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印尼9-30事件45周年

張泰永 編輯

【按】45年前的9月30日深夜，印尼首都雅加達發生了一起震驚國際和印尼國內的重大事件，據報道有六位陸軍高級將領，包括陸軍參謀長雅尼，在這次事件中被一支由翁東中校指揮的親蘇加諾總統的衛隊殺害了，隨后印尼電臺還播放了一則有關成立以他為首的“革命委員會”來執行政府職能的公告。

然而，就在這個重要歷史關頭，突然冒出了一個隨后用血腥和鐵腕手段統治了印尼32年的“軍事強人”——蘇哈托。正是此人在美、英帝國主義策劃和配合下，聯同死里逃生的另一反共將領納蘇蒂安五星上將，利用“9-30事件”發動了一次反革命軍事政變。他親自指揮和命令駐扎在雅加達的陸軍戰略后備隊以及駐扎在西爪哇的西利萬儀師團進行瘋狂反撲，出動坦克、裝甲車和部隊包圍總統府，占領電臺和首都戰略要地，并通過電臺、電視臺和報紙連篇累牘地大造輿論，進行反共宣傳，煽動群眾上街游行示威，打倒蘇加諾總統，破壞、燒毀印共總部以及總工會、農民陣線、婦女會、青年團、文化協會等左派群眾組織，甚至以蕭玉燦為首的印尼國籍協商會以及僑總等華裔華僑團體、大學、學校也遭到破壞、取締或霸占，最后連中國大使館、領事館和新華社等享有外交特權的機構和駐地，都成為反華反共暴徒們的攻擊目標。

這場蓄謀已久旨在推翻蘇加諾總統、消滅共產黨，以便完全倒向西方世界的政變，使印尼共和國頓時陷入血泊當中，數十萬的印共黨員，上百萬的無辜工人、農民、華人，不管男女老幼，被劊子手的屠刀、槍炮殺害了，成千上萬印尼人民的優秀兒女，包括像蕭玉燦那樣為印尼和印尼人民事業奮斗了一生的華裔領袖、像阿南達-杜爾那樣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優秀作家，遭到殘酷迫害和非人折磨，有的甚至被驅逐到與世隔絕、荒無人煙的荒島囚禁和關押長達20多年，還有許多被屠殺的罹難者當中，至今連尸骨何在，都無法查尋。

印尼共和國從此山河變色；深受印尼人民和亞非人民擁護和尊敬的蘇加諾總統從此被迫靠邊站，最后郁憤而終；作為世界第三大共產黨的印尼共產黨從此銷聲匿跡，幾已全軍覆沒。

今天，時間雖然過去了45年，但是抹不掉世人對這場堪稱20世紀最嚴重最恐怖最殘忍的一次大屠殺的記憶，也抹不掉世人對蘇哈托這個雙手沾滿血腥的屠夫下臺前夕，為了轉移印尼人民的斗爭視線，于1998年5月對印尼首都雅加達、泗水、棉蘭等幾個大城市的華人華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的記憶。

時間和歷史證明，一切反動派都不會有好下場，剃人頭者人必剃之，蘇哈托的垂死掙扎并沒能挽救他及其家族王朝覆亡的命運，就在98年反華大暴亂發生數天后，他終于被群情激憤的印尼人民從他看似穩如泰山的總統寶座上拉下馬了，他獨裁統治下苦心經營了32年的所謂“新秩序”時代終于被劃上了句號。他本人最后敵不過官司和病魔纏身的困擾于2008年1月27日壽終正寢。

有關9-30事件的事實真相以及蘇哈托統治印尼32年期間罄竹難書的罪行，因為有越來越多包括西方學者在內的正直的歷史學家從堆積如山的文件、資料和解密檔案中挖掘出來，終有大白于天下的一天。事實上，蘇哈托及其家族巧取豪奪、貪污腐敗的罪行，早在他臨終前，就已被告上法庭。如今，就連當年有份參與和謀劃這場政變的美國大使格林，也不得不站出來承認美國及其本人在這場政變中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了。

值此9-30事件45周年到來而美國現政府高調表示重返亞洲特別是東南亞之際，為了紀念在這場政變中慘遭殺害的無數印尼人民的優秀兒女，為了紀念在這場政變中被無辜殺害的眾多為印尼革命和建設事業以及印中兩國人民的友誼作出卓越貢獻的華人華僑，也為了紀念那些在98年反華暴亂中孤立無援飽受凌辱和慘無人道殺害的枉死者，謹將近幾年收集到的有關9-30事件和98年反華暴亂的文章和資料整理后發表于此，供對過去了45年的這場給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全世界人民反帝反殖斗爭帶來無可挽回的巨大影響和損失的事件，以及對蘇哈托98年下臺前導演的反華暴行仍然有興趣了解和研究的讀者參考，并從中吸取有益的歷史經驗和教訓。

毋忘歷史，忘記歷史，就是背叛！

最新調查：

   美國指揮下的印尼大屠殺   

       （1965-66年）

　　　　　　　　　　　　　　　麥克·海德

                   翻譯：達未、墨石

　　　　　　　　一、一九六五年政變如何發生有了新證據

　　最新的確鑿證據，終于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它顯示：美國政府在澳大利亞
和英國當局的緊密配合下，在很大程度上參與了蘇哈托所策動的印度尼西亞1965年軍事政變。近百萬工人、農民、學生和政治活動分子在政變后慘遭屠殺。

　　《悉尼晨報》最近發表了一組有三個部分構成的連續報道，報道包括了對前
印尼政治犯的采訪和美國與澳大利亞政府有關解密檔案的文件摘引。這些資料表
明：西方強權曾督促印尼軍方頭目抓住機會，利用對印尼共產黨“圖謀和煽動政
變”的假指控，發動了一場二十世紀規模最大之一的對平民的大屠殺，并建立了
軍事獨裁政權。

　　根據大多數估計，約有五十至一百萬手無寸鐵的印尼共產黨人及其支持者，
以及很多華裔人士被殺害，數萬人被投入監獄和集中營。文件顯示，從1965年后期至1966年初期，美國和澳大利亞外交官們在給他們政府的報告中以贊許的態度披露：印尼軍隊和“穆斯林”組織相互合作，以槍殺、刀砍和棒毆等方式，每天至少屠殺1500名印尼共產黨嫌疑分子；有時候，還把被害者的頭顱割下來游街示眾。

　　西方使館對這一血洗過程所表現的歡欣鼓舞之情，反映了西方在印尼的深厚
的戰略和政治利益。在政變發生前的十年中，西方大國與蘇加諾總統不穩定的民
族主義政府之間的利益沖突與日俱增。在1957年末，以及在1964年至65年期間，到處是工人罷工、農民占領農場。對這類始而威脅荷蘭繼而威脅美國和英國的銀行、公司和農場利益的工人農民群眾運動，蘇加諾幾乎無法遏制。至1965年，蘇加諾在軍隊頭目、穆斯林組織和印尼共產黨三者間維持著脆弱不定的平衡關系。而當時印尼共產黨約有三百萬之眾，是繼中國和蘇聯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共產黨。

　　美國一面斷絕對蘇加諾的外援，一面與印尼軍隊發展關系。從五十年代中期
起，美國就開始對印尼軍隊提供訓練和裝備，為推翻或罷黜蘇加諾的行動作準備
。第一次軍事政變圖謀發生于1956年，當時印尼軍隊的副總參謀長朱爾基夫利·
魯比斯企圖控制雅加達并推翻政府。在此之后的第二個月就接著發生了在蘇門答
臘中部和北部的地方性軍事叛變。在整個1957年至1958年期間，在儲油豐富的蘇門答臘和蘇拉威西，美國中央情報局鼓動了一連串的分離主義右翼叛亂。在這些地區，美國的加德士等石油公司都有巨額投資。然后在1959年和1965年之間，美國向印尼將軍們提供了六千四百萬美元的軍事援助。

　　印尼豐饒的自然資源（其中包括擁有數家在世界上都可以稱雄的石油和橡膠
生產基地），充足的人口資源，以及扼守著歐亞通道的三千個島嶼，這一切，都
使美國及其盟國覺得重大利益之所在。放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亞洲，毛澤東
的軍隊1949年在中國取得的勝利，緊接著是胡志明在北越的勝利；自四十年代后期起，從印度支那到馬來西亞、泰國和菲律賓，起義暴動風起云涌。在討伐這些如火如荼的反帝斗爭過程中，美國和其它資本主義大國不能不把這一島嶼之國視作性命悠關的捕獵對象。

　　在印尼政變發生前的幾個月中，由（美國）民主黨的林登·約翰遜任總統的美國政府急劇地增加了對越南的干預，派出數十萬計的軍隊，對北越開始進行飽和性的狂轟濫炸。英國和澳大利亞政府則正和蘇加諾政權發生軍事沖突，蘇加諾當時反對由英國幕后支持的、囊括進了印尼婆羅洲島關鍵部分的馬來西亞的建國。

　　《悉尼晨報》第一部分連載之主要內容，取材于對前少校警衛官邦庫斯的采
訪，以及前中校阿卜杜爾·拉蒂夫較早時發表的聲明。他倆都是因為參與所謂由
印尼共產黨唆使的1965年9月30日的軍事暴動而鋃鐺入獄的。他們顯然是作為九·三O事件僅剩的幸存者，剛于今年三月份被釋放，其它數百人則慘遭酷刑拷打和處決。

　　他二人的證詞完全打碎了蘇哈托有關政變的官方版本－－即他和他的將軍們是為了對付一次奪權行動，而這個行動是被印尼共產黨通過其軍中支持者唆使做出的。按這種官方的說法－－直到去年還以電視“紀錄片”的形式在所有印尼電
視臺年年加以播放－－是一些受到印尼共產黨鼓動的軍官，于9月30日之夜圍捕了該國六名最高級將領，不僅慘無人道地殺害了他們，還令人發指地肢解了被害者的軀體。這一官方授意的故事堅稱：全靠第二天蘇哈托將軍英勇無畏的干預壯舉和對雅加達的控制，政變才被挫敗，國家才從共產主義的“妖孽”中被拯救。

　　根據邦庫斯和拉蒂夫的聲明，所謂的“印尼共產黨政變”，實際上是由蘇哈
托一手策劃的軍內權力斗爭，并被他用來作為清洗印尼共產黨的口實。

　　在9月30日之夜，身為印尼總統警衛成員的邦庫斯作為七支行動隊伍的參與人之一，接到命令去擊斃或綁架那些高級將領。在一次戰斗部署時，他們的指揮官都爾·阿里夫告訴他們：這七名高級將領已經組建了一個“將軍委員會”，意在策劃推翻當時的蘇加諾總統。

　　在1965年9月，印度尼西亞的局勢是一觸即發，謠言四起；到處盛傳：軍隊正準備通過新建立的“將軍委員會”，再一次向蘇加諾和印尼共產黨發動進攻。

　　然而，針對將軍們的“九·三○”行動有兩個明顯的漏洞：第一，按命令去
其家中逮捕國防部長A.H.納蘇蒂安的行動隊沒有完成預定任務；居然讓這位與美國大使館和中央情報局過從最密的將軍脫險而走。第二，為何沒有派出一個人，去逮捕當時身為戰略后備軍司令的蘇哈托？十月一日，在納蘇蒂安的支持下，蘇哈托能夠迅速調動起足夠的兵力控制雅加達，進而控制了全國。

　　邦庫斯在當時事件中只是一名低級的軍官，他堅稱對他下達命令的上級軍官
與印尼共產黨毫無關系。他和其他參與刺殺行動的總統警衛隊成員純粹是執行命
令。依他所見，是蘇哈托精心策劃指揮了“九·三○”事件，并將其作為在印尼
清除所有左翼運動的一種手段。他的觀點得到了拉蒂夫的印證，后者在出獄后披
露了幾個至關重要的事實。他指出：在刺殺發生前，他向蘇哈托親自報告了有關
政變的計劃。“蘇哈托知道得很清楚，在9月30日那天，這七名將軍會被帶到蘇加諾跟前。”

　　拉蒂夫說，當他去軍方醫院向正同其患病的孩子湯米呆在一起的蘇哈托報告
針對七名將軍的蓄謀行動時，蘇哈托顯得無動于衷。“我相信蘇哈托是借這個機
會逮捕那些將軍們并嫁禍于共產黨，同時攫取大權。”

　　拉蒂夫還指出有一個文件，證實英美兩國參與了七名將軍欲從蘇加諾手中奪
權的密謀。“逮捕這些將軍們的計劃和一個‘將軍委員會’的有關，這個委員會
的存在是被一個泄露的英國使館文件所第一次揭露，這個委員會據說要監督蘇加
諾的政策。這份文件是英國大使安德魯·吉爾克里斯特爵士的一封信，其中還顯
示英國還在和美國中央情報局合作。”

　　有關9月30日至10月1日事件的一些問題至今仍是疑問。我們不清楚，蘇哈托對將軍們被謀殺之事僅僅是聽任其發生呢，還是參與了策劃組織？美國中央情報局及英國對蘇哈托行動的參與也還需要進一步的調查。值得注意的是：有關導致印尼政變的全部檔案資料至今還沒有一件被公布于世。但是蘇哈托在10月1日采取行動之迅速，可以支持這樣的結論：他是在美國特工人員的默契配合之下，策劃了全部行動，以清除其對手、并以此作為反對蘇加諾和印尼共產黨的口實。

　　最后一點是，印尼共產黨蓄謀推翻蘇加諾的可能性很小；該黨以聯盟關系加
入了蘇加諾所領導的包括軍方和穆斯林首領在內的聯合政府。為了恪守斯大林主
義原則，與蘇加諾及民族資產階級結成統一戰線，印尼共產黨領導人三番五次地
幫助平息了工人農民的反抗斗爭。按照“兩步走”的理論，他們堅持認為：在印
尼只有經過資本主義的長期發展階段才能逐步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甚至在將軍們
的密謀政變的跡象日顯明顯的時候，他們仍然敦促他們的追隨者要對軍隊的“親
人民傾向”保持信心。另外在事變過程中，印尼共產黨對其成員眾多的黨員，及
其工會、學生、婦女和農民運動組織，都未進行任何動員。在隨后的大屠殺中，
沒有出現由印尼共產黨領導的抵抗跡象。蘇加諾通過與蘇哈托的合作，把名義性
的總統頭銜保持到了1967年。

　　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在參與觸發1965-1966年事件并從中漁利的最新證據，
對主要資本主義大國所謂的“民主和人道主義關懷”，提供了批評性的教訓。西
方大國隨時準備策劃并支持大規模的屠殺和鎮壓，以追求它們在印尼或其它地方
的經濟與戰略目標。

　　　　　　　　　二、華盛頓要求軍人政府上臺

　　美國國務院和中央情報局的有關文件表明：蘇哈托和他的同僚們在1965年10月1日攫取大權后，就在美國領導人的敦促下，使用軍隊和“穆斯林”行刑隊屠殺了數萬名工人、學生和農民。

　　《悉尼晨報》在介紹這些文件時指出，“美國和澳大利亞知道發生了什么，
但是一如既往地支持軍隊的血腥政變。”實際上，這些檔案表明，美國當局及其
合作小伙伴澳大利亞政府在其中擔當了積極的角色。

　　首先，文件顯示美國官員與印尼軍方有著長期的密切關系。他們力主蘇哈托
軍人集團斬盡殺絕印尼共產黨，并要求建立軍人獨裁統治。

　　在1965年10月至1966年2月，美國駐印尼大使馬歇爾·格林從雅加達向華盛頓發送了大量電報；收件人是國務卿迪安·臘斯克和他的助手。格林于印尼政變前夕抵達雅加達。民主黨政府的約翰遜總統根據格林所具有的這類特定經驗，選中他為駐印尼大使。在格林早年在南韓任全權代辦任內，全斗煥發動了政變，開始了長達30年之久的由美國支撐的軍人統治。在此之后，格林被調到澳大利亞任職，直至1975年威特倫勞動黨政府的垮臺。

　　格林及其他美國高級同僚參與1965年至1966年大屠殺行動，部分已經記錄在檔。格林和其他美國退休的外交官和中央情報局官員于1990年承認，他們向印尼將軍們提供了數千名印尼共產黨在全國、地區和地方的領導人的處決名單。1990年5月21日《華盛頓郵報》發表的國家新聞社的一個報告，其中援引格林以下的一段話以證實他扮演的角色：“我知道我們比印尼人擁有更多的有關印尼共產黨的情報……美國供給的情報質量高于他們所掌握的一切資料。”

　　這一黑名單是由原美國中央情報局遠東分局主任、后任中央情報局局長的威
廉姆·科爾比于1962年之后督促擬訂的。科爾比這一做法并不僅僅局限于印尼。他在1990年所接受的一次采訪中，把對印尼共產黨的情報收集工作與他在越南所指揮的臭名昭著的“菲尼克斯”計劃作了比較。在后一計劃中，有兩萬名越南全國解放陣線的成員和支持者被列入刺殺對象名單。

　　根據《悉尼晨報》此一報道的作者瑪麗安·威爾金森，最新文件包括了美國
有關大屠殺的前“絕密級”和“機密級”紀錄，這些材料是由華盛頓的研究者約
翰·凱利為制作一部過時的紀錄片而收集的，它們已經被收進最近的解密文件中
。還包括由美國律師凱茜·卡登于1990年得到的美國殺人名單紀錄。

　　但在這些最新資料中，沒有一件是有關蘇哈托發動政變前的準備階段的。但
資料顯示：這些政變發生僅四天之后，格林就表示希望軍方能夠利用1965年9月30日六名將軍被殺的機會，指控印尼共產黨陰謀奪權并控制印尼。

　　盡管格林說對印尼共產黨對事件的參與的“并不確定”，他于1965年10月5日發給華盛頓的電信中，仍強調軍隊必須行動果敢：“不管是何背景……軍隊控制著局勢，它擁有諸如報紙、電臺、電視等重要的權力工具。它還掌握了六名高級將領被殺的原因；如果軍隊想利用這一點的話就可以加以利用。它已經開始這樣做……除了共產黨和他們的隨從，穆斯林團體和其它人都站在軍隊一邊……”

　　“如果行動神速的話，軍隊現在具有擊敗印尼共產黨的大好時機……被害將
軍尸體的發現，使上述洶洶勢頭達到了高峰。總而言之，機不可失，時不再來…
…”

　　格林指出：華盛頓期待印尼軍隊廢黜蘇加諾總統的夙愿終于可以開花結果了
：“盡管有種種不如人意之處，我們相信軍隊會把最近的事件歸罪于印尼共產黨
及其盟友。雖然尚不能斷定其終局，使印尼擺脫蘇加諾影響力的痛苦過程，看來
似乎已經開始……”

　　他建議華盛頓“當權力斗爭公開化之時，應避免公開的卷入……然而，要明
確地向軍隊中的關鍵人物－－納蘇蒂安和蘇哈托表明：我們希望盡可能地伸手幫助……廣泛傳播有關印尼共產黨罪責、陰謀和暴行的故事（如果我們可以找到某種方式不暴露這一宣傳純粹或大部分是出于美國所下功夫的話，這也許是目前能夠給予印尼軍方最急需最有效的援助）。”

　　兩天后，格林警告華盛頓他擔心軍隊也許走得不夠遠，“軍方抗拒蘇加諾的
決心仍然很不清楚，”他寫道。然而在他匯報軍隊專門對付勞工階級的行動時，
卻稱在這方面顯示出了令人鼓舞的跡象：“軍隊橫掃了下層階級居住的雅加達郊
區，圍捕了在9月30日暴力事件中表現積極的共產黨準軍事分子。”

　　在此之后的10月8日，格林變得更為樂觀！“在印尼的多少年以來，共產黨第一次抱頭鼠竄了，”他發電說。其中讓他最為鼓舞的是：“印尼共產黨的組織機
構分崩離析，黨的文件四處散失。今天雅加達印尼共產黨總部的被焚燒，使這一
情況達到了頂點。”

　　至10月13日，格林可以放心報告大清洗正在取得進展：“反共行動繼續不斷升級。今天的戰果包括關閉親共的大學校園，取締左翼學生組織，對印尼共產黨據點發動更多的攻擊……青年團體搗毀了第二家印尼共產黨的書店。”

　　兩天以后，格林就與軍方首腦和穆斯林政治領導人的會談情況匯報說：“軍
方和穆斯林方面與使館人員討論了他們希望軍隊遵循的下一步戰略。他們期待軍
隊發動一個接一個的運動，不僅針對印尼共產黨，而且是整個共產黨和蘇加諾的
派系。”

　　同一天，他還急不可待地發送了大規模屠殺已經開始的絕密報告：“盡管蘇
班德里奧（蘇加諾的外交部長）企圖阻止，軍隊已經處決了74名與政變企圖有關的共產黨人。”

　　格林決計要使反共屠殺越演越烈。他要求向美國情報機構轉發了一個強調需
要更多的反共煽動的電報。“在所有的媒介中，通過暗示和重復那幾樣事實，把
這些恐怖和慘劇與北京當局及北京牌號的共產主義聯系在一起；把對那些將軍們
的殘暴屠殺和殘肢行為與在南越對付村長們的類似暴行相聯系。”

　　蘇門答臘建有很多工業和石油項目。10月18日，格林就該地由軍隊支持的穆斯林青年團體所搞的反共反華裔大屠殺，呈送了一份繪聲繪色的報告。“穆斯林開始在棉蘭和其它蘇門答臘北方城市襲擊華裔共黨分子。商店被焚燒，家居被搗毀，華人被毆打。美國領事看到在棉蘭和巴拉望（巨港）的華人居住區火光沖天。穆斯林在行動中，顯然并不區分誰是華人共黨分子，誰是印尼公民。”

　　兩天后格林又以贊許的口氣發電說：“在雅加達據說有數千印尼共產黨干部
被逮捕，……其中有數百人被處決”。但他堅持軍方應該再接再勵，去完成他所
稱之為的“關鍵性任務”。“迄今為止，印尼共產黨的基本潛在力量似乎仍舊基
本完好無損，如果其地位得到政府承認以及軍隊的鎮壓就此中止的話，就純粹的
組織機能而言，它仍然有能力迅速地恢復并卷土重來。”

　　“不管怎么說，軍隊在摧毀印尼共產黨方面不遺余力，對軍方執行這些關鍵
性任務時所表現的堅定性和組織性，我的敬意與日俱增。”

　　10月23日，格林對軍方減弱其行動再次表示關切。但四天之后，他說他再次感到鼓舞，根據美國使館武官威利斯·艾塞爾在玩高爾夫球時從一名印尼高級軍官那兒得到的消息：“我們很快就能聽到處決那些有名人物的報道，而蘇加諾可能會請求從寬發落這些人。”

　　美國使館同軍方的密切聯系，可以從同一天中央情報局的一個電報中得到證
實。電報內容來自東爪哇軍隊司令那里，說到“他將會對印尼共產黨開始大規模
的逮捕鎮壓……”

　　從華盛頓發給格林及其同伴的電文似乎顯得異常稀少－－這些與格林所發電報方向相反的電報流通，也許能揭示出更多的真相。10月29日，一封來自國務院的電報上印有“行動”一詞，清楚地顯示約翰遜政府要求建立一個軍人獨裁體制，并隨時準備提供經濟和軍事支持。

　　這一電報指出華盛頓正在擬訂其對印尼政策，并希望看到一個軍人政權：“
或早或遲……軍方首腦們就會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他們是唯一能夠在印尼建立
秩序的力量。不管有無蘇加諾的參與，他們必須出面組建一個軍人的或軍人文職
結合的臨時政府。

　　它督促美國使館告訴印尼軍方：“在將臨的幾天、幾周或幾個月之內，我們
在影響人民和事件發展方面，將會得到前所未有的機會……也許會需要輕型的武
器裝備來對付印尼共產黨……當事件繼續發展，軍方會發現需要組織大規模的軍
事行動以對付印尼共產黨，我們必須為這種可能作好準備……當然，我們應該同
英國、澳大利亞和其它方面進行協商。”

　　在同一天，格林樂觀地報告說軍官們和穆斯林極端分子已經大局在握。“阿
塔吉省的穆斯林狂熱分子顯然已經使絕大部分的印尼共產黨組織陷入癱瘓之中。
阿塔吉人把印尼共黨分子被砍掉的頭顱在街上高懸示眾。”

　　在另一個蘇門答臘的省份中，一名美國使館人員描繪了軍方和“穆斯林”對
至關重要的加里得克斯石油部門的工會成員所采取的恐怖行動：“穆斯林在軍方
的贊同下搗毀了該城共黨機構，并關閉了共黨在農村的活動據點。軍隊襲擊了印
尼共黨頭目的住所，并通知加里得克斯公司的經理層，他們將于10月29日逮捕共黨在蓬邦的石油工會領導人。這些領導人構成了該省共黨組織結構中的核心部分。”

　　在經過了一個月大血洗之后的11月4日，格林對軍隊所起作用深感滿意。“軍
隊在對付共產黨方面的表現是一流水平的。現有各種跡象表明：他們代表了印尼
正在崛起的權威……馬上就面臨的問題是，怎樣在共黨基礎深厚的地區牢固地建
立控制并進行安撫，特別是在爪哇中部地區，以及對付共黨的破壞和恐怖行為。
穆斯林和基督教青年團體之間，以及在軍隊和其它方面，也可能發生流血沖突。
醫藥和其它方面的援助將會變得現實而緊迫。”

　　11月12日，格林依據從雅加達警方情報主任那里得來的機密消息向上匯報道：“在軍隊的支持下，爪哇東部和中部的民間反共組織每夜都處決50至100名印尼共黨分子。”另一份類似報告出自駐港口城市蘇拉巴亞（泗水）的美國領事特德·海維納之手。他寫道：軍隊利用穆斯林的人力借刀殺人。

　　在新年時，美國中央情報局和格林的使館人員都在估（計）核（對）死傷數字。中央情報局報告說：“在蘇門答臘北部、爪哇島東部和中部以及巴厘島，針對印尼共產黨及其同情者的大屠殺仍在繼續。”格林的副手則根據一個友好大國的情報來源作出估算：“作為對9月30日事件后果的評估結果，使館的計算和另一個保密來源的計算一致認為：總計被殺人數是約40萬人。”然而電報補充說，真正的死亡人數可能更多。

　　又一年的殺戮和恐怖統治開始了，這時美國及其在倫敦和堪培拉的盟友所作
的種種努力尚未完全如愿以償。直到1967年3月，蘇加諾的總統職位被正式移交給蘇哈托，才給所謂的“新秩序”體制宣告成立鋪平了道路。

　　　　　　　三、澳大利亞政府對印尼事件的參與

　　在堪培拉澳大利亞檔案館內一直是保密的文件表明：澳大利亞政府（那時是
由自由黨總理羅伯特·門齊斯爵士執政）和澳大利亞軍方、情報機關和外交部門
深深地參與了1965-1966年蘇哈托發動的印尼政變。

　　文件核實：澳大利亞政府在其中的角色和美國的角色一樣積極，只是規模稍
小而已。澳大利亞軍方為參加屠殺的印尼軍隊提供過訓練，而且在1965-1966年，
門齊斯政府及其官員和美國、加拿大和英國有關部門極其密切地互通情報、報告
和事態評估。

　　此外，有關紀錄表明：從駐雅加達的澳大利亞使館發出的電報，和從美國大
使館發出的電報的每詞每句都一模一樣，都堅持認為以蘇哈托為首的印尼將領們
必須殘酷無情地鎮壓支持印尼共產黨的社會基礎，特別是印尼產業工人。

　　這也不是什么“無區別的屠殺”。文件指出了美、英、澳等國政府都具有的
一個共同觀點，即在印度尼西亞建立起一個軍事獨裁政權，對于支持在越南、老
撾、柬埔寨、泰國和馬來西亞進行的撲滅反帝斗爭的全局戰爭具有關鍵作用。

　　1965年在印尼政變之前，門齊斯政府向婆羅洲（即北加里曼丹）和南越都派出了軍隊。一月份，澳大利亞政府同意在婆羅洲部署一個野戰營和一個上百人組成的特種部隊，去和蘇加諾政府為抵抗英國支持的馬來西亞建國而動員起來的軍隊作戰。策劃中的馬來西亞國土，包括了自然資源豐富的英國的殖民地沙巴和沙撈越。四月份，門齊斯內閣首次派出一個步兵營的軍隊去幫助美軍侵略越南。

　　《悉尼晨報》發表的文件只是間接地和澳大利亞政府參與美國部署印尼政變
的情況有關。目前霍華德政府仍舊禁止人們查閱有關印尼事件的上百頁檔案。毫
無疑問，公開了的文件，都是最無關緊要的。

　　然而，即使是這些，也已經相當確鑿了。它表明：于1965年10月5日，即蘇哈托奪權的僅四天后，澳大利亞駐雅加達大使米克·山使用了和美國大使格林一模一樣的語言歡呼蘇哈托的政變。山向堪培拉報告說：印尼軍隊對付共產黨“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山甚至比美國人還強烈地要求印尼將領們堅決行動。

　　美國方面的文件表明，美國和澳大利亞官員于10月17日在華盛頓商議印尼局勢以及印尼軍方的策略。美國國務院的一個備忘錄表明：美國助理國務卿麥克喬治·邦迪會唔了澳大利亞外務部主任詹姆斯·普林索爾和澳大利亞駐美大使基斯·沃勒，他們就印尼軍方的意圖交換了意見。

　　美方文件還顯示，在10月底，美國約翰遜政府決定蘇哈托必須建立軍人政府時，曾向門齊斯政府和英國政府咨詢。

　　11月份，澳大利亞大使館驕傲地報告：一次大屠殺行動是由澳大利亞訓練的軍官進行的。薩爾沃·艾迪上校是1964年從澳大利亞軍官學院經過十八個月的培訓后畢業的。1965年11月10日，他在畢業僅一年之后，指揮著400名特種部隊士兵掃蕩爪哇中部。在一個村莊附近，遇到了一個人數為一百到二百的人群，其中許多是婦女和兒童。報告中說，這群人向軍隊呼喊“新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手中拿著竹茅、刀子和一兩支槍。軍隊向人群頭頂開槍后仍無法阻止這群人，便向人群射擊，打死七人，打傷十七人。

　　印尼大屠殺發生的同時，門齊斯政府及其外務部力圖對澳大利亞電臺的對印
尼廣播實行控制和新聞檢查，以保證“毫不傷害蘇哈托總統”。

　　11月5日，印尼軍隊出于對門齊斯政府的信任，向堪培拉發出一個信息，請求澳大利亞電臺播出一條不利于印尼外長蘇班德里奧的新聞。這個信息還說：“報道千萬不要暗示：軍隊及其支持者是親西方的或右翼的”。在當時的那個階段，印尼群眾中的反殖情緒仍十分高漲，印尼軍隊將領們仍不敢公開地和他們的西方主子站在一起。

　　1965-1966年事件暴露了澳大利亞的政治和軍事體制的真實面目。為了敷衍公眾，政府領導人唱著“民主價值”的高調，而真實的紀錄是：只要需要，他們就
推行和支持軍事暴力，以及媒體操縱。

　　澳大利亞政府對印尼大屠殺的參與不是什么已經過去的事，也不是一個意外
錯誤。代表澳大利亞參與印尼政變的主要人物，在后來的許多年中，全部得到了
獎賞。當時的澳大利亞外務部長保羅·哈斯拉克后來被封為爵士，并成為澳大利
亞總督。另一個外務部重要官員戴維·黑，也被封爵士，并于1967-1970年被任命
為巴布亞新幾內亞的總督。

至于澳大利亞工黨，它在1965-1966年期間在野，同樣支持印尼的大屠殺。于90年代初任首相的保羅·基定為此作了最好了總結，他說：蘇哈托的政變，是澳大利亞戰后戰略史上最重要和最有益的事件。

從骨灰上三起三落的印尼共產黨

—— 印尼共產黨簡史

作者：克雷-鮑文(Craig Bowen)

                         譯者：詹特拉

譯者的話：

    印尼共產黨創立于1920年5月23日，比中共早一年又一個多月，比馬共早了近十年。如本小冊子的題目所示，印共在其歷史上曾經歷從骨灰上的三起三落，尤其是1965年9-30事件那次，慘遭以蘇哈托為首的右派軍人集團摧殘，最為慘重，幾乎到了難于復蘇的地步:黨的最高領袖（包括艾迪主席）被殺，數十萬黨員和成千上萬的男女老幼支持者也沒能躲過屠夫們的刀槍，一個號稱擁有三百萬黨員和兩千萬支持者，在世界上僅次于中蘇兩大黨的第三大黨，為什么毫無抵抗就在一夜間轟然倒下？印共歷史的三起三落，尤其是第三次，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有什么影響，特別是在黨的思想政治理論和組織建設、黨的斗爭路線和方針方面，對前殖民地世界人民的革命斗爭有什么經驗和教訓，值得參考和借鑒?這是國際上許多嚴肅的歷史學者至今仍然很有興趣思考和研究的主題。

   抱著這個目的，譯者試圖把這本從用語、觀點、立場和方法來看，顯然是另類馬克思主義者的作品翻譯出來，給對印共斗爭史感興趣的讀者，提供多一種閱讀選擇。俗話說，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意思是，真正的革命者不怕借助別人的批評和幫助來改正自己的缺點和錯誤。

    需要說明的是，本譯文對原文略有刪節，主要是刪除了帶較強烈派系色彩具有爭議性的評述。

                          引    言

二十五年前，印尼共產黨是世界上最大的很有志氣和抱負的革命政黨，擁有350萬名黨員。之后六個月，它實際上就被消滅了，有上百萬人民被殺害。但是，這不是印共（PKI）第一次被粉碎。印共在五十年的時間內曾三次崛起，三次被粉碎，而最為恐怖和最為悲慘的一次，就是緊接著1965年9月30日事件而來的那一次。

事情為什么會發生？本小冊子將試圖回答這個問題，為此，將聚焦于印共整個歷史上反復出現的一些基本主題和理論問題。

不過，這樣寫不僅僅是因為對歷史的愛好而已。我們相信，印尼的教訓在當今所有的前殖民地世界仍然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印共面對的理論問題，跟整個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積極分子今天所面對的問題，基本上是相同的，而本小冊子正是針對那些認真的積極分子而寫的。

本小冊子只能算是對于印共極其豐富的歷史的一個介紹而已。同時，有關這個題目的書相當多（其中一些非常糟糕），據我們所知，自三十年前有了印共領袖艾地寫的“正史”以來，印共的歷史尚未曾濃縮成小冊子形式出現。

這將會是對印共歷史的一次非常嚴謹認真的審視，不過，必須指出，盡管有各種批評，很明顯的是，五十多年來，印共把印尼社會幾代尖子都吸收到自己的隊伍里。印共被消滅的消息，是對整個國際勞工運動一次可怕的打擊。

二十五年來，全世界的資本主義報紙拍打著自己的胸膛，天天大肆吹噓：“馬克思主義已經死亡！”的信息。然而，盡管資本主義獲勝的空話滿天飛，階級斗爭的勢頭一直沒有減弱，特別是在前殖民地世界。本小冊子在現在出版，也許是適逢其時，如今，勞工運動的領袖們在國際上實際上正和資本家一起垂頭喪氣地為馬克思主義高唱喪歌。

我們的分析恰恰相反。

在印尼，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曾經是貫穿整個工人階級運動歷史的支柱。而且，任何屠殺，任何拷打，任何監禁以及任何鎮壓，都不能消滅思想。

   尤有甚者，正如印尼新一代積極分子知道的那樣，革命從來不曾也從來不能在座談俱樂部的圍墻內取得成功。政治理論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但不是鑒于其自身的價值。理論的全部意義在于它是行動的指南。正如一位勇敢的死在波文蒂古(Boven Digul，此處為荷蘭殖民統治時代關押和放逐印尼政治犯的集中營和流放地，位于新幾內亞島，今之西伊里安——譯者)的印共元老阿里爾漢姆（Aliarcham）所說的：“一面學習，一面斗爭：不學習就不可能去斗爭！”

   我們完全相信，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不但遠遠沒有死亡，而且將再次成為印尼強大的勞工運動背后的推動力，當它又一次從骨灰上崛起之時。

   它只是時間問題而已。

   1990年9月

早 年 時 期

印尼的共產主義運動來自一個與眾不同的源頭。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于1914-1918年——譯者），造反之風吹襲整個爪哇（Jawa）。荷蘭殖民主義者處在四面楚歌當中。遠在數千英里之外的列寧寫道：“一個有著重要意義的進展是，荷屬東印度（Dutch East Indies ，印尼在舊殖民時代的名稱）的革命民主運動到處蔓延……政黨和工會正以令人驚異的速度在建立。政府正在禁止它們，因而只能煽起憤懣情緒和加速運動的發展。”

   荷蘭殖民主義是非常殘酷的。一位美國的來訪者寫道：“一位波利尼西亞人（Polynesian，波尼西亞指中太平洋的島群，主要包括夏威夷群島、薩摩亞群島、湯加群島和社會群島等——譯者）被流放到普通的爪哇人活動的一個地點時，將會立即虔誠地相信，這就是傳教士曾告訴他的關于地獄的最壞的事情。”對印尼大眾的剝削是如此之深重，以致19世紀荷蘭社會資本大部分資金的形成，是靠吮吸印尼的財富得來的。然而，印尼人自己的生活水平不是停滯不前，就是在下降。

   一位自己曾經當過種植園主的作家這樣描繪爪哇的契約勞工：“他們可能不會逃離自己的工作，因為這樣做受到他們的契約禁止，而這些契約是那些愚昧無知同時受誤導的苦力們在爪哇某處簽訂的……他們是在從事強迫勞動，或者換句話說，他們是奴隸。這些苦力們由早到晚艱難地、辛勞地彎著腰工作；他們深陷于發出陣陣惡臭味的沼澤地，而貪婪成性的水蛭們則在吮吸著他們稀薄的血液，傳播瘧疾病的蚊子們也在毒害著他們病弱之軀。但他們不能逃走，因為他們被契約捆綁住。公司的打手、守衛和警察們，這些非常有力氣而且像野獸般殘暴的大力士們，將會追捕到那些逃跑者。而當他們抓到他時，少不了給他一頓毒打，并把他關押起來，因為契約把他捆綁死了。”

   爪哇的第一條公路也是在荷蘭總督丹德爾斯（Daendels）的指揮下，利用強迫勞工修建的，那些不能按時完成他們獲分派路段配額的勞工立即被吊死。但是，最豈有此理的是，這條公路“只準歐洲人專用。兩旁的泥巴路則是提供給‘土著’的！”（注1）

   然而，對這種情況非但沒有逆來順受，在整個殖民地時期都發生反荷起義，至于爪哇島以外的地方，荷蘭直到進入20世紀許久之后，才完成對它的直接控制。萊佛士這個英國殖民主義者曾評論說：“自從歐洲人到來之后，他們（爪哇人）不錯過任何一個機會，企圖重獲自己的獨立。”不過，各種叛亂總是僅僅在地方或區域層面發生。

   1911年，印尼第一個全國規模的群眾性政治組織——伊斯蘭協會（Sarekat Islam）成立了。它原本是為了保護爪哇峇迪（batik，一種印花布——譯者）商人在與印尼華商競爭時的利益而成立的，隨后它在烏瑪爾-賽伊德-佐格羅阿米諾多（Umar Said Tjokroaminoto）領導下，很快就變成一個由城市商業階層擴散到城鎮貧苦居民，并深入到鄉村地區的不滿情緒聚焦點。

   差不多與此同時，一位原荷蘭鐵路工會負責人Henk Sneevliet，因為在荷蘭上了黑名單，跑來印尼找工作。在他的推動下，印尼社會民主聯合會（Indonesia Social Democratic Association，簡稱ISDV ）于1914年成立。它的會員人數從原來的60人在次年就增加到85人，而且，他們還開始出版報紙，不過是用荷文出版，因為印尼社會民主聯合會的絕大部分會員都是荷蘭人，而且，盡管實際情況顯示，貧窮在加劇，他們無法擴展影響至印尼的老百姓。

   這時候，與其說是政黨不如說是一個社團的伊斯蘭協會，相比之下，卻擁有成千上萬的支持者。于是，印尼社會民主聯合會作出決定，把自己的工作向這個社團傾斜，而印尼的第一代馬克思主義者，正是從這個源頭吸收過來的。

   他們當中的佼佼者是一位名叫司馬溫（Semaun）的年輕鐵路工人，他在17歲時就擔任印尼社會民主聯合會泗水（Surabaya）分部的副主席，1917年又擔任第一張印尼文社會主義報紙《自由之聲》（Soera Merdika—原文如此，英文是The Free Voice——譯者注）的一位編輯。

   1917年是翻天覆地的一年。這一年，印尼社會民主聯合會內的保守分子由于Sneevliet在黨報上寫了一篇慶祝俄國二月革命的文章而分裂出去。這篇文章聲稱：“荷蘭人在荷屬東印度的統治將步沙皇的后塵，只要印尼人下定決心去抗爭的話。”

   政府立即開始對Sneevliet提出控告，并且企圖禁止有關起義的議論，它不可避免地產生反效果，要不了多久每個人都在談論俄國革命了。

   在Sneevliet候審的同時，保守派控制的印尼社會民主聯合會巴達維亞（Batavia，即今之Jakarta雅加達—譯者）分部發表了一份聲明，聲稱“我們應該反對那些置本地居民群體為實現民族獨立和自由需要的團結于不顧的人，通過他們的所謂社會主義國際主義在內部挑起不和。”

   其時，伊斯蘭協會也陷入混亂狀態之中。司馬溫已經遷移到三寶壟（Semarang）。在這里，他在創建強大的伊斯蘭協會分會的工作中起著關鍵作用。該分會對伊斯蘭協會領導層越來越多地作出公開批評。到了1917年代表大會時，佐格羅阿米諾多和其它伊斯蘭協會的領導人要求斷絕與印尼社會民主聯合會的一切聯系，但是，作為印尼社會民主聯合會勢力中心的伊斯蘭協會三寶壟分會卻獲得其它分會的有力支持。

   結果，伊斯蘭協會不但沒有把印尼社會民主聯合會除名，反而被迫發表了一篇聲明強調指出:如果“議會行動證明是沒有效果的話，伊斯蘭協會將毫不猶疑地起來造反。此外，大會還譴責外國‘罪惡’的資本主義，要求有政治組織結社自由，根本上改善勞動和土地的立法，實施免費的公費教育。”（注2）

   這樣一來，伊斯蘭協會就由六年前的一個保護商人（利益）的同業公會，以及僅僅在四年前還宣稱它無條件效忠于荷蘭政府的組織，變成朝著革命方向迅猛前進的一個群眾團體（組織）。

   不過，布爾什維克領導的1917年10月革命，是當年所有事件中具有最重大影響力的。它發出了震撼全世界的電擊般的刺激。然而，它尤其鼓舞了印尼的革命者，因為別人老是告訴他們說，印尼太落后了，它沒有一個強大的無產階級足以奪取政權，而且事實上，它還受“實行社會主義革命所必需的各種因素都闕如”的困擾。可是如今，俄國，這個落后的以農業經濟為基礎的國家里，工人階級卻奪取了政權！

   在布爾什維克的鼓舞下，印尼社會民主聯合會開始組織士兵和海員蘇維埃（委員會），而且在三個月內，就成立了一個擁有3000名會員名為赤衛隊的組織。

   另一方面，經濟情況繼續惡化，實際收入由1914至1924年連續不斷下降，一種“普遍焦躁不安”情緒到處擴散。印尼社會民主聯合會把相當多的注意力都用于伊斯蘭協會的工作上，它的地位和影響力穩步地獲得進展。印尼社會民主聯合會成員達爾梭諾（Darsono）成了伊斯蘭協會的正式宣傳工作者，司馬溫則成了伊斯蘭協會負責西爪哇（工作）的專員。

   到了1919年的伊斯蘭協會大會，印尼社會民主聯合會的影響力已強大到不容置疑的了。他們的報章在報道這次大會時聲稱：“……斗爭矛頭已經是直接指向資本主義，而不是像以前那樣，只是少數人對于‘罪惡的資本主義’,一種基于對社會主義某種誤解而產生的概念組合作出攻擊。”

   但是，潮流開始轉向。在革命者當中都抱著這樣的看法，俄國革命只不過是將會橫掃整個歐洲，包括荷蘭在內的一系列革命中的第一個罷了，而它反過來將會貫穿印尼的運動。然而，歐洲的運動被打敗了（原因我們稍后再談），與此同時，印尼的赤衛隊隊員和印尼社會民主聯合會成員被監禁，荷蘭人革命者遭到驅逐。

作為商業資產階級的穆斯林利益集團在伊斯蘭協會內持續失去地盤，于是它們開始進行重組，其結果是鬧得分道揚鑣。在短短幾年內，伊斯蘭協會就垮掉了。

印尼社會民主聯合會通過在伊斯蘭協會的工作，使自己由一個幾乎與印尼大眾毫無聯系的荷蘭僑民小團體變成在許多地區實際上領導人民大眾的由印尼人占壓倒性多數的組織。

   不過，當伊斯蘭協會倒下來的同時，印尼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尚未結束。1920年，印尼社會民主聯合會改名為印尼共產黨(Partai Komunis Indonesia，簡稱PKI)之后，它成為亞洲的第一個共產黨，而且，盡管人數很少，它在1920年代，在公眾支持度方面遠遠超過印尼任何政黨。

   1920年代初，印共領導了許多重大的工潮，特別是1922年當鋪工人的罷工和1923年鐵路工人的罷工。這些罷工雖然都失敗了，但是卻進一步嚇怕了荷蘭當局，轉而加強了對印共活動的鎮壓。印共一些很有才干的領導人，如丹馬拉卡（Tan Malaka）、伯斯馬（Bergsma）和司馬溫被驅逐出印尼，Sneevliet也遭到同樣的命運，而且接踵而來的還有很多。

   也正是大約在這個時期，黨放棄了民主集中制的組織方式，反而作出決定，地方單位不用知會黨的總部就可以獨立行動，“只要它的決定符合印共的黨章和規章制度”。（注3）

   在這種日益動蕩不安的形勢下，試圖在“按自己的意愿行事”的基礎上組織一個革命的政黨，無異于一種災難因素，尤其是考慮到黨相對來說缺乏經驗，黨的干部頻繁地遭到逮捕、監禁和驅逐。（毫無疑問，這些因素在一開始作出這項決定時就發揮重大作用。）

   1925年中，由于經濟情況有所好轉，罷工行動開始再度發生。它們全都是未經工會同意自發進行的，而且全都是小規模的，大部分都不成功。接著，在三寶壟開始爆發了大規模的罷工行動。隨后，棉蘭和巴達維亞的工潮以及泗水近似總罷工的工潮接踵而來。鎮壓行動加強了。集會權利在凡是有印共存在的地區被禁止了。挫敗感和絕望情緒，尤其是在那些剩下的沒有經驗的領袖們當中擴散。于是，決定在第二年組織一次起義。

   “可是，到那時候，一向作為主要革命推動力的爪哇工人組織，由于工潮的失敗，正處于一種崩潰癱瘓的狀態。在某些地區成立了秘密恐怖組織，但是中央對它的控制很少或等于零，因為中央的想法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它如今被禁的出版物來傳達。地區黨組織內部發生了爭執，甚至于小單位向分部領導鬧獨立性的現象日增。”（注4）

   使事情變得更為糟糕的是，黨的領導層本身在起義問題上產生了分歧。在起義準備階段，有些領導人出巡到分部時表明贊成，其他則表明反對這個想法。這個組織很明顯地陷入了混亂狀態。（注5）

   所以，當這些起義出現時都遭到徹底失敗了。盡管造反的情緒確實存在，爪哇的運動還是很快就被鎮壓下去，除了萬丹(Banten)的抵抗一直持續到1926年底，而蘇門答臘（Sumatera）的起義直到1927年初才開始，而且很快就被粉碎了。有一萬三千人被捕，而在被捕者當中有數目不明的人被處決。數以千計被監禁，一千三百人被流放到令人恐怖和傳播瘧疾的蚊子大量滋生的位于西巴布亞（West Papua，即今之西伊里安）的波文蒂古集中營。

   印尼的共產黨人的公開活動的第一階段就這樣結束了。

                     地 下 和 獨 立 時 期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從這一階段起，民族主義才成為斗爭的重點，而民族主義運動也隨之興起。

   事實上，所有資產階級評論員中最精明的Ruth McVey曾指出，當時的印尼共產黨人認為，“民族主義是19世紀的歐洲一種特殊現象，而不是他們的年代的印尼存在的嚴重問題……革命的目標不僅僅是為了實現獨立，而且是為了實行激烈的社會改革，這種概念不局限于黨中央領導層內的左派教條分子，它是印共受大眾歡迎的訴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個訴求的力量表現在這一事實，即對手們寧可在幾乎所有問題上攻擊印共，除了共產主義本身。”（注6）

   整個運動不僅在實質上而且在精神上已經陷入倒退的狀態。關注世界上發生的事件以及隨后反過來在印尼內部本身也產生了決定性影響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也是重要的。

   全世界的革命者曾期望，俄國革命能成為一系列革命中第一個至少會使歐洲若干革命時機無疑已成熟的主要國家的工人階級取得政權的革命。然而，由于歐洲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們基本上站到“他們自己的”資本家階級一邊，而且由于那里年輕的革命政黨還沒有發展起來成為戰勝這種情況的力量，這些國家的革命失敗了。

   在中國，共產國際曾命令中國共產黨根據據說是基于印尼經驗的戰略，與（中國）國民黨，一個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組織合作。但是，在這里存在著極其重要的區別。印尼共產黨人并沒有掩蓋自己的綱領，而是相反，高聲地宣布它。

   相比之下，“共產國際領導層命令中國共產黨人犧牲自己的綱領去迎合國民黨的資產階級綱領的需要……解散自己的獨立報刊，甚至把自己黨員的一份名單呈交給了國民黨領導層。”（注7）其結果，中國共產黨遭到一次慘重的失敗，成千上萬的工人被殺害，成為1965年印尼發生的一場令人不寒而栗的大屠殺的預演。

   “印共歷史第一階段的結束，給印尼共產黨人的活動領域帶來轉變。印尼本身如今只是舞臺上一個很小的角色。直至1935年，在那里（印尼）并沒有出現有重大意義的活動。其時，居住在莫斯科的一位印共流亡領袖慕梭返回到印尼，成立‘非法的印共’。不過，共產黨人遠為重要的一個活動中心則在荷蘭，許多未來的印尼共和國領袖那時候作為學生正在那里生活。”(注8)

   好多年來，在荷蘭就已存在一個名叫印尼協會（Perhimpunan Indonesia）的民族主義組織，而那些在國外的學生正是參加這個組織。在同一時期，印尼自己內部無數的民族主義組織，包括印尼國民黨（或譯為印尼民族黨，PNI）、印尼黨（Partindo）和印尼運動（Gerindo）等，如雨后春筍般地出現。而印共黨員尤其在印尼運動（Gerindo）內進行活動。在這一時期，在工會內的工作也繼續保持。

   經濟大蕭條對印尼經濟帶來了嚴重破壞。因為稅賦增加以應付危機——1926-1932年稅賦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四，農民們被迫典當自己的土地。正如一位右翼作家JM Van Der Kroef說的：“那種無產階級化過程，長遠來說只能加強共產黨的吸引力，而1930年代并沒有發生什么特大的突發事件能被認為是（印共）所制造……毫無疑問，印尼社會日益廣泛的政治覺醒在晚些日子已隨時可以加以利用。1933年荷蘭水兵在七省號（Zeven Provincien）海軍艦艇上發生短暫嘩變，奪取了艦艇的指揮權，并企圖把艦艇駛往俄國的一個港口，直到荷蘭的海軍戰機對它進行了一輪轟炸才終止了這項計劃。這場嘩變，盡管據說是由社會主義的工會和民族主義者策動的，對印尼政治輿論的發展不是毫無影響，雖然它以可恥的失敗而告終。其時在印尼的筆者，從多個荷蘭人的圈子聽說，共產黨人確實要對這場嘩變負責……”(注9)

   出口暴跌。1932年（原文錯為1925年，估計指大蕭條后期的1932年——譯者注）出口銷售的總數僅達到1925年的百分之二十五。貧窮和困苦加劇，失業上升，經濟萎縮，工資削減。支付的工資（以百萬荷蘭基爾德貨幣為單位）：1929年為102；1931年為84；1934年為10。

   當時，共產國際不顧西方資本主義已經把希特勒上臺執政當作它們“反對共產主義的堡壘”的事實，宣稱全世界的共產黨人必須與他們各自的資本主義（政府）組成反法西斯“人民陣線”。

   正如Ted Grant指出的，“……每個人都清楚知道，希特勒對蘇聯非常危險。……如今，斯大林在尋找自己的同盟軍時，轉向了英國和法國的資產階級。‘人民陣線’的政策啟動了……”（注10）

   在印尼，“人民陣線”政策意味著不僅要與印尼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合作”，而且也要與荷蘭人“合作”。按照這條“路線”，其他的各種考慮，即便是獨立的訴求，也必須服從于反對法西斯的斗爭。

   在荷蘭，就荷蘭共產黨來說，它不僅要把社會主義，而且也要把荷蘭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如印尼的獨立，排除在議事日程外。與此同時，如今受共產黨人控制的國外學生的組織——印尼協會，也把“獨立”的字眼從自己名叫《印尼獨立》的會刊上刪除下來。

   這樣一來，在1942年日本人入侵印尼的時候，印共曾被迫需要勸說印尼大眾應當與荷蘭人結盟一起抵抗日本人。但是，印尼大眾并不愿意接受這一安排。實際上，（印尼大眾）不但不把日本人當作主要敵人，而且，據未來的印共領袖艾地的回憶：當日本人初來乍到時，“印尼人民懷抱著把日本人當作解放者的幻想……”。這種幻想迅即被驅散了。

   值得注意的是，荷蘭殖民主義者并不像印共那樣抱有那種“結盟”的幻想。當某些印尼人真的向荷蘭人請求發給武器幫助抵抗日本人時，他們得到的回答是：這是“不可能的”。

   這里提供一個與印共正式路線形成有趣對比的事例，就是那些因1926-1927年起義仍然作為囚犯的印尼共產黨人的境遇。為了防止日本人利用他們來達到宣傳的目的，逃之夭夭的荷蘭行政當局把他們一起帶往澳大利亞。

   他們因為過去十五年身陷囹圄，完全不樂意接受與荷蘭殖民主義者結盟的想法。

   Rupert Lockwood的評論揭露：“雖然澳共（CPA）加以勸說，印共……最初犯了令澳共毛骨悚然的宗派主義錯誤。印共把D營鐵絲網內發生的許多問題也帶來了。印共不少黨員說起話來依舊是1926年那套激烈的陳詞濫調，并抗拒與荷蘭流亡政府合作。”（注11）

   但是，澳共堅持立場，并最終成功。他們的“勸說”體現在印共元老沙爾佐諾（Sardjono）身上，（一如Lockwood如此獨特地描繪）：“……（他）以身作則……穿上一套荷蘭人制服，像是荷印流亡政府公共聯絡官。”而沙爾佐諾以往十六年光陰卻是在一個荷蘭人的集中營里度過的！

   其他印尼工人并不完全心悅誠服。Lockwood談到戰爭期間駐扎在澳大利亞的印尼海員時不無失望地說道：“這些印尼人認為，這場戰爭是帝國之間一場毫無意義的沖突，而戰爭之后他們將會被要求接受那熟悉的專制主義者的指揮。”

   日本人的占領標志著一個轉折點。日本人入侵后只有八天，荷蘭殖民行政當局就宣布投降，在印尼大眾中產生了巨大的心理影響——他們見證了荷蘭人被打敗，而且是輕易地被打敗。

   與此同時，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幻想消失了。他們實行一套野蠻殘暴的勞役制度（romusha），至少有20萬人因此而喪命。據一些史料記載，日本占領時期，有高達2百萬印尼人死亡。因此，不管印共對荷蘭人的政策如何，但是由于他們對日本人占領采取了敵視政策，的確贏得了尊重。

   然而，隨著日本戰敗，整個形勢發生劇變，而印共卻失去了一次重大機會。

   George Kahin在評論從荷蘭歸來的共產黨流亡者時寫道：“很明顯，當他們于1945年底和1946年初甫抵達印尼時，他們嚴格地堅持執行莫斯科路線……他們最初的目標與荷蘭共產黨的并行不悖，就是反對共和國。他們把共和國看作是日本人制造和法西斯的，而他們的目標是要把荷蘭與印尼重新聯合在一起。所以，荷蘭政府樂意用飛機免費把他們送回印尼。”（注12）的確，在獨立斗爭時期，由于追隨莫斯科的指示，印共當時在客觀上不只是比印尼國民黨（PNI），甚至是比右翼穆斯林政黨-馬斯友美（Masjumi）更加右傾。

   但是，流亡者很快就發現自己所處的地位是荒謬可笑的。正如Kahin說的，“他們從內部認識了共和國。他們很快做出結論：它既不是日本人制造的，也不是法西斯專政的共和國。他們清楚地了解到，共和國得到居民們的熱情支持。”

   從1944年中起，在澳大利亞的流亡者組織成立了印尼獨立委員會，而且在他們的請求下，澳大利亞工會組織宣布禁止荷蘭船只停泊，展現出工人階級的國際主義精神。這對企圖恢復在印尼的殖民統治的荷蘭人來說，無異于一根“肉中刺”。必須指出，這主要是因為受到澳大利亞共產黨的影響和實際上抵制莫斯科路線的結果，顯而易見，保持一貫的親荷立場是站不住腳的。

   1945年底，一份當時的馬克思主義報紙《澳大利亞戰斗者》報道了剛由阿姆斯特丹發來的消息：“荷蘭政府采取的鎮壓印尼人民爭取獨立斗爭的帝國主義政策所激起的普遍憤怒，導致過去一周發生的有組織的士兵抗議運動，在上周六的大示威中達到頂點，而這個城市開始于星期一的大罷工，于星期二晚才宣告結束。”

   “在9月的第二周，位于阿姆斯特丹附近的Harderwijk兵營的士兵接到開拔到印尼的命令……士兵們起而反對政府的這個命令……斷然拒絕前往。他們成立了一個最初代表150人的委員會，然后到共產黨總部，要求給予援助……因為他們中許多人是共產黨員。總部的領導人拒絕給予任何援助。士兵委員會于是轉向其他工人組織……”

   就蘇維埃官僚機構喉舌莫斯科電臺來說，他們無視印尼1945年獨立宣言。直到1946年1月，蘇聯才采取對共和國友善的態度。

   在悉尼，奉命前往印尼協助恢復荷蘭統治的英國傘兵采取靜坐抗議行動，英國商船的海員發生嘩變。最后，緬甸、加拿大、斯里蘭卡、中國、埃及、荷蘭、印度、日本、新西蘭、巴基斯坦、新加坡、蘇聯、泰國和美國的工人們對荷蘭采取了抵制行動。

   正是印尼的青年人成為獨立斗爭背后的推動力量，而且，正是他們那壓抑不住的熱情促使1945年8月17日獨立宣言的誕生。

   （實際上，為了迫使蘇加諾簽字，他們曾一度綁架這位更加較為謹慎小心的民族主義領袖。）蘇加諾成為印尼共和國總統，而另一位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分子哈達成為副總統。

然而，荷蘭人根本就不樂意于失去自己的殖民地。隨著英軍于9月底開抵爪哇，他們企圖在軍事上重新維持自己的控制。

   據1945年12月的《戰斗者》報道，“缺乏重武器，缺乏軍事訓練，缺乏一切，有的只是對他們的正義事業必勝的滿腔熱忱，印尼人英勇地起來反擊入侵泗水（Surabaya，東爪哇最大城市——譯者）的英國人。

“他們的英勇無畏、獻身精神和管理能力，令世界包括帝國主義強盜們感到吃驚。現在，這些強盜們發現自己不得不要訴諸武力，而他們原本是希望通過各種欺騙和含糊其詞來達到目的。

“英軍司令部為了贏取時間以集合他們自己和荷蘭的軍隊，展開一系列有預謀的會談之后，對幾乎不設防城市泗水進行了野蠻的狂轟濫炸和炮擊，與此同時，還開放巴達維亞和其他港口，隨時迎接據說現今已抵達印度的荷蘭軍的到來。

“資產階級報紙幸災樂禍地說什么印尼人對英軍坦克進行“狂熱攻擊”時被打死，而當軍隊向一群‘暴徒’開槍時，有許多婦女和兒童也被擊斃。

“他們說，一個俘虜也沒有抓獲，因為這些土著不理會英國人要他們解除武裝的最后通牒。另一方面，他們繼續散布有數以千計的日軍在為印尼人而戰的習以為常的幼稚廢話……”

事實上，原本到印尼去解除日本人武器的英軍，反而把日本人重新武裝起來，如今這兩個昨日的敵人卻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反對印尼人。

英國人撤退了，但是，反對荷蘭人的斗爭在繼續，有時是在軍事層面，但主要是在政治層面，直至1949年12月終于實現獨立為止。在這一整個時期，印尼政府控制著國內一部分地區，而荷蘭人則控制著其他一部分地區。

然而，印共在放棄與荷蘭人結盟之后，依然完全地把自己埋沒在獨立運動當中。正如Ruth McVey指出的，“印共領導人追隨一種極端自卑的政策……將自己的綱領制定得與政府的完全如出一轍，即便是在政府的最不受歡迎的政策方面。”（注13）反映工人和農民利益的訴求，在“民族利益”名義下被擱置一邊。

1950年代中期，艾地在回憶印共沒有奪取獨立斗爭中的領導權時寫道：“在（八月）革命時期，黨放棄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對于自己在工人和農民群眾中進行活動的重要性認識不足。這些就是革命之所以失敗的原因……黨在八月革命中沒能認識到，非法狀態不再需要。黨沒能認識到荷蘭人的殖民地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一個新時代開始了。這是第一個錯誤，就是沒能宣稱黨是合法的并領導革命。”

結果，蘇加諾、哈達、沙里爾以及丹馬拉卡等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領軍人物之間在獨立運動領導權上展開了一場斗爭。而此時的丹馬拉卡已脫離共產國際，并且開始以一個“左翼民族主義分子”身份活動。

必須強調的是，盡管有這些錯誤，印共依然是一個擁有同情印共的軍隊支持的潛在的強大力量。由于認識到存在這種威脅的可能性，共和國政府領袖哈達在軍隊內部展開了一場“重組和整理”過程，意即解散印共部隊。支持和反對印共軍事部隊之間的沖突發生了，而且越來越頻繁，最后導致了1948年野蠻殘暴的“茉莉芬事件”。

1948年9月親印共士兵奪取了東爪哇中部城市茉莉芬。情況顯示，除地方層面外，印共并無參與策劃這次行動。然而，叛亂一旦開始便迅即變成奪取權力的嘗試，而且印共領袖慕梭宣稱自己是另一個新政府的頭頭。不過，猶如1926-27年起義那樣，它相當快就被粉碎了，雖然這次是更為血腥。然而，印共本身并不需要再經歷又一個二十年的地下時期。

的確，在這之后一年內，George Kahin就在《遠東述評》（Far Eastern Survey）談到印共的發展潛力時指出:“這種潛力是巨大的，尤其是在一批年輕知識分子中間，與他們對實現真正民族獨立的希望感到沮喪的程度成正比……一批具有高度領導潛力的年輕知識分子，以前反對共產主義，現正被它吸引過來，而且幾乎可以肯定會加入……要是現任共和國反共領袖被迫要對荷蘭人作出更多讓步的話。”這段生動描述說明當時的形勢是如何瞬息萬變。

此后三年內，印共領導了許多重大的罷工行動。Jeanne S. Mintz相當形象地描繪了當時的氣氛：“……由于革命熱忱的消退，又沒有出現一個令人鼓舞的力量取代它的位置，在主權移交后的幾個星期里，普遍存在一種失望情緒的不良氣氛。從實現自己的獨立斗爭中扮演了積極作用的印尼人民群眾中間，發出了一種稍微含糊不清，然而卻是真正的訴求，那就是要求獨立隨之帶來與他們貧窮和艱難的日常生活，有著明顯區別的某種積極的和切實的利益。正如他們的領袖曾經預料的：印尼人民很快就發現只有獨立是不夠的。”（注14）

也正是在1951年，一批以D.N.艾地為首的年輕人進入了印共的領導層，他們當中沒有一人年齡超過30歲。確實是從這一刻起，印共的第三次重生就開始了。

艾 地 年 代

  從一開始，新領導層的出現就帶來非常出色的成就。印共黨員數量從1952年初不到7000名，于1954年就增加到超過150000人。此外，它屬下的工會聯盟——印尼總工會（SOBSI）成為全國最大的工會組織。

由于民族主義領袖在“茉莉芬”事件后不愿參與“統戰”之類的合作關系，印共沒有把“統戰”精力放在他們身上，而是“被迫把建立一條統一戰線的工作集中在下層。這是于1950-1951年間被證明非常有效的一個策略，是印共在暴亂后迅速復興，并發展了一批強大的共產黨群眾組織的主要因素之一。”（注15）

這個事態的發展，反映了經濟情況不斷惡化：失業率上升至百分之二十五；封建制的土地關系繼續存在；獨立并沒有帶來任何實際利益。令人關注的是，到了1953年，爪哇和蘇門答臘百分之七十的種植園又回到外國人手里。

印共繼續飛快發展。它在1955年的普選中獲得百分之十六的選票，而在兩年后的地方選舉中，它在中爪哇成為最受歡迎的政黨。到了1958年，印共黨員數量達到一百五十萬人。

在政府層面，一系列弱勢和不穩定的聯合政府不斷更迭——在不到七年時間里，六個內閣一個接替一個。

與此同時，軍隊高層進行鼓動的跡象日益明顯。他們在獨立斗爭中崛起，已形成一股強大的實力。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而且為了轉移人民大眾對他們的經濟問題的注意力，印尼的所有政黨都卷入到一場從荷蘭人手上把西新幾內亞(West New Guinea，原文如此，譯者)并入印尼的熾熱的民族主義運動中去。

而在這一場運動中，印尼工人在由印尼國民黨和印尼共產黨基層黨員領導的一系列大部分自發行動中，占據和接管了印尼國內全部荷蘭企業。

武裝部隊轉而沒收了這些公司。現在，他們的勢力不僅在軍事層面，而且發展到經濟層面。

翌年，武裝部隊內一個代表外島封建勢力的派別(在美國支持下)，企圖推翻政府。由于得不到民眾的支持，這場叛亂被粉碎了。結果，某些政黨被取締，其他政黨的活動則受到極大限制。軍事管制宣布實施。可以肯定地說，獨立并沒有隨之帶來穩定的資產階級民主！

但是，更糟糕的事情發生了。截至1959年，印尼至少還有舉行普選，然而，蘇加諾總統在軍方的壓力下，在那一年解散了國會，而且以總統地位宣布成立一個通過委任的“協商會議”（Consultative Congress）。于是，就這樣進入了“有指導的民主”（Guided Democracy）時期，其間，不曾舉行過一次選舉。

印共贊同蘇加諾這樣做。

在這里，值得暫停下來思考一下，印共采取這個實用決定的理論依據是什么？

根據艾地的說法：首要任務是為了建立“……一個由全國所有反帝和反封建的勢力組成的統一戰線，即工人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組成的統一戰線。這個聯盟的任務不是要實行社會主義，而是要進行民主改革。”

   任何關于改變社會的嚴肅理論，其出發點必須是它所處的社會的具體現實情況。顯而易見，印尼還不是一個現代化的資本主義國家，一如馬克思主義者指出的，它尚未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這就是：

徹底的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給農民，這樣做，反過來能夠創建一個可以獨立生存的國內市場。

經過議會民主機構，沿著現代化路線，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實現國家統一和民族發展。

這些任務大體上在19世紀末葉已在先進的資本主義世界完成(如歐洲和美國等)。然而，它在殖民地和前殖民地國家則尚未完成。如此一來，隨著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用帝國主義方式日益加強對全世界的統治，殖民地和前殖民地國家添加了第三個任務：

推翻帝國主義的直接統治，甚至在完成這一任務后，還要推翻帝國主義所施加的經濟束縛。

簡言之，這些措施是把印尼從落后農業國轉變為一個現代化資本主義經濟國家所必需的。但是，關鍵的問題在于要由社會中哪一個力量來完成上述任務呢?

在歐洲，這些措施分別由各自國家的新興民族資產階級利用人民大眾為他們進行戰斗，反對現存的封建勢力而實行的。印尼的情況會否如出一轍呢？工人階級的作用是什么？讓我們簡單地回顧一下：

 在1920年代初期，當共產國際曾經是一個健康組織的時候，一場極其重要的討論在其隊伍內部發生了。而這場討論，正是關于殖民地國家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關系問題的討論。

列寧從這場討論中認為：“……我特別樂意強調落后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問題……在剝削國家和殖民地國家的資產階級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和解，因此，十分經常甚至可說在大多數情況下，被壓迫國家的資產階級在確實支持民族運動的同時，又與帝國主義資產階級達成一致協議，就是把力量聯合起來以反對一切革命運動和革命階級。”

但是，如果資產階級自己不能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話，那么，又有哪個社會階層能擔當這個重任呢？

“在整個歷史上，小農階級依賴其一小塊土地生存，致使眼界非常狹窄，一種范圍極其狹隘的視野。更有甚者，由于它是那么復雜松散，它往往依靠城市的階級領導。在這個現代化時代，它不是由資產階級就是由工人階級來領導。”（注16）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能由資本家來領導，因為這個革命是反對它們的，所以必須由工人階級來領導。

由于帝國主義在世界的統治，殖民地的資產階級毫無地位可言。尤其是對印尼的資產階級而言，作為一個階級，它是多么的弱小，它實際上是否存在甚至成了一個大問題。不可否認的是，的確存在那種與封建勢力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資產階級萌芽。

正如艾地自己于1964年不無沮喪地寫道：“印尼的民族資產階級仍然年輕，而且與地主有著許多親屬關系。它的一只腿是資本主義，而另一只則是封建主義的。”

然而，印共領導人還是相信他們與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事實上，他們的分析是基于斯大林主義的革命兩個階段論的，也是與印尼的具體實際情況沒有什么太大的關系的。

按照艾地的說法：“現階段印尼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但是，印尼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不再是舊式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或者是已過時的世界資產階級革命的組成部分；而是一種新式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堅決反對帝國主義的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組成部分。

“印尼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的，因為它并不廢除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這一點表現在這一事實，即它將分配土地給農民，并且鼓勵民族資產階級的發展，使它可以從對帝國主義的依賴中解放出來。印尼革命的性質也是民主的，因為它是反對封建主義的，而且是為著全體印尼人民的民主權利而斗爭的。“（注17）

盡管艾地在玩弄什么“新式”和“舊式”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詞藻，歸結起來就是兩個截然不同的階段：首先是讓資產階級上臺執政，然后，經過若干年（？）、若干十年（？）甚至若干世紀（？），工人階級和農民才上臺執政。然而，正如艾地自己指出的：“1945年8月革命的失敗表明，印尼資產階級在帝國主義時代是沒有能力領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不過，由于他們所受的全是斯大林主義的理論教育，由于莫斯科和北京的權威（影響），以及由于他們在人數方面的發展，印共仍舊繼續把自己的戰略建立在與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基礎上。

正如Rex Mortimer說的：“一個黨，像印共那樣的大黨，鮮有對于某個階級——‘民族資產階級’，持有如此之高的評價，并對于它寄以那么多的厚望，而且使自己來適應它，而對它卻了解不多。從本質上說，印共領導人是把自己的信任賦予了不是‘盟友’，而事實上是人民大眾的敵人的那些人；這就是它是多么危險的原因。

讓我們來總結一下：獨立后的十來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沒有一項得以完成。封建所有制的關系依然完好無損，議會民主已被廢除，不是資本主義工業奮起，而是經濟一團糟。

經濟情況得到的發展，是由國家負責進行的。不過，正如Richard Robison解釋的：“……國有企業的發展并不意味著經濟朝向社會化，甚至也不是朝向國有化的一種協同行動……直到1956年，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嚴重受到以下這種思想的影響：即國家將會為一個國內資產階級的發展提供基礎設施，經營必需的但超出民族資本能力的企業，并且直接資助和保護一個民族的（這里民族的含義通常是指土生土長的）資產階級。”此外，“盡管國家一致努力嘗試建立一個土生土長的資產階級，這個階級的發展并沒有給人以深刻的印象。

有指導的民主時期正是以這種基本上相同的經濟思想作為基礎，但是本土資產階級歷史性的無能變得越來越明顯。

人民大眾沒收的荷蘭企業，不能交給本土的資產階級，因為他們實在太弱小了，因此，這些企業必需國有化。支配這種形勢發展的，并非當權者的愿望，而是具體現實情況所要求的。Robison接著說：“大多數評論員都同意這一點，即直至1965年……本國資產階級自1950年代以來并無進步。”（注18）

然而，從兩個階段論衍生出來的思想，正是要求工人階級不能對民族資產階級采取工業行動，因為他們被認為是盟友。但是，這不是一種平等的聯盟。由于這場革命被定性為民族資產階級革命，資產階級的利益應放在第一位，而工人階級的利益則被放在第二位。

正如Rex Mortimer 所描繪的：“整個重點……在于工人階級的自我克制作用及其對其他階級和國家的政治責任……”(注19)。這是全部情況中最為危險，而且歸根結底地說，最為致命的方面。

那么，印共為什么能發展得如此神速呢？因為當印尼逐漸趨向災難臨頭的時候，整個社會發生了對立……而處在對立一面的則是印共。相對來說，他們沒有受到當時貪污成風的丑聞影響，而且，姑不論其政策如何，他們至少被認為是會“有所作為”的——他們是工人階級傳統的而且是唯一的政治代言人。正如Ruth McVey于1960年代初所看到的，“如今，印共實際上是唯一值得被認為是印尼的一個主要因素的政黨。瑪斯友美（Masjumi，印尼極右回教政黨——譯者）和社會黨（PSI，印尼極右政黨之一——譯者）由于叛亂的緣故，差不多已信譽掃地……最后于1960年被宣布為非法。伊斯蘭教師聯合會(Nahdatul Ulama，簡稱NU——譯者)和印尼國民黨（PNI）在組織上已經蛻變為自我維系的互利互惠機構。只有貧民黨（Murba），這個全國性的共產黨……提升了自己的地位;但它本質上仍然是一個小派別，與其說是一個組織，不如說是一種思想意識。”

站在另一面的是軍人。他們聲望日隆，不僅是印尼資產階級/封建政黨弱小的一種反映，而且更為根本的是印尼資產階級自身弱小的一種反映。根據兩個階段理論，這應該是資產階級民主興旺發展的階段，然而，資本家階級卻是如此之弱小，以致必須由軍隊站出來作為其代表——而軍隊作為國家暴力，通常來說，是資本主義最后一道防線！

接下來就是典型的波拿巴分子——蘇加諾在其間巧妙地玩弄平衡術。到了1960年代初，印尼的階級力量正在聚集，準備攤牌了。如今只是時間問題。對群眾來說，情況已變得難于忍受了。“1963年底爪哇的收成，由于記憶中最為嚴重的旱災和鼠患而大大減少……艾地自己在1963年12月的報告里曾提及‘人民如今實際上正在吃任何能吃的東西’，而接下來的數月，各方面的報道都提到苦難在大規模地發生。

據路透社1964年2月16日報道，中爪哇的農作物失收情況特別嚴重，有一百萬人在餓肚皮；在沃諾沙里（Wonosari）縣，每天有二至六人餓死；而中爪哇副省長說，有12000人正因營養不良接受治療，而15000個家庭被迫放棄他們的貧瘠的稻田。安打拉通訊社則詳細報道說，在峇厘有18000人正在餓肚皮，而在南蘇門答臘糧食嚴重短缺。人民日報于2月18日報道說，人民正在變賣所有的一切，包括他們的孩子。”（注20）

土地改革法令自1960年就已存在，但在現實生活中一切都沒有改變。感到沮喪的農民開始占有土地。鄉村地區的警察、軍人和反動分子使用暴力對此作出反應。

國家在走向毀滅，平民和軍人官僚階層的貪污和走私泛濫。軍人管理效率奇差和貪污腐敗毀壞了已收歸國有的企業。生產按絕對值計算下降到低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夜的產值。印尼曾經一度是大米過剩的地區。現在，它每年卻必需輸入150000噸大米。錫和橡膠的出口工業逐漸大幅萎縮，只有石油仍然是賺取美元的一個工業。

國家對世界各地的銀行有嚴重負債，預算赤字每年成倍增加。由于長期惡性通脹的結果，印尼盾（rupiah）的幣值猛跌到只有其合法幣值的百分之一，直至1965年的六年期間，生活費用增加了百分之二千。與此同時，有報道說，令人吃驚的高達國家預算百分之七十五的費用被用作武裝部隊的開支。

就蘇加諾來說，他更為關心在印尼人中間發展“一種對自己國家地位的自豪感”，那是一種生活在滿是昂貴工藝品的豪宅里的人才承受得起的感情。為了促進這種“自豪感”，數以百萬計的錢被用來建造雅加達的地標式豪華建筑、新林蔭大道和宏偉的雕像。

與此同時，蘇加諾發布的沒完沒了的演講、口號和簡略詞，越來越多地以左的言辭包裝起來，諸如“Manipol（Manifesto Politik，政治宣言——譯者）/USDEK（即用Undang2 Dasar 1945 -1945年憲法、Sosialisme Indonesia-印尼社會主義、Demokrasi Terpimpin-有指導的民主、Ekonomi Terpimpin-有指導的經濟和Kepribadian Indonesia-印尼特性這五個詞組的第一個字母拼成的簡略詞——譯者）。類似的簡略詞還有一大串，諸如Ampera（人民苦難教訓）、Berdikari（自力更生）、Tavip（生活在風險的一年）、NEFOS AND OLDEFOS（新興力量與舊有力量）、Nasakom（納沙貢，即民族主義、宗教和共產主義團結）、必需避免本本主義思想、回到革命的軌道以及不斷革命”（注21）等等，等等。

印共滿腔熱情地加入這些口號的大合唱。五十年代初，印共曾稱蘇加諾是一個“日本人的合作者”，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歪曲者”以及一個“準法西斯分子”。到了六十年代初，蘇加諾卻在印共代表大會上發表演講了。正如Rex Mortimer說的，“到了1963年，印共黨（對蘇加諾）的崇敬幾乎達到盲目崇拜的地步。盡管蘇加諾對經濟事務的愚昧無知臭名遠揚和抱著不屑一顧的態度，印共卻宣稱經濟困難的解決辦法可以放心地交到他手上去處理……這之后不久，（艾地）給他奉上最終的榮譽，形容總統是自己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方面的第一位老師。”（注22）結果，印共甚至認為馬克思主義與蘇加諾主義是完全一致的！

到1965年8月，印共已成為世界第三大共產黨（僅次于蘇共和中共兩大黨）。有三百五十萬印尼人成為印共黨員。另外，其附屬的不同組織——工會、農會、青年團、婦女會和文化組織，據稱獲得大約二千萬人民的支持。

國際資產階級益發驚恐地注視著印尼的形勢。它們普遍地感到，印共即將取得政權。姑不論它們的政策在文字上是如何表述，具體和現實的形勢將迫使它們把經濟收歸國有，就像古巴和中國發生的那樣（也正如我們看到的，有許多部門已經被收歸國有）。失去印尼這一世界第五個人口最多的國家，將會是對國際資本主義的一個沉重打擊，可是他們又無能為力來干預。

他們思想上的絕望情緒在蘭德公司的一份備忘錄里顯露出來。在這份備忘錄里，美國政策主要顧問（和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工）Guy Pauker寫道：“如果共產黨人失去蘇加諾這個保護者，有能力把分散和意志消沉的反共勢力團結起來的其他民族領袖，能否在最近的將來崛起，看來還是一個疑問。特別是這股勢力將可能欠缺冷酷無情，使之有可能像納粹份子在1933年3月5日大選過后的幾個星期就去鎮壓德國共產黨那樣……印共的敵人包括各次右派叛亂的余孽、被鎮壓的政黨和某些武裝部隊份子。他們不僅在數量上和群眾支持方面，而且在團結性、紀律性和領導能力方面，都比納粹份子還弱。”（注23）（這是國際資本主義的思維——“當你需要他們時，納粹份子去了哪里?”）

在1965年9月30日夜晚，情況到了緊要關頭。最高司令部的六位將領被一小股由中級軍官率領的部隊綁架和殺害，雅加達的一些地點也被占領。蘇哈托將軍指揮下的武裝部隊迅速地撲滅了首都的“政變”企圖，雖然戰斗在中爪哇持續了好幾個星期。印共被指責為這場“政變”和將領被殺的主謀。

對印共黨員和同情者的屠殺開始了。最初情況非常混亂。大多數觀察家以為將會有一場內戰。正如10月16日的《經濟學人》指出的，“除非冒內戰的風險，否則印尼最有影響力的政黨根本不可能被趕入地下”。的確是發生了一場內戰，不過只有一方在戰斗。

據1965年12月17日《時代雜志》報道，“成千上萬的共產黨人、紅色同情者和他們的家屬正在被屠殺。據說，內陸地區的軍隊對身陷囹圄的數以千計的共產黨人進行審問之后，就把他們處決了。用有著寬闊刀鋒的巴冷刀武裝起來的穆斯林份子，成群結隊偷偷摸摸地在晚上溜進共產黨人的住家，把全家人殺害之后，就隨隨便便地把他們的尸體埋在淺坑里。

“穆斯林份子在東爪哇把受害者的頭顱掛在木桿上，并拿它在各村莊游行展示，使這場大屠殺運動變得如此恬不知恥。大屠殺的規模達到這樣一種可怕程度，即受害者死尸的處理，已經導致東爪哇和蘇門答臘北部出現嚴重的環境衛生問題，那里的潮濕空氣充滿著腐爛肉體發出的難聞的臭味。據到過這些地區的目擊者說，那里的小河小溪簡直已經被那些尸體堵住了。當地的河運已經嚴重受阻。”

1966年5月8日出版的《紐約時報星期日雜志》報道，一位在日惹附近鄉村學校教書的教師曾經這樣說，“我的學生跟著軍人出去。他們指出誰是印共黨員。那些軍人當場就把這些共產黨員連同他們的全部家人槍殺了，婦女和兒童也不能幸免。這實在是太恐怖了……”《紐約時報》記者Seth King評論道:“泗水，是東爪哇的首府，長期來是共產黨的活動中心之一，市內貫穿著許多渾濁的運河。自去年10月，生活在運河邊上的家庭一個令人感到更為可怕的任務就是，每天一大早必需起身推走堆集在他們園子梯級附近的尸體。”（注24）

在峇厘這個曾經是印共黨組織發展最快的中心地方，大屠殺已經是不分青紅皂白地亂殺一場，以致軍隊最終要介入來控制它。而CIA（美國中央情報局）這個從來都不是以人道組織聞名的機構也這樣寫道：“就被殺人數來說，印尼的反印共大屠殺可列為二十世紀最嚴重的大屠殺之一……”

在四個月的時間里，有五十萬到一百萬的人民——工人階級的精華和印尼社會最優秀和最有前途的兒女被屠殺了。印共關于革命分兩個階段的理論就以殘酷惡毒沒有階段的反革命終結了！

但是，整個形勢最難于令人置信的一點是，印共這個擁有二千萬支持者的世界第三大共產黨，幾乎毫無抵抗地就全軍覆沒了。正如Rex Mortimer闡明的，“一個被驅散和震懾的領導層，看來已完全失去能力來集合黨的力量，或應付自己黨員被大批殺害的局面。（印共）領袖堅持把擺脫困境的最后一線希望寄托在蘇加諾身上，自己卻匿藏起來，致使失去實際活動的能力。以下是一位身為中央委員會工作人員妻子的印共黨員在講述她和她的丈夫在政變后的數月以及數年的反應，說明黨的干部力量是如何陷入癱瘓狀態的：

“9-30事件之后，我們如常工作了好些日子，但是沒有一個我們接觸到的人能夠告知我們究竟發生了什么，或者我們應該做些什么。當雅加達的氣氛變得越來越惡劣的時候，我們只能坐在家里，等待指示。我的丈夫完全沒有獲得任何指導要如何應對這種不測事件。我們沒有預料到情況會變得如此糟糕。我們以為這是黨的一次挫折，但是蘇加諾最終會處理好這一事件。

“這就是黨之所以崩潰得那么快的原因。沒有指示，也沒有一個人知道該向誰求助或者該相信誰，自從大逮捕開始，我們知道有人叛變……（黨的領袖）只是捎話來要我們等待，而我知道一位黨領袖的妻子奉命去見蘇加諾。”（注25）

蘇加諾……完全依賴于蘇加諾。

根據他們關于與民族資產階級結盟的理論以及隨著所有政黨消失之后，印共得出結論，即蘇加諾本身，作為個人，如今是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但是蘇加諾沒有群眾性組織。如果蘇加諾是代表某個強大階級利益的牢靠人物，他決不會如此之快倒臺。

實際上，不是蘇加諾，而是與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勢力勾結在一起的軍隊，最終代表了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而階級劃分的對立面是代表工人和農民的印共。當這些強大的階級對立力量最終分崩離析的時候，蘇加諾簡直就掉入裂縫里去了。

在不到五十年的時間里，印共第三次被血腥地粉粹了。印共隊伍為此大吃一驚——對黨教導的艾地有關國家“兩個方面”的荒謬理論，感到疑惑。

（正如印共本身轉入地下后于1966年所說的：“根據這一‘兩個方面理論’，在印尼能夠出現一個奇跡。這就是國家可以不再是統治壓迫階級壓制其他階級的一種工具，而可以使之成為壓迫階級和被壓迫階級共同享有的工具。而且國家政權的根本變化……可以通過發展‘支持人民’的一面和逐步消滅‘反人民’的一面和平地完成。”從本質上說，這種理論實際上不過是典型的改良主義貨色。）

艾地事前對綁架將領的計劃完全有可能是知情的。它顯示出整個領導層的態度——寧愿由上層處理而不去動員群眾。這就是問題的關鍵。

讓我們來回憶一下吧，艾地曾對獨立斗爭時期的印共領導層作出這樣的批評：黨“放棄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并且不夠重視自己在工人和農民群眾中的工作。這些就是革命之所以失敗的原因……”。歷史本身往往會重演。

但是，讓我們回到更上一代，回到印共本身最初創立時期來看。印尼社會民主聯合會的右派不是反對把階級問題提出來，并提出：“為了達致民族的獨立和自由，土著居民各集團間必需團結起來……”的要求嗎！難道這點不是意味著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支持嗎？難道這些右派跟那些后來建立印共的人之所以沒有分道揚鑣，不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嗎？

難道伊斯蘭協會的佐格羅阿米諾多那一派人沒有一面譴責“罪惡”（在這里他們指的是外國）的資本主義，一面又支持土生土長的資本主義嗎？

在艾地領導下的印共事實上又回復這些思想。然而，印共最初正是在反對這些思想的斗爭中發展起來的。于是，輪子兜了一圈又回到原處（喻問題在原處兜圈子）。

1960年，艾地明確指出，“階級斗爭從屬于民族斗爭”，然而，這種觀點實際上至少是慕梭于1935年從莫斯科返回印尼以來的時期的印共政策。印共的歷史，從許多方面看，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本身的一部歷史。顯然，它具有某些本地的特色（諸如對一個人——蘇加諾的依賴），但是，導致印共處于這種地位的根本的理論基礎，最初是從莫斯科傳過來的。

1961年2月4日，印共重演了一次1920年代中國發生的令人恐怖的事件，就是把一份黨員名單呈交“當局”，而名單上列明（黨員）地址、黨內職務和入黨日期。就連當時的印尼的資產階級觀察家也得出1960年代的印尼和1920年代的中國，情況相類似的看法。

但是，悲劇并不止于那里。不到十年之后，智利的勞工運動被粉碎，工人階級最優秀的份子遭到屠殺，因為完全執行了相同的政策。的確，“……智利阿連德政府被美國支持的勢力推翻，正是在‘雅加達來了’的口號下進行的。”（注27）

就像智利的案例那樣，美國中央情報局使用錯綜復雜和血腥的手段卷入了消滅印共的行動。但是，它們的作用不應被夸大。正如在智利那樣，在印尼，正是印共領導層所犯的錯誤，才是至關重要的。如果不犯那些錯誤的話，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努力，亦是枉費心機的。

印共有可能取得政權嗎？是的，我們相信，有好多次了。或者讓我們把問題說得更為準確一點，取得政權的客觀條件有好幾回已經成熟。在1920年代，撇開組織方面的混亂不說，它們是否有足夠的力量（取得政權），肯定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丹馬拉卡相信，1926年的起義時機已經太晚，并且相信，如今需要更多的時間來逐步增強黨的力量——這點也許是正確的。然而，很明顯，到了獨立斗爭時期，印共根本就把領導這場斗爭的機會拱手相讓出去。

同樣，在1960年代，印尼的革命時機也已經成熟，這點不成為問題。國際資本主義的態度總是成為一個重要的標志，而它們的態度又是什么？這種態度由驚慌失措到驚恐萬狀不等！讓我們別忘記，例如1960年代的印共，在數量上比起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具有某種程度的更大優勢。然而，在政治理論方面，它卻遠遠落在了后面。正是理論而不是數量，成為印共的問題。顯然，即便是對于理論采取了最為一絲不茍的態度，也不能一定保證勝利，有時條件就是不成熟。不過，我們并不相信，1940年代和1960年代的印尼，情況是如此。

甚至不排除印共在蘇加諾繼續擔任政府名義首腦的情形底下，于1960年代就取得政權。但是，如果他們取得政權（有或沒有蘇加諾），不可避免的是，鑒于領導層的政策，它產生的政權將不會是一個由工人民主管理具有真正社會主義性質的國家，而是一個類似中國的畸形的工人國家。盡管如此，地主制度和資本主義在東南亞最大的國家的消滅，將會是向前邁出了一大步，并且是對國際被壓迫群眾的一個巨大鼓舞。

尤有進者，印尼是世界上任何國家里穆斯林居民最多的國家。倘使1960年代印共取得政權的話，整個中東發生的事件的模式，從那時開始就完全可能非常不同，更不用說印度和巴基斯坦了。就東南亞地區本身來說，一個最大的國家的革命，其反響將會是巨大的，而對于西方帝國主義來說，在失去中國不過十來年的光景后，又失去世界第五大國將無異于一次毀滅性打擊。

                            復  興？

那么如今的形勢如何？自1965年以來，初期的土生土長的資產階級獲得了發展，有些也已經成為巨富，然而印尼的工資水平在東南亞依然最低。此外，印尼決不可能追上日本，甚或南韓的發展。為時簡直就太晚矣。

正如印度的馬克思主義者曾經指出的，“戰后能稱得上從落后的社會發展成為完全發達的工業化社會的資本主義國家，是日本和東南亞的所謂‘新工業化國家’（即南韓、臺灣、新加坡和香港）。導致他們發展的背后原因，就是對中國革命這個榜樣感到害怕。革命曾經擴散到朝鮮、越南和馬來亞，即便是日本，在1940年代，革命也曾是一個嚴重的危險。

“這些國家的資本家階級沒有能力打破封建地主的勢力和貫徹實行土地改革，而做不到這一點，工業化是不可能實現的。在日本，盡管它的社會落后，早已是一個強大的軍事帝國主義國家，致使美帝國主義要以麥克阿瑟將軍作為其占領軍首腦，來否定戰敗的日本軍閥的決定，實施了一個十分激烈的土地分配計劃，與此同時，拿出龐大的美元津貼來資助工業化政策。

“美帝國主義在其占領下的南朝鮮實行了同樣嚴厲的土地改革，以阻止來自朝鮮半島北部的革命的蔓延。而且，又是這個麥克阿瑟將軍（在某種意義上，他可說是本世紀最進步的資產階級份子）完成了這個（土改）計劃。

“在臺灣，因中國大陸的革命逃離到這里的蔣介石軍隊，也扮演了同樣的角色，以穩定其占領下的島嶼。新加坡和香港其實是‘城市國家’，均建基于近海島嶼，所以，土地問題并不是那么難于克服。

“值得注意的是，沒有一個著名的‘新工業化國家’稱得上是一個真正的國家。它們全都是由已經被革命橫掃的國家里分裂出來的碎片——被放逐了的反革命！絕不可以把它們當作資本主義可行性的論據。“（注28）

就印尼的土改來說，恰恰是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獨立后，朝著土地所有權的集中和鞏固地主階級地位的傾向在繼續發展。文武官員經常用從商業世界以外積累的資本來涉足這個領域。”(注29)

1億8千萬印尼人民大眾有百分之八十在最低生存條件下生活（據最新統計，印尼人口已達2億以上——譯者）。印尼的嬰兒死亡率在東盟國家里最高（87/1000），百分之八十九的居民沒有安全的飲用水。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民主這一方面來說，今天的印尼比起荷蘭殖民統治時期還缺少民主。顯然，歷史證明，印尼的資產階級沒有能力完成自己的革命。

那么，印共的情況又如何？在印共進行最后抵抗超過了二十年之后，政府依然還在射殺那些老人，依然還在清洗文職官員中的那些“共產黨人”。至于印尼的工人階級會否在印共旗幟下或其他旗幟下重組政黨，現在還很難說。不過，這實際上不是主要問題。正是黨采用的綱領而不是名字，才是至關重要。

1965年后，直到1968年，斷斷續續有報道說，幸存的印共份子展開游擊戰活動。但是，在印尼，把游擊戰爭當作主要的戰術，是注定要失敗的，這完全是地理因素使然。爪哇島過去是，今后仍然是全國的中心。爪哇在1960年代每平方英里的人口密度要比荷蘭或比利時還高。如果說，1960年代的情況是如此的話，那么自那以后，由于人口的不斷增加，今天的人口密度要比過去高好幾倍。

在各城鎮的工人階級，才是主要的社會力量。這不等于說，完全排除在較后一個階段，外島可能進行某種形式的游擊斗爭，作為對城市工作的一種補充。尤其是指把工人群眾都武裝起來的“武裝斗爭”，在某個階段具有絕對重要的意義。但是，以游擊戰爭道路，或者更糟糕以個人恐怖行動作為主要的策略，完全是一條死胡同。的確，1920年代發生的恐怖活動事件顯示出組織的混亂。不過，還有更為嚴重的危險迫在眉睫。

今天有許多印尼人冒充為“民主人士”和“人民之友”，明天將會有更多這種人。他們中的某些人雙手沾滿了血腥。有一天工人階級運動真的重新崛起的時候，千萬別錯把它的敵人當成自己的朋友。

革命的風暴又一次正在席卷印尼，而正是青年人再一次站在最前列。印尼革命歷史的過去篇章銘刻著司馬溫、達爾梭諾、丹馬拉卡以及其他千千萬萬青年人不可磨滅的功績。就像今天那樣，正是這些聚集在學習團體和活躍份子小組里的青年男女，如今正和工人、農民結合在一起，他們將組成這次復興的核心。

在今天的印尼，工人的政黨被禁，真正的工會被禁，左翼的報紙被禁，思想特別是馬克思主義思想也被禁。可是，盡管政府要禁止，目前在青年積極分子和學術小組中正在辯論的正是馬克思主義思想。而且，正是從這場辯論中，當然，還有從反對所有政權中最邪惡的這個政權的斗爭中，明日之革命干部正在形成。這本小冊子正是獻給這些英勇的年輕革命者的。

注

（1）    Alisa Zainnu’ddin：《印尼簡明歷史》（A Short History of Indonesia）第165頁

（2）    Ruth McVey：《印尼共產主義的興起》（The Rise of Indonesian Communism），第24頁

（3）    同上，第274頁

（4）    同上，第328頁

（5）    同上，第333頁

（6）    同上，第178-179頁

（7）    馬克思主義工作者極端派別（ANC，Marxist Workers Tendency）：《南非的社會主義革命迫在眉睫》（South Africa’s Impending Socialist Revolution），第28頁

（8）    Ruth McVey：《印尼共產黨的發展及其與蘇聯的關系》（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onesian Communist Party and its Relations with the Soviet Union）,第2頁

（9）    JM Van Der Kroef：《印尼共產黨》（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onesia），第24頁

（10）Ted Grant：《共產國際的興起與衰落》（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第19頁

（11）Rupert Lockwood：《黑色艦隊》（Black Armada），第35頁

（12）George McT Kahin：《印尼的民族主義與革命》（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in Indonesia）,第160頁

（13）Ruth McVey：《印尼共產黨的發展及其與蘇聯的關系》，第8頁

（14）Jeanne S Mintz：《莫哈默德、馬克思和貧民主義：印尼社會主義的根源》（Mohammed、Marx and Marhaen:The Roots of Indonesian Socialism），第102頁

（15）Ruth McVey：《印尼共產黨的發展及其與蘇聯的關系》，第8頁

（16）Peter Taaffe：《1925-27年革命（中國的斗爭傳統）》（The 1925/27 Revolution (China-the Tradition of Struggle)，第7頁

（17）DN Aidit：《印尼革命與印尼共產黨的迫切（當前）任務》（The Indonesian Revolution and the Immediate Task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Indonesia），第14-15頁

（18）Richard Robison：《印尼：資本的發展》（Indonesia：The Rise of Capital），第41-42頁

（19）Rex Mortimer：《1959-65年蘇加諾思想和政見影響下的印尼共產主義》（Indonesian Communism under Sukarno-Ideology and Politics 1959-65）,第62頁

（20）同上，第300頁

（21）John D Legge：《印尼》（Indonesia），第159頁

（22）Rex Mortimer：《1959-65年蘇加諾思想和政見影響下的印尼共產主義》，第88-89頁

（23）Peter Dale Scott摘自《印尼軍事恐怖的十年》（Ten Years Military Terror in Indonesia），第231頁

（24）同上，第14-15頁

（25）Rex Mortimer：《1959-65年蘇加諾思想和政見影響下的印尼共產主義》，第391頁

（26）Jeannes S Mintz：《莫哈默德、馬克思和貧民主義：印尼社會主義的根源》，第203頁

（27） 《印尼軍事恐怖的十年》，第15頁

（28）Dudiyora Horaata：《是改變航向的時候了！共產黨人與印度革命》（Time to Change Course! Communists and the Indian Revolution），第25-26頁

（29）Richard Robison：《印尼：資本的發展》，第18頁

印度尼西亞“九·三O事件”始末

梁英明 著

　　“九·三O事件”是印度尼西亞現代史上重大的歷史事件之一。1965年9月30日深夜，在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一個自稱“九·三O運動”的組織逮捕并處決了6名陸軍高級將領，宣布成立以總統府警衛營營長翁東中校為首的革命委員會，接管國家政權。10月1日凌晨，蘇哈托指揮的陸軍戰略后備隊采取反擊行動，鎮壓了“九·三0運動”。此后，逐步建立起以蘇哈托為首的軍人政權。參與“九·三0事件”的陸軍官兵以及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遭到大規模逮捕和屠殺。這一事件反映了當時印度尼西亞社會階級矛盾的激化，是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成立以來各派政治勢力的又一次大較量。

各派政治力量矛盾的激化

1945年八月革命后，印度尼西亞人民掙脫了荷蘭帝國主義的殖民枷鎖，贏得民族獨立。以蘇加諾為代表的民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成為印尼民族獨立斗爭的領導者。然而，印尼民族資產階級在經濟上仍然是很弱的。在1957年接管外國企業之前，民族私人資本只占國內資本的10%，外國資本占76%。因此，印尼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是軟弱和動搖的。一方面，它主張民族獨立，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反對大地主和買辦資產階級依附帝國主義的政策。另一方面，它又害怕無產階級力量的壯大，反對發動工農群眾同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派作斗爭。

早在共和國成立初期，大地主和買辦資產階級極力要奪取革命成果。它們在政治上的代表馬斯友美黨在帝國主義指使下，于1949年8月宣布成立所謂伊斯蘭教軍和伊斯蘭教國。它的領導人卡托蘇維約自封為“伊斯蘭教國元首”，在西爪哇等地進行武裝叛亂，聲稱要向一切異教徒發動“圣戰”。1956-1957年間，蘇門答臘反動軍人集團相繼建立稱為雄牛委員會、象委員會和神鷹委員會等武裝叛亂組織。接著，蘇拉威西反動軍人集團接管地方政權，發表所謂“全面斗爭約章”，宣布脫離中央政府。這一叛亂組織稱為“全面斗爭約章集團”。1958年2月10日，蘇門答臘叛亂集團向中央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在5天內從政府中清除共產黨人。他們的要求遭到拒絕后，便在2月15日宣布成立所謂“印度尼西亞共和國革命政府”，以馬斯友美黨人沙弗魯丁為“總理”。這些叛亂陸續肅清后，蘇加諾總統于1960年8月宣布同叛亂活動有密切關系的馬斯友美黨和社會黨為非法政黨，同時封閉了它們的機關報《永恒報》和《指南針報》。

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對民族資產階級向帝國主義妥協退讓的政策日益不滿。1948年9月，在帝國主義陰謀扼殺印尼共產黨和進步勢力的情況下，共產黨人在茉莉芬被迫拿起武器自衛。由于力量對比懸殊以及印尼共產黨在戰略和策略上的錯誤，許多共產黨人慘遭殺害。50年代以后，印尼共產黨利用當時的有利形勢和合法地位，積極開展工農運動，積蓄了力量。它在1955年9月舉行的第一次大選中成為國內第四大黨。在兩年后的地方議會選舉中，它獲得了最多的票數，成為第一大黨。共產黨人擔任了爪哇的泗水、三寶壟和梭羅市市長。印尼民族資產階級在“茉莉芬事件”中對共產黨的鎮壓行動，以及在平定地方武裝叛亂中取締馬斯友美黨和社會黨的決策，都反映了它的兩面性。蘇加諾總統企圖在共產黨人和右派勢力之間的斗爭中實現平衡，使自己處于制約各派政治力量的地位。這種平衡是極不穩固的。

在這一系列對內和對外的錯綜復雜的斗爭中，一個新的強有力的政治集團迅速崛起，這就是陸軍集團。印度尼西亞陸軍的前身是共和國成立初期的治安部隊，它基本上由兩部分人組成。一部分是抗日和獨立戰爭時期的游擊隊，他們大都是進步青年學生，沒有受過多少正規軍事訓練，后來大部分編入蒂博尼哥羅師；另一部分是戰前荷印殖民軍隊和日本占領時期的“衛國軍”和“兵補”的下級官兵，他們是印度尼西亞陸軍軍官的主要來源，也是西利旺儀師的主要成員。隨后在反荷斗爭、鎮壓地方叛亂和收復西伊里安戰爭中，由于蒂博尼哥羅師中許多共產黨員在1948年“茉莉芬事件”中慘遭殺害，該師力量遭到削弱，于是，西利旺儀師不斷擴大實力，成了陸軍部隊的主力。

1957-1958年印尼政府接管荷蘭的大種植園、大銀行和大企業時，陸軍起了很大作用。這些企業收歸國有后，由陸軍委派高級軍官負責經營管理，其中約有450名軍官分別擔任國營企業和種植園的經理、副經理等職。印尼最大的國營企業即國民石油公司于1957年成立后，公司經理一直由陸軍高級軍官擔任。1964-1965年印尼政府接管了英國和美國的企業，也由陸軍高級軍官控制。許多軍官從事私人商業活動，利用政治上和軍事上的種種特權，損公肥私，貪污受賄，成為一批暴發戶和新貴族。這些企業已成為官僚資本企業。

蘇加諾總統作為武裝部隊最高統帥，在實際上徒有虛名。蘇加諾總統為緩和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矛盾，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于1957年2月提出改組政府的“蘇加諾方案”。其主要內容是由代表民族主義、宗教和共產主義三種思潮的人物組成互助合作內閣和民族委員會，這就是所謂納薩貢政府。

蘇加諾認為，西方民主不符合印尼國情，應實行“有領導的民主”，即加強總統的權力。這個方案反映了印尼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需要，即一方面企圖通過總統的無限權力來打擊帝國主義和右派勢力，反對它們奪取國家的最高領導權，另一方面也以這一權力控制印尼共產黨力量的發展。蘇加諾擬議的互助合作內閣由于馬斯友美黨的反對，沒有組成。在這同時，哈達副總統因主張反共而與蘇加諾發生分歧，并于1956年底辭去副總統職務。

1957年4月，印尼組成以民族黨為核心的朱安達內閣，馬斯友美黨和社會黨被排斥在外。這兩個右翼政黨同陸軍中的反共將領結成同盟，成為軍隊掌管的官僚資本主義企業的合伙者。1959年，蘇加諾下令恢復1945年憲法，根據該憲法改組政府，成立工作內閣，由他兼任總理。內閣成員由總統委任，作為總統的助手，不代表政黨。同時，還成立兩個新機構，即最高咨詢委員會和臨時人民協商會議。

1959年8月17日，蘇加諾總統在國慶演說中發表《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宣言》（又稱《政治宣言》）提出建立“全民的政權”，實現“印度尼西亞式的社會主義”。1960年11月，臨時人民協商會議作出決議，宣布政治宣言為“國家方針大綱”，成立以蘇加諾為主席的“民族陣線”。1963年3日，蘇加諾總統發表《經濟宣言》，要求肅清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殘余，發展國營經濟，自力更生，建設公正繁榮的社會。

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利用這一有利形勢，在工人階級中發展組織，積蓄力量，準備新的斗爭。到1965年，印尼共產黨擁有350多萬黨員，它領導的各種群眾團體擁有2700多萬名成員。1965年1月，印尼共產黨提出建立第五種軍事力量，即在陸、海、空和警察部隊之外，建立一支民兵武裝。共產黨人在空軍官兵中較有影響，加上空軍領導人對陸軍勢力的迅速擴張深為不滿，印尼共產黨的這一要求獲得空軍部分領導人的支持。陸軍當局擔心建立民兵將使印尼共產黨掌握合法的武裝力量，激烈反對。

在兩大政治勢力互相對抗的情況下，蘇加諾采取折衷妥協的辦法。他一方面要派高級軍官在各級政府中擔任要職（如在工作內閣中有1/3閣員是高級軍官，1960年有5名省長是現役軍人），一方面又任命印尼共產黨領導人艾地為臨時人民協商會議副主席，魯克曼為國會副議長，約多為內閣國務部長，允許共產黨發展組織。與此同時，蘇加諾把原陸軍參謀長納蘇蒂安提升為國防部長，并任命陸軍實力派人物雅尼為陸軍司令，企圖以此牽制納蘇蒂安。

1963年5月1日，印尼收復西伊里安，蘇加諾宣布廢除1957年開展解放西伊里安運動后實施的“緊急狀態法令”，取消了陸軍根據該法令擁有的“維護安全”的無限權力。蘇加諾企圖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威望，把權力進一步集中在自己手里。

印尼共產黨處在和平發展的環境中，壯大了隊伍，也滋長了對蘇加諾的幻想，提出“百分之百地實現蘇加諾方案”等口號，企圖依靠蘇加諾的支持，通過改變國內階級力量的對比，和平掌握政權。

1965年5月23-26日，印尼共產黨舉行慶祝成立45周年群眾大會和游行等盛大活動。蘇加諾總統應邀在大會上發表講話，贊揚印尼共產黨“始終是一個進步的革命的黨”。艾地則在印尼共產黨舉行的招待會上表示，“決心遵照加諾兄的講話去發展印尼共產黨”。

在各派政治力量反復較量的同時，國內的經濟狀況日益惡化。1963年，蘇加諾反對成立馬來西亞，采取“粉碎馬來西亞”的對抗政策。1965年1月，馬來西亞當選為聯合國安理會成員，蘇加諾宣布印尼退出聯合國。這使印尼在國際上陷于孤立。印尼因西方國家中止對它的經濟援助，財政赤字增大。工業開工不足，農業連年歉收，物價急劇上漲。到1965年，通貨膨脹率達500%，其中大米價格上漲9倍，國家財政赤字相當于收入的3倍。人民的不滿情緒日趨增長。

而作為“納薩貢”象征的蘇加諾自己卻長期患腎臟病。他在1963年8月3日的一個公眾場合突然暈倒。盡管到了8月17日印尼獨立日那天，蘇加諾仍像往年一樣發表激昂慷慨的國慶演說，但是總統病情嚴重，使各個政治集團都在考慮他一旦逝世后的形勢，以及必須采取的對策。印尼共產黨堅持立即建立第五軍事力量的主張，并加緊在空軍的哈利姆基地訓練工人武裝。到9月底已有2000人受過訓練。陸軍和海軍當局則堅決反對建立第五軍事力量。雅尼和納蘇蒂安聲稱，如果武裝平民，那么所有的人都應該武裝，而不只是武裝工人農民，而且武裝民兵必須受陸軍管轄。雙方劍拔弩張，大有一觸即發之勢。蘇加諾總統這時已無法控制局勢的發展。

陸軍政治地位的上升，也使它內部產生新的矛盾。陸軍高級將領在雅加達過著燈紅酒綠的豪華生活，廣大下級官兵卻因薪餉不足和物價飛漲，甚至養不起妻子兒女。特別是來自小市鎮和農村的士兵，對高級將領的奢侈生活極為不滿，認為這些將領“玷污了軍隊的聲譽”，“忘掉了他們的部下”。總統府警衛部隊營長翁東中校就是這些不滿現狀的中下級軍官之一。

翁東曾被派往西伊里安作戰。那里的環境艱苦，士兵的傷亡率很高。停火以后，幸存的部隊在西伊里安留駐6個月以上。根據當時報紙的報道，這些部隊甚至沒有固定的薪餉和后勤供應，而且處境很不安全。這說明為什么參加西伊里安戰役的某些高級軍官后來也加入了翁東集團。

翁東等人在軍隊內部建立了秘密組織，準備采取突然襲擊的手段，清除軍隊中依仗權勢、貪污腐化的高級軍官。這一主張得到印尼共產黨的支持。它于1964年11月成立以夏姆和波諾兩人為首的秘密的特別局，具體負責同翁東等人的聯系。1965年9月初，總統府獲知陸軍高級將領成立一個稱為“將領委員會”的秘密組織，準備在10月5日舉行慶祝建軍節活動時發動政變，推翻“納薩貢”政府。蘇加諾曾就此事責問納蘇蒂安和雅尼等陸軍領導人，遭到納蘇蒂安和雅尼絕口否認。

在這種情況下，翁東等人決定對陸軍領導采取先發制人的行動。9月29日，他們制定了具體的行動計劃。次日上午，又在哈利姆基地集會，作了戰斗部署，決定10月1日凌晨4時由阿里夫中尉率領一個分隊的士兵逮捕納蘇蒂安等7名高級將領。9月30日晚10時，阿里夫中尉的分隊作好一切準備，10月1日凌晨3時按計劃包圍7名將領的住宅開始進行逮捕。在士兵沖入納蘇蒂安住宅院內時，納蘇蒂安聞聲從邊門逃出，越過圍墻跳入相鄰的伊拉克駐印尼大使館院內，后來被他的部下救出。他的女兒被槍擊身亡。陸軍總部將領班查伊丹和哈爾約諾兩人因拒捕當場被擊斃。雅尼、蘇普拉普多、巴爾曼和蘇托約（后3人均為陸軍總部將領）等人被捕后，在雅加達郊區稱作鱷魚洞的地方被處決。參加這一行動的其他分隊分別占領雅加達的廣播電臺、中央郵電局和獨立廣場等地。

10月1日早晨，雅加達市民打開收音機的時候，意外地沒有聽到新聞廣播。到7時15分，電臺廣播一項公告說，由于“在首都雅加達的軍隊內部的軍事行動，并在武裝力量其他部隊的幫助下”，一個稱為“九·三O運動”的組織已逮捕一批屬于“自稱的將領委員會”的高級軍官，奪取了首都的重要設施，并將總統和其他重要領導人置于其保護下。公告指出，采取這些行動是為了阻止將領委員會策劃在10月5日發動并得到美國中央情報局支持的政變。公告還說，繼雅加達的行動之后，將在全國出現“反對將領委員會的代理人和同情者的行動”，并預示將成立印度尼西亞革命委員會以確保政府的政策。當天下午2時5分，雅加達電臺廣播了印度尼西亞革命委員會組成人員名單。委員會由45人組成，翁東中校任主席，蘇巴爾佐陸軍準將、赫魯·阿特莫佐空軍上校、蘇納爾迪海軍中校和警察助理高級專員安瓦斯任副主席，委員中有23名軍隊和警察部隊的軍官，其中包括空軍司令奧馬爾·達尼中將和海軍司令馬爾塔迪納塔中將、雅加達軍分區司令烏馬爾·哈迪庫蘇馬少將，以及內閣副總理蘇班德里約和萊梅納。委員中有5名共產黨員，沒有印尼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革命委員會將取代內閣執政。同時，組成以翁東為首的中央指揮部。

但是，形勢在瞬息之間發生根本的變化。10月1日清晨，沒有被“九·三O運動”列入逮捕名單的陸軍戰略后備部隊司令蘇哈托將軍得知發生的政變后，立即驅車到獨立廣場東街的司令部去。由于納蘇蒂安在越墻時腳部受傷而住院治療，蘇哈托決定由他自己在當天立即采取行動。他命令所屬部隊包圍獨立廣場，迫使駐守在那里的兩營政變部隊投降。下午，在萬隆的西利旺儀師的機械化部隊奉命調到雅加達。6時30分，蘇哈托的部隊收復廣播電臺和中央郵電局。這時，政變集團只剩下哈利姆空軍基地這個陣地。政變的中央指揮部就設在這里。蘇加諾總統在10月1日早晨獲悉政變已經發生。他準備像往常一樣乘車前往總統府。但是，他在途中考慮到總統府和他的住宅都不安全，便同意警衛人員的勸告，改往哈利姆空軍基地。在基地的奧馬爾·達尼中將和蘇巴爾佐準將立即向他報告了已經發生的事情。

當時，印尼共產黨主席艾地也在哈利姆基地。關于蘇加諾總統和印尼共產黨在“九·三0事件”發生前同這一事件的關系，缺乏可靠的材料，至今還不清楚。可以肯定的是，蘇加諾在“九·三0事件”發生后，對政變集團抱同情態度。他始終沒有公開譴責，“九·三0事件”。但是，他根據自己多年的政治斗爭經驗，也沒有公開表示支持這一行動。納蘇蒂安的逃脫和蘇哈托迅速控制雅加達局勢，對蘇加諾的決策產生了重大影響。他寧愿靜觀事態的發展，準備在情況有利時由他來收拾局面，重建他的領導權威。

10月1日下午，當政變已顯然失敗，局勢逐漸明朗化的時侯，奧馬爾·達尼和艾地決定飛往中爪哇建立第二條戰線，并希望蘇加諾同行。蘇加諾拒絕了這一建議。他匆忙任命普拉諾托為代理陸軍司令，同時委任陸軍戰略后備部隊司令蘇哈托負責恢復治安與秩序。在達尼和艾地離開后，蘇加諾總統也在當晚10時離開哈利姆基地回到茂物行宮。

就在這天夜里，蘇哈托下令陸軍傘兵突擊團和裝甲部隊進攻哈利姆基地。在不可能繼續抵抗的情況下，翁東、夏姆、蘇巴爾佐等政變領導人在深夜離開了基地。10月2日清晨6時左右，蘇哈托的部隊攻占了哈利姆基地。“九·三O事件”至此宣告結束。

對這場突如其來的政變，人民群眾毫無思想準備，全國除中爪哇以外，幾乎沒有引起什么反應。10月1日，日惹和梭羅駐軍中的部分官兵占領這兩個城市的廣播電臺，在當晚廣播了擁護翁東集團的聲明。三寶壟駐軍中的部分官兵奪取中爪哇師團的指揮權，建立中爪哇革命委員會，一度控制了三寶壟。但到第二天，當得知翁東等人在雅加達發動的政變已經失敗，他們的隊伍很快就瓦解了。10月2日，日惹和梭羅出現了支持翁東政變的游行隊伍和標語，沒有發生新的戰斗。同一天，印尼共產黨機關報《人民日報》刊載了“九·三O運動”的新聞公報，發表社論譴責將領委員會，表示同情和支持翁東發動的政變。

10月2日起，陸軍展開了一系列反擊行動。蘇哈托控制了陸軍的指揮權，他根本不理睬蘇加諾總統新任命的代理陸軍司令普拉諾托。一些政黨和團體在陸軍的支持下成立了“粉碎反革命‘九·三O運動’統籌團體”，要求取締“九·三O運動”和印尼共產黨。10月5日，陸軍為被政變集團在鱷魚洞殺死的將領舉行隆重的葬禮，蘇加諾總統沒有出席。這件事加深了陸軍將領對蘇加諾總統的不滿。同一天，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發表一項聲明，認為“九·三O事件”是“軍隊內部的事務，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并未卷入”，一些共產黨人是在未征得本人同意的情況下被列入革命委員會成員名單的。10月6日，印尼共產黨領導人魯克曼和約多，照常出席蘇加諾總統在“九·三O事件”發生后在茂物第一次召開的內閣會議。蘇加諾在談到“九·三O事件”時，譴責政變分子殺死陸軍將領，同時主張和解。他說：“革命委員會將由他們自行解散。”

然而，蘇加諾的平衡政策已經失靈。陸軍斷然拒絕了蘇加諾的和解建議。10月8日，在陸軍當局鼓動與支持下，雅加達的青年學生組織焚毀了印尼共產黨總部。10月14日，蘇加諾總統任命蘇哈托為陸軍司令。10月17日，陸軍派遣攻打哈利姆基地的傘兵突擊團去中爪哇鎮壓政變的殘余力量。政變主要領導人翁東、蘇巴爾佐、夏姆等人在逃亡中先后被捕獲，并被判處死刑。1965年11月22日，艾地在中爪哇三寶壟附近的小鎮中被捕，并被就地槍殺。魯克曼和約多也遭到殺害。奧馬爾·達尼受到蘇加諾的短暫保護，他被撤消空軍司令的職務，改任航空部長，在國外住了半年。但是，他在1966年4月回國后，立即被陸軍當局逮捕，并被判處死刑（未執行）。這一期間，陸軍在全國各地大批逮捕和屠殺參與“九·三O事件”的嫌疑分子和共產黨人。蘇加諾總統仍繼續宣傳他的納薩貢原則。他在1966年2月21日改組內閣，企圖挽回局勢，形勢卻一天天變得對他不利。

1966年3月11日，在蘇加諾總統召開內閣會議時，陸軍包圍了國家宮，對蘇加諾施加壓力。蘇加諾不得不停止會議，他在第一副總理蘇班德里約和第三副總理薩勒陪同下，乘直升飛機前往茂物行宮。下午，蘇哈托派遣的代表團來到茂物，提出要在全國創造一個平靜和穩定的氣氛，就必須將總統的部分權力交給蘇哈托。經過5個多小時的談判，蘇加諾總統終于屈服，簽署了“移交行政權力給蘇哈托將軍的命令（通稱“3月11日命令”）。

第二天，蘇哈托以總統名義頒布他的第一項法令：在全國取締印尼共產黨及其屬下的群眾團體。3月15日，蘇加諾返回雅加達，他拒絕蘇哈托提出改組內閣的要求。3月18日，蘇哈托下令逮捕包括蘇班德里約和薩勒在內的15名內閣成員，同時任命了一批臨時統籌部長和部長。6月20日，臨時人民協商會議第四次會議開幕，批準了“3月11日命令”，要求蘇加諾任命蘇哈托組成新內閣。會議撤消了1963年臨時人民協商會議關于任命蘇加諾為終身總統的決定。1966年下半年，雅加達等地學生和青年不斷舉行示威游行，要求蘇加諾交出政權，同時攻擊中國政府，掀起反華排華浪潮。1967年2月20日，蘇加諾宣布，為了迅速結束政治沖突，愿意將權力交給蘇哈托。3月12日，臨時人民協商會議撤消了對蘇加諾總統的任命，在普選前禁止他進行政治活動

“九·三O事件”發生以來，關于這一事件的真相及其性質，一直是研究印度尼西亞現代史的學者們所關心和爭議的問題。1970年以前，印度尼西亞軍事法庭曾陸續審訊了翁東中校、蘇巴爾佐準將、奧馬爾·達尼中將，第一副總理蘇班德里約以及印尼共產黨政治局委員約諾、蘇迪斯曼和特別局負責人夏姆等人，并公布了部分證詞。這些審訊企圖證明“九·三0事件”是印尼共產黨策劃用武力推翻國家政權的陰謀，因此印尼共產黨犯了叛國罪。蘇加諾總統則由于鼓勵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人的活動，在他們犯了叛國罪之后仍力圖掩護他們而喪失了領導國家的權力。

由于被指控的主要當事人艾地、魯克曼，約多等人已事先被處死，許多事實無從對證，而受審訊者的供詞和證詞也沒有完全公布，以致人們對這一事件的全過程至今仍然不夠了解。特別是一些關鍵問題，審訊并未提供足夠的證據。此外，這些審訊是在政治形勢動亂、司法制度不健全的情況下進行的，許多被告和證人在預審中受到威脅，甚至遭到嚴刑拷打，他們在這種情況下提供的材料不足以作為判斷事實的依據。而已公布的審訊記錄本身也有不少破綻和自相矛盾之處。因此，許多學者對印尼陸軍當局公布的結論抱懷疑或否定的態度。

美國研究印尼現代史著名學者貝尼迪克·安德遜和盧特·麥克維在《印度尼西亞1965年10月1日政變初析》一書中認為，印尼共產黨在和平環境中獲得迅速發展，沒有必要進行武裝政變的冒險行動。蘇加諾總統以他的地位和威望，更不會輕易將賭注完全押在印尼共產黨身上。如果說，印尼共產黨是“九·三O事件”的主要策劃者，那么在事件發生時，黨的主要領導人除艾地以外都不在雅加達；在事件發生后，印尼共產黨各級組織的反應也只是被動的倉促抵抗，這些都是不合情理的。至于夏姆在供詞中聲稱“九·三O運動”的宣言是根據艾地的指示寫成的說法，無論從這一文件的政治內容、使用的術語或文字風格來看，一般學者都認為不可信。

盡管歷史學家們對“九·三O事件”的詳情還可能提出各種疑問和進行激烈爭論，但是一致認為，印尼共產黨是這場斗爭的主要受害者。“九·三O事件”前，印尼共產黨在和平環境中的迅速發展和在選舉中取得的勝利，使它產生了利用納薩貢原則來和平接管政權的不切實際的幻想。這個時期，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只注意表面上轟轟烈烈的群眾活動，卻忽視在群眾中進行扎扎實實的組織工作，特別是黨在農村的工作依然十分薄弱。“九·三O事件”發生前夕，在蘇加諾總統健康惡化和獲悉陸軍將領委員會的意圖后，印尼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輕率地支持了翁東等人的軍事冒險行動。這是一個沉痛的歷史教訓。

1966年9月，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中央政治局發表了一項聲明，對黨在“九·三O事件”前后的錯誤作了初步總結。聲明指出：“‘九·三0運動’發生和失敗之后，印尼共產黨和印尼人民革命運動遭到了一場災難，損失慘重。這就揭開了相當長時期以來掩蓋著印尼共產黨的嚴重弱點的帷幕。印尼共產黨的領導搞了冒險主義，沒有重視組織規定，輕率地把自己牽連到沒有人民群眾的高度覺悟和堅定信心作基礎的‘九·三O運動’里去。因而使黨在人民群眾中陷于孤立。‘九·三O運動’失敗以后，黨的領導反過來又執行了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把黨和革命運動的命運寄托在蘇加諾總統的決策上。這是印尼共產黨在思想、政治和組織方面的嚴重弱點和錯誤的頂點”。

澳大利亞研究印度尼西亞問題學者雷克斯·莫蒂默在《蘇加諾時期印度尼西亞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與政治，1959-1965》一書中，對“九·三O事件”發生的歷史背景和事件的性質曾作過比較全面的分析。他認為，“九·三0事件”是陸軍內部下層官兵對高級將領不滿所引起的一次冒險行動，而不是印尼共產黨蓄意策劃以奪取政權為目標的武裝政變。印尼共產黨出于對陸軍高級將領同樣的不滿，對“九·三0運動”顯然抱有同情，因而卷入了這場斗爭。由于錯誤估計形勢，印尼共產黨在準備不足的情況下，遭到了陸軍的殘酷鎮壓，受到了慘重的損失。政變失敗后，印尼共產黨機關報《人民日報》于10月2日還發表社論和文章，表示支持翁東集團的行動，很可能是在失去同中央聯系的情況下，由下級干部匆忙作出的反應。否則，那只能是印尼共產黨的愚蠢行動。但是不管怎樣，“九·三O事件”在客觀上產生的深遠影響說明它不是孤立的偶然的事件，它反映了印度尼西亞社會各階級間的深刻矛盾和激烈斗爭。莫蒂默上述觀點在西方學者中具有一定代表性。也有些人認為，“九·三O事件”完全是陸軍內部的派系斗爭。它是陸軍某些集團策劃利用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來消滅陸軍內部的異己力量，又以所謂叛亂罪來鎮壓印尼共產黨的一箭雙雕的計謀。

　　主要參考書目

　　（1）《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中央政治局五篇重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2）《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地下刊物文章選編》。

　　（3）美國中央情報局報告《九·三O事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4）O.　G.羅德：《微笑的將軍—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哈托》，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

　　（5）萊格：《蘇加諾一政治傳記》，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6）Benedict　Anderson＆Ruth　Mcvey，“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Oct.　1，1965　Coup　in　Indonesi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1（本尼迪克特·安德遜與魯特·麥克維合著《印度尼西亞1965年10月1日政變初析》，康奈爾大學出版社1971年版）。

　　（7）Rex　 Mortimer，“Indonesian　Communism　under　Sukarno，Ideology　and　Politics　1959-1965”，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4（雷克斯·莫蒂默《蘇加諾時期印度尼西亞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與政治，1959-1965》，康奈爾大學出版社1974年版）。

（8）M　．C．Ricklefs，“A　History　of　Modern　Indonesia　C.　1300　 to　 the　 Present”，MacMillan，1981（M.　C.李克萊弗斯：《印度尼西亞近代史，約1300年至今》，麥克米倫出版社1981年版）。

（9）Harold　Crouch，“The　Army　 and　 Politics　 in　Indonesi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8（哈羅德·克勞馳：（印度尼西亞的軍隊與政治》，康奈爾大學出版社1978年版）。（原載朱庭光主編《外國歷史大事集》現代部分第四分冊，重慶出版社1989年出版）

【編者注：為了方便讀者閱讀，編者對本文個別文字和段落作了某些更動，來不及征求作者的意見，如有不妥之處，文責將由編者負責，尚請作者見諒。】

喜讀毛主席悼念印尼共產黨主席艾地的一首詞

卜 算 子

             悼國際主義戰士艾地同志（1）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

                     疏枝立寒窗（2），

                笑在百花前。

                奈何笑容難為久，

                春來反凋殘。

                殘固不堪殘（3），

                何須自尋煩。

                花落自有花開日（4），

                蓄芳待來年。

【注釋】

（1）    此詞見于羅熾主編《毛澤東詩詞鑒賞辭典》。又見于胡憶肖等編著《毛澤東詩詞白話全譯》。艾地（1915——1965，應為1923——1965），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總書記。1965年在“九卅事件”中被殺害。

（2）    疏枝句：化用宋林逋《山園小梅》：“疏影橫斜水清線，暗香浮動月黃昏”語意，以梅喻艾地。

（3）    固：本來。堪：禁受；能。

（4）    花落句：傳宋嚴蕊《卜算子》:“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君主。”

【賞讀】

詩人在這首詩中，以詠梅寄情的比興手法，悼念了國際共產主義戰士艾地同志，同時也激勵了廣大無產階級革命者以及詩人自己對革命必勝的信心。

艾地（1923——1967年，應為1923——1967年）曾經是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他所領導的印尼共產黨在當時的印尼有很大的影響力。連當時（1959年）的蘇加諾總統都在全國范圍內提出過“民族主義、宗教、共產主義三大思潮合作”的主張。然而，帝國主義和印尼國內的反動勢力卻并不甘心；他們在準備推翻蘇加諾政權，剿滅印尼共產黨。

1965年9月30日，以蘇加諾總統警衛部隊第三營營長翁東中校為首的一批左翼軍官，采取行動以求挫敗右翼軍人集團的政變陰謀，但未告成功。10月1日，軍人集團終于篡奪了國家權力，并對印尼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進行了血腥的鎮壓。據印尼共產黨中央委員會1966年5月23日發表的文件披露，被殺害的印尼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不下20萬人，被捕者不下40萬人。艾地同志也在這場大屠殺中犧牲了。

當毛主席得知印尼所發生的一切以及他的國際戰友艾地不幸遇難的消息后，心情十分悲痛。而時間已值隆冬，寒梅怒放；詩人觸景生情，想到幾個月前還在北京會見了他，但轉眼間卻成了故人，禁不住吟詩一首以寄哀思。

上闋寫深冬的梅花橫斜傲岸于窗前；并以擬人手法，用一個“笑”字來形容梅花的無盡風采。梅花含笑盛開于“百花”之前，而“百花”當是指萬紫千紅的春日。寒梅迎著盛大的春天，可惜這梅花的笑容難于持久，到了春天就凋零了。詩人在這里，借梅花的開與落這一自然景觀，道出了內心的哀思。艾地同志以及他所領導的印尼共產黨當時在印尼如日中天，形勢一片大好，但沒想到情況陡地發生逆轉，眼見就要來臨的大好春光反而凋殘了，革命之火被撲滅了。但艾地同志的音容笑貌卻不斷地浮現在詩人的眼前。

下闋，詩人表面上仍是寫初春梅花總是會凋殘的，要凋殘就凋殘吧，賞花人何必自尋煩惱，花開花落有它自己的規律，花兒蓄積的芬芳在等待第二年盛開。

除了這表面一層寫景外，詩人也在此寄寓了另一層深意。詩人將自己悲痛的感情作了一個調整，勉勵自己與勉勵其他同志，不應一味沉湎于悲哀之中，為愁煩所困擾。該失去的自會失去，但只要不懈奮斗，總會有所得的。并從中升華出一個道理：共產主義戰士前赴后繼，是不可能被徹底摧毀的；失敗中也有教訓，也孕育著成功。我們不應為印尼共產黨短暫的挫折而深深憂愁、不能自拔。就像年復一年蓄積著芬香的梅花一樣，他們也在蓄積著更大的力量，他們終會有得勝的一天。在全詩最后一句中，詩人引領我們向上升起，讓我們心中豁然明亮起來，而不是在悲哀中暗下去；使我們滿懷希望，再次充滿革命的斗志與豪情。

（全文引自《毛澤東詩詞全集賞讀》，麓山子編著，第347-349頁，引者：大永）

引者的補充說明：【注釋】和【賞讀】中有關艾地同志生平和職務的介紹，前后有所出入。據知，艾地同志原名為Dipa Nusantara Aidit，1923年7月30日出生于印尼的邦加島（Pulau Bangka），1965年11月22日被蘇哈托右派反動軍人集團殺害于印尼中爪哇的玻約拉里（Boyolali），時年42歲。他于1950年代起，先是擔任印尼共產黨總書記，后為印尼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的職務。

印尼60年代從排華到反華：一把火燒掉新華社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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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4月新華社雅加達分社被迫關閉 中國印尼蜜月期徹底終結

從建交到斷交，從排華到反華，在中國與印度尼西亞復雜的外交歷程中，新華社雅加達分社的遭遇成為一個鮮活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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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先驅導報記者楊梅菊發自北京這里一度是眾多印尼華人心目中的“北京”——前面一排平房，后面有個大院。這就是當時新華社雅加達分社的所在地，它的代名詞是：紅土崗七號。

1966年4月1日，當所有成員最后撤離時，這座房子在燃燒瓶和石塊的攻擊下已是千瘡百孔。至此，中、印尼兩國之間短暫的蜜月隨之結束，雙方斷交長達20余年。

那是最好的時候

背靠初夏上午的陽光，沈定一緩緩講述50余年前的駐印尼生涯。對面的柜子上，是老伴謝林風的遺照，他們曾經是同事以及“戰友”。

1956年，沈定一與妻子謝林風從越南調至雅加達，擔任新華社駐雅加達分社的第二任社長。那是萬隆會議召開的次年，印尼境內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斗爭如火如荼，整個印尼幾乎是世人矚目的“熱點”，支持共產黨的印尼總統蘇加諾尚未遭遇權力危機，中國與印尼的關系正處在蜜月期，新華社記者在印尼甚至可以享受到“白宮記者”的待遇，沈定一與穿著睡衣的蘇加諾的合影便是最好的例證。

在沈定一的記憶里，蘇加諾是一個熱情的革命者和天才的演說家，他支持共產黨、親近新中國，1956年、1961年和1964年的北京都曾留下這位英俊總統的足跡，周恩來與陳毅亦多次回訪，蘇加諾與毛澤東之間的關系更是非同尋常——1961年蘇加諾訪問中國時，毛澤東贈送了一幅自己親筆題名的齊白石真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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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社所有信息遭到監控

“我們經常作為受邀媒體，跟隨蘇加諾去印尼的許多地方進行報道，但是那種表面的平靜有時候并不真實，暗涌流動。”沈定一說。

美國與荷蘭等帝國主義勢力不肯退出、蘇加諾的親共與以蘇哈托為首的親美派日生罅隙，當地華人的富足與勤勞令印尼人心生嫉恨……印尼國內局勢的復雜程度遠遠超出想像。1959年，矛盾惡化，印尼境內開始出現排華潮，暴行首先發生在西爪哇，以后又陸續在蘇拉威西島和蘇門答臘島一些城市發生。“手法驚人地相似，都是華僑的店鋪遭到破壞，打、砸、搶、燒，奇怪的是，當局與軍隊沒有任何表態。”

“當時采訪已經受到限制，我只能深更半夜和翻譯偷偷去現場。”那次萬隆商業街夜行的所見，到現在沈定一也忘不了：“慘白的路燈下，原本繁華的商業街分外凄涼，華僑商鋪店門洞開，被燒焦的汽車正在冒煙，恐怖而詭異。離開的途中，不斷有人向我們的車投擲石子。”

然而，在所有信息都有可能被監控的情況下，為了照顧到兩國關系大局，關于當地反華事件的報道必須低調處理，沈定一和同事們就在這種情緒中備受煎熬。

華僑尸體上有六七個彈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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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底，一向對中國友好的蘇加諾被迫簽署了“總統10號令”。大批華僑被剝奪土地，趕出鄉村，離開幾代人辛苦經營起來的家業，住進集中營。一紙號令，引發的是排華潮更大規模的來襲，傷亡不可避免，在充滿尸臭的帳篷里，沈定一親眼目睹同胞身前的六七個彈孔。

在一次采訪中，沈定一的妻子謝林風得以突破種種封鎖，探知集中營的真相：沒有飯吃，沒有最基本的衛生設施，一個房間里密密匝匝睡滿一地的華僑，周圍用鐵絲網圍起來。回到分社，謝林風一口氣寫下6000余字的《難僑收容所見聞》。

1961年，在不斷斡旋與交涉中，這起排華事件漸漸平息。1963年，沈定一與妻子謝林風調離任職7年的雅加達分社，接替他們的，是張海濤及妻子江紅。

交接工作時，沈定一意味深長地說：印尼的局勢不會像表面這樣平靜，未來幾年一定還會有變化。

蜜月期徹底終結

沈定一在雅加達7年，親眼目睹了新中國政府與印尼之間往來如織的最好的時候，而1963年的雅加達，在張海濤的記憶里同樣是大街上紅旗招展，人們對革命充滿了熱情，印共領袖艾地與總統蘇加諾之間以兄弟相稱，反帝運動像潮水一樣起起落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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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到1965年，中國和印尼高層之間互訪依然頻繁，各類團組往來如織。當年國慶大典期間，集聚北京的印尼大小團組達28個之多，創歷年中、印尼人員往來之最。當時，從雅加達回到北京休假的張海濤、江紅夫婦親歷了這一盛況。誰也沒有想到這繁華背后所暗藏的外交危機。

1965年，“9.30”事件再次成為中國和印尼之間關系惡化的導火索。軍事政變一夜之間爆發，蘇加諾被架空，上臺的蘇哈托幾乎全面繼承了荷蘭暴政，將仇華發展到無可救藥的地步。

“我準備犧牲在雅加達”

在北京大望路一處安靜的院落里，張海濤與老伴江紅即將迎來他們婚姻的鉆石之年。

采訪中，江紅遞給《國際先驅導報》記者四封信，這是1965年離開北京只身飛赴雅加達的張海濤寫給她和孩子的。信長短不一，字體卻同樣清新流暢。遺憾的是，自1966年回國后，張海濤因胳膊受傷，再也沒能寫出如此有力的字跡。“這次我是準備犧牲在雅加達了。”每當讀到這句，江紅就難以抑制淚水。

“9.30”事件爆發，華人性命堪憂，雅加達分社工作陷入停滯。身在國內的張海濤當即決定：他要只身回雅加達，立即動身。

[ 轉自鐵血社區 http://bbs.tiexue.net/ ]

在當時的江紅看來，這一別恐怕再無相見之日：“我特別想跟他一起回去犧牲，但是家里還有孩子。他(張海濤)告訴我，不能讓孩子一下沒了雙親。”

張海濤在途中給妻子寫信，他把這視作“遺書”。9天后，張海濤抵達雅加達。分社的房子已破損，有同事受傷。他和同事在雅加達一待就是大半年，線路中斷，他們想方設法發回報道，印制宣傳單。“有個華僑煤礦工人的兒子，叫唐平安，特別勇敢，我們把稿件翻譯成印尼文散發，他就騎著摩托直接送到蘇哈托家。”張海濤說。

雅加達分社的反擊惹惱了反動勢力。次年3月9日，一個連的印尼士兵，穿著便服，帶著燃燒瓶，一把火燒了分社。張海濤受傷的消息很快傳回國內，當時在北京育英學校上學的長子張小兵從廣播里聽到這條消息時，急得哇哇大哭。張海濤再次來信：“夜已深，拂曉要送傷員回國，只能簡單寫幾句，暴徒3月9日襲社，想必已知……我受了小傷，無礙……”

1966年4月1日，接到關閉分社的命令后，張海濤隨即率領分社全體同志(包括華僑工作人員)撤回國內，從廣州到北京，一路掌聲，他們受到的是英雄一般的禮遇。

張海濤忘不了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他時的對話：“你今年多大了？”“39歲。”“從使館發回的電報看，我以為你已經50歲了，沒有想到你還這么年輕，還可以為黨做更多的工作嘛！”

1950年中國與印尼建交，第二年新華社雅加達分社建立；1966年新華社雅加達分社關閉，次年，兩國宣布斷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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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建交到斷交，從排華到反華，在中國與印度尼西亞復雜的外交歷程中，新華社雅加達分社的遭遇成為一個鮮活的見證。

直到1990年，中國與印度尼西亞才正式恢復外交關系。1992年，新華社駐雅加達分社得到恢復。

誰是印尼反華暴行的真正教唆犯？（舊文）

今年（1998年）五月以來發生在印尼的迫害華人的暴行的一些零星內幕終于被揭露于世人眼前。我們已經知道：帶頭搶劫、放火和強奸婦女的暴徒是乘著卡車而來、帶著軍人特征、施暴動作熟練的一伙顯然有組織、有部署的強盜；當騷亂的人群在帶頭搶劫的暴徒的教唆下進入商店搶劫時，商店的門卻被鎖了起來，同時燒起了大火，有上千人因無法逃脫而被燒死；騷亂發生的３０個小時內，軍隊和警察失蹤了，在一些地方，駐守的軍警在暴動前數小時接獲指示撤走，等等。日前，印尼所謂聯合實情調查委員會就五月騷亂傳訊雅加達特區省長和雅加達軍區前司令的記錄被盜。在證詞中，該省長承認騷亂是有組織的、是有人煽動的；前司令則證實，參與騷亂的一些人來自雅加達以外的地方。

　　一切證據都表明：這場暴亂是一起由印尼軍方插手操縱的、繼承了印尼三十

二年來的白色恐怖傳統的國家恐怖主義性質的事件，目的在于把水攪混，轉移公

眾注意力，并以動亂作為談判的法碼。很多人的分析都指出：這場暴亂的策劃和

印尼政治高層內部的斗爭密切相關，特別是：蘇哈托的女婿、前特種部隊和陸軍

戰略后備部隊司令、現任參謀與指揮學院院長普拉博沃企圖借制造混亂，給印尼

武裝部隊總司令韋蘭托造成難局，同時造成蘇哈托鎮壓民眾反叛的借口。然而，

對陰謀的分析也大都止步于此。

　　另外，我們在西方主流媒體上也看到了一個令人回味的現象：一方面借報道

華人受迫害事件，把占印尼人口3%的六百至七百萬華人作為一個整體渲染為“控制了印尼經濟的70％”的為富不仁的奸商，而另一方面又大肆渲染雅加達的窮人在一夜之間都變成了“暴民”，或是一群殘害華人基督徒的伊斯蘭瘋狂信徒，而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貸款條件強加給印尼的西方國家似乎不僅和這場屠殺無關，而且一個亞洲的“科索沃”的誕生，給了西方又一次插手干預、匡扶正義的機會了。

　　顯然，印尼事件中，還有一些幕后的勢力在起著主導性作用，而被大多數分

析和西方主流媒體所完全遺漏。這個事實，只要稍微回顧一下印尼經濟危機以來

的局勢發展，以及考察一下印尼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重要位置，就變得十分令人

信服了。

　　印尼是列強爭奪世界的兵家要地，又是南洋諸國中擁有最強大的武裝力量、

反共最堅決的國家。在那里苦心經營了幾十年的美國政府，決不能允許它被聚眾

街頭的“人民權力”毀于一旦。印尼除了自身所擁有的巨大數量的石油和其他重

要資源之外，它還扼守著聯接東亞－太平洋與中東石油產地的海上運輸線，不僅

日本所需的中東石油必須通過馬六甲海峽，而且美國的航空母艦分別部署在東亞

大陸沿岸的“大新月”地區－－南朝鮮、日本、臺灣海域、菲律賓，和中東、波

斯灣地區，它們需要在這兩個地區之間經常地、隨時地穿過這條狹窄的運輸線進

行調動。美國從六十年代進行越南戰爭以防止東南亞“多米諾骨牌”，支持蘇哈

托三十二年的獨裁統治，很大程度上都是出于這個地區的重大戰略地位。這和美

國冷戰后“同時打兩個區域戰爭”的全球軍事部署也有重大關系：實際上，現在

美國必須同時應付巴爾干、海灣和東亞三個潛在的熱點，海外兵力不敷使用，尼

米茲號需要隨時通過馬六甲海峽對中東或東亞進行機動增援。失去印尼，剛剛贏

得的海灣戰爭的大半意義可能會隨之消失，美國的全球戰略將遭到一次致命的打

擊。

　　自從去年十月以來，華盛頓加緊了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印尼經濟進行直

接控制的部署。這個部署和美國長期以來豢養的獨裁者蘇哈托和他所建立的家族

帝國利益發生了激烈的沖突。危機使印尼財富的價值遭到大規模的貶值和毀滅。

在這塊蛋糕突然劇縮的經濟基礎上，國際壟斷資本與一國官僚買辦資本之間在相

互轉嫁危機損失的過程中發生了因實力地位不同而分臟不均的爭斗，同時又共同

面臨著危機的最終承擔者勞動大眾因貧困化乃至斷絕生計而日益奮起的反抗。于

是出現了這樣一種復雜交錯的政治斗爭局面：華盛頓在對蘇哈托施壓同時，開始

在印尼的統治層內（首先在軍隊中）尋找新的、更忠實的代理人，一方面它要盡

可能多地接管印尼經濟主權，另一方面又要防止人民的不滿情緒和集體行動導致

政治體制的瓦解；蘇哈托在抵制貸款條件以保護家族帝國利益和與美國主子妥協

以延續自身統治之間尋找平衡；印尼的殺手們和他們的山姆大叔心中都有數，在

緊急狀況下他們有一根屢試不爽的殺手锏，把燒到他們身上的怒火引向印尼華人

這只替罪羊，國際和印尼的統治階級共同在加緊籌備上演一場將階級矛盾轉化為

民族仇殺的慘劇；而經濟危機和結構調整帶給下層人民的痛苦，迫使他們要在自

發的、松散的經濟斗爭和目標明確、為階級利益而戰的政治斗爭之間做出選擇。

這就是印尼五月事件爆發前各種矛盾沖突的大致情形。

　　蘇哈托可算得上是華盛頓所扶植起來的一大批獨夫民賊中有老資格的。三十

二年年來，印尼的右翼軍人政權在美國的訓導和資助下，殺人不眨眼，這已眾所

周知。美國記者、社會活動家艾倫·奈爾恩所做的最新調查，揭露了有關蘇哈托

的軍事系統的情報治安機關和美國中央情報局與五角大樓之間密切勾結的鮮為人知的細節（調查結果發表在《民族》雜志3月30日、6月8日和15日的三期上）。根據奈爾恩的這三份報告，印尼軍方及其情報機構和美國中央情報局、美國國防部和美國駐印尼大使館保持正式的聯絡關系和經常性的高層接觸。

　　今年一月，印尼軍方頭目預感到一場動搖統治秩序的風暴將要來臨，向外界

散發出警告：“印尼軍隊將毫不猶豫地將任何反政府的人切得粉碎。”在做出這

番威脅后的一個星期，美國國防部長柯恩訪問印尼，會見了蘇哈托、普拉博沃和

其他軍方首領。印尼官員表示，柯恩的訪問是對印尼軍方實行“控制局面”的計

劃亮了綠燈。在柯恩離開印尼六天以後，印尼軍方和情治機構開始了大規模的秘

密綁架社會活動家、工會人士的行動。參加綁架行動的包括有經美國訓練的、和

美國情報系統有正式聯系的特別部隊。于是，在今年五月暴亂之前，所有有組織

能力、有政治見解的活動家都從街頭消失了。

　　對印尼軍人面授機宜實行國家恐怖主義的美國主子，對印尼的這架屠殺機器

的可靠性并不放心，特別是：美國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貸款條件壓迫蘇哈托

放棄其家族壟斷經濟，蘇哈托屢屢拒絕，并在設立貨幣局等問題上和美國主子爭

執起來，還祭起“主權”、“尊嚴”、“憲法”等法寶。忘記了自己奴才走狗的

本分，就要遭受主人的懲罰。何況美國也隱約感到：蘇哈托這個手中沾滿血債的

獨裁者，被民眾抗議的浪潮所卷走的時刻不會太久了。從今年三月起，五角大樓

、白宮和美國國務院就開始秘密醞釀導演一場替換走狗的鬧劇。（"UP IN SMOKE

: How the IMF's rescue plan for Indonesia exploded", in BUSINESS WEEK,

June 1, 1998 pp.60-66. Allan Nairn, "Uncle Sam's Indonesian Killers",

in THE NATION, March 30, 1998, P.6）

　　這個情形不能不讓我們想起將近半個世紀之前的另一幕場景：國共內戰進入第三個年頭時，蔣介石在軍事上慘遭失敗、政治上眾叛親離、經濟上迅速崩潰，而替蔣介石出錢出槍的美國對他深感失望，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走狗不走’，美國人在生氣”，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曾向美國國務院提出建議：勸告“不孚眾望”的“蔣委員長退休”，而讓“較有前途的政治領袖李宗仁”，組成一個“沒有共產黨參加的共和政府”。李宗仁則向司徒雷登表示：他期待著美國的“毫不含糊的支持”。于是有了蔣介石被迫下野、演出和談雙簧的一幕。

　　和半個世紀前的手法幾乎完全一樣，美國對印尼的“危機管理”對策是：尋

找新的傀儡、并且“一根線上拴兩個螞蚱”，使傀儡之間互相牽制，以便將出產

于美國工廠的結構調整政策和鎮壓民眾抗議的手法在印尼順利實施。

　　一個螞蚱，就是蘇哈托的女婿、特種部隊的司令普拉博沃。普拉博沃曾在美

國喬治亞州和北卡羅來納州的美國軍事機構進修，和美國軍界有長期密切的關系

。這次負責綁架任務的，就是普拉博沃所直接指揮的部隊，和美國情報系統有密

切關系。柯恩在今年一月訪問印尼時，特別贊揚了印尼的特種部隊。據透露，去

年在美國的支持下，特種部隊從三千名戰斗人員擴大到四千名，美國國防部為特

種部隊提供二十四項“共同聯合交換與訓練計劃”（JCET）和美軍的直升機。

　　另一個螞蚱，就是同樣受美國欣賞的印尼武裝部隊總司令韋蘭托，他手下的

部隊也參加五角大樓的“共同聯合交換與訓練計劃”。今年三月四日，美國太平

洋戰區總司令普魯爾在美國國會作證說，美軍正在密切注視“亞洲的不安定跡象

”，其中包括“勞工糾紛”。普魯爾還高度稱贊韋蘭托。五天以後，韋蘭托直接

控制的軍方情報機構將九名呼吁提高最低工資的工會活動家逮捕，據透露，他們

遭到了拷打；韋蘭托的人馬還搗毀了一些勞工、學生和婦女組織的辦公室。美國

利用這兩個印尼軍方頭目之間的矛盾，實行分而治之，并以金蟬脫殼、找替罪羊

等方法巧妙地掩蓋美國自己就是一系列國家恐怖主義政策的教唆犯的真面目，這

個策略，在五月暴亂、蘇哈托下臺之后，就變得更重要了。（有關資料見："IND

ONESIA'S POLITICAL ODYSSEY", in THE NATION June/15/98, p.11; Allan Nai

rn, "Indonesia's Disappeared", and "Our Men in Jakarta" in THE NATION

June/8 pp.4-5 and June/15 pp.12-14.）

　　五月暴亂事件不是什么偶然的或印尼所特有的暴力事件，而是整個第三世界

發展困境的縮影，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世界各地以同樣殘酷的貸款條件聲稱進

行“援助”、實際上對當地國計民生實行毀滅的最新見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根

據其“緊縮調整”的正統教義，要求已經處在危機中的受援國削減社會福利開支

、生活必需品漲價，這無一例外地是剝奪貧困下層最基本的溫飽權，導致食品騷

亂。因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政治上的一手，就是依靠受援國內皮諾切特式的

獨裁者的鐵腕政策，壓制民眾，特別是防止人民的抗議行動發展成為推翻本國買

辦統治的人民革命。

　　在華盛頓、東京和柏林的政客與大銀行家們的最大的夢魘，就是憤怒的民眾

把矛頭指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美國，將西方對印尼的經濟殖民統治連同蘇哈托

一起，葬送在一場人民革命的烈火中。美國《紐約時報周刊》對五月事件這樣憂

心忡忡地評論道：

　　“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續下降，印度尼西亞的精英們現在會面臨著民眾憤

怒不可阻撓地增長……印度尼西亞很可能是在一個兩個階段革命的初期，如同俄

國革命和伊朗革命那樣。在第一階段，老皇帝倒臺了；第二個階段，中間過渡性

的政府由于無能而被推翻，被一個更激進的和更持久的政權所取代。沙皇俄國曾

是一個很有希望的新興市場，在十月革命前也是美國的朋友。在印度尼西亞，許

多人都指控華盛頓支持了蘇哈托幾十年的壓迫人民，這個指控是沒錯的，印度尼

西亞很有可能變成美國的世界級的外交與經濟心病。沒有經濟復蘇，印尼非常容

易陷入混亂，或者轉向一個反西方的激烈態度，容易想象，還會帶著伊斯蘭教的

色彩。”（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une 28,1998, WALTER RUSSELL MEA

D, "BOTTOM-FISHING TIME? NOT NECCESSARILY. INDONESIA MAY BE FACING A T

WO-STAGE REVOLUTION, WITH THE WORST YET TO COME".）

　　針對印尼華人的暴行是由印尼軍方操縱指揮的，這是蘇哈托及其軍事暴力工

具以國家恐怖主義的方式來應付食品騷亂、解決統治層內部矛盾、同時加強和西

方主子的談判的法碼的一個一舉多得的陰謀。

　　印尼軍方在五月暴亂之前對進步人士的綁架和搜捕，是為了防止食品騷亂發

展成為有組織有綱領的民眾政治斗爭。在燃料、食品漲價之后民怨沸騰、學生和

中產階級也參加抗議行列的時刻，以先發制人的方式挑起種族之間的仇恨，制造

種族仇殺，為的是完全同一個目的，即防止民眾憤怒轉化為有意識地為階級利益

而戰的集體行動。拿印尼華人開刀具有一石三鳥的效果：這首先使蘇哈托家族這

伙竊國大盜從民眾的視線中逃脫，將政治上無權的華人作替罪羊；其次，趁機制

造一種輿論，讓人認為華人應對印尼的經濟危機負責，而華人又被描述為和外部

勢力勾結、出賣印尼利益的奸商，這樣就能夠駕馭、控制和利用危機以來印尼民

眾中的民族主義情緒，一方面防止人民反帝覺悟的蘇醒，一方面加強軍人政權的

“凝聚力”，以此作為與美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討價還價的法碼；第三，由此

引發社會動亂后，再去以血腥手段“恢復秩序”，因此獲得主動，并向國內反對

派和國際社會顯示實力。

　　自從印尼爆發危機以來的一年多中，美國國防部長兩次走訪雅加達，五角大

樓高官和行政人員每月至少兩到三次飛抵雅加達，視察“敵情”，美國軍方城市

鎮暴行動計劃與太平洋戰區特種行動計劃部門都派出了專家對印尼軍方進行高密度的強化訓練，尤其涉及夜襲、綁架、嚴刑求供的課程教練，并都是在美國國務院的批準下進行的（見奈爾恩的第一個調查報告）。在美國顧問的參謀下，印尼軍方調兵遣將，對首都等重要城市進行了嚴密的重新布防。5月12日軍隊開槍打死示威學生6人，激發了次日雅加達市民要求蘇哈托下臺的大規模抗議運動。當時，印尼民主黨的領導人美加華蒂的顧問曾興奮地說：“人民聯合起來了，所有的印尼人都感受到要走同一條路。”但也正是在這時，扭轉斗爭的大方向、殘害印尼華人的有組織的暴力行動，在國家機器的幕后操縱下開動起來了。在印尼學生傷亡的當夜，美國白宮內燈光徹夜達旦，在緊急召開的戰略討論會上，主人們終于發出了印尼需要“政治改革”、華盛頓將與蘇哈托拉開距離的明確信息。14日美國太平洋戰區總司令普魯爾緊急飛抵雅加達，不見蘇哈托，專門會見韋蘭托和普拉博沃，一反上次柯恩訪問時的堅決表態，突然要求印尼軍隊保持克制。14日晚，無法無天的殘害印尼華人的有組織暴力活動達到最高潮，次日又迅速向全國擴散，并一直延續到6月中旬。此后美國壟斷資本利用控制的國際媒體，開始了上面提到的那個有關“占人口3%的印尼華人控制了70%的印尼經濟”的混淆視聽的宣傳運動。

　　可以想見，五月暴亂的過程中，華盛頓主持了蘇哈托下臺、在雅加達換人的

過程，也指揮和干預了印尼軍人系統如何對付民眾示威的具體決策。實際上，砸

商店、強奸婦女的暴徒早就在接受訓練，針對華人的暴行早就在密謀策劃當中，

和印尼軍方關系如此密切的美國，不可能不知情，知情之下也不可能不予以參謀

策劃。假如將來中央情報局的解密文件顯示美國參與了印尼軍人的這項恐怖主義

罪惡，我們是不會感到奇怪的。許多跨國的、國際的恐怖主義作法，經常是來自

中央情報局的教唆。現在被美國所認定的“頭號國際恐怖主義分子”拉登就曾表

示，他所學到的最殘忍的手段，都是美國中情局的人教給他的。

　　五月暴亂前後，西方主流媒體以誤導的方式報道和評論印尼局勢和華人，為

印尼軍方的種族煽動作微妙的配合。在這里，西方媒體將印尼華人說成是和蘇哈

托家族沆瀣一氣的“裙帶資本主義”的主犯，大肆渲染所謂“印尼華人控制了印

尼經濟的60％乃至80％”，言外之意，印尼華人和印尼本族人的經濟利益沖突就解釋了這一切暴力，因而矛盾是無法解決的，更有甚者，是重復印尼排華勢力的荒唐謊言，說印尼華人是一個莫須有的“大中華經濟”在印尼的代理人（日本的一些右翼分子特別熱衷這一學說）。在妖魔化印尼華人之后，又搖身一變，裝作同情華人被害者的樣子，開始惡毒地妖魔化印尼的窮人和印尼的穆斯林，將雅加達的窮人描繪成一群青面獠牙、滅絕人性的“暴民”，渲染報道一些高喊著“真主偉大”的印尼穆斯林如何殘害華人基督徒。明白的人一眼就能看出，這是“文明沖突論”的拙劣翻版，把印尼人對西方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敵對情緒歪曲丑化成所謂宗教狂熱，以種族、宗教的裂痕來掩蓋階級矛盾和沖突。

　　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市場在世界各地的擴張滲透，導致了本來就高度不穩定的

第三世界國家政府作為公共權力，對社會的組織、統籌和保護功能的極大削弱乃

至瀕于瓦解。在這種情況下，被市場“原子化”了的個人，往往只好在宗教與種

族的文化遺風中尋覓聯絡起來、保護自己的“出路”，因而出現民族和種族認同

的激化。（S. Amin, 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1997, chapte

r 4 "THE RISE OF ETHNICITH:A POLITICAL RESPONES TO ECONOMIC GLOBALIZAT

ION" and chapter 5 "WHAT THE CONDITIONS FOR RELAUNCHING DEVELOPMENT IN

THE SOUTH?".）甚至那些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曾經成功地消滅了民族壓迫、解決了

民族矛盾、取得了民族團結的國家內，今天在資本主義市場的競爭廝殺中，民族

矛盾重新變得尖銳，民族沙文主義猖獗。另一方面，在全球化時代，第三世界的

資產階級嚴重地買辦化，成為帝國主義和國際壟斷資本的忠實代理人。民族沙文

主義和買辦化，實際上就是冷戰后“世界新秩序”的同一枚錢幣的兩面。

　　以上的分析將使我們順理成章地得出有關印尼以及當代廣大的不發達的第三世界國家所面臨的根本矛盾的一個大致結論：這就是人民大眾和帝國主義，特別主要是美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在帝國主義主要采取新殖民主義的手法進行滲透的情況下，這個矛盾又往往集中表現、蘊涵在人民大眾和美帝在幕后支持的官僚買辦資本之間的矛盾。經濟危機下的印尼人民、亞洲人民以及全世界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民，為了從全球性的危機和苦難中解脫出來，唯有明確自己的階級利益，

建立廣泛的反帝聯合戰線，把斗爭的矛頭對準帝國主義國際壟斷資本及其所扶植

的官僚買辦資本，才有可能獲得人民大眾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上的解放，以及受

壓迫民族的民族平等和解放。

　　認識到這一點，對經受三十二年蘇哈托官僚買辦政權壓迫、又面臨國際壟斷

資本全面征服的印尼勞動人民，對深受民族壓迫和種族歧視的印尼華人，對一切

關心受壓迫的印尼華人的命運的人士，都非常重要。

　　毛澤東指出：“民族斗爭，說到底，是一個階級斗爭問題。在美國壓迫黑人

的，只是白色人種中的反動統治集團。他們絕不能代表白色人種中站絕大多數的

工人、農民、革命的知識分子和其他開明人士。”（毛澤東《支持美國黑人反對

美帝國主義種族歧視的正義斗爭的聲明》，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印尼勞動人民

為了自己的解放，就必須認識到：壓迫他們的，是印尼統治階級，其中包括占全

部印尼華人中極少一部分華人剝削者，而大多數華人是和印尼勞動人民同樣遭受

剝削壓迫的階級兄弟。印尼人民只有正確處理好作為自己同胞的大多數印尼華人

所長期遭受到的種族歧視問題，他們自己才能獲得真正的解放。印尼華人和他們

在全世界的同情者，也必須認識到，印尼華人所遭受的種族壓迫，歸根結底是由

于階級壓迫的存在。已故美國黑人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說過，他有一個夢

，那就是世界上不分膚色的窮人們聯合起來，形成一個有組織的多數，自己真正

支配自己的命運。國際壟斷資本控制下的全球化，以及由此導致的嚴重的資本主

義危機是民族沖突、民族矛盾的策源地，帝國主義及其所扶植的官僚買辦資本是

種族仇恨的教唆者。當人們聲援印尼華人的同時，也應當聲援印尼的勞動人民，

在他們去印尼大使館抗議時，也應當去另一個大使館抗議，抗議那個替印尼軍人

出錢出槍、為屠殺印尼人民出謀劃策的頭號帝國主義國家。

　　關心印尼反華暴行受害者的人們，正在親眼見證著一場全球性資本主義危機

徐徐降臨的人們，以及一切還在關心著人類如何走出困境、實現全世界各民族的

平等和解放的前景的人們，將會思考解決問題的第一步，那就是：第三世界各國

人民為了保護民族經濟利益、捍衛民族國家主權、抵抗國際壟斷資本的控制滲透

，一切進步力量必須結成廣泛的人民統一戰線，為打倒各國的買辦資產階級而斗

爭，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總結過去的歷史經驗，重新走出一條以“獨立自主，自力

更生”為主的集體共同發展的解放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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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尼反華暴亂與中國外交的立足點

　　　　　　　　　　　　　　　杭新

　　今年（1998年）五月印尼的反華暴亂是全國性的，它從華人集中的區域向分散的華人居住地擴散，從雅加達向外地擴散，整個印尼成了華人的人間地獄。全印尼共有1200多人喪生，1000多名婦女（多數為華人）遭到暴徒群體強暴，其中許多婦女或被活活燒死，或因下部傷勢過重去世，或因羞辱難當、懷著滿腔仇恨自殺身亡。大小4000多家華人商場、商店慘遭洗劫和燒毀，華人數十年里胼手胝足積蓄的財富瞬間化為烏有。

　　　　　　　　　　　　謀主是蘇哈托政權

　　五月大屠殺顯然是有組織、有計劃的蓄意事件，顯然與印尼軍方有關系。來

自印尼私人診所的消息說，參與屠殺和強奸活動的暴徒承認，他們事先被注射了

興奮劑，以便順利執行這項禽獸任務。事后他們感到體力不支，紛紛到診所就醫

。有的暴徒本來就是各地的地痞流氓，有的則是各地的武術班學員，有的是被軍

校淘汰的學生，但是其操縱者則是軍隊和一部分極端排華勢力。數日以前，這些

社會渣滓被集中到東部的齊普爾基地進行集訓，臨出發前，不光被注了興奮劑，

而且組織者許諾，每強奸一名婦女可得賞金二萬印尼盾（約2.5美元）。

　　那么印尼軍方為什么要支持極端排華勢力發起這場大屠殺呢？原來，無論印

尼軍隊還是極端排華勢力都是蘇哈托政權手中的工具，為蘇哈托效命是他們的共

同特點。

　　蘇哈托本來就是靠屠殺起家的。1965年9月，印尼軍隊發動了右翼政變，將親共的民族主義總統蘇加諾趕下臺，隨后50多萬印尼共產黨人被屠殺（這是最低數字）。而政變和大屠殺的主要實力派人物就是蘇哈托。隨后，蘇哈托就執掌了印尼政權，執政期間采用法西斯獨裁手法，對內鉗制國內輿論，繼續清洗共產黨；對外則成為美國冷戰在（東）南亞地區的橋頭堡，并成為冷戰組織東盟的盟主，執行敵視中國的政策。為獎勵蘇哈托反共有功，美國帶頭向印尼投資，優先向印尼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印尼開放美國市場，并要求日本也照此辦理。而有了蘇哈托的對內殘酷鎮壓政策，美、日為主的西方國家也從印尼的血汗工資制中撈到了實惠。在這種政治結構中，以蘇哈托家族為核心的所謂專業集團極大程度地榨取了人民的血汗，蘇哈托的兒子、兒媳、女兒、女婿霸占著國內的各大公司，蘇哈托家族的財產達全國總財產的一半以上。（因此，印尼的人均收入實際上至少比公布的低一半）。在印尼金融危機前夕，蘇哈托家族為主的50人擁有印尼全部外債（800億美元）的95%。可以說，蘇哈托家族巧取豪奪是印尼金融危機的結構性因素。

　　但是，這種經濟上的巧取豪奪和嚴厲的獨裁統治也有其自身的問題，那就是

階級對立極為嚴重。在經濟增長期間，人們對蘇哈托家族的高壓盤剝敢怒不敢言

，保住小命再說。到金融危機來臨時，對相當大一部分人來說，即使不反抗也保不住小命了。1976年印尼的赤貧人口是2000萬，1998年時赤貧人口卻增加到8000萬，占印尼總人口的約40%。階級矛盾空前激烈，社會不滿情緒如同火山熔巖般滾滾涌動，隨時化為罷工、游行、示威和騷亂。在這種情況下，蘇哈托政權就考慮將火山熔巖引向印尼社會中最沒有政治權力的那一部分——華人。華人是蘇哈托政權的排汽閥，多年以來，每當民怨沸騰要將社會炸裂時，這個排汽閥就會被啟動，這樣蘇哈托家族的政治和經濟統治就能躲避沖擊，繼續存在下去。這是蘇哈托統治結構中的最黑暗、最隱秘又必不可少的一環，其意義和希特勒屠殺猶太人是同樣的。只有把階級矛盾轉化為民族矛盾，把階級怒火轉化為種族仇恨，才能維持一個剝削壓迫的社會結構存在。從這個意義上說，種族主義實際上也是任何一種階級統治政權的不可或缺的構件。即使是特別愛標榜民主的美國，不也是以對黑人的種族歧視作為它社會穩定的排汽閥嗎？三K黨和印尼的極端排華勢力實際上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統治集團的主流在平時也看不起它們，但卻深深懂得極端右翼勢力的存在的重要性。

　　事實上，印尼華人對這一結構并不是不清楚。7月6日，他們向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求助時介紹說：“在前總統蘇哈托（蘇哈托這時已經下臺——引注）的計劃中，我們不可以進入政治、軍事、文化領域內，基本上，我們只能從商，或工業等經濟領域，或在體育界發展。……前總統蘇哈托把我們當成是維護他的獨裁、

貪污統治的擋箭牌，為了使每次人民的反貪污反獨裁運動迷失方向，每當人民的

不滿運動達到頂點時，他就會利用新聞界、電視臺、無線電臺以及印尼原住民對

華裔在事業上的成就所產生的妒忌之心，以及極端分子盲目仇視的心態，煽動他

們燒、殺、搶華裔財產甚至強奸華裔婦女。每次發生燒、殺、搶以及強奸事件之

后，印尼原住民對前總統蘇哈托的恨意就會下降，印尼人民反對前總統蘇哈托的

統治的壓力就相應的減輕了。這樣，就達到前總統蘇哈托繼續統治印尼的目的了

。以華裔作他的擋箭牌以及高壓鐵腕手段使他的獨裁統治成功地延續了32年。”

　　因此，說蘇哈托政權是大屠殺的謀主恐怕是不會冤枉的。事實上，這樣的大

屠殺也只有政權力量才有可能操作。我們了解到，在屠殺和強奸進行時，警察都

遠遠地躲在一旁看熱鬧，消防隊也不開進現場，聽任大火吞噬一幢幢商店、住宅

，聽任大火里發出的撕裂心肺的慘叫。為了大屠殺順利發動，早在今年三、四月

份時，印尼媒體就開始把矛頭指向華人，攻擊華人為富不仁，不肯同化，明示或

暗示華人是應該對印尼經濟崩潰負責。事實上，除了極個別華人與蘇哈托集團有

染以外，絕大多數的華人無非是中產階級，過著還過得去的生活而已。他們根本

沒有力量促進或僅僅是推動經濟危機，這只能是蘇哈托家族的事。

　　　　　　　　　　　　華人仍在危險之中

　　由于經濟危機的內部根源在于蘇哈托統治集團（專業集團）的殘酷盤剝，因

此專業集團面對社會矛盾激化的危險束手無策，這才起動了排汽閥。但是五月慘

案以后，經濟危機更加深重，社會矛盾激化的局面仍未根本改觀。西方大國開始

擔心蘇哈托穩不住局面，又加上國際輿論的壓力，因此蘇哈托以退為進，效仿蔣

介石宣布下野。

　　新任總統哈比比根本上就是個傀儡性的、過渡性的人物。軍隊、議員、輿論

界和重要經濟部門仍掌握在蘇哈托手中。例如，印尼武裝部隊司令維蘭托、特種

部隊司令普拉博沃（蘇哈托的女婿）都是蘇哈托的舊人，恐怕都參與了五月慘案

的策劃。國際社會一般認為，像蘇哈托這樣經營了32年的獨裁政權，其勢力盤根錯節，除非是摧枯拉朽式的社會革命，不可能出現實質性的變化。因此蘇哈托下臺必然會有流血動亂事件。然而，似乎出人意料的是，政權平穩交接。這只能從反面說明，蘇哈托家族事實上仍然控制著印尼政局。

　　正因為如此，所以哈比比也只能是聽命于蘇哈托。事實上，哈比比對五月慘

案的基本態度是聽之任之。7月18日，《華盛頓郵報》刊出了哈比比的談話，哈比比說即使在五月暴亂后逃離印尼的華裔不回來，印尼也不會完蛋，反而增加當地人進入工商界的機會。這就是繼續挑撥華人和印尼人的關系。此外，哈比比在外界壓力下視察華人區時，對華人說，以后再碰到這種情況，你們可以自衛嘛。這實際上是更陰險地置華人于死地：在成群受過軍事訓練的彪形大漢的圍攻下，在更多的印尼人的旁觀和縱容下，自衛無異于自殺！

　　印尼政府的態度如此惡劣，華人不得不紛紛外逃。澳大利亞、新西蘭、馬來

西亞、新加坡大使館——還有臺灣駐印尼代辦——前擠滿了要求簽證的華人，沒

有能力要求簽證的年輕姑娘不得不當郵購新娘遠嫁他國。第一批流動能力強的華人大約3萬多人已經逃離印尼，而更大規模的逃亡潮正在興起：變賣住宅，套現生意，不顧一切往外逃！

　　事實上也必須往外逃。有組織的大規模屠殺雖然暫停，但無組織的分散的迫

害和強奸仍天天在進行。7月16日，東爪哇首府泗水東南220公里的任抹，1000多人襲擊了該市的商業中心，幾十位華人店主被迫逃跑。這是又一起新的、較大的迫害。

　　華人在印尼約有600萬人，不可能全部都逃離印尼。那些比較貧窮的華人可能就逃不走，也沒有地方去。他們仍將隨時處于印尼極端勢力的威脅之中。

　　　　　　　　　　　“大中華”到哪里去了？

　　五月慘案發生后一段時間里，國際輿論似乎并不關心華人的生死。成為頭條

新聞的是蘇哈托的下臺和哈比比的前景。只是在哈比比政權的傀儡性質被認定后

，國際輿論才開始更多地報道慘案的真相。也只有從這時起，印尼所謂五月騷亂

的嚴重性才陸陸續續滲透出來。

　　世界各地的華人當然義憤填膺。任何一位還有一點良知的人都會義憤填膺。

美國、加拿大、香港、新西蘭、澳大利亞、馬來西亞、菲律賓、臺灣，世界各地

的華人民間組織紛紛表示了極大的驚駭和憤怒，嚴辭譴責印尼政府，要求印尼政

府迅速查清事情的真相，對犯罪分子繩之以法，保護華人的合法權益，并對受傷

的華人婦女表達深切的關懷。

　　但是，印尼政府根本沒把國際輿論的壓力放在眼里。哈比比的講話雖然也終

于承認“這是歷史上最不人道的事”——事實上，這是玩弄文字游戲。1965年印尼屠殺50多萬共產黨人才稱得上印尼之最。不能排除，哈比比要借這種語言抹去人們對歷史的記憶，并為下一次屠殺抹去上一次屠殺慘象提供先例。而且，其用語多么溫和，仿佛印尼政府以前多么人道，現在也多么講究人道！

　　中國是不是應該更強硬一些？遺憾的是，中國對印尼政府似乎太軟弱了。

　　中國連譴責都不敢。6月中旬外交部對此事件表示了關注；時隔一個多月后，

7月28日，外交部長唐家璇又表示“強烈關注和不安”。就在國際輿論紛紛用“野蠻”、“慘無人道”來描述這一事件時，8月3日遲到的《人民日報》評論員卻只敢說“掠人財產、奸人妻女”，仿佛是個別道德品行不良的流氓所為似的。

　　不僅如此，中國國內的各大報紙也似乎斷絕了消息來源，對印尼發生的暴行

非常陌生，好象印尼華人血管里流的不是中華民族的血液，擺出一付莫管閑事的

姿態。

　　這不應該是中國的形象。這不應該是中華民族的形象。這不應該是普通中國

人的形象。

　　　　　　　　　　　　中國民間怎么會鴉雀無聲！？

　　在天涯咫尺的信息化時代，印尼五月發生暴亂的消息居然在中國大陸被封鎖

了足足兩個多月。直到七月份互聯網上傳出一張張令人慘痛欲絕的圖片，傳出海

外華人群情激憤示威游行場面時，才終于點點滴滴地漏出在媒體上。

　　這其中的原委和細節是很值得深思、深究的。但大學生們并沒有深究，他們

難以相信同為華夏子孫的印尼華人遭到如此慘無人道的殘殺和迫害。因此，似乎

早就看破紅塵的九十年代大學生再也按捺不住了——他們畢竟還沒有漠視人之為人的生命、鮮血和人格尊嚴。八月十日清晨，北大學生在三角地貼出了多年不見的大字報，憤怒地譴責印尼暴行，哀悼死難的同胞，為受強暴的婦女打抱不平，

并希望組織起來到印尼駐華大使館前去示威。遲至傍晚，雖經校方勸阻，三角地

仍有二百多學生聚集在一起討論如何表達對印尼華人的支持。同一天，清華大學

也貼出了類似的大小字報，提出在第三天，即八月十二日到印尼使館前抗議。清

華大學的學生們似乎顯得更加冷靜一些，他們相約相互不留地址，不通姓名，不

穿清華字樣的服裝，只留聯絡方式，騎自行車分散地前往印尼使館。在使館前如

遇詢查，則一律以中國人自稱。

　　這一事態立刻引起了校方的高度重視，當天晚上，北大、清華的學生們，特

別是有強烈正義感、有組織才干的學生就受到了嚴厲警告和諄諄“勸導”。第二

天，印尼使館門前果然平安無事。

　　校方是如何“勸導”的？校方的基本邏輯是，印尼事件是復雜的、敏感的、

歷史性的，既是個政治問題，又是個經濟問題，還是個種族問題和文化問題，

非常復雜。處理印尼事件要有理、有利、有節，還要合法，要相信黨和政府能妥

善地把握好事件的尺度。話說得更直白一些就是，你們小孩子懂什么？頭腦簡單

、處事魯莽、又不懂歷史，不知國際法，老老實實一邊呆著去，好好念書吧！

　　但以為這樣一番解釋就能把學生的憤怒悶在心里，未免太小瞧學生了。

　　不錯，印尼事件是復雜的。事實上，任何一個重大事件，比如袁世凱與日本

簽訂賣國條約，蔣介石發動4.12大屠殺，9.18日本出兵占領東北，7.7蘆溝橋事變，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殺都是復雜的。例如以似乎很簡單的南京大屠殺，從中國方面來說，如果不是蔣氏集團既想在國人面前擺出抗日姿態，又不想使自己的實力受損，則南京保衛戰就不會那么被動，撒退時那么倉皇，南京城的三十萬居民也就來得及組織，不會成為日本刺殺比賽的活靶子；從日本方面說，如果不是日本要用中國人的鮮血來營養其武士道精神，并阻嚇中國人民反抗，也沒有必要做得那么血腥；從根本原因上講，如果不是日本的資本主義發展需要豐富的資源和市場，不是三十年代世界經濟大蕭條使日本經濟萎縮，日本也就不會發動侵華戰爭。但難道能因為顧忌放過了蔣氏集團而不譴責大屠殺嗎？難道能因為我們也需要資本主義就不譴責大屠殺嗎？難道能因為我們的強烈抗議會使日本人更加殘暴而當縮頭烏龜嗎？

　　印尼這個復雜事件在有一點上是再簡單清楚不過的事，那就是難以計數的華

人婦女被強奸，4000多家華人商場和1000多家華人住宅被燒。這難道不是希特勒迫害猶太人的“水晶之夜”的最新版本嗎？僅僅憑這一點，難道還不可以到印尼使館前去搞一個并不成氣候的抗議活動嗎？

　　不錯，印尼事件是敏感的。奇怪的是，這樣一個敏感的事件居然可以壓著兩

個多月風雨不透。更奇怪的是，學生的小小抗議動向卻觸發了一些人的敏感神經

。我們不禁要問，究竟是印尼事件敏感呢？還是學生對印尼的抗議敏感？究竟是

殺人敏感呢？還是旁觀者幫著呼喊幾聲救命敏感？

　　海外華人紛紛起來抗議，中國政府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那么為什么中

國的學生起來抗議，卻不是“理所當然的”呢？海外華人游行，是不是也應該向

中國政府一樣因為顧慮事件的敏感性而思忖再三呢？是不是不夠有理有利有節呢？“理所當然”者，抗議是應該的；不抗議才是不可理解的。印尼排華極端勢力既然做得出殺人放火的殘暴行徑來，自然也知道世界華人聯合起來抗議是“理所當然”的。做都做得，為什么說就說不得？相反，如果華人世界鴉雀無聲，豈不是讓印尼排華勢力更加得意、囂張、肆無忌憚嗎？

　　不錯，印尼事件是歷史性的。1965年印尼政治格局恰如中國的北閥戰爭期間，總統蘇加諾和中國的孫中山相類似，是一位親共、親蘇、親中的民族主義領袖，領導著一個由印尼共產黨和印尼右翼勢力組成的政治聯盟。隨著印尼共產黨力量的壯大，政治聯盟右翼的以蘇哈托為首的軍人集團日益不滿，借9.30事件將100多萬印尼共產黨員一網打盡，全部殺光。——其中，美國中央情報局功勞也不小，5000多人的共產黨骨干名單就是由美國駐印尼使館提供的，而且在蘇哈托上臺后以各種形式給予援助。因此，說蘇哈托是在美國支持下靠殺人起家的劊子手，是最名符其實的。蘇哈托所殺的印尼共產黨員中，有不少是華人。此后，蘇哈托32年的獨裁政權就是靠時不時發動反華排華事件來轉移社會矛盾。這就是印尼事件的歷史性。問題在于，我們還要聽任華人在印尼任人宰割的歷史繼續下去嗎？

　　不錯，印尼事件中受害的是沒有中國國籍的華人，因此事情處理有可能會涉

及到國際法。但是組織一次小小的抗議活動也與國際法有關系嗎？抗議只是表達

一種強烈的意向，并非直接就等同于處理問題。分寸可以也需要由政府來把握，

但表達意向卻是每一個中國公民不可剝奪的權利。

　　由以上四點分析可知，校方的“勸說”邏輯是站不住腳的。其背后的政治理

念更是陳腐不堪：政治是政府的是（事），與老百姓無關！你們不懂，也搞不懂政治，老老實實做好我讓你做的本份工作吧。

　　　　　　　解決印尼華人問題的立足點應該放在哪里？

　　校方在“勸說”時一個貌似有力的解釋是，我們只能依靠哈比比政府來保護

印尼華人的權益，這是我們外交政策的立足點。然而，這個立足點恐怕是選錯了。

附錄：

《鋼鐵就是這樣煉成的——謹以此文紀念曾福華同志逝世30周年》

十、政治大風暴悄然而至

1965年，印尼首都雅加達的天空依然是那么湛藍，天氣依然是那么炎熱，烈日下，流經首都市中心的芝利翁河（Sungai Ciliwung）依然無聲無息地流淌，三三兩兩的當地婦女，不顧河水的渾濁和路人的目光，像平時一樣在河畔洗衣、沖涼，兩旁的大馬路，車輛和行人，熙熙攘攘，首都的生活表面上看來也像平時一樣正常運轉。

引人注目的是，從1962年起直至1965年，解放西伊利安（Irian Barat）軍事行動的展開和對抗馬來西亞行動的不斷升級，耗費了國家大量錢財和外匯，加上1957-1958年從荷蘭資本接管過來的國營企業全都落入陸軍高級軍官手里，成為他們損公肥私、聚斂財富、他人莫近的“禁臠”，使國家收入連年減少，財政赤字劇增，通貨膨脹嚴重，印尼盾（rupiah）不斷貶值，百物騰貴，經濟情況因而日益惡化，人民生活愈益困難。

與此同時，印尼國內左右兩派的角力日趨突出和表面化。政治氣氛的白熱化，使人們的注意力，從經濟議題轉到政治議題上來。

在國內，從1963年起，蘇加諾總統為了落實他倡導的團結國內三大思潮的政治主張，成立了“納沙貢內閣”，印共三個主要領導人（艾迪、魯克曼和約多）作為KOM（共產主義）的當然代表都當了閣員。盡管當時他們在內閣里擔任的只是起象征性作用的國務部長職務，但是，到了1965年，印共在內閣中的力量獲得進一步加強，跟總統的關系越來越親密。

據《蕭玉燦傳》一書透露：“1965年5月，原人民青年團領導人斯蒂亞地-雷克索普羅佐（Setiadi Reksoprodjo）被任命為電力和能源部長。約多在內閣中的影響也日益擴大，甚至成了蘇加諾的心腹之一，經常起草蘇加諾的重要演說。”（見第254頁）此外，印共黨員干部在臨時人民協商會議和國會以及其它一些政府機構發揮的作用和影響也越來越大。而使右派軍人集團更為緊張不安的是，印共提出建立一支由武裝工人和農民組成的第五軍（Angkatan ke 5），以協助共和國武裝部隊維持治安和擊退外來進攻的方案，得到蘇加諾以及空軍和海軍參謀長的支持，只有以陸軍參謀長雅尼（Yani）為代表的右派軍人集團一再表示堅決反對。（見第253頁）

在對外方面，蘇加諾更加堅定地奉行反帝反殖、支持亞非拉人民斗爭的獨立自主（bebas dan aktif）外交政策。他寧可退出亞運會和奧運會，在新中國支持下創立了新興力量運動會，甚至主張召開排除西方國家在外的新興力量國際會議，與受到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控制的聯合國對著干。他在1965年8月17日國慶演說中，進一步提出建立雅加達——金邊——河內——北京——平壤反帝軸心的主張。

與此同時，反對新殖民主義陰謀——馬來西亞計劃的軍事行動全面展開。汶萊人民黨主席阿扎哈里（A.M.Azahari Mahmud）領導的“北加里曼丹合眾國革命政府”（Pemerintah Revolusioner Negara Kesatuan Kalimantan Utara）于這一年初在印尼首都宣告成立。在這之前（1963年初），文銘權、黃紀作等被英國人遣送到中國的砂拉越左派運動領袖，應印尼政府的邀請也已由中國秘密前來印尼，與越境過來西加里曼丹活動的成千名砂拉越熱血青年在坤甸會合。文銘權重新擔負起砂拉越解放同盟（簡稱砂盟）的最高領導職務，他一面著手整頓組織，加強砂盟的革命力量，為建黨做好準備工作；一面開展統一戰線工作，團結北加合眾國革命政府，以爭取印尼政府的援助（如軍事訓練、武器彈藥），擴大國際活動空間，為實現北加獨立、自由和繁榮而進行的武裝斗爭，創造更為有利的條件。

正是在這種熾熱的政治氣氛下，馬來亞民族解放同盟繼北京代表處于1965年2月成立之后，也于1965年3月在雅加達設立代表處。此時流亡印尼約十二年的余柱業公開露面，擔任代表處副團長，于1950年代初就被迫流亡印尼的朋蘇汀（Bung Sudin）為團員之一。“解盟”印尼代表處的主要任務，是公開為黨領導的武裝斗爭進行宣傳，以擴大國外影響，并在印尼的馬來亞僑民和留學生當中進行活動，爭取他們支持和同情革命。

余的露面雖然使當地一些朋友知道了他的“廬山真面目”，從而使與他公開上有來往的人多少沾上一點色彩，不過，由于我們之間的來往一直保持在有限的范圍內，并堅守地下工作的嚴密細則，因此，當老余等四位代表處成員在9-30事件發生后被印尼反動軍人逮捕，并沒有給在印尼流亡的隊伍造成任何直接的影響。

在經濟領域，蘇加諾總統還強烈主張把美英等國壟斷資本控制的石油、煤氣、輪胎等企業，如加德士（Caltex）、美孚真空（Stanvac）、豐年（Goodyear）進一步收歸國有。

非常明顯，在當時兩大對立國際勢力博弈的歷史背景下，蘇加諾總統堅持反帝反殖、日益親共親中的內外政策，對美英帝國主義集團在東南亞的戰略地位及其在印尼的政治經濟利益，構成越來越嚴重的挑戰和威脅。正因為這樣，蘇加諾和印共一直是美英帝國主義和印尼國內右派勢力三番五次非去之不快的眼中釘、肉中刺。

這一年的5月23日，迎來了印共成立45周年紀念日。印共在首都史納央運動場舉行了有約八萬名群眾參加的盛大慶祝集會。蘇加諾總統在印共主席艾迪陪同下出現在主席臺上。印尼一些政府行政和立法機構的要員、政黨人士、軍人代表、社會人士也前來觀禮。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彭真為團長的中共中央代表團及其他一些兄弟黨的代表團，也應邀前來印尼參加慶典。真可謂冠蓋云集，盛極一時。

當開幕式開始，高奏印尼國歌和國際歌，雄壯的歌聲響徹云霄，由印尼總工會（SOBSI）、印尼農民陣線（BTI）、印尼婦女協會（Gerwani）、人民青年團（Pemuda Rakyat）等群眾團體組成的游行隊伍，排成整齊的方隊，在銅樂隊的先導下，繞場一周，此時鼓樂喧天，掌聲如雷，氣氛熱烈，場面壯觀。

在這一盛大慶祝集會上，還表演了精彩紛呈的團體操和極富地方特色的文娛節目，觀眾席上由上萬名學生配合并成的色彩鮮艷、美麗奪目、鼓舞人心、變化多端的慶祝圖案，令人嘆為觀止。

此外，圍繞這次慶祝活動，還舉行了一個隆重的文娛晚會，隨中共中央代表團前來的南京前線歌舞團，在晚會上表演了幾個精彩的舞蹈節目，如果沒記錯，一個叫《飛奪瀘定橋》，表現英勇的中國工農紅軍長征途中，不怕犧牲，不怕艱險，強渡大渡河時，搶奪天險瀘定鐵索橋的事跡，另一個叫《豐收舞》，表現社會主義新農村豐收季節，社員們邊收割邊跳舞喜慶豐收的歡樂景象，令人耳目一新；巧奪天工、五彩繽紛的舞臺布景和燈光的獨特設計，同樣令當地觀眾贊嘆不迭。

印共盛大慶祝活動引起的轟動效應，就像新雷第一聲，驚動了大地。她一方面極大地鼓舞了左派群眾的斗志，進一步密切了與蘇加諾為代表的中間力量的關系，國際友人的精神也為之一振；另一方面，使敵視印共的國內外反動勢力大為吃驚，進一步刺激它們加緊勾結起來，密謀如何把印共“解決”掉。其實，右派將領對印共在“1948年茉莉芬事件”的大屠殺中幾乎全黨覆沒的情況下，能在短短的十年（1957年）內東山再起，成為印尼第四大黨，早就耿耿于懷，懷恨在心，他們一直在伺機行事，而且，為除后患，這一次非橫下決心徹底消滅共產黨員，把印共及其同路人趕盡殺絕不可。

當年筆者通過友人得到數十張請柬，交給老余，另外私下留了兩張給忠謙和福華（因我知道他仍在雅加達）。所以，那一天，許多流亡印尼的同志，都獲得機會見證了印共歷史上空前絕后的一次盛大慶典。忠謙和福華觀禮完畢，散場和我相見時，看得出大家心潮澎湃，感觸良深，一切盡在不言中。

然而，當我們互道珍重時，誰都沒意識到，一個即將改變共和國和印共命運、比04年奪去亞非多個國家數十萬人性命的印度洋大海嘯更為可怕的政治大風暴，已悄然而至。而更沒料到的是，當風云突變，腥風血雨襲來的那一刻，印共這棵深深植根于印尼沃土上、枝繁葉茂、比中共歷史早一年的參天大樹，竟然在頃刻間，被連根拔除。

記得當時間到了1965年8月，傳來了一個令人擔憂的消息：長期患有糖尿病和腎病的蘇加諾總統，8月4日病情突然惡化，經印共主席艾迪由北京帶回的兩個中醫檢查，確認他的病情嚴重，隨時有性命危險，就算經醫治后能康復，也可能癱瘓，不能繼續過正常人的生活。這一高度機密的消息，卻像沒有不透風的墻一樣，很快就傳到敵對雙方陣營那里，使博弈雙方主帥的謀劃由做好萬一發生沖突的準備轉為擇機先發制人了。于是乎，首都的空氣驟然壓得人們透不過氣來了。

沒多久，便傳出7位陸軍將領成立了一個“將軍委員會”（Dewan Jenderal）的消息。據說，“將軍委員會”準備在1965年10月5日印尼“建軍節”時，利用前來首都參加檢閱的部隊發動軍事政變，推翻蘇加諾總統和消滅印共。而印共方面，據說也做好了應變的準備，要求具有公開身份的黨員干部（如在行政機關、立法議會、國營企業任職的干部），晚上不要回家過夜。看來，雙方的較量已無法避免，就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面對這種形勢，印共和朋友們表現得很樂觀，以為勝劵在握，犯了在戰略上藐視敵人、在戰術上也藐視敵人的嚴重錯誤；對蘇加諾堅定革命的一面寄望過高，對他動搖軟弱的一面估計不足；對順利一面想得多，對可能發生的不利一面，尤其是對帝國主義和右派軍人的能量，“心中無數”，忘記了“1948年茉莉芬事件”血的慘痛教訓。

因此，當1965年9-30運動發生后，事情的進展并不是按原先設想的那樣順利的時候，特別是當死里逃生的極端反共反華的納蘇第安五星上將喘過氣來，與雅加達陸軍戰略后備隊司令蘇哈多右派軍人集團以及右派政黨和團體勾結起來，在美英帝國主義勢力暗中配合下，進行瘋狂反撲的時候，印共仍舊抱著不可原諒的等待觀望態度，把局面的扭轉完全寄托在蘇加諾身上，絲毫不做任何的抵抗，以為此時此刻的蘇加諾仍然能像過去那樣，以他在人民群眾中的政治威望和影響力，排除那些誓要打倒他本人和徹底消滅印共、以報“一箭之仇”、乘機竊國篡權的右派將領的阻撓，使9-30運動給國內帶來的巨大沖擊，能以他提出的政治方案，得到和平解決。

此時此刻，盡管蘇哈多指揮的陸軍戰略后備隊的坦克、裝甲車和部隊包圍了總統府，占領了電臺和首都各個重要戰略要點，同時通過廣播、報紙連篇累牘地大造輿論，進行反共宣傳；臭名昭著的戴紅貝雷帽穿迷彩服的陸軍教導團和駐西爪哇（Jawa Barat）萬隆的西利萬儀師團（Divisi Siliwangi）精銳部隊，也星夜開進首都，聯手部署瘋狂的反撲鎮壓行動，而左派力量和群眾則天天在期盼和等待蘇加諾在茂物（Bogor，亞洲著名植物園所在地）總統行宮主持的內閣會議，能達成和平解決9-30運動的決定。蘇加諾總統一如既往，在會議上一再強調其“納沙貢”主張，甚至譴責某些右派將領鎮壓人民的殘暴行徑，并想方設法用各種言詞淡化9-30運動造成的不良影響。據說，印共第二、三把手魯克曼和約多，也曾數度躲過右派軍人耳目，冒死出席會議，希望化解危機。

結果，分秒必爭的時間，一分一秒，日復一日過去，蘇加諾和印共失去了把忠于總統的海、空軍、部分陸軍和警察以及進步力量緊急動員起來，給予反動勢力以有力反擊的寶貴時間和機會。茂物會議，最后無疾而終；蘇加諾的政治解決方案和為此所做的一切，最終成了右派將領餐桌上一道有助消化的佐餐“笑料”。此時的蘇加諾，處境很不妙，實際上成了蘇哈多右派軍人集團軟禁下動彈不得的“空頭總統”，跟隨他的部長們，包括外長蘇班德里奧（Subandrio）和空軍參謀長奧馬爾-達尼（Omar Dhani）等，一個個厄運難逃，而印共領袖及其支持者則成了毫無招架能力的“待宰羊羔”。

1966年3月11日，蘇加諾地位終于不保，他在蘇哈多右派將領的逼宮下，交出了“行政權力”，黯然下臺，結束了自1945年8月17日印尼宣告獨立以來，由他統治了20多年后來被稱為“舊秩序”（Order Lama）時代。第二天，即3月12日，軍政大權集于一身的蘇哈多，立即下令，正式解散印共及其屬下所有群眾組織，蕭玉燦領導的華裔組織——印尼國籍協商會（BAPERKI）也被封閉，其屬下的所有學校和一所大學被接管。

記得在風云突變的時刻，首都成天有數以萬計的大中學生在美國駐印尼情報處唆使下和在右派軍人集團的保護下，上街示威游行。他們包圍總統府，高喊打倒蘇加諾的口號；火燒和破壞印共總部及其屬下的總工會、農民陣線、婦女會、人民青年團；搶掠和破壞印共報館、印刷廠、書店和人民文化協會（簡稱Lekra，Lembaga Kebudayaan Rakyat）、歡樂合唱團（Ansambel Gembira）等進步文化藝術機構以及印尼國籍協商會的機構和學校。據說，年輕學生的示威破壞活動獲得美國情報處的經濟支持，參加者除有免費飯盒、飲料吃喝，還可領取一筆賞金。

還記得，其時，美國情報處也曾派出一輛車子到“覺醒”門市部查看。幸好，好些天前，我們已把所有中、印文“紅色書籍”，從櫥窗里撤了下來，以致讓美國情報處的“探子”看到的，都是些打正“覺醒文化基金會”名義出版的世界文學經典名著改編的印尼文連環畫，有法國作家莫泊桑的《項鏈》(Kalung)、西班牙作家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Don Kisot）、俄國作家普希金的《漁夫和金魚的故事》（Tamak Haloba）、《天方夜譚》里的《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盜》（Alibaba dan 40 Penyamun）、英國作家喬納森-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記》里的《小人國和大人國》、美國作家馬克-吐溫的《百萬英鎊》以及《魯賓遜飄流記》（Robinson Crusoe）等，不下數十種，令他們看傻了眼，以為走錯了地方。因為這樣，“覺醒”躲過一劫，沒有像印共書店“革新基金會”（Yayasan Pembaruan）那樣,即時遭搗毀、破壞，圖書被付之一炬。

與此同時，反共歇斯底里在首都擴散。每當夜幕降臨，右派軍人集團就會派出軍警和車輛到各個居民點，強令居民和他們一起前往他們鎖定為共產黨人活躍的鄉村進行大包圍，逐家逐戶搜查，稍有可疑的，見一個捉一個，實行“寧可錯殺一千，絕不放過一個”（entah benar entah tidak）的殘暴政策。筆者就曾在某天夜晚，先是被叫到一個學校集中,隨后與附近居民一道被押上軍車，最初大家都不知道要去哪里，也不知道什么回事，所以，心情非常緊張，也很無奈，只好“聽天由命”。后來才清楚，他們是要居民們“助陣”，跟隨他們去包圍一個“赤色”鄉村（天亮后，才知道是在海口一帶），進行反共“圍剿”活動。

到達“目的地”之后，我們被安排在外圍一個茅寮里望風，那些手持刀槍木棍的軍警和暴徒則沖進村子里大肆搜捕和搶掠，另外，還布置幾個軍人在周圍重要據點架起機關槍把守，嚴防有人拒捕，突圍逃走。那是月黑風高之夜，無辜村民被抓走了多少人，被洗劫了多少財物，不得而知，而我們這些居民則整整給折騰了一夜，直到第二天將近中午時分，才散隊，自行回家。親友們焦慮地等了一夜，見筆者終于安然無恙回來，才放下心頭一塊大石。

首都的反共歇斯底里和濫捕濫殺之風，很快就蔓延到印尼許多地方。劊子手們像是殺紅了眼、毫無人性的野獸，大開殺戒。據一項不完全的統計，從1965年10月到1966年中，在中爪哇（Jawa Tengah）、東爪哇（Jawa Timur）、峇厘島（Pulau Bali）、蘇北棉蘭等地被殺害的印共分子及其同情者，包括不計其數手無寸鐵的工人（其中有許多是蘇北地區的種植園工人）、農民和華人，多達四百萬人以上。有目擊者說，一些地方，全村男女老少，連6-7歲的小女孩，一個都不放過，照殺不誤，以至血流成河，尸體就漂浮在水面，慘不忍睹。

前面提到過的友人、棉蘭《希望日報》總編輯陳富強，就是被當時蘇北軍區一位極端反共反華的右派將領——克馬-伊德利斯（Kemal Idris）在該地區進行的所謂“剿共”行動中，慘遭殺害的數十萬跟“9-30運動”毫無關連的無辜群眾中的一個。另外，還有一位在棉蘭附近的民禮（Binjai）教書、兒時就認識的先達同鄉李婉玉和她的先生許年更（許原為民禮青年會骨干，后加入印尼籍，參加印尼國籍協商會活動），也慘遭毒手。他（她）們遇害時，年僅三、四十歲，正值年輕有為的大好年華。令人更為悲憤的是，他（她）們的尸體過了半個多世紀，至今依然下落不明，不知被那些劊子手扔到哪里去了！？

后來，有人把1965-1966年發生在印尼的大屠殺，比做德國納粹分子在二戰期間（1930—1940年代）對猶太人進行的“The Holocaust”（大屠殺）。事實上，印尼這場大屠殺，其手段之殘忍和滅絕人性，絲毫不比殺人魔王希特勒在奧斯威辛集中營屠殺無辜平民和戰俘以及日本法西斯在南京大規模屠殺中國居民的慘無人道的罪行來得“遜色”。而對這場大屠殺負有不可推卸罪責的，正是利用“9-30運動”，發動軍事政變，竊國篡權，日后用獨裁和鐵腕手段統治了印尼三十多年的蘇哈多以及極端反共反華的納蘇第安、克馬-伊德利斯等右派將領。

此外，以蘇哈多為首的右派軍人集團在美英帝國主義支持下，唆使和慫恿一批年輕大中學生和暴徒到位于卡查瑪達街（Jalan Gajamada）的中國駐印尼大使館門前示威，高叫反華口號，一些暴徒甚至于罔顧外交規定，沖進中國大使館里面搗亂，并企圖用武力把飄揚在使館旗桿上的五星紅旗降下來，肆意對中國進行侮辱。為了維護國家神圣不可侵犯的尊嚴和榮譽，使館人員跟暴徒們展開激烈的搏斗，令他們的企圖不能得逞。恰好我正路過那里，親眼目睹了反華分子拙劣的表演。暴徒們的野蠻行徑，為當時在馬路旁圍觀的群眾所不齒。

緊接著，右派軍人集團又制定了許多針對華人華僑的排華法令，下令解散了印尼全國各地所有的華僑社團，關閉所有的華文學校和華文報紙（只準陸軍軍人所辦、為其反共反華張目的一家半頁多印尼文、少于半頁華文的不倫不類華文報存在），禁止使用中文和嚴禁中文書刊進口，強迫所有華人必須改用印尼姓名。

尤有甚者，右派軍人集團為了進一步發泄其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華人華僑的仇恨情緒，在全國各地煽風點火，掀起了一股反華排華的濁浪。他們誣蔑華人華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走狗，是印共的后臺老板，指使暴徒趁機搶掠和霸占華人華僑團體、商店的資產，并且，強行把長期來友善的印尼人民對中國的稱呼，由“Tiongkok”篡改為“Cina”。

如此一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就由“Republik Rakyat Tiongkok”變為“Republik Rakyat Cina”（支那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或華人就由“Orang Tionghoa”和“Keturunan Tionghoa”變為“Orang Cina”（支那人）和“Keturunan Cina”（支那人后裔）了。對生活在印尼的數百萬華人華僑來說，“Cina”和“Orang Cina”的稱呼，非但刺耳，簡直就是奇恥大辱。

很明顯，這種篡改決不是什么語言文字學的問題，也決不是什么僅僅是一個稱謂的問題，而是蘇哈多右派軍人集團為了挑動當地人民敵視和羞辱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華人華僑而蓄意制造出來的挑釁性政治問題，是必須嚴肅對待認真解決的原則問題。眾所周知，正是日本侵略者占領印尼三年多期間，“Cina”（支那）和“Orang Cina”（支那人）的稱呼，才大行其道，以示其對中國和中國人的蔑視和侮辱。那時筆者雖少不更事，但對這一稱呼的“內涵”還不至于蒙昧到一無所知的地步。

之后，蘇哈多右派軍人集團并不善罷甘休，他們以中國支持印共、干涉印尼內政為借口，不顧印中兩國人民之間有著悠久歷史的深厚情誼，片面地中斷了印中兩國之間的外交關系和印中兩國人民之間的友好往來。

從此，印尼華人華僑的處境更為險惡了。他們的華文姓名一律得改為印尼姓名。他們的后代只能讀印尼文，不能選擇讀華文，也不會講華語。他們的行動自由和過節的正當權利受到諸多限制。他們的生命財產隨時可能遭到不測。就算入了印尼籍，也只能當二等公民，過著低人一等、受人歧視、忍氣吞聲的“Orang Cina”（支那人）的生活。不僅如此，每當印尼內部有什么動亂的時候，他們還往往首當其沖，成為任人宰割和魚肉的“替罪羔羊”。當然個別與右派軍人集團相勾結的上層華人除外。

1998年5月13日-15日，也就是蘇哈多下臺前夕，他和極端反華反共的納蘇蒂安為了轉移印尼人民的斗爭視線，再一次慫恿和唆使暴徒在右派軍人保護下，于印尼首都雅加達、中爪哇的梭羅、東爪哇的泗水、蘇北的棉蘭等地發動了一場針對華人華僑（即他們稱為Orang Cina）的史無前例的大規模的騷亂和破壞活動，造成印尼華人、華僑生命財產的巨大損失。據統計，僅雅加達一地，就有五千多家華人的工廠、店鋪、房屋、住宅被焚毀，約一百五十名華人婦女被強暴，近一千二百名華人被殺害。筆者一位居住在雅加達的老友的住宅被搶劫，他的女兒為了逃避暴徒的施暴，冒著生命危險，慌亂中爬上屋頂，結果從屋頂上摔了下來。所幸保住了清白和性命，卻保不住手腳受骨折。蘇哈多右派將領集團及暴徒們排華反華的累累罪行，實在是罄竹難書。

非常明顯，這是對“Orang Cina”這一挑釁性政治問題和必須嚴肅處理的原則問題，采取“綏靖政策”的惡果。這個問題一日不解決，即便有一天印尼憲法上規定“Orang Cina”可以當總統了，也是白搭。“Orang Cina”問題，依然是埋在印尼華人身邊一顆威力可怕的“定時炸彈”，隨時隨地可能爆炸。屆時，少數華人可以腳底抹油，一走了之，大多數華人則只能待在那里聽天由命，任由宰割！！

十一、剃人頭者 人必剃之

歷史從來都是公正的。蘇哈多這個殺人如麻，依靠美英帝國主義扶持，用獨裁專制和鐵腕手段，統治了印尼長達32年的右派將領頭子，在1997年席卷整個亞洲的金融風暴對印尼政經社會帶來的后果沖擊下，終于在1998年5月21日，被群情激憤的大中學生和首都人民像突然爆發的默拉比火山（Gunung Merapi，位于東爪哇）那樣威力巨大的抗議示威怒潮，把他從看似穩如泰山的總統寶座上拉下馬了。

事實證明，在蘇哈多治理下的所謂“新秩序”（Order Baru）時代，他的家族內外勾結，橫行霸道，損公肥私，聚斂財富，裙帶風盛行。在蘇哈多的授意下，長女西蒂曾擔任內閣社會事務部長，四個兒女和一個媳婦任國會議員。蘇哈多的顯赫政治權力，也讓他的三個兒子三個女兒，加上他們的配偶、族親和表兄弟以及他的孫輩們，幾乎壟斷了印尼所有的有利可圖的經濟領域，同時擁有許多企業和股權，打造了一個龐大的蘇哈多家族商業王國。

據西方傳媒披露，蘇哈多家族擁有分屬二十家大集團的一千二百四十七家公司，共有四百億美元的資產，相當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提供給印尼緩解金融危機巨額貸款的數額。蘇哈多及其家人過著驕奢淫逸的生活，1997年為“花花公子”的小兒子湯米舉行了極盡豪華奢侈為能事的“世紀大婚禮”，參加人數多達一萬五千人。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印尼廣大平民百姓卻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苦苦掙扎；顯示貧富懸殊的基尼系數，印尼高居亞洲之冠。

資料還顯示，蘇哈多本人曾在《福布斯》雜志（Forbes，福布斯為美國最大型的出版和媒體集團，成立于1917年。《福布斯》雜志為其旗艦刊物，風行全球）全球富豪排行榜上位居第四，資產達一百六十億美元。另據總部設在柏林的全球性廉政和反腐敗監督組織“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公布的《2004年度全球腐敗報告》排列出的全球十大貪污腐敗政治領導人名單里，蘇哈多不僅榜上有名，而且位居榜首。該報告提供的數據顯示，蘇哈多于1967年至1998年任職總統期間，挪用公款高達一百五十億至三百五十億美元，而當時印尼人均生產總值僅為六百九十五美元。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位權傾一時、被一些人稱為“建設之父”的蘇哈多，在他下野之后，他和他的家族利用特權，巧取豪奪，貪污腐敗的罪行，一件件，一樁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無所遁形，而且，在民怨沸騰的壓力下，他本人逃脫不了當被告，吃官司，受審判的可恥下場（盡管他一再以“健康欠佳”為由，拒絕前往最高檢察院接受調查）；他的子女也被清掃出國會，兒媳、弟弟被司法部門審訊，其小兒子湯米因策劃謀殺法官、私藏武器和畏罪潛逃等三項罪名于2002年被判監十五年。（由于蘇哈多及其家族在軍方和司法界的影響仍在，湯米服刑不到三分之一即出獄）

2008年1月27日，曾幾何時、威風凜凜、不可一世的獨裁者——蘇哈多，敵不過下臺后官司和病魔纏身的困擾和打擊，終告還魂無術，壽終正寢。但他生前欠下印尼人民的錢債、血債官司，并不會就此了結。也就是說，他被控貪污和挪用公款的案件，將繼續受到法律的審判；仍在世的印尼大屠殺幸存者和數以萬計受害者家屬，強烈要求對他在9-30運動發生后所犯下的殘殺印共黨員及其同情者的滔天罪行，進行深入調查和審判；亞齊民眾和東帝汶人民也決不會饒恕他出兵鎮壓亞齊和東帝汶民眾時所犯下的駭人聽聞的暴行。

對他的一生，褒貶不一，于今世上，毫不奇怪。“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兔死狐悲、物傷其類”，說的正是這個意思。不過，令人吃驚的是，以反貪廉潔自居、被捧深諳儒教真諦的李光耀，卻對蘇哈多這個極端排華反華的劊子手和貪污犯，情有獨鐘，感激涕零。

李不但在蘇哈多彌留之際，第一個飛去探望（其他兩個前去探望的，有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迪爾和文萊蘇丹，但他們倆“三緘其口”，而東帝汶領導人則對西方傳媒表示，只愿為一個垂死的人祈禱，但絕不會寬恕蘇哈多派軍屠殺東帝汶民眾的罪行），而且，發表了一通“言人所不敢言”的講話。李除了吹捧蘇哈多“對印尼的經濟發展與國家建設所作出的巨大貢獻”和對東南亞的穩定所起的作用，而且對“30年來同我非常密切合作的朋友沒得到應有的尊敬，感到悲哀。”他甚至認為，蘇哈多建設起來的資產價值是數以千萬億元計，幾十億元資產因貪瀆的流失，又算得了什么。（見2008年2月5日“聯合早報網”吳俊剛《褒揚蘇哈托引起的疑慮》一文）

李光耀此言一出，不但立即引起印尼許多媒體的非議，就連新加坡也有不少人質疑其言論是否過了頭，有人甚至表示，如果新加坡發生類似的貪污腐敗行為，難道也可以采用同樣的標準來衡量？！

其實，不論從何種角度或站在何種立場來看，李光耀此言差矣。在反貪問題上絕對不能有雙重標準，貪污就是貪污，就算你貪了一點，也是犯罪行為,也會令你自己和國家蒙羞，也必需受到法律的制裁，決不能因為你為公司或國家賺了多少錢，做了多少貢獻，就可免了你的貪污罪，這才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更何況蘇哈多身為“一國元首”，竟以身試法，明知故犯，再加上他及其家族利用職權所貪污和挪用的款項，數量是如此驚人，因此，不但不應為他“申冤”，相反，應給他“罪加一等”！!對于倫敦劍橋大學法律系畢業、動輒以法律對付對手的李資政，不至于連這點法律常識都闕如吧！

至于說到蘇哈多對東南亞穩定所起的作用，他到底有多大能耐，明眼人心里有數。作為一個具有“國際視野”的政治家，大概不會忘記，1970年代初，中華人民共和國被“非洲人民抬進了聯合國”（毛澤東語，大意如此）；被稱為美帝頭子的美國總統尼克松先是于1971年7月9日派其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秘密訪華，接著，于1972年2月21日親自到北京晉見毛澤東，打開中美關系正常化的大門；同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也急忙來華訪問，與中方簽署《中日聯合聲明》，中日兩國建立了外交關系；緊接著，東南亞國家的菲律賓、泰國以及當時還在與獲得中共支持的馬共作戰的馬來西亞政府，像參加400米接力賽那樣，一個接一個同中國建立外交關系；時任新加坡總理的李光耀，也不甘落后，加入這支“團隊”，于1976年趕赴北京訪問，希冀改善與中國的關系。

因此，從根本上說，正是毛澤東1970年代初在外交上作出的震驚世界的改善中美關系的戰略決策，不僅使中國擺脫了處在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相互爭霸的夾縫中過日子的被動局面，進一步打開了中國對外交往的大門，而且，牽動了整個地球，改變了世界格局，從而使亞洲包括東南亞國家在上個世紀70年代獲得了百年不遇的和平穩定發展的機遇。誰能說：“是蘇哈多對東南亞的穩定起了重大作用”？！誰又能說：“1978年前我們的敵人遍天下，1978年后我們的朋友遍天下”呢？！這不都是睜眼說瞎話嗎！！

印尼人民在1998年的5月，只用了幾天的時間，就把以軍隊為后盾、獲得擁有三千六百萬黨員的執政黨——專業集團（GOLKA，Golongan Karya）支持、有著盤根錯節的復雜社會關系、用鐵腕手段經營了三十多年的“新秩序”時代的“軍事強人”的獨裁統治，打翻在地，當然不是偶然的。俗話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有人認為，蘇哈多集權統治的垮臺，可用3個3來形容：

30年的鴉雀無聲（從1966年3月到1998年5月，蘇哈多統治印尼共32年）；

3個月的街頭騷動（1998年3月10日蘇哈多未經投票第七次當選總統，引發民眾抗議，5月21日蘇哈多下臺）；

3天之內土崩瓦解（1998年5月19日至21日，蘇哈多從公開表示不辭職到公開辭職）。（見http://news.QQ.com  2008年01月14日 博客網 莊禮偉）

以上用3個3來形容蘇哈多獨裁政權的猝死，是否非常貼切，可以有不同看法，但它至少給有興趣者提供了可以進一步去想象的時間和空間。

值得一提的是，把蘇哈多打翻在地的年輕大中學生和首都人民所采用的手法，與當年蘇哈多發動軍事政變，策動大中學生和首都人民上街游行示威，推翻蘇加諾所使用的伎倆如出一轍。據說，幕后幾個主要搞手，還是當年受蘇哈多利用的大中學生。所不同的是，當年他需要出動坦克、裝甲車和軍隊相要挾，而這次不費一兵一卒，他就被群眾從總統寶座上拉下馬來。由此可見，此時此刻的蘇哈多及其獨裁統治，是何等不得人心！他和他的家族是何等令人憎恨！他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眾叛親離，樹倒猢猻散，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地步！！

這就是“剃人頭者”，應得的“人必剃之”的報應。不過，蘇哈多的獨裁統治及其家族商業王國之覆沒，并不是什么“新鮮事物”，古今中外歷史上，不乏此類例子。古語有云：“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日子未到，日子一到，統統都報”，未來的歷史將再一次證明這一點。

下面是蘇哈多極盛時期其家族商業王國全貌：

長女西蒂：擁有一家交通運輸公司和一個火力發電廠，同時擁有中亞銀行

的股份。

長子薛狄：全國最大汽車集團的最大股東。

次子巴姆班：他控股的公司經營范圍涉及電視、銀行、酒店、石油化工、運

輸和通訊等。

    次女凱迪蒂：經營范圍涵蓋銀行業和建筑業，取得建造蘇門答臘通往馬來西亞的大橋的合同。

    幼子胡多莫：經營汽車制造、石油和天然氣開發等，擁有香煙廠及一些國內航空公司的股權。

    幼女胡塔美：其公司負責雅加達海岸填海工程。（節選）

（以上資料見http://news.QQ.com  2008年1月14日  《世界新聞報》）

（引自21世紀出版社《內安法下的忠魂》內“鋼鐵就是這樣煉成的——謹以此文紀念曾福華同志逝世30周年”一文，作者張泰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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