

　　1949年，文盲占人口總數的80%以上，小學入學率僅有20%左右，初中入學率僅有6%，農村人幾乎都不識字。到70年代末，文盲率在城市下降到16.4%，在農村下降到34.7%，相比其他發展中國家是很可驕人的成績②。　

4、分配住房：　

單位按級別向職工無償分配住房，此外單位還要承擔日常維修的責任，對于沒有分到住房的職工，則發放房租補貼。　

5、就業：　

　　毛澤東時代可分配就業，不存在失業、解雇的問題，不再是出賣勞動力商品的雇傭勞動勞動者。農村還有社辦企業，可消化剩余勞動力。　

　　1971年全國職工的平均工資，比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結束的1952年增加了50%以上。1976年前參加工作達到四年的普通二級工工資38.87元，折合現在人民幣5296元③。　

　　職工能享受的補貼(以貨幣形式兌現的福利)，大致有如下幾項：探親路費、衛生費、洗(澡)理(發)費、燒煤補貼、水電費補貼、交通費、生活困難補貼、書報費、獨生子女費(計劃生育政策后)等。不少單位的集體福利費用支出相當于職工工資總額的百分之三、四十。　

6、養老：　

　　1978年時，滿20年工齡退休時可拿工資的75%。現在，養老成為壓在老百姓身上的大山，據專家估計，若在2027年退休，到時最少需要為自己準備退休金約143萬元④！雖然這種說法未必精確，但可以看出失去養老福利的沉重負擔。　

7、物價穩定：　

　　解放二十多年來，我國的物價不僅始終穩定，而且不少日用工業品的價格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⑤。國家多次提高了糧食、棉花、肉類等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往往并不相應地提高農副產品的銷售價格，它的差額由國家財政部門負擔。　

　　1978年到2008年，算上物價因素，人均實際工資下降了一半以上，年均負增長2.5%⑥。　　　

單就從醫療、教育、住房三項福利算來，相當于現在的91萬元⑦！這一切難倒不是經濟發展帶給人民的實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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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人均壽命數據比較表：　

中國 印度 世界平均 發達國家 發展中國家　

1950-1955 40.8 37.9 46.6 66 41　

1955-1960 44.6 40.9 49.5 68.3 44.2　

1960-1965 49.5 44 52.4 69.8 47.5　

1965-1970 59.6 47.3 56.1 70.5 52.2　

1970-1975 63.2 50.4 58.2 71.3 54.9　

1975-1980 65.3 53.9 60.2 72.1 57.2　

1980-1985 66.4 56 61.7 72.9 59　

1985-1990 67.4 57.6 63.2 74 60.6　

1990-1995 68.8 58.8 64 74.1 61.7　

1995-2000 70.4 60.5 65.2 75 63.1　

2000-2005 72 62 66.4 75.8 64.4　

2005-2010 73 63.5 67.6 77.1 65.6　

②同期，印度的城市和農村文盲率分別高達34.9%和67.3%，埃及分別為39.7%和70.6%，而人均收入遠遠高于中國的巴西分別為16.8%和46.3%。　

③按具有“等值保值功能的黃金”和黨內外國內外崇美人士崇拜的“美金”進行折算：1971年8月5日尼克松宣布新經濟政策前，美元和黃金價格掛鉤，35美元/1常衡盎司黃金，1盎司等于28.35克。1976年前參加工作達到四年的普通二級工工資38.87元，1976年1美元兌換1．88元人民幣，折合20.67美元，可以兌換0.59盎司（16．75克）黃金。0.59盎司（16.75克）黃金，折合現在多少人民幣呢？美元貶值到2010年10月1320美元/1盎司黃金。再按現在1美元兌換6.8元人民幣，折合現在人民幣5296元。　

就是說，現在5296元人民幣，才能相當于1976年前參加工作達到四年的普通二級工38.87元工資。現在一個上班10年的普通工人，月收入達到2500元已經很不錯了，僅此也只有30年前低級工的50%。　

④按現有貨幣購買力，一般情況下，退休后年收入達到退休前的80%，則基本可以保持原有生活水平。2010年一季度，長沙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6756元。假設以此數據為基準，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可達27024元，退休后每年收入需要達到退休前80%即27024元×80%≈21619元。按通貨膨脹率5.92%（中國1980-2008年的平均通貨膨脹率）、退休生活25年來計算，在目前收入水平下，若在2027年退休，到時最少需要為自己準備退休金約143萬元。　

⑤如上海市1970年總的物價水平比1965年下降了2.4%，其中日用品的價格降低了2.3%，醫藥品價格降低了百分之35.6%。　

⑥1978年城鎮職工人均工資為615元，2008年全國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平均工資水平為29229元，是1978年的約48倍。1978年我國大白菜2分錢一棵，2008年2元錢一棵，是1978年的100倍。也就是說，用大白菜衡量，1978年到2008年人均實際工資下降了一半以上，年均負增長2.5%。　

⑦公費醫療：以某市2004年為標準，每人年均醫療消費支出為1434元，按平均每戶4人計算（毛澤東時代一個孩子的很少），每戶年均4302元，1964年人均壽命75.85歲，每戶一生平均支出相當于今天的為75.85×4320＝435046元　

　　義務教育：以某市2004年為標準，每戶年均消費教育支出5510元，每戶一生平均支出相當于今天的5510×75.85＝417934元。　

　　福利住房：80年代，中國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積由80年代初的3.6平方米，均價按3000元／m2（不算維修等費用），每戶一生按1.3套房子，戶均1.3×3.6×4×3000＝56160元。　

　　三項共折：435046＋4179345＋56160＝909140元！　

　　也就是說，毛澤東時代每戶家庭一生所享受的這三項福利91萬元！　

　　家庭收入：以某市2004年為標準，每一就業者收入為10009元，剔除就業者生活費后，其年均節余5800元左右每戶家庭按1.6個就業者，每個就業者的平均工作時間為35年算，每戶一生平均節余5800×1.6×35＝324800（元）。　

　　每戶家庭一生的三項福利是一生所攢錢的909140÷324800＝2.8倍，也就是說攢一輩子的錢還不夠毛澤東時代的這三項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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