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民的歷史》
第八章 征服令我們一無所獲，感謝上帝
伊桑·艾倫·希契科克上校是一位喜愛讀莎七比亞、喬叟、黑格爾、斯賓諾莎作品的職業軍人。他畢業于軍事學院，后任第三步兵團指揮官。他在日記中寫道：
1845年6月30日，路易斯安那州的杰瑟普堡。
昨天晚上，華盛頓來的專差命令泰勒將軍即刻進軍……占領格蘭德河岸及其附近地區，驅逐越過該河的一切墨西哥軍隊。昨天晚上，指揮官在軍樂的禱福聲中匆忙地向我們宜讀了這一命令。我思考著必需的準備，一刻也不得入睡。……暴行勢必引起反抗。我深信，我們發動的這場戰爭必定導致流血沖突以及諸如此類的事件。
希契科克的判斷并沒有錯。杰斐遜購買了佛羅里達，使美國的邊界延伸到落基山脈、版圖增加了一倍。其西南是墨西哥，該國1821年在反對西班牙的革命中贏得了獨立。那時墨西哥的面積比現在要大得多，它包括現今的得克薩斯州、新墨西哥州、猶他州、內華達州、加利福尼亞州，以及科羅拉多州的一部分。1836年，得克薩斯在一次騷亂之后得到美國政府的援助，從墨西哥分離出來，自稱其為“孤星共和政府”。1845年，美國國會將其作為一個州并入聯邦。
此時，白宮的主人是民主黨人吉姆·波爾克，一位領土擴張主義者。就職典禮的當晚，他就向海軍部長吐露心機：他的主要目標是獲取加利福尼亞。他下令泰勒將軍率部向里奧格蘭德進軍，這實際上是向墨西哥挑戰。盡管得克薩斯擊敗并俘虜了墨西哥的桑塔·安納將軍，迫使桑塔·安納將軍承認以格蘭德河作為得克薩斯的南部邊界，但是，格蘭德河到底是否為得克薩斯的南部邊界，這一點尚存爭議。流經得克薩斯北部的紐埃西斯河約150英里，過去被看作是得克薩斯與墨西哥的邊界。墨西哥和美國都將此河作為邊界。可是，波爾克鼓勵得克薩斯接受合并，并保證美國將支持它對格蘭德河的要求。
向格蘭德河進軍，侵占墨西哥人居住區，這顯然是一種挑釁行為。泰勒將軍的軍隊列成平行的縱隊越過開闊的大草原，前方和側翼有偵察兵，供應部隊尾隨其后。他們沿著一條狹窄的道路，穿過密集的灌木叢，1846年3月28日終于到達了一個地方，那里滿是墨西哥居民匆忙中遺棄的耕地和茅草小屋。墨西哥人早已渡過格蘭德河逃向馬塔莫拉斯城。泰勒將軍安營扎寨，修建堡壘，滿載彈藥的大炮瞄準馬塔莫拉斯城的市區。墨西哥居民驚恐地注視著平靜的河岸對面這支軍隊的動靜。
早在1845年，一份代表波爾克總統和民主黨立場的報紙《華盛頓聯邦政府》，就已經點明了并吞得克薩斯的意圖：“務必完成合并這一重大步驟，同時解決邊界問題和格蘭德河的歸屬問題。誰能阻擋向西奔涌的洪流？通向加利福尼亞的道路已向我們敞開，誰能阻止我們向西進軍的步伐？”此后不久，1845年夏，《民主評論》的主編約翰·奧薩利文用一句后來廣為人知的話來解釋戰爭的起因：“我們顯然注定要拓展到上帝為我們每年新增的數百萬人口的發展而指定的大陸。”是的，這是天定命運。
1846年春，波爾克總統所需要的，就是一次軍事事件，藉以挑起他所希望的戰爭。這年4月，機會終于來了。泰勒將軍的軍需官克羅斯上校在格蘭德河河岸騎馬時突然失蹤。11天后，人們找到了他的尸體。他因頭部受重擊而死。據推測，他很可能是被越過河的墨西哥游擊隊員殺害的。
第二天（4月25日），泰勒將軍的一支巡邏隊遭到墨西哥人的包圍、襲擊，并被消滅：16人死亡，其他人受傷，余者被俘。泰勒給波爾克發了一份急件：“現在可以認為，戰爭就要開始了。”
墨西哥人已經先動手了。早在這些事件發生前，希契科克上校就在他的日記中寫道，這正是美國政府所求之不得的：
從一開始我就說過，合眾國是侵略者。……我們沒有任何權利侵占此地……政府可能會派遣一支小部隊挑起戰爭，以便尋找借口，從而奪取它垂涎已久的加利福尼亞以及其他地區。……我無意這么做……但是，作為一名軍人．我必須執行命令。
5月9日，前方尚未傳來有關戰爭的任何消息，波爾克便迫不急待地向政府內閣建議，發表戰爭宣言。波爾克在日記中記錄了他在內閣會議上的發言：
眾所周知，到目前為止，我們尚未聽說墨西哥軍隊有任何公開的侵略行動，但是，他們必定會采取這樣的行動，危險已迫在眉睫。在我看來，我們有充足的理由宣戰……我不可能對此再保持沉默……國民對此極為興奮與渴望。
“興奮與渴望”的不是國民，而是總統本人。當泰勒將軍發來的急件（有關美軍遭墨西哥人襲擊的傷亡報告）到達后，波爾克召集內閣官員通報這一情況。全體內閣成員一致同意總統發表戰爭宣言。波爾克在致國會的主戰諮文中，憤憤不平地寫道：“墨西哥人已經越過了合眾國邊界，侵入我國領土，使美國人的鮮血在美國人的土地上流淌……”
國會隨后匆忙批準了總統諮文。與主戰諮文相配合，白宮立即提交了一大堆正式文件，為波爾克的主戰聲明提供證據，但這些證據都未加核實。派遣志愿軍參戰和提供資金的提案被限制在兩小時之內討論表決，但這兩小時的大部分是用來宣讀提交的文件中選定的某些段落，這樣，對這問題的討論只剩下半小時。
輝格黨也希望得到加利福尼亞，只是更愿通過非戰爭的方式達到目的。不過，他們并不否認軍事行動需要人力財力，因此，他們在投票時倒向民主黨。戰爭決議案以174:14的絕對優勢獲得通過。參議院討論戰爭議案時也發生了辯論，但這種辯論只持續了一天。由于輝格黨人支持民主黨，因此，參議院以40:2通過了戰爭議案。馬薩諸塞州的約翰·昆西·亞當斯在最初投票時屬于“頑固的14票”，后來投票時還是決定支持戰爭撥款方案。
戰爭開始之時，伊利諾斯州的亞伯拉罕·林肯尚未進入國會。但是，1846年競選國會議員成功后，他得以有機會就戰爭問題進行表決和發表意見。他提出了著名的“地點解決方案”——他向波爾克提出質詢，要求具體指明美國人“在美國上地上”被殺戮的確切地點。但是他并不贊成用停止撥款的辦法來中止戰爭。1848年7月27日，他在眾議院演講時說：
如果用“總統發動這場戰爭是違憲的、多余的”這種說法來表示反對戰爭的話，那么輝格黨人更應該完全反對這種觀點。……把軍隊開入和平的墨西哥人定居點，驅趕居民，毀壞他們的農作物和財產。在你們看來，這些行動是和平友好之舉、不是挑釁，但在我們看來，事情并非如此。……不過，既然戰爭已經開始，成為國家的事業，與你們一樣，為了支持戰爭，我們付出了金錢和生命，因此倘若我們還反對戰爭，那就不對了。除了極個別的例外，我們會繼續投票支持為戰爭提供必需的物質供應。……
少數反對奴隸制度的國會議員投票反對戰爭措施，因為墨西哥戰爭會擴展南部奴隸制度的范圍。俄亥俄州的喬舒亞·吉丁斯，一位熱情奔放、富有感染力的演說家，將這場戰爭稱為“一場邪惡的、非正義的侵略戰爭”。
1846年5月國會通過戰爭法案后，擁護戰爭的群眾在紐約、巴爾的摩、印第安納波利斯、費城以及其他許多地方舉行集會和游行示威。數千人立即加入志愿軍。戰爭初期，詩人沃爾特·惠特曼在《布魯克林之鷹》中寫道：“啊，墨西哥應該受到懲罰！……我們志在改變世界，我們的軍隊正在前進。我們不要再爭吵不休，向前進，美國知道如何去征服，也知道如何去擴張！”
所有這些侵略行為都貫穿著這樣一種觀念：美國將會給更多的人帶來民主和自由的福祉。這種觀念摻雜著種族優越感，摻雜著對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亞美麗富饒的土地的向往，摻雜著參與橫跨太平洋兩岸商業活動的強烈愿望。1847年，《紐約先驅論壇報》指出；“在幾年之內，無所不能的美國能解放墨西哥人民，給他們以新生；我們認為，教化這個美麗的地方是我們的神圣使命之一。”
1847年2月11日《國會公報》作了如下報道：
馬里蘭州的賈爾斯先生——我認為，在我們關閉雅努斯兩面神廟的大門之前，我們應當并且一定能獲得土地。……我們必須跨越海洋。……我們必須迎風破浪，直接從得克薩斯向太平洋進軍。……這是白種人的使命，這是盎格魯一撒克遜人的使命。……
美國廢奴協會則從另一個方面指出，戰爭“僅僅是為了將美國的奴隸制度推廣到墨西哥幅員廣闊的領土之上，并使之永久存在，這是一種用心險惡、令人討厭的圖謀”。27歲的波士頓詩人、廢奴主義者詹姆斯·拉塞爾開始在《波士頓信使報》上寫諷刺詩歌（后來，他將這些詩歌結集為《比格羅文集》出版）。新英格蘭一位農民霍齊亞·比格羅，用他自己的方言描述戰爭：
戰爭，我把它叫做謀殺，
——它發生在曠野和平原；
我不愿深陷其中
——于是我為此煩惱不已……
他們想要這個加利福尼亞，
——把新的蓄奴州多多建立，
好來作賤你，侮辱你，
——狠狠剝掉你的皮。
1846年夏，戰爭已經斷斷續續地開始了。居住在馬薩諸塞州康科德的作家亨利·戴維·索羅拒絕交納馬薩諸塞州人頭稅，公然抨擊墨西哥戰爭。他被投入監獄，關了一個晚上。他的朋友在未經他本人同意的情況下，替他交納稅款，于是，他被釋放了。兩年后，他發表了《反對政府管治》的演講（后來作為一篇論文《論公民之不服從》印行）：
教育人民尊重法律，這是不可取的。權利亦不值得人們尊重。……法律從未給人些許公正；并且，正是由于人們尊重它，所以，即便是心懷好意者也會時常充當不公正行為的代理人。過分地尊重法律，通常會出現這樣一種必然的后果：你會見到一隊士兵……井然有序地翻山越嶺，開赴戰場。唉，他們其實違背了自已的愿望，違反自已的本性和良心，進行這么一場實際上充滿著艱難險阻、令人心悸的行軍。
索羅的朋友、作家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同意他的觀點，但認為抗議法律是徒勞的。愛默生到監獄探望索羅時，問道：“你干嘛在里面？”據說索羅回答說：“你干嘛在外面？”
絕大部分基督徒或者直言不諱地支持戰爭，或者保持著怯懦的沉默。波士頓唯一神教派的牧師西奧多·帕克，既強烈批評戰爭，又公然藐視墨西哥人民。他稱墨西哥人是“令人討厭的人；在血統、歷史、性格方面都十分令人討厭”，最終必定會降服于聯邦——就像印第安人那樣。他指出，是的，美國應當擴張，但不是靠戰爭，相反，是靠它的思想力量．它的商業壓力，靠“優等種族的持續進步，優秀的思想觀念和更好的文明……”
帕克的種族優越觀念流傳甚廣。俄亥俄州眾議員德拉諾是一位反對奴隸制度的輝格黨人，他反對戰爭，因為他擔心美國人與劣等人種混合，“接納各種膚色的人……成為混雜著西班牙人、英國人、印第安人、黑人血統的極其糟糕的混合物……據說，這樣會產生出生性懶惰、愚昧無知的人種”。
戰爭在繼續，反對意見也越來越多。美國和平協會發行了一份報紙《擁護和平》，發表反對戰爭的詩文、演講、請愿書和反對戰爭的布道，以及大量的反映軍營生活墮落、恐懼戰爭的見證文章。雖然政府領袖為了爭取愛國者的支持而付出了艱辛的努力，但社會上還是出現了大量的公開反對與批評意見，這種現象頗引人注目。盡管受到愛國心強的民眾攻擊，反戰集會還是經常發生。
當軍隊向墨西哥城漸漸逼近的時候，反對奴隸制度的報紙《解放者》勇敢地宣告他們希望美軍失敗：“全世界每一位愛好自由、博愛的人士都期盼他們（墨西哥人）取得輝煌的勝利……”
杰出的演說家、作家弗里德里克·道格拉斯以前是奴隸。1848年1月21日，他在自己主辦的羅徹斯特報紙《北斗星》中寫道：“美國目前正與其友鄰共和國進行一場不光彩的、殘酷的、不公正的戰爭。盎格魯—撒克遜人對于領土充滿了貪婪嗜好，墨西哥看來注定要成為其犧牲品。”道格拉斯嘲笑戰爭的反對派們不愿采取真正的行動（甚至廢奴主義者都甘愿交納人頭稅）：
任何一位聲名顯赫的政治家似乎都不情愿冒他本人及其政黨的聲望受到傷害的危險……公開地、無條件地對戰爭提出非難。似乎無人甘愿冒各種危險去呼吁和平；所有的人似乎寧愿戰爭以這種或那種形式繼續下去。
民意何在？這很難說清。第一次遭遇戰發生后，征募活動開始減少。研究墨西哥戰爭的歷史學家無疑談到了“人民”和“大眾輿論”，然而，他們的論據不是來自“人民”而是取自于報紙，并把報紙作為人民的聲音。1845年8月《紐約先驅論壇報》指出：“群眾大聲呼喊支持戰爭：”《紐約晨報》說“城市充滿了戰爭的狂熱情緒……需要給這種永不滿足的精力指明方向，于是他們的注意力已集中到墨西哥。”
要想知道大眾在何種程度上支持戰爭，這是不可能的。但有證據表明，大多數組織起來的工人反對戰爭。紐約、波士頓、羅威爾的愛爾蘭工人舉行示威活動，反對吞并得克薩斯。5月，當美國對墨西哥的戰爭剛剛打響時，紐約工人舉行了抗議戰爭的集會，許多愛爾蘭工人參加了。這次集會將戰爭比作是一場由奴隸主策劃的陰謀，要求美國軍隊從有爭議的邊界地區撤退出來。這一年，新英格蘭工人協會召開了一次會議譴責戰爭，宣布他們“不會拿起武器去支持南部奴隸主去掠奪我們五分之一同胞的勞動。”
戰爭的最初時期，一些報紙抗議戰爭。1846年5月12日，霍勒斯·格里利在《紐約論壇報》中寫道：
我們可以輕易地擊敗墨西哥軍隊，將他們成千地殺死。……難道有誰會相信，征服墨西哥的勝利，“合并”其半數的領土，真的會給我們帶來比目前更多的自由、更純潔的德行、更加繁榮的工業嗎？……如果不啟動可怕的戰爭機器，生命是不是不會如此可憐，以至于死亡緊隨其后呢？
那些在戰場上戰斗的人——長途跋涉、流血流汗以至生病、死亡的戰士們，墨西哥士兵，美國士兵，他們的情況又如何呢？墨西哥士兵的反應，我們知之甚少。美國士兵中，我們知道得更多的是志愿兵，而不是征召來的士兵。他們被金錢所誘惑，謀求在部隊中加官晉爵，提高其社會地位。泰勒將軍的部隊中，有一半是新近來的移民——絕大部分是愛爾蘭人和德國人。他們的愛國情緒并不很強烈。事實上，他們中的大多數由于被金錢所引誘，逃向墨西哥一邊。其中一些人參加了墨西哥軍隊并組成了自己的營隊，比如圣帕特里夏（圣帕特里克）大隊。
起初，人們被優厚的津貼和愛國主義所激勵，對軍營充滿了狂熱和憧憬。在紐約，好戰情緒高漲，議會授權政府招募5萬名志愿軍。布告上寫著：“要么是墨西哥，要么是死亡。”在費城，2萬人舉行大規模的集會。俄亥俄州有3000人參加志愿軍。
最初的這種精神狀態不久就煙消云散。一位年輕人在給《劍橋編年史》的匿名信中寫道：
我既沒有絲毫“參加”到你們當中的意思，也無意以任何方式幫助這場反對墨西哥的不義之戰。我不希望參加到這樣一種對婦女兒童（就像奪取蒙特瑞等地的戰斗中所展示的那樣）“光榮的”屠殺中。我也不希望將自己置身于心胸狹窄的軍事專制暴君的支配之下，不管他如何反覆無常，我必須絕對地服從他的意志。不，先生！……劊子手總有其末日。……一旦職業軍人變成了土匪、強盜、刺客之流，這樣的時刻就會迅速來臨。
為了招募更多的志愿兵，政府不惜慷慨許諾，乃至撒謊欺騙。一位講述紐約志愿兵歷史的作者指出：“很多人沒有職業，他們入伍是為了他們的家庭。政府給他們預付‘三個月’的工資，并許諾他們可以給家人留下一部分報酬。這樣，他們不在家時，家人能維持生活……我敢斷言，所有的志愿兵都是通過欺騙手段招募來的。”
到1846年末，招募到的新兵越來越少。為了能招募到更多的新兵，軍方降低了招兵的身體條件，還規定：凡接受招募者都可以預付2美元。這種方法也不能奏效。1847年初，國會裁定10個新的常規兵團在整個戰爭期間服役，許諾到他們光榮退役時給他們100英畝的公用土地。但是，結果還是不盡人意。
不久，殘酷的戰斗使大家再也無暇顧及榮譽和諾言了。在格蘭德河岸的馬塔莫拉斯城前，阿里斯塔將軍率領的5000人的墨西哥軍隊與泰勒將軍率領的3000人發生遭遇戰，一時間彈片紛飛。炮兵塞繆爾·弗倫奇平生第一次在戰場上目睹了死亡。約翰·威姆斯描述道：“塞繆爾·弗倫奇碰巧正盯著附近馬背上的一個人看。他看見一顆子彈從馬鞍的前鞍橋射入，穿透這個人的身體，從另一側沖破出來，鮮血噴涌而出。”
戰斗結束時，墨西哥士兵傷亡近500人，美軍傷亡人數大約為50人。威姆斯敘述了后來發生的情況：“夜幕遮蓋了疲倦的人們。他們躺下來，睡在被踐踏的草原上。在他們四周，雙方的一些士兵因傷痛而大聲尖叫、呻吟著。夜晚顯得那么漫長。在陰森森的火把亮光下，軍醫的鋸刀整個晚上都不曾停歇。”
離開了戰場返回營地后，新兵征召廣告所宣揚的那種浪漫情懷迅速被人遺忘。密西西比第二步兵團開入新奧爾良，受到嚴寒和疾病的沉重打擊。該團的軍醫在報告中指出：“我們團服役6個月后，遭受的損失是：犧牲167人，遣返134人。”800人分乘3 艘船，每只船都被塞得滿滿的。軍醫繼續寫道：
疾病的陰影仍然在我們頭上徘徊。船艙里……不一會兒就擠滿了病人。惡臭令人難以忍受。……海浪開始咆哮。……整個黑暗的夜晚，輪船搖搖晃晃地前進著，將病人從一側拋到另一側，鋪位粗糙的拐角擦傷了他們的皮膚。精神錯亂者大聲狂叫，病人在慟哭，垂死者在悲吟，一片混亂。……我們被關在令人作嘔的輪船上達4個星期。當我們在波士頓登岸時，已有28人被扔進了洶涌的波濤之中。
與此同時，英裔美國人的軍隊或乘車，或乘船，陸續進入加利福尼亞。一位年輕的海軍軍官，在經歷了環繞南美南部海畔漫長的航行之后，抵達加利福尼亞州的蒙特瑞海岸。他在日記中寫道：
亞洲……就在我們近前。移民將涌入加利福尼亞富饒的地區。該地區全部的資源……將得到開發。……道路沿線的公共土地將由不毛之地變成果園，大量人口將在此定居。……
英裔美國人在加利福尼亞進行了另外一種不同的戰爭，他們襲擊了西班牙殖民地，搶劫馬匹，宣布加利福尼亞脫離墨西哥而獨立——取名為“熊之旗共和國”。加利福尼亞的本地居民為印第安人，海軍軍官里維爾召集印第安酋長，對他們說（據他后來回憶）：
我把你們召集在一起，是想跟你們談談。你們所居住的這片土地不再屬于墨西哥，它屬于一個強大的國家：其領土從一個巨大的海洋——你們曾見過或聽到過的大西洋一直延伸到另一個巨大的海洋——距離冉冉升起的太陽幾千海里的太平洋。……我們的軍隊現在已開進墨西哥，不久就會征服整個墨西哥。不過，假如你們做得正確，忠于新來的統治者，你們就絲毫不要害怕我們，……我希望你們改變過去的習性，放棄你們的種種惡習，變得勤勞節儉。……我們會照看好你們，給你們以真正的民主；但我們要謹防煽動叛亂、違法等一切犯罪行為。我們的軍隊定會嚴懲此類行為。無論你們躲藏在什么隱蔽之處，我們都能找到你們。
卡尼將軍沒費什么周折就攻下了新墨西哥城，圣菲也不攻自破。美軍一位參謀官描述了墨西哥人對于美軍進入他們的首都所作出的反應：
我軍開進墨西哥城……軍刀高高舉起．佩劍閃閃發亮，煞是威武雄壯。……當星條旗升起的時候，山上響起了隆隆炮聲，向我們偉大的祖國致敬。很多墨西哥婦女再也控制不住被壓抑的感情，失聲痛哭……附近的建筑也顯得郁郁沉沉，里面傳出的悲泣聲淹蓋了喧嘈的馬蹄聲。
此時是8月。12月，新墨西哥陶斯城的墨西哥人發動起義，反對美國人的統治。美國人鎮壓了這次起義，逮捕了很多起義者。但是，很多起義者逃走了。他們不時地發動襲擊，打死美軍士兵，然后又躲進山里。美軍展開了追捕。在最后一場決定性戰斗中，六七百名起義者與美軍激戰，150人犧牲。起義失敗了。
洛杉磯也發生了暴動。1846年9月，墨西哥人迫使駐扎在那里的守備隊投降。直到1847年1月，經過一場血戰后，美軍才奪回洛杉磯。
泰勒將軍已經越過格蘭德河，占領了馬塔莫拉斯，穿過墨西哥，到達南部地區。但是，在墨西哥的領土上，他的志愿兵變得越來越難以控制。喝得醉醺醺的士兵掠奪墨西哥村民的錢財，強奸案件急劇增加。
美軍沿格蘭德河北上，當他們到達卡馬哥時，炎熱的氣候令人難以忍受，飲用水質不純，痢疾、腹瀉以及其他疾病流行，最終導致1000人死亡。起初，軍樂隊奏響《死亡進行曲》，人們在音樂聲中埋葬死者。后來，死亡人數太多，不得不終止軍葬禮儀。在南進蒙特瑞之戰及另一次戰斗中，士兵和馬匹在痛苦中掙扎、死亡，一個軍官用“血流成河”來形容當時的戰斗場面。
海軍炮擊弗拉克魯茲，大規模地殺害平民。一發炮彈擊中郵局，另一發炮彈擊中一家外科醫院。連續兩天來，美軍向城內發射了1.3萬枚炮彈，直到對方投降為止。《新奧爾良三角洲》的一位新聞記者寫道：“墨西哥人對其損失作了各種各樣的估計：死傷人數在500到1000人之間不等。然而，他們一致認為：軍隊所受的損失較小，相比而言，婦女兒童所受的傷害要大得多。”
希契科克上校進入了這座城市。他寫道：“我將永遠不會忘記：那令人恐怖的炮火……射向極為明確的目標……通常命中居民居住區——這是多么可怕的景象！一想到此，我就戰栗不已。”作為一名盡職的軍人．希契科克為斯科特將軍起草了“一份告墨西哥人民書”，然后用英語和西班牙語印行了數萬份，其中說：“我們對你們沒有一絲一毫的惡意……我們是為謀求和平而來，沒有任何塵世的欲求。”
這是一場美國精英與墨西哥精英相互較量的戰爭，每一方都與另外一方一樣，鼓勵、利用甚至犧牲自己的人民。墨西哥軍隊的司令員桑塔·安納平息了一次又一次的起義。打了勝仗以后，他的軍隊燒殺搶奪，無惡不作。希契科克上校和溫菲爾德·斯科特將軍進入桑塔·安納的莊園時，發現墻上全都掛著裝飾豪華的繪畫作品。可是，他的士兵傷亡殆半。
斯科特將軍率領1萬名士兵繼續前進，奔向最后的戰場——墨西哥城。他們對勝利充滿信心。在距墨西哥城還有三天路程的哈拉帕，第十一兵團有7人死亡，他們的服役期延長了，對他們來說，真正的戰爭是疾病，他們還得面臨更多的疾病與死亡。
在墨西哥城的近郊丘魯武斯科，墨西哥軍隊和美國軍隊戰斗了3個小時，雙方死傷數千人。被俘的墨西哥俘虜中，有69人為美軍逃兵。
像在通常的戰爭中那樣，戰斗往往是在沒有任何特定目標的情況下爆發的。在墨西哥城附近就進行了這樣的一場交戰，傷亡慘重。戰斗結束后，一名海軍中尉埋怨斯科特將軍：“他用并不充足的兵力，錯誤地發動了這場戰爭，驅使我們為并不存在的目標而戰斗。”
在攻克墨西哥城的決定性戰役中，英裔美國人的軍隊占領了查普特佩克高地，然后攻入這個有著20萬人口的城市。桑塔·安納將軍早已向北逃去。此時是1847年9月。一位墨西哥商人給他的朋友寫信，談到了美軍炮轟墨西哥城的有關情況：“好多地方所有的工事都被炸毀，炮擊導致大量的男人、婦女、兒童傷亡。”
桑塔·安納將軍逃到瓦曼特拉城，另一場戰斗在那里打響。桑塔·安納將軍不得不再次逃走。美軍一位步兵上尉在給父母的信中，記下了一名叫沃克的軍官戰死后所發生的事情：
萊恩將軍……命令我們“為犧牲者——勇敢的沃克報仇”。……我們首先攻破了釀酒廠。隨后，我匯痛飲一通。烈酒使人瘋狂，各種暴行發生了。老年婦女、少女的衣服被剝下——許多人甚至遭到強奸。大批大批的男人遭槍擊……他們的財產、教堂、商店和住宅都遭到洗劫。……我平生第一次為我們的祖國感到羞愧。
一名來自賓夕法尼亞州的志愿兵，戰爭后期駐扎在馬塔莫位斯。他寫道：
在這里，我們處于嚴厲的紀律約束之下。軍官中有一些人本來生性善良，但他們同時對人又很殘暴、冷酷。……今晚操練時，有一個軍官用劍刺開了一名士兵的頭。……但事情馬上就過去了。不一會兒，軍官與士兵們并肩站在一起。……士兵的生命完全不被重視。
1847年8月15日，從弗吉尼亞、密西西比、北卡羅來納州招募來的士兵在墨西哥北部發動嘩變，反對羅伯特·特里特·潘恩上校。潘恩上校殺死一名叛兵，但是，他手下的兩名中尉拒絕幫助他鎮壓。為了維持穩定，這次嘩變最終免于追究。
逃兵越來越多。1847年3月，軍方報道說逃兵超過1000人。戰爭期間逃兵總計9207人（其中5331人為常備兵，3876人為志愿兵）。那些沒有逃亡的士兵也變得越來越難以管理。庫欣將軍談到，在馬薩諸塞步兵第一團中，這樣的士兵有65人，他們“發動叛變，違抗軍令，簡直不可救藥”。
勝利的榮耀屬于總統和將軍，而絕非逃兵、陣亡者、傷病員。馬薩諸塞州志愿軍參戰時有630人，當他們返鄉時，已有300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因病而死。在慶祝他們返鄉的招待會上．士兵們向他們的指揮官庫欣將軍發出噓聲以示不滿。
老兵一返回家園，投機商人立即前來收購美國政府頒發給他們的土地許可證。許多老兵急需用錢，以不到50美元的價錢賣掉了他們所獲的160英畝土地。
墨西哥投降了。美國人中間出現了一種呼聲，要求奪取墨西哥全部領土。1848年2月簽訂的《瓜達盧佩—伊達爾戈條約》規定：墨西哥的一半領土為美國所有；墨西哥與得克薩斯州以格蘭德河為界；墨西哥將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亞州割讓給美國。對于美國付給墨西哥1500萬美元一事，《輝格黨信使報》作出這樣的結論：“征服令我們一無所獲……感謝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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