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關于建設社會主義的一些思路和構想
(關于生產關系和生產力)
逄先知(中央文獻研究室原主任、編審)
毛澤東領導新中國28年,他的目標是要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使之以嶄新的先進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這無疑是一個很困難的任務,沒有現成的書本答案,又不能照抄外國經驗,只有靠中國人自己在實踐中探索。在探索中,毛澤東提出許多重要思想,深刻地影響著新中國的歷史進程。本文不是要全面論述毛澤東這方面的思想,只是就幾個問題作一些探討。
關于生產關系和生產力
毛澤東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這就是說,在社會主義社會里,還要調整生產關系,以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調整上層建筑,以適應經濟基礎的要求。這是毛澤東在理論上的一個重要貢獻,突破了斯大林關于社會主義社會中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完全相適應的觀點。但是,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確立以后,具體采取什么樣的經濟運行體制和經營形式,并且如何適時地加以調整、完善,才能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不單純是個理論問題,更重要的是個實踐問題。
拿農業來說,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農業生產關系確立以后,究竟采取什么樣的農業經營體制和形式,需要多大的經營規模,才有利于農村生產力的發展,毛澤東就經歷了一個相當長時間的曲折的探索過程。我國農村從互助組到初級社,農業增產效果是明顯的。到了合作化高潮時,毛澤東開始主張辦大社。他認為小社人少、地少、資金少,不能進行大規模的經營,不能使用機器,不能搞綜合利用,不利于搞水利建設等等,因而束縛生產力的發展,越是大社越能解放生產力,以致最后辦起“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毛澤東主張辦大社的那些理由,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但是有一個最關鍵的問題,即作為農村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廣大農民的積極性,如何才能得到充分的調動和發揮被忽視了。實踐的結果,不但沒有解放生產力,反而造成對生產力的嚴重破壞。毛澤東一旦發現,立即調整公社的規模和體制(都涉及所有制問題),經過反復曲折的過程,最后形成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公社體制,同時廢除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恢復了農業合作社的分配制度。作為基本核算單位的生產隊,只相當于初級社的規模,二三十戶。這同原來強調“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相比較,甚至同高級社相比較,顯然比較符合群眾的要求,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在這種體制下,從1962年到1966年,我國糧食生產平均每年增產270億斤(包括帶有一定的恢復性增長)。毛澤東關于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決策,是經過多次調查研究后作出的。他對這種體制非常滿意。有人說,20戶左右的生產隊規模太小,毛澤東說:20戶不小了,山里頭更小一些也可以,十來戶、七八戶搞一個核算單位。唐縣那個公社搞分配大包干,糧食年年增產,牲口也很壯。生產隊富了就好辦了,過去是“均”。【毛澤東聽取中共河北省委負責人匯報時的談話,1961年9月26日。】“均”,就是平均主義。毛澤東認為高級社就有平均主義了。事實證明,當生產力水平還很低下、基本是手工作業的條件下,集體經濟的規模越大,并不是優越性越大,而是平均主義越嚴重,平均主義恰恰是束縛甚至破壞生產力的要害。在“文化大革命”中曾不斷有人提出改變隊為基礎的體制,再回到以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在這一點上毛澤東始終沒有動搖,堅持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這樣,農業特別是糧食生產才得以繼續發展,“文革”10年間,糧食年產量提高了1400億斤,上了一個臺階。
但毛澤東對社會主義農業發展道路的探索到此就停步不前了。對農村中出現的包產到戶,他認為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而加以反對。毫無疑問,從長遠來看,中國要實現農業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一定要走集體化、規模化經營的道路,這也就是鄧小平后來所說的農業發展的“第二個飛躍”。但是,作為農村集體經濟的一個層次的家庭經營如包產到戶,是很有生命力和生產發展潛力的,毛澤東恰恰忽視了這一點。實踐證明,毛澤東確定的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公社體制仍然束縛生產力進一步地發展。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黨通過改革,逐漸找到了農村集體經濟的新的經營體制和經營形式,這就是農民家庭承包經營和集體統一經營相結合的經營體制和經營形式,使得農業生產力得到進一步解放,農村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
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的改革開放,實質上就是運用社會主義條件下基本矛盾的法則,通過實踐、試驗、摸索,調整和改革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某些環節和方面,以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保證國民經濟又好又快地發展。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思想,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進行改革仍有著重要的理論意義。
毛澤東曾經說過,他注意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問題,生產關系方面的問題,至于生產力方面,知識很少。而在生產關系方面,他特別重視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問題。從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不斷地強調這個問題,形成他的一個思想特點。他說: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以后,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這也就是人與人的關系問題。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是改變還是不改變,對于推進還是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都有直接的影響。”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應當是一種什么關系呢?按照毛澤東的意見是:對領導者來說,“要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以平等態度待人”。就企業的管理來說,要“采取集中領導和群眾運動相結合,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不斷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等等。”這就是“兩參一改三結合”的具有中國特色的企業管理模式,被稱為“鞍鋼憲法”。這個管理模式已為某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所采用,而我們國內現在卻很少被人提及,值得深思。我們不僅要學習外國的好經驗,更要珍惜我們自己創造的好經驗。毛澤東還進一步指出,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是管理權,包括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以上均引自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這些,都充分體現了毛澤東對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者的權利和主人翁地位的維護、尊重,反映了毛澤東的民主觀和平等觀,反映了毛澤東關于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歷史觀。
1975年,中國科學院《關于科學技術工作的幾個問題》(匯報提綱)中,引用了毛澤東的一句話“科學技術是生產力”,毛澤東當時說,他不記得說過這個話。但是,毛澤東對科學技術是非常重視的,這體現在他的許多講話和指示中,他對科學技術的重要性,對科技人員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作用,從來都給予高度評價。
1963年,毛澤東在聽取聶榮臻匯報1963年至1972年十年科學技術規劃的時候,斬釘截鐵地說:“科學技術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須打好。”“不搞科學技術,生產力無法提高。”【《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1頁。】
毛澤東把提高國家整體科學技術水平,稱作一個偉大革命,叫技術革命,曾把它同社會政治革命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他說:“我們國家要建設,就要有技術,就要懂得科學,這是一個很大的革命。沒有這樣一個革命,單是政治改變了,社會制度改變了,我們國家還是一個窮國,還是一個農業國,還是一個手工業、手工技術的國家。”【毛澤東在南京黨員干部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3月20日。】又說:“我們是農業國,工業化要很長時間,要半個世紀。革命成功是一個條件,但是還有一個條件,這就是技術革命。【毛澤東會見南斯拉夫議會代表團時的談話,1957年9月29日。】
毛澤東綜觀世界一些國家的強國之路,深知欲達到強國之目的,必須采用最先進技術。他說:“資本主義各國,蘇聯,都是靠采用最先進的技術,來趕上最先進的國家。我國也要這樣。”【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頁。】在上世紀50年代,最先提議并作出發展我國原子能事業、搞原子彈這些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尖端科學技術這一決策的,就是毛澤東。
上世紀60年代初,蘇聯撕毀合同,撤退專家,給我國經濟建設和國防工業帶來很大困難。1960年7月,毛澤東在聽取李富春匯報國民經濟計劃時,作出一個極為重要的指示:“要下決心,搞尖端技術。”當時以原子彈、導彈為主要標志的國防尖端技術項目是上馬還是下馬,在1961年7月召開的國防工業會議上發生了意見分歧。這時,正在杭州的毛澤東讓秘書打電話給聶榮臻,傳達他看了聶的報告后的指示,大意是:中國工業技術水平比日本差得很遠,我們應當采取什么方針,值得好好研究一下。據聶榮臻說,毛澤東的這個指示以及根據這個指示研究的結果,成為解決這一爭論的契機。【《聶榮臻回憶錄》(下),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版,第810—811頁。】
我國的國防尖端技術,在三年困難時期那樣極端艱難的條件下,根據毛澤東“要大力協同,做好這件工作”的指示,取得了突破性進展。第一顆原子彈和第一顆氫彈先后于1964年和1967年爆炸成功。不久,第一顆人造衛星也上了天。
毛澤東重視科學技術,又喜愛科學技術。請科學家講課;同科學家交談;讀科學技術書籍,并要求全黨努力學習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許多次地參觀科技展覽,特別是新技術、尖端技術的展覽。1967年6月,總參謀部和國防科委在北京召開赴越作戰高炮部隊座談會。與會代表匯報了前線部隊以劣勢裝備戰勝現代化程度很高的空中侵略者的英雄事跡,同時表達了改善防空武器裝備的殷切期望。7月7日,毛澤東等接見會議全體代表,毛澤東指示:“要狠抓一下雷達、光學儀器、指揮儀,要減輕重量,提高質量,增加數量。”【《孔從洲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版,第519頁。】直到1975年,已是82歲高齡的毛澤東,仍然關心著我國高科技事業。他對孔從洲關于加強電子對抗工作的建議作出批示,由葉劍英負責落實。他曾說過:“自然科學是人們爭取自由的一種武裝。”“大家要來研究自然科學,否則世界上就有許多不懂的東西,那就不算一個最好的革命者。”【《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0頁。】
取自《新中國60年研究文集一》(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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