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歐的共產主義體制在1948-1989年還是有許多成功之處的，那些繼任者本來可以利用這個基礎，但他們更傾向于自毀長城。”
          ——本·福凱斯《東歐共產主義的興衰》

     從1989年的1月開始，東歐和蘇聯的社會主義陣地相繼淪陷；19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宮上空的紅旗落地，蘇東陣營至此全部滅亡。在這場令人眼花繚亂的政治悲劇中，除了在羅馬尼亞，支持齊奧塞斯庫的力量進行過四天巷戰之外，包括蘇聯在內的其他社會主義政權，無一不是自動繳械，望風而降；奪權者實際上未費一槍一彈，便輕易瓦解了紅色江山。盡管托洛茨基及其信徒們宣稱，他們老早就預言到了“斯大林主義”政權的末日，但托洛茨基的“預言”，正如葛蘭西所說：他（托洛茨基）的猜測或多或少都正確......正如一個人預測一個四歲的小女孩將來會變成一個母親，當她二十歲的時候真地做了母親，那個人就說：‘我猜她會的。’但忘了自己在小姑娘四歲的時候試圖強奸她，指望她四歲就當上母親。”（安東尼奧·葛蘭西《獄中札記》）事實上，即使是西方的蘇東問題專家，也大都沒能準確預見到這一結果。歷史學家約瑟夫·羅斯柴爾德認為“蘇聯不會放棄在東歐的霸權，否則它自身的合法性就受到威脅，而且蘇聯也不認為處于它的霸權之下的東歐各國實際上對它心懷不滿。”（1988年）政治學家羅文達斯基和伍德爾寫道：“由于東歐各國已經成功地在整個社會中建立起社會主義信念，如果他們能夠實現自己所承諾的社會平等的話，確立社會主義政權的合法性是可能的。”（1987年）就連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這樣與共產主義不共戴天的戰略家也只是說：“東歐社會會出現一種長期的非決定性的制度危機，這種危機最終將導致出現一個新的停滯時期。”（1988年）而另一位學者羅納爾德·阿斯穆斯甚至到了1989年8月還認為：“現在假設勃列日涅夫理論已經死亡還為時尚早。”這類例子不勝枚舉（本·福凱斯《東歐共產主義的興衰》）。前保加利亞共產黨總書記日夫科夫曾說：“真實情況是，如果不是戈爾巴喬夫進行背叛，我們社會主義大家庭各國也許不僅能拯救社會主義，而且能對社會主義進行全面改革”（《日夫科夫回憶錄》）。不管這一判斷是否過于樂觀，但是1989年的東歐和蘇聯，雖然遇到了諸多困難和挑戰，但在經濟上絕沒有陷入到“崩潰的邊緣”：在東歐，“人們的實際工資水平，出口量以及大部分經濟指標都保持增長。”（福凱斯上引書）而蘇聯經濟“不僅沒有緊縮，更沒有‘崩潰’”（大衛·科茨《來自上層的革命——蘇聯體制的終結》）；黨仍然牢牢地控制著警察和武裝部隊——羅馬尼亞是唯一的例外；沒有證據表明蘇聯東歐的大多數人民，對資本主義制度有多么渴望。但是卻“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這不是對歷史的回望，而是基于現實的憂慮。

     波蘭
     波蘭是1989年后所有悲劇的起點。                              
     在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中，波蘭有一個最為強大的反對派——它為其他東歐國家的反對派樹林了榜樣，提供了奪權的策略——成立于1980年9月17日的團結工會。1980年-1981年期間，團結工會吸引了大約1000-1200萬人入會，占全國經濟部門工人總數的70%。團結工會之所以能夠形成如此浩大的聲勢，恐怕有以下幾個原因：
     1）波蘭自身存在的經濟問題
     2）對俄國的歷史性反感與親西方的傳統。
     3）廣泛的天主教信仰。
     4）西方提供的大量援助。
     波蘭雖然地處東歐，但歷史上一直視自己為“西方”，而把俄國看成“野蠻專制”的東方國家；像普列漢諾夫這樣的俄國人，也將波蘭視作至少比俄國更接近“西方”的國家（普列漢諾夫《俄國社會思想史》）。波蘭曾被帝俄瓜分，蘇聯與波蘭的關系實際上又是主從關系，這些都形成了一種對于蘇聯及蘇聯所支持的政權的離心力。波蘭的天主教信仰十分牢固，這讓提倡無神論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面臨意識形態上的挑戰；當波蘭出身的克拉科夫樞機主教沃伊蒂瓦在1978年當選為羅馬教皇（約翰·保羅二世）后，更使得宗教熱情進一步發酵。1980年8月14日，當36歲的原電工，天主教信徒萊赫·瓦文薩第一次領導格但斯克的罷工時，“數千名罷工者與他們的家屬在列寧造船廠的兩旁跪在地上祈禱，在飾滿了鮮花的波蘭籍的羅馬教皇的肖像面前唱教會贊歌。”（羅伊·麥德維杰夫《人們所不知道的安德羅波夫——前蘇共中央總書記尤里·安德羅波夫的政治傳記》）“沒有教皇的作用，很難想象會有團結工會。”（T.G.阿什《波蘭革命》，福凱斯上引書）
     1981年10月18日，雅魯澤爾斯基取代卡尼亞的統一工人黨第一書記職位；12月13日，波蘭強力機構開始實施軍事管制，在幾小時內逮捕了團結工會的所有領導人；次年10月團結工會被取締；11-12月政府釋放了包括瓦文薩在內的工會骨干，波蘭政府暫時取得了對團結工會的“勝利”。雅魯澤爾斯基的反擊迅速而有效，原因之一是擔心蘇聯的介入，而后果則是團結工會的右傾化：“團結工會失去了其群眾運動的特征。不過，大部分工會機構依然偷偷地保存下來，只是原先使其充滿生機的群眾運動的因素被破壞了。反對派領導人和活動家所依賴的社會基礎被切斷。在這種新的條件下，他們的支持力量不再來自車間和工廠，而是來自教會。”（普杰莫斯拉夫·維耶高什《團結工會25周年——從工人革命到資本主義》，《國外理論動態》２００９年第１２期）同時，雅魯澤爾斯基政權也逐漸轉變成一個“非意識形態性質”的政權，“它同羅馬天主教會維持著良好的關系以及避免與農民有任何疏遠。”（福凱斯上引書）
     自從1970年12月，愛德華·蓋萊克成為統一工人黨第一書記后，波蘭拋棄了哥穆爾卡的“清教徒式社會主義”（拉科夫斯基語），轉向蓋萊克主張的利用外國長期信貸購買西方先進機器，同時實現所謂“四高”——高投資、高增長、高生活標準、個人高消費——的方針，其惡果就是使波蘭陷入了難以自拔的外債陷阱：1987年，經互會6個東歐成員國的外債達到760億美元，而波蘭竟占了其中的一半（360億美元）。1986年，波蘭政府總理茲比格紐·梅斯內爾對來訪的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雷日科夫說：“我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原諒蓋萊克，但只有一件事除外，那就是困擾波蘭的外債。很幸運，您不知道什么叫岌岌可危，大量的貸款猶如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一樣懸在我們的頭上，時刻威脅著我們......戰后，我們借貸了450億美元。至今我們已償還480億美元，還有350億美元的債要還。這很象一個越滾越大的雪球。”（尼古拉·雷日科夫《大動蕩的十年》）“外債意味著西方的債主們（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可以借此向東歐國家提出苛刻的條件，而東歐各國領導人則被本國民眾認為要對這些苛刻條件負責。”（福凱斯上引書）1985-1989年，波蘭人民的生活水平每年下降0.6%，由于這種經濟背景，團結工會終于在1988年卷土重來，5月和8月工會舉行了全國規模的大罷工，逼使總理梅斯內爾辭職。曾經采取霹靂手段打擊團結工會的雅魯澤爾斯基，也許是想用懷柔之策，也許是斗志低落，在第十屆中央全會上以辭職脅迫其同志同意與瓦文薩及團結工會舉行“圓桌會議”。1989年2月-4月，“圓桌會議”召開：團結工會的目標很明確，就是奪取國家政權。“與團結工會舉行的‘圓桌會議’實際上意味著波蘭統一工人黨投降”（福凱斯上引書），根據“圓桌會議”精神所進行的6月4日和18日的選舉，結果是統一工人黨遭到慘敗，在參議院的100個席位中，竟然一席未得。7月19日，雅魯澤爾斯基以微弱多數當選為波蘭總統；29日，他按照承諾辭去了統一工人黨第一書記之職，而這個黨因為他的妥協正一步步走向末路。8月17日，被議會選舉為總理的統一工人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前內務部長基什查克因團結工會的反對，以及老盟友農民黨和民主黨的倒戈，無法組建政府而被迫辭職。19日，雅魯澤爾斯基“推薦”了瓦文薩的顧問馬佐維耶茨基作為總理候選人，之后，馬佐維耶茨基輕松組閣。馬佐維耶茨基政府的23名州總理和部長中，團結工會占有12席，統一工人黨只有4席。這是一個標志性的時刻：“波蘭統一工人黨實際上已經成了裝飾品，政府真正的權力已經被團結工會掌握。接下來該團結工會亮相了，而它一上臺所采取的政策就是在逐步瓦解共產主義制度對國家和經濟的控制。”（福凱斯上引書）團結工會的勝利還向我們展示了此后東歐和蘇聯反對派屢試不爽的奪權策略：先是以舉行“自由民主選舉”的名義逼迫執政的共產黨放棄權力，但當“自由民主選舉”出現了反對派所不希望看到的結果時，又會采取種種手段，否認選舉結果，將整個選舉推倒重來，直到反對派滿意的結果出現為止；而在這個過程中，共產黨則表現得唯唯諾諾，毫無作為。
      1990年1月27日，波蘭統一工人黨滅亡。

     匈牙利

      匈牙利被歐洲稱作“土豆加牛肉的共產主義”，西方的東歐問題專家曾把匈牙利視為東歐（除南斯拉夫外）“最自由、最穩定”的國家。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卡達爾便在國內有節奏地進行經濟改革；1982年，匈牙利加入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不過J.F.布朗指出：“經濟改革是東歐產生新的不平等的動力”,“經濟改革越激進，不平等的差距越大”（福凱斯上引書），然而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內的市場派經濟專家仍在呼吁更為激進的改革。1985年，黨內的大型國有企業廠長們與經濟專家勢力發生了沖突，雖然前者在卡達爾本人的支持下獲勝，但導致經濟專家勢力“失望至極，以致在1985年的黨代會上變成了反對派。失去這些經濟專家是黨的信心下降的一個關鍵因素。”（福凱斯上引書）1986年，在黨內的“激進改革派”、“愛國人民陣線”主席伊姆雷·波日高伊的支持下，“愛國人民陣線”的35名經濟學家起草了《轉折點與改革》一文，聲稱“政府的任務就是要不斷地、有意識地消除任何對市場的限制。”1988年的社會主義工人黨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所謂關于社會主義多元化、政治民主化的綱領，“卡達爾時期的黨政高級領導人幾乎全部下馬，卡達爾本人只擔任榮譽性的黨的主席一職。”（肖楓主編《社會主義向何處去——冷戰后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大掃描》上卷）卡羅利·格羅斯接替卡達爾成為黨的第一書記，波日高伊為首的“激進改革派”們紛紛進入最高領導層。到了1989年1月，“民主社會主義者”波日高伊發動了咄咄逼人的攻勢，他以國務部長的身份，擅自發表廣播講話，宣稱要實行多黨制，并且為1956年事件平反，黨內頓時一片混亂。2月10-11日的中央全會上，出臺了一個妥協性的公報：1956年事件被定性為“人民起義”，只是“反革命分子利用這一事件為他們的利益服務”；4月，社會主義工人黨宣布放棄民主集中制。波日高伊等人不依不饒，5月的全國黨代會后，他們要求“盡快實現多黨制”和“確立三權分立的西歐型議會”（肖楓上引書），而格羅斯繼續妥協，節節敗退。6月，伊姆雷·納吉被重新安葬，1956年事件得到平反；6月-9月，匈牙利的反對派效仿團結工會，逼迫社工黨參加“圓桌會議”，沒有討價還價，社工黨幾乎答應了反對派提出的一切條件；9月13日，匈牙利實行自由選舉；10月，社會主義工人黨被禁止參加議會，6萬人的工人自衛隊遭解散；10月6日，社工黨召開十四大，黨實際上已經解體，最終分裂為九派；1989年10月7日，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滅亡。
      “這種情況實在令人費解，共產黨當局為什么要自毀前程呢？什切蘭尼的解釋......歸因于‘70年代以后黨和國家機構繼任者的變化’。70-80年代，大批年輕有為的專家進入黨和國家的權力機構，而他們與共產主義卻是同床異夢，他們很自然地只是關心自身利益，這樣，漢基斯所稱的‘權力轉軌’現象就出現了：‘......當權者之所以放棄權力，正是因為他們認識到這是將他們在舊制度下所擁有的權力轉變成新權力的極好機會。’這樣公有企業就可以變成以前經營者的私有財產。這就是東歐經濟和社會轉型的普遍模式”（福凱斯上引書）。
       和波蘭一樣，匈牙利也已跌入了外債陷阱，“......匈牙利向西方的貸款達到170億美元。到1989年底，匈牙利已經沒有了償還能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幾乎完全控制了這個國家。”（埃貢·克倫茨《89年的秋天》）歷史嚴酷地證明，對于第三世界或外圍國家來說，一旦接受了西方金融資本及其代表所制定的游戲規則，無論是擁有債權還是承擔債務，最終都難逃被綁架的命運。
      而匈牙利變色的一個連鎖后果，就是民主德國的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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