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的人民政權向各種社會丑惡現象吹響了進攻的號角，建國不到兩個月，人民政府就果斷地關閉了各地的妓院，解救和改造了大批妓女。鮮為人知的是，在這些獲得解放的受害女性中，有許多是金發碧眼的外國姐妹。

　　“西域葡萄”進入中國

　　在舊中國，外國妓院通常被叫做“外國堂子”———這些由外國妓女組成的妓院主要分布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其中以上海數量最多。據一位外國觀察家在上世紀30年代的粗略估計，當時上海的外國妓女有可能達萬人之多。

　　舊中國的外國妓女分為西洋(主要指西歐和北美各國)妓女、東洋(日本)妓女和白俄妓女三類，她們的出現最早可追溯到19世紀40年代。鴉片戰爭之后，英美等國為便于對中國的入侵和剝削，強行在上海劃定租界，并在黃浦江邊建立了許多外輪碼頭。隨著進出上海外輪的增加，一些以外國水手為主要服務對象的西洋妓女也來到上海，她們在碼頭附近租賃房屋，開設妓院。上海人根本搞不清她們的國籍，干脆把這些金發碧眼的西洋妓女統稱為“西域葡萄”。

　　后來，“白奴販子”的出現進一步推動了西洋妓女數量的增加，他們在世界各地不擇手段地勾引純真的女性，將大量猶太少女、羅馬尼亞姑娘和美國女人拐賣販運來華。僅在上海一地，就有數百名各國姑娘經他們的手轉來轉去，從一個妓院到另一個妓院，備受摧殘。

　　東洋妓女淪為日本軍妓

　　明治維新之后，大批破產的日本人背井離鄉來到上海謀求生機，其中的一些女子為生活所迫干起了妓女這一行當。中日甲午戰爭后，涌入上海的日僑激增，東洋妓院和妓女的數量也不斷攀升，達到數百人之多。日本妓女逐漸成了在華外國妓女的主力。

　　到了上個世紀20年代，密布的東洋妓院已成為上海邢家木橋、虬江路一帶的獨特“景色”。上海的日僑還專門建造了一個叫“東和館”的歌舞伎館。考慮到日本歌舞伎一年中僅來上海幾次，“東和館”被設計為多功能建筑：它的中間是一個可容納百人的劇場，四周是相互隔離的單間。如有大型演出時，單間的門就全部打開，成為看戲的包廂；平時則關上門出租給日本妓女作妓院用。日本妓女的泛濫引起了當時許多中國人的反感，一些士紳更是指出：日本妓女是日本侵略政策的一個組成部分，因為日本“有以色欲麻醉其他民族的方針”。

　　1932年淞滬抗戰爆發前后，日軍大量增兵上海，為了穩定軍心，上海的東洋妓女常被帶入日軍軍營“慰安”士兵。同時，日軍也允許士兵在節假日赴東洋妓院，所以上海人常把東洋妓院叫做“軍妓院”。

　　1945年日軍戰敗后，在華的日本妓女多被遣送回國，東洋妓院也隨之在中國銷聲匿跡，但仍有一些日本妓女滯留上海，四處流竄謀生。

　　白俄妓女成為在華數量最多的外國妓女群體

　　1917年，俄國爆發了十月革命，大批白俄難民轉道中國東北南下上海。他們中除了很少一部分略通英文，可在歐洲人開設的公司里尋到一份較好的工作外，其他大部分人只能依靠少得可憐的救濟金茍且偷生，一些白俄婦女為了養家糊口，只得到歐洲人開設的酒吧做陪酒女郎，到舞廳做舞女。由于雇主的苛刻，她們的收入甚微，那些原來在本國生活條件不錯的白俄婦女心情不暢，精神壓抑，很多人為解愁而染上了煙癮、毒癮，其中不少人為了支付生活開銷而從事公開或半公開的賣淫活動。

　　1932年淞滬抗戰爆發后，上海經濟進入了蕭條時期，受影響最大的是餐飲業和娛樂業，不少舞廳相繼關閉，大量白俄吧女和舞女為生存只得改行當妓女。在上海發行的俄文報紙曾報道稱，在當時的黃浦路、百老匯路、南京路以及外灘，到處都是睜大眼睛、獵取嫖客的白俄姑娘。

　　1935年2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向國際聯盟呈遞了一份關于上海白俄妓女的報告，稱當時秘密賣淫的白俄婦女共有1300名；偶有賣淫者約有145名，其中80％為本地酒館所雇的舞女，最年輕的僅有16歲。白俄妓女成為當時在華規模最大、數量最多的外國妓女群體。

　　1941年12月8日，日軍占領了上海租界，各國僑民紛紛逃亡，白俄妓女失去了主要客戶，數量大為減少。日本投降后，大批美軍進駐上海，這些常年在外征戰的美國大兵迫切需要異性的“安慰”，結果帶動了在滬外國娼妓業的繁榮，大批白俄女子又重新干起了妓女這一行。

　　人民政府讓外國妓女“從鬼變人”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滯留在中國的外國妓女，尤其是白俄妓女仍在繼續從事色情交易。在這股不良風氣影響下，舊社會的殘渣余孽大有死灰復燃的趨勢。于是，新中國開展了改造妓女的運動。由于中國政府出于人道主義考慮，封存了外國妓女的資料，以保護她們的隱私，因此我們無法知道被改造的外國妓女的具體數量，但改造的結果相當成功。

　　在解放初期，北京的八大胡同，天津的南市、落馬湖，上海的會樂里、四馬路等地都有外國妓女的蹤跡。她們的生活境遇大不相同，但無論是上等妓院中的錦衣玉食，還是暗娼土娼的任人蹂躪，都擺脫不了被凌辱的命運。因此，盡管她們不是中國公民，但人民政府仍把解救這些外國姐妹當成了自己的責任。

　　1949年11月22日凌晨，北京市人民政府采取斷然行動，一舉關閉了全市224家妓院，集中拘留了400多名老板，收容了近1300名妓女，其中就包括少量外國妓女。隨后，上海、天津等地也采取了類似行動，清理了妓院，隨后開始解救改造妓女。

　　在這一過程中，中國政府對外國妓女一視同仁，不惜代價治療她們的性病，教她們學技術，培養她們自食其力的能力，使她們產生了對新生活的渴望和勇氣。據當時的一位妓女回憶：她們這些姐妹中有很多白俄女人，她們都參加了人民政府舉辦的學習班。政府一邊給她們治病，一邊組織她們學習。治好病的姐妹，有家人的可以回家和家人團聚。由于當時中蘇關系不錯，當時就有一批白俄姐妹被送回國。沒有家人的，政府組織她們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支援邊疆建設，她和其他一些白俄姐妹就是那時來到新疆的，后來還在那里組織起了家庭，過上了幸福的生活。

　　到1958年，新中國取締妓院、改造妓女的運動獲得了巨大成功，僅上海一地就有7000多名妓女轉變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其中就有一些外國妓女。這樣的成就吸引了世界許多國家的注意，他們紛紛派代表來華取經，僅上海婦女教養所就接待了來自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參觀者。一位美國記者訪問了正在改造的中外妓女以后，指著教養所內“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的標語，深有感觸地對中國教養干部說：“你們真的做到了‘把鬼變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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