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毫無疑問是蘇東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強國。民主德國有著令人稱道的社會福利制度，在平均預期壽命和嬰兒死亡率這兩項重要指標上，都曾位居世界前列；即使到了1989年，這兩項指標也僅僅是略低于其對手聯邦德國（民主德國：平均預期壽命73.0；嬰兒死亡率8.7‰/聯邦德國：平均預期壽命75.0；嬰兒死亡率8.3‰，閻海琴《世界人口》）。七十年代是民主德國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1970-1975年，人均生活水平增長率為4.9%；1970年時，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摩托車的家庭擁有率分別達到69%、56%、54%、16%；經濟實力在世界各經濟強國中名列第9，以至于當時統一社會黨的領導人烏布利希宣稱“社會主義已經建成”（本·福凱斯《東歐共產主義的興衰》）。到了80年代初，民主德國的人均住房面積為25平方米，小汽車擁有率為45.9%，每千人有病床10.2張，每名醫生負擔的人口數為455人；小學生和中學生的入學率分別為95%和89%，高等教育入學學生占20-24歲人口數的百分比為30%，均達到世界前列（閻海琴上引書）。不可否認，相比聯邦德國的經濟發展，民主德國的確處于下風，但這里有著一些客觀的原因：“直到1953年，民主德國所償還的150億美元的戰爭賠款比西德的份額高出25倍。在民主德國的范圍內，有2000多家企業被拆走。這是戰前德國工業生產能力的一半。鐵路交通的軌道幾乎被全部破壞，總長達到11800千米......民主德國是以7%的積累率開始起步的，這7%是來自在戰爭期間被摧毀了的大傷元氣的蘇聯方面，與此同時，聯邦德國的起點來自在戰爭期間更加強大的美國方面的22%的積累率。德國的東部地區在1945年的時候，就不是德國的一個經濟繁榮發展的地區。民主德國的戰后一代人不得不從零開始；與此同時，西德卻得到了馬歇爾計劃的強有力的支持，這種支持是民主德國人民用努力和意志力所不能相比和不能替代的。”（克倫茨上引書）
    雖然取得了相當的成就，但民主德國面臨的困難也在逐漸增多，尤其是進入80年代以后。民主德國的自然資源相對貧乏，長期依賴蘇聯的石油供應。但當1986年世界石油市場暴跌時，蘇聯卻拒絕相應降低油價，結果民主德國只得以3倍于國際市場的價格從蘇聯購買石油，這加重了其經濟負擔；民主德國也患上了和其他東歐國家一樣的“外債病”，其外債規模從1970年的20億馬克上升至1989年的490億馬克；民主德國的人口結構一直很成問題。1950年時人口總數為1838.8萬人,到了1989年時下降到1660萬人，同時性別構成比例失調，老齡化現象嚴重，勞動力人口的不足對國家的經濟發展造成很大影響，再加上人口外流的因素，更是雪上加霜；包括民主德國在內的蘇東國家，一直都未能探索到一條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最佳道路。蘇聯式政治模式的弊病在于它培養了人民的政治消極性：廣大人民雖然被稱作“國家的主人”，實際上卻很難參與到社會主義民主應有的建構過程中去。結果使人民漸漸地產生了對于政治和政權的懷疑和疏遠的態度，轉而開始迷信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因為它至少能產生出一種“買者自負”的政治幻覺——“選舉的民主政治和股票交易所的世界是何其相似”（喬治·索雷爾《論暴力》）——以為在那種制度下自己能夠做出“民主”的選擇；“受教育人數的增加開闊了人們的眼界，也提高了他們的期望值，而這種期望在現存制度下是無法得到滿足的，似乎在西方可以滿足”（福凱斯上引書）。電視和大眾媒體的發展與普及，資本主義世界的各種神話和誘惑，尤其對民主德國的年青人有著巨大的吸引力——在著名的電影《再見列寧》中，主人公在西德商店的電視里看見色情片，瞠目結舌的那一幕就是頗具典型意義的時代寫真。
    1989年，民主德國迎來她的40周年大慶，但卻因局勢的迅速惡化，而使國家處于風雨飄搖之中。當年5月，匈牙利拆除了與奧地利接壤的所有隔離網；8月，大批民主德國公民借赴匈牙利旅游之機，涌入布達佩斯的西德使館；9月，匈牙利開放了與奧地利的邊界，“允許1.2萬多東德人在72小時內離開，匈牙利的這一做法違反了它與東德之間的一項長期協定，并且最終導致了東德的崩潰”（福凱斯上引書）；在國內，以“新論壇”和“社會民主黨”為代表的反對派組織紛紛登場，舉行各種示威抗議活動；10月，逃往西德的民主德國公民已達到3.7萬人。形勢如此危急，德國統一社會黨在10月10-11日召開緊急擴大會議，不過未能扭轉局面；同時，一場逼迫黨的領導人艾里希·昂納克下臺的政變也在醞釀之中：政變的策劃者除了統一社會黨的政治局委員外，還有帷幕后的決定性力量蘇聯。
    以黨內第二號人物埃貢·克倫茨和部長會議主席維利·施托夫為首的統一社會黨政變者想要讓昂納克下臺，就必須得到蘇聯的認可，而蘇聯對昂納克的確也已經不耐煩了。昂納克與蘇聯之間早有罅隙。1983年11月，昂納克在做統一社會黨第九次中央委員會的報告時，曾同時指責美國和蘇聯道：“你們的導彈統統見鬼去吧。它們必須從德國的土地上撤走！”1984年，當蘇聯抵制洛杉磯奧運會的時候，昂納克曾拒絕追隨蘇聯，因為他覺得這是世界體育強國民主德國在蘇聯缺席的情況下獲得國際比賽第一名的好機會。但蘇聯得知這一企圖后，以石油供應相威脅，最終迫使昂納克屈服。此外，早在1984年6月的經互會國家領導人會議期間，蘇聯國防部長烏斯季諾夫元帥就極其露骨地對陪同昂納克與會的克倫茨說：“您不認為現在正是您的總書記離開的最好時候嗎？您不想在他的政治局里討論這件事嗎？”（克倫茨上引書）——這幾乎就是馬林諾夫斯基事件的翻版。冷戰時期，蘇聯與美國兩大陣營與他們各自衛星國的關系，有些類似于過去中華朝貢體系下的宗主與藩屬關系，甚至比朝貢體系下的宗藩關系更具強制性。有不少對戈爾巴喬夫抱有好感的學者認為，戈氏的“功績”之一就是拋棄了所謂的勃列日涅夫主義，讓東歐從蘇聯的控制下解脫出來，連霍布斯鮑姆這樣杰出的歷史學家也持有這一觀點：“他不啻獨力扛起責任結束了半個世紀以來的核子世界大戰噩夢，并決定讓蘇聯的東歐附屬國自由出走。”（埃里克·霍布斯鮑姆《我的20世紀人生》）其實這并不準確。實際上戈爾巴喬夫在東歐陣營的最后時刻，多次介入這些國家的內政，更迭領導人選；在民主德國、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我們都看到了這種情況，只是到了后來戈氏在國內窮途末路，自顧不暇的時候，才在1989年10月25日宣稱“蘇聯再也不會干涉鄰國的內政”，而此時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差不多已是一片廢墟，即使想干涉也不可能了。戈爾巴喬夫的東歐政策頗類似于朝貢體系末期李鴻章的朝鮮介入政策：在加強控制的同時卻又加速了體系的解體（可參見拙文《“自然化的權勢話語”在近代中國的確立——以國際法體系對朝貢體系的取代為中心》中的相關部分）。
   “1989年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訪問了萊比錫，隨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最高層開始發生頻繁的人事變動......那時開展了一個代號為“光線”的行動，似乎普京也參與其中。行動的實質是招募德國統一社會黨的高級干部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政府的主要官員......德國報紙（特別是《法蘭克福評論報》）指出。普京的功勞就是招募了德國統一社會黨德累斯頓州委書記漢斯·莫德羅（他隨后擔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最后一任總理）”（阿·穆欣《普京與幕僚》）。經過了一番秘密串聯后，10月16日傍晚時分，在莫斯科的“信使”哈里·蒂什打電話向克倫茨傳達了戈爾巴喬夫的態度：他衷心祝愿克倫茨即將成為新的總書記，并祝愿計劃成功，而昂納克當時就在克倫茨身邊，但他沒有聽到電話內容。10月17日，決定性的時刻到來了，昂納克在政治局會議上遭到了猛烈的抨擊，他被指責“偏離了蘇共的政策，疏遠了與我們有兄弟情誼的蘇聯和戈爾巴喬夫”，潮水般的發難令他措手不及，然而大勢已去；在次日的中央委員會第九次會議上，昂納克正式宣布辭職，他在離開會議大廳的時候不禁流下了熱淚。
    昂納克的去職并沒能挽救民主德國，相反，“他被解職猶如雪上加霜，使得國內本來就已動蕩不安的局勢迅速惡化。國內各種自發勢力大增，混亂的閘門大開。”（尼古拉·津科維奇《權力與爭斗》）克倫茨把所有希望寄托在戈爾巴喬夫和蘇聯身上，在當選后13天就出訪蘇聯，可是戈爾巴喬夫此時的態度已經發生了轉變。11月1日，克倫茨在與戈爾巴喬夫談話時問道：“民主德國一直是蘇聯的一個孩子。今后是否還將保持這種關系，我們非常想知道，這對我們很重要。”戈爾巴喬夫在回答問題前自言自語地輕輕說了一句，“我聽到了，這是一句俄國諺語，意思是：纏繞的繩子再長，也有到頭的時候。”（克倫茨上引書）戈爾巴喬夫已經拋棄了民主德國。
    就在克倫茨與戈爾巴喬夫談話的當天，在反對派的強大壓力下，民主德國政府被迫重新開放了自10月3日以來暫時關閉的通往捷克斯洛伐克的邊界，這又一次引發了出走狂潮，一周之內多達50萬人；11月19日，民主德國全面開放了與西德的邊界，對于民主德國這不啻是致命的一擊。克倫茨根本無力救國家于危難，12月1日，人民議院九屆十三次會議修改了憲法第一條，取消了統一社會黨的領導地位；3日，在統一社會黨的十一屆二中全會上，昂納克、施托夫等人被開除出黨，克倫茨辭去黨的總書記一職——他于次年也被開除出黨——黨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集體辭職；12月8日，統一社會黨特別代表大會選舉鼓吹“第三條道路”的柏林律師居西為黨主席；1990年2月4日，德國統一社會黨滅亡；3月18日，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滅亡。
    前民主德國的領導人們在國家滅亡后受到了一系列的審判。昂納克被關押在柏林茂比特監獄；這個監獄對他其實并不陌生：納粹時期他曾在此被囚禁長達11年，這種“故地重游”的心境實在令人不忍想象。一個存在了40年的主權國家的領導人，蒙受如此的羞辱，除了聯邦德國政府作為勝利者的傲慢自大，戈爾巴喬夫的背信棄義更應該受到譴責：“在熱列茲諾沃德斯克的談判桌上，當德國總理科爾提議，要求對方列出德國統一后應該免于訴訟的人的名單時，難道他需要絞盡腦汁才能想起那些忠心耿耿為克里姆林宮效力的人嗎？......他沒有提及任何人，不論是在蘇聯高校學習過的年輕的畢業生，還是反法西斯主義的老戰士及其家人以及德蘇友好協會的積極分子們，更別提那些在軍隊、安全部門和邊防部隊服役的軍官了。這位前蘇聯總統輕而易舉就可以得到西德方面對自己民主德國的朋友和戰友們提供最低社會保障的承諾，但是他沒有這樣做......‘這個問題德國人自己完全可以解決。’戈爾巴喬夫的回答完全出乎科爾的意料，對此科爾感到迷惑不解......蘇聯方面甚至沒有提出保證那些對莫斯科的友誼始終不渝的東德人不受政治歧視的要求。實際上這就意味著蘇聯方面拋棄了自己的親密戰友，出賣了自己的老朋友。這給國家的聲譽帶來了不可彌補的損失；再一次向世人展示了俄羅斯人行為的不可預見性和不可靠性。這也是人們譴責戈爾巴喬夫的一個方面，他在德國問題上所持的立場至今仍撲朔迷離......”（津科維奇上引書）艾里希·昂納克最終于1994年客死智利。1973年智利法西斯政變時，民主德國曾派遣其最優秀的諜報人員，幫助智利左翼人士逃離皮諾切特的屠刀。當時民主德國還接納了其他的智利流亡者，其中就包括后來成為智利總統的米歇爾·巴切萊特，而昂納克的女婿也是智利社會黨的黨員（馬爾庫斯·沃爾夫《隱面人》）。智利人民懂得知恩抱恩的道理。
    當柏林墻在21年前倒塌時，多少民主德國的公民沉浸在興奮和狂喜中，仿佛德國西部式的“美好生活”近在眼前，然而在巨大的喧囂中，仍然存在著清醒的思考。1990年3月3日，萊比錫的一位女性給莫德羅政府——民主德國的最后一屆政府——的副總理盧夫特寫了一封信，其中說道：“我是非黨人士，30多年來一直在一個企業里工作，沒有挪動過地方。不久的將來這個企業里也會進行結構改革，因此失業這個惡魔也許很快就要來臨。我不知道，到時候僅僅轉變思想觀念本身是否就能在將來的‘新世界’中立足生活，就能保住衣食飯碗。取消社會主義，就等于殺死我們老百姓的最敏感的、生存畢不可少的神經！”（克里斯塔·盧夫特《最后的華爾茲——德國統一的回顧與反思》）如今在統一后的德國東部，她的擔憂已成為活生生的現實。
    這些年在原民主德國地區，很多人開始懷念起過去的時代；右翼評論家們把這看作是一種不明事理的感傷，他們譏諷道：“瞧！當初他（她）們是怎么逃離極權統治，哭著喊著投奔自由世界的？”難道這種普遍的“戀舊”真的只是右翼所謂的“好了瘡疤忘了疼”？
   “勞動（物資、工業生產）被認為是社區和團結的特權場所——這種觀點的影響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最為深刻。不僅僅是從事集體生產本身能給人帶來滿足；而且私人問題（從離婚到生病）也可以在自己的勞動集體中談論，從而使它們被放在一個適當的位置......也許那就是產生懷舊情感的終極原因，是始終懷念不復存在的‘現實社會主義’的終極原因，是這樣一種觀點產生的終極原因，即盡管現實社會主義有許多失敗和恐怖，但某種寶貴的東西也隨著它的崩潰而失去了。按照當今的思想觀念，工作本身（與‘象征性的’活動相對的手工勞動），而不是性，成了必須避開公眾眼睛的淫穢下流的場所”（斯拉沃·齊澤克《有人說過集權主義嗎？》）。
    “Ossi”和“Wessi”：兩個德國；柏林墻其實沒有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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