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報

　　中國學術界第一次召開義和團學術討論會是1960年，到現在，50年過去了。半個世紀的光陰，世界和中國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今天的中國與110年前的中國，顯然是今非昔比了。從1980年開始，中國史學界舉辦第一次義和團國際學術討論會，以后每10年舉辦一次，今年已經是第四次了。每次舉辦的國際學術討論會，熱心義和團運動研究的國內外學者，云集在義和團運動的起源地山東，大家貢獻各自的研究心得，共同推進了義和團運動歷史研究的學術進步。

　　我們知道，在中國以外也曾舉辦過至少四次以義和團為主題的國際學術討論會。這說明，無論國內還是國外，110年前發生的震驚中國和世界的這次運動，引起了國內外學者長期的、廣泛的關注。這些充分說明，110年前在中國華北發生的義和團運動以及隨之而來的八國聯軍侵華，在當時是何等震驚中國和世界的一件大事，也表明對義和團以及義和團時期歷史的研究在中國近代史領域中占據著何等重要的地位。

　　回顧110年前的中國，西方列強的侵略，清王朝的腐朽統治，民族危機日益加劇，尤其是到了甲午中日戰爭以后，帝國主義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德國出兵侵占了膠州灣。中國的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被一次次踐踏，真可謂到了國將不國、民不聊生的悲慘境地。在這樣的歷史大背景下，救亡圖存已經成為中國各階層有識之士強烈的政治訴求。

　　我們翻開鴉片戰爭后幾十年間的近代中國歷史，可以深切地體會到：從太平天國到戊戌維新，再到義和團運動，都是中國人民對這一強烈政治訴求的真切表達。

　　時代在發展，學術研究也在與時俱進。義和團研究的新成果不斷涌現，研究趨勢、熱點，以及研究的視角、理論、方法等也日趨多元。其中一個顯著的總體的趨勢就是：進一步走向國際化，國際視野越來越受到研究者的青睞。

　　義和團運動以及隨后的八國聯軍侵華，是歷史進入20世紀第一年國際上的第一重大事件。10年前，法國一家電視臺為即將過去的20世紀拍一部電視片，分成100集，每年一集，每年選一張代表性照片進行解說。他們選定的第一張照片就是1900年八國聯軍在北京屠殺義和團。這一集是請我來解說的。我認為，法國這家電視臺是有眼光的。中國進入近代以來，特別是進入20世紀以后，中國國內發生的大事，每一件都吸引世界的眼光，每一件都與世界相聯系，不是主動地與世界相聯系，就是被動地與世界相聯系。進入21世紀，這種趨勢就更為明顯了。

　　中國近代史學者認為，中國自鴉片戰爭以后，在東西方列強和中國國內各種勢力作用之下，中國逐漸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既是一個政治概念，也是一個學術概念。同時，這個概念也告訴我們，中國近代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一形勢下，與世界發生聯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概念，是馬克思主義者提出的，列寧早在20世紀初就分別提到這個概念。中國共產黨接受這個概念是在20世紀20年代。中國學術界廣泛運用這個概念，是在20世紀30年代中國社會性質和社會史大論戰中。中國近代史學界普遍接受這個概念，是在1940年代以后。

　　認識近代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一點很重要。在這個基礎上，中國的革命者在20世紀20—30年代提出了反帝反封建這樣一個概念。正是在這樣兩個基本概念的指導下，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獲得了勝利，并且在1949年后進入了現代化建設的新的歷史時期。最近100年中國歷史發展的軌跡，證明了認識上述兩個基本概念的必要性和正確性。

　　義和團運動正是發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運動的性質本身就具有反帝反封建斗爭的品格。義和團本身并不知道何謂帝國主義，何謂封建主義，這不重要，重要的是義和團的斗爭方向，它符合了反帝反封建這個大方向。這個大方向，就是近代中國人民謀求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人民自由幸福的大方向。其實這一點，20世紀初的中國人已經看到了。1901年，留日學生的雜志《開智錄》發表《義和團有功中國說》的文章，第一次正面肯定了義和團的歷史功績。文章說：“義和團此舉，實為中國民氣之代表，排外之先聲矣。……有次數功，則我國民精神從此振刷矣。”孫中山在1908年就從義和拳看出中國人民有敢死之氣。1924年，孫中山在廣州演說“三民主義”，高度評價了義和團，說義和團的“勇銳之氣，殊不可當，真是令人驚奇佩服。所以經過那次血戰之后，外國人才知道，中國還有民族思想，這種民族是不可消滅的”。

　　其實外國人何嘗沒有看出呢。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說過，通過義和團的反抗，看出中國人“在實際上，尚含有無限蓬勃生氣”。英國人赫德，是清朝政府聘請的海關總稅務司，他通過義和團事件認識到了中國人的生命力，他認為：“中國如被瓜分，全國就將協同一致來反對參與瓜分的那幾個外國統治者。”

　　以上幾個例子，說明了20世紀初中國與世界關系的一個側面。

　　義和團是以中國下層民眾為主體的松散組織，不可能有科學的理論指導，因此這場運動表現出一定的階級和時代局限性，也是必然的。這恰恰反映了中國人民反帝斗爭初期的一些共同特點，只是義和團運動更具有復雜性和典型性罷了。

　　義和團運動涉及復雜的國際關系，許多問題還有待中外學者進一步深入研究；同時還有相當一批珍貴的外文資料有待翻譯、整理利用，這批資料或許會給我們解決某些重要歷史疑案提供很有價值的線索或證據。有學者就利用多種外國檔案文獻，從國家間戰爭的角度來解讀義和團運動，認為八國聯軍6月17日突然攻陷大沽炮臺，標志著 “義和團戰爭”正式拉開了序幕。是否是“義和團戰爭”，或者是八國聯軍對華戰爭，這些都是可以討論的。

　　義和團運動爆發的直接原因是民教沖突，而民教矛盾的激化除了中西兩種不同宗教文化的沖突外，其根本原因則是西方列強長期依仗不平等條約體系對中國進行的武裝侵略和文化擴張。義和團運動爆發的導火索——山東冠縣“梨園屯教案”就很說明問題。在這個教案中，由于傳教士的干預，民教雙方圍繞一座玉皇廟的爭奪，從同治八年(1869)開始，一直延續了近30年之久，甚至驚動總理衙門和外國駐華公使。民怨長期累積，申訴無門，最終的結果是星星之火一旦燃起，必成燎原之勢。

　　如何客觀、全面地評價義和團運動，有時還不僅僅表現為一個純學術的活動，實際上它常常會影響到我們的現實社會。近年來，國內有人把義和團與現代化對立起來，對義和團做了徹底的否定。如果把義和團這樣帶有蒙昧主義、籠統排外主義的反抗列強侵略的精神都否定了，中國的近代史還怎么解釋呢？在歷史研究問題上，我們還是要多一些實事求是，少一些極端主義。

　　半個多世紀以來，義和團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呈現出歷史學、社會學、宗教學、心理學等跨學科發展趨勢，學術發展的水平逐步提高，研究領域也逐步拓寬。我們熱切希望專家學者審視舊課題，拓展新領域，以義和團運動為切入點，圍繞中國與世界的關系，互相切磋，共同探討。

　　(出處：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張海鵬 系中國史學會會長)

　　“瓜分危機”引燃民眾反帝熱情

　　義和團時期最大的焦點是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危機。這一壓向大清帝國的“沖擊”是全面性的，不僅是民眾社會，知識分子、官界、經濟和軍事各領域也受到了沖擊。它們互相纏繞引起連鎖反應，并連續擴散。

　　德國占領膠州灣后，1898年3月22日，孔孟子孫17人和山東省舉人103人在北京向都察院呈遞公文，訴曰：“正月初一德人率多數，闖入即墨縣文廟，破壞圣像四體，抉取先賢仲子雙眼，肆意踐踏。”“遠近士庶，聞此皆憤懣”，祈求總理衙門與德國交涉。洋人污辱中國圣賢的行為引起了公憤，士大夫知識分子從這件事情看到了喪失“國體”和亡國滅種的影子。梁啟超曰：這一消息傳到北京，“公車大為憤激”，集合麥孟華等11人向都察院呈遞上書，稱事件是“欲滅我圣教”，“吾教之盛衰，國之存亡，皆在此舉。”在上書活動中署名的舉人超過2000人。康有為第五次上書和呼吁組織保國會正是德國占領膠州灣時進行的。

　　為制止德國占領膠州灣，清政府請求俄國出面介入。但俄國艦隊沒有駛入膠州灣，而是停泊在旅順港，并違背清俄密約，提出租借要求。清政府為之嘩然。陳寶箴、張之洞，最后連梁啟超也“上書”反對租讓。

　　1899年2月，俄國官吏帶兵到劉家店強迫村民立限納糧，并抓走拒絕交糧的24位村民。次日，又來村綁走紳士，通告限七日完糧。對此村民持械抵抗，遂成搏斗。死者達94人，受傷者多數。事件升級為外交問題，俄方反誣是因租借地設定而厘金收入減少的華官唆使村民引起混亂，所以責任在于他們。俄官在當地挨家挨戶催促征糧，劉家店等村的佃戶和貧民被迫流離失所。約1000名難民家族來到盛京(奉天)將軍衙門，請求分配用于移住的荒地。

　　3月13日，法國代理公使呂班向總理衙門提出：確保在云南、廣西、廣東的法國勢力，任命法國人充當郵政總管，修筑越南至昆明鐵路，在南省海面設立“屯船之所”，要求限期答復。這是一個建立與越南連成一片的華南勢力范圍的要求。

　　應怎樣理解在上述背景中登場的“民眾”人物呢？我們可以確定，從他們身上所看到的反外國國家主義的不屈抵抗精神，是至知縣、道員、中央官僚所廣泛共有的一個潮流。在“瓜分危機”時，才形成如廣袤原野般的反抗瓜分中國和反基督教運動。這里，要捍衛的正是“國家”、“國體”，即“大清國”、“朝廷”。所以，保衛鄉土=保衛圣教=捍衛大清國國家和國體。在這基礎上義和團展開“扶清滅洋”的戰斗，其旗印“扶清滅洋”就是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抗戰=反基督教=保衛圣教、鄉土=保衛清朝國家。就是說，“中國”、“清”和“中華”屬一體。所以對于這個救國救民的民眾抗戰運動，國家認為“民心可用”，并且自身也下決心抗戰。這個傳統的民族、國家主義在義和團以后，逐漸讓位于新知識分子的國家主義，但是他們的氣概和頑強的性格依然留存于社會中，將一直流傳下去。

　　(出處：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佐藤公彥 單位：東京外國語大學)

　　帝國主義侵華加劇：義和團興起最重要背景

　　義和團起因一直是海內外學術界無法回避且比較復雜的研究課題之一。令人欣慰的是，以往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難題，如今已經分歧日少、共識趨多。

　　百余年來此課題的分歧和共識，成敗的關鍵是在對史料、史觀和史學方法的探尋與運用上。對義和團的起因主要集中在 “文化沖突”和“強權政治”(晚清稱帝國主義侵略)兩點上，亦有學者提出了山東、直隸地區的一些具體原因。我認為，“文化沖突”和“強權政治”屬于普遍因素；山東、直隸地區的具體原因則是特殊因素。

　　關于“文化沖突”，一個基本事實是：基督教在唐朝、元朝、明末清初以及1900年之后的在華傳播，與中國傳統文化也有沖突和碰撞，有時甚至形成教案，但其激烈程度遠遠達不到1840—1900年期間的狀況。當基督教面對一種博大精深、根深蒂固的非基督教文化時，阻力重重是確定無疑的；傳教與強權政府形成碰撞之時，沖突愈發加劇；兩種文化要達到適應和融合，僅僅在一定條件具備的地方或時段才能獲得成功。

　　對基督宗教而言，天主教和新教在傳教背景、思路、方法和效果等環節都是有區別的；教內不同派別、差會乃至傳教士個人，也有區別。法國科學院巴斯蒂院士、北京師范大學孫立新教授、臺灣輔仁大學陳方中教授等在這方面做了極富啟迪的深入研究。天主教臺灣地區主教團主席單國璽樞機主教曾“誠懇承認當時(義和團時期)一些傳教士犯下的錯誤”，并為此表示反省與道歉，在學術界產生了良好而深遠的影響。同樣，對中方傳統文化的反應，也應進行理性的具體分析。

　　關于“強權政治”，我認為有三個要點：其一，晚清時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呈現出特別明顯的不平等性。一方面，“19世紀基督教在中國的政治地位”“都源自于外國列強強加給清政府的不平等條約”(美國人裴士丹語)。另一方面，近代以來的西方世界經濟發展突飛猛進，而中國則遠遠落后，因而西方單方面掌握著判斷“文明”、“野蠻”標準的話語霸權。其二，世界上關于帝國主義的理論滯后于帝國主義的實踐。

　　19世紀下半葉歐美資本主義國家陸續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在全世界掀起資本輸出和開拓殖民地的狂潮，然而關于帝國主義的理論研究卻興起于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日本浮田和民的《帝國主義》一書1895年譯成中文。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高潮之后，“帝國主義”這一概念才頻見國內的書籍報刊，被知識界廣泛使用。日本學者幸德秋水的著作《二十世紀之怪物帝國主義》1901年出版，1902年被譯成中文。英國學者約翰·霍布森所著的《論帝國主義》一書，出版于1902年。列寧有關帝國主義論述的出版已是1916年之后的事了。因此，義和團時期的“反帝”僅僅處于感性階段，階級和時代的局限使其未達到理性認識的高度。

　　對義和團運動進行深入細致研究的蘇聯學者Н.М。卡柳日娜婭即持這種觀點，她認為“義和團運動在客觀上是反對帝國主義行徑的”。應當注意的是，主觀上認不清帝國主義的實質，并不能證明義和團沒有反對帝國主義的行為。其三，帝國主義侵華的加劇確實是義和團興起的最重要背景因素。對此，中外人士從1900年至現今均有大量論述。

　　1900年11月22日英國《倫敦報》稱：“此次團黨滋事，其故首在中國外患日亟”；中國資產階級維新派主辦的《清議報》同月也有“今日排外之擾亂非出于中人之本心，實列強召而賈之也”的評論；親身經歷了義和團運動的日本學者幸德秋水同年在《萬朝報》上發表反戰言論《斥帝國主義》；經歷過布爾戰爭的英國學者約翰·霍布森認為，義和團運動是帝國主義在世界史和東亞史上的轉折點；列寧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義和團運動“是各資本主義列強政府在整個東方特別是在中國推行的殖民掠奪政策所引起的”。

　　1924年，孫中山明確表示：“我們對于‘義和團事件何以發生’的疑問，可以無疑無二地答道：‘是因為帝國主義逼著他發生的！’”1926年，德國傳教士衛禮賢在其著作《中國心靈》中說：“當紛爭四起、堅船利炮開始出現、強取豪奪不斷的時候，中國人越來越受到外國人和他們的幫兇的壓迫。難道膠州灣不是以幾個外交人員被強盜所殺為由，被強迫奪走的嗎？難道想把中國像切西瓜一樣分掉的會談停止過嗎？”1951年，日本學者江口樸郎撰文指出，1900年中國的義和團事件是帝國主義從“世界分割”走向“為了再分割”的世界戰爭劃時期的分界點，義和團的反帝意義是任何人都否認不了的。60—70年代，日本學者里井彥七郎比較集中地研究義和團運動，他認為帝國主義侵略是發生義和團運動的首要原因。

　　1987年美國學者周錫瑞的專著《義和團運動的起源》出版，他認為“19世紀末的中國，由于帝國主義的政治、軍事和文化(傳教士)滲透，傳統的社會體系發生了動搖，導致了義和團運動的爆發”。2003年，美國學者何偉亞在《英國的課業：19世紀中國的帝國主義教程》中把中國嵌入19世紀全球的殖民主義歷史之中，認為“1900年的義和團起義，只是同時發生的普通民眾要求結束西方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對其生活破壞的諸多斗爭中的一次”。同一時期，佐藤公彥、狄德曼、相藍欣等人的論著也都從不同角度表達類似觀點。2001年的倫敦會議、2010年的德國會議對此議題的共識均有開拓和發展。

　　(出處：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蘇位智 單位：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義和團運動凸顯反帝主題

　　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一直以來都被作為“帝國主義”侵華的典型進行研究。中國人最早接觸“帝國主義”這個概念是在20世紀初，通過日本人浮田和民的《帝國主義》和幸德秋水的《二十世紀之怪物帝國主義》兩部書。這時列寧的《帝國主義論》還未誕生，中國人所接觸的帝國主義概念仍然是西方資產階級學者約翰·霍布森等人對帝國主義的解讀，列寧在《帝國主義論》、《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分裂》和《修改黨綱的材料》等文中揭橥的經典帝國主義理論傳入中國則是五四運動以后的事。

　　但帝國主義作為一種客觀的經濟現象，早就存在于它給近代中國所造成的災難中。中國人對這種現象的侵略本性和巨大危害的感知與描述，自帝國主義滲入中國即開始了，只是這種認識和描述仍然停留在感性。毛澤東指出，中國人對帝國主義的認識，“第一階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認識階段，表現在太平天國運動和義和團運動等籠統的排外主義的斗爭上。第二階段才進到理性的認識階段，看清了帝國主義內部的和外部的各種矛盾，并看出了帝國主義聯合中國買辦階級和封建階級以壓榨人民大眾的實質，這種認識是從1919年五四運動前后才開始的。”

　　義和團運動是近代中國一場以農民為主體力量的自發的反帝愛國運動。之所以給義和團運動下這樣的結論，正是學術界秉著無產階級的帝國主義理論這把標尺，給這場運動做的一個公正評價。須知，義和團運動爆發的年代，帝國主義理論還未形成，中國人根本不知道何為帝國主義，因此當時的輿論界很少能夠對義和團運動作出像無產階級那樣客觀公正的評價。

　　中國人對帝國主義的反應雖然是感性的，卻是發展的、加深的、強烈的。義和團運動作為一場在帝國主義直接刺激下爆發的國民運動，它使中國革命的反帝主題凸顯，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反對帝國主義的口號，大大加深了中國人對帝國主義的理解。

　　義和團運動對于加深人們關于帝國主義的理解，體現在義和團運動的全過程中，從義和團運動的興起、高潮到八國聯軍出兵干涉再到《辛丑條約》體系的確立，帝國主義的侵略本性暴露無遺。但是，最能體現義和團運動與帝國主義概念關系的，在于對義和團運動起因的分析，因為無論是基督教造成的文化沖撞，抑或是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導致的傳統生存體系解體，都說明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導致了義和團運動。

　　義和團民對帝國主義最直觀的理解來源于洋教。義和團最直接的目的就是滅洋排外，其具體形式就是反洋教，廣大義和團民就是通過教會勢力特別是天主教來認識資本主義殖民勢力的。

　　從經濟領域看，帝國主義造成了北方農民的赤貧。洋教勢力本身也是實行經濟侵略的主體，加重了教區人民的負擔。

　　帝國主義的政治侵略對下層民眾的影響也是強大的，如“領事裁判權”的規定，使中國人在涉外詞訟中往往有冤難申，使外國人可以逍遙法外。近代的傳教活動已經與明末的基督教不同，它本身就帶有濃重的政治性，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幫兇。

　　對義和團的評價，歷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義和團作為農民階級對帝國主義侵略的反抗，它所采取的斗爭方式和斗爭對象，必然具有本階級和時代的局限，帶有一定的盲目性，但應當肯定義和團反帝愛國的主流。馬克思分析印度大起義時曾說，對于起義民族在人民戰爭中所采取的手段，應當根據這個起義民族所已達到的文明程度來衡量。1924年9月3日，陳獨秀在《向導》周刊刊出《我們對于義和團兩個錯誤的觀念》，認為：“憎惡義和團野蠻排外”是錯誤的觀念，因為“義和團事件是中國民族革命史上悲壯的序幕”。

　　義和團運動無統一的組織，無一體的領導，更無明確的斗爭綱領，廣大團民自發自愿，正是對帝國主義侵略憤恨的發泄。反抗的暴力如此強大而自覺，更深層的原因乃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對各種力量的郁結。因此，反帝運動實際上是民族主義運動的一種形式。

　　英人赫德在《中國實測論》中說：“論中國之處分，則瓜分之事，實無可逃避。而無奈瓜分政策，又不可遽行于今日。蓋中國數千年在沉睡中，今也大夢將覺，漸有‘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之思想。故義和團之運動，實由其愛國心所發，以強中國，拒外人為目的者也……自今以往，此種精神，必更深入人心，彌漫全國，他日必有義和團之子孫，輦格林之炮，肩毛瑟之槍，以行義和團未競之志也。”這場運動讓人們對民族國家的理解和向往更加強烈了。1955年12月，東德總理格羅提渥率團訪華，將當年繳獲的義和團旗交還總理，周恩來高度評價了義和團的歷史功績：“義和團運動是中國人民頑強地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表現，他們的英勇斗爭是50年后中國人民偉大勝利的奠基石之一。”

　　在中國的近代化進程中，農民既是維護傳統文明的“惰性力量”，又是反抗帝國主義的主體力量。在近代化和反帝革命問題上，必須明確，反帝反封建是實現近代化的前提，近代化是民族主義發展的最終歸宿。義和團運動對近代化進程的影響體現在清末新政上，也體現在辛亥革命上，甚至可以說，自義和團運動爆發后的中國近代化進程處處都體現著義和團運動影響的印記。

　　(出處：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田海林 王振 單位：山東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社會發展學院)

　　義和團運動：顢頇愚昧清政府之鏡

　　義和團運動的興起、發展，其根本原因當然是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掠奪，加之西方傳教士欺壓民眾，官府又畏懼洋人“袒教抑民”，遂激起民眾反抗。

　　同時，義和團運動之發展，與清政府對義和團的政策有直接、重要的關系。清政府對義和團由剿而撫，是義和團運動發展并走向高潮的直接、重要原因。而清政府對義和團的政策和態度，又與戊戌政變以后慈禧及后黨集團與西方列強的矛盾有直接關系。

　　慈禧及后黨集團控制的朝廷中，彌漫著仇視西方的氣氛。清政府對義和團由以“剿”為主到以“撫”為主的主要原因，是控制清政府的后黨集團“想利用義和團的力量來制止列強扶保光緒，讓西太后繼續垂簾執政，使溥儁早日即位，以保證他們更加飛黃騰達”。這一轉折出現于1900年5—6月間。

　　義和團運動威脅著在華洋人的生命，同樣威脅到清政府的統治，所以在義和團運動興起之后較長一段時間內，清政府對義和團的政策是有剿有撫、以剿為主。而西方列強則認為清政府對義和團鎮壓不力。

　　由于西方列強在戊戌政變中袒護維新派，之后又阻撓慈禧太后的廢帝立儲計劃，引起慈禧及后黨集團對西方列強的不滿和憤恨，此導致清政府對義和團的政策由剿殺轉向招撫和利用。清政府招撫和利用政策是義和團運動發展特別是進入北京達到高潮的重要條件。

　　縱觀戊戌政變之后的慈禧及其與西方列強的關系可以看出，慈禧及后黨集團所關注的核心問題，是朝廷的大權能否掌握其手中以及其政權能否得到西方列強的認可。慈禧及后黨集團的政策均以此為出發點，對義和團是剿是撫，亦均以此為據。義和團成為慈禧及后黨集團與西方列強對抗中可以利用的一張牌。

　　義和團運動興起之初曾遭清政府鎮壓。而清政府當鎮壓政策未果且與列強矛盾加劇之時，出于一己之私轉而利用義和團對抗西方列強，其愚昧且近乎瘋狂的舉動，招致中華民族一場空前的劫難。這一撼人心魄的悲劇，為后人留下了永久值得回味的教訓。

　　義和團運動對辛亥革命的發生和進行有一定的影響。經過義和團運動及庚子之變，仁人志士更加看清了清王朝的顢頇愚昧、腐朽反動。吳玉章指出：“‘八國聯軍’的侵入北京和《辛丑條約》的簽訂，使一切具有愛國心的中國人，都感到非常恥辱和痛心。”孫中山指出：經庚子之變，“清廷之威信已掃地無余，而人民之生計從此日蹙。國勢危急，岌岌不可終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國之思，而革命風潮自此萌芽矣。”由此，革命者推翻清廷，挽救中華民族危亡的緊迫感更加強烈，對推動清末革命運動的發展及辛亥革命爆發產生了一定的作用。

　　武昌起義爆發前夕，劉復基、楊洪勝、彭楚藩三位革命黨人不幸被捕，在回答清政府官員“為何要造反”的責問時，彭楚藩答稱：“庚子之役，仇教仇洋，引起戰禍，及至兵臨城下，又將漢族良善臣民任意殺戮，甚至瓜分倡議，不惟無以挽救，猶謂將中國送與外人，不予家奴！”此番言辭表示了對清政府庚子年間之政策作為的強烈譴責，從中可以感覺到庚子之變給予革命黨人思想上的深刻影響。

　　(出處：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李學智 遲維強 單位：天津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義和團研究中未為人知的一件怪事

　　轟轟烈烈的義和團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最悲壯的一幕。然而，清朝統治者驚魂稍定之后，并沒有像他們在煌煌上諭中所許諾的那樣，“將來事定后，再行加恩”。相反，慈禧一伙出爾反爾，恩將仇報，對參加義和團運動的民眾，“痛加剿除”，“不留根株”。更出人們意料的是，慈禧和清王朝的高層人士，居然籌劃著大規模地向侵略者授勛。這的的確確是一件在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怪事。

　　日本先占戶部銀庫

　　八國聯軍耀武揚威地開進北京城后，殺人放火，干出了最卑鄙的事情。在這場野蠻的趁火打劫的過程中，日本兵力占進攻北京的八國聯軍總兵力的很大比例，氣盛勢壯，窮兇極惡。

　　據史料記載，1900年8月14日，由山口素臣中將率領的日軍第五師團從東直門、朝陽門一帶攻入北京。他們不但瘋狂屠殺義和團民眾，而且還肆意搶掠，無論是王宮府第，還是百姓民宅，都不放過。數日后，各列強開始對京師劃分區域，分地而治。日軍因為入城較早，所占據的北城，地面廣闊，宮殿星羅棋布。日軍較早設立了所謂安民公所。日軍警務長《安民告示》稱：“東自東四牌樓以北，西自北堂后身，直至阜成門城根以北，為大日本帝國所管轄。爾等良民，務宜各安本業，不可驚惶……倘若無故驚惶，紛紛奔竄，恐反不能分別良莠，自取橫禍也。如有不法匪徒，身藏兵器者，一經查出，即照軍法懲治，勿謂言之不預也。”發布者署名柴，即柴五郎，是日本陸軍最早的中國通。柴五郎長期住北京，對使館的兵力指揮得當，事后得到了各國政府頒發的勛章。

　　列強入侵京師，毫無例外均是明火執仗，瘋狂掠奪財富，但德國占領區情況最糟，“性情暴惡，專以殺人為能事”。相對來說，“日本最安謐”，顯得比其他列強侵略者狡猾。史料記載“洋兵入城后，日本先占領戶部銀庫，以庫內尚存銀三百萬兩之數。此次日本劫得公私兩款，較他國為多焉”。

　　樸笛南姆威爾所寫的《庚子使館被圍記》則稱：“銀子一物，在今日已成市間滯積之貨，蓋人人均有之。初以為日本人之紀律最佳者，亦踵為之。彼將戶部所存之銀，一取而空，其數在百萬磅以上。彼矮小之人，最為靈巧，不過取其多者而已。”日本政府還在《辛丑條約》賠款中，獲得了三千四百多萬兩白銀。

　　清政府獎賞侵華日軍將官

　　可是，清政府還是覺得對日本過意不去。因此，在《辛丑條約》簽訂之后未久，即著手考慮如何感謝日本侵略者。

　　當時出使日本大臣蔡鈞，向日本外務省呈遞照會，轉達光緒皇帝的諭旨說：“上年拳匪變亂，禁門以內，日本兵官嚴飭弁兵，極力保護，洵屬睦誼可風，深宮甚為感悅。著蔡鈞轉達日廷外部，傳旨向日皇伸謝。”

　　慶親王奕劻是這一事件的策劃與執行者。早在清政府正式通知駐日使臣蔡鈞之前，奕劻已經開始為獎勵日本在北京的駐軍做準備工作，曾經致函日本駐北京軍隊指揮官師團長山口素臣，向他索取“各將官職務資格，以便分別賞給”。奕劻的舉動，使這位日本軍隊的頭目也感到莫名其妙。故而山口素臣答復慶親王只是“謙謝”，并沒把奕劻所提之事真當一回事。直到駐日使臣蔡鈞將清政府的煌煌上諭和奕劻的親筆信函送交日本外務省之后，日本人才真的相信，清政府的的確確要獎賞義和團時期的侵華日軍了。于是，日本外務省便通知陸軍省，開列當時駐北京的將官之官銜與姓名，并且很快由軍方開出了一份包括90名將官的名單。

　　日本軍方所開列的受賞名單，于1902年3月15日由日本外務省送交公使蔡鈞。緊接著，日本陸軍大臣素內正毅于4月20日又附送了第二份名單，其中包括步兵曹長笠井常一等109人。日本政府又把這些名單寄給日本駐北京公使內田康哉，征求他的意見。內田認為軍方開列的名單，以山口素臣為首的第五師團人數過多。這與義和團期間，攻占北京的日本軍隊比例不協調。因此，內田對由日本國內寄來的名單作出修改。經反復交涉，日本政府最后確定了一份199人的名單。

　　對一個入侵自己國家的軍隊將官如此大規模地予以獎勵，這在中外歷史上都是少見的。以慈禧為首的清政府，只要能保住皇位不動搖，他們當然要“量中華之物力，結輿國之歡心”，尤其要結日本之歡心。

　　(出處：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孔祥吉 單位：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視野中的義和團

　　義和團運動爆發之際，正值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步入帝國主義階段和殖民主義橫行、稱霸全球之時。

　　列寧：“那些用傳教的鬼話來掩蓋掠奪政策的人，中國人難道能不痛恨他們嗎？”

　　1900年底，列寧在《火星報》創刊號上發表《對華戰爭》一文，寫道：“這次遭到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俄國人和日本人等等瘋狂鎮壓的暴動，究竟是什么引起的呢？主戰派硬說，這是由于‘黃種人敵視白種人’，‘中國人仇視歐洲的文化和文明引起的’。是的，中國人的確憎惡歐洲人，然而他們究竟憎惡的是哪一種歐洲人呢？為什么憎惡呢？中國人憎惡的不是歐洲人民，因為他們之間并無沖突，他們憎惡的是歐洲資本家和唯資本家之命是從的歐洲各國政府。那些到中國來只是為了大發橫財的人，那些利用自己吹捧的文明來進行欺騙、掠奪和鎮壓的人，那些為了取得販賣毒害人民的鴉片的權利而同中國作戰(1856年英法對華戰爭)的人，那些用傳教的鬼話來掩蓋掠奪政策的人，中國人難道能不痛恨他們嗎？”

　　列寧強調：“目前在報刊上又大肆攻擊中國人，叫囂黃種人野蠻，仇視文明，俄國負有開導的使命，說什么俄國士兵去打仗是如何興高采烈，如此等等。向政府和大財主搖尾乞憐的記者們，拼命在人民中間煽風點火，挑起對中國的仇恨。但是中國人民從來也沒有壓迫過俄國人民，中國人民同樣也遭到俄國人民所遭到的苦難……遭受到侵入中華帝國的資本的壓迫。”因此列寧號召：“一切覺悟的工人就有責任全力起來反對那些挑撥民族仇恨和使勞動人民的注意力離開其真正敵人的人們。”

　　德國《前進報》：“中國人民運動的爆發，是幾年以前宣布的對中國的‘鐵拳’政策所引起的。”

　　德國是侵華八國聯軍的急先鋒。德皇威廉二世1900年7月在不來梅為德國侵華先遣部隊送行時揚言，要對中國作“示儆的懲罰與報復”，“無需任何憐憫，決不留下任何俘虜”。但德國工人階級卻給予中國人民有力聲援。1900年6月19日，即八國聯軍強占中國大沽炮臺后的第三天，德國社會民主黨中央機關報《前進報》發表了題為“鐵拳”的社論，指出：“毫無疑問，中國人民運動的爆發，是幾年以前宣布的對中國的‘鐵拳’政策所引起的。”“義和團運動發生時期應從德國強占膠州灣算起，德國發出侵占的信號，俄、英步其后塵，而這一切的自然的后果，便是出現了一個民族自衛的團體(指義和團)。”文章稱頌道：“如果說有所謂‘神圣的戰爭’，那么中國奮起抗擊以主子姿態出現的外國剝削者的戰爭，正是這樣一個‘神圣的’民族戰爭。”此后，德國工人階級的領袖李卜克內西、梅林、倍倍爾、蔡特金等，相繼發表文章或演說，譴責列強對中國人民愛國運動的血腥鎮壓，號召支持和聲援中國人民的正義斗爭。

　　1900年6月20日，梅林在《新時代》雜志發表《中國的騷亂》一文，寫道：“據我們所知，中國人從來沒有企圖拿著武器去扼殺歐洲的‘文明和人道’，然而‘鐵拳’政策到中國去干什么卻是大有文章的，無論如何是跟歐洲的文明和人道是風馬牛不相及的。”“歐洲列強侵襲中國不是為了文化和文明，或者別的諸如此類的美好事物，而只是為了要瓜分介于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地球上最后一塊大的銷售市場罷了。”

　　1900年9月，德國社會民主黨在美因茨召開代表大會。黨主席保爾·辛格在會上作了《關于德國帝國主義對華政策的講話》，指出：“德國的對華政策起源于‘世界政策’，它的目的是為了在中國獲取一塊德國領土，通過占領一個省在中國站穩腳跟。”這種侵華政策“是為滿足軍國主義的侵略野心、沙文主義的領土欲望和資產階級的資本利益服務的”。這次大會通過了《關于世界政策的決議》，堅決反對“派軍隊去中國”，“要求全黨廣泛開展抗議活動，為反對反人民的對華政策而斗爭”。在社會民主黨號召和領導下，柏林、萊比錫、巴伐利亞、米格恩、黑尼欣、忒爾岑等地工人和群眾舉行了集會，積極響應。

　　讓·饒勒斯：“現在他們覺醒了，他們要求自己的權利，要顯示自己的力量了。”

　　在法國，工人運動以及社會主義運動的著名活動家和歷史學家、哲學家讓·饒勒斯，也極力反對列強對中國“實行武裝入侵和瓜分的政策”。對于義和團運動，他認為這顯示出在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壓迫下的中國以及亞洲人民的“覺醒”，“現在他們覺醒了，他們要求自己的權利，要顯示自己的力量了。”他嚴厲斥責八國聯軍“為鎮壓一場民族運動的遠征犯下的累累罪行”，并把此看做是法國和歐洲歷史上“最可悲的一頁”。

　　著名學者牟安世先生曾說：“義和團運動阻止了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粉碎了他們瓜分中國的迷夢，使中國沒有從半殖民地淪為帝國主義列強直接統治的殖民地的地位。就整個世界史的角度來看，也正是在這個三次瓜分危機緩解的基礎上，我們說義和團運動結束了自1871年開始的帝國主義列強‘殖民地擴張的黃金時代’和‘世界史上最大規模的掠奪領土的時代’。”這個論斷代表了以往史學界對于義和團運動國際歷史意義的主流看法。

　　(出處：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李宏生 單位：山東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社會發展學院)

　　德國新教傳教士站在輿論浪尖上

　　19世紀末，在中國各地，以農民為主體、有社會各階層人士廣泛參與的反對外來侵略和基督教傳教、捍衛國家主權和自身利益的武裝斗爭大規模興起，最終釀成了一場聲勢浩大、規模壯闊的義和團起義。

　　起義爆發后，德國社會各界深感震驚，不少外交官、商人和新聞記者在隸屬于自由派的報刊上發表文章，齊聲討伐基督教新教的中國傳教活動，認為基督教傳教，特別是新教傳教對在中國發生的“可怕的災難”負有“主要責任”。

　　德國媒體：傳教士一露頭民眾反對就爆發

　　在柏林，《小報》1900年6月29日發表記者采訪一位德國外交官的訪談。這位外交官把引發義和團起義的責任歸咎于傳教士，特別是新教傳教士，聲稱他們的宗教狂熱精神、不得體行為和對中國國情的無知觸犯了那些對于中國人來說至為神圣的東西。幾乎在每個地方，傳教士一露頭，民眾的反對就馬上爆發。政府則在外國列強的壓迫下，不得不派兵懲罰所謂的鬧事者，這一行動自然會進一步加劇人們的不滿。另一份柏林報紙甚至說：傳教士在沿海通商口岸城市過著舒適的日子，不懂中文，僅僅依靠被派遣到內地的翻譯進行布道。先前的德國駐華公使巴蘭德則為《周報》撰文，列舉了一系列引發中國人仇外情緒的因素，其中首先是基督教，特別是基督教新教傳教士的纏磨人行為，然后是個別鐵路鋪設給人力車夫、趕騾馬和駱駝的人、拉船的人帶來的一些直接損失。

　　在科倫，《科倫報》1900年7月7日發表題為“我們的中國志愿者”的文章，寫道：“我們的傳教士的熱情對于血腥的起義負有很大一部分責任。”“如果中國人想要派遣人來讓我們皈依孔夫子的學說的話，我們歐洲人又會做何感想。對于擁有歷時數千年的宗教的中國來說，今天問題是同樣的；他們在與曾經在1860年焚毀了頤和園的歐洲人進行交往的過程中，也在許多其他事務方面，并沒有看到什么好事。”

　　7月8日，《科倫報》又發表文章指出：“定居在丹吉爾的著名美國人約翰·佩蒂凱利斯向《帕爾馬爾日報》報道了已被謀害的克林德先生有關傳教士的下列評論：品行端正的土著居民或者屬于較好階級的人都很少與傳教士交往。投靠外國人的盡是為社會所遺棄者或者罪犯，目的在于獲得外國人的保護，而為此他有時要繳納一點錢財。”

　　在漢堡，《漢堡新聞報》聲稱，“一旦所謂的義和團起義被鎮壓下去，列強的最主要義務就是遏制傳教士。”后來它又要求“放棄對那些進入了中國內地的傳教士的保護”。《漢堡新聞報》還不加任何評論地刊登了一位“年輕的漢堡商人”的報道，該商人在義和團起義爆發前不久到達天津，并“在那里的德國人俱樂部中尋歡作樂”，他說：“看到傳教士遭到中國人的屠殺，人們甚至感到高興。”還有一位中國問題“專家”在《漢堡新聞報》撰文說：“中國人是一個有著正統信仰的民族；每個月人們都用兩整天的時間專門侍奉神祇，因此，即便是最輕微的干預其宗教的試圖，都會激起他們的憤怒。”

　　在哈勒，也有一位定居香港多年的“德國大商人”在《哈勒報》發表文章指出：“通過埋設電報線或通過建造傳教站或教堂，風水，即‘守護神’受到嚴重冒犯。”

　　歸納起來，對基督教新教中國傳教的指責主要有以下幾點：不了解中國的情況，不懂中國語言；他們懷有“宗教狂熱”，恣意妄為，糾纏不休；他們傷害了中國人的最神圣情感，一旦中國人奮起反對基督教，他們便策動懲罰性討伐；中國教徒都是無用的人。

　　德國新教傳教士：西方外交官、商人應為義和團運動負責

　　對上述指控，德國新教傳教士們堅決予以否定，同時把許多過錯歸于天主教。傳教士葉道勝揭露：“羅馬教會自從進入中國起就沒有停止把傳教和政治攪和在一起，并且由此制造了許多令人不愉快的血案。”新教傳教士承認中國人的一些神圣情感經常受到外國人的傷害，但是指出傷害者不是傳教士，而是歐洲文化的其他代表人物。外交官不是誠實、正直和人道的人，他們在中國人面前根本無視“男女授受不親”的禮儀，在舉辦舞會和宴會時，女士粉妝登場，與男人坐在一起吃飯，手挽手，搭肩摟背地與男士跳舞。而不少西方商人則對中國人頤指氣使，任意辱罵毆打。

　　德國新教傳教士提出，歐洲列強的侵略政策、西方商人不講道德的貿易行為，應該為義和團運動負責。卡爾·茅斯指出，中國人已經飽受歐洲人和美國人，也就是說“白種人的代表和屬員”的欺辱。這一點必定會招致中國人對外國人的仇恨。他說：“中國人即使不熱愛現今的王朝，因為它屬于‘野蠻人(夷族)’，但他們熱愛他們的祖國，正如我們當中的每個人都熱愛自己的祖國那樣。”

　　(出處：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孫立新 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

　　俄國社會輿論正面宣傳義和團

　　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反對外來侵略的農民起義對俄羅斯社會政治生活而言是一個意義重大的事件，這次起義引起了中俄關系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軍事沖突。當時社會各界在發表的各類文章中表現出了對這個事件的興趣。

　　1900年俄羅斯報刊正面宣傳中國人民

　　對現實的重新認識是在北京宣戰的形勢下形成的。俄羅斯一些著名的社會學家，尤其是那些就在不久前證實了中俄必須緊密合作的社會學家們，猛烈批判了中國人民。軍官們也在回憶錄中給予中國人民否定的評價。但是，如果認真讀這些句子，就會發現這些評價針對的不是義和團起義軍，也不是普通的參與起義的人們，而是官僚階級和資產階級的代表們。俄羅斯一些1900年以及其他年份的出版物冷嘲熱諷地描寫了中國人和中國的社會活動。是的，俄羅斯作家們經常在批判中國人的同時，也嘲笑俄羅斯人的缺點和不足。需要指出的是，在關于義和團起義的出版物中，甚至在講到俄羅斯士兵的犧牲時，都沒有表現出對起義的中國人民的憎恨。

　　俄羅斯報紙雜志的內容證明了，在俄羅斯社會不存在對中國文化和中國人民的敵對情緒。即使是在俄羅斯軍隊戰斗最激烈的時候，在歐洲君主們宣戰的情況下，俄羅斯的官方報紙還刊登了中國童話和有關中國藝術的文章。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甚至在描寫最勇敢的、在反俄羅斯戰斗中前仆后繼的中國將領們時，也表達出對他們的喜愛：“……高個子，體態勻稱的黑發男子……以寬闊的臉盤、自由的充滿自信的姿態給所有參戰的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高個子……聰明的精力充沛的臉”，等等。總之，在1900年的夏天，俄羅斯的報刊很明顯地正面宣傳了中國人民，中國人民在某些方面對俄羅斯人來說是個獨特的榜樣：“中國人是個清醒冷靜的民族。在大街上從不會遇到喝醉酒的中國人。幾乎看不到人打架，幾乎聽不到喧鬧聲和罵人的話。他們極其熱愛勞動……中國人民很通情達理、精明強干……”

　　俄羅斯人經常比較義和團起義與俄羅斯民族運動

　　俄羅斯人經常在自己的出版物中試圖比較義和團起義與俄羅斯著名的廣為流傳的民族運動。在彼得堡出版了左派自由主義政治和文學日刊《北方信使》、《拳擊手中出民粹主義者》。俄羅斯作家稱起義的中國人民為愛國主義者，并將其與哥薩克、17—18世紀反抗波蘭地主的烏克蘭起義者、17—19世紀反抗土耳其統治的南部斯拉夫的起義者相提并論。

　　從總體來看，俄羅斯社會對發生在中國的戰爭很感興趣。大部分的俄羅斯居民，尤其是西伯利亞人，對俄羅斯參與中國戰爭給予否定評價。甚至在1900年7月的報紙上可以看到這么一段話：“俄羅斯出版界完全一致地表明我們不愿意與中國作戰，因為與中國作戰不可能有任何的積極意義，也反映不出俄羅斯民族之前一貫特有的聰明伶俐。”

　　義和團起義是個涉及范圍廣泛的事件。所有主要的政治家、社會學家和俄羅斯革命運動領導人們都對其作出了一定反應。弗拉基米爾· 列寧和以后的安東·杰尼金將軍都批判了俄羅斯的政治。

　　在結尾可以引用一下參與了1900年遠東事件的德米特里·揚契維茨基的觀點。漢學家記者明確地闡明了俄羅斯社會對義和團起義的態度以及對俄羅斯參與其中的看法：“雖然俄羅斯和中國之間有悠久的友誼，但卻是俄羅斯的榴彈在1900年首先炸開了北方之都的大門。我們希望，這些榴彈已成為過去并且以后不會再有……1812年俄羅斯人離開并燒毀了莫斯科，但是沒有向拿破侖低頭屈服。1900年中國人也做了同樣的事。”我們認為，將義和團起義與把俄羅斯從1812年拿破侖入侵中拯救出來的俄羅斯愛國者們相提并論，體現了俄羅斯普通人民和1900年反抗外來侵略的中國人民先進文化修養的一致性。

　　(出處：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俄］В.Г。達齊申 單位：俄羅斯國立克拉斯諾達爾大學)

　　義和團研究面臨重要變化——訪中國義和團研究會顧問、山東大學終身教授路遙

　　在義和團運動110周年之際，本報記者專程趕赴山東濟南，就義和團運動的性質等具有根本性的問題采訪了義和團運動研究資深專家，山東大學終身教授路遙先生。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義和團運動110周年之際，我們發現社會上批評義和團運動的人似乎越來越多，您作為資深的義和團研究專家，怎樣評價這場運動？對義和團為反帝愛國運動，您還完全贊同嗎？

　　路遙：對義和團的批評，從義和團運動爆發之日起，就已甚囂塵上。其原因來自兩個方面：一是敵對立場之歪曲宣傳，二是義和團本身之濃厚神秘性，人們對其組織與活動感到撲朔迷離，難于捉摸。現在年輕人距義和團運動的時代與社會越來越遠，又由于我國現代化在當代的急劇發展，對原所留下的關于義和團負面記載有更多關注，亦為勢之所必然。中國近百年史作為一門學科來研究，是新中國成立之后才正式興起的。義和團運動在中國近代史上是一次重要的反帝愛國斗爭事件，這一觀點至今仍為我國史學界所認同。當然也有一些海外學者表示過質疑，我可以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如2000年在山東大學召開義和團國際研討會之際，日本愛知大學馬場毅教授曾以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會創辦的《中國21(世紀)》名義特邀美國的柯文、周錫瑞(未出席中國會議)、日本的佐藤公彥和中國的我，以義和團“愛國與排外”為題進行了一次比較深入的座談討論。

　　柯文直截了當對義和團“反帝愛國”表示異議。他承認帝國主義于中國是存在的，但義和團本身并沒有“帝國主義”的概念，又談何反帝愛國運動？而佐藤公彥則舉了不少實例，說明帝國主義勢力對中國鄉村社會的影響，表現為對天主教在山東、直隸傳教的支持，將民教矛盾擴展成為外交問題。他認為如無帝國主義干預和壓力，也許義和團運動就興不起來；不過他在義和團愛國性質上有所質疑，以日本明治維新后出現“國民國家”為例說明義和團不具有國民國家概念，又怎么能談上“愛國”性質。

　　而我，當然是認定義和團既反帝又愛國。對帝國主義勢力之壓迫，我更多舉天主教在山東、直隸傳教為例，將民教矛盾上升為外交問題，進而實行干預破壞中國司法主權。至于愛國應有傳統與新興的兩種愛國觀并存，中國不同于日本，它早在秦漢時代就已把“皇權”與“政權”結合在一起，而有了“國家”概念。義和團所提出的“扶清滅洋”口號，它對待清朝不是以臣民身份出現；“扶清”，對于“清”是“既能扶之，則又能傾之”，但亦隱示有清朝代表國家之象征。“扶清”又與“滅洋”連在一起，這就比已往有所提高。“滅洋”已不限于過去之“毀教”或“滅夷”。

　　其實“愛國”與“帝國主義”之詞匯在當時報刊上也已出現。如“愛國”，在1897年的上海報刊上就已有“愛國說”；而“帝國主義”之譯詞也已于1901年《清議報》上出現。這些信息很快就傳播于各地。康有為的“保國”，豈不是也把他所要保的國與光緒帝朝廷連在一起？這里我還得插上一個笑話，即上述2000年的座談討論會，因系臨時召集，大家都沒準備書面稿，全系口述，后來日本愛知大學據錄音整理刊在日文《中國21(世紀)》第13卷上。

　　由于我的福建口音太濃，日方整理我的發言稿時將“扶清”訛音為“父親”，這樣就把我口述的“他們扶的‘清’亦有代表國家”之意訛為“他們的父親就是國家”。在有影響的日本刊物上出現如此錯誤，實屬罕見，幸虧有佐藤公彥教授幫忙列一細表指出有20處之錯訛，最后還只是極不顯明地刊在《中國21(世紀)》第17卷212頁上，才穩定了我忐忑不安的心情。上述對義和團“排外”、“愛國”和“反帝”的不同看法，至今仍具有代表性，所以我不妨重述以饗讀者。

　　《中國社會科學報》：現在有人說義和團是邪教，您作為義和團研究會的顧問，怎么看？

　　路遙：在我國，“邪教”一詞更多的是就政治而言。義和團為“邪教”之說，是從義和拳誕生之日起就被清封建統治政權不斷宣傳的。1899年直隸吳橋縣令勞乃宣就寫成《義和拳教門源流考》傳播于官僚界中，他指出義和拳是白蓮教之支派，“其為邪教，形跡顯然”。其實義和團運動自始至終都是民間組織占主導地位，先是梅花拳、大刀會以及紅拳、神拳等，它們都屬于拳會，其初均為“保衛身家”以剿捕土匪為主。梅花拳是具有傳承體系的組織，現已成為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其他刀會、拳會雖與民間教門有所聯系，但均系松散的習武組織。義和團運動發展至高潮階段后，才出現有屬于八卦教系統之乾、坎字團等組織，有清一代封建統治均以“邪教”目之。

　　對于這些教門、拳會組織應如何看待，不是幾句話就可解釋清楚的，我想在這里引用1910年資產階級革命黨光復會首領之一陶成章所寫《教會源流考》一文可作參考。他指出在晚清中國的民間社會組織可分為三大地區：黃河以北是白蓮之教盛行，長江以南是洪門之會普遍，唯長江以北之地接近黃河流域兼有南北風氣，乃“教與會因并著”。革命黨人是從如何運用民間社會組織力量以反清之視角來談這個問題，陶成章指出“現今之革命黨，交接洪門者多，而交接教徒者少，雖然教門、洪家再合之期，必不遠矣”。

　　但在教門盛行的北方缺乏這樣資產階級革命黨人領導，所以義和團雖豎起“扶清滅洋”旗幟，把矛頭指向外來侵略者，而最后仍不免遭到中外分別鎮壓的結局。明清兩代稱教門為“邪教”，是基于封建專制主義統治之需求；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史學界，曾又一度以其為“農民起義”而高度贊揚之。我認為這兩種觀點：前者不正確，后者有拔高的偏向。“邪教”是一動態的政治詞語，清廷封建統治目之為“邪教”，當教門、拳會將斗爭鋒芒轉向“滅洋”時又稱之為“義民”；而西方侵略者則一概斥之為“拳匪”，都是基于不同政治立場需求所導致。

　　在嘉慶年間，曾接連爆發五省白蓮教起義和直豫魯天理教起義，事后最高統治者有所省悟而在對策上采取了“教”、“會”之與“匪”有所區別的規定。后來兩江總督曾國藩，繼之是劉坤一以及義和團運動初發時期的清廷，對教門、拳會之對策均示以“不論其教不教、會不會，只問其為匪與否”，但實際推行時卻又悖離了這一政策。你問我如何看待所謂“邪教”問題，我認為應依據不同歷史條件予以動態考察。義和團當然不是邪教，雖然它與清廷頑固派有過聯合，曾受莊王府管轄；但義和團不是以臣民態度出現，義和團說：“王所遵者皇上，吾所遵者玉皇”，充滿了控制與反控制的激烈斗爭。義和團所以會提出“扶清滅洋”口號，正是由于民族危機占主導地位所致。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認為當前的義和團研究有哪些不足？

　　路遙：2004年臺灣和香港兩地都分別舉行了“義和團與基督宗教國際學術研討會”。在臺灣的會上，臺灣教區主教團總主教批評我主編多達100多萬字義和團調查資料的書，為什么不到傳教士和教民中去調查？我對義和團的調查開始于1960年，那時國內不存在有西方天主教傳教士。我們對教民的調查還是認真筆錄的，但我很不滿意，因為在調查過程中發現當時農村入教者多系貧苦農民階層，問他們為什么要入教，眾口一詞地回答：“你問我為什么入教？一句話就是為了銅錢兩吊。”再問其他，則無答復。這樣的答問，我覺得沒有必要條條刊載出來。

　　但主教的批評也進一步提醒了我，對義和團運動的研究亦應移向對入華教會的詳細考察。我想這應該算是義和團研究中急待補救的一個嚴重不足之處。我們缺少教會內部記錄材料，這方面的文獻都藏于所在國。2000年10月1日梵蒂岡教廷在羅馬舉行了一次千年封圣盛典，其矛頭亦指向義和團，我覺得這是義和團研究中的大事，將是今后重點探討的另一重要問題。

　　另一不足是，我國近代史學界在相當一段時間內，曾集中力量開展義和團運動初期階段的研究。從1960年山東大學發動義和團田野調查起至1978年美國周錫瑞教授訪問山大研究義和團之際，大家多集中在對義和團運動起源的探索。第一任中國義和團研究會會長是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丁名楠研究員，曾向山東大學歷史系老師們提出要打一場義和團運動起源研究的攻堅戰，美國周錫瑞教授來山大訪問后也提出類似建議。

　　對義和團運動起源的探索，當然不限于其組織源流、思想口號，還有其爆發時空與國內外諸關系，內容極為復雜，歷屆討論會都少不了對這些問題的爭論。近幾年來，國內外出版了好幾本有分量的義和團研究專著，在此不一一列舉。我要指出的是有一本由相藍欣著的《義和團戰爭的起源：跨國研究》，曾呼吁研究者要把義和團研究的重點移向“義和團戰爭”階段，該書也為此作出顯著的成績。我十分贊同他的觀點。我回顧一下近10年海外曾舉行過好幾次義和團國際研討會：如2001年6月我出席了在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舉行的“義和團、中國與世界”，2004年6月臺灣與香港分別舉行了“義和團運動與中國基督教”以及2009年7月德國舉辦的“義和團戰爭及其傳媒”等4次國際研討會。我認為其所定的主題都是今后急需探索的，有待中國學者共同努力。

　　再一個不足就是如何運用歷史社會學或稱為歷史人類學的方法，以對義和團進行創新性的研究。義和團運動在其全過程中，出現了十分復雜的民間社會組織，有派別的政治群體彼此相互交錯，南北政權走向極為不同，再加上許多侵華的國家與入華的各天主教修會頭緒繁多。許多個案都沒有理清，是是非非，有的則“說不清、理還亂”，以往的研究都把它簡單化了。義和團運動從其形態表現看應是多元的，如何分析這極為復雜的現象，我認為運用歷史社會學研究方法，會有助于理清許多疑難問題。

　　此外，對中國學者來說還有一個很大的難點，即研究者對外國語言的掌握太欠缺了。即使能掌握一兩門，也很難對這場戰爭作出全面分析。相藍欣在其所著書中很有感慨地指出，他以為自己已有多門語言能力，但亦感到僅憑個人力量仍是無法完成《義和團全史》的撰述。因為許多國家都卷入這一事件，這是任何一次重要歷史事件所未有的。(出處：中國社會科學報 本報記者：童力 李瀟瀟)

　　材料：狄德滿義和團研究的亮點

　　狄德滿教授的新作《華北的暴力和恐慌：義和團運動前夕的基督宗教傳播與社會沖突》是在其1991年遞交給英國倫敦大學的博士論文《1868—1900年間的華北鄉村動亂：以魯南地區為考察中心》(Rural Unrest in North China 1868—1900: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for South Shandong)的基礎上修改而成的。該著的中譯工作正在進行中。

　　這部書最讓中國學者感興趣的材料是檔案。首先是美、英、德、法等國家檔案館所藏的相關檔案，如美國國家檔案館所藏的1863—1906年間美國駐煙臺領事報告，英國外交部檔案館所藏的領事和大使檔案之與中國的通訊。其次是基督教會和天主教會所藏的檔案，如美國北長老會海外布道部檔案之中國部分，倫敦會所藏檔案的國外來函之華北部分，宣道聯合會圖書館所藏的《華北傳教組織信函選刊》。再次是中文的檔案文獻，如呂實強等人編寫的《教務教案檔》等。

　　第二種為傳教士當時的記錄。第一部分是傳教士的傳記，如克勞斯(Kraus)所著《佛爾白傳》(P. Anton Volpert)、艾賚沃(Léopold Gain)所著《回憶錄》(Souvenirs)、里希特霍芬(Richthofen)所著《中國日志》等。第二部分是傳教士當時的游記或著述，如阿姆斯特朗的《乘苫子前往儒家圣地的旅行》(In a Mule Litter to the Tomb of Confucius)、安治泰(John Baptist Anzer)的《從山東到蘇北的冬日旅行》、法思遠(Forsyth)的《中國的圣省山東》、里希特霍芬的《山東及其門戶膠州》等。

　　第三種為報刊雜志。這既包括當時國內外發行的通俗性報刊，也涉及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某些專業性期刊。前者諸如《京報》、《北華捷報》(North-China Herald)、《京津泰晤士報》、《德文新報》、《青島新報》、《孖剌報》、《華人時報》；后者主要是《天主教傳教區》、《天主教傳教事業》(Katholische Missionen)、《天主教傳教區周刊》、《上帝之城》(Stadt Gottes)、《傳教陣地》(Mission Field)、《第五系列研究》等。

　　第四種為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差會(或修會)和傳教士與母會(或教廷)之間的往來信函或信函匯編。如《澤西信函》、《通信年鑒》、《耶穌使者報》等。

　　全書的研究時間上迄1868年捻軍起義失敗后，下至1900年義和團運動爆發前夕，它嘗試在歷史學的框架下引入集體行動理論。美國社會學家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在《歐洲的抗爭與民主(1650—2000)》和《革命與集體暴力》(Revolution and Collective Violence)等著作中把歷史上的集體行動劃分為三種類型，即“競爭性”、“反應性”與“主動性”。狄氏在此理論基礎上借鑒了安東·布洛克(A. Blok)著《一個西西里村莊的黑手黨》(The Mafia of a Sicilian Village)一書，嘗試性地把山東地區所出現的集體行動歸屬于查爾斯·蒂利的集體行動模式中的第一種和第二種模式即“競爭性”和“反應性”。已經有部分學者在吸收曼庫爾·奧爾森(Mancur Olson)、安德魯·華爾德(Andrew G. Walder)等人的集體行動理論的基礎上對中國近現代史出現的集體行動作了嘗試性解讀，如美國學者裴宜理著《上海罷工——上海工人政治研究》、美籍華人學者王冠華著《尋找正義：1905—1906抵制美貨活動》、美國學者霍寧著《蘇北人在上海，1850—1980》、日本學者菊池貴晴著《中國第三勢力史論》等。狄氏似乎想表達的是山東地區素有集體行動的傳統，這個內因正是義和團運動爆發的主因，而西方殖民主義的入侵和基督宗教的傳播這個外因所充當的只是催化劑或者是導火索的作用。這種論述基調的成立與否還值得進一步考察。

　　中國義和團運動史研究專家程歗教授認為中國學界在義和團運動史研究上“已經相當深入地考察了以特定區域為依托的各種民間組織，是怎樣從歷史的深處‘走’出來的；現在，我們則可以進一步討論這些組織是怎樣在變化了的區域格局中‘動’起來的。換言之，需要在‘區域’和‘組織’之間尋找新的可以涵蓋和溝通兩者的研究角度”。狄德滿教授在研究思路上無疑迎合了這個要求。

　　(出處：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崔華杰系上海大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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