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解“毛澤東給中國留下的五個永久性疑問”

前幾天，由于一個偶然的機會，在網上看到了一篇題為《毛澤東給中國留下的五個永久性疑問》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作者對社會主義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本質的深刻了解，對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本人的深深熱愛，對中國歷史和社會現實及文革偉大意義與巨大作用的深入理解，使我產生了強烈的共鳴，而作者在文中提出的五個疑問，更是發人深思，于是在沉思了一番之后，不揣冒昧，也更自不量力，試為之做了如下的解答。　　

一，在文章中，作者向人們提出了這樣的第一個疑問：“為什么他不順勢而動，在九大報告中提出發展生產？”　　

凡屬從文革時代過來的人，今天可能還依然會記得文革時期的“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和“狠抓革命，猛促生產“這兩句著名的口號。這兩句口號是出自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人民日報》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發表的一篇題為《抓革命，促生產》的社論。同年的十二月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并通過了《關于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草案）》，《規定》指出：“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為了促進人的思想革命化，帶動生產的發展。”要求“堅持八小時工作制，遵守勞動紀律，完成生產定額”；“保證產品的質量，力求高質量”，并提出了由群眾選舉產生的領導班子負生產責任。　　

從《人民日報》的這篇社論和中央政治局所做的《關于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草案）》這個決定中就能看出，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發展生產的要求，始終是貫穿于文革全部過程的。《抓革命，促生產》這篇社論的標題，后來還演化出了諸如“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狠抓革命，猛促生產”、“革命生產兩不誤”等句著名的口號。這些口號，在文革時期的中國，可以說是家喻戶曉，人人知道。文革時期極為流行的由著名的歌唱家馬玉濤演唱的《貧下中農最愛毛主席》這首歌里就有“狠抓革命，猛促生產，學習大寨堅定不移。”這樣的歌詞。凡是唱過這首歌的人，今天也應該會對這句歌詞還有些印象，通過這些歌詞，自然就會回想起文革時期的這些口號。　　

生產應該包括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部分內容。根據生產關系對生產力具有反作用的原理，人們的自覺意識越是強烈，對生產力發展所產生的推動作用就會越大，從而對生產發展所產生的推動作用也就會越大。而革命對人的自覺意識的提高，又有著令人無法想像的巨大推動作用，所以馬克思才會說“革命是道德的凈化器”。而且，文革的一項重要的具體內容，就是改善不合理的生產關系。始創于一九六0年，而直到文革期間在全國才得到普遍推廣的，曾經被毛澤東譽為是“鞍鋼憲法”的“兩參一改三結合”這種社會主義現代工礦企業管理方式，直到今天在全世界的范圍內還是最為合理的現代工礦企業管理方式而被許多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普遍采用。　　

文革就是通過改善不合理的生產關系，通過改造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等方式，來充分發揮和調動人們的生產積極性，從而來達到推進生產力和生產快速發展的目的。從文革期間我國科學技術事業和工業制造能力的巨大發展以及王進喜、陳永貴、李四光、錢學森等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的優秀代表當選為“九大”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上，就足以能夠看出毛澤東和黨中央在大力改善生產關系的同時，對發展生產力和發展生產的重視程度。正是由于抓革命是方式，促生產才是目的的這樣一條路線始終貫穿于文革的全部過程，所以在“九大”上才沒有再單獨地強調發展生產和發展生產力。只要充分發揮和調動了人們的生產積極性，生產的發展和生產力的發展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在“抓革命，促生產”已家喻戶曉的情況下，如果在惜字如金的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里再單獨地強調發展生產，不僅會使人產生多此一舉的感覺，而且也會沖淡報告的主要內容。　　

今天經歷過文革時代的人們大多還應該記得的十年文革期間我國在科學技術和工業制造方面取得的主要成就有：　　

一九六六年，仿制蘇聯的66式152毫米口徑榴彈炮制造成功并開始裝備部隊。　　

一九七0 年，自主研制的70式130毫米口徑火箭炮制造成功并開始裝備部隊。　　

一九七四年，自主研制的74式火箭布雷車制造成功并開始裝備部隊。　　

一九六九年，自主研制的69式40火箭筒開始制造并裝備部隊。　　

一九六九年，自主研制的69式主戰坦克開始制造并裝備部隊。　　

一九六九年，自主研制的69式水陸兩用坦克開始制造并裝備部隊。　　

一九六六年，仿制蘇聯的導彈艇入役。　　

一九七一年，我國自主研制的導彈驅逐艦---105艦入役。　　

一九七三年，我國研制的第一型反艦導彈，鷹擊1號制造成功，并開始裝備部隊。　　

一九七四年，我國自主研制的第一型中型常規動力魚雷攻擊潛艇035型入役。　　

一九七四年，我國自主研制的第一艘核動力魚雷攻擊核潛艇長征1號入役。　　

一九七六年，我國自主研制的第一型水上轟炸機，水轟5制造成功并開始裝備部隊。　　

一九七六年，我國自主研制的第一型反艦導彈，海鷹1號制造成功并開始裝備部隊。　　

在建造第一艘核動力攻擊型核潛艇的同時，我國的第一艘核動力彈道導彈潛水艇也完成了全部的研制工作并開工建造，于其后不久的一九八一年入役。　　

一九六六年，我國的殲7戰斗機仿制成功并開始裝備部隊。　　

一九六六年，我國的第一型轟炸機，轟5仿制成功并開始裝備部隊。　　

一九六六年，我國的第一型地空導彈，紅旗2號導彈研制成功并開始裝備部隊。　　

一九六八年，我國的第一型中型轟炸機，轟6仿制成功并開始裝備部隊。　　

一九六九年，我國自主研制的殲8戰斗機首飛成功，并于七十年代末裝備部隊　　

一九六九年，我國自主研制的強5型強擊機制造成功并開始裝備部隊。　　

一九七二年，強5核武器運載機制造成功并裝備部隊。　　

一九七五年，殲偵6型飛機制造成功并裝備部隊。　　

一九七六年，殲教6型飛機制造成功并裝備部隊。　　

一九六六年，我國自主研制的第一枚中程地對地導彈發射成功。　　

一九六七年，我國的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　　

一九六六年，我國的第一臺2200馬力的柴油機研制成功　　

一九六六年，我國的第一臺自行設計的紅旗轎車制造成功。　　

一九六六年，我國的第一艘自行設計的海洋科學考察船制造成功。　　

一九六六年，我國的第一臺3.2毫米波段的太陽射電望遠鏡研制成功。　　

一九六六年，我國的第一枚地對空導彈，紅旗2號導彈仿制成功。　　

一九六六年，我國的第一架轟炸機，轟5仿制成功。　　

一九六六年，我國自行設計的第一艘萬噸級遠洋貨輪“東風”號制造成功。　　

一九六六年，我國自行研制的第一枚中程地對地導彈發射成功。　　

一九六七年，我國的第一臺新型晶體管大型通用電子計算機研制成功。　　

一九六七年，我國的第一臺無線電望遠鏡研制成功。　　

一九六七年，我國的第一臺自主研制的100噸礦山鐵路自翻車制造成功。　　

一九六七年，我國的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　　

一九六七年，我國的第一臺自動化立體攝影機研制成功。　　

一九六七年，我國開始了國家導彈防御系統，640工程開始建設。　　

一九六八年，我國自行設計的南京長江大橋建成通車。　　

一九六八年，我國自行設計的第一臺深井石油鉆井機制造成功。　　

一九六八年，我國仿制的第一架中型轟炸機，轟6制造成功。　　

一九六九年，我國仿制的第一架強擊機，強5制造成功。　　

一九六九年，我國進行了第一次地下核爆炸。　　

一九六九年，我國自行設計的第一型坦克，69式坦克研制成功。　　

一九六九年，我國研制的第一臺電子式中文電報快速收報機制造成功。　　

一九六九年，我國研制成功抗菌新藥，慶大霉素。　　

一九六九年，我國自主設計的第一臺12.5千瓦雙水內冷式汽輪發電機制造成功。　　

一九六九年, 我國的第一臺五千馬力內燃機車研制成功。　　

一九六九年，我國自行設計的第一艘萬噸級油輪制造成功。　　

一九六九年，我國自行設計的32噸自卸載重汽車制造成功。　　

一九六九年，我國自行設計的大型煤氣化溶渣爐制造成功。　　

一九六九年，我國自行設計的第一條地鐵建成。　　

一九七0年，我國研制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發射成功。　　

一九七0年，我國自行設計的第一臺“一步法”染印機制造成功。　　

一九七0年，我國自行設計的第一臺40萬倍的大型電子顯微鏡制造成功。　　

一九七一年，我國研制的第一顆科學實驗人造地球衛星制造并成功發射　　

一九七一年，我國自行設計的第一艘導彈驅逐艦制造成功。　　

一九七一年，我國自行設計的第一艘兩萬噸級貨輪“長風”號制造成功。　　

一九七二年，我國自行設計的容量為七點四兆字節的磁盤機制造成功。　　

一九七二年，我國自行設計的第一臺組合式機床制造成功。　　

一九七二年，我國研制出第一顆新型氫彈。　　

一九七二年，我國自主研制的自升式海洋石油鉆井平臺，渤海1號制造成功。　　

一九七三年，我國的第一臺百萬次集成電路計算機研制成功。　　

一九七三年，世界上首株雜交水稻在中國培育成功。　　

      一九七三年，我國的第一型反艦導彈，鷹擊1號仿制成功。　　

一九七四年，我國的第一臺硒靜電復印機研制成功。　　

一九七四年，我國自主研制的第一艘核潛艇制造成功。　　

一九七四年，我國的第一臺DJS—130小型電子計算機研制成功。　　

一九七四年，我國自主設計的第一艘2.5萬級油輪制造成功。　　

一九七四年，我國自主設計的第一艘2.5萬噸級的浮船塢“黃山”號建成。　　

一九七四年，我國自主設計的第一艘500噸級起重船制造成功。　　

一九七四年，我國自主設計的第一臺4000馬力的交直流電傳動的內燃機車制造成功。　　

一九七四年，我國自主研制的視網膜激光凝固器制造成功。　　

一九七四年，我國的第一臺高級臺式電子計算機制造成功。　　

一九七四年，我國的第一臺30萬千瓦水輪發電機研制成功。　　

一九七四年，我國的第一臺大型豎井鉆機研制成功。　　

一九七五年，我國的第一顆返回式遙感衛星研制成功。　　

一九七五年，我國自主設計的第一條電氣化鐵路，寶成鐵路建成。　　

一九七五年，我國的第一顆技術試驗衛星研制成功。　　

一九七六年，我國研制的第一臺大型通用集成電路計算機制造成功。　　

一九七六年，我國自主設計的第一艘海底布纜船，“郵電1”號制造成功。　　

一九七六年，我國仿制的第一型水上轟炸機，水轟5制造成功。　　

一九七六年，我國自主研制制的第一枚反艦導彈海鷹1號制造成功。　　

一九七六年，我國自主研制第一臺30萬千瓦雙水內冷式汽輪發電機制造成功。　　

從上述文革期間我國所取得的眾多“第一”中不難看出，文革期間我國的生產和生產力發展不僅始終沒有放松，而且還獲得了高速的發展。今天的許多中國人之所以會認為文革期間我國的生產和生產力發展緩慢或是出現了嚴重倒退，就是由于在三十多年來的欺騙宣傳下，不僅造成了對我國的近現代歷史、尤其是我國科學技術和工業制造能力基礎極差的歷史不了解，而且更是對什么是生產力產生了強烈的誤解。　　

對于什么是生產力，傳統的解答為生產力就是人類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而改革開放之后的我國，許多人更是普遍把生產力的涵蓋范圍主要界定在了與人們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衣、食、住、行”上。其實，生產力的內容不僅只包括了人類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而且更應該包括人類之間相互征服與反征服的能力。　　

今天的某些人不知出于什么樣的目的，也不知通過什么樣的方式，竟然研究得出了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期，大清王朝的GDP不低于大英帝國，或許還高于大英帝國的結論。也許這個結論是正確的，可“鴉片戰爭”的結果及其給中國帶來的滅頂般的災難更是舉世皆知的。在GDP不輸于對手的情況下而敗于對手，那么就不僅僅要對比交戰雙方的GDP總量，而更要對比交戰雙方的GDP結構。大清王朝巨大的GDP總量是由“棉、茶、絲、布、瓷”的生產為主構成的，所以大清王朝的GDP雖然能夠解決人們的“吃、穿、用”問題，但卻不能解決為大清王朝的軍隊提供一支可以用來反擊侵略的鋼槍的問題；大英帝國的GDP是由鋼鐵、造船、軍工為主構成的，所以大英帝國的GDP雖然不能解決人們的“吃、穿、用”問題，但卻解決了為大英帝國的軍隊提供發動侵略戰爭的鋼槍的問題。于是，最終的結果就是大清王朝數量巨大的由“棉、茶、絲、布、瓷”為主構成的GDP，解決的卻是大英帝國子民的“吃、穿、用”問題。我國在改革開放之前研制出的原子彈和氫彈，雖然沒有徹底解決中國人的“吃、穿、用”的問題，但卻保住了中國人其后發展“吃、穿、用”的成果，從而解決了中國人的“吃、穿、用”的問題，由此可見，制造原子彈和氫彈的能力，同樣也是生產力，而且還是更大的生產力。制造原子彈和氫彈也是生產，而且還是最先進的生產。　　

二，作者提出的第二個疑問是：“為什么他急于要緩和和‘美帝’的關系，向西方國家打開了國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世界不僅已經進入了美蘇兩個大國主宰一切的“雅爾塔體系”時代，而且亞洲和非洲的許多國家，還仍然處在舊殖民統治體系的統治之中，沒有爭取到民族獨立。自從歐美國家完成了工業革命，生產力完成了質的改變，人類征服自然和人類之間相互征服與反征服的能力有迅速地提升之后，整個世界便全部被納入到了大國主宰與征服下的體系之中，世界上再也找不到一片安寧的土地，弱國和小國的命運開始交由大國和強國掌握，一些弱小的民族不斷地遭到滅絕。大國之間爭斗之后的暫時與妥協，便構成了所謂的“世界體系”。中華民族自一八四0年的“鴉片戰爭”開始，便被納入到了所謂的這樣“世界體系”之中。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的中國，雖然獲得了戰爭的勝利，但卻并沒有取得真正的民族獨立。美英蘇三國的一紙“雅爾塔協定”，便將中華民國捆綁到了美國的陣營之中。中華民族若想發展，那么就不僅要徹底擺脫大國的壓迫而獲得真正的獨立自主，而且還必須要打破大國主宰一切的世界格局。以抗美援朝戰爭為標志，中華民族以不惜付出任何民族犧牲為代價，要維護國際正義、也要捍衛世界和平的犧牲精神和無畏勇氣，向世界宣告了大國主宰一切的時代已經結束。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后，中華民族為了支援世界上那些尚處在帝國主義強國和老牌殖民主義大國壓迫和殖民統治下的弱小國家和弱小民族為擺脫帝國主義壓迫和掙脫殖民統治枷鎖，在還沒有醫治好自己的戰爭創傷的情況下，不僅先后進行了抗法援越戰爭、抗美援朝戰爭和抗美援越戰爭，而且還為亞洲、非洲和歐洲的許多國家提供了大量的物資支援和堅定的國際道義支援。在新中國的帶動、影響和堅決地支援之下，不僅世界上的那些處在帝國主義國家和老牌殖民主義國家壓迫和統治下的弱小國家和殖民地人民掀起了波瀾壯闊的民族解放斗爭，而且就連處在美國壓迫下的一些老牌殖民主義大國也開始了反抗美國壓迫的斗爭。在新中國造了以蘇聯為首的所謂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反的影響下，法國也造了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的反，不僅于一九六三年退出了美國主導下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并且還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總部趕出了巴黎。同年，法國又公開拒絕了在美蘇主導下的、意在限制別國核武器發展的《關于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上簽字，帶頭挫敗了美英蘇三國限制法國和我國發展核武器的圖謀。新中國以維護和捍衛國際正義與世界和平為號召，帶頭向已經持續了二百多年的大國主宰一切的世界格局發起了挑戰。在毛澤東超凡的斗爭藝術面前，美國頻頻落敗，其拼命在維護的世界霸權面臨土崩瓦解的局面。為了維持殘存的霸權，美國急于同新中國謀求和解，于是，在中國公開支持下的印度支那人民的抗美救國戰爭打得正緊張激烈的時候，在毛澤東于天安門廣場公開發表號召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帝國主義及其一切走狗的“五·二0聲明”僅僅一年多之后，美國總統尼克松便只好打破先例，不遠萬里地跑到了還沒有外交關系的新中國，到毛澤東的書房里來拜見毛澤東，以其成全他能完成從越南實現體面地撤軍的行動。　　　

回顧歷史，就是為了澄清了這樣的一個歷史事實，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之下，是“美帝”急于和中國緩和關系，而不是毛澤東要急于緩和與“美帝”的關系；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先向中國打開了他們的國門，而不是毛澤東先向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打開了自己的國門。毛澤東之所以會同“美帝”緩和關系，不僅是為了聯合世界上的所有力量，來共同反對蘇聯這個打著社會主義旗號的在世界上到處推行霸權的極為陰險且更具欺騙力的社會帝國主義國家，而且更是為了促進我國的國民經濟發展。當年，對我國的國民經濟發展起了極大促進作用，在解決人民群眾“吃、穿、用”問題上發揮了重要作用的“四·三方案”，就是在同“美帝”緩和了關系之后，才得以實施的。　　

三，作者在他的第三個疑問中提出了：“為什么他一直對鄧小平割舍不下，一邊說‘走資派還在走’，一邊還賦予其極高的權力和地位？”

在毛澤東的眼中，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隊伍里，林彪和鄧小平不僅是兩位不可多得的全才、帥才，而且更是自己將他們從基層一手教育培養提拔起來的，因此自認為對他們二人了解頗深。林鄧二人的性格極為相像，都極有城府，含而不露，卻又敢作敢為，多謀善斷，勇于任事，勇于決策。林彪擅長縱橫疆場，攻城拔寨。鄧小平卻更精于運籌帷幄，折沖尊俎。在紅軍時期，雖然林彪戰功赫赫，但鄧小平更有發動和領導“百色起義”之功。抗日戰爭期間，林彪在打勝了威震華夏的“平型關戰役”之后，因傷離開了戰場。而鄧小平卻出任了一二九師的政委，從此正式成為了獨當一面的要員。雖然在軍事指揮上毛澤東還不得不借重于劉伯承，但毛澤東明顯的是更信任鄧小平。解放戰爭中，林彪坐鎮東北，建立了鞏固的東北根據地。而鄧小平統帥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拉開了解放戰爭戰略進攻的序幕。到了解放戰爭的后期，林彪先后擔任了遼沈和平津兩大戰役的前委書記。而鄧小平也將淮海和渡江兩大戰役的總前委書記一職攬入了懷中。從林彪和鄧小平的履歷上看，兩個人真可謂是并駕齊驅，旗鼓相當，各不相讓。　　

建國之后，鄧小平先于林彪于一九五三年進入中央擔任要職。隨后又在一九五六年召開的黨的“八大”上當選為了中央常委和總書記。而林彪更是后來居上，于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召開的黨的“八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了政治局常委、副主席，暫時位列鄧小平之前。雖然在文革中毛澤東讓鄧小平靠邊站了，但毛澤東卻始終是將鄧小平與劉少奇分開來對待。　　

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想法應該是由來已久，而絕不是心血來潮。但是毛澤東也清楚地知道，文革由于觸動了那些老干部的利益，所以必然會遭到多數人的反對。雖然憑著自己巨大的威望也能將文革發動起來，但是如果沒有一個堅強而有力的接班人，那么在自己身后，文革也注定會陷于失敗。而在當時，能夠符合毛澤東的內心愿望和當時中國歷史條件的接班人，只有林彪和鄧小平兩人。　　

對中國共產黨，高崗曾經把它分成了根據地黨和城市地下黨兩部分。雖然毛澤東從維護黨內團結的高度考慮而沒有支持高崗的這一看法，但高崗所說的，確實也是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　　

在殘酷的革命戰爭年代，黨和人民軍隊的發展是相當艱難曲折的。由于受殘酷的斗爭環境的限制，特別是中國革命不得不走的分散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這條武裝斗爭道路，使我黨創建并領導的這支人民軍隊是從許多不同的方向、不同的“山頭”匯集到一起的。雖然在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引導下，在黨的統一領導和指揮下，人民軍隊最終凝結成了一個堅強的整體，但是軍內“山頭”林立，派系叢生也確實是客觀的事實。　　

我黨和我國的許多高級干部，尤其是軍隊中的那些高級將領及從軍隊中走出來的高級干部，大多數都是文化程度很低或是根本就沒有文化的貧苦農民出身，他們當中的一大部分人，當初參加革命的動機和目的，并不是懷有什么崇高的革命理想，而不過與陳勝吳廣一樣，就是要通過“老子打天下，老子就應該坐天下”的這種方式，以求改變自身的命運，而有的參加革命的動機甚至竟然就是為了能混上一口飯吃這么簡單。由于這些人的文化程度很低或是根本就沒有文化，所以不可能系統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而在艱苦繁忙的革命戰爭年代，黨也無法對他們進行系統地培養和教育。這些人雖然文化程度很低或是根本就沒有文化，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了解知道的也更少，但是由于他們都經過了長期革命戰爭的千錘百煉，所以每個人都具有極其豐富的斗爭經驗和膽識。特別是由于在他們參加革命的初期，都是在相對獨立和分散的狀態下成長起來的，并且由于自身的黨性不強而在傳統文化的熏陶下封建意識卻很強烈，因此許多人又都養成了只服從自己直接上級的習慣，其他系統的領導有時就很難領導他們。當年，黨中央直接率領的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會師之初，黨中央不僅根本就指揮不動紅四方面軍，而且還險些被紅四方面軍吞掉。這其中雖然有張國燾從中作梗的因素，但是也與紅四方面軍的將領在長期分散獨立狀態下養成的只服從張國燾一人的習慣有關。對于這些人，其他系統的領導如果能夠讓他們心悅誠服，那就不僅要具有高超的領導能力和領導藝術，而且還要具有相當的資歷和功績。革命成功之后，這些人都身居高位。其中有些人在“老子打天下，老子就應該坐天下”這種思想的驅使下，迅速地腐化變質。毛澤東所說的：“做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的利益。他們有了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這句話，就是指向的他們。而且也就是他們，在文革初期還僅僅是對文革表示出了極大的反感。而當文革觸及到了他們的既得利益的時候，他們便出來公然抗拒文革了。甚至像制造“武漢七·二0事件”的陳再道和青海的趙永夫等人，竟然敢于武力抗拒。而在中央，幾位老帥更是帶頭掀起了“二月逆流”。　　

林彪于一九二五年考入了黃埔軍校第四期，并在同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先后參加了北伐戰爭，南昌起義，湘南暴動和井岡山會師。而鄧小平則更是早在一九二0年，就隨同一大批投身革命的有志青年到法國去尋求革命真理，并早于林彪于一九二四年就入了黨。林彪無論是在土地革命時期、抗日戰爭時期，還是在解放戰爭時期，都是戰功赫赫。而鄧小平則是從中央根據地走出來的，后來又長期擔任由原紅四方面軍部隊組成的一二九師的政委，故而解放軍中的原紅軍一、四方面軍這兩個最大的兩個山頭都有很深的淵源，且本身更有發動和領導百色起義的歷史功績。林彪的戰功和軍事指揮造詣在全軍無人能敵，而鄧小平的政治才能在全黨更堪稱出類拔萃。所以，在毛澤東身后能夠鎮得住這些驕兵悍將的，也就只有林彪和鄧小平兩個人了。林彪的年齡比毛澤東小十三歲，鄧小平的年齡比毛澤東小十一歲。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時候，鄧小平六十二歲，而林彪更是只有五十九歲。如果他倆之中的一人能夠擔當起在毛澤東身后繼續領導文革的歷史重任，那么以他們這樣的年齡，足以能夠使毛澤東開創的文革偉大事業持續二十多年。只要文革能夠持續二十多年，中國人民也就足以成熟起來了。由于在毛澤東發動文革之前林彪表現出了對毛澤東的步步緊跟，并且在文革初期更是表現出了對文革的堅決支持。因此，毛澤東才破天荒般地同意在黨章中明確了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期望林彪能夠將他所開創的文革事業繼續進行下去。但是從后來林彪爭做國家主席的行為上來看，林彪確實是只把文革當成是了一場搞掉劉少奇的簡單的政治運動，而并沒有完全理解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真正目的和文革的深刻歷史意義，所以文革后期的發展形勢才會超出林彪對文革的理解能力和認識能力，使之與毛澤東產生了嚴重的分歧，并最終導致了其走上背叛毛澤東的道路。　　

林彪事件發生之后，鄧小平不僅迅速復出，而且提升的速度更是快得驚人，以至于許多人至今還在為之費解。其實，鄧小平能夠復出并得以迅速提升，源于毛澤東始終在關注著他。而鄧小平也明知道毛澤東始終在關注著自己，所以才在江西一邊修身養性，一邊韜光養晦，由此交上了一份令毛澤東感到十分滿意的答卷。　　

鄧小平雖然在文革期間被打成了是劉少奇司令部的二號人物，但與個人經歷極為復雜的劉少奇不同，鄧小平可謂是“根紅苗壯”，在歷史上找不出其任何污點。因此，文革期間鄧小平雖然被打成了是劉少奇司令部里的二號人物，但鄧小平卻既沒有受到公開的批斗，也未被立為專案審查，只是用當時的話來說是靠邊站。尤其是毛澤東在具體地對待鄧小平的方式上，更是與文革中其他所有被打倒的人不同，毛澤東始終不允許任何人插手對鄧小平的監管問題，而只是由中共中央辦公室主任汪東興親自作為負責對鄧小平進行監管和考察的唯一責任人。這種方式，其實完全可以說是毛澤東在用另外一種方式來對鄧小平進行培養和教育。從上述情況來分析，毛澤東對鄧小平并不是從文革一開始就從此棄之不用，而只是想對鄧小平采取與對待其他老干部同樣的做法，將其放在爐火中燒一燒，使其能夠得到更多的鍛煉和考驗，從而全面提高他的思想覺悟和駕馭全局的工作能力。這種做法，用舊官場上的話說，就是煞一煞鄧小平的銳氣，培養其心理承受能力，以備林彪一旦出現問題，好替補接班。用現在流行的話說，鄧小平就是毛澤東培養的接班人的“備份”。在鄧小平第二次復出之后，毛澤東仍是繼續一面用批“走資派還在走”的方式提示鄧小平要不忘文革前的教訓，要不斷地加強思想和靈魂改造，要發揚人民民主，要讓人民監督官僚，防止官僚主義、防止修正主義，要繼續謙虛謹慎。一面以對鄧小平委以黨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等鄧小平以前還從來沒有擔任過的重要職務的方式，公開向世人宣告了自己在培養鄧小平接班的打算。尤其讓鄧小平出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這個與黨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的地位非常懸殊，而且還是鄧小平此前從來沒有擔任過的軍事主官的一職，那就不僅僅是在培養鄧小平，而是在樹鄧小平的權威了。可見，毛澤東對鄧小平是寄予了多么大的期望啊！正是由于鄧小平是林彪叛逃之后符合毛澤東心中接班人條件的唯一人選，所以，毛澤東才對他割舍不下。　　

四，作者在他的第四個疑問中提到：“為什么他閉口不談文革的結束時間，卻要求鄧小平來為文革做總結？”

想知道毛澤東為什么不急于結束文革，那么就必須首先知道毛澤東問什么要發動文革。對于文革，如果僅僅是把它當做是一場群眾性的政治運動來看待，那么就永遠也弄不清文革的真相。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本意，的確是要革中國傳統文化中腐朽墮落因素的命，并在經過了革命的傳統文化的基礎上，遵循“洋為中用，古為今用”的原則，創造出中國無產階級的新文化。所以，文革決不是單純地為了革哪個階級或是哪個人的命，更不是要革中國所有傳統文化的命。文革只是要以清除我國傳統文化中腐朽墮落因素的方式，來凈化每個人的思想和靈魂，進而達到凈化我們這個民族的目的。　　

拋開那些以妖魔“文革”或是歪曲“文革”為目的的人，今天許多研究“文革”的人，絕大多數都只認為毛主席發動文革的目的只是為了反修防修，只是為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反修防修和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確實是毛主席發動“文革”的目的，但是這個目的只是毛主席發動“文革”的第一層目的。毛主席發動“文革”的第二層目的，就是要通過采取對我國傳統文化進行革命的方式，鏟除其中腐朽墮落的因素，從而徹底鏟除修正主義的產生和資本主義復辟的土壤。而且文革更要創造出我國無產階級的新文化，并用以教育我國的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群眾，使他們增強對事務的識別能力，增強敢于斗爭的無畏勇氣和犧牲精神，從而在中國共產黨內一旦產生了修正主義的時候、在我國一旦發生了資本主義復辟的時候，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群眾能夠勇敢地站起來進行反抗，粉碎資本主義的復辟。所以，以廣泛的群眾運動的方式開展文化大革命，就是為了使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群眾能夠在運動中培養、鍛煉和造就“敢與干”的犧牲精神和無畏的勇氣。在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群眾失去了國家政權的情況下，只有“敢與干”，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群眾才能維護自己的階級利益。尤其是“敢”，則更是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群眾產生精神力量的基礎。相對于擁有一切國家權力的統治階級，“敢”對于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群眾來說，則顯得尤為重要。只有“敢”的勇氣，才會有“干”的實際行動。因此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為了鏟除已經滲透到了中國人骨髓里的私有意識和培養、鍛煉與造就中國人的強悍性格、犧牲精神和無畏的勇氣，毛澤東才一再發出“我贊成這樣的口號，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馬克思主義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叫做造反有理”、“要斗私批修”、“要經風雨，見世面”這樣的號召，并且還非常贊賞和積極鼓勵人民群眾大力發揚和保持產生或流行于文革之中的“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狠斗私字一閃念”、“斗私不怕疼，揭私不怕羞”等敢于犧牲的精神和無私無畏的勇氣以及真誠的品質。而人民群眾在文化大革命中開展大批判的時候，不僅也狠斗了“私”，狠批了“修”，而且更曾經重點批判了xxx“黑六論”中的“馴服工具論”和“入黨做官論”以及“五分加綿羊”式的資產階級的教育路線和教育目的。　　

直到今天，仍有許多的人對毛澤東為什么要革我國傳統文化的命都感到不理解，甚至就連許多至今仍對“文革”持認可和贊同態度的人對毛澤東為什么要革我國傳統文化的命也感到疑惑。當年，毛澤東之所以要以群眾運動的方式來革我國傳統文化中腐朽墮落因素的命，不僅是單單為了徹底鏟除修正主義產生和資本主義復辟的文化土壤，而更是為了培養和造就我國的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群眾“敢與干”的犧牲精神和無畏的勇氣。“敢與干”犧牲精神和無畏的勇氣，是包括我國無產階級在內的所有中國人所缺少的。中國人之所以會缺少“敢與干”的犧牲精神和無畏的勇氣，就是由于我國的傳統文化中腐朽墮落的因素太多才造成的。我國的傳統文化中之所以會有太多的腐朽墮落因素，就是由于我國長期以來一直沒有形成一種統一的民族文化。所以，這樣的文化不僅不能給中國人提供一種統一的價值觀念，從而造成了中國人對是非善惡的判斷標準和人生觀念的混亂，而且其中必然還會產生和潛藏著大量的腐朽墮落因素。我國傳統文化中腐朽墮落因素表現出的就是“私與弱”，就是只求收獲，不講付出，或是只求自己收獲，而卻要別人付出。這種表現，就是由于我國的傳統文化過于的講求崇智而不崇尚勇才導致的。智，就是智慧，智慧的展示必須要借助他人的力量或是借用別人的付出才能實現的。勇，就是勇氣，就是勇敢，而勇卻必須要靠自己的付出才能展現出來。正是由于我國傳統文化中這種腐朽墮落的因素對中國人的侵蝕極大，所以，絕大多數的中國人才都充滿了像寓言《猴子與貓》中的猴子那樣的智慧，而卻缺少貓那樣的勇敢。就是由于缺少勇，才使絕大多數中國人養成了絕少犧牲的精神與極端馴服的性格。南京大屠殺中，上百萬的中國人，其中還包括十幾萬的國民黨軍士兵，就是由于很少有人肯犧牲自己，所以三十多萬的中國人才成了“犧牲”。而這種想象，即使在今天也同樣普遍存在著。面對洋奴買辦漢奸瘋狂地出賣民族利益和對無產階級及勞動人民群眾肆意地欺壓盤剝，好多的人都只是盼望著毛毛澤東能夠復生或是上天能再給中華民族降生一位毛澤東來拯救自己，來拯救中華民族，而卻很少有人希望自己能成為第二個毛澤東，從而去拯救他人，去拯救這個民族。　　

今天，面對勞動人民群眾再吃二遍苦，重遭二茬罪的悲慘結局，有人責怪毛主席當初為什么不將那些修正主義分子和資產階級分子斬草除根，為什么不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形成制度化而固定下來。這樣的責怪其實沒有任何的意義，制度既能因人而立，那就也能因人而廢，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對我國對國家的根本大法《憲法》的修改，就比中老年婦女描眉抹粉還要隨意。而且當年毛主席也確實將“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這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最具實質性意義的內容和罷工自由這項工人階級最基本的權力寫進了“七·五憲法”。但是，從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這句話到今天雖然還依舊寫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里，可工人階級卻能被隨意地趕出工廠和礦山這種情況看，寫在紙面上的法律和現實之間，總是會有一定的差距的。可見，任何的制度都不是一勞永逸的，也不是萬能的，更不是牢不可破的。所以，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群眾的權力不僅要依靠制度來維護，而更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來維護。至于毛澤東沒有將修正主義分子和資產階級分子斬草除根，這既不是因為毛澤東受了某人的欺騙，也不是當時的那批修正主義分子和資產階級分子有什么特異功能而長期潛藏了下來。這個問題就是列寧所論述那樣，是自發地、每日每時地、大量產生的。即使毛澤東將當時的那批修正主義分子和資產階級分子斬草除根，那么新生的修正主義分子和資產階級分子也是會隨時產生的。所以，鏟除修正主義分子和資產階級分子，不是毛澤東那一代人就能完成的，而是要經過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群眾長期持久的努力，要靠不斷地進行文化革命的方式來改造人們的思想。　　

非常了解中國的毛澤東清楚地知道，在“私與弱”等腐朽墮落因素過多的傳統文化這塊土壤上，修正主義的產生和資本主義的復辟是非常容易的。毛澤東生前就曾經總結道：“林彪一類的騙子一上臺，搞資本主義很容易”。毛澤東不僅清楚地知道在我國復辟資本主義的容易，而且也更知道在我國復辟資本主義為什么容易的根本原因，那是中國人在性格上過于柔弱和自私心理過于濃郁的這個缺憾。因此，毛澤東才要用革傳統文化中腐朽墮落因素的命并創造中國無產階級新文化的這種辦法，來驅除中國人過于濃郁的自私心理，來重新恢復中華民族的血性，來重新塑造中國人的強悍性格。但是，一個民族血性的恢復和一個人的性格與心理的改變，卻不是一朝一夕之間就能完成的。所以毛澤東才不僅說這場文化大革命只是一場預演，而且文化大革命還要每隔七、八年就再來一次。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腐朽墮落因素還沒有徹底清除之前，在中國人的性格還沒有徹底改造之前，在無產階級的新文化還沒有創造出來之后，在自己的身體狀況還能支撐他將文革進行下去的情況下，毛澤東是不會輕易宣告文革結束的。　　

至于毛澤東為什么偏偏要求鄧小平來組織為文革作總結？基于在回答第三個疑問中的上述分析，毛澤東此舉的目的可能有二：一，正是由于鄧小平在林彪叛逃之后在客觀條件上成了唯一符合毛澤東心中接班人標準的人，所以毛澤東才對鄧小平割舍不下。而正是由于割舍不下，所以毛澤東才想努力地將鄧小平培養成為合格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以繼承他所開創的偉大事業，將文革繼續進行下去。但是，鄧小平在文革之前的表現，終究也會讓毛澤東有些不放心。所以毛澤東才決定讓鄧小平來組織對文革做出總結。通過組織對文革做出總結過程，使鄧小平能夠全面地了解文革的整個經過，畢竟鄧小平在文革開始之后不久便靠邊站了，對文革期間全國的形勢及文革的整個經過不可能有全面的了解，因而通過由鄧小平來組織為文革作總結，也使鄧小平自己再加深一次對文革的理解，再接受一次文革的教育，再觸及一次思想和靈魂，以便從中深刻地領會和理解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真正目的和文革的偉大作用及偉大意義。只有全面深刻地理解了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真正目的和開展文革對中華民族的重要性與必要性，才能將毛澤東開創的文革事業進行下去。二，在毛澤東健在的情況下對文革做出的總結，只能是對文革肯定的總結。由鄧小平組織為文革做出肯定的總結，也就等于是在鄧小平自己給自己帶上了保證對文革“永不翻案”的緊箍咒的基礎上，又加上了一道如同如來佛貼在五行山上的壓住孫悟空的符咒，從而使鄧小平不便輕易地否定文革。正是由于鄧小平看穿了毛澤東讓他來組織對文革做出總結的真實意圖，而且鄧小平也看到了毛澤東在身體健康上也是走到了末路，于是鄧小平才對毛澤東的要求從婉言拒絕走向了公開對抗，徹底表露出了他在思想深處對文革的徹底否定。每當歷史回憶到這里，總有人會產生這樣的疑問，既然鄧小平已經暴露出了他對文革持徹底否定的態度，那么毛澤東為什么不以政治方式一勞永逸地解決鄧小平的問題？毛澤東發動的這場文革，只是為了通過文化革命來達到改造人的思想、甚至是達到改造人的靈魂的目的，而不是為了以政治方式一勞永逸的解決哪個人。變歷來殘酷的政治革命為只觸及思想和靈魂的文化革命，這才是文革的真諦之所在。如果毛澤東采取政治方式一勞永逸的解決掉哪個人，那文革就將由一場思想和靈魂的改造運動變成一場清洗異己的政治運動，那樣文革才是徹底失敗了。所以，毛澤東寧可自己被打得粉碎，也要為中華民族，而且也為全人類探求和開辟一條從根本上有別于以暴止暴的和平通往美好未來的道路。　　

五，作者在文章中提出的“為什么他在臨終之前不斷打壓他自己培植起來的文革勢力，是在為哪一種政治勢力做鋪墊？”這第五個疑問，也是許多人都曾經產生過的疑問。的確，有著高度洞察能力的毛澤東既然已經意識到會有人在他百年之后徹底地否定文革，那么毛澤東為什么不在其生前大力扶植文革勢力，而卻反其道而行之，不斷地打壓文革勢力。難道毛澤東不想保住文革的巨大成果嗎？肯定不會，那么毛澤東之所以要這么做，一定是有其深遠的考慮的。　　

從鄧小平竟然在毛澤東對其寄予了如此厚望并對其如此善待和重用且毛澤東還依然健在的情況下，不僅仍然公開表露出了要徹底否定文革的意圖，而且還敢于進行公開對抗的這種表現上，毛澤東不僅已經意識到了他親自發動的這場文革將在他身后一個很短的歷史階段內必然會面臨失敗，而且更意識到了如果在自己的生前不能將此事處理妥當，那么在自己離去之后，不僅文革的力量將會被斬盡殺絕，而且中華民族還必將陷入滅頂之災之中。因此，做為政治家、思想家，做為軍事家、戰略家，做為哲學家、理論家，且具有超強的邏輯思辨能力、具有超強的政治敏感性、具有超強的斗爭藝術的毛澤東不得不為中華民族做長遠的戰略安排了。　　

文革之所以會必然失敗，就是因為傳統的勢力過于強大且頑固而文革的力量又過于弱小。面對力量強大而且又非常頑固的傳統勢力，毛澤東清楚地知道，文革期間，文革力量自恃手中握有真理，雖然對傳統力量進行了一輪接一輪的“文斗”，但卻沒有從根本上改造傳統勢力。傳統勢力之所以沒有進行大規模的公開反抗，并不是由于文革的力量有多么強大，而是忌憚于自己的巨大威望，而只要自己離去，傳統勢力必然會依仗手中所掌握的真正實力，對文革力量展開“武斗”。而到那時，文革力量由于自己堅定的革命意志和道德潔癖，又決不會向傳統勢力妥協，因此必然會被傳統勢力斬盡殺絕。而且一旦出現了這樣的局面，傳統勢力不僅會聯合起來對文革力量進行斬盡殺絕，而且他們自己也必然會在將文革力量斬盡殺絕之后，為了爭權奪利而展開激烈地廝殺。到那時，中國就不僅僅是出現資本主義復辟的問題了，而是中華民族將再次上演軍閥混戰的慘劇。因此自己一旦處理不好，那么這種局面就一定會出現。在自己尚且健在的情況下，竟然都能發生像 “武漢七·二0事件”、“青海趙永夫事件”等這樣公然使用武力對抗文革的事，那么自己一旦離去，誰又能降服得住那些驕兵悍將。　　

對于傳統勢力，大氣磅礴的毛澤東如果是為了自己，那是決不會向他們屈服的。但是為了中華民族，毛澤東就只有選擇暫時退卻了。盡管傳統勢力已經表露出了嚴重的腐化墮落傾向，但這些人畢竟是從戰爭時代的槍林彈雨里走過來的。在美國和蘇聯虎視眈眈地注視下，在中華民族的外來威脅還沒有徹底消除的情況下，兵還要靠他們帶，國還要靠他們守，而這些卻是文革力量做不到的。而且傳統勢力中的這些人畢竟還是曾經為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自由奮斗過的，畢竟在其身上還存在著一定的黨性，而且在事實的教育下，他們也終究會徹底醒悟的。從后來所發生的一些情況看，毛澤東的判斷的確是十分準確的，像陳云、王震、薄一波等一些當年的改革先鋒和中堅人物，在事實的教育下，都徹底地醒悟了過來，王震就曾經深情地說：“毛主席比我們早看了五十年。”　　

對于文革力量，毛澤東不僅是充滿了信任，而且更是寄托了無限的期望。但是，在自己再也沒有時間對傳統勢力進行教誨以使他們醒悟過來的情況下，在文革力量還不能在自己的生前迅速成長壯大起來以取得與傳統勢力能夠進行抗衡的情況下，在人民還沒有徹底覺悟的情況下，毛澤東只能用由自己將文革力量打壓下去，從而使他們在自己身后由于失去對抗傳統勢力的力量而只能放棄對傳統勢力的抵抗而才能避免殺身之禍的辦法，來對他們進行最后的庇護了。正是由于傳統勢力不僅十分強大，而且還非常頑固，而為了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在自己已經沒有時間再對他們進行教育而且又不能對他們采取其他措施的情況下，毛澤東才對江青和所有的文革力量發出了這樣的警示：“我死了，看你怎么辦？”“你們怎么辦？只有天知道。”在英雄遲暮的時候，毛澤東說出這樣的話，不僅僅是只關心與自己鞍馬相隨、生死與共的妻子和戰友的未來命運，更不僅僅是只關心中國無產階級的未來命運，而是在關心整個中華民族的未來命運。對文革力量在自己身后將會面臨怎樣的命運，其實不僅天知道，而毛澤東自己也知道，所以毛澤東才不得不對他自己培植起來的文革力量進行打壓。從表面上看，毛澤東是在對他自己培植起來的文革力量進行打壓，而實際上，毛澤東這是在對文革力量進行最后的保護，是在為無產階級積蓄力量做準備。在文革力量還不能在自己的生前迅速成長壯大起來，在文革力量還不能徹底戰勝傳統勢力的情況下，這實在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假如文革力量中有人具有林彪或是鄧小平那樣的資歷和巨大威望，那么毛澤東之后的中國歷史也就不會這么曲折復雜了。這不僅是沒有辦法的事，而且還可能是中華民族難逃的歷史宿命。后來的歷史發展證明了毛澤東的這種做法雖然無奈，但也確實是英明。正是由于文革力量主動放棄了抵抗的想法和行動，傳統勢力才失去了對文革力量進行進一步殘酷鎮壓的借口。雖然后來文革力量都被打成是“三種人”而遭到了徹底地清算，但終究還是大部都活了下來。文革力量的忍辱退讓，盡管導致了后來全中國到處都充滿了穢雨污風，但畢竟沒有造成中華民族再次面對血雨腥風。　　

直到歷史走到了今天，人們方才懂得了毛澤東當年的良苦用心。從短的歷史階段看，文革確實是失敗了。但是，由于往往會發生經常性的反復是事物的內在規律。所以，只有經過挫折，人們才會成熟起來。正是由于短期的失敗，人們才體會到了文革的意義。只有經過反復，才能凸顯出文革的巨大作用。　　

在《毛澤東給中國留下的五個永久性疑問》一文中，作者在提出了上述五個疑問同時，還提出了這樣兩個極為重要的問題：毛澤東在臨終之前，對他親手所創的中國社會主義制度表現出異常的不安和不滿。毛澤東在文革后期的這些行動還是讓人們產生了疑問，永久的疑問：文革失敗后的中國應該向何處去，對此毛澤東在臨終前想做什么樣的安排？　　

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確實是毛澤東親手所創，但毛澤東親手所創的只是我國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如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治協商制度、民主黨派共同參政議政制度和黨的一元化領導制度等。但是，這些基本制度只是確定了我國的社會性質和國家的基本框架，而國家的正常運轉還必須要制定完善的具體制度。而就是在制定具體制度的過程中，卻被人將不少的私貨塞入了其中，像從蘇聯學來的行政首長負責制、八級工資制等，而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軍銜制和行政級別制了。如果說在軍隊中實行軍銜制還有一個便于指揮的理由，那么在黨政機關干部中實行表面上沒有任何標識的行政級別制，則純粹是為了便于進行利益分配了。在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根本宗旨和沒有自己任何特殊利益的共產黨里進行利益分配，這實在是有違共產黨的根本宗旨。然而，雖然毛澤東以拒絕接受大元帥軍銜這樣的方式對此表示了強烈地反對，但在大多數人的一致強烈要求之下，毛澤東最終也不得不違心地同意了大多數人的選擇。盡管毛澤東違心地同意實行這樣的制度，但是毛澤東卻時刻不忘一旦條件成熟，便對其進行徹底改造。所以當文革之前的一九六五年賀龍提出取消軍銜制的建議之后，毛澤東立即就欣然同意了。沒有了軍銜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依然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珍寶島之戰，沒有軍銜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照樣將強大的蘇軍打得心驚膽顫。而所謂的行政級別制，在文革發動起來之后，也就自然死亡了。　　

 文革期間，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治協商制度、民主黨派共同參政議政制度和黨的一元化領導等不僅沒有被廢止，而且還得到了加強。尤其是文革時期的人民代表大會，那才是真正的人民代表大會，而不是“大人”代表大會。從毛澤東親手所創的這些我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在他的生前始終在得到貫徹執行上看，毛澤東并非是對他親手所創的我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感到不安和不滿，而讓他感到不安和不滿的是某些人制定的完全背離了我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那些具體的規章制度。所以毛澤東才發動了文革，對其進行了全面的改造。                                          　　

關于文革失敗之后中國向何處去的這個問題，毛澤東在他臨終之前不僅為他身后的中國作出了一個最佳的安排，而且同時更為中華民族的長遠發展指明了一個極其正確的方向。　　

鑒于文革無法挽回的必然失敗結局，英雄遲暮的毛澤東在竭力維護中國無產階級利益的同時，又站在維護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高度上來考慮，沒有將權力交給唯一能夠繼承他的遺志的文革力量手中，而是指定了一個政治立場并不十分鮮明、而且個人能力也不強的人作為自己的繼承人。由于此人的政治立場不鮮明，而且個人能力也不強，所以不僅能為國內各種力量所暫時接受，而且將來即使是哪一派想取代他，也不會由于勢均力敵而且立場又嚴重對立從而給中華民族造成無可挽回的災難。　　

在對自己身后的中國做好了具體安排的同時，毛澤東還為中華民族今后的生存和發展指明了具體的辦法。如果我國的社會主義這項偉大的事業能夠繼續下去，那真的就是天佑中華；如果我國的社會主義偉大事業遭到了背叛，中國出現了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復辟，那么中國人民就會通過前后的對比，認清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復辟的危害，從而發揚文革中所大力倡導的造反有理和“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犧牲精神與無畏勇氣，團結一心，凝聚成強大的力量，鏟除資本主義復辟。只要火種不熄，那就一定會照亮中華民族的未來。今天，中國社會的現實已經踐行了毛澤東預言的前半段。那么，中國人民在毛澤東思想的引導下，今后還將會用具體的實際行動，去踐行毛澤東預言的下半段。　　

今天，面對重新陷入危機之中的中華民族，許多人都在盼望著能夠燃起一場沖天大火，使中華民族能像涅槃的鳳凰那樣，獲得浴火重生。的確，目前的中華民族確實需要燃起一場能夠驅散陰霾的沖天烈火。但是，這場烈火只能是給中華民族帶來溫暖與光明的毛澤東思想之火，而不是原子彈爆炸的烈焰，否則，中華民族就不是浴火重生，而是玉石俱焚了。　　

附文：
毛澤東給中國留下了五個永久性疑問 三十年無人能答

http://www.21cn.com/weekly/2009/04/28/6207441.shtml

　　毛澤東給中國留下了五個永久的疑問,上世紀末，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由盛到衰，資本主義因此而甚囂塵上，使我等普通百姓感到迷惘和沮喪。社會主義的理想確實令人向往，沒有壓迫，沒有剝削，大家地位平等，社會分配公平，我等普通百姓舉雙手擁護這種制度。

　　這么好的制度為什么會衰落呢，是因為它不能創造比資本主義更高的生產力嗎？它是一種無效率的社會制度嗎？不是的，我國從1952年至1986年國民收入增長了7.9倍，改革開放后國民生產總值翻了兩番，比任何一個國家發展都快。 　

　　對社會主義目前的狀況，毛澤東預見到了，并提前回答了這個問題。

　　毛澤東在臨終之前，對他親手所創的中國社會主義制度表現出異常的不安和不滿。在1975年2月至1976年1月文革后期，他反復指出："社會主義有沒有階級斗爭？斯大林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大錯誤。列寧則不然，他說小生產每日每時都產生資本主義。列寧說建設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為了保障資產階級法權。我們自己就是建設了這樣一個國家，跟舊社會差不多，分等級，有八級工資，按勞分配，等價交換。"社會主義搞了二十多年"跟舊社會差不多"？毛澤東的這個論斷讓人震驚。鄧小平1981年6月曾說："這里要批判的是另一個問題，就是列寧關于小生產每日每時大批地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這一段話的誤解或教條化，搬錯了。"我國的改革從農村家庭聯產承包開始到現在的事實證明，毛澤東對列寧的理解是準確的。

　　更令毛澤東不能容忍的是黨的高層干部："做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的利益。他們有了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文化大革命的重點是整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文革搞了近十年了，毛澤東還在說走資派還在走，可見，毛澤東對文革的成果是相當失望的。

　　資本主義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它是建立在人類自私本性基礎上的，人的行為永遠受經濟利益的驅使和控制，人既"經濟人"。社會主義的興起也有其合理性，它是建立在人類不僅自利而且離不開他利的社會屬性上的，人的行為永遠受社會利益和社會關系的協調和制約，人既"社會人"。在這兩種制度中共同存在的東西是商品經濟。這就是毛澤東說"和舊社會差不多"的來由。美國學者施拉姆指出，在毛統治中國后期，他對經濟發展的后果表現出愈來愈多的憂慮，雖然毛斷定，進城后總的來說是正確的，但他對現代化及經濟發展重要性的態度是非常含糊的。

　　毛澤東不是不想發展經濟："我國的生產力比較落后，而由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最根本的前提就是生產力的發展。" 毛澤東也不是不懂經濟，恰恰相反，毛澤東事實上已經創建了區別于任何經濟理論獨特的經濟理論體系，開創了博大的社會主義人本經濟理論體系的先河。不少國內外企業運用毛澤東經濟管理理論取得了不菲的業績。毛澤東從來不懷疑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巨大推動力，不懷疑社會主義一定能夠創造比資本主義更高的生產力。
　　毛澤東曾斷言：社會主義經濟必須是商品經濟。他指出"中國的經濟，一定要走'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的路，決不能是'少數人所得而私'，決不能讓少數資本家少數地主'操縱國民生計'，決不能建立歐美式的資本主義社會，也決不能還是舊的半封建社會。"毛澤東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商品經濟之間劃定了界限："在社會主義社會，商品雖然還有兩重性，但是由于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建立，由于勞動已經不是商品，社會主義商品的兩重性已經不同于資本主義商品的兩重性。"簡言之，所有制和勞動的性質是區別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分水嶺。但是，資本主義對商品經濟有著天然的親和力，在這里，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同義，容易得到發展；而社會主義對商品經濟在范圍和程度上要給以約，商品交換主要是國家同農民之間的交換，不然會改變所有制和勞動的性質，導致資本主義復辟，所以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是不完全的市場經濟，出現了諸如農業剪刀差、分配上的平均主義、體制上的官僚主義等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弊端。這就使毛澤東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設計上遇到了他自己難以破解的難題。

　　毛澤東不無憂慮地指出："在我國，雖然社會主義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說來，已經基本完成，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余還是存在，資產階級還是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改造。階級斗爭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斗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戰勝誰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 這個話他反復講了多年。他對此類問題的反復強調表明，社會主義可能衰落的陰影在他的頭腦中揮之不去，資本主義在中國卷土重來的擔心隨著他的衰老與日俱增："全世界一百多個黨，大多數的黨不信馬列主義了。馬克思、列寧也被人打得粉碎了，何況我們呢？”

　　毛澤東深知社會主義的脆弱性，為鞏固社會主義制度，他不惜冒著身敗名裂的風險發動了文化大革命："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而文革的結果令毛澤東深感失望。從林彪跑掉之后，是他最先開始對文革進行反省，說文革是"全面內戰"，要求給予文革"三七開"。他的這些自責，堵了全面肯定文革那些人的嘴。可以說，沒有毛澤東的自責就沒有以后鄧小平對文革全盤否定。鄧小平只把毛澤東的話改了一個字"全面內亂"就順勢否定了文革。在那個時候，唯有鄧小平更了解毛澤東，鄧小平清楚，不借毛澤東的力量是辦不成任何事情的，而毛澤東似乎也有意無意的幫了鄧小平的不少忙。在毛澤東去世后，沒有任何職務的鄧小平比任何人都顯得胸有成竹。

　　毛澤東在文革后期的一些行動是令人諱莫如深的：

　　為什么他不順勢而動，在九大報告中提出發展生產？

　　為什么他急于要緩和和"美帝"的關系，向西方國家打開了國門？

　　為什么他一直對鄧小平割舍不下，一邊說"走資派還在走"，一邊還賦予其極高的權力和地位？

　　為什么他閉口不談文革的結束時間，卻要求鄧小平來為文革做總結？

　　為什么他在臨終之前不斷打壓他自己培植起來的文革勢力，是在為哪一種政治勢力做鋪墊？

　　做為毛澤東思想的創建人，做為政治家、思想家，做為軍事家、戰略家，做為哲學家、理論家，人們不會懷疑毛澤東的邏輯思辨能力，不會懷疑毛澤東的政治敏感性，不會懷疑毛澤東的高超的斗爭藝術。但是，毛澤東在文革后期的這些行動還是讓人們產生了疑問，永久的疑問：文革失敗后的中國應該向何處去，對此毛澤東在臨終前想做什么樣的安排？

　　毛澤東留下的疑問三十多年來沒有人給過像樣的回答，這些問題也許只有在經過特定的歷史變動后，才能夠讓人們恍然大悟。毛澤東是革命的現實主義者，同時又是理想的超現實主義的預言家。誰都想了解毛澤東，誰都能評論毛澤東，誰都又說不清毛澤東，這正是毛澤東的精彩之處。我等百姓特別喜歡搜集那些攻擊毛澤東的資料，只有從那些詛咒毛澤東的叫囂中才能真正感覺到毛澤東是屬于我等普通百姓的，才能真正體會到他非凡和正確，同時也能看到詛咒者的渺小和猥瑣。歷史可以相似，但決不會重復，歷史可以描繪，但決不能再造。不是有人要對毛澤東進行清算嗎？毛澤東的光彩還沒有完全被歷史打磨出來，還需要時間，拂去蒙在毛澤東身上的塵土，還毛澤東的本色，毛澤東將更加大放異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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