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 霍華德·津恩 《美國人民的歷史》
第九章 不甘屈服的奴隸，沒有自由的解放
美國政府之所以支持奴隸制度，是因為奴隸制度很有實效。1790年，南部每年可產1000噸棉花。到1860年，這個數字己達100萬噸。從1790年到1860年，奴隸由50萬人增加到400萬人。受到起義和謀叛（1800年的加布里埃爾·普羅瑟暴動；1822年的登馬克·維西起義；1831年的納特·特納起義）打擊的南部奴隸制度不僅沒有削弱，反而還加強了控制力，并且得到法律、議會、軍隊以及帶有種族偏見的政治領袖的支持。
只有發動大規模的奴隸起義或大規模的戰爭才能結束這樣一種根深蒂固的制度。但是，如果爆發的是一場起義，那就有可能使局勢失控，因為起義者可能會將其矛頭從奴隸制度轉向世界上最成功的資本主義制度。如果爆發的是一場戰爭，那么戰爭的發動者完全可以控制戰爭的結局。因此，是亞伯拉罕·林肯解放了奴隸，而不是約翰·布朗。1859年，約翰·布朗因聯合一些人發動小規模的暴力行動試圖結束奴隸制度而被絞死。幾年后，林肯為了結束奴隸制度而發動了一場大規模的暴力行動。
由于是政府下令廢除奴隸制度（確實如此，政府在黑人、自由民、奴隸以及白人廢奴主義者的猛烈推動下采取了這樣的行動）。因此，要對解放黑奴做出種種限制，這樣才能有一個妥善的結局。自下而上的解放只能在統治集團利益允許的范圍內進行。如果戰爭的慣性和狂熱的圣戰宣傳，使解放運動超出了這一范圍，那么就要把它拉回到安全的軌道上來。因此，結束奴隸制將會導致國家政治和經濟的重建，但這種重建不是一種激進的重建，而是一種穩妥的重建，事實上，是一種有利可圖的重建。
以弗吉尼亞州、北卡羅來納州、肯塔基州的煙草和南卡羅來納州的稻谷為基礎的種植園制度，己經擴充到佐治亞州、亞拉巴馬州、密西西比州的富饒的新棉花產地，這就需要更多的奴隸勞動。但是，1808年政府規定奴隸進口為非法。約翰·霍普·富蘭克林著的《從奴隸制度到自由制度》一書中說，不過，“這一法令從一開始就沒有執行過。”“對美國商人而言，漫長的、未設防的海岸線，確定的市場需求，巨額利潤的前景，所有這些都是無法抵擋的誘惑……”據他統計，在南北戰爭以前，大約有25萬名奴隸被非法運入境內。
奴隸制度是什么樣子呢？不是親身經歷的人，根本無法形容它。1932年，兩位北方的自由主義歷史學家在一本暢銷教材中將奴隸制度視為黑人“向文明過渡的必然環節”。經濟學家和計量史學家試圖通過估算奴隸們的食物和醫療費用來對奴隸進行評估。但是這能反映出一個活生生的人生活于其中的奴隸制度的真實情況嗎？
從前曾為奴隸的約翰·利特爾寫道：
他們說奴隸幸福而快樂，因為奴隸經常發出笑聲。白天，我加另外三四個人已挨了200次鞭打，我們的腳上還帶著腳鐐；而到了夜晚，我們還得在鐐銬的“嘎嘎”聲中唱歌跳舞，逗別人哈哈大笑。我們是得快樂一點！但我們這樣做是為了壓抑痛苦，以免心兒徹底破碎：千真萬確！我們能不過得很快樂？你看，我們不是在自娛自樂——我們不是戴著腳鐐手銬還在跳舞嗎！
一本種植園雜志（現保存干北卡羅來納大學檔案室）保留了一份死亡記錄，上面列舉了1850年至1855年間該種植園所有死者的年齡及死因。這期間死亡的32人中，只有4人活到60歲，4人活到50歲，有7人在40多歲時就死了，有7人在20或30歲時就死了，還有9人死時不滿5歲。
但是，主人為了牟取暴利而把一個奴隸的丈夫或妻子或孩子賣掉，這對被拆散的家庭成員意味著什么？這種統計能記錄得下來嗎？1858年，一名叫阿布里姆·斯克里文的奴隸被主人賣掉，他寫信告訴妻子：“請代我孝敬父母雙親，請代我向他們道別。如果今生今世我們不能相見，我希望我們能在天堂相見。”
美國境內的奴隸起義遠沒有加勒比海島或南美的奴隸起義那樣頻繁和聲勢浩大。1811年發生在新奧爾良附近的奴隸起義可能是美國最大的奴隸起義。四五百名奴隸在安德里少校的種植園舉行暴動后聯合發動起義。他們用匕首、斧頭、棍棒武裝起來，殺死了安德里少校和他的兩個兒子。然后，他們開始向一個又一個種植園進軍，人數不斷增加。他們遭到聯邦軍隊和當地民團武裝的攻擊，66人當場戰死，16人經審判后被行刑隊槍殺。
登馬克·維西本人是獲得自由的黑人，1822年，他密謀發動起義，但未及實施就受到挫折。他計劃燒毀南卡羅來納州的查爾斯頓，然后在16個最大的城市發動起義，最后在這個地區發動總暴動。好幾個目擊者說有數千人通過各種方式聯絡起來。據赫伯待·阿普特克報道，黑人已制造了大約250把刺刀和300多把短劍。但是，起義計劃泄漏了，包括維西在內的35名黑人被處以絞刑。該案的審訊記錄在查爾斯頓出版，出版后即被當局勒令銷毀。當局認為，它是非常危險的出版物，決不能讓奴隸看到。
1831年夏，在弗吉尼亞的南漢普敦縣，一個名叫納特·特納的奴隸通過傳教布道，集結了大約70名奴隸，發動了一場暴動。他們攻打一個又一個種植園，至少殺死55個男人、婦女和兒童。他們擁有很多支持者，但當彈藥用盡時，他們被抓獲。包括特納在內，大約有19人被絞死。
奴隸起義令南部奴隸主們驚恐萬狀，他們決心盡力保證奴隸制度平安無事。此后，弗吉尼亞建立了一支10.1萬人的民團武裝，占其人口總數的10％。暴亂雖然減少了，但它卻令奴隸主們時時提心吊膽。
尤金·吉諾維斯對奴隸制度進行了廣泛研究，他在其所著《羅爾，喬丹，羅爾奴隸創造的世界》一書中，注意到有關“對奴隸制度的適應與反抗同時并存”的記載。反抗行為包括偷竊財物、消極怠工、殺死監工和主人、燒毀種植園房屋、逃跑。即使是適應性的行為，“也浸透了批判精神，成為反叛行為的掩飾物”。
逃亡比武裝暴動更為切實可行。19世紀50年代，每年大約有1000名奴隸逃向北部諸州、加拿大、墨西哥。盡管逃亡者必須面臨種種危險，但是，在很短的時期內，逃亡者就達數千人。吉諾維斯說，獵狗常被用來追蹤逃亡者，“如果不及時拉住它，它就會將它的獵物撕咬成碎片”。
哈麗雅特·塔布曼出生在奴隸主種植園內。15歲時，監工打傷了她的頭部。她是一名獨自逃亡獲得自由的年輕女性，后來成了“地下鐵路”組織中最著名的交通員。她前后共組織了19 次逃亡行動，用偽裝的形式護送奴隸投奔自由，總共帶走了300多名奴隸。她常常帶著手槍，對逃亡的奴隸說：“要么自由，要么死亡。”她的人生哲學就是：“我們有權在自由和死亡二者之間選擇其一；如果不能得到這一個，我就會選擇另一個；因此沒有人能活著抓到我……”
不再拼命地工作，是反抗的形式之一。W.E.B．杜波依斯在《黑人們的禮物》中寫道：
作為一個熱帶生物，黑人對美麗的自然界有著極為敏感的感受能力。他不像北歐苦力那樣輕易就淪為呆板的牽馬夫。……因此，他動輒就被指責為懶惰，被驅使為奴，然而事實上他們是能創造新價值的現代手工勞動者。
貧窮的白人幫助奴隸的例子并不常見，但已充分顯示出他們有必要團結為一個整體去反對另一方。吉諾維斯指出：
奴隸主……認為那些不是奴隸主的人支持奴隸的反抗和暴動，并非出于同情黑人，而是出于仇視有錢的種植園主及其財產。白人往往與奴隸的暴動陰謀有著某種聯系，每一件有白人參與的此類事件都令奴隸主產生無法抹去的恐懼感。
這有助于理解為什么警察會采取嚴厲的措施去對付那些與黑人友好往來的白人。作為報答，黑人也在白人需要時提供幫助。一位逃出來的黑人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有一個女奴隸給一位貧窮、正在生病的白人鄰居拿去了一點吃的東西，結果被主人責罰，揍了50鞭子。
當布倫瑞克運河在佐治亞鑿通時，黑人奴隸和白種愛爾蘭工人被分隔開來，借口是他們會彼此攻擊。也許會真的發生這種情況，但知名女演員范妮·肯布爾（一個種植園主的妻子）在日記中寫道：
愛爾蘭人根本就不是喜歡挑釁斗毆、嗜灑如命的暴徒，他們并不痛恨黑人。……他們待人熱情，心地善良，慷慨大方。……事實上，他們非常同情奴隸，我請你們判斷一下由此產生的可能后果。我相信你們終究會看到：他們決不會被允許在布倫瑞克運河工地上親密合作。
為了控制奴隸，奴隸主們想出了一個巧妙的辦法：讓貧窮的白人（他們一直是南部200多年來不易對付的麻煩人物）監督黑人勞動，這樣，他們就成了減輕黑人仇恨和攻擊行為的緩沖器。
宗教也被種植園主用來作為控制奴隸的手段。正如吉諾維斯所指出的那樣：對于黑人牧師而言，“他們在言談之中不得不盡量表現出藐視一切的無畏態度，以保持其在黑人信徒中的崇高威望。但是，他們的言論不能有過分的煽動性，以免激起奴隸奮起反抗，去打一場不可能勝利的戰爭；也不能太不吉祥，否則會引起統治者的惱怒”。這種現實處境決定了“這些奴隸社團勸告奴隸采取容忍的策略，接受那些對自己不利的事物．同時還要頑強地奮斗，以保持黑人社區順順當當地存活下去……”
曾經有人認為，奴隸制度摧毀了黑人的家庭生活。但是，1930年新政時期的“聯邦作家計劃”為國會圖書館進行的前奴隸問題調查，卻揭示了一種完全不同的情況。正如喬治·拉維克在《從日出到日落》中總結的那樣：“奴隸社區已成為不分你我、彼此融合的大家族系統。在這里，每一個成年人都照看所有的小孩，完全沒有‘你的孩子你照管’、‘我的孩子我照管’之類的分工，……我們將會看到，這只是美國黑人社會生活過程的一個縮影。黑人的自豪感、認同感、文化、社團活動以及反叛行為均從這些生活中產生。”
歷史學家赫伯特·古特曼在《處于奴隸制度與自由制度下的黑人家庭》一書中披露了過去的書信和檔案。這些材料表明：奴隸家族一直在與企圖分裂他們的勢力進行不屈不撓的反抗斗爭。一位婦女給分別20年的兒子寫信說：“我渴望能在晚年見到你··……親愛的孩子，我祈禱你回來看望你親愛的老母親……我愛你，你也愛我……你是我唯一的兒子……”
一名男子寫信給他那與孩子們一起被賣掉的妻子說：“用幾張紙分別將孩子們的頭發寄一點給我，上面寫上孩子們的名字……我寧愿在我身上發生任何事情，也不愿與你和孩子們分離……勞拉，我是多么愛你……”
勞倫斯·萊文在《黑人文化與黑人意識》中堅持認為，處于奴隸制度統治之下的黑人同樣有著強大的力量。他還通過富有創造力的故事和歌謠，形象地描繪了奴隸們創造的豐富的文化——一種既有適應又有反抗的復合體：
是我們耕種了成片的麥田，
可那些貪官們只肯給我們些許的麥粒；
是我們烘烤出一爐爐面包，
可那些貪官們只給我們吃面包渣；
是我們磨出了一袋袋的面粉，
可那些貪官們只給我們粗糙的糠皮；
是我們獵獲了鮮美的野味，
可那些貪官們給我們的只是一些皮毛之物；
我們不能隨心所欲，
那些貪官們強迫我們這樣生活……
圣歌通常含有雙重意義。歌詞“噢，樂土，美好的樂土，我將要啟程，奔赴那片樂土”通常指奴隸向往北方，北方就是他們的樂土。在南北戰爭期間，奴隸們又創造了內容更加大膽的圣歌：“在我成為奴隸之前，我寧愿將自己埋葬在墳墓，讓我的游魂回歸故里，尋找我的上帝，那時我將獲得拯救。”還有一句圣歌是“告別過去”：
我們不再只吃一丁點食物，不再，不再，
我們不再被人驅使責罵，不再，不再……
當南部還繼續維持著奴隸制度的時候，北部的自由奴（1830年約有13萬人，1850年約有20萬人）己在熱烈地討論廢除奴隸制度的問題了。戴維·沃克雖然是一個奴隸的兒子，但他卻是在北卡羅來納州出生的自由人。1829年，他移居波士頓，以賣舊衣服為生。他創作并發行的小冊子《沃克的懇求》廣為人知；這本書激怒了南部的奴隸主，佐治亞州懸賞1萬美元活捉沃克；誰殺死他，就可得到1000美元的賞金。讀一讀他的《懇求》一書，你就不難理解為何如此了。沃克指出，黑人必須為爭取自由而戰：
讓我們的敵人繼續揮舞他們的屠刀吧，鮮血很快就會濺滿他們的酒杯。如果你清楚地知道你該怎么做……那么任何人都不得企圖奪取我們與生俱來的自由權利——不必害怕，不必沮喪，時機一到，你就要奮起行動。……上帝賜給我們同他們一樣的兩只眼、一雙手和兩只腳，賜給我們同他們一樣的頭腦與心智。他們沒有權利統治、奴役我們，正如我們也沒有權利統治、奴役他們一樣。……“凡人皆有得意日”，美國黑人奴隸的悲慘時代就要結束了。
1830年夏的一天．戴維·沃克死在波士頓他的商店門口附近。
一些生為奴隸的人實現了許多人未曾實現的心愿。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原是一名奴隸，被賣到巴爾的摩當傭人，在造船廠當苦力。他通過某種途徑學會了閱讀和寫作，1838年他21歲時逃到北部。在那里，作為一名演說家、編輯和作家，他成了那個時代最有名氣的黑人。他在自傳《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生平》中回憶了幼年時期他關于自己社會地位的想法：
為什么我是奴隸？為什么有些人當奴隸，另一些人卻當主人？有沒有一個時代不是如此？如何才能達到那樣的時代？
然而，盡管我曾一度對此抱有疑問，但是不久我就找到了解決這個問題的真正答案：能夠給現存的奴隸制度提供真正合理解釋的，不是膚色，而是犯罪行為，不是上帝，而是人。不久，我同樣也發現了另外一些重要的真理，即；人能創造什么，人能毀滅什么。……
我清楚地記得，那個時候我非常強烈地想往有一天我會成為一個自由的人。這種強烈信念是我的人性與生俱來的理想。它是奴隸制度的天敵，奴隸制度即使動用所有的力量也不可能使它銷聲匿跡。
1850年通過的《逃奴追緝法）是對南部諸州的一種讓步，作為回報，南部諸州同意在墨西哥戰爭中奪取的領上（尤其是加利福尼亞）以自由州的身份加入合眾國。這個法案使得奴隸主很容易重新抓獲那些以前是奴隸的人，不費什么勁就能追捕到他們的逃亡奴隸。北部黑人組織了抗議《逃奴追緝法》的活動，公開指責簽署該法案的非爾莫爾總統和支持該法案的丹尼爾·韋伯斯特。這些黑人中有一個叫J,W．洛根的人，他是一名女奴與其白人主子的私生子。他騎主人的馬逃跑了，去投奔自由。后來他上了大學，成為紐約市錫拉庫斯的牧師。1850年，他在該市的一次會議上發表演講：
擯棄屈從、發出挑戰的時代已經到來了——告訴菲爾莫爾先生和韋伯斯特先生，如果他們打算在我們身上實施該法素，那就請他們放出嗜血成性的獵犬夾好了……我們從上帝那里獲得自由，上帝賜予我們捍衛自由的權利。……我不會尊重這個法津——我也不害怕這個法律——我決不遵守這個法律！它認為我非法，我也認為它非法。
1851年，錫拉庫斯一個名叫杰里的逃亡奴隸被抓進監獄。一群人拿著鐵鍬和攻城槌攻入法院，向行刑官挑戰，繳下他的槍，救走了杰里。
洛根把他在錫拉庫斯的家變成了“地下鐵路”的一個重要中轉站。據說，他曾幫助1500名奴隸逃到加拿大。他的關干奴隸制度的回憶錄引起了從前主人的注意。主人給洛根寫了一封信，要求他要么回來，要么就給她寄1000美元補償費。洛根的答復刊登在廢奴主義者的報紙《解放者》上：
薩拉·洛根夫人……你說你已經用錢買下了我，如果我不給你寄1000美元，你就把我賣掉。稱還以同一種口吻說，“你應當明白，我像養育自己的孩子一樣養育了你。”夫人，你養育自己的孩子是為了拿到市場上去賣嗎？你是用鞭子將他們養大的嗎？你養育他們。一定要用鐐銬將他們鎖在一起，將他們攆走？……我為你感到羞恥！
你知道人權是彼此相關、相互依存的嗎？一旦你剝奪了我的自由權和生命權，你不也就喪失了你自己的自由權和生命權了嗎？在至高無上的上帝面前，有那么一種單為某一個人而不是為其他人制定的法律嗎？
如果你或其他任何想對我的人身和權利打主意的人想知道我是如何對待我的權利的，你們只需到這兒來，再把我變成奴隸就是了……
謹啟
J.W，洛根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明白，罪惡的奴隸制度不僅僅存在于南部諸州，整個國家都與之有牽連。1852年7月14日，他發表了獨立日演講：
市民朋友們：你們的7月14日對美國的奴隸來說意味著什么？我來告訴你們。對他們來說，這一天比一年中任何一天更能顯示出他們是不平等與虐待的受害者。對他們來說，你們的慶祝會是一種羞辱；你們所夸耀的自由是不名譽的；你們的國家越偉大，它的虛榮心就越膨脹；你們的歡呼聲在他們聽起來毫無意義，冷酷無情；你們對專制君主的公開指責，實在是厚顏無恥；你們呼喊的自由和平等，空洞無物；你們的禱告和贊美歌，你們的說教和感恩語言，你們莊嚴的閱兵儀式，對于他們來說只不過是自吹自擂、自欺欺人、招搖撞騙，是無恥與偽善的行為——所有這些只不過是掩飾罪惡的薄薄一層遮羞布，而這些罪惡會讓這個野蠻的國家丟盡臉面。此時此刻，地球上還沒有一個國家像合眾國這樣犯下如此駭人聽聞、慘無人道的罪行。
納特·特納起義之后的10年時間里，南部沒有出現任何黑人造反的跡象。但1841年發生的一起事件，使得奴隸起義的觀念再度復活。被運送到“克里奧爾”號船上的一群奴隸制服并殺死了一些船員，然后將船開進英屬西印度群島（該地早在1833年就廢除了奴隸制度）。英格蘭人拒絕遣還這些奴隸（英國朝野震動，堅決反對美國的奴隸制度），于是，在國務卿丹尼爾·韋伯斯特的鼓動下，美國國會與英國展開了激烈的論戰。《有色人新聞》公開譴責韋伯斯特“欺凌弱小者”。該報在回顧獨立戰爭和1812年戰爭時寫道：“如果爆發了戰爭……我們難道會為捍衛那個否認我們最寶貴的公民權的政府而戰嗎？”
局勢越來越緊張，北部和南部黑人的態度也變得更為強硬。1853年，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指出：
讓我給你們講一講改革哲學。人類自由不斷進步的整個歷史表明：對尊貴的自由要求作出的所有讓步從來都是從戰爭中誕生的。……如果沒有戰爭，人類的自由也就不會進步。……強權不會單憑一個要求就作出讓步，這種事情從來沒有發生過，將來也不會發生。……
在南北戰爭以前的10年間，辛辛那提學校（一個由黑人資助的私人學校）的黑人兒童是如何表述經常縈繞在北部黑人頭腦中的奴隸制度呢？對干“most一詞讓你想到了什么”這一問題，只有五個答案被記錄下來，而且全都指的是奴隸制度。一個7歲的孩子寫道：“聽到這艘載有200名可憐奴隸的船從河面沉到河底……我很難過。聽到這個消息，我是多么難過啊！我感到無比悲痛，以致立刻昏厥。”
無論是在講臺上、報紙上，還是在“地下鐵路”線上，白人廢奴主義者都做了勇敢而富有開創意義的工作。黑人廢奴主義者得不到言論和出版自由，但他們仍然是反對奴隸制度運動的主力。1831年加里森出版其著名的報紙《解放者》以前，第一次全國性的黑人會議就己召開，戴維·沃克寫了《懇求》，黑人廢除奴隸制度主張者發行了《自由雜志》。《解放者》最初的25名訂閱者中，絕大多數是黑人。黑人不得不與白人廢奴主義者頭腦中無意識的種族優越感作斗爭。同樣，他們還得堅持要求反映他們自己獨立的聲音。道格拉斯原為《解放者》的撰稿人，1847年，他在羅徹斯特創辦了自己的報紙《北極星》，這導致他與加里森發生決裂。1854年，黑人們在一次集會上宣布：“……這顯然是我們的戰斗，除我們以外沒有誰能為我們而戰……我們與廢奴運動的關系勢必而且正在改變。不是我們依賴它而是我們領導它。”
一些黑人婦女面臨著三重障礙——她們是奴隸社會中的廢奴主義者，是白人改革者中的黑人，是反對男性主導的改革運動中的女性。1853年，第四次全國女權大會在紐約召開，當索杰納·特魯絲在會上站出來講話時，她就集這三者于一身了。一些不懷好意的人在會堂起哄，對她進行威脅。索杰納·特魯絲說：“我知道，看到一名有色人種婦女站起來跟你們理論，跟你們談論女權問題，人們總想起哄和挑逗……我就是要坐在你們中間讓你們看看；每次我都會站出來告訴你們什么是愚昧……”
在弗吉尼亞州殘忍地鎮壓了聲勢浩大的納特·特納起義后，南部諸州的內部防范制度變得更加嚴密了。也許只有外來者才可能有希望發動一場起義。約翰·布朗就是這樣一位有著巨大勇氣和堅強決心的白人。〕 他制定了一個龐大的計劃：首先襲擊弗吉尼亞州哈珀斯渡口的聯邦軍械庫，然后發動南部所有的奴隸起義。
哈麗雅特·塔布曼雖然只有5 英尺高，但她很有經驗，多次秘密帶領黑人逃離。她與布朗一起制定了起義計劃。但是由于生病，她無法親自參加起義。弗里德里克·道格拉斯也曾見過布朗，考慮到獲勝的可能性不大，他堅決反對起義汁劃．但是他佩服布朗這個身體瘦弱、面容憔悴、滿頭白發的60歲老人。
道格拉斯的判斷是對的，起義計劃未能成功。當地的民兵以及羅伯特·李指揮的100多名海軍陸戰隊員包圍了起義者。盡管起義者中有人戰死，有人被俘，約翰·布朗仍然拒絕投降；他用一些小磚塊，在軍械庫門邊壘起了防御工事，軍隊破門而入，一名海軍陸戰隊上尉用劍刺傷了布朗。重病在身并且受傷的布朗遭到審問。W.E.B．杜波依斯在《約翰·布朗》一書中寫道：
約翰·布朗受審的情形是這樣的：這位老人滿身血污，幾小時前遭受的創傷已使他半死。他躺在冰冷而骯臟的地板上，由于連續55個小時沒有進食和睡覺，他的神經受到了傷害。他的眼前總是浮現著死去的兩個兒子的尸體，7個被害同伴的尸體也隱隱欲現。妻子與痛失親人的家屬神情頹然地傾聽著審判。想到自己一生的夢想隨著這場舉事失敗而化為云煙，他的心情十分沉重。
布朗就這樣躺著。面對弗吉尼亞州州長的審訊，布朗說：“你以及你們這些南方人準備著吧，黑人的問題就要解決了……你們收拾我很容易．我很快就要被你們收拾了，但是，黑人的問題還是要解決，我認為事情并沒有完。”
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本人并不是一個行動主義者，但他對處死約翰·布朗的看法是；“他使得絞刑架如同十字架般神圣。”
約翰·布朗的起義引人注目。參加起義的22人中，有5人是黑人。其中2人當場犧牲，2人被當局處以絞刑。約翰·科普蘭在被執行絞刑前，寫信告訴他的父母：“請記住，我必須去死。我的死是為了將受壓迫的窮苦大眾從奴役狀態下解放出來，甚至上帝也在其圣諭中對我們所處的奴役狀態進行了嚴厲的公開譴責……我對絞刑毫不懼怕。”
經聯邦政府批準，弗吉尼亞州當局處死了約翰·布朗。正是這個聯邦政府，它在實施結束買賣奴隸的法律時是那么怯懦，但是在執行奴隸逃亡者必須返回的法律時卻是那么堅決。正是這個聯邦政府，這個在安德魯·杰克遜管理下的政府，與南方勾結起來，規定南部諸州不得郵寄廢奴主義者的作品。正是合眾國高等法院，在1857年宣布奴隸德雷德·斯科特不得為其自由而提起訴訟，因為他不是一個人，只是一份財產。
這樣的一個聯邦政府，從來不贊成奴隸用起義的方式來結束奴隸制度。在它看來，只能由白人負責結束奴隸制度，并且只能是北方的商業精英在政治和經濟上需要的時候才能結束奴隸制度。正是亞伯拉罕·林肯，將商業需要、共和黨的政治抱負和人道主義的花言巧語完美地結合起來。他不是將廢除奴隸制度置于優先考慮的地位，而是盡量使其接近這種地位，這樣，它就能時不時被廢奴主義者的壓力和實際的政治利益所推動。
當最富有者的利益和黑人的利益發生沖突時，林肯能在關鍵時刻巧妙地將這二者結合起來。他能將這二者與美國正在興起的階層——前途遠大、經濟上雄心勃勃、熱衷參與政治活動的白人中產階級連接起來。正如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所指出的：
整個中產階級都在他的考慮之列，他應當為數百萬美國人說話：這些人從雇傭工人起步（例如種植園工人、店員、教師、機械工、船工、伐木工），現已躋身于土地承包者、富裕的雜貨商、律師、零售商、醫生、政治家之列。
林肯雖然旗幟鮮明地猛烈抨擊奴隸制度的道德基礎，然而在實際的政治活動中他卻行動謹慎。他認為：“奴隸制度建立在不公正和有缺陷的政策之上，但是，頒布廢止奴隸制度的宣言看來只會增加而不是減少其災難。”
林肯公開表示自己不愿意廢除《逃奴追緝法》。他給一位朋友寫信說：“我承認我憎恨追捕那些可憐的人……但是我咬緊牙關、保持沉默。”1849年，當時還是眾議員的林肯提出一份廢除哥倫比亞區奴隸制度的議案。同時他又提出：地方當局應拘捕逃亡奴隸，將他們遣返至華盛頓（這使得波士頓廢奴主義者萬德·菲利浦斯幾年后談到林肯時將其稱為“來自伊利諾斯的獵奴夫”。）林肯反對奴隸制度，但并不認為黑人是平等的一員，因此，他的提案始終有一個不變的主題，那就是：給奴隸以自由，將他們送回非洲。
1858年，林肯在伊利諾斯州與斯蒂芬·道格拉斯競選參議員。在競選活動中，林肯獨出心裁地根據聽眾的觀點發表演講（這種做法也許還有另外一種考慮，即如何盡量爭取競選獲勝）。7月，林肯在伊利諾斯州北部城市（芝加哥）發表演講。他說：
讓我們拋棄這樣的詭辯吧：所有低劣的種族及其人民，理所當然應當低人一等。讓我們拋棄所有這一切，各地的人們都要團結一致，我們應當站起來宣告；所有人生而平等。
兩個月后，林肯在伊利諾斯州南部的查爾斯頓，卻又對他的聽眾說：
我聲明，我從來不贊成白種人和黑種人以任何方式獲得社會和政治上的平等（鼓掌）；我從來不贊成給黑人以投票權。黑人不得成為陪審員，不具備擔任公職的資格，不得與白種人通婚。……
白人和黑人不能這樣生活，他們必須共同生活下去，這樣勢必就有人高人一等，有人低人一等。那么，同其他任何人一樣，我贊成將高人一等的地位給予白種人。
1860年秋，林肯作為新共和黨的候選人參加總統競選。此后，南部和北部在政策上經常發生沖突，終于導致南部諸州從聯邦中脫離出去。北部精英希望進行經濟擴張——目的在于給合眾國的制造廠、銀行提供免稅的土地、勞動力和市場，以及很高的保護關稅。這些都與南部奴隸主的利益相悖，他們認為林肯及共和黨人使得他們以后將不能再繼續維持舒適而奢侈的生活方式。
于是，當林肯當選總統后，南部7個州宣布脫離聯邦。林肯發動了戰斗，試圖重新收復對聯邦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基地——南卡羅來納州的薩姆特要塞。結果，又有4個州宣布脫離聯邦。這11個州組成了美國南部邦聯。內戰爆發了。
1861年3月，林肯首次發表了充滿調和色彩的就職演說：“我無意于直接或間接干涉那些仍在實行奴隸制度的南部諸州。那樣做并不合法，況且我也不想那樣做。”戰爭進行了4個月后，約翰·C·弗里蒙特將軍在密蘇里州頒布軍事法令，宣稱反叛聯邦的奴隸主，其奴隸可以獲得自由。林肯撤銷了約翰·C·弗里蒙待將軍的命令，他急于控制馬里蘭、肯塔基、密蘇里、特拉華等實行奴隸制的南部諸州聯盟。
隨著戰爭變得愈來愈激烈，傷亡人數日益增多，人們對獲勝也愈感絕望。在林肯開始采取行動反對奴隸制后，廢奴主張者提出更多的批評意見，威脅說要脫離政治聯盟。霍夫施塔特對林肯作了這樣的描述：“他像一只記錄壓力變化的靈敏的氣壓計。當激進派的壓力增大時，他就倒向了左邊。”
如同南方的奴隸制度受到庇護一樣，北方的種族主義也受到庇護。因而，只有通過戰爭才能撼動這二者。紐約的黑人沒有選舉權，除非他們擁有250美元的財產（這種規定并不適用于白人）。1860年，一項旨在廢止這種規定的議案被提出來秘密投票表決，結果以2:1宣告無效。
盡管對林肯持批評態度，溫德爾·菲利普還是意識到林肯競選總統所產生的可能后果。選舉的第二天，菲利普在波士頓的特里蒙特教堂里演講，他說：
如果顯示牌上的比分能說出真理，那么在我們的歷史上第一次為奴隸選出了美國總統。……盡管林肯先生既不是廢奴主義者，也不完全反對奴隸制度，但他還是同意代表反奴隸制度的觀點。他就像政治棋盤上的一個卒子，其價值在于他的位置，只要使用得當，我們就能用他吃掉馬、相乃至主帥，贏得全局。（鼓掌）
國會的勇氣只是在戰爭開始后1861年夏通過的決議中才得以表現出來。該決議只有少數幾票反對。它指出：“戰爭的目的不是瓦解或遏制業已確立的國家制度，而是為了保衛聯邦。”
廢奴主義者加強了宣傳攻勢。1861年和1862年，越來越多的人向國會呼吁，要求解放奴隸。1862年，溫德爾·菲利普說：“亞伯拉罕·林肯可能不希望這樣；但是他也無法阻止戰爭……黑人好比是齒輪里的小圓石，只有妥善加以處理，機器才能正常運轉。”
1862年6月國會通過了《沒收法案》，以使為聯邦而戰的奴隸能獲得自由。一些將軍拒不執行該法案，林肯對此未加制止。《紐約論壇報》主編霍勒斯·格里利在一封致林肯的公開信中提醒林肯說，他的支持者們“極其失望，痛苦異常……我們請求您——共和國的領袖，負起您特別重大的職責，將這些法案付諸實施……如果您不能對《沒收法案》的解放條款負責，我們認為您將無法被人理解，其后果將極為嚴重……我們認為，您已經過多地被議會中那些來自邊遠地區蓄奴州的政客們所左右”。
格里利提請林肯注意：贏得戰爭是現實的需要。“無論我們是否允許南部黑人為我們而戰，我們都必須利用他們當偵察兵、向導、間諜、廚子、礦工、伐木工……我請求你全面施行《沒收法案》，決不能含糊。”
林肯的答復是：
親愛的先生：……我的所作所為當不至于引起你們產生任何懷疑……在這場戰爭中，我的最高目標既非挽救奴隸制度，亦非摧毀奴隸制度，而是拯救聯邦。如果無需解放一個奴隸就能拯救聯邦，那么我將不會解放一個奴隸；如果必得解放所有的奴隸方能拯救聯邦，那么我將會解放所有的奴隸……我已經履行職責，表述了我的目標。我時常表達這樣的內心愿望：任何人，無論他在哪里，都將是自由的。我從未打算改變這種想法。
1862年9月，林肯發布了《解放宣言》。即如果南部諸州在4個月內不停止叛亂，北方就要采取軍事行動；如果南方繼續反抗，北方就要解放南方的奴隸；向北方投誠的南方各州，可以不對奴隸制度作任何變動。
1863年1月1日，《解放宣言》正式頒布。它宣稱：在那些仍在繼續與聯邦交戰的地區（詳細地列舉出來），其奴隸可以獲得自由。但宣言對這些地區之外的奴隸只字未提。
盡管《解放宣言》有其局限性，但它還是鼓舞了那些反對奴隸制度的力量。1864年夏天，40萬人聯名上書國會，要求制定結束奴隸制度的法律。這在美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4月，參議院正式通過了第13號修正案，宣布結束奴隸制。1865年1月，眾議院批準了這一法案。
根據《解放宣言》，聯邦軍隊開始征召黑人。參加戰爭的黑人越多，就越表明這是一場為自由而戰的戰爭。白人不得不作出更多的犧牲，因而他們的憤恨也就更多。尤其是北方貧窮的白人，他們的憤恨更是多得多。根據一項法律，他們要被征募入伍，而該法律卻允許富人可以交付300美元免征入伍。1863年，北部城市發生了征兵暴動。憤怒的白人揭竿而起，他們的目標不是富人，與此相反，而是身邊的黑人。
暴力沖突與死亡事件肆無忌憚地發生。底特律的一名黑人描述了他所看到的情況：一伙人坐著四輪馬車，車上載著小桶啤酒，手上拿著棍棒和磚，在大街上游行，攻擊黑人，包括婦女和兒童。他聽到其中一個人說：“與其我們被黑人們殺死，不如我們殺死這個城市的所有黑人。”
南北戰爭是到目前為止人類歷史上最為殘忍的事件之一：在總數3000萬的人口中，雙方死亡近60萬人——相當于1990年美國2.5億人口中死亡500萬。戰斗越來越慘烈，尸體堆積如山，厭戰情緒也與日俱增，成千上萬的奴隸逃離種植園，南部的400萬奴隸成了無論哪一方都可用來發揮巨大作用的潛在力量。
杜波依斯在《黑人重建》中指出：顯然，正是這種選擇導致李將軍突然投降。南方要么制定使奴隸獲得自由的條款，并利用奴隸去攻打北方……要么向北方投降，并設想戰后北方會像從前一樣幫助他們保護奴隸制。黑人婦女在戰爭中，尤其是在戰爭接近結束的時候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與波士頓的約瑟芬·圣皮埃爾的做法一樣．索杰納·約瑟芬成了一名招募者，招募黑人入伍為聯邦而戰。在一次遠征中，哈麗雅特·塔布曼帶領黑人和白人士兵突襲種植園，解放了750名奴隸。
有人指出，南北戰爭期間發生的事實證明了黑人對于奴隸制度的順從。因為當他們有機會逃跑時，絕大多數奴隸仍留在種植園。實際上，有50萬奴隸逃走了——大約占五分之一，但這已是一個相當高的比率，因為那時人們弄不清該逃向何方，也不知道逃走后怎樣生活下去。
1865年，南卡羅來納州一個種植園主寫信給《紐約論壇報》說：
最近，黑人在戰爭緊要關頭的所作所為，已經使我信服：我們一直在一種謬見之下行辜。……我原以為這些人安于現狀，生活幸福，甘愿依附于他們的主人。但是事實令我改變了立場。……如果他們甘愿依附于他們的主人，那么，在主人需要的時候，他們為什么遺棄了主人全家，投奔他們并不了解的敵人？他們為什么逃離了從小就熟知、也許待他們并不錯的主人？
戰爭并沒有引起奴隸普遍暴動，但在密西西比、阿肯色和肯塔基，奴隸不僅摧毀了種植園，甚至還接管了種植園。有20萬黑人加入了陸軍和海軍，3.8萬黑人被殺死。歷史學家詹姆斯·麥克弗森指出：“沒有他們的幫助，北方不能像現在這樣贏得這場戰爭，也許它根本就贏不了。”
盡管完全戰勝了南部邦聯，但是，戰爭期間聯邦軍隊和北方城市里黑人所受的遭遇，還是暗示了解放運動存在的種種局限性。比如，1864年2月，俄亥俄州北部城市曾斯維市，退役的黑人士兵受到攻擊，到處都能聽到“殺死黑鬼”的叫喊聲。黑人士兵從事著最重最臟的工作，為白人軍隊挖溝壕、運輸木材和槍炮、裝卸彈藥。白人士兵一個月可獲得13美元的報酬，而黑人士兵卻只能得到10美元。1864年6月，國會通過了一項法案，承諾給予黑人士兵同樣的報酬。
在遭受多次軍事失敗后，南部邦聯陸軍部長朱達·本杰明，于1864年底致函杰爾斯頓一家報紙編輯說：“眾所周知，李將軍……完全同意用黑奴來防御，如果必要的話，為了這種目的，還會解放他們……”一位將軍憤憤不平地寫道：“如果奴隸也能成為好士兵的話，那么，我們關于奴隸制度的所有理論都是錯誤的。”
到1865年初，壓力不斷增加。3月，南部邦聯總統戴維斯簽署了《黑人士兵法》，規定征募入伍的奴隸，經由他的主人和他所在州政府的同意，可以獲得自由。但是，還沒等到該項法令取得明顯的效果，戰爭就結束了。
曾是奴隸的薩西·梅爾頓在20世紀30年代接受“聯邦作家計劃”調查時，回憶起了戰爭結束時的情形：
我那時還是一個小女孩，大約10歲左右。我聽說林肯使黑人獲得了自由。……雖然時值冬天，夜間寒冷異常，但是每個人己開始作離開的準備。誰也不再理會女主人——她正打算到聯邦邊境去。整個夜晚，黑人們都在屋外跳啊，唱啊。第二天早晨，天亮了，我們背著一大堆羊毛毯、衣服，手里拎著鍋碗等炊具和雞鴨出發了。……陽光照到樹梢上，黑人們開始唱道：
大陽啊，你呆在這里吧，我們就要離開了。
太陽啊，你呆在這里吧，我們就要離開了。
太陽啊，你呆在這里吧，我們就要離開了。
安娜·伍茲回憶說：
我們在得克薩斯沒呆多久，士兵們就開進了得克薩斯州，告訴我們自由了。……我記得有一個婦女，她大叫著跳上捅，桶在向前滾動。她又大叫著跳下桶，然后再跳上桶，愈發大聲地喊叫著。她就這樣來來回回跳上跳下，持續了好久。
安妮·麥·韋瑟斯說：
我記得曾聽爸爸說過，當時有人出來大喊：“你們黑人終于自由了。”爸爸立即放不鋤頭，用一種奇怪腔調說：“感謝上帝。”
“聯邦作家計劃”記錄了以前身為奴隸的范妮·貝里的話：
黑人們鼓掌高呼，放聲大唱！孩子們歡呼雀躍！每個人都很快活。他們舉行了慶祝儀式。我奔向廚房．隔著窗戶嚷道：“媽媽，今后再用不著給別人做飯了，你自由了！你自由了！”
無論黑人目前的身份是多么合法，但他們都明白：戰后，他們的身份取決于是否擁有他們為之辛苦耕作過的土地。如果不能擁有土地，他們將被迫以半奴隸的身份為他人工作。
可是，從前的種植園主、北方的白人們已經租下了那些被遺棄的種植園。一份黑人報紙評論說：“奴隸成了農奴，被束縛在土地上……在美國北方佬控制下的黑人所獲得的自由，是自我標榜的自由。”
林肯批準了國會提出的方案。按照1862年7月的《沒收法案》，戰爭期間沒收的財產應當重新退還給南部邦聯原所有者的繼承人。波士頓的黑人醫生約翰·洛克博士在一次會議說：“唯有奴隸才該得到補償。南部的財產應當成為奴隸們的財產，這才是最正確的。”
1863年，南卡羅來納海島1.6萬多英畝的土地被拍賣。獲得自由的奴隸們即使傾其所有也只夠購買2000英畝的土地，剩下的都被北方投資者和投機商買走了。島上一個獲得自由的奴隸給從前的一位老師口述了一封信，說：“親愛的夫人：請你轉告林肯，我們想得到一份土地——一塊非常肥沃的土地，我們曾在此流血流汗，辛勤勞作……我們只能買得起我們想得到的土地中小小的一塊，而他們卻購買了太多太多，他們割去了我們的土地。”
曾為奴隸的托瑪斯·豪爾告訴“聯邦作家計劃”：“林肯因為解放了我們而獲得了人們的贊揚，但他真的值得人們贊揚嗎？他給我們帶來自由，卻沒有給我們帶來任何讓我們養活自己的機會，至今我們還得依靠南部的白人才能獲得工作、食品和衣服。我們缺乏生活必需品，仍然處于被奴役狀態，這種狀態比奴隸制度好不了多少。”
1861年聯邦政府向蓄奴州宣戰，其目的并非結束奴隸制度，而是為了維護國家的領土完整，保住南部的市場和資源。可是，要想取得戰爭的勝利，就需要進行一次“十字軍”式的征伐，這場征伐將給國家的政治帶來新的力量：更多的黑人決心獲得實實在在的自由；更多的白人（無論“被解放黑人事務管理局”的官員，還是海島上的教師，或者是那些集各種各樣的人道主義和個人野心于一身的“投機取巧者”) ，都關心種族平等。
此外，共和黨也強烈地希望能繼續控制統一的全國政府。他們期望南方的黑人投票表決來達到這一目的。北方的商人看到共和黨的政策對他們有利，一時也支持共和黨。
結果，在戰后很短的時期內，南方的黑人就投票推選黑人進入了州議會和國會，并把免費的、種族混合的公立教育制度推廣到了南方。一個法律體制建立了起來。憲法第十三條修正案宣布奴隸制為非法：“除了對犯罪行為處以適當的懲罰外，奴隸制或強迫勞役制，不得在合眾國境內，或受合眾國管轄之任何地方內存在。”第十四條修正案推翻了戰前對德雷德·斯科特的判決，它宣布，“任何在合眾國出生或歸化合眾國而受其管轄者”，均為合眾國的公民。該條款還通過嚴格限制“州權”對種族平等作了權威的表述：
任何州不得制定或執行任何剝奪合眾國公民之特權或豁免權之法律。任何州，未經正當法律程序，亦不得剝奪任何人之生命、自由或財產；亦不得對任何在其管轄權下之人，不給予法津上平等之保護。
憲法第十五條修正案規定：“合眾國及其諸州不得因種族、膚色，或以前的奴隸身份之關系，而否認或剝奪合眾國公民之選舉權。”
19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國會本著同樣的精神，通過了大量的法案——這些法案規定：剝奪黑人的權利是犯罪行為；聯邦官員必須保證這些權利的實施；黑人在訂立契約、購買財產時不受歧視。1875年通過的《民權法案》禁止把黑人排斥在旅館、戲院、鐵路或其他公共設施之外。
依靠這些法案，依靠駐扎在南方的聯邦軍隊的保護，以及“被解放黑人事務管理局”的官員所組成的民兵的保護，南方的黑人們走了出來，參加選舉，建立政治組織，就一些事關他們自身的重要事情有力地發揮著自己的影響和作用。
內戰結束時林肯遇刺，副總統安德魯·約翰遜繼任總統。在約翰遜任總統的幾年間，上述發展趨勢被中止了。約翰遜否決了有益于黑人的法案；他使得南部邦聯者州在并未承諾給黑人平等權利的情形下，毫無困難地重新回到聯邦。在他任總統期間，重返聯邦的南部諸州頒布了《黑人法典》。該《法典》使本己獲得解放的奴隸重新淪為農奴，繼續在種植園里干活。
一些參議員和眾議員出于公正的原則，不計較政黨的利益，支持被解放的奴隸獲得平等的權利，獲得選舉的權利。安德魯·約翰遜與這些議員們發生了沖突。1868年，這些國會議員成功地以安德魯·約翰遜違反了一些次要法規為由對他進行彈劾。但是，參議院以一票之差沒能獲得免除約翰遜總統職位的三分之二票多數。在這一年的大選中，70萬黑人參加了投票，共和黨人尤利塞斯·格蘭特贏得了30萬張選票。于是，被人們視為障礙物的約翰遜去職。現在，南部諸州必須贊同新的憲法修正案，方能重返聯邦。
無論北部的政客們對南方黑人有過什么幫助，南方黑人決心獲得最大限度的自由——盡管他們缺乏土地和資源。他們開始直接提出要脫離白人而自立，建立自己的教堂，積極要求參與政治，強化家庭聯系，并試著教育他們的子女。
1869年末，黑人參加選舉，選出了2名參議員（海勒姆·雷維爾斯，布蘭奇·布魯斯，兩人都來自密西西比），20位眾議員。1876年以后，黑人議員的人數迅速減少；1901年，最后一名黑人議員離開了國會。
現在，南部諸州的黑人可以入選州議會。除了南卡羅來納州議會下院外，他們一直是少數派。北方和南方開展了大規模的宣傳運動（在美國的歷史教科書中，這種宣傳一直持續到20世紀），意在表明：黑人愚蠢、懶惰、腐敗，他們擔任公職，對于南部諸州政府來說是災難性的因素。毫無疑問，這里是有腐敗的現象，但是，人們似乎不能斷定是黑人有意搞政治陰謀，尤其是在戰后北方和南方出現財政欺詐的不尋常風氣之下。
1865年，南卡羅來納州的公共債務為700萬美元．1873年上升到2900萬美元。這是事實，可是新一屆立法議會卻破天荒地將免費公立學校引入該州。過去沒有一個黑人兒童能入學就讀，到1876年，有7萬黑人兒童進入學校；1860年，白人兒童只有2萬能上學，現在已增加到5萬。
到了20世紀，哥倫比亞大學學者約翰·步濟時在提到“黑人重建”時作了如下論述：
以往，才華超群、品德高尚的社會精英為了被統治者的利益而管理著政府，現在，一切都改變了，愚昧無知、品行惡劣的蕓蕓眾生掌管著政府。……黑皮膚就意味著他是這類種族中的一員，他們從來就不能讓自己的激情服從于理性，因此他們也就從來沒有創造出任何形式的文明。
人們可以從這些詞句的反面去衡量戰后南方的黑人領袖。例如，亨利·麥克尼爾·特納在南卡羅來納州服勞役，15歲時逃脫出來，自己學會了閱讀和寫作。在巴爾的摩的一家律師事務所當信差時，他研讀法律書籍。在巴爾的摩醫學院當勤雜工時，他閱讀醫學書籍。后來他成為一個黑人軍團的隨軍牧師，再后來，他參加競選，成為戰后佐治亞州的第一位議員。
1868年住治亞州立法院投票決定開除所有黑人議員（兩名參議員，25名眾議員），特納在佐治亞立法院發表演講（后來，亞特蘭大大學的一位女黑人畢業生披露了他演講的內容）：
演講者：在此，我要求我的權利，向那些竟敢侵犯我人格的為所欲為之人表示震怒。……
今天，議院里出現的這一場面，是未曾有過的……世界歷史上還從未有一個人被享有立法權、司法權、行政權的機構當面傳訊，還沒有一個人因他的皮膚比同僚們黑而遭受指控。……
先生們，問題的關鍵在于：我是一個人嗎？如果我是人類的一員，我就要求有作為人的權利。……
先生們，為什么250年來，我們一直為你們勞作，為你們收割谷物？我們向你們要求過什么回報嗎？我們的父輩生下來就為你們作苦工，你們對此作過補償嗎？你們為此流過淚嗎？傷過心嗎？你們因此而削減過你們的生活開支嗎？你們因此而流過血嗎？對此，我們作過報復嗎？沒有！過去已不復存在、我們決意將它埋葬；但是，現在，我們向你們要求我們應有的權利……
弗朗西斯·埃倫·沃特金斯·哈珀，以自由人的身份出生于巴爾的摩。13歲時就開始自謀生路，當一名女仆，替人家照顧幼兒。后來成了一名廢奴主義者演說家。她朗讀自己的詩集，講述戰后南部諸州發生的一切事情。她是一名女權主義者，參加了1866年的女權會議，創建了全國有色婦女協會。19世紀90年代，她創作出《艾奧拉·勒魯瓦》（又名《陰影在升起》），這是第一部由黑人婦女寫的小說。
在黑人為獲得平等權利而奮斗的整個過程中，一些黑人婦女大膽地說出了她們的特殊境況。索杰納·特魯絲在“美國平等權利協會”的一次會議上說：
人們熱衷于談論黑人獲得他們的權利，可是，人們對于黑人婦女的權利只字不提。如果黑人能獲得他們的權利，而黑人婦女不能獲得她們的權利，你就能明白黑人男子統治著黑人婦女，這與從前的情況一樣糟糕。聽以，我們要在這神情況盛行之時消除它；因為，如果我們繼續等待下去，我們將會為重新爭取我們的權利付出更多的努力……
我已經80多歲了；大約到了我該離開人世的時候。我當奴隸已有40多年了，獲得自由也有40多年了。在這40年里，我一直希望所有的人能獲得更多的平等權利……
憲法修正案通過了，種族平等的法案也通過了，黑人開始投票參選，開始擔任公職。但是，只要黑人仍然依賴于享有特權的白人階層而獲得工作，獲得生活必需品，他的選舉權就會被收買或被暴力威脅所剝奪。因此，那些要求獲得平等待遇權利的法律就會變得毫無意義。當白人軍隊（包括黑人軍隊）繼續駐扎在南方的時候，這個過程被延遲了。但是，軍事力量均衡已發生變化，北方軍隊開始撤離。
南方白人寡頭政府利用其經濟力量組建了三K黨和其他恐怖主義團體。北方的政客們也開始權衡利弊得失：是要一貧如洗的黑人的政治支持（只是在壓力下他們才得以保留了選舉權和參政權），還是為了一個更加穩定的南部而恢復白人至上的舊制度？他們最終選擇了共和黨人的統治和商業立法。有相當一段時間，黑人的地位降低了，差不多又重新回到奴隸制時的那種狀態。
幾乎在戰爭一結束，暴力行動就開始了。1866年5月，田納西州孟斐斯的白人在一次謀殺暴亂中殺死了46個黑人，其中絕大多數是聯邦老兵，還有兩個白人同情者。5個黑人婦女被強奸。90個家庭，20所學校，4 座教堂被燒毀。1866年夏天，在新奧爾良的一場反對黑人的騷亂中，35名黑人和3名白人被殺死。
從19世紀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早期，暴力行為一直呈上升趨勢，如三K黨組織的襲擊、私刑處死、毆斗、縱火等等。1867年至1871年間，僅肯塔基一地，國家檔案中就記錄了116宗暴行。下面是一份案卷所記錄的暴行：
1． 1867年11月14日，一伙暴徒侵襲了默西縣的哈羅茲堡，從監獄中劫走了一名叫羅伯遜的囚犯……
5． 1868年5月28日，薩姆·戴維斯被一伙暴徒吊死。
6． 1868年7月12日，威廉·皮埃爾在克里斯丁被一伙暴徒吊死。
7． 1868年7月11日，布拉北福德維爾馬丁縣的喬治·羅杰被一伙暴徒吊死。
10． 60歲的賽拉斯·伍德福德被一伙偽裝的暴徒痛打一頓。
109． 1871年1月14日，黑伊縣的黑人被三K黨殺害。
19世紀70年代，隨著白人暴力事件增多，聯邦政府，即便是格蘭特統治下的政府，也對如何保護黑人逐漸喪失了熱情，決定不去出手相助。當政府其他部門做得太離譜的時候，最高法院發揮了陀螺儀的作用，把政府其他部門拖回到保守的方向。當初為了種族平等的目的，第十四條修正案獲得通過。現在為了使它不起作用，最高法院開始重新解釋該修正案。
1875年的公民權利法案禁止在使用公共設施方面歧視黑人。1883年，最高法院廢棄了這一法案，指出：“侵犯個人權利的個人行為不在修正案適用范圍之內。”第十四條修正案所針對的是政府行為，它是這樣規定的：“政府不得……”
肯塔基州前奴隸主、現任最高法院法官約翰·哈倫起草了一份值得注意的有異議的反對案。他認為，禁止私人歧視是合乎憲法的、正當的。他特別提到，第十三條修正案規定廢除奴隸制，這一規定并不只是適用于國家，而且也適用于單個的種植園主。他爭辯說，種族歧視是奴隸制度的標志，應該同樣地被看作是不合法。他還指出，按照第十四條修正案第一款規定，任何出生在合眾國的人都是公民，而按照憲法第4條第2款的規定，“每一州的公民都有權利獲得其他州的公民所享有的全部特權和豁免權”。
哈倫是在同遠比邏輯或抽象的正義要強大得多的一股力量進行戰斗。最高法院的這種氣氛表明，北部的實業家與南部的商人——種植園主之間已經結成了新的聯盟。1896年的“普利西訴弗各森案”的判決使這種情緒達到了最高潮。當時，高等法院裁決：可以在列車上將白人與黑人隔離，“隔離但平等的公用設施”原則合法。哈倫再次表示不同意見：“我們的憲法是色盲……”
1877年，正在發生的一切事情的真實含意才明顯地、戲劇性地展現出來。總統競選于1876年11月開始，剛剛進入1877年，就發生了激烈爭吵。民主黨候選人塞繆爾·蒂爾頓獲得184張選舉人票，再多1張就能當選：他的總票數超過25萬張。共和黨候選人拉瑟福德·海斯獲得166張選舉人票。三個州共約19張選票還未計算在內。如果海斯能全部得到這19張選票，那么他就會以185張選票當選總統。而這正是他的經紀人要做的。他們對民主黨和南方的白人作了讓步，其中包括這樣的協定：聯邦軍隊（這是恢復白人霸權地位的最后一道軍事障礙）撤離南方。
面對全國性的危機，北方的政治、經濟利益需要穩定的壞境，需要更強有力的盟友。自1873年以來，國家一直處于經濟衰退之中，1877年農民和工人開始造反。1877年兩黨和解的歷史，正如C．范·伍德沃德在《重新統一與反動》中所指出的那樣：
這是一個衰退的年代，是人們所經歷的最糟糕、最不景氣的年代。東部的工人和失業者都心情苦悶，情緒惡劣……西部邊遠地區，農業激進主義者的聲勢日益高漲……從東方到西方，都出現了對新經濟秩序所賴以存在的關稅保護、國家銀行、鐵路津貼、金融協定等一整套體系的威脅。
該是南方和北方的精英達成妥協的時候了。伍德沃德問道：“南方會不會被說服與北方的保守派聯合，并變成新資本主義秩序的支柱而非威脅性的因素？”
由于失去了價值數十億美元的奴隸，舊南方的富人們破產了。現在，他們期望得到聯邦政府的幫助；貸款，津貼，防洪工程。伍德沃德說：“就像國會采取諸如撥款、津貼、補助、合同之類的方法對北方的資本家企業給予大量的資助和扶持一樣，南方也得到了其財富補償——無論在何種程度上說，這些財富都是享有特權的精英人物所擁有的。”
于是，交易達成了。參眾兩院成立了一個特別委員會，決定選舉人的票投向何方。這項決定是這樣的：他們支持海斯，海斯應當成為總統。正如伍德沃德所總結的：
1877年的妥協沒有恢復南方的舊秩序……但它保證南部白人統治者的政治自主權，保證聯邦不干涉南部的種族政策，并許諾南部的白人統治者可以分享新制度帶來的經濟惠利。其結果是，南部變成了主導地區的附庸。
新的資本主義對干摧毀戰后南部業已存在的黑人力量發揮了重要作用，霍勒斯·曼·邦德對亞拉巴馬州重建的研究證實了這一點。那是一個煤炭和動力主宰的時代，北方的亞拉巴馬州擁有這二者。“費城和紐約乃至倫敦和巴黎的銀行家們早在20多年前就熟知這些情況。這里唯一缺少的就是交通運輸。”邦德指出：19世紀70年代中期，北方的銀行家們開始加入南方鐵路公司理事會。到1875年J.P.摩根任董事長時，亞拉巴馬州和喬治亞州已有了好幾條鐵路線。
1886年，《亞特蘭大憲法》的主編亨利·格雷迪在紐約的一次晚宴上發表演講。聽眾中有J.P．摩根、H.M．弗拉格勒（約翰·D·洛克菲勒的合伙人）、拉塞爾·塞奇和查爾斯·蒂法尼。他演講的題目是“新南方”，其主題是：往事不再——讓我們擁有一個和平與繁榮的新時代。
同月，《紐約每日論壇報》的一篇文章提到“南方煤炭和鐵礦工業的領袖人物”訪問了紐約，離去時“非常滿意”。理由是：
他們期盼了近20年的這一時刻終于來臨了。北方的資本家們終于確信：他們同南方合作，不僅能獲得安全，而且還能從開發亞拉巴馬州、田納西州、佐治亞州那難以置信的、豐富的煤炭和鐵資源的投資中獲取巨額利潤。
不應忘記的是，北方未必經歷一場思想上的革命就能接受黑人奴隸從屬論。內戰結束時，北方24個州中有19個州不允許奴隸投票參選。
到1900年，所有南方諸州都在新憲法和新章程中寫進了關于剝奪黑人公民權和實行種族隔離的條款。《紐約時報》的一位編輯說：“北方的人們……對壓制黑人選舉權不再加以指責。……在自衛本能這一最高原則下，大家都坦白承認這樣做是必要的。”
與一度成為西奧多·羅斯福白宮座上客的教育家布克·T·華盛頓一樣，大多數為白人社會所接受的黑人領袖，都力主黑人不要積極參政。1895年，華盛頓受產棉州和國際展覽會的白人組織者之邀請，在亞拉巴馬州發表演講，勸告南方黑人“不要到處亂跑”——也就是說，黑人應該呆在南方，成為農民、技師、家仆，甚至可望獲得某種專業資格。
華盛頓竭力主張白人老板雇用黑人，而不要雇用“語言和生活習慣方面都很陌生”的外國移民。黑人“不罷工，沒有工作糾紛”，是”世界上最有耐心、最忠誠、一貫守法、毫無怨言的人”。他說：“我們種族中最聰明的人都明白：鼓吹社會平等是極為愚蠢的。”
也許在華盛頓看來，這是一種在整個南部燒殺搶劫黑人的時期里維持幸存所必須的策略。這是美國歷史上黑人運動的低潮時期。1883年，《紐約環球雜志》的一位年輕黑人編輯托瑪斯·福瓊就有關合眾國黑人的情況在參議院委員會面前作證。他談到了“普遍性的貧困”、政府的背叛、絕望的黑人努力使自己接受教育等情況。
福瓊說，在南部，農場工人的平均工資一天大約為50美分。通常，付給他們的不是現金，而是只能在種植園主經營的商店里使用的“收據”，這是“一套騙人的把戲”。
福瓊譴責了“南部對黑人的懲罰制度，及其聲名狼藉的枷鎖鏈……它的目的就是對黑人們進行恐嚇，為承包商提供犧牲品，使承包商可以非常便宜地購買到那些倒霉的黑人作苦力……白人可以向大街上自由行走的黑人射擊，而黑人，即便只是偷了一頭豬，也要被投入監獄，戴上10年枷鎖鏈”。
許多黑人逃亡了。大約有600名黑人為了逃離暴力和貧困，離開了得克薩斯、路易斯安那和密西西比，遷移到堪薩斯州。有人說：“我們已發現．除了我們頭上的上帝外，沒有什么領袖值得我們信任。”整個19世紀80年代，每年都有數百人被殺害，那些仍然留在南方的人們開始組織起來進行自衛。
有很多黑人領袖認為布克·T·華盛頓鼓吹謹慎和節制是錯誤的。佐治亞州的一位名叫約翰·霍普的年輕黑人，聽了華盛頓在棉花展覽會上的演講后，對田納西州納什維爾黑人大學的學生們說：“如果我們不為平等而奮斗，上帝啊，我們活著是為了什么？我認為，向白人和黑人宣揚我們不要為平等而奮斗，這種行為，對于我們每一個黑人來說，都是膽怯的、不誠實的……”
另一位執教于亞特蘭大大學的黑人W.E.B．杜波依斯注意到，19世紀末期，美國全國范圍內發生了大量的反叛事件，黑人反叛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這些事件中，窮苦的黑人與貧窮的白人沒什么兩樣。在《黑人重建》中，他把新的資本主義制度看成是發生在世界上所有“文明的”國家中剝削和賄賂行為的一部分：“文明國度里的本國勞工，已經被選舉政治所安慰、所誤導，其實選票的力量已經被無所不在的資本專政嚴重地削弱了；他們又被高薪和官職所引誘，聯合起來，去剝削落后國家里的白種人、黃種人、棕色人和黑人勞工，對辛辛苦苦勞作的家庭勞工進行欺騙。”
內戰前后，伴隨著美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白人也和黑人一樣，正在成為某種意義上的奴隸，杜波依斯說得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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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he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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