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蕭超然——毛澤東和北京大學

　　蕭超然，1929年生，湖南臨澧人。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畢業。現任北京大學政治學與行政管理系主任、教授，蔡元培研究會總干事、北京市中共黨史學會副會長。長期從事中共黨史、中國政黨與政治、北京大學校史的研究與教學工作。著有《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合著有《國民革命的興起》、《北京大學校史》。主編了《中國政治發展與多黨合作制度》等。

　　 蕭教授的家在北京大學，到處堆滿了書，顯得有些擁擠。他笑笑說，這大概是北大的特色。就這樣，我們開始了有關毛澤東和北京大學的談話。

　　訪問人：北京大學是我國歷史最久的一所名牌大學，薈萃著不少風云人物，為國家培養了很多棟梁之材。1919年這里是五四運動的發源地，恰恰在這個時候，毛澤東和它發生了密切關系。我們想，北京大學一定對毛澤東也發生了一些影響。

　　蕭超然：如果談到影響，這是一個還有點爭議的問題。有人認為，1918年毛澤東在北京大學，充其量只是一個圖書館助理員，地位很低下，談不上什么。我想，地位低，那倒也是。假如毛澤東后來沒有成為偉人，我們也就不會知道他的名字。問題是毛澤東成了偉人，他又剛好是五四時期在北大工作過一段時間，北大呢，又是五四運動的發源地，處在新舊轉折的階段，那里又出現了一批群星，這與毛澤東在北大很奇妙地結合在一起，這現象就值得研究了，雖然時間很短。

　　訪問人：影響是一定有的，那么產生了哪些影響呢？

　　蕭超然：影響有大有小，這個影響有多大，大家看法也不相同。我認為，毛澤東從韶山到長沙應該說邁出了一小步，然后從長沙到北京是比較大的一步。如果沒有兩次北京、上海之行，他可能不會走向全中國，甚至走向全世界，換句話說，就不會有后來的偉人毛澤東。

　　訪問人：請您具體談談。

　　蕭超然：這個影響主要表現在他早期思想的轉變，表現在他人生道路的選擇方向，具體說來，就是對他選擇馬克思主義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說：

　　第一，北京大學的文化現象使毛澤東眼界大開。毛澤東在來北京之前，從沒有出過湖南省界。但他是一個好學深思的人。在湖南求學的幾年中，他讀書，看報，腦子不停地思考，一門心思地要探討救國拯民的“大本大源”。1918年的北京大學，由于蔡元培校長采取廣攬人才的政策，正處在人才薈萃，思想上、學術上異常活躍的時期，各種新思想在這里爭奇斗艷。像毛澤東這樣渴望知識，追求真理的年輕人，一來到這種地方。受到這種文化現象的感染，一定會感到極大的興奮與刺激，并且眼界大開。同時，他又是一個有極強參與意識的人，所以一到北大，他就參加了北大的新聞學會和哲學會。此后還參加了李大釗、王光祈等發起的“少年中國學會”（不是北大的，但初期會員多數是北大的）。這些學會在當時都是針貶時弊，研討救國救民道路的學術團體。無疑對毛澤東一定會發生不小的影響。

　　訪問人：1918年毛澤東第一次到北京的之前與之后，思想有很大不同。這之前，他強調立志，強調探求“大本大源”。這之后就接受了很多新思想，強調民主和科學，反對儒家的獨霸思想等等。

　　蕭超然：下面我談的第二個影響，也就是對他選擇信仰的影響。當然這個影響是多方面的，比如接觸工人啦、社會啦，都有關系。我主要談談他從北大讀過的書所受的影響。因為毛澤東信仰的確定，是從各種主義、學說比較中逐漸形成的。要比較各種主義、學說，首先要了解這些學說，不了解這些學說就談不上選擇。毛澤東自己說過：他在北京期間，讀了許多東西。當時的北京大學圖書館擁有全國大學圖書館中最大的藏書量，毛澤東是一個酷愛讀書的人。在這樣的地方，他一定讀了不少過去從未讀過的書。具體讀了哪些書，現在還找不到直接的材料，起碼《每周評論》、《新青年》他讀了。像《國民雜志》、《新潮》等北大的一些刊物也會讀的。李大釗歡呼十月革命勝利的文章，也正是毛澤東在北大時發表的。這些都會對毛澤東產生相當的影響。拿《共產黨宣言》來講，毛自己說1920年夏就讀了，有些學者提出《宣言》還沒有出版。我覺得毛自己說的話，不要輕易否定。他沒有讀到陳望道譯的《宣言》，但他可以讀到其他人翻譯的《宣言》。1919年4月，《每周評論》就介紹過《共產黨宣言》其中的一章，“無產者與共產黨人”，翻譯者是成舍我，他當時是北大的學生，后來是世界日報的總編輯，很有名的報人。還有1919年11月出版的《國民雜志》也刊登了《宣言》的一章，是北大經濟系學生李澤彰翻譯的，是《宣言》的綱領。像這些材料，毛澤東是不是可能看到，我想完全可能。另外羅章龍的回憶，也有一定的可靠性，因為他是德文班的學生。北大存有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最早的文獻，關于德文版的有8本。羅章龍說曾和他的同學翻譯過《宣言》，或打印或油印，是比較可信的。還有黎錦熙回憶，1920年1月，看到毛澤東的桌上擺著《共產黨宣言》，如果和羅章龍的打印本或油印本聯系起來就不奇怪了。總之，當時的北大介紹各種主義、學說，介紹俄國革命的書刊很多，這在毛澤東確定信仰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對于他選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方向是很關鍵的。

　　訪問人：北京大學的各種人物也一定對毛澤東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蕭超然：這正是我要說的第三個問題。各種人物對毛澤東的綜合影響。

　　訪問人：早年的毛澤東說過這樣的話：“友不博，則見不廣”只要“人有善，雖千里吾求之”憑著毛澤東這樣一種訪賢問道的精神，在北大一定拜訪了不少名人。

　　蕭超然：大體說來有三種：第一種，是大的名流學者。如蔡元培、胡適、梁漱溟、邵飄萍、周作人，還有新聞學系的教授徐寶璜等，這些人對毛澤東說來，可謂神交已久。通過楊昌濟的介紹也好，還是自己登門上訪，或去聽課也好，毛澤東兩次在北京期間，都或多或少的和他們有些接觸。雖然沒有過多過深的交往，但給毛澤東的印象非常深刻，他在后來的回憶中就一再提及這些人，并引以為自豪。從受的直接影響來看，曾受到胡適實驗主義的影響，周作人的新村主義影響，當然這些影響在他選擇主義的過程中都逐漸被否掉了。邵飄萍自由主義的傾向，也使他非常佩服。可見那些名流學者們新穎的思想，深逢的學問和其本身所具有的特殊魅力，曾使青年毛澤東感到了一種吸引力和精神滿足，從某種意義上說，在他日后的修養和領袖品格的形成過程中，起到了潛移默化的作用。

　　第二種是李大釗、陳獨秀這樣的早期共產主義知識分子。論影響恐怕他們兩人最大，主要反映在毛澤東世界觀的形成上。毛澤東在沒有見到李、陳以前，還談不上對主義的選擇，第一次在北京期間見了，當然也還不存在選擇馬克思主義的問題，因為陳獨秀本人也沒有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但他們都對俄國革命的勝利抱有好感，這就為他們向馬克思主義轉變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礎。當毛澤東經過一年多的時間，對各種主義的分析、比較中拿不定主意的時候，他第二次見了陳獨秀，很快就堅定了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在這一方面，毛澤東自己也有回憶，他說：李大釗和陳獨秀他們兩人都是中國最有才華的知識界領袖。我在李大釗手下在國立北京大學當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就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陳獨秀對于我在這方面的興趣也是很有幫助的”，“他對我的影響也許超過了其他任何人”。因此，我們可以說，他們兩人在毛澤東選定人生目標與信仰中起了導向作用。

　　第三種是在北大的湘籍教授和一些學生。湘籍教授主要是楊昌濟和黎錦熙。毛澤東在湖南求學的時候，他們就是毛的老師，而且師生關系很好，到了北京毛澤東和他們更是來往密切，有問題、有困難總是找他們解決。黎錦熙國學根底雄厚，在治學、研究方面對毛的影響大一些。楊昌濟在修身立世方面對毛的影響大一些。1920年楊昌濟逝世以前，還向上海的章士釗寫信道：“吾鄭重語君：二子（指毛澤東和蔡和森）海內人才，前程遠大，君不言救國則已，救國必先重二子。”可見楊對毛是十分看重的。在北大學生中毛澤東和朱謙之一起討論過無政府主義，和康白情一起議論新詩，還接觸了傅斯年、羅家倫等等，當然一段時間之后，毛就對他們表示失望。影響最大的還是湖南籍學生鄧中夏，他們后來來往密切，通過鄧中夏，毛澤東認識了許多別的朋友，還參加了鄧中夏發起組織的“平民教育演講團”。五四運動中，鄧中夏曾專程到湖南向毛澤東介紹北京的情況。鄧中夏還在《北京大學日刊》上將毛澤東起草的《問題研究會章程》公布于眾，使青年毛澤東的革命實踐在當時的北大也產生一定的影響。

　　訪問人：一個人的成長，要受各種各樣因素的影響，從毛澤東來看，他和北京大學的這段因緣，是他選擇人生道路的關鍵所在。那么請您談談毛澤東和北京大學的關系，到目前為止，還有搞不清的問題嗎？

　　蕭超然：大的問題基本上都可搞清楚了。比如他在北大做什么，有些什么活動，結交了哪些人，思想受了哪些影響等等。具體問題有的也說不太清楚。比如，他來北京前，從他的通信來看，楊昌濟希望他進北大讀書，但為什么沒有進，直到現在還沒有搞清楚，沒有看到材料。

　　訪問人：當時的北大要考試，是否他外語或者是數學不行？

　　蕭超然：這是一種可能。文史專業一定要考數學。吳晗當年考北大，中文、歷史都是100分，數學零分，結果北大沒有錄取，清華錄取了。

　　訪問人：現在人們比較強調他的經濟困難，是否也有關系？

　　蕭超然：也有可能。他自己講，開銷很緊張。不過毛澤東不太喜歡學校，喜歡自由研究。北大的環境他肯定欣賞，但讓他進正規的班聽課，他不一定欣賞，他一直討厭正規的教育，喜歡不受拘束。

　　訪問人：其實門捷列夫在普魯士留學時和他有相似情況，那里的教授請他讀博士學位，他不肯。毛澤東也很有主見，求真理不一定非進學校才行。

訪問人：如果強調他的經濟困難，我也不太贊成。以毛澤東當時的家境，說服父親不一定不準他進大學讀書。還有毛澤東沒有出國，也有人把它歸結為家庭經濟困難，我認為也不一定正確。當時經濟困難的羅學瓚，就是毛澤東等為他借錢出國的，還有陳紹周也是這樣。以毛澤東當時在學生中的地位，以及向章士釗借款三萬元的情況，他出國是無問題的。關鍵還是想立足國內，這也符合他本人的性格。

蕭超然：顯然毛澤東為什么沒有進北大讀書，各種因素都有可能。還可以探討。

　　訪問人：最后請教一個問題，建國后毛澤東與北大有哪些來往？

　　蕭超然：總的說，毛澤東對北大是比較關注的。《毛澤東書信選》還收了他給北大的一封信。那是1949年北大紀念五四運動30周年，請他參加，毛澤東回信表示，感謝邀請。他說：“因為工作原故，我不能到你們的會，請予原諒。慶祝北大的進步！”第二年，五四運動31周年時，他又給北大寫了信，并應全體師生的請求，給新制的校徽題寫了“北京大學”四個字。

　　訪問人：“文革”期間毛澤東和北大也有不少聯系。

　　蕭超然：那個情況就比較復雜了。要說清楚，還需要再找時間，詳細研究。

　　摘自《說不盡的毛澤東》  名人學者訪談錄1992年5月17日于北京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