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 霍華德·津恩：美國人民的歷史

第十四章 戰爭：國家生機勃發之象征

　　“戰爭乃國家生機勃發之象征”，激進作家倫道夫·伯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這樣說。確實，當歐洲國家于1914年開戰時，各國政府終于擺脫危機，得到了暫時的喘息機會，民眾的愛國熱情急劇進發出來，各階級間的沖突也停止了，犧牲在戰場上的年輕人數量大得驚人——他們常常是成批成批地倒在不足百碼的土地上，甚至是同一條戰壕里。
　　然而，在美國，政府尚未宣布參戰，人們就已對這種“國家生機勃發之象征”感到了不安。社會主義力量在日益增長．產聯的勢力好像無所不在，階級沖突極為劇烈。在1916年夏舊金山舉行的戰備日游行中，一枚炸彈爆炸，9人遇難。當地兩名極端分子湯姆·穆尼和沃倫·比林斯被捕并被判處20年監禁。此后不久，紐約州參議員詹姆斯·沃茲沃思便建議對所有男性進行強制性軍事訓練，目的是要避免“我們中的這些人分裂為不同階級”的危險，不僅如此，“我們必須讓我們的年輕人明白，他們對國家負有某種責任”。
　　人們在歐洲最大限度地履行了對國家的責任。在那里，1000萬人喪命于戰場，另有2000萬人死于與戰爭相關的饑餓和疾病。從那時開始，沒有人再能振振有詞地說，這場戰爭給人類帶來的任何一種收獲可以抵得上一條人命的價值。社會主義者所用的“帝國主義戰爭”這一術語現在看來是恰當的和無可爭辯的。歐洲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是在為邊界、殖民地和勢力范圍而戰，為爭奪阿爾薩斯－洛林、巴爾干地區、非洲和中東而戰。
　　20世紀伊始，人們（或許只是西方世界的精英分子）尚沉浸在進步和現代化的狂喜之中時，戰爭就來臨了。相互殺戮在迅速蔓延，而且規模巨大。在第一次馬恩河戰役中，英法聯軍成功地阻止了德國向巴黎挺進，雙方各有50萬人的傷亡。1914年8月，志愿加入英軍者必須達到5.8英尺；到11月，標準已降至5.5英尺，當月的傷亡為3萬人；隨后，只要身高5.3英尺就可以應征入伍。在戰爭的頭三個月里，所有最初入伍的英軍士兵幾乎已傷亡殆盡。
　　事實上，經過3年的鏖戰，戰線仍維持在法國。戰爭雙方在數碼或數英里的地帶進行著艱苦的拉鋸戰，而每一次往復都是尸骨如山。1916年，德軍試圖突破凡爾登防線；英法聯軍則在塞納河沿線發起了反攻，向前推進了幾英里，但卻付出了損失60萬人的代價。有一天，英王屬約克郡輕步兵第九營800人發起了一次進攻，24小時后，只有84人幸免于難。
　　在后方，英國人避而不談這些屠殺。德國方面也是如此，就像埃立克·瑪麗亞·雷馬克在其著名小說中所寫的那樣：當成干上萬的人在槍林彈雨中喪生的時候，官方卻在散布所謂“西線無戰事”的消息。
　　1916年7月，英國將軍道格拉斯·黑格命令11個師的英國士兵爬出戰壕向德國防線挺進，德軍6個師用機槍向他們掃射。結果，發動進攻的11萬人中有2萬人陣亡、4萬人受傷。敵對雙方戰壕之間的無人地帶布滿了死尸，一派陰森可怖的景象。1917年1月i日，黑格晉升為陸軍元帥。威廉·蘭格在《世界歷史百科全書》中簡明扼要地描述了這個夏天的戰況：

　　黑格滿懷希望地發起了總攻。第三次伊普雷戰役是連續八次的猛烈沖鋒，沖鋒是冒著瓢潑大雨、踏著滿地泥濘進行的。沒有實質性的突破，總的收獲不過是得到了5英里的土地……而其代價卻是約40萬人的生命。

　　法國和英國的人民并不知道傷亡的程度。在戰爭的最后一年，德軍向索姆河發動了猛攻，英軍傷亡達30萬人，當時倫敦的報紙這樣寫道：

　　在這場危機中老百姓能幫什么忙？
　　歡呼吧……
　　寫信鼓勵前線的朋友們……
　　不要認為自己比黑格更高明。

　　到1917年春，美國也落入了這一死亡和欺騙的陷阱。法國軍隊中開始出現士兵嘩變。不久，112個師中有68個師發生了兵變事件，629人被判處徒刑，50人被執行槍決。當時情形急需美國軍隊的介入。
　　伍德羅·威爾遜總統已許諾美國將在戰爭中保持中立：“一個民族因自尊心太強而不屑一戰，這種情況是存在的”。但是，1917年4月，德國卻宣布他們將擊沉任何向其敵人運送物資的船只，并且他們已經擊沉了一些商船。到了這個時候，威爾遜聲言，他必須保護美國商船在戰爭地區航行的權利。
　　美國向德國的敵對國運送大量戰爭物資卻又希望德國把自己看成是中立國，這顯然是不現實的。1915年初，英國客輪”盧西塔尼亞”號被德國潛艇用魚雷擊中，該船于18分鐘后沉沒，1198人喪生，其中包括124名美國人。
　　美國聲稱“盧西塔尼亞”號裝載的是非戰爭物資，因此，德國用魚雷攻擊它是一種罪惡滔天的暴行。事實上，“盧西塔尼亞”號卻滿載軍火：它裝有數千箱彈藥。但它的聲明卻歪曲和隱瞞了這一事實，而英美政府也在裝載貨物的問題上撒了謊。
　　1914年，美國經濟開始出現嚴重的衰退。但到1915年，協約國（特別是英國）的戰爭訂貨卻刺激了經濟增長。到1917年4月，美國已將價值20多億美元的物資出售給協約國。現在，美國的繁榮已同英國的戰爭聯系在一起。
　　經濟繁榮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國外市場，國家領導人對這一原則深信不疑。在其擔任總統之初，伍德羅·威爾遜把他的目標描繪成“向世界開放門戶”，而1914年他則聲言要支持“正當地占領外國市場”。
　　通過第一次世界大戰，英國越來越成為美國商品和付息貸款的市場。J.P．摩根公司成了協約國的代理商，它大量放貸，不僅獲取了巨額利潤，而且把美國財政與英國對德戰爭的勝利之間的利益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
　　實業家與政治領導人喋喋不休地談論繁榮，就好像這繁榮是超階級的，好像每一個人都能從摩根的放貸中得到好處。確實，戰爭意味著生產規模的擴大和就業機會的增加，但是，鋼鐵工廠的工人所得真的像美國鋼鐵公司那樣多嗎？該公司僅1916年一年就獲利3.48億美元。美國介入戰爭后，正是富翁們更直接地接管了經濟：金融家伯納德·巴魯克領導著戰時工業委員會，這是戰爭時期權力最大的政府機構。銀行家、鐵路巨頭和企業主們控制了政府的各個戰時機構。
　　1915年5月的《大西洋月刊》上發表了一篇關于第一次世界大戰性質的極具預見性的文章《非洲是戰爭的根源》，作者是W.E.B．杜波依斯。文章說，這是一場帝國主義的戰爭。德國與協約國之間都是在為爭奪南非的黃金和鉆石、安哥拉和尼日利亞的可可、剛果的橡膠和象牙以及非洲西海岸的棕桐油而戰。英國、法國、德國和美國普通民眾的生活水平確實比以前提高了。但是，“新財富來自何處呢？……它首先來自于世界上的那些所謂黑暗國家——亞洲和非洲、南美洲和中美洲、西印度群島和南洋群島”。^[1]
　　杜波依斯指出，資本主義制度的狡猾之處在于，它試圖將剝削者與被剝削者聯合起來，為爆炸性的階級沖突制造一個安全閥：“現在已不再僅僅是豪商巨富或者貴族式的壟斷集團甚至也已不再是整個剝削階級在掠奪世界了，這種掠奪現在是由整個的國家，一個由聯合起來的資本家與勞動者組成的新的民主國家來進行了”。
　　美國的情形與杜波依斯的觀點非常吻合。美國資本主義需要國際性的競爭以及周期性的戰爭在富人與窮人之間制造一個虛假的利益共同體，以代替那不時發生的運動中表現出來的窮人們的真正的利益共同體。舉國一致支持戰爭是必需的，而政府也很快便促成了這種全國性的一致。征召青年服役、精心策劃的全國性宣傳運動以及對拒絕入伍者的嚴厲懲罰，這一系列的強硬措施都表明，人們并沒有自發的戰爭欲望。
　　盡管威爾遜發表了頗為振奮人心的講話，聲言美國所進行的是一場“結束一切戰爭”和“保障世界民主”的戰爭，但應征入伍者卻并不踴躍。需要動員100萬人開赴前線，而宣戰后的前六個星期里卻只招募到了7.3萬名志愿者。于是，國會以壓倒性的多數通過了征兵法案。老報人喬治·克里爾成了政府的官方戰爭宣傳員，為了說服美國人，使他們相信這場戰爭是正義的，他建立起了宣傳委員會。在該組織的贊助下，7.5萬名演講者在美國5000個城鎮中進行了75萬次四分鐘演講。這是一場大規模的運動，其目的在于試圖說服不愿參戰的民眾。
　　就在國會宣戰的第二天，社會黨在圣路易斯召開了緊急代表會議，指責國會發表的戰爭宣言是“反對美國人民的犯罪行為”。1917年夏，明尼蘇達州社會主義者的反戰集會發動了大批的群眾（5000、1萬乃至2萬的農民）抗議戰爭、征兵法及投機活動。俄亥俄州的保守派報紙（阿克隆—燈塔日報）說，“如果現在進行選舉，社會主義的滾滾洪流將會吞沒整個中西部”。該報指出，國家“還從未進行過如此不受歡迎的戰爭”。
　　在1917年的市政選舉中，出乎喧嚷的輿論宣傳與激昂的愛國熱情意料的是，社會黨人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功。他們推舉的紐約市長候選人莫里斯·希爾奎特獲得了22%的選票，這是社會黨在此地正常得票率的5倍610名社會黨入進入了紐約州議會。在芝加哥，該黨的得票率從1915年的3.6％增至1917年的34.7%；在布法羅，其得票率從2.6％增加到了30.2％。盡管一些社會主義者如杰克·倫敦、厄普頓·辛克萊爾、克拉倫斯·達羅在美國參戰后支持了戰爭，但大多數社會主義者仍然堅持反戰立場。
　　1917年6月，《反間諜法》由國會通過并由威爾遜簽署生效。如果單從名稱上看，人們可以認定該法案主要是反間諜的。但其中的一項條款卻規定，“在美國處于戰爭狀態時，任何人蓄意引起或試圖引起不服從、不忠誠、叛變或者拒絕承擔應負的對美國陸海軍的義務，或者蓄意妨礙美國的征兵與服役……”，都將受到直至20年監禁的處罰。該法案是用來懲處那些進行口頭或書面反戰宣傳的美國人的。
　　就在該法案通過兩個月之后，一位名叫查爾斯·申克的社會主義者因印制和散發了1.5萬份譴責該法案與這次戰爭的傳單而在費城被捕。他在傳單中說，征兵制是“為了華爾街金融家的利益而摧殘人性的罪證”。申克被起訴并被判處有罪，他因違犯《反間諜法》而被判6個月的監禁（這是此類案件中被判刑最短的案例之一）。申克以要求言論和寫作權提起上訴．認為《反間諜法》與憲法第一條修正案相抵觸，該修正案規定，“國會不得制定……剝奪言論自由或出版自由……的法律”。
　　最高法院作出了全體一致的判決，判決書出自法院最著名的自由主義者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的手筆。申克受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嗎？霍姆斯說：

　　嚴格保護言論自由并不是要保護在劇院里大聲謊稱失火而引起恐慌的人……對于每一個具體案件來說，問題在于這些言論是否適合于具體的場合，并且這些言論是否具有構成實質性犯罪行為的明顯而現實的危險，國會只是對這種言論才有權制止。

　　霍姆斯的分析頗富機智和迷惑力。幾乎沒有人會認為言論自由應該賦予某個人在劇院里大喊失火而引起恐慌的權利。但是，這個例子適用于對戰爭的批評嗎？難道戰爭本身不就是一種“明顯而現實的危險”嗎？事實上，難道它不比任何反駁它的論據更明顯、更現實和對生命更具危險性嗎？
　　不久，尤金·德布斯案也被提到了最高法院。1918年6月，德布斯探望了因反對征兵法而入獄的3名社會主義者，緊接著，他又在監獄對面的大街上對如醉如癡的聽眾們發表了兩個小時的演講。他是國內著名的演說家之一，他的演講不時被一陣陣的笑聲和掌聲所打斷。

　　他們告訴我們說，我們生活在一個擁有極大自由的共和國里，我們的制度是民主的，我們是自由的和自治的人民。這種話我們早就聽夠了，簡直就是兒戲……
　　歷史上所有的戰爭都是為了征服和掠奪……句話，戰爭就是戰爭。統治者只管宣戰，而征戰沙場的卻總是被統治者……

　　德布斯以違犯《反間諜法》而被捕。因為在聽眾中有達到應征年齡的青年，他的演講“妨礙了征兵和應征”。
　　他的演講甚至包含著比這還要多的內容：

　　是的，在適當的時侯我們將奪取國家直至全世界的政權。我們將摧毀所有奴役性的、沒落的資本主義剝削制度，重新創造一個自由、人道的世界……社會主義的太陽必將冉冉升起……這一時刻會不可避免地到來，這項偉大事業的勝利……將宣告工人階級的解放以及全人類兄弟般關系的確立。（雷鳴般長時間的掌聲。）

　　在庭審時，德布斯拒絕為自己進行辯護，也拒絕證人為他作證。他對自己所說過的話一概供認不諱。但在陪審團開始審議前，他對他們說：

　　我被指控犯有妨礙戰爭罪。我承認這一點。先生們，我憎惡戰爭。即使我孤立無助，我仍然會堅持反戰……我同情所有在痛苦中掙扎的人民，無論他們生在何處，長在何方，我都一視同仁……

　　陪審團判決他違犯了《反間諜法》。德布斯在判決前對陪審團說：

　　尊敬的先生們，早在數年之前，我就認識到了自己與一切生靈之間的親密關系，我承認，自己并不比地球上最卑劣者強多少。那時我曾說過，并且現在我仍然這樣說：如果存在著下等階級，我將是其中的一分子；如果有犯罪分子，我也必將是其中的一個；只要有人身陷囹圄，我將不會是自由之身。

　　法官譴責了那些“在國家尚在對付外部殘暴勢力之際試圖打掉它手中戰劍”的人，并宣布判處德布斯10年監禁。
　　德布斯的上訴直到1919年最高法院才予以受理。這時戰爭已經結束了。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在法庭全體一致的支持下認定德布斯有罪。霍姆斯說，德布斯暗示“勞動者與戰爭無關”，因此，其演講的“客觀效果與主觀意圖”都是要妨礙征兵。
　　盡管德布斯已被監禁了32個月之久，威爾遜．總統仍拒絕寬恕他。1921年，66歲的德布斯被沃倫·哈定總統赦免。以違反《反間諜法》之名被投入監獄的大約有900人。新聞界與政府相呼應，更加劇了對可能出現反戰運動的恐懼氣氛。《文摘報》要求其讀者“將任何認為具有煽動性和叛國傾向的社論剪下來寄給他們”。《紐約時報》則發表社論說：“把任何引起注意的富有煽動性的罪證通報給有關當局，這是每一位好公民的義務”。
　　1917年夏，美國防務協會成立。《紐約先驅論壇報》報道說：”昨天，在美國防務協會辦公室里，100多人報名參加了美國治安巡邏隊……成立巡邏隊是為了制止煽動性的街頭演講”。
　　司法部發起的美國保衛聯盟，到1917年6月已在600個城鎮擁有分支機構，其成員幾近10萬人。報界報道說，聯盟成員都是“各社區的頭面人物……銀行家……鐵路職工……旅館服務員”，他們截取郵件、破門入戶、私闖辦公室，并聲稱查明了300萬起“不忠誠”案件。
　　克里爾的宣傳委員會大肆宣揚說，人們應當“舉報那些散布悲觀情緒的人，向司法部舉報他們”。司法部長在1918年時說道，“可以負責任地說，在我國歷史上還從來沒有如此戒備森嚴過”。
　　為什么如此不遺余力？1917年8月1日的《紐約先驅論壇報》報道說，紐約市第一批100名應征人伍者中有90人要求免除義務。在明尼蘇達，《明尼阿波利斯日報》在8月6日和7日的大幅標題分別是“反征兵運動迅速波及全州”和“應征入伍者在撒謊”。在弗羅里達，兩名黑人農場工人為逃避兵役攜帶短槍進入樹林自殘：其中一人打掉了自己一只手上的四根手指，另一人則打斷了半只手臂。
　　佐治亞州參議員托馬斯·哈德威克說：“制定征兵法無疑遭到了許多人普遍而廣泛的抵制。該州各處人山人海的集會都是在舉行抗議活動……”逃避兵役者最終竟達33萬多人。
　　在俄克拉荷馬，社會黨和世界產聯在佃農和谷租佃農^[2]中很活躍，他們組成了一個“工人階級聯盟”。聯盟準備組織全國的反征兵者搞一次向華盛頓進軍運動。但計劃還沒有來得及實施，聯盟成員就被一網打盡。450人很快便以謀反罪被關進了州監獄。領導者被判處3至10年的監禁，其他人也受到了關押60天直至2年的處罰。
　　1917年7月1日，激進分子在波士頓組織了一次反戰游行，他們的標語上寫道：

　　這是一場受人民歡迎的戰爭嗎？為什么要征兵？
　　是誰竊取了巴拿馬？是誰摧毀了海地？
　　我們要和平。

　　據紐約《鐘聲》報道，8000人參加了游行，其中包括“4000名中央勞工聯盟成員、2000名列特族社會主義者組織成員、1500名立陶宛人和披風行會的猶太人，此外還有其他支部的一些成員”。游行隊伍受到了奉命而來的士兵和水兵的攻擊。
　　郵政部取消了印有反戰文章的報紙雜志的郵寄免檢權。一家社會主義者主辦的政治、文學和藝術性刊物《民眾》雜志被禁止郵政發行，因為它刊登了馬克斯·伊斯門于1917年夏寫的一篇社論。社論說，“你們究竟是為了什么特別的目的，把我們以及我們的孩子運往歐洲呢？對我來說，我認為政府沒有權力征募我去參加一場我本人并不相信其目的的戰爭”。
　　在洛杉磯，上演了一部記述美國革命、控訴英國對殖民地居民所犯暴行的電影《1776年精神》。電影制作人以違犯《反間諜法）的罪名被起訴，因為，按照法官的說法，該電影有一種“對我們的盟友大不列顛可靠的信任關系表示懷疑”的傾向。結果，他被處以10年監禁。該案被官方編目為“美國訴《1776年精神》案”。
　　各學校也都禁止反戰活動。在哥倫比亞大學，J．麥基恩·卡特爾被解雇，他對董事會管理大學長期持批評態度，同時也是戰爭的反對者。為了抗議校方的這一行為，著名歷史學家查爾斯·比爾德也于一周后辭去了哥倫比亞大學的職務。
　　在國會中也出現了公開的反戰聲音。眾議院第一位女議員珍妮特·蘭金在唱名呼吁通過戰爭宣言時表示了沉默。在又一輪唱名時，她站起來說：“我愿意支持我的國家，但我不能投票贊成戰爭。我投反對票”。當時的一首流行歌曲唱道：”我不能把自己的孩子培養成戰士”。然而，絕大多數的歌曲卻是諸如“到歐洲去”、“一面偉大的國旗”和“約翰尼，拿起你的槍”之類。
　　社會主義者凱特·理查茲·奧黑爾被判處在密蘇里州監獄服役5年。她在監獄里繼續進行斗爭。因為牢房上面的窗戶一直關著，室內缺少空氣，她與難友們一起開展了抗議活動，她為此被守衛們拖到走廊里倍受折磨。她手里拿著一本詩集，當她被拖出去的時候，她用力把書拋向窗戶，窗戶被打破，新鮮空氣吹了進來，難友們歡呼雀躍。
　　愛瑪·戈德曼與其戰友無政府主義者亞歷山大·伯克曼因反對征兵而被判刑。她問陪審團：“毫無疑問，像我們這樣民主少得可憐的國家，又怎么能給世界以民主呢？”
　　就在宣戰前，世界產聯的報紙《產業工人》這樣寫道：“美國的資本家們，我們將同你們進行戰斗，決不會支持你們！”現在，戰爭給了政府摧毀這個激進工會的機會。
　　1917年9月初，司法部的秘密警察在全國同時襲擊了48個世界產聯的集會大廳，搜獲了足以作為法庭指控證據的通信和印刷品。1918年4月．101名世界產聯領導人以陰謀妨礙征兵和鼓動逃避服役而受到審判。一名“無定見分子聯合會”成員在法庭上說道：

　　你們問我為什么世界產聯不熱愛美國。如果你是一名衣不蔽體的流浪漢；如果你拋妻別子到西部謀生，而從此再沒有他們的消息；如果你的工作從來不能保證你在一個地方居住到獲得投票權；如果每一個代表法律、秩序和國家的人都毒打你，而那些善良的基督徒們卻在一旁歡呼和鼓勁，難道你們還期望這樣一個人成為愛國者嗎？這是一場為了商人們的利益而進行的戰爭，我們不明白，我們為什么要為阻止我們感到歡欣鼓舞的事態發展而去送死呢？

　　陪審團裁定他們所有的人都有罪。法官判決海伍德等14人20年監禁，另有33人被判處10年監禁，其余的人也被判處了短期徒刑。世界產聯被摧垮了。海伍德在保釋期間逃到革命的俄國，他在那里一直住了10年，直到去世。
　　戰爭于1918年11月結束。在這場戰爭中，5萬美國士兵戰死沙場。戰爭結束后不久，傷痛與幻滅感開始在全國蔓延，甚至也波及到了愛國者們。這種情感在戰后十年的文學中有著明顯的反映。歐內斯特·海明威寫下了《告別武器》數年之后，大學生歐文·蕭創作了劇本《死者的葬禮》；好萊塢電影劇本作家多爾頓·特朗博寫出了頗富影響的反戰驚險小說《約翰尼拿起了槍》，它描述的是一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場上僥幸生存下來的僅剩下軀體和大腦的傷兵的故事；福特·馬多克斯則創作了小說《不再有游行》。約翰·多斯·帕索斯在其小說《1919年》中是這樣描芳約翰·多伊的死亡的：

　　在馬恩河畔沙龍鎮的一間涂有焦油的硬紙板圍成的、散發著漂白粉和尸臭的陳尸所里，他們挑選了那只松木箱子，把約翰·多伊……留下的所有遺物都裝在里面……然后，覆蓋上美國國旗
　　司號兵敲響了安魂鼓
　　哈定先生向上帝祈禱，外交官、陸海軍上將、高級官員、政客以及來自《華盛頓郵報》社交圈里的穿著漂亮的貴婦們莊嚴肅立并想著
　　當著司號兵敲響安魂鼓、三聲排炮震耳欲聾的時候
　　這對于上帝之國的國旗來說該是怎樣的哀榮啊。
　　他們要為他別上一枚國會勛章，可是，他的胸膛在哪兒呢……^[3]

　　盡管經過了戰時的監禁、威脅和民族整合運動，戰爭結束后，當權者仍然害怕社會主義。面對革命的威脅，看來有必要繼續采取改革與壓制的雙重策略。
　　前者是由威爾遜的一位朋友喬治·L·雷科德提出來的，他在1919年初寫信給威爾遜說，“為了對付社會主義的威脅”，必須為經濟民主做些事情。他接著說，“你應當成為美國激進勢力的真正領袖，并且應當為根本性的改革拿出一個建設性的綱領，這個綱領將成為社會主義和布爾什維克綱領的一個替代方案……”
　　1919年夏，威爾遜的顧問約瑟夫·塔馬爾蒂提醒他說，共和黨人與民主黨人面臨著共同的威脅——社會主義。相比之下，兩黨之間的沖突是非常次要的，“因為在這個工業化和社會動蕩的時代，對于普通老百姓而言，兩黨都已聲名狼藉……”
　　同年夏，一枚炸彈在威爾遜政府的總檢察長A ·米切爾·帕爾默的家門口爆炸。6個月后，帕爾默開始了他對外國僑民（那些沒有公民身份的外國移民）的第一次大規模行動。國會在戰爭臨近結束時通過的一項法律規定，那些反對現政府和支持破壞私有財產的外國人將被驅逐出境。1919年12月21日，帕爾默的人把抓獲的包括愛瑪·戈德曼和亞歷山大·伯克曼在內的249名俄籍僑民塞進了一艘貨輪強行驅逐到了蘇維埃俄國。
　　1920年1月，4000人受到全國通緝。他們在長期隔離、秘密審訊之后又被驅逐出境。在波士頓，司法部密探在地方警察的協助下用突襲會議大廳或凌晨入室的方式抓獲了600人。這些人被戴上腳鐐手銬游街示眾。
　　1920年春，排字工人、無政府主義者安德烈亞·薩爾塞多在紐約被聯邦調查局的密探逮捕后，被關押在帕克羅大樓十四層的聯邦調查局辦公室達8周之久，井且不準與家人、朋友或律師接觸。后來，他的血肉模糊的尸體在樓下的人行道上被發現，而聯邦調查局則聲稱，他是從十四層的窗臺上跳樓自殺的。薩爾塞多在波士頓地區有兩個工人朋友，也是無政府主義者，他們在得到他死亡的消息后開始攜帶槍支防身。兩人在馬薩諸塞州布勞克頓的一輛市內有軌電車上被捕，并被指控與兩周前發生在一家制鞋廠的一起搶劫謀殺案有牽連。這兩個人就是尼古拉·薩科和巴特洛米歐·范塞蒂。
　　他們受到審判并被判有罪，在監獄中度過了7年時光。他們在此期間一直不停地上訴，全國乃至全世界的人民也都關注著他們的案情發展。審判所提供的證據及背景材料顯示，薩科與范塞蒂將被判處死刑，因為他們是無政府主義者和外國人。1927年8月，警察連抓帶打沖散了游行隊伍及其糾察隊，與此同時，軍隊包圍了監獄，兩人被以電刑處死。
　　薩科用他那煞費苦心學來的英文給兒子丹蒂寫了最后一封信，這封信也是寫給千百萬其他后來者的：

　　因此，孩子，不要哭，要堅強，這樣才能安慰你的母親……帶她去幽靜的田野里散步，到各處采集野花……但是，丹蒂，你要永遠記住，在享受幸福生活時，不要只是想著自己……要幫助那些被迫害的人和遭難者，因為他們都是你的好朋友……在這一為生命而進行的斗爭中，你將會發現很多的東西和愛，你也將會得到愛。

　　一些改良措施得到施行，戰時的愛國熱情也不斷地被喚起。法庭和監獄被用來加強這樣一種觀念，即某些觀念、某些抵抗是不能容許的。但是，一種信念依然在傳播著——它甚至從死囚牢里傳來：在美國這樣一個據說是無階級差別的社會里，階級間的戰爭依然繼續著。確實，在整個的20年代和30年代，它一直在繼續著。

^[1] “黑暗國家”、”黑暗大陸”都是殖民全義者對殖民地的蔑稱。

^[2] 指美國南方用谷物交租的佃農。

^[3] 這段引文標點原書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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