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 霍華德·津恩：美國人民的歷史

第十八章 勝利無望的越戰

　　在1964年至1972年間，一個人類有史以來最富裕、最強大的國家動用最大限度的軍事力量，使用了除原子彈之外的一切武器，去鎮壓一個弱小的農業國里發生的一場民族主義革命運動，結果卻失敗了。美國在越南的戰爭，實際上是用裝備精良的現代技術與組織起來的人對陣，結果是人取得了勝利。
　　在這場戰爭期間，美國國內出現了該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反戰運動，這一運動為結束這場戰爭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這是60年代另一個激動人心的現象。
　　1945年秋，戰敗的日本被迫撤出印度支那這個它在戰爭開始時占領的前法屬殖民地。與此同時，一場志在結束殖民統治并為印度支那農民爭取新生活的革命運動在那里開展起來。在共產黨人胡志明的領導下，革命者進行了抗日斗爭。1945年底，他們在河內舉行了上百萬人參加的盛大慶祝活動，并發表了獨立宣言。
　　他們的宣言借鑒了法國大革命中的《人權與公民權宣言》和美國的《獨立宣言》，開篇就說：“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了他們某些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正像1776年的美國人列舉了他們對英王的控訴一樣，越南人也列舉了他們對法國統治者的控訴：

　　他們實行野蠻的法律……他們建造的監獄比學校還要多，他們殘酷地殺害我們的愛國同胞，他們把起義淹沒在血泊之中，他們禁錮公眾輿論……他們掠奪我們的稻谷、我們的礦山、我們的森林和我們的原材料……

　　丹尼爾·艾爾斯堡和安東尼·拉索在其著名的《五角大樓文件》中披露出來的美國國防部“絕密”文件“越戰調查”中是這樣描述胡志明的工作的：

　　他把越盟建立成了能夠有效抵抗日本人與法國人的唯一的全越性政治組織。他是越南唯一擁有全國性追隨者的戰時領袖。當1945年日—9月間推翻日本人的統治、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國、籌劃歡迎聯合占領軍的儀式時，他確保了越南人民對他自己的普遍效忠……在1945年9月的幾個星期里，越南擺脫了外國勢力的控制，北部和南部統一置于胡志明的領導之下，這在越南近代歷史上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西方列強早就試圖改變這一狀況。英國人占領了印度支那南部，接著把它交還給法國。中華民國（這時，在共產主義革命之前，中國還在蔣介石的統治下）占領了印度支那的北部，美國也勸其把它還給法國。正像胡志明對一位美國記者所說的那樣：“顯然，我們相當孤立……我們將不得不依靠我們自己”。
　　1945年10月至1946年2月間，胡志明給杜魯門總統寫了八封信，提醒他踐行《大西洋憲章》所許諾的民族自決權。其中一封信同時送給了杜魯門和聯合國：

　　我奉請閣下從嚴格的人道主義立場出發對下述情況給予關注。200萬越南人死于1944年冬至1945年春的大饑荒，而這次饑荒卻是由法國人的饑荒政策造成的，他們掠奪和囤積所有能得到的大米，卻讓這些大米在倉庫中爛掉……1945年夏，我們有四分之三的耕地遭受洪災，接著又遭受了旱災；我們損失了六分之五的正常收成……許多人在挨餓……如果世界強國和國際救援組織不能提供及時的援助，我們將會面臨滅頂之災……

　　杜魯門沒有回信。
　　1946年11月，法國人轟炸了越南北部港口海防，從此開始了越南民族主義運動與法國殖民主義者之間長達8年的戰爭。隨著1949年共產黨在中國取得勝利和次年朝鮮戰爭的爆發，美國開始向法國提供大規模的軍事援助。到1954年，美國已經提供了足以裝備印度支那全部法軍的30萬支小型武器和機槍以及10億美元的援助。所有這些加在一起，美國實際上承擔了法國戰爭支出的80％。
　　為什么美國要這樣做？政府給公眾的解釋是：美國需要幫助亞洲遏制共產主義。但是，美國民眾并沒有就這一問題展開足夠的辯論。
　　在國家安全委員會1952年6月提供的一份秘密備忘錄中，也提到了一條沿中國海岸從菲律賓經臺灣直到日本和南朝鮮的美國軍事基地鏈條：

　　共產主義控制整個東南亞將會危及美國在太平洋沿岸諸島地位的穩定，并將嚴重危害美國在遠東的根本安全利益……南亞，特別是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是世界上天然橡膠、錫、石油及其他重要戰略物資的主要產地……

　　該備忘錄還指出，日本依賴東南亞的大米，一旦共產主義運動在東南亞取得勝利，我們將“很難阻止日本的逐步共產主義化”。
　　1953年，一個國會研究小組提供的報告說：“印度支那的這個地區富產大米、橡膠、煤和鐵礦，它的位置使它成為連接東南亞其他地區的戰略要害”。同年，國務院的一份備忘錄也指出：“如果法國確實決定撤出，美國將不得不非常審慎地考慮是否應該占領該地區”。
　　1954年，由于得不到越南人民的支持，法國不得不撤離該地區。這時的越南民眾絕大多數都已站到了胡志明及其領導的革命運動一邊。
　　法國與越南在日內瓦國際會議上達成了和平協議。按照協議的規定，法國立即撤退到越南南部，越盟則留在北部；越南將在兩年之內舉行聯合大選以便讓人民自主地選擇自己的政府。
　　美國迅速采取了阻止南北統一的行動，在南越建立自己的勢力范圍。它在西貢成立了以前南越官員吳庭艷為首的政府，并鼓動他不要如期舉行聯合選舉，吳此前一段時間住在新澤西。正如《五角大樓文件）所說：“南越基本上是美國的產物”。
　　吳庭艷政權越來越不受歡迎。吳是一名天主教徒，而大多數越南人是佛教徒；吳與地主關系密切，而越南是一個農民的國度；他的虛張聲勢的土地改革基本上無所作為；他用遠在西貢任命的親信接替地方選舉出來的各省官員；越來越多的人被投進監獄，因為他們批評當權者腐敗無能和固步自封。
　　反對派力量在吳庭艷政權鞭長莫及的農村地區迅速壯大起來。1958年前后，針對政府的游擊活動開始出現。河內的共產黨政權通過提供援助、鼓勵和向南方輸送人員的辦法支持游擊運動，被派往南方的人大多數都是日內瓦協定后跑到北方去的南方人。
　　1960年，南方成立了民族解放陣線。該陣線把各派反政府力量都聯合起來了，其中堅力量則是南越的農民。農民們把民族解放陣線看成是改變他們生存條件的希望所在。在《越共》一書中，美國政府分析家道格拉斯·派克依據他對造反者的采訪和對所獲得材料的分析，力圖對美國所面臨的局勢進行符合實際的評估：

　　在南越2561個村子里，民族聯合陣線建立起了許多全國范圍的社會政治組織，而在這個國家里，群眾組織……過去基本上是不存在的……除民陣外，南越還從來沒有過一個群眾性政黨。

　　派克指出：“共產主義者給南越農村帶來了深刻的社會變革，并借助各種通信交通手段使之取得長足的發展”，也就是說，他們更像是組織者而不是軍閥。“民陣帶給我最大的震撼是它的總體戰略，這一戰略把社會革命放在首位，而把戰爭放在從屬的位置……這一廣泛而有組織的行動所要達到的目的……就是要在農村重建社會秩序并教育農民實行自治”。
　　派克估計，在1962年早期，民陣擁有大約30萬名成員。《五角大樓文件》也認為，在這一時期，“只有越共在農村擁有廣泛的支持和影響力”。
　　肯尼迪在1961年初上臺后繼續貫徹杜魯門和艾森豪威爾的東南亞政策。《五角大樓文件》披露，肯尼迪一上臺就簽署了一個在越南和老撾采取各種軍事行動的秘密計劃，包括“向北越派遣特務”以從事“陰謀破壞和靈活的騷擾活動”。早在1956年，他就曾稱道過“吳庭艷總統令人驚奇的成功”，并贊揚吳庭艷統治下的越南“其政治自由令人鼓舞”。
　　1963年6月的一天，一名佛教僧人坐在西貢的公共廣－場上點火自焚。接著，許多僧人競相以焚身自殺來表達他們反對吳庭艷政府的決心。吳庭艷的警察襲擊了佛教徒的佛塔和廟宇，打傷30名僧人，逮捕1400人，并封閉了一些佛塔。市內爆發了示威活動，警察開槍打死9人。古都順化隨之發生了萬人抗議示威活動。
　　根據日內瓦協議，美國允許向南越派遣685名軍事顧問，艾森豪威爾卻秘密派去了數千人，到肯尼迪時期增加到了l.6萬人，而且一些人還參加了作戰行動。但吳庭艷卻無法擺脫其失敗的命運。現在，大多數南越農村都落入了由民陣領導的地方村民之手。
　　吳庭艷已經成了對越南實行有效控制的障礙和絆腳石。一些與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務盧西恩·科奈恩保持著聯系的越南將軍開始策劃推翻他統治的密謀活動。科奈恩秘密會見了積極支持政變的美國大使亨利·卡博特·洛奇。洛奇在11月25日提交給肯尼迪的助手麥喬治·邦迪的報告中說：“我個人贊成陳文淳將軍與科奈恩之間所進行的每一次會晤，科奈恩在每一種情況下都明確地執行了我的命令。”（《五角大樓文件》）肯尼迪好像有些猶豫．但他并沒有向吳庭艷發出警告。事實上，就在政變發生前，剛剛通過科奈恩與政變分子進行接觸之后，洛奇還與吳庭艷一起在海濱勝地度過了一個周末。但是，當1963年11月1日將軍們進攻總統府，吳庭艷打電話給洛奇大使尋求幫助時，洛奇卻回答說：“我聽到了槍聲，但我還不了解全部事態”。他告訴吳庭艷說，如果為保障其生命安全需要他做些什么的話，就打電話給他。
　　這是美國人與吳庭艷的最后一次談話。吳庭艷逃離總統府后，與他的弟弟一起被政變者逮捕。他們被塞進一輛卡車，拉出去槍斃了。
　　1963年初，肯尼迪的助理國務卿U．亞歷克西斯·約翰遜在底特律經濟俱樂部演講時說：“數百年來，到底是什么東西吸引著各國列強從四面八方云集東南亞，拚命想攫取這塊地方呢？……東南亞國家物產豐富，可供出口的剩余產品有大米、橡膠、柚木、棉花、錫、香料、石油等許多東西……”
　　但是，肯尼迪卻不公開這樣說。他的解釋是，美國在越南的目的是遏制共產主義和增進自由。
　　就在吳庭艷被處死3 周之后，肯尼迪本人也被人謀殺了，副總統林登·約翰遜接替了他。
　　接替吳庭艷的將軍們無力消滅民族解放陣線。馬克斯韋爾·泰勒將軍在1964年晚些時候報告說：“越共組織不僅有鳳凰再生的能力，而且還有保持士氣的神奇手段”。
　　1964年8月初，在北越海岸的東京灣^[1]附近發生了一連串撲朔迷離的事件，約翰遜總統利用這些事件發動了對越南的全面戰爭。約翰遜與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向美國公眾提供的解釋是，那里的北越魚雷艇攻擊了美國的驅逐艦。麥克納馬拉說，“美國‘馬多克斯’號驅逐艦在公海例行巡邏時遭到了無端的挑釁”。
　　后來的事實表明，所謂東京灣事件不過是一個騙局。美國的高級官員們向公眾撒了謊。事實上，中央情報局早已在秘密實施對北越沿海軍事設施的攻擊計劃了，因此，即便是發生了攻擊行為，也絕不是“無端”的；也不是“例行巡邏”，因為“馬多克斯”號正在進行特殊的電子間諜活動；而且，它也不是在公海，而是在越南領海水域。事實證明：根本不像麥克納馬拉所說的那樣有魚雷攻擊“馬多克斯”號。時隔兩晚，又有一則關于另一艘驅逐艦遭到襲擊的報道，約翰遜稱之為“公海上的公開挑釁”。這則報道看來也純屬捏造了。
　　事件發生后，國務卿臘斯克在全國廣播公司的電視節目中回答關于為什么越南這樣一個小國會進攻美國的提問時說：“他們的思維方式與我們完全不同，因此，我們與他們彼此之間都很難跨越意識形態的鴻溝去了解對方的思想”。
　　東京灣“挑釁”事件促使議會通過一項法案，授權約翰遜總統在東南亞地區采取適當的軍事行動，該法案得到了眾議員的一致贊成，參議院也只有兩票反對。這樣便出現了不是由憲法授權的國會宣布戰爭狀態的情況。
　　在越戰期間，一些請愿者要求被認為是憲法的守護神的最高法院宣布戰爭違憲。但最高法院一次又一次地拒絕考慮這一問題。
　　東京灣事件后，美國戰機立即對北越實施了轟炸。1965年，20多萬美國士兵被派往越南，1966年又增派了20萬。到1968年初，那里已有50萬美國軍隊。美國空軍進行了史無前例的轟炸。有關這種狂轟濫炸所造成的大規模的人道災難的報道，只有少量有幸得以公之于眾。1965年6月5日，《紐約時報》登載了一篇從西貢發來的這樣一則電訊稿：

　　當共產黨部隊上周一從廣義撤退時，美國的噴氣式轟炸機對他們挺進的山區實施了猛烈的轟炸。許多越南人被炸死——有人估計死亡人數高達500人。美方爭辯說，死者都是越共士兵。但是，在越南一家醫院里接受治療的被凝固汽油彈或膠凝汽油燒傷的傷員中，有四分之三是農村婦女。

　　9月6日，另一則發自西貢的新聞稿寫道：

　　在另一個三角洲地區，一名婦女胳膊被凝固汽油彈燒掉了，眼瞼被燒壞，眼睛己無法閉上。當她睡著對，家人便用一條毯子蓋在她的頭上。她的兩個孩子也死于使她致殘的這次空襲。幾乎沒有美國人意識到他們的國家在南越使用空中力量都干了些什么……在南越，每天都有無辜的平民傷亡。

　　南越的廣大地區被宣布為“任意交火區”，也就是說，留在該地區的所有人（平民、老人、孩子）都被認為是敵人，可以隨便對他們實施轟炸。有窩藏越共嫌疑的村子動輒遭到“搜查和摧毀”——村子里凡達到從軍年齡的男人都被殺死，房子被燒掉，婦女、兒童和老人則被押往集中營。
　　在一個名為“鳳凰行動”的計劃中，中央情報局駐越人員未經審判就秘密處決了至少2萬南越平民，因為他們被懷疑為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
　　戰爭結束后，根據國際紅十字會透露的消息，在戰爭白熱化的時期，南越的集中營里關押著6.5萬到7萬人，他們經常受到毒打和折磨，美國顧同或袖手旁觀或直接參與其中。在美國顧問駐扎的富國島和歸仁的兩個主要的越南人集中營里，國際紅十字會觀察員還發現了持續而有組織的暴行。
　　到戰爭結束時，美國已在越南、老撾和柬埔寨投下了700萬噸的炸彈——比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投在歐洲和亞洲的炸彈總量的兩倍還要多。不僅如此，它還在相當于馬薩諸塞州那么大的地區里用飛機噴灑了毒劑，旨在毀壞那里的樹木和其他植物。據報道，越南母親生下了許多殘疾兒。耶魯生物學家給老鼠使用同樣劑量的藥物（分別為2，4，5匙）后，發現它們產下的全是殘廢鼠。這些生物學家們指出，沒有理由相信，該藥用在人身上會產生不同的效果。
　　1968年3月16日，一伙美國士兵來到廣義省的一個小村子——美萊四號村，包圍了所有居民，其中包括老人和懷抱嬰兒的婦女。這些人被美國士兵趕進一條溝里挨個兒槍殺。《紐約時報》對后來威廉·卡利中尉審判案中來福槍手詹姆斯·達理斯的證詞作了如下報道：

　　卡利中尉和一個名叫保羅·D·米德羅的眼淚汪汪的來福槍手（這個生兵在槍殺孩子之前還在喂他們糖吃），把被捕者推進溝內……人們相互擠壓著跳下去，母親拚命想保護她們的孩子……大約有450到500人被集體活埋，其中絕大多數是婦女、兒童和老人。

　　軍方力圖掩蓋事實真相。但是一個名叫羅恩·賴德諾爾的美國兵發出的一封信傳播了這則消息。羅恩聽說過這次屠殺。另一個名叫羅納德·黑伯利的隨軍攝影師還拍下了有關這次屠殺的照片。后來供職于東南亞一家反戰新聞機構文傳電訊社的西摩爾·赫什也曾報道過這次屠殺。但是，當時的美國新聞界對這件事卻只字未提。
　　后來，好幾名軍官因“美萊屠殺案”受到審判，但只有卡利中尉被判有罪。他被判處終身監禁，但又被兩次減刊。他服了3年刑后即獲假釋，因為尼克松簽署命令說．他應當在家里而不是正式的監獄里接受監管。數千名美國人為其聲辯，其中一部分人認為，從反對“共產主義者”的必要性的角度看，他的行為是正當的愛國主義行為；還有一部分人認為，在許許多多的同類戰爭暴行中，單單把他當作替罪羊是不公正的。曾經對掩蓋美萊屠殺提出指控的科·奧林·亨德遜在1971年初對記者說：“每一支部隊在某個地方都有它們自己的美萊”。
　　確實，美萊大屠殺的獨特價值只是在于該案的真相已大白于天下。赫什曾在一家地方報紙上公開報道過一名美國兵寫給其家人的這樣一封信：

親愛的爸爸媽媽：
　　今天我們去執行了一項任務。我覺得我愧對我自己、我的朋友和我的國家。我們燒毀了所見到的每一間房屋！……
　　所有的人都哭喊著，乞求我們不要把他們分開，不要帶走他們的丈夫和父親、兒子和祖父。婦女們在嗚咽和呻吟。
　　接著，他們充滿恐怖地眼睜睜看著我們燒掉他們的房屋、財產和食物。是的，我們燒掉了所有的大米并射殺了所有的牲畜。

　　1968年初，民族解放陣線向西貢及其他政府控制的城鎮成功地進行了滲透，原因在于，西貢政府不受歡迎，沒有人向政府通風報信。民陣發動了一次奇襲（當時正值“泰特”節，他們的新年節日），攻入了西責的腹地，使機場陷于癱瘓，甚至一度占領了美國大使館。這次進攻雖然被擊退了，但它也表明，美國向越南提供的數量巨大的軍火并沒有摧毀民陣，包括它的士氣、它所得到的廣泛支持、它的戰斗意志。它引起了對美國政府決策的重新評價，同時也在美國人民中激起了更多的疑慮。
　　狂轟濫炸旨在摧毀普通越南人的抵抗意志，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對德國和日本的人口中心實施的轟炸一樣——盡管約翰遜總統在公開聲明中一再表示轟炸的只是“軍事目標”。政府使用諸如“施加更大的壓力”一類的語言來描述轟炸。根據《五角大樓文件》，中央情報局在1966年的某個時候曾建議實施“更猛烈的轟炸計劃”，用中央情報局的話說，就是要直接摧毀“作為打擊目標的政府的意志”。
　　與此同時，就在邊界的另一端，在越南的鄰國老撾，中央情報局扶植的右翼政府也正面臨著一場叛亂。結果，這片世界上最美麗的地區之一的加斯平原也被炸成了一片瓦礫。政府對此保持了沉默，新聞界也沒有進行相關的報道。但是，一名生活在老撾的美國人弗雷德·布蘭夫曼在其所著《加斯平原的呼聲》一書中卻記錄了這一史實。
　　從1964年5月至1969年9月，這片加斯平原遭受了2.5萬多次的轟炸、被投下了7.5萬噸的炸彈，數千人傷亡，數萬人被迫轉入地下，所有的建筑都成了一片廢墟。1973年9月，前老撾政府官員杰羅姆·杜里特爾在《紐約時報》上撰文說：“當我首次到達老撾時，我接到指示，對所有新聞界有關我們對這個小小國家所實施的大規模的和慘無人道的轟炸的詢問都要作如是回答：‘應老撾王國政府的請求，美方只是在進行非武裝的偵察飛行’……這是撒謊。每一位聽到我這番回答的記者都知道它是謊言……”
　　到1968年初，戰爭的殘酷性開始觸動許多美國人的良知。在許多人看來，麻煩還在于：美國根本不可能贏得這場戰爭。這時，己有4萬美國士兵死于非命，25萬人受傷，而戰爭還遠未結束。越南人的傷亡更是數倍于此。
　　林登·約翰遜能夠使一場殘酷的戰爭逐步升級，但卻無力打贏這場戰爭。他的支持率開始直線下跌。不管他在哪兒公開露面，總會有反對他和反對戰爭的示威在外面等著他。“LBJ^[2]，LBJ，你今天又殺死了多少孩子”的喊聲在全國各地的示威活動中回蕩。1968年春，約翰遜宣布，他不再參加總統競選，與越南的和平談判也將在巴黎舉行。
　　1968年秋，保證要把美國帶出越戰泥潭的理查德·尼克松當選為美國總統。他開始從越南撤軍；到1972年2月，在越美軍還剩下不足15萬人，但是轟炸仍在繼續。尼克松的政策是使戰爭“越南化”，即由西貢政府利用越南人組成的地面部隊，在美元和美國空中力量的支持下繼續這場戰爭。尼克松的本意并不是要結束這場戰爭，他不過是要結束這場戰爭的最不受歡迎的方面，即使美國士兵卷入遠離本土的戰爭的政策。
　　1970年春，在實施了從未公之于眾的長期的轟炸之后，尼克松和國務卿基辛格發動了對柬埔寨的一次軍事入侵。但是，這次侵略行動不僅在美國國內引發了強烈的抗議浪潮，而且它本身也是一次軍事失敗。國會為此通過法案：不經國會同意，尼克松不得動用美國軍隊擴大戰爭。
　　第二年，在沒有美國軍隊參加的情況下，美國支持南越入侵老撾，這次同樣遭到失敗。1971年，美國在老撾、柬埔寨和越南投下了80萬噸的炸彈。同時，阮文紹總統（他是西貢政權最后一任長期在位的元首）領導下的西貢軍政權仍然關押著數千名反對派。
　　美國國內反對越戰的最初信號來自民權運動——這多半是黑人群眾有與政府打交道的經驗，他們不再相信它關于為自由而戰的任何口實。就在1964年8月初林登·約翰遜向全國通報東京灣事件并宣布要轟炸北越的當天，黑人與白人民權積極分子也在密西西比的費城附近集會，紀念夏天在此被害的3 位民權工作者。其中有一人發言嚴厲譴責了約翰遜在亞洲的窮兵黷武，并把它同密西西比針對黑人的暴力行為相提并論。
　　1965年年中，在密西西比的麥考布，黑人青年在得到消息說他們的一位同班同學在越南戰死后散發傳單說：“在所有的密西西比黑人獲得自由之前，他們任何人都不會到越南去替白人的自由賣命”。
　　當到密西西比參觀的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贊場著名的種族主義分子、參議員約翰·斯滕尼斯是一位“名副其實的偉人”時，白人和黑人學生走上街頭表示伉議，他們的標語上寫著：“悼念被燒死的越南兒童”。
　　1966年初，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宣稱“美國正在實行一種違犯國際法的侵略政策”，并呼吁美國從越南撤軍。當年夏天，6名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成員因涉嫌非法進入亞特蘭大征兵中心而被逮捕，他們被起訴并被判處了數年的監禁。
　　幾乎同時，被選舉為佐治亞州眾議員的非暴力合作委員會成員朱利安·邦德因公開反對戰爭和征兵而被眾議院剝奪了議員資格，理由是他的聲明違犯了選征兵役法并“試圖激起人們對眾議院的不信任情緒”。但最高法院恢復了邦德的席位，因為根據憲法第一修正案，他有自由發表言論的權利。
　　國內著名的運動員、黑人拳擊手和重量級冠軍穆罕默德·阿里拒絕為被他稱為“白人的戰爭”服役，拳擊當局因此取消了他的冠軍頭銜。1967年，馬丁·路德·金牧師在紐約河邊教堂演講時說：

　　我們必須設法制止這種愚蠢的行為。我們應當立即結束這場戰爭。我現在是以上帝之子的名義說話，以蒙受苦難的越南窮人的手足兄弟的名義說話。我為那些土地被迫荒廢、家園慘遭毀壞、文明遭到踐踏的人高聲吶喊，也為那些在家里為希望的破滅付出雙倍代價以及在越南戰死、尸骨無存的美國窮人大聲疾呼。我現在是作為一名世界公民為這個世界說話，因為它已被我們所選擇的道路嚇呆了。我也是作為一名美國人向我自己國家的領導人進言。我們既然是這場戰爭的始作俑者，就理應對結束這場戰爭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年輕人開始抵制登記服役，拒絕應征入伍。早在1964年5月，“我們不愿去”的口號已不脛而走。一些抵制服役的人開始公開焚燒他們的兵役卡以表達對這場戰爭的抗議。1967年11月在全國各地出現了有組織的“上繳”兵役卡運動，僅圣弗蘭西斯科一地就有300多張兵役卡繳還給政府。就在當月國防部五角大樓前舉行大規模示威之前，司法部就已收到了一麻袋收集來的兵役卡。
　　1969年5月，全北加利福尼亞服役者集結的奧克蘭征兵中心報告說，在應奉命報到的4400人中．有2400人未到。1970年第一季度的征兵未能完成定額，這在歷史上尚屬首次。
　　戰爭初期曾發生過兩起相互沒有直接聯系的事件，絕大多數的美國人當時都沒有注意到這兩件事情。1965年11月2日下午晚些時候，在華盛頓的國防部大樓前，當數千名雇員魚貫而出時．3個孩子的父親、32歲的和平主義者諾曼·莫里森全身浸透了煤油，站在大樓第三層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辦公室的窗臺下面點火自焚，為抗議戰爭獻出了他的生命。同年，一位名叫艾麗斯·赫茨的82歲的老太太在底特律自焚而亡，以表達她對美國在印度支那所采取的恐怖行動的抗議。
　　社會情緒終于發生了轉折性的變化。1965年初開始轟炸北越的時候，只有100名群眾在波士頓公共廣場集會，以表達他們的憤慨之情。1969年10月15日，在波士頓公共廣場抗議戰爭的集會群眾已多達10萬人。當天全國各地村鎮舉行反戰集會的群眾人數達到了200萬左右，這是史無前例的。
　　到1970年，成千上萬的人參加了華盛頓的和平集會。1971年，聚集到華盛頓的2萬人舉行了公民不服從運動，他們試圖堵塞華盛頓的交通以表達他們對政府繼續在越南實行屠殺政策的擾議。1.4萬人被逮捕。這是美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逮捕行動。
　　和平工作隊^[3]中的數百名志愿者公開表示反對戰爭。在智利，92名志愿者公然蔑視和平工作隊的領導人，發表了譴責戰爭的通告。800名前和平工作隊隊員發表了一則聲明，抗議在越南所發生的一切。
　　詩人羅伯特·洛厄爾受邀參加白宮宴會，但他拒絕出席。同時被激請的阿瑟·米勒向白宮發去了一封電報：“槍炮響處，藝術死亡”。被邀參加白宮午宴的辛格·厄薩·基特的反戰演說則使所有出席宴會的人大驚失色，與會者中就有總統夫人。一位應召到白宮受獎的少年也對戰爭提出了批評。
　　在倫敦，兩名美國年輕人擅自闖入美國使館舉行的氣氛肅穆的國慶招待會會場，高呼“為所有在越南的死難者和正在前往越南的赴難者干杯”。他們被守衛帶走了。在太平洋，兩名年輕的美國海員劫待了一艘軍火輪，迫使這艘滿載彈藥的軍艦改變航線，不再前往泰國空軍基地。他們指揮著該船及服用了安非它命、仍保持著清醒狀態的船員經過4天的航行到達柬埔寨水域。
　　不習慣于政治行動主義的中產階級與專業技術人員也打破了沉默。1970年5月，《紐約時報》從華盛頓報道：“100名‘資深’律師參加了反戰抗議活動”。企業界也開始對戰爭是否會損害企業的長遠利益感到擔憂，《華爾街日報》開始對繼續進行戰爭提出批評。
　　隨著戰爭越來越不受歡迎，政府內部及政府支持者中也開始出現了不同意見。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丹尼爾·艾爾斯堡案。
　　艾爾斯堡是哈佛出身的經濟學家，一名前海軍陸戰隊軍官，受雇于蘭德公司。該公司為美國政府從事特殊的而且通常是秘密的研究工作。艾爾斯堡負責幫助編寫越南戰爭這段時間的國防部史。在他的朋友、前蘭德公司雇員安東尼·拉索的幫助下，他決定把這一絕密文件公之于世。兩人曾在西貢相遇。在那里，盡管各自的經歷不同，但他們都被耳聞目睹的戰爭慘象震撼了。他們開始對美國對越南人民所犯下的罪行感到強烈的憤慨。
　　艾爾斯堡與拉索花了好幾個夜晚的時間，在一個朋友開辦的咨詢機構的幫助下復印完了長達7000頁的文件。接著艾爾斯堡向各個國會議員和《紐約時報》送去了復印本。1971年6月，《時報》開始從這本名為《五角大樓文件》的材料中發表文件選編，一時間轟動了全國。
　　尼克松政府試圖讓最高法院制止文件的進一步擴散，但最高法院認為這樣做是對新聞自由的“先定限制”，因而是違憲的。于是政府便指控艾爾斯堡和拉索違反《反間諜法》，向未經授權的人泄露保密文件。一旦被定罪，他們將會遭到長期監禁。然而，法官在陪審團評議期間取消了審判，因為水門事件暴露了檢察當局的不公正行為。
　　反戰運動發展的早期出現了一個奇特的新成員：天主教會的牧師與修女。他們中的一些人是被國內的民權運動激發起來的，另一部分人則是由他們在拉丁美洲的親身經歷使然，在那里他們親眼目睹了在美國扶持的政府統治之下的貧窮和不公正。1967年秋，菲利浦·貝里根神父（他是一名約瑟夫派牧師、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老兵）與藝術家湯姆·劉易斯以及朋友戴維·埃伯哈特和詹姆斯·門格爾一道來到馬里蘭州巴爾的摩的征兵委員會辦公室，用鮮血浸染了征兵名冊后坐等被捕。他們被交付審判，分別被判處2年到6年的徒刑。
　　第二年5月，在巴爾的摩案中被保釋出來的菲利浦·貝里根又參加了他的兄弟耶穌會牧師丹尼爾發起的第二次行動。丹尼爾曾到過北越，親眼目睹過美國轟炸的后果。他們與其他7人一起來到馬里蘭州坎頓斯維爾一個征兵中心的辦公室，搬出登記冊，拿到外面，在報名者與圍觀者面前當眾燒毀。他們被裁定有罪并被判監禁。這些人因這次“坎頓斯維爾九人案”出了名。
　　丹·貝里根曾為坎頓斯維爾事件寫過一篇“悔過書”。他寫道：

　　善良的朋友們，我們為破壞了正常的秩序而向你們表示歉意，為用燒毀登記冊來代替燒死兒童的行為而向你們致歉……遵照上帝的意旨，我們不能采取相反的行動……善良的人們緘口不語、明哲保身的時代以及窮人任人宰割而無力自衛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上訴被駁回后，人們紛紛猜測丹尼爾·貝里根遭到了監押，因為他從此銷聲匿跡了。然而，在處于地下狀態四個月（在此期間他寫過詩、發表過聲明、秘密地接受過采訪）之后，他又突然出現在費城的一座教堂里，作了一次布道，隨后再次消失。連聯邦調查局也被貝里根的神出鬼沒搞得暈頭轉向。直到情報人員截獲的一封信透露了他的行蹤，他才被抓獲并被投入了監獄。
　　戰爭造成的后果與一些牧師和修女們的勇敢行為，打破了天主教會傳統的保守主義。1969年的停炸日那天，在波士頓附近圣哈特的牛頓神學院（一個田園詩般靜謐的圣地和遠離政治喧囂的殿堂）宏偉的前門展出了一幅涂有鮮紅拳頭的油畫。在波士頓學院這樣一所天主教學校里，當晚也有6000人在體育館集會譴責戰爭。
　　在爭取民主社會大學生協會（SDS）的鼓動下，大學生們也深深地卷入了早期的反戰抗議運動。到60年代末，甚至高級中學里也出現了500多種地下報紙。在布朗大學1969年的畢業典禮上，當亨利·基辛格登臺講話時，三分之二的畢業班學生背過身去以示抗議。
　　1970年春，尼克松總統下令美軍入侵柬埔寨，抗議運動達到了高潮。5月4日，當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學的學生舉行反戰集會時，國民衛隊朝人群開槍，4名學生遇難，l名終身癱瘓。400所大專院校的學全繼續舉行抗議活動。這是美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學生總罷課運動。1969－1970學年期間，聯邦調查局記錄了1785 起學生示威，其中包括占領313 座建筑物事件。
　　在肯特槍殺案后，學校的畢業典禮與歷史上以往的典禮完全不同了。從馬薩諸塞的阿姆赫斯特發來了一則有關馬薩諸塞大學第一百期畢業典禮的新聞報道，報道說：“黑色的校禮服上印著表示抗議的紅色拳頭、白色的和平標志和藍色的鴿子，其他的高年級學生也幾乎每人都帶著吁求和平的臂章”。
　　學生們對預備役軍官訓練計劃（ROTC）的抗議運動使得該計劃在40多所院校被取消。預備役軍官訓練計劃承擔著向越南輸送一半軍官的任務。1973年9月，預備役軍官計劃已是連續第六個月未能完成定額了。
　　對學生抗議運動的報道給人們造成了一種印象，似乎反戰運動主要來自中產階級知識分子。但是，在密執安的迪爾本——一座汽車制造城，早在1967年，一項民意測驗就已顯示，41％的人贊成從越戰中撤出。1970年晚些時候，當回答蓋洛普測驗中“美國明年年底應當從越南撤出全部軍隊”一項時，65％的被調查對象都表示贊成。
　　最令人驚奇的卻是密執安大學提供的一份調查資料。該資料顯示．在整個越戰過程中，只受過中小學教育的美國人比完成大學教育的美國人更強烈要求從越南撤軍。1966年6月，在大學畢業生中，27％的人要求馬上從越南撤軍，而在只受過中小學教育的人中，41％的人要求立即撤軍。1970年9月，這兩組數據的反戰率都有提高：47％的大學畢業生贊成撤軍，而只受過中小學教育的人中贊成撤軍者則為61％。
　　所有這些都不過是全體居民總體變化的一部分。1965年8月，61％的國民認為美國卷入越南戰爭沒有錯；而到了1971年5月，情況完全顛倒了過來，61％的國民認為我們的卷入是錯誤的。哈佛大學公共輿論系學生布魯斯·安德魯斯發現，極力反對戰爭的人大多是50歲以上的人、黑人和婦女。他還注意到，1964年春，當越南問題還只是報紙上的一個小問題的時候，一項研究表明，53％的大學畢業生贊成派軍隊去越南，而只受過中小學教育的人中只有33%的人贊成。
　　美國士兵反戰情緒的迅速發展大概可以很好地說明普通美國人的獨立判斷能力，因為志愿兵與義務兵大多數都來自低收入階層。美國早期歷史上士兵不滿戰爭的事例屢見不鮮：如革命時期零星的兵變；墨西哥戰爭期間的拒絕重新應征入伍事件；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開小差與出于道德理由拒服兵役現象。但在越南戰爭中，卻出現了以前從未有過的士兵與老兵中狂熱的、頗具規模的反戰運動。
　　反戰運動在開始時只是一些零星的抗議活動。早在1965年6月，西點軍校畢業的理查德·斯坦克就曾拒絕登上要把他運往一個偏僻的越南村莊的飛機。他說，“任何一個美國人都不值得為越南戰爭付出生命”。斯坦克被交付軍事法庭審判并被解雇。第二年，三名窮苦的列兵（一名黑人、一名波多黎各人和一名立陶宛－意大利人）拒絕開赴越南，并譴責這場戰爭是“不道德的、非法的和非正義的”。他們被交付軍事法庭審判并被判處監禁。
　　個體的反戰行動在不斷增加；在奧克蘭，一名黑人列兵寧愿服11年苦役也拒絕登上前往越南的軍用飛機。海軍護士蘇珊·施奈爾中尉因為穿著軍裝參加和平示威活動和從一架參加海軍典禮的飛機上拋撒反戰傳單而受到了軍事法庭的審判。在弗吉尼亞的諾弗爾克，一名海員拒絕訓練戰斗領航員，因為他認為這場戰爭是不道德的。1968年初，在華盛頓特區，一名中尉被逮捕，因為他在白宮前打著“12萬美國人死了——為什么？”的標語參加游行示威。兩名黑人海軍陸戰隊員——喬治·丹尼爾斯和威廉·哈維——因為與其他黑人海軍陸戰隊員討論反戰而被判處長期監禁（丹尼爾斯被判6年，哈維被判10年，兩人后來都被減刑）。
　　隨著戰爭的繼續，軍隊開小差的人數激增。數千人逃往歐洲——法國、瑞典、荷蘭。大多數人（有人估計有5萬人，有人估計有10萬人）則逃到了加拿大。還有一些人就呆在美國。少數人公然蔑視軍事當局，竟然到被他們的反戰朋友與同情者包圍著的教堂去尋求“避難”，在那里等著被捕和軍法審判。在波士頓大學，1000名學生在學校附屬教堂堅守了5個晝夜，以聲援18歲的逃兵宙·克洛爾。后來，克洛爾被聯邦特工抓獲。
　　美國士兵的反戰運動變得越來越有組織了。在南加利福尼亞的杰克遜堡附近建立起了第一家“美國兵咖啡屋”，士兵們可以在那里喝咖啡、吃炸面包圈、得到反戰文學作品和相互自由交談。這家咖啡屋被戲稱為“飛碟”，^[4]一直堅持了數年時間，直到被法庭以“公害”為名宣布關閉為止。但同類的美國士兵咖啡屋卻已在全國各地雨后春筍般地涌現了出來。一家反戰“書店”在馬薩諸塞的丹佛斯堡開業，另一家也在海軍基地羅得島的紐波特開業。地下報紙在全國各地的軍事基地涌現出來，到1970年時已多達50種。與反戰情緒相交織在一起的是對殘酷和非人道的軍事生活的憤恨。
　　反戰言行在戰爭前線也得到了廣泛的傳播。1969年11月，停止轟炸日那一天，美國國內發生了規模宏大的示威活動，一些遠在越南戰場上的美國士兵也帶上黑色臂章以示支持。據一名新聞記者報道，在晚港附近巡邏的一個排中大約有一半人都帶著黑色臂章。法文報紙《世界報》報道說：“普遍認為，緊握左拳的黑人士兵對這場從來就不屬干他們自己的戰爭根本就不屑一顧”。
　　從越南歸來的黑人老兵建立了越戰老兵反戰組織。1970年12月，該組織的數百名成員到達底特律參加一項叫作“冬季士兵”的調查活動，對他們親自參與或親眼目睹的美國對越南人民所犯下的暴行公開作證。1971年4月，該組織的大約1000名成員趕到華盛頓特區舉行反戰示威。他們爬上國會大廈外面的鐵絲網，把他們在越戰中獲得的勛章扔進去。許多人紛紛登臺發表簡短的反戰聲明，他們或情緒激昂，或神色嚴峻。
　　1970年夏，包括一些越戰老兵在內的28名軍官，聲言代表其他250名軍官，宣布成立反戰組織“軍官反戰運動”。在1972年圣涎節前后進行的對河內和海防的野蠻轟炸期間，B-52轟炸機飛行員首次違抗命令，拒絕執行這項轟炸任務。
　　但絕大多數的反戰行動來自普通美國士兵，其中絕大多數又都是來自低收入階層——白人、黑人、美國土著和華人。
　　20歲的華裔美國人薩姆·喬伊出生于紐約市。他17歲應征入伍，被派到越南做廚師。他發現自己成了美國大兵們辱罵的對象，他們用戲稱越南人的那些字眼稱他為“中國佬”或“東方佬”，并說他看起來像敵人。一天，他拿起來福槍向折磨他的人開槍示警。喬伊被軍警逮捕，遭到毆打和軍法審判，被判在里文沃斯堡服苦役18個月。“他們每天毒打我，就像定時鬧鐘一樣準時……只有一件事：我想告訴所有的華人，是軍隊把我弄得病成這個樣子，他們把我折磨得站都站不起來了”。
　　總共大約有56.3萬美國兵非榮譽退役。1973年，有五分之一的退役者是“非榮譽性的”，也就是說，他們在從軍期間沒有能夠格盡職守。開小差者從1967年的4.7萬增加到了1971年的8.9萬，幾乎翻了一倍。
　　羅恩·科維奇是一名留下來參加過戰斗、后來又轉向反戰的士兵。他的父親在長島一家超級市場工作。1963年，17歲的科維奇應征入伍，參加了海軍陸戰隊。兩年后，即19歲那一年，在越南，他的脊柱被炮彈擊傷。由于腰部以下癱瘓，他不得不與輪椅為伴。回到美國后，由于親眼目睹了受傷的老兵們在醫院里所受到的非人待遇，在經過對戰爭的認真思考后，他加入了老兵反戰組織，參加了示威活動并發表了反戰演說。
　　一天傍晚，科維奇聽了演員唐納德·薩瑟蘭朗讀的多爾頓·特朗博寫的后世界大戰小說《約翰尼舉起了槍》的片斷，其中講到了一名士兵的故事。這名士兵在炮火中失去了四肢和面部，只剩下了一個會思考的軀體。他發明了一種與外界聯系的辦法，并接收到了一種沒有電震器根本無法聽到的功率極強的信號。“當薩瑟蘭開始朗讀這一段時，它那令我永遠難忘的情節深深地打動了我的心。真像是有人在向我講述我曾在醫院里所經歷的一切……我被震撼了，眼眶里充滿了淚水”。
　　科維奇反對戰爭，他在自己的《生逢7月4日》一書中描繪了他被捕時的情形；

　　“你叫什么名字？”坐在桌子對面的那位官員問。
　　“羅·巴·科維奇”，我回答說，“職業是反戰的越南老兵。”
　　“什么？”他直盯盯地看著我，面帶嘲弄地反問。
　　“我是一名反戰的越南老兵”。我幾乎是在向他大喊了。
　　“你應該死在那兒”。他說。他又轉過臉對助手說：“我真想把這家伙扔到屋頂上去。”

　　1972年，科維奇與其他老兵驅車前往在邁阿密召開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的會場。他們把輪倚停在會議大廳的走廊上。當尼克松開始他的總統提名演講時，他們高聲喊道：“停止轟炸！停止戰爭！”代表們朝他們罵道；“叛徒！”特工人員推推搡搡把他們弄出了大廳。
　　1973年秋，由于感到勝利無望，也由干北越軍隊已在南越建立起眾多根據地，美國同意接受這樣一個撤軍方案，即美軍撤離，革命軍隊在原地活動，直到選舉產生一個包括共產黨人與非共產黨人在內的新政府為止。但西貢政權不同意該方案，美國決定進行最后一次努力，即向北越發起猛烈的攻擊以迫其降服。它派遣大批B-52 轟炸機前往河內和海防，炸毀那里的房屋和醫院，炸死了無數平民。但進攻仍未能奏效。許多B-52被擊落。同時，世界各地都出現了憤怒的抗議聲浪。基辛格不得不返回巴黎簽署和平協議，其內容與以前已達成的方案完全相同。
　　美國撤出它的軍隊后，仍向西貢政權提供援助，但當1975年初北越向南越各大城市發起進攻時，西貢政權終于垮臺了。1975年4月末，北越軍隊進入西貢。美國大使館工作人員與許多害怕共產黨統治的越南人一起逃走了。在越南的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終于結束了。西貢更名為胡志明市，越南南北雙方統一為越南民主共和國。
　　在傳統歷史學家看來，戰爭的爆發每每是對“人民”呼聲的積極回應，而戰爭的結束則總是領導人的天才創舉——即戰爭結束應歸功于巴黎、布魯塞爾、日內瓦或凡爾賽的談判。然而，有確鑿的證據表明，越南戰爭只是在武裝入侵柬埔寨失敗之后，在全國的校園里響起反侵略的怒吼的時候，國會才不得不通過議案，宣布未經它的允許美國軍隊不得開赴柬埔寨。
　　直到1973年底，美國軍隊才最終撤離越南，國會才通過了一項限制總統在未經國會贊同的情況下發動戰爭權力的法案；但即便是在這項“戰爭權力法”中，總統在國會未曾宣戰的情況下仍有60天的戰爭權限。
　　政府試圖讓美國人民相信，戰爭的結束是它決定進行和平談判的結果，而不是因為戰爭失敗了，不是因為美國國內掀起了強大的反戰運動；但是，政府在整個戰爭過程中所保存下來的秘密備忘錄卻揭示了它對國內外每一階段“公眾輿論”的感受。這些資料都匯集在《五角大樓文件》中。
　　國防部副部長約翰·麥克諾頓1966年初提交的一份備忘錄提醒說，毀壞堤壩必將導致災難性的后果，因為“對民用目標的打擊”會“產生適得其反的效果，在國內外誘發非建設性的抗議浪潮”。他警告說：

　　確實存在著一個大多數美國人以及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不允許美國逾越的界限。一個世界上最大的超級大國為了迫使一個落后的小國屈服，每周要造成1000名非作戰人員的傷亡，而其成敗功罪尚在未定之中，這種情景可不大美妙。

　　1968年春，由于民族解放陣線突然發動了可怕的“泰特”節攻勢，威斯特摩蘭將軍請求約翰遜總統在現有的52.5萬軍隊的基礎上再增派20萬軍隊。約翰遜在五角大樓向一小撮“作戰官員”咨詢此事。他們在研究了形勢之后得出結論說，再增派20萬軍隊也根本無法鞏固西貢政權，因為“西貢的領導人沒有顯示出有意愿（更不用說有能力）去爭取獲得人民必要的忠誠與支持的跡象”。不僅如此，報告還說，增派軍隊就意味著動員預備役軍人和增加軍事預算，它同時還意味著增加傷亡和增加稅收。而且，

　　由于民眾認為我們忽視了國內問題的解決，抵制征兵事件與城市中的不穩定因素在不斷增多，隨之而來的必然是社會不滿情緒的急劇膨脹。所有這些，最終不可避免地會引發一場可怕的國內危機，其前景殊難預料。

　　“城市中不穩定因素增多”的說法肯定是指1967年的黑人暴亂，不管黑人是否有意要這樣做，這些事件本身卻都清楚地揭示出了國外戰爭與國內貧困之間的聯系。
　　尼克松就任總統后，也曾努力想讓公眾明白：抗議不會對他產生什么影響。然而，當一名和平主義者單槍匹馬企圖阻止他進入白宮時，他幾乎要發狂了。尼克松對待異議分子的瘋狂行為（策劃盜竊、竊聽電話、私拆郵件）表明，反戰運動確實給國家領導人造成了極大的困擾。
　　反戰運動的觀念已在美國公眾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其表現之一就是：陪審團越來越不愿對反戰抗議者定罪，地方法官對待他們的態度也有所變化。
　　最后一個襲擊征兵委員會的組織是“卡姆登28人團”，其成員包括牧師、修女和非神職人員。1971年8月，他們襲擊了新澤西卡姆登的一個征兵委員會。在歷次庭審中，陪審團都宣告他們無罪。當陪審團進行評決時，陪審員、曾在軍隊中服役11年、來自亞特蘭大的53歲的黑人出租汽車司機塞繆爾·布雷斯韋特向被告們散發了一封信：

　　我得說，你們……做得不錯。你們試圖阻止那些極不負責任的人，人民選舉這些人是讓他們行使管理和領導職責的。你們做得很好。這些人辜負了人民的期望，在一個不幸的國家里造成了大量的死亡與破壞……當你們的兄弟們還在他們的象牙塔里猶豫觀望的時候，你們卻站了出來，盡到了你們的責任……希望在不遠的將來，和平與和睦之光能夠照亮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最終變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世界帝國，而越南戰爭則是這個世界帝國所遭受的第一次確定無疑的失敗。正是國外農民的革命運動和國內巨大的抗議浪潮促成了這一失敗。
　　1969年9月26日，理查德·尼克松總統在提到遍及全國的反戰活動日益增長時，仍然聲明說：“在任何情況下它都無法左右我”。但9年之后，尼克松在他的回憶錄里承認，正是反戰運動促使他放棄了進一步使戰爭升級的打算：“雖然在公開場合我繼續無視激烈的反戰論爭……但我明白，無論如何，在所有這些抗議與暫停轟炸之后，戰爭的每一次軍事升級都會導致國內公眾輿論的重大分裂”。由總統來承認公眾抗議的力量，這確是罕見的。
　　從長遠的角度來看，也許更重要的事情已經發生了。國內的抗議運動已經遠遠超出了越南戰爭問題本身。

^[1] 即北部灣。

^[2] LBJ，即林登·B·約翰遜的縮寫。

^[3] 一譯“和平隊”或”和平工作團”，美國國務院于1961年創設的機構，旨在派出援外志愿人員，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服務。

^[4] 原文為UFO，即人們所說的“不明飛行物”的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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