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 霍華德·津恩《美國人民的歷史》

第十三章 社會主義的挑戰

　　戰爭與侵略或許可以延緩那源于日常生活現實中的階級怒火，但卻無法徹底壓制它。當20世紀來臨之際，這怒火又重現了。埃瑪·戈德曼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和女權主義者。工廠勞作的艱苦、秣市騷亂者的尸體、荷姆斯代德的罷工潮、其愛人和同志亞歷山大·伯克曼漫長的鐵窗生涯、19世紀90年代的大蕭條、紐約轟轟烈烈的罷工斗爭以及她本人在布萊克維爾監獄中的經歷，所有這一切最終促使她政治上的覺醒。在美西戰爭結束若干年后的一次集會上，埃瑪·戈德曼說：

　　我們曾對殘暴的西班牙人抱有多么強烈的憤怒之情呵！……可是，當硝煙散去、死者入土，當戰爭的代價以物價與房租上漲的形式轉嫁到人民頭上的時候，也就是說，當我們從愛國主義的狂熱中清醒過來的時候，我們才突然明白，美西戰爭的真正原因原來竟是蔗糖的價格……美國人民的生命、鮮血與財富不過是用來保護美國資本家階級的利益而已。

　　1900年，65歲的馬克·吐溫已是一位世界知名的作家。雖然他既不是無政府主義者，也不是激進派分于．但作為一位小說家，他卻以幽默的筆調嚴厲地抨擊了美國。他密切關注著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瓜分世界的行徑。就在新世紀降臨之際．馬克·吐溫在《紐約先驅論壇報》上寫道：“我謹向你們介紹這位尊貴的夫人‘基督王國陛下’。她在澳門、滿洲里、南非和菲律賓所干的海盜勾當業已弄得她滿身污穢、名譽掃地。她的靈魂充滿了種種卑鄙的念頭，口袋里塞滿了不義之財，但滿口卻是虔誠的偽善之詞。”
　　20世紀早期，有不少作家鼓吹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制度提出了尖銳的批評。這些作家大都身居美國著名文學家的行列，而決非杜撰小冊子的無名之輩，他們的作品在社會上廣為傳誦。這些作家包括厄普頓·辛克萊爾、杰克·倫敦、西奧多·德萊塞、弗蘭克·諾利斯。
　　厄普頓·辛克萊爾出版于1906年的小說《屠場》引起了全國人民對芝加哥肉食品加工廠生產條件的極大關注：他們強烈要求用立法手段規范肉制品工業。同時，這本小說通過移民工人約吉斯·路德庫斯的遭遇也宣揚了社會主義思想，即如果人民共同擁有、共同管理和共同享用世界上的財富，那么生活就會變得無限美好。《屠場》在社會主義者的報紙《理性的呼喚》上發表后，其單行本在讀者中廣為流傳。該書曾被譯成17種文字。
　　杰克·倫敦的《在深淵中掙扎的人們》一書是影響厄普頓·辛克萊爾思想的重要因素之一。杰克·倫敦是一名社會黨黨員。他是舊金山貧民窟中的一個私生子，做過報童、罐頭工、水手和漁民，也曾受雇于一家黃麻織造廠和洗衣店；他曾在通往東海岸的鐵路上躑躅，也曾在紐約街頭被警察毆打；他曾在尼亞加拉瀑布一帶流浪時被捕，親眼目睹了人們在獄中遭鞭打和折磨的情景；也曾在舊金山直接參與過搶劫牡蠣的行動。他閱讀過福樓拜、托爾斯泰、梅爾威爾的作品，也讀過《共產黨宣言》。1896年冬，倫敦曾到阿拉斯加的金礦營地宣傳過社會主義，其后又航行2000英里經白令海返回美國，他也因此而成了聞名世界的探險游記作家。1906年，他創作了小說《鐵蹄》，警告美國有可能成為一個法西斯國家，暢談人與人之間兄弟般關系的社會主義理想，并通過書中的主人公控訴了現實制度：

　　現代人的生產力比野蠻人高出1000倍，而現代人的生活卻比野蠻人更加悲慘，面對這一事實，唯一的結論只能是：資產階級管理不善，……這是一種損人利己的可恥的管理方式。

　　在對現實制度進行抨擊時，他還對未來的美好前景進行了展望：“我們不要毀壞那些價格低廉、生產效率高的機器，而要掌握它們，并從它們的廉價和高效中受益。我們為自己操作它們，先生們，這就是社會主義……”
　　在這樣的時代，甚至像小說家亨利·詹姆斯這樣一位自愿隱居歐洲而又不喜歡發表政見的文人，也于1904年來到了美國。他把親眼目睹的這個國家視為一個“貪婪無度的花園，它就像一個為了金錢而生產毒藥的工廠”。“丑聞曝光者”通過披露他們的所見所聞來揭露種種惡行，也對抨擊現存制度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極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一些很暢銷的新雜志為了謀利而登載了他們的文章，如艾達·塔貝爾揭露標準石油公司的文章以及林肯·史蒂芬森反映美國大城市腐敗的小說。
　　到1900年，無論是用戰爭喚起愛國主義還是以選舉來消餌民眾的精力，都已不再能掩飾這個制度所面臨的困境。隨著產業集中化趨勢的發展，銀行家的壟斷地位越來越明顯了。因為隨著技術的發展和公司規模的擴大，它們需要更多的資本，而正是銀行家們控制著資本。到1904年，1000多家鐵路公司被并為六大集團．這六大集團都與摩根或者洛克菲勒的利益相聯系。
　　摩根一直希望這個制度能實現規范化、穩定化并具有可預測性，但即便是摩根之輩也沒能完全控制這個制度。1907年發生了一場大恐慌，金融瀕于崩潰，經濟陷入危機。當然，大公司沒有受到傷害。但是，1907年以后利潤的增長一直沒能滿足資本家的期望，工業的發展也沒有預期的迅速，資本家開始尋求降低成本的辦法。
　　辦法之一就是實行泰羅制。弗里德里希·W·泰羅曾是一家鋼鐵公司的工頭，他對工廠里的每一項工作進行嚴密的分析，設計出一種非常詳細的勞動分工制度，提高了機械化水平，他還發明了計件工資制度。他的設計增加了企業的產量和利潤。泰羅制的目的是使工人可以相互替換，使他們能夠做新的勞動分工所要求的最簡單的工作——他們就像是被剝奪了個性和人性的標準件，可以像商品一樣自由買賣。
　　這是一種非常適合新興汽車工業發展的制度。1909年，福特公司賣出10607輛汽車，1913年賣出16.8萬輛，1914年達到24.8萬輛（占當時汽車總產量的45%），其利潤高達3000萬美元。
　　隨著移民在勞動力中的比例越來越高，工藝簡化而又不需要技術的泰羅制變得越來越切實可行了。在紐約城，新移民進入了血汗工廠^[1]工作。1907年l月，詩入埃德溫·馬卡姆^[2]在《世界主義》雜志上寫道：

　　在令人窒息的房間里，男男女女們整日整夜地縫紉制作。那些在家庭式血汗作坊里工作的工人比大血汗工廠里的工人更廉價……尚在玩耍的孩子也被召進來，在大人們身邊從事艱苦的勞動……
　　當這些幼小的心靈在本應由成人承受的重負下受到傷害，而他們稚嫩的雙肩也在重壓下變形的時候，在同一座城市里，一條環佩叮當的癩皮狗卻可以在漂亮的貴婦人那天鵝絨遮掩著的膝蓋上炫耀撒嬌，這難道不是一種野蠻的文明嗎？

　　城市開始成為戰場。當費德曼雇用罷工破壞者繼續開工生產時，位于東邊低地的費德曼面包廠的罷工工人轉而采取了暴力行動。1905年8月10日的《紐約先驅論壇報》對此進行了報道：

　　昨夜早些時候，喧囂紛亂、群情激昂的罷工工人及其同情者毀杯了位于奧查德大街183號的菲利浦·費德曼的面包作坊。當兩名警察遭到暴民的粗暴對待時，警察們便揮舞警棍向身邊的罷工者劈頭蓋臉一通亂打。

　　紐約當時有500家服裝廠。一名女工后來回憶其工作條件時說：

　　在這些疾病孳生、陰暗狹窄的工作間里，我們兒童與成年男女一起工作，一周要辛辛苦苦地于上70到80個小時！星期六和星期日也不能例外！……每周六下午都會貼出一則告示：“周六不來上工的人周一就不必再來了”……孩子們的假日夢破滅了。我們哭了，因為，我們畢竟還只是孩子……

　　1909年冬，特拉安格爾女用襯衫公司的女工們決定組織起來舉行罷工。她們很快就在寒風中排起了長長一列罷工糾察隊，因為她們明白，只要別的工廠的工人還在繼續上班，她們就肯定不會取得勝利。她們召集來自其他工廠的工人舉行了一次集會。克萊拉·萊姆里奇年僅十幾歲，口齒伶俐，身上還帶著最近一次參加罷工糾察隊時所受處罰的傷痕。她站起來喊道：“我提議，現在就宣布舉行總罷工！”與會者群情激昂，一致贊成罷工。
　　罷工工人波林·紐曼數年后回憶總罷工開始時的情景時說：

　　成千上萬的人們紛紛離開工廠，游行到聯合廣場。時值11月，寒冷的冬天即將來臨，我們沒有皮衣御寒，是一種精神驅使著我們前進，前進，一直到達集會大廳……
　　我看到年輕的人們——絕大多數是女性——步行前往，而不考慮等待她們的將會是什么……饑餓、寒冷、孤獨……她們正是在這個特殊的日子里才不會有任何擔心，這是她們的節日。

　　國際服裝女工聯合會原本希望能有3000人參加罷工，結果卻有2萬人走上了街頭，而且每天都有近千人加入到聯合會中來，而這個聯合會以前只有很少的會員。有色人種婦女也積極參加了罷工，她們頂著寒風同警察、同罷工破壞者、同逮捕與監禁進行斗爭。在300多家工廠里，工人們的要求得到了滿足。婦女們開始在聯合會中任職。波林·紐曼接著回憶說：

　　我們嘗試進行自我教育。我邀請請姑娘們到我房間里來，我們依次朗讀英文詩，以提高我們對語言的理解力。我們最喜歡的詩篇之一就是珀西·比希·雪萊的那首“暴政的假面”……

　　不可征服的人們
　　站起來吧
　　掙斷你們身上的鎖鏈
　　就像剛剛醒來的雄獅
　　抖落熟睡時落在身上的露珠
　　他們是一小撮
　　你們是大多數

　　但是，工廠的條件并沒有多大的改善。1911年3月25日下午，特拉安洛爾女用襯衫公司里一只碎布箱引發的一場大火吞噬了第八、第九和第十層樓，防火梯無法達到這樣的高度：紐約消防長官說，他的防火梯只能達到第七層。可是，全紐約50萬人中有一半卻是每天幾乎12小時在七層以上的樓房里工作。法律規定工廠的門必須朝外開，而特拉安格爾女用襯衫公司的門卻是朝里開的；法律規定工作時間不許鎖門，而該公司的門卻經常鎖著，為的是能隨時掌握員工的動向。結果，年輕女工們掉進了陷阱，她們或者被燒死在工作臺上或者被擠死在緊鎖著的出口處，或者摔死在升降機的天井里。《紐約世界》報道說：

　　窗臺上擠滿了尖叫著的男男女女和老老少少，他們從高高的樓上跳到下面的大街上，跳下時身上的衣服還在著火……
　　女孩子們相互挽著胳膊一起跳下，構成了一幅臨死前同生死、共患難的凄慘畫面。

　　大火撲滅后，146名特拉安格爾女用襯衫公司的工人被燒死或擠死，其中大多數是女性。10萬人參加了悼念活動，他們沿著百老匯大街舉行了游行示威。
　　類似的火災及其他事故還有很多很多。據工廠勞資關系委員會1914年的一個統計，3.5萬名工人在工業事故中罹難，70萬人致殘。
　　工人的聯合在增強。但美國勞工聯合會卻是一個排它性的聯盟——幾乎全是男性，幾乎全是白人，幾乎全是技術工人。到1910年，女性已占勞動力的五分之一，但卻只有1％的人參加了工會組織。1910年，黑人工人創造了白人工人三分之一的利潤，但他們也被排斥在美國勞工聯臺會之外。
　　但在現實斗爭中，普通工人卻不斷地突破這種界限。瑪麗·麥克道爾曾這樣講述芝加哥堆料廠女工聯合會的形成過程：“那是那天晚上富有戲劇性的時刻。門口的一個愛爾蘭姑娘大聲問：‘一名有色人種姐妹要求加入，我該怎么辦？’坐在椅子上的愛爾蘭少婦答道：‘當然同意她加入，讓我們大家表示誠摯的歡迎’”。
　　在1907年新奧爾良碼頭工人的總罷工中，包招碼頭裝卸工、卡車司機和貨物搬運工在內的1萬多名黑人和白人兄弟并肩戰斗了20天。
　　但這些還都屬于個別現象。在總體上黑人是被排斥在工人運動之外的。W.E.B．杜波依斯在1913年時寫道：“其結果是使得美國黑人相信，他的最大敵人不是剝削他的雇主，而是他的白種同伴”。
　　美國勞工聯合會中存在著事實上的種族主義，排斥婦女與外籍人也是事實，因為他們絕大多數是非技術工人。美國勞工聯合會通過壟斷對技術工人的代理來為他們贏得較好的條件，而大多數工人則被撇在了一邊。
　　美國勞工聯合會官員們拿較高的薪水，與雇主關系密切，甚至活躍于上流社會。他們通過嚴密控制會議以及豢養打手隊來保護自己免遭批評。這些打手們體格粗壯，最初是用來對付破壞罷工者的，但不久便被用來威脅和毆打工會內部的政敵了。
　　由于惡劣的勞動條件和工會組織的壟斷性質，那些渴望進行激烈的變革并認識到了資本主義制度下生活悲慘根源的勞動者們開始醞釀新型的工會組織。1905年6月的一天早上，來自全美國的200名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和激進工聯主義者在芝加哥的一家禮堂里舉行集會，建立了世界產業工人工會聯合會。西部礦業聯盟的領導人比格·比爾·海伍德在其自傳中回顧了他拿起主席臺上的一塊木板作警木宣布開會時的情景：

　　工人朋友們……這是工人階級的大陸會議。我們在這里把全國的工人聯合為工人階級的運動，其目的就是要使工人階級從資本主義奴役制度的束縛下解放出來……

　　在主席臺上與海伍德一起就坐的還有社會黨領導人尤金·德布斯和美國礦工聯合會的組織者之一、75歲的銀發老人瑪麗·瓊斯媽媽。會議起草了一個章程，該章程在序言中指出：

　　工人階級與雇主階級毫無共同之處。只要千百萬工人群眾還在遭受饑餓和貧困的折磨，而由極少數人構成的雇主階級卻占有著全部的生活必需品，就不可能有和平可言。
　　只要所有的勞苦大眾還不能夠像在生產領域里那樣在政治上團結起來，只要他們還不能夠通過不隸屬于任何政黨而只是依幸工人階級自己的經濟組織去獲取和享受他們的勞動果實，這兩個階級之間的斗爭就決不會停止……

　　世界產業工人工會聯合會（或稱“無定見分子聯合會”，它們開始時就被這么稱呼，原因不太清楚）的目標是：不分性別、種族和技能，把所有產業的所有工人組成“一個大聯盟”。他們反對與資本家妥協，因為那樣常常會妨礙工人參加罷工或者同情別的罷工工人，最終使得聯合罷工者變成了罷工破壞者。“無定見分子聯合會”認為，領導人為達成某種協議而進行的談判已經取代了普通工人所進行的持續斗爭。他們呼吁采取“直接行動”：

　　直接行動是指工人們自己為了自身的利益而直接舉行的罷工，它不需要把工人引向歧途的領袖和陰謀狡詐的政客們包藏禍心的所謂援助。由工人自己發動、控制并在他們的直接影響下達成協議的罷工就是直接行動……直接行動就是工業民主。

　　世界產業工人工會聯合會的工人都是勇敢善戰的。在賓夕法尼亞的麥基斯羅科斯，為了反對美國鋼鐵公司聯營，他們發動了由6000名工人參加的大罷工并公然同騎警對抗。他們發誓每死一個工人就要殺死一個騎警（在一場槍戰中，4名罷工者與3名騎警死于非命），并努力維持著工廠的糾察工作，直到罷工取得勝利。
　　在這一時期，無政府工團主義思想在西班牙、意大利和法蘭西發展勢頭強勁。無政府工團主義認為，工人應當掌握權力，不是通過軍事起義掌握國家機器，而是通過總罷工停止現行的經濟制度并使它轉而為全體人民的美好生活眼務。世界產聯的組織者約瑟夫·埃托說：

　　全世界的工人階級想要取得勝利，他們需要做的就是認識到自身團結的力量。他們只要挽起手臂，世界就會停止前進。赤手空拳的工人階級的力量比掌握著所有財富的資產階級要大得多……

　　這種思想充滿著巨大的威力。在其誕生后的激動人心的10年中，世界產聯成了威脅資產階級的一種力量，而這時也正是資本主義大規模發展和獲取巨額利潤的時候。世界產聯的注冊成員在任何一個時期都從未超過5000到1萬人；由于不時有人加入和退出，很難進行準確的統計，也許其會員在某一特定時刻能夠達到10萬人。但重要的是，他們的能量、他們的毅力、他們對其他人的感召力以及他們在一時一地動員成千上萬人的能力，使得他們在國內的影響力遠遠超出了他們的人數限制。他們游說各地（許多人是失業者或移民工人），進行組織活動，通過寫文章、演講、唱歌來散布消息，傳播他們的思想。
　　現存制度動用一切手段來對付他們：報紙、法庭、警察、軍隊、暴徒和暴力。地方當局通過法律禁止他們演講，世界產聯則公然蔑視這些法律。在木材和采礦區蒙大拿州的米蘇拉，當一些人被禁止發表演講時，數百名“無定見分子聯合會”成員便乘棚車來到這里。他們一個接一個地被逮捕，直到塞滿了監獄和法庭。最后，鎮政府終于被迫撤銷了反演講法令。
　　1909年，華盛頓的斯波坎通過了一項禁止街頭集會的法今。堅持演講的世界產聯的組織者被逮捕。于是，數千名“無定見分子聯合會”成員便進軍市中心廣場并發表演講。演講者一個接一個地被抓起來，600人被投進了監獄。監獄條件非常糟糕，有幾個人死在了牢房里。但是，世界產聯最終還是贏得了演講的權利。
　　在圣地亞哥，“無定見分子聯合會”成員杰克·懷特在1912年的一次爭取言論自由的戰斗中被逮捕，并被判處6個月的監禁。在縣監獄關押期間只能得到限量的面包和水。當法庭問他還有什么需要陳述的時候，速記員記錄下了他的如下發言：

　　我坐在你們的法庭上，一天天地看著我的階級兄弟在這里聽審，看著你們的所謂的法庭公正。我看著你們——斯隆法官以及你們其他的法官，看著你們把他們送進監獄，因為他們侵犯了私有財產的神圣權利。你們對人的生存權和人們追求幸福的權利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你們肆意踐踏這些權利，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保護你們的私有財產的神圣權利。你們要我尊重法律。我不。我已經違犯了法律。我還要違犯你們的任何一條法律。這還不夠，我還要站在你們面前說：讓你們的法庭見鬼去吧……

　　世界產聯成員也經常遭受毒打、柏油羽毛刑^[3]以及失敗的折磨。世界產聯分子約翰·斯通講述了他與一名同伴深夜被放出圣地亞哥監獄的情景。他們被強行塞進一輛小車帶出城外，遭到橡皮鉛頭棍的毒打。1917年，即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那年，蒙大拿的治安警察抓住了世界產聯的組織者弗蘭克·里特爾。他們折磨他，把他吊起來，任憑他的身體在鐵路叉架上搖晃。
　　喬·希爾是世界產聯的組織者之一。他寫了大量歌詞，這些歌詞諷刺、幽默，具有鮮明的階級意識和強烈的感染力。他的《布道者與奴隸》一歌中有一個特別討人喜歡的世界產聯的批評對象——教堂：

　　長頭發的牧師們每晚光顧
　　他們想告訴你
　　何為正確
　　何為錯誤
　　你問他們什么可以充饑
　　他們的回答動聽而甜蜜：
　　在天國的土地上
　　你會有美味分享
　　饑腸轆轆
　　干草果腹
　　辛勤工作
　　虔誠禱祝
　　百年之后
　　魂歸樂土

　　他的《叛逆的女孩》是在馬薩諸塞州勞倫斯紡織廠女工罷工的鼓舞下寫成的，尤其受到了罷工中的產聯領導人伊麗莎白·格利·福林的影響：

　　尊貴的女王與公主
　　擁有鉆石珠寶一樣的魅力
　　然而
　　唯一有良好教養的
　　卻是這位具有叛逆精神的女子

　　1915年11月，喬·希爾被指控在猶他州鹽湖城的一次搶劫中殺死了一名雜貨商。盡管無法向法庭提供直接的證據證明他犯有謀殺罪，但陪審團還是用許多零碎的證據作出了有罪的判決。該案轟動一時，州長收到了上萬封的抗議信。但喬·希爾還是被行刑隊殺害了。在槍殺他時，警方用機槍封鎖了監獄的入口。此前，希爾在致比爾·海伍德的信中寫道：“不要把時間浪費在悲痛中。組織起來！”
　　世界產聯卷入了1912年馬薩諸塞州勞倫斯的一系列戲劇性事件。美國渥倫公司在這兒擁有四家工廠。這兒的勞動力由移民家庭構成，他們中有葡萄牙人、法屬加拿大人、英格蘭人、愛爾蘭人、俄國人、意大利人、敘利亞人、立陶宛人、德國人、波蘭人和比利時人。他們住在擁擠不堪的廉價木板房里，平均工資是每周8.76美元。勞倫斯一位女醫生伊麗莎白·夏普勒博士這樣寫道：“在開工的前兩三年間就有相當多的男女兒童死于非命……工廠里36％的男女工人的死亡年齡是25歲或25歲以下”。
　　1月，正值隆冬時節，當一家工廠的波蘭裔織工拿到工資袋時，她們發現她們那本來就已低得難以養家糊口的工資又減少了。于是，她們停下織機，走上了街頭。第二天，另一家工廠的5000名工人輟工，他們沖向一家仍在開工的工廠，撞開大門，切斷織機的電源，并要求工人們離開。罷工工人很快便達到1萬人。
　　他們發電報給紐約的世界產聯領導人、26歲的意大利人約瑟夫·埃托，請求他來勞倫斯指導罷工斗爭。為了便于做出重大的決定，一個代表工人中每一種族的五人委員會建立了起來。
　　世界產聯組織了群眾集會和示威游行。罷工者需要供應5萬人用的食物和燃料（勞倫斯的總人口是8.6萬），為此搭起了施粥棚。全國各地的捐款紛至沓來——它們來自各工會組織、世界產聯的各地方機構、各社會主義團體乃至個人。
　　市長召來了地方民團，州長也派出了州警。罷工開始數星期后的一天，游行隊伍遭到警察的攻擊，造成了一整天的騷亂。晚上，罷工工人安娜·洛皮佐中彈身亡，目擊者說是警察所為。但當局卻逮捕了約瑟夫·埃托和另一名剛剛到達勞倫斯的世界產聯領導人、詩人阿爾圖羅·吉奧凡尼蒂。盡管兩人都不在現場，但約瑟夫·埃托和阿爾圖羅·吉奧凡尼蒂還是被指控“煽動、誘導、勸說和指使他人策劃了這起謀殺案”。
　　當局頒布了戒嚴令，禁止人們在大街上交談。36名罷工工人被捕，其中多數被判處一年監禁。1月30日，星期二，年輕的敘利亞罷工工人約翰·拉米被刺刀刺死。罷工者們毅然走上了街頭，工廠依舊無法開工。埃托說：“用刺刀織不出布匹來”：
　　2月，罷工者開始組織大規模的糾察隊。7000到1萬人的罷工糾察隊員排成了看不見盡頭的長鏈。然而，他們的食物行將告罄，他們的孩子就要挨餓。紐約一家社會主義報紙《鐘聲》，建議把罷工者的孩子們送到其他城市的罷工同情者家里去代為照管，以便使罷工能夠堅持下去。結果《鐘聲》在3天內就收到了400封要求領養孩子的信件。世界產聯與社會黨開始組織孩子們大規模撤離，幫著辦理中請撫養手續，并為年幼者安排醫療檢查。
　　2月10日，100多名4 到14歲的孩子離開勞倫斯開赴紐約。他們在中央車站受到500名高唱《馬賽曲》和《國際歌》的意大利裔社會主義者的歡迎。在接下來的一周里，另有100名孩子來到紐約，35名到達佛蒙特的巴里。很清楚，如果孩子有人照管，罷工者就能堅持下去，他們就會斗志昂揚。勞倫斯的市政官員們援引“被遺棄兒童法”，不允許再有孩子離開勞倫斯。
　　盡管如此，40名孩子仍于2月24日集體開赴費城。火車站擠滿了警察。一名費城婦女委員會成員向議員描述了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出發時，孩子們排起了兩人一列的長隊，秩序井然，他們的父母站在旁邊。正當孩子們要登上火車的時候，警察開始包圍并攻擊我們，他們手持警棍左右猛擊……”
　　一周后，一群集會歸來的婦女又遭到警察的包圍和毆打。一名孕婦被打昏，送進醫院后產下一名死嬰。但罷工者毫不退卻，繼續高歌前進。
　　美國渥倫公司決定作出讓步。它把工資提高5－11%（罷工者堅持給最低工資收入者增加最高一檔），加班另支付125％的工資，并保證不歧視罷工者。1912年3月14日，l萬名罷工工人云集勞倫斯公園，在比爾·海伍德的主持下投票決定結束罷工。
　　埃托和吉奧凡尼蒂受到審判，聲援活動席卷了全國。紐約和波士頓開展了游行示威活動。9月30日，1.5萬名勞倫斯工人進行了24小時罷工以示對兩人的支持。陪審團判決埃托和吉奧凡尼蒂無罪。當天下午，勞倫斯舉行了萬人慶祝集會。
　　世界產聯認真履行了它的“一個大聯盟”的承諾。每當一個工廠或礦山的工人組織起來時，婦女、外國火、黑人、貧民和大多數的非熟練工人都被吸收了進來。
　　到1900年，已有50萬婦女擔任公職，而1870年時只有1.9萬人。婦女們從事話務員、店員和護士等職業。另有50萬人從事教師職業。教師們建立了教師協會，以便同婦女一旦懷孕便被視為自動解職的規定進行斗爭。下面是馬薩堵塞州一個城鎮學校董事會公布的“女教師守則”：

　　1．不許結婚。
　　2．不經校董事會的允許任何時候都不得離開本鎮。
　　3．不準與男性結伴而行。
　　4．晚8時至次日早6時不準外出。
　　5．不準在街上冰淇淋店里閑逛。
　　6．不準吸煙。
　　7．除父兄外不準與其他男人同乘一輛馬車。
　　8．不準衣著華麗。
　　9．不準染發。
　　10．不準穿高于腳踝2英寸以上的裙子。

　　1900年，婦女產業工會同盟手冊在提及蒸汽洗衣店女下時寫道：“你覺得一分鐘熨一件襯衫如何？試想一天10小時、12小時、14小時有時甚至是17小時站在洗衣房上的軋干機旁，酷熱的蒸汽從樓板下噴涌而出時的那種滋味！洗衣工人聯合會……在一個城市里曾把這漫長的勞動時間縮減至一天9小時，而且還增加了50％的工資。”
　　世紀之交的罷工斗爭風起云涌：19世紀90年代每年約有1000次罷工，到1904年達到了每年4000次。法律與軍隊一次又一次地站到了富人一邊。該是千百萬美國人認真思考一下社會主義的時候了！
　　德布斯在社會黨成立3年之后的1904年這樣寫道：

　　過去那種“單純的、簡單的”工會已不能滿足今天的要求了……每一位工會會員都應當認識到，勞工運動的含義遠比微不足道的加薪及保證這種加薪的罷工要豐富得多；他們應該認識到它的更高目標是推翻生產工具私人占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廢除雇傭奴隸制，實現整個勞動階級的自由，即實質上的全人類的自由……

　　尤金·德布斯是普爾曼罷工期間在監獄里轉變成社會主義者的。他現在是社會黨的發言人，該黨曾連續五次提名他為主席候選人。社會黨曾一度擁有10萬黨員，并在340個市區擁有1200名公務員。該黨的主要報紙《理性的呼喚》（德布斯為其主要撰稿人）擁有50萬讀者和捐助者，同時全國還有許多其他社會主義派別辦的報紙，因而加起來可能有100萬人在閱讀社會主義者的出版物。
　　社會主義運動開始越出城市移民的狹小圈子（猶太和德國社會主義者都使用他們自己的母語）而具有了全美性質。最強大的州級社會主義組織在俄克拉荷馬，它在1914年時擁有1.2萬名繳納會費的會員（比紐約州還多），并有100多名社會主義者出任地方公職，其中6人就職于州議會。俄克拉荷馬、得克薩斯、路易斯安那和阿肯色州出版有55家社會主義周報，還舉辦有吸引成千上萬人的夏令營活動。
　　婦女社會主義者積極參與了20世紀初的女權運動。在俄克拉荷馬社會主義領導人凱特·理查茲·奧黑爾的領導下，紐約的婦女社會主義者極為有效地組織了起來。在1915年的紐約婦女選舉權投票運動中，她們在選舉高潮期間一天就散發了6萬份英語傳單、5萬份意第緒語^[4]傳單，還賣出了2500本1美分的書刊和1500本5美分的書刊，張貼了4萬份廣告，舉行了100次集會。
　　但是，真的有超越于政治和經濟之外、連社會主義制度也難以自行解決的婦女問題嗎？一旦性別壓迫的經濟基礎消失，平等就會真的到來嗎？難道為選舉權或為除革命之外的其他任何事情而進行的斗爭真的是毫無意義的嗎？隨著20世紀初女權運動的發展，隨著婦女們公開要求越來越多的東西——要求選舉權以及包括兩性關系和婚姻在內的各個領域的平等權，隨著她們組織起來并進行抗議和游行活動，爭論變得越來越激烈了。
　　當年逾八旬的蘇珊·安東尼趕來聽尤金·德布斯的演講時（25年前他曾趕去聽過她的演講，但此后兩人再沒見過面），他們熱烈握手之后簡短地交換了一下意見。她大笑著說：“給我們選舉權，我們就會給你社會主義”。德布斯回敬道：“給我們社會主義，我們就會給你選舉權”。
　　也有像克里斯特爾·伊斯門這樣的婦女，她們堅持要把社會主義與女權主義二者所追求的目標結合起來。克里斯特爾·伊斯門設想了與傳統婚姻不同的新生活方式，即男人與女人生活在一起但又保持各自的獨立性。她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但她也曾這樣寫道：婦女們“明白，不能把整個的女性奴隸制簡單地歸結為追求利潤的制度，資本主義垮臺并不能保證她們的徹底解放”。
　　在20世紀的最初15年里，勞動大軍中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婦女，她們掌握了越來越多的勞工斗爭經驗。一些意識到女性所受的壓迫并希望為此做些事情的中產階級婦女走進了大學的校門，她們認識到，自己并不僅僅是家庭婦女。
　　她們公開反對主流刊物的教化，因為這些刊物所傳播的是婦女乃伴侶、妻子和主婦這樣一種知識。一些女權主義者結了婚，另一些則堅持獨身，但她們所有的人都在為與男性之間的關系問題進行斗爭。如節制生育教育的先驅者瑪格麗特·桑格，她的婚姻看似幸福美滿，實則無異于一種枷鎖，這場婚姻幾乎使她陷于精神崩潰的境地，她最終不得不拋夫別子去開創自己的事業和尋找完整的自我。桑格曾在《婦女與新種族》中寫道：“不能擁有和支配自己身體的女性不能自認為是自由的；只有能夠自覺地選擇自己是否愿意成為一個母親的婦女才能認為自己是自由的”。
　　這是一個復雜的問題。例如，凱特·理查茲·奧黑爾向往家庭生活，但認為社會主義將會改善這種生活方式。而伊麗莎白·格利·福林卻在其自傳《叛逆的女孩》中寫道：“家庭生活或者一個大家庭對我并沒有吸引力……我想說、想寫、想去旅行、想與人交往、想去謀職、想為世界產聯做些組織工作。我認為，作為一名婦女，不能為了家庭而犧牲自己的事業……”
　　盡管這一時期的一些婦女是激進分子、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但更多的人卻在為爭取選舉權而斗爭。工會斗爭中的老戰士們也加入了爭取選舉權運動的行列。如服裝工人協會的羅斯·施奈德曼，當一位政治家在紐約制桶工人聯盟的一次集會上說，如果給婦女選舉權她們將會失去女性的氣質時，她回答說：

　　洗衣店的女工們……連續13或14小時地站在可怕的蒸汽和熱浪里，雙手浸泡在熱漿中。我敢肯定，她們因參加一年一度的投票選舉而失去的美麗和魅力，決不會比她們一年到頭呆在鑄工車間或洗衣店里失去的更多。

　　在紐約，爭取婦女選舉權的游行每年春季都呈上升趨勢。據1912年的一則消息報道：

　　從華盛頓廣場沿第五大街直到第五十七大街，游行隊伍首尾相顧，聚集了紐約成千上萬的男男女女。他們阻塞了行進路線上的每一個十字路口。許多人本想對他們冷嘲熱諷幾句，結果卻沒有一個人這樣做。那行進在大街中間的五列婦女縱隊給人們留下的深刻印象足以使一切嘲笑者緘口……女醫生們、女律師們……女建筑師們、女藝術家們、女演員們、女雕刻家們、女服務員們和家庭主婦們，各行各業女工們……全都專心致志、堅決果敢地昂首前行，這真讓街道兩旁的群眾感到吃驚。

　　但一些婦女激進分子仍然心存疑慮。像通常在其他問題上一樣，無政府主義和女權主義者埃瑪·戈德曼同樣令人信服地表達了她對婦女選舉權的看法：

　　普選權是我們時代盲目崇拜的偶像……但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認為選票已經或將會對婦女的解放有所助益……女性的發展、自由、獨立必須要由婦女們自己通過自身的努力來實現：首先要確立其自身獨立的個性；其次是要拒絕任何強加于其肉體之上的權利；除非出于自愿，否則有權拒絕生育；拒絕做上帝、國家、社會、丈夫、家庭等等的奴隸；把自己的生活變得更簡樸、更充實、更富足……只有通過這種種方式而不是通過選票才能給婦女帶來真正的自由……

　　1911年，海倫·凱勒給英格蘭一位主張擴大選舉權的人士寫信說：“我們的民主不過是浪得虛名罷了。我們投票？有什么意義？它不過是讓我們在兩個盡管沒有公開承認但事實上卻是真正的獨裁者之間進行選擇。我們是在難分彼此的兩個人中進行選擇……你想為婦女們爭取選舉權……可是，在這種不公正的制度下，男人們靠著數百萬張選票使自己獲得解放了嗎？”
　　又盲又聾的海倫·凱勒用她的精神和筆為武器進行戰斗。當她公然成為社會主義積極分子之后，曾視她為英雄的《布魯克林之鷹》寫道：“她的錯誤很明顯源于自身成長環境的制約”。她的答辯文章沒有被“鷹”所接受，而是發表在了紐約的《鐘聲》上。她說，當初與《布魯克林之鷹》的編輯會面時，他高度贊揚了她。“但是．就因為現在我轉向了社會主義，他便提醒我以及公眾說，我又瞎又聾，特別容易犯錯誤”。她接著說：

　　噢，可笑的布魯克林之鷹！多么膽怯的一只小鳥啊！一個又瞎又聾的群體，它所保護的是我們無法容忍的制度，這個制度使得許多人變成了瞎子和聾子，而這正是我們力圖阻止的……這只“鷹”正在與我開戰。我痛恨它所代表的這個制度……要反駁我，它就應當公平地進行論戰……而提醒我及其他人說我看不見或者聽不見，卻不是在進行公平的論戰，或者說．這不是一個有說服力的論據。我能閱讀。我能在規定的時間里閱讀英文、德文和法文的所有社會主義書籍。如果《布魯克林之鷹》的編輯也讀些同類書的話，他或許就比較聰明了，他就可以把報紙辦得更好一些。假如我能為社會主義運動寫一本書——就像我有時所夢想的那樣的話，我想，我該把它叫做《工業瞎子和社會聾子》。

　　瓊斯媽媽好像對婦女運動并不特別感興趣，但她卻把紡織工人與礦工以及他們的妻子和孩子組織了起來。她的英勇事跡之一就是曾組織過一次兒童進軍華盛頓運動，希望以此來消滅童工現象（20世紀開始時，已有28.4萬名10到15歲的兒童在礦山和各種大小工廠里勞動）。她這樣描述說：

　　1903年春，我到賓夕法尼亞的肯辛頓去，那里的7.5萬名紡織工人正舉行罷工。在罷工工人中至少有1萬人是兒童。工人罷工是為了提高工資和縮短工時。童工們每天都要去聯合廣場，他們有的失去了手臂，有的失去了拇指，有的失去了關節以下的手指。他們彎腰曲背、瘦骨嶙峋……
　　我請求一些孩子的父母把他們的孩子交給我負責一周或10天，我保證安全完好地帶他們回來……個叫斯威尼的男人是位罷工的指揮者……一些男男女女陸續來到我這里……孩子們身上背著背包，里面裝著刀、叉、杯、盤……一個小孩帶來了小鼓，另一個孩子則帶來了短笛……我們的旗子上寫著：“我們要玩耍”……

　　黑人婦女則受著雙重壓迫。1912年，一名黑人護士寫信給一家報紙說：

　　我們這些貧窮、以工資為生的南方有色人種婦女正在進行著一場可怕的戰斗……一方面，我們遭到本應是我們的天然保護人的黑人男子的毆打；同時，不論是在廚房里、在洗衣盆邊、在縫紉機旁、在嬰兒車后，還是在熨衣板旁，我們又都與干活的牲口和奴隸沒有什么區別！

　　在20世紀初被歷代白人學者稱為“進步時期”的這段時間里，私刑處死的事情每周都會發生。無論是對南方的黑人還是北方的黑人來說，這都是他們的黑暗時期，也就是黑人歷史學家雷福德·洛根所說的“谷底”。1910年．美國有1000萬黑人，其中900萬在南方。
　　無論是共和黨政府還是民主黨政府（在1901和1921年間，在任總統分別為西奧多·羅斯福、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和伍德羅·威爾遜），都親眼目睹了對黑人的私刑以及在佐治亞的司塔茨波羅、得克薩斯的布朗斯維爾、佐治亞的亞特蘭大針對黑人的謀殺暴亂，但他們都采取了聽之任之的態度。
　　社會黨里也有黑人，但社會黨在種族問題上也沒有多大作為。
　　黑人們開始組織起來。1905年，在佐治亞的亞特蘭大教書的W.E.B．杜波依斯致信全國的黑人領袖，呼吁他們從布法羅跨越美加邊界，到尼亞加拉瀑布附近召開會議。這便是“厄亞加拉運動”的開端。
　　出生于馬薩諸塞的杜波依斯是第一位拿到哈佛人學博士文憑的黑人（1895年），這時他剛剛完成并出版了充滿戰斗精神的詩集《黑人民族的靈魂》。杜波依斯是社會主義的同情者，但他只在很短的一段時期里做過社會黨黨員。
　　威廉·門羅·特羅特是杜波依斯召集尼亞加拉會議的一名助手，這是一位來自波士頓的黑人青年，具有尚武精神，主編著《衛兵周報》。特羅特在報上抨擊了布克·T·華盛頓的溫和觀點。1903年夏，當華盛頓在波士頓的一家教堂里向2000名聽眾發表演講時，特羅特及其追隨者們提出了九個帶有爭議性的問題，從而引起會場的騷動并釀成了一場毆斗。特羅特及其一個朋友被逮捕。這或許更增添了杜波依斯的義憤之情，從而促使他發起了尼亞加拉集會。尼亞加拉組織語氣強硬：

　　我們拒絕給人這樣一種印象，即黑人美國人認同自己低人一等，甘愿屈服于壓迫和忍受屈辱。在孤立無助的情況下我們或許被迫順從，但是，只要美國社會不能公正地對待我們，這1000萬美國人的抗議之聲就決不會從他們同胞的耳邊消失。

　　斯普林菲爾德的一場種族騷亂導致了1910年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建立。白人把持著這個組織的領導地位，杜波依斯是其中唯一的黑人領導人。他也是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期刊《危機》的第一任主編。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工作重點是在立法和教育上，而杜波依斯在其中所代表的則是尼亞加拉運動宣言所體現的精神：“持續而強有力的鼓動宣傳乃解放之途”。
　　在這一時期，黑人、女權主義者、勞工組織者及社會主義者都明白，他們不能對政府抱有幻想。確實，這是一個“進步時期”，是改革時代的開端；但那不過是一場不情愿的改革，其目的在于平息人民起義而不是要進行根本性的變革。
　　這一時期之所以贏得“進步”之名，是因為在這個時期通過了一系列新的法律：西奧多·羅斯福時期有肉制品檢驗法、規范鐵路與管道的赫伯恩法、食物和藥品衛生法；塔夫脫時期有授權州際商務委員會管理電話和電報系統的曼－埃爾金斯法；伍德羅·威爾遜任內成立了聯邦貿易委員會來抑制壟斷的增長，并通過了規范全國貨幣和銀行制度的聯邦儲備法；塔夫脫時期還通過了允許征收收入累進稅的憲法第16 條修正案，以及規定參議員由過去的州議會選舉改為直接普選的憲法第17條修正案。也是在這一時期，一些州也通過了相應的法律以規范工資、工時、工廠安檢及工傷賠償。
　　普通民眾無疑從這些變革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好處。這是一個富裕豐饒和復雜的制度，它把相當大的一部分財富給予工人階級中的一部分人。從而在社會的底層與上層之間構筑了一個防護網。對1905年至1915年間紐約的移民研究表明，32％的意大利人和猶太人從體力勞動者階級上升到了較高的等級（盡管還不是太高的等級）。
　　但是，許多意大利移民沒有得到足以在這個社會里維持生計的機會，這也是事實。在每四年中，來到紐約的意大利人73％的人要離開。盡管如此，仍有相當多的意大利人成了建筑工人，相當多的猶太人成了企業家和專業人員，他們構成了一個中產階級，而正是這個階級成了階級沖突的緩沖閥。
　　然而，對于絕大多數的佃農、工廠工人、貧民窟居民、礦工、農場工人來說，對于男男女女的黑人和白人工人來說，基本的生活條件并沒有發生什么變化。
　　之所以把新的著重點放在強力政府上，其目的是要維護制度的穩定以保護上層階級的利益。例如，西奧多·羅斯福就為自己博得了“托拉斯的炮彈”的名聲，但J.P．摩根集團的兩個人（美國鋼鐵公司董事長埃爾伯特·加里和后來成為羅斯福競選助手的喬治·珀金），還是與總統之間舉行了一次私下的談判，以便確保這枚“托拉斯的炮彈”不要射得太遠。
　　《銀行家》雜志在1901年時寫道：“由于這個國家的企業家們已經掌握了相互結盟的秘密，政治家們手中的權力便逐漸被顛覆，政治家也越來越屈從于企業所追逐的目標……”
　　到1904年，資本超過70億美元的318 家托拉斯已經控制了美國制造業的40％。
　　羅斯福的顧問都是些企業家和銀行家。在給其華爾街焦慮不安的內弟回信時，羅斯福安慰說：“我打算做一個徹頭徹尾的保守分子，但這是為了各大公司本身的利益，首先是為了國家的利益”。
　　因為害怕事態惡化，羅斯福支持制定赫伯恩法。他在寫給亨利·卡伯特·洛奇的信中說，那些議院外反對該法案的鐵路游說者們“目光非常短淺，他們不明白，不通過這個法案就意味著加強鐵路國有化運動”。
　　社會控制系統巧妙地建立了起來。1900年，一位名叫拉爾夫·伊斯雷的共和黨人組織了全國公民陣線。伊斯雷是一位學校教師和新聞記者，一位保守主義者。組建全國公民陣線的目的是要改善勞資關系。陣線的領導人大多為大企業主和國家政界要人，但其第一任副主席卻長期由勞聯的塞繆爾·岡珀斯擔任。
　　全國公民陣線試圖用更加嫻熟的技巧與工會打交道。它認識到，既然無法回避這些工會組織，那就謀求與之達成某種一致而不要同它們開戰；畢竟，與一個保守的工會打交道遠比跟一個富有戰斗精神的組織對陣要好得多。
　　許多資本家甚至連公民陣線所建議的微小的改革也不愿意進行，但陣線提出的方法卻代表著現代國家的經驗與權威，它確定了怎么做才會對整個資產階級最為有利，盡管這會激怒個別資本家。新方法關心的是制度的長期穩定，它有時難免會犧牲一些短期的利益。
　　因此，該陣線于1910年起草了一份勞工賠償議案草案，第二年便有12個州通過了賠償法或事故保險法。當最高法院于當年以無正當法律程序就剝奪公司財產為由裁定紐約勞工賠償法違憲時，西奧多·羅斯福曾大發雷霆。他說，這樣的裁決“只會極大地增強社會黨的力量”。到1920年，42個州有了勞工賠償法。
　　這一時期，城市也進行了改革；許多城市賦予了市政委員會而不是市長更多的權力，或者雇用了大量的市政管理人員。這種創意無疑更富效率，也更有益于穩定。
　　很明顯，進步運動是用來抵御社會主義的，不管領導這一運動的是像威斯康星州的羅伯特·拉福萊特參議員那樣的真誠改革派，還是像羅斯福這樣虛偽的保守派（羅斯福在1912年是以進步黨的候選人競選總統的），都是如此。進步派機關刊物《米爾沃基雜志》說，保守派是“盲目地同社會主義開戰……而進步派則是機智地同社會主義進行斗爭并力圖改革流弊和改善自身的生存環境”。
　　社會主義運動仍在向前發展。伊斯雷認為，“社會主義的威脅從它對大學、教堂和報紙的影響增長方面都可以得到證明”。1910年，維克多·伯杰作為第一位社會主義議員進入議會；1911年，在340個市鎮中，73名社會主義者被選舉為市長，另有1200名社會主義者成為低級官員。報界稱這一現象為“社會主義大潮的勃興”。
　　通過修補其最壞的弊端而穩定資本主義制度、削弱社會主義運動的銳氣、在勞資沖突日益劇烈的時代采取某些措施恢復階級間的和平，所有這些進步派改革的期望都獲得成功了嗎？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成功了。但是，社會黨的力量仍在繼續增長，世界產聯仍進行著宣傳鼓動。而且，就在伍德羅·威爾遜上臺不久，科羅拉多即爆發了一場國內有史以來最為劇烈的勞資沖突。
　　這場沖突就是科羅拉多煤礦工人的罷工。該罷工開始于1913年9月，以1914年4月的“勒德洛大屠殺”為標志達到了頂點。南科羅拉多的1.1萬名礦工為洛克菲勒家族的科羅拉多燃料與鋼鐵公司工作，其中絕大多數是外籍工人——希臘人、意大利人和塞爾維亞人。以他們的一名組織者被殺為導火線，工人們開始進行罷工以反對低工資、惡劣的勞動條件以及在完全由采礦公司控制下的城鎮對他們的生活所施行的封建式管治。
　　這時，身為礦工聯合會組織者的瓊斯媽媽來到這里，她用演講來喚起礦工，并在罷工之初的關鍵的幾個月里幫助了他們。她被捕后被關押在地牢般的小屋里，最后被強行逐出州境。
　　罷工剛一開始，礦工們就立即被從礦區小鎮上的陋室中逐出。在礦工聯合會的幫助下．他們在附近的小山上搭起帳篷堅持進行斗爭，并在棚戶區組織起罷工糾察隊。洛克菲勒集團雇用的槍手（鮑德溫－費爾莎偵探隊）用加特林槍與來福槍襲擊了棚戶區。
　　礦工的死亡人數在不斷增加，但他們堅持了下來。在一次槍戰中，他們趕走了一列裝甲火車，阻止了破壞罷工者的到來。由于罷工工人堅持斗爭拒絕妥協，各礦無法開工、科羅拉多州州長（他被洛克菲勒的工礦老板們稱為”我們的小牛仔州長”）叫來了國民衛隊，衛隊的工資由洛克菲勒支付。
　　最初，礦工們以為衛兵是被派來保護他們的，因而用旗子和歡呼聲對他們的到來表示致意。但他們很快便發現衛兵是來破壞罷工的，他們在夜幕的掩護下運來了罷工破壞者，而沒有告訴他們這里正在進行著罷工。衛兵們毆打礦工并逮捕了數百人，還騎馬在該地區中心城鎮特林尼達得大街上的婦女游行隊伍中橫沖直撞。但礦工們仍然拒絕讓步。他們一直堅持到了1913－1914年間的寒冷的冬季。事態的發展已經很清楚，要粉碎罷工只能采取非常措施了。
　　1914年4月，兩個連的國民衛隊駐扎在小山上，監視著罷工者最大的一個棚區（勒德洛棚區）中的男女老少。4月20日早上，機槍掃射了棚區。礦工領袖、希臘人盧·蒂卡被以討論停戰協議為名誘騙到山上，被一連衛兵射殺。婦女和兒童在帳篷下挖掘坑道以躲避槍彈。黃昏時，衛隊舉著火把從山上沖下來，向著帳篷射擊，礦工們紛紛向山里逃亡，有13人被當場射殺。
　　第二天，一名電話接線員從勒德洛棚區的廢墟上經過，當他揭開一個帳篷里的鐵床蓋著的坑道時，發現了己被燒焦變形的11名兒童和2名婦女的尸體。勒德洛大屠殺得以曝光于世人面前。
　　消息很快傳遍全國。在丹佛，礦工聯合會發出了“武裝起來”的號召——“為了自衛，在法律許可的情況下把所有的武器與彈藥集中起來”。300名全副武裝的罷工者從其他棚區進駐勒德洛地區，切斷了電話和電報線，準備進行戰斗。鐵路工人拒絕從特林尼達得運送士兵前往勒德洛。在科羅拉多斯普林斯，^[5]300名礦工聯合會成員丟下工作，攜帶轉輪手槍、來福槍和散彈槍開赴特林尼達得區。
　　在特林尼達得，礦工們為勒德洛慘案中的26名遇難者舉行了葬禮，然后從送葬場步行前往附近的一座建筑，那里堆積著為他們準備好的武器。他們拿起來福槍沖進山里，毀壞了礦井，殺死了護礦衛兵，炸毀了巷道。新聞界報道說，“一時間，四面山頭草木皆兵”。
　　在丹佛開往特林尼達得的一列軍車上，一個連隊中的82名士兵拒絕前往。據新聞界披露：“這些人聲言，他們不愿參與槍殺婦女和兒童。他們還向350名準備開拔的士兵發出噓聲并大聲責罵他們”。
　　5000人聚集在丹佛州政府前的草坪上冒雨舉行示威活動，要求以屠殺罪審判勒姆洛的國民衛隊官員，并譴責州長為同謀犯。丹佛雪茄生產者聯盟投票贊成向勒德洛和特林尼達得派去500名武裝人員。丹佛美國服裝工人聯盟的婦女們則宣布從其會員中派出400名志愿護士去幫助罷工者。
　　全國各地到處是集會和示威。罷工糾察隊行軍到紐約百老匯26號洛克菲勒辦公室門前。在洛克菲勒不時前往講演的教堂前，一名進行抗議的牧師遭到了警察棍棒的毆打。
　　《紐約時報》對已引起國際社會關注的科羅拉多事件發表了一篇社論。《時報》的側重點沒有放在已經發生的暴行上，而是更多地強調了策略錯誤。這篇關于勒德洛慘案的社論開頭說：“有人鑄成了大錯……”兩天后，當礦工們武裝起來進入礦區的山林時，《時報》寫道：“當文明世界的最致命的武器掌握在滿腦袋奴役思想的人的手里時，人們無從得知科羅拉多的戰爭會持續多長時間，除非你用武力平息它……總統應該把注意力從墨西哥轉過來，在科羅拉多采取更為嚴厲的措施”。
　　科羅拉多州州長請求聯邦軍隊恢復秩序．伍德羅·威爾遜答應了。秩序得到了恢復，罷工逐漸平息下去。國會委員會來到這里調查，寫下了長達幾千頁的證詞。礦工聯合會沒有被承認。有66名男子、婦女和兒童被處死，卻沒有一名軍人或礦工衛兵被指控有罪。
　　科羅拉多仍然是一個階級間劇烈沖突的戰場，它所激起的不滿情緒已經蔓延到了全國。不管通過了什么樣的法律，不管紙上充斥著什么樣的自由化改革，不管正在展開什么樣的調查，也不管說了多少道歉和安慰的話語，在美國工業化的條件下，在工人階級未被挫敗的反抗精神中，階級反叛的威脅依舊明顯地存在著。
　　《紐約時報》還提到了墨西哥。就在勒德洛帳篷的坑道里發現尸體的那天早晨，美國軍艦襲擊了墨西哥海岸城市維拉克魯茲（先是轟炸，后是占領，造成上百名墨西哥人死亡），因為墨西哥逮捕了美國水手并拒絕行二十一響槍禮向美國道歉。
　　愛國熱忱和尚武精神能夠消弭階級斗爭嗎？失業和蕭條在1914年畢竟仍在繼續蔓延。槍炮能夠轉移注意力和形成舉國一致對抗外敵的共識嗎？轟炸維拉克魯茲和進攻勒德洛居民區確實純屬巧合。或者，就像有人描述人類歷史時曾說的那樣，這也許就是所謂的“物競天擇”吧。墨西哥事件只是這個制度求生的一種本能反應，它不過是為了使因內部沖突而分裂的民族在對外戰爭中求得一致性。轟炸維拉克魯茲只不過是一件偶然的小事，但僅僅4個月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戰就在歐洲爆發了。

^[1] 雙關語．直譯為“汗衫縫紉店”，轉指工資低、勞動條件惡劣、剝削殘酷的小工廠。

^[2] 舊譯“埃德溫，馬爾侃，' o

^[3] 一種刑罰，即把犯人身上涂上柏油并覆上羽毛。

^[4] Yiddish，意第緒語，為猶太人使用的一種國際語。

^[5] ColoradoSprings，又譯“科羅拉多泉”，城市名，位于科羅拉多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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